人口计生工作分析范文第1篇
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解决就业问题。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家庭化趋势是人口流动的新特征。
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建筑、商业、饮食、环卫等行业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做出了贡献。
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地务工经商获得的收入，成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流动人口在务工经商的过程中，获得各种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为农村地区培养和储备了人才。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城市数量从1992年的517个增加到2000年的663个;镇从1992年的10587个增加到2000年的20312个。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由1990年的26.23%提高到2000年的36.0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人口计生工作分析范文第2篇
摘要：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构成复杂，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提供了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思路，为制定我国人口政策提供依据，使人口结构的改善与经济发展协调统一起来。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人口政策 经济发展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内容
两个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
两个假定：如果人口不受到抑制，将会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却只能以算术级数率增加。（1）
两个抑制：现实抑制，对已经出生的人口施加限制，增加死亡率，抑制人口增长使物质资料与人口之间保持平衡；道德抑制是指通过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措施来降低人口出生率，阻止人口增加。（2）
（二）、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评价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预示了人口发展的方向，但没有考虑人口增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人口增长不受到抑制的例子，因此两个级数是否准确也无从考证，该理论仍具有很大的缺陷。
两个抑制作为平衡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增长的因素是合理的。而且，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人口增加与土地资源增加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是存在的。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从主客观两方面指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法。
二、我国人口的发展及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分析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背景及历程
人口增长不仅受政策的影响，还受到人口发展自身规律的作用，更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3）
1954年11月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为 601938035人，大大超过中国人口数量为四万万五千万的固有观点。（4）马寅初在《新人口理论》中写道：从累计资金和加速累计资金的角度，从保证工业原料的供应、促进科学研究、保障粮食供应等等角度提出了中国应该实行计划生育， 控制人口增长。1971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被写入了我国宪法，为控制人口提供了法律保证。1980年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二）、计划生育制度的作用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变化。图1、图2对比显示了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前后我国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前，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达到了30‰以上；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经历一番波动后持续降低，并在1998年之后一直低于10‰。这些都说明计划生育制度对于人口的控制的作用明显，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缓和，国家对人口的调控作用明显。
（三）、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
1、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2001年——2009年工业在我国GDP中的所占比重一直在40%左右浮动，第二产业仍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部分。而人口红利对第二产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高达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这表明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新生人口逐年减少，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与之对应的人口红利也在减少。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性别比例失调。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显示大陆男女性别比为105.20：100，（以女性人口为100），人口比例的不协调也最终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三、结语
重新审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处理我国的人口问题很有借鉴意义，为我国人口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有利于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与人口两者的关系，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祝和中译
（2）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邬沧萍、谢楠《1980—2010 中国人口政策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4）杜丽群《中国的人口现状与对策分析基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新思考》
（5）《中国人口年鉴》1995、2010
人口计生工作分析范文第3篇
排名 地区 面积(万平方千米)人口数量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人数)
1澳门 25.4平方千米55.23万21744
2香港 1101平方千米709.76万6447
3上海 0.632301 91483654
4北京 1.681961 23681167
5天津 1.131293 82241144
6江苏 10.267865 9903766
7台湾 3.62316.2643
8山东 15.389579 3065623
9广东 1810430 3132579
10河南 16.79402 3567563
11浙江 10.25442 6891534
12安徽 13.975950 0510426
13河北 18.777185 4202382
14重庆 8.232884 6170351
15湖南 21.186568 3722310
16湖北 18.595723 7740308
17福建 12.133689 4216304
18辽宁 14.594374 6323300
19江西 16.74456 7475267
20海南 3.4867 1518255
21山西 15.633571 2111228
22贵州 17.63474 6468197
23广西 23.64602 6629195
24陕西 20.563732 7378182
25四川 48.148041 8200167
26吉林 18.742746 2297147
27云南 38.334596 6239120
28宁夏 6.64630 135095
29黑龙江 45.483831 222484
30甘肃 45.442557 525456
31内蒙古 118.32470 632121
32新疆 1662181 333413
33青海 72.23562 67227.8
34西藏 122.8300 21662.5
人口计生工作分析范文第4篇
【摘要】三都县是全国唯一一个水族自治县，是典型的水族文化区。三都属于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主战场。本文通过对三都县建档立卡农户与实地调查分析发现，“缺资金”与“缺技術” 的致贫因素分别占49%与15%，此现象与其文化心理特点有一定关系。本文针对以上原因，从文化心理角度出发，认为教育帮扶、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易地扶贫搬迁及兜底保障是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三都；文化心理；帮扶
基金项目：贵州省民族宗教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合同编号：黔民宗201802号）。*为本文通讯作者
前言
贫困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就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反贫困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最紧迫的行动之一。特别是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中国的反贫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学界再次掀起了贫困及反贫困研究热潮，且呈迅速上升的趋势。作为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贵州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等方面凝练出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典型经验，精准脱贫已取得瞩目成就。赤水市、桐梓县等15个贫困县分别于2016年与2017年通过国家验收，顺利实现脱贫摘帽。2018年退出的18个县于2019年3月迎接评估检查；三都县计划2019年退出，或将于2020年3月迎接评估检查。未脱贫摘帽的则是面临深山区、石山区以及民族地区等多重困难，其脱贫难度更甚，贵州的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阶段。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集中讨论了精准扶贫的内涵、对策路径、考核评估等主题，且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对策与路径方面，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路径（包括五个一批内容）都有较为详细的分析。但对于具有独特文化心理与现象的三都县来说，研究较为薄弱。为此，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出发，以三都县为例，分析民族心理在致贫方面的影响，以期为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提供参考。
一、三都县贫困现状
三都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处“月亮山、雷公山”两山腹地，东邻榕江、雷山，南接荔波，西接独山、都匀，北连丹寨，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县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辖6镇1街道、86个行政村5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约4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7.4%，水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7%，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63%以上。三都属于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主战场。201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6.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7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6元。
自2014年实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管理以来，经过动态调整后，三都县2015年建档立卡人口8.1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5.3%，为贵州省县域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第三。2018年，全县49个贫困村出列、2.54万贫困人口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66%，精准脱贫数据质量管理位居全省前列。但仍有部分地处偏僻与民族聚居区脱贫任务艰巨。通过近三年来的努力、缺技术、资金及交通条件落后等客观因素导致的贫困现象已有较大改善，但由文化心理导致的“贫困”（通常被认为是内生动力不足现象）仍面临较大困难。
二、三都县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分析
详细分析致贫原因是精准施策的前提，也是精准脱贫的关键环节之一。通过对全县建档立卡人口的分析，三都县建档立卡人口致贫原因主要有缺资金、缺技术、因学、缺劳动力以及交通条件落后等原因（见图1）。
（一）缺资金
在致贫因素中，最突出的是缺资金，占比高达49%，远高于黔南州平均值（33.64%）。通过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田野调查发现，这一现象或与其民族文化有关。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三都县聚集了全国90%以上的水族人口，代表了典型且独特的水族文化特征。水族的独特文化可从其节日窥见一斑。水族的节日种类繁多，地域交错，时间不一。除与周边地区相似度较大的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节日外，最独具水族文化特色的莫过于端节与卯节。
端节是在水历旧岁结束、新年开端之际过节，是水族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祭祀祖先、聚会亲友、预祝来年丰产的年节[1]。所谓端者，一年之两端，之开端，直至新年二月方结束，历时六十余天[2]。端节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历时之长，冠绝于周边之民族，故有“水族盛大节日”之称；卯节是水族另一个独特且重要的传统节日，主要包括祭祀、卯坡对歌与欢宴。水族过卯节的时间在水历的九、十月间（相当于农历五、六月）逢卯日举行（丁卯除外）。卯节分为四批过，以卯日过节，以辛卯日为上吉[1]。过完四批节日约需三十余天，同时也意味着时间与经济上的成本会相应较高。
在水族地区，虽有“过端不过卯”“过卯不过端”的现象，但这两个重要的节日均俱范围大、人数多、历时长等特点。端节与卯节具有祭祀祖先、庆贺丰收以及预祝来年丰收等功能，对水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节日活动有标记族群边界、强化族群集体记忆与构建水族社会运行规则等功能。但是隆重的节日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如筹备节日、接待亲朋好友、参与各种传统习俗活动等，更需要做好相应的物资准备。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持续时间长且如此隆重的节日会给家庭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不利于家庭财富的累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盛大节日必然会消耗掉不菲的财富与大量的时间。调查中发现，不少在外省务工的年轻人赶回来过节，除了往返所需费用外，还在节日期间与亲朋好友聚会花掉大部分积蓄。此外，还可能会因为请假回家过节而失去工作挣钱的机会。因此，在贫困识别时，部分家庭长期缺乏财富累积而易被识别为贫困人口，在进行致贫原因分析时，通常表现为 “缺资金”的原因。
（二）缺技术
“缺技术”是位居第二的致贫因素，占比达到15%。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交通闭塞，对外交流不便，导致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心理占主导地位，对新事物的接受较慢。因此，难以生产盈余产品的传统农耕是农户的主要经济活动，包括传统农作物种植与畜牧养殖。调查显示，单个农户在选择种植或者养殖业时，往往会选择技术难度低市场风险小，而非利润高的品种。这些选择偏好反映农户在承担市场或者技术风险的能力不足以抵消对新技术的畏难心理。因而从致贫原因分析中就可以得出，部分农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但是由于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农耕活动而导致收入偏低，被归为“缺技术”类别。
（三）交通条件落后
虽然贫困通常是自然与人文环境综合的结果，但“交通条件落后”“因灾”或者“缺土地”等原因多与自然环境有关。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较高，对于地区经济处于贵州省中下游的山区县来说，无疑是一个较大的难题。况且，自然环境与贫困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相互依赖与强化的过程，表现在贫困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一个结果或贫困人口是生态环境退化受害者[3-13]。换言之，恶劣的自然环境会导致贫困的发生或加深贫困的程度，而贫困也会加剧自然环境的恶化，二者不仅相互依赖且有强化效应。为此，易地扶贫搬迁将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四）内生动力不足
长期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使农户对现代社会的商业价值观念不强，对金钱与财富的观念与工业社会有一定的差异。从“他者”的角度看，这种差异或者民族文化心理通常会以“内生动力不足”或者“懒惰”而导致的物质贫困现象出现。因为贫困人口的识别通常经由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等组成的“他者”队伍，通过一系列标准化程序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住房安全、基本医疗保障、义务教育保障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此外，“因病、因残”“缺劳动力”等原因是需要政府兜底保障的主要群体之一，也是各地比较普遍的致贫原因，在此不做详细分析。
三、三都县脱贫路径分析
“六个精准”与“五个一批”是当前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与主要路径，通过全社会的努力，中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脱贫成效。但是对于一些独特文化圈来说，帮扶难度依然很大。在基于其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分析致贫原因的文化背景，实施“五个一批”战略，更易达成精准脱贫目标。文化心理体现在一个民族或社会所坚持的道德标准与共同价值取向，是其社会文化存在的直接反映，并由此而影响到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对社会存在方式、生产方式和主体的实践方式具有依赖性，且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较大稳定性[14]，其稳定性具体表现为地域性、地区性和民族性[15]。要想从“他者”认定的角度去改变十分困难。根据致贫原因，逐层分析民族文化心理特点有利于做到因户施策、精准脱贫。
（一）教育帮扶是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民族聚居区，“扶贫先扶志（智），扶志（智）先通语”是基层干部在帮扶工作中最深刻的感受。民族聚居区多为深山密林地带，自然条件较差或者与交通不便等因素影响了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使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心理占据了主导地位，易形成自己较为独特且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对此，在精准脱贫的“五个一批”中，教育无疑占据最核心的地位。教育帮扶是一个长效的系统工程，针对不同族群应有与其文化心理相适应的帮扶体系。教育涉及到语言沟通能力、劳动技能以及内生动力等方面。
语言文字是对外交流的基础，也是事关脱贫成效的关键。由于语言交流障碍，这些群体极易产生自我封闭的贫困文化圈，愈加害怕与外界交流进而导致自卑心理的心理特征。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导致贫困文化而代代相传[16]。语言文字以及沟通能力培训是基础、技能培训是手段、全民素质教育是目的。只有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有一定的生产技能与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真正实现摆脱贫困，自我发展。要注重贫困者的文化知识、心理素质、思想觀念等的培养提高。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逐步引导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斩断人们与贫困文化的联系，培育他们的现代人文精神，从而从根本上挑战贫困，不断创造新生活[17]。因此，充分利用县域各部门资源，加强村级双语培训、实用技能培训，是解决短期收入不高的重要手段；加大对贫困家庭中小学、高职、大学等的扶持力度，是根除贫困、实现小康的长效手段。
（二）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
产业帮扶是所有贫困地区都在大力实施的一项措施，也是提高收入最有效的办法。贵州省各区域都根据本区域的自然环境，发展各种涉农产业，三都县也可借鉴水城县的“三变”模式引入农投公司，因地制宜地发展第一产业。但是在本研究中，笔者根据致贫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基于文化的产业发展值得探讨。Baulch通过对东亚、东南亚少数民族民族贫困问题的研究，认为要实现全球3亿少数民族人口摆脱贫困，必须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社区谋生发展计划，将文化自我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18]。对于三都的水族聚居区而言，可借鉴雷山县西江镇的发展模式，将水族的端节与卯节影响范围广、参与人数多以及持续时间长等原本对农户经济不利的特点，开发成为水族文化展演的文化旅游产品。更好地把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帮助少数民族的脱贫致富有机结合起来[19]。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既可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增加农户的收入或缓解农户节日经济负担。
（三）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环境-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对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深山区、石山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将分散与偏远的贫困人口集中安置在生产、生活条件更好的集镇或者县城，不但可以解决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的问题，更有利于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此外，对于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需要通过实施社会兜底保障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制定符合其文化特点的政策保障体系，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共同参与到反贫困中，为彻底摆脱贫困，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政策、资金保障。
四、结论与讨论
三都县的致贫原因分异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为了标记族群边界与强化集体记忆，节日活动成为其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节，对单个农户经济有一定的影响，被识别为“缺资金”的现象突出。长期的传统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意识不强，经济活动偏向于风险低而非利润高的品种。导致新技术的使用与推广相对缓慢，被识别为“缺技术”的比例较大。环境/贫困互动关系在县域经济较低的区域更为凸显。为此，笔者认为，教育帮扶是解决“缺技术”“内生动力不足”以及其他致贫原因的终极方案；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是有效缓解农户经济压力的重要途径；社会兜底保障与易地扶贫搬迁可作为精准脱贫的底线保障。
但是，依然还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是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度”不易把握。端节与卯节都涉及到祭祀活动，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如何在开发利用的同时能保护且传承其核心文化价值，不至于过度消费水族的節日文化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其次是村寨自我调适能力。面对现代新事物的大量涌入，原有的村寨结构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村寨的自我管理与调适能力将决定能否成功。因为驻村帮扶力量最终会消退，村寨的未来与发展的决定权最终还是由村寨自己掌握；第三是资金与政策保障问题。在本文未重点探讨的“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劳力”与“社会兜底”因素中大部分都需要大量资金作保障，如何筹集资金并且在政策上完成这些基本保障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潘朝霖，韦宗林.中国水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414
[2]覃世琦.水族端节仪式、功能与变迁微探[J].贵州民族研究，2010（6）：39-45.
[3]但文红，彭思涛，王丽.基于贵州劳动力充分就业估算的石漠化地区粮食安全研究[J].贵州农业科学，2011（2）：205-209.
[4]罗娅，熊康宁，龙成昌，等.贵州喀斯特地区环境退化与农村经济贫困的互动关系[J].贵州农业科学，2009（12）：207-211.
[5]黄启学，凌经球.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贫困农民可持续生计优化策略探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5）：30-37.
人口计生工作分析范文第5篇
摘 要：在现实需求与客观制度障碍交织的困境下，将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模式作为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的过渡形式是目前较为理想的选择。通过对四川省泸州市农民工社会救助现状进行调研后发现，当前农民工获得制度性救助状况、对社会救助的了解与评价状况都不甚理想，其对于社会救助的期盼也折射出当前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弊端。为此，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模式，需要改革现行社会救助政策，创新社会救助管理机制，健全需求表达与合作帮扶机制，完善社会救助保障机制，推行精准救助并强化救助评估和监管机制。
关 键 词：农民工；社会救助；城乡一体化
收稿日期：2016-01-20
作者简介：王飞（1985—），男，四川隆昌人，四川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讲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农民工问题。
一、研究现状与缘由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较为完善，理论体系也比较完备，其理论研究通常是置于福利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的。尽管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比较完善，但也没有忽视发展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迄今为止，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救助制度仍发挥着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社会救助差距并不明显，各国都普遍实施了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1]同时，这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未形成独特的农民工群体，因而国外鲜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社会救助的研究。
国内对社会救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的概念界定、内涵、分类、发展趋势、国外经验分析、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等方面。建国后实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社会救助体系呈现条块分割的特点，由此也缺乏统筹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2]社会救助主管部门和研究者普遍认为，目前，城乡二元社会救助制度难以妥善解决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的社会救助问题，致使当前的社会救助制度颇受诟病。于是，学者们一致呼吁改革现行二元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实践部门和学界对于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实行统一的制度与规定和统一的管理与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争论。[3]基于此，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应该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例如：从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角度来看，给予所有公民提供社会救助，是国际人权公约的重要内容，从维护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救助体系也是应该的。[4]其二，主张城乡间应有所区别，但应逐步过渡为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制度。如郑功成所言，现阶段中国还不具备建立统一的社会救助体系的客观条件，不宜将构建一体化的社会救助体系作为制定现实社会救助政策的出发点，可以将这一内容作为今后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目标。[5]肖艳辉也认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救助水平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只能逐步过渡。[6]虽然学界对于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的时机与路径尚存分歧，但对这一发展目标持同一观点，很多学者都认为应采取过渡形式，逐步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根据我国当前的社会救助政策，农民工在城市寻求社会救助有一定的难度，他们可寻求的社会救助渠道只能是当地政府部门，但这对于长期外出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而言，返回家乡申请社会救助又存在诸多障碍，由此使其难以获得社会救助。笔者认为，在目前难以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和广大农民工迫切需要社会救助的形势下，有必要先行建立农民工社会救助模式，以帮助农民工摆脱困境。
近年来，有关农民工未能获得社会救助而深陷困境的事件屡见报端。2012年11月30日，河南杞县农民工刘红卫在郑州中州大道一立交桥下，因饥病交加抢救无效死亡；2013年12月6日，北京“井族”在下水道里蜗居20余年的“苦难人生”被新闻曝光；据《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5）》显示，仅有14%的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与雇主或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全国600万尘肺病农民工中，绝大部分因无劳动合同难以得到赔偿与救助而深陷“绝境”……这一系列事件都“拷问”着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制度。当前，我国城乡社会救助政策的对象主要是本地居民，即通常只能向户籍所在地政府部门申请救助，而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当其陷入困境时难以获得城市社会救助。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在城市中极易遭遇风险，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普遍较低，构建城乡一体化视域下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模式，更能体现人文关怀，让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完善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这些均为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模式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二、农民工社会救助现状——
基于泸州市的调查分析
（一）样本概况
为了解当前农民工社会救助状况，课题组于2015年5月采取自制调查问卷的形式，在相关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通过接访和入户的方式对在泸州市城市社区务工和居住的农民工做了问卷调查，共向农民工发放400份问卷，收回352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8.0%。课题组主要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婚姻状况等方面了解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具体情况参见表1。
（二）农民工社会救助状况
课题组主要从农民工接受救助、对社会救助的期盼与评价三个方面了解农民工社会救助的现状（参见表2）。从表2项目1-6可见，农民工在需要救助时，其获得来自政府、老板/单位、亲戚、朋友/老乡、妇联组织和慈善组织的帮助情况分别为：43.7%的农民工获得过政府帮助，39.0%的农民工获得过老板或单位的帮助，75.8%的农民工获得过亲戚帮助，74.6%的农民工获得过朋友或老乡帮助，36.8%的农民工获得过妇联组织的帮助，仅有22.2%的农民工获得过慈善组织的帮助（此处及后文所涉及的调查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则均由表2各项目中“非常不符合”与“比较不符合”的数据相加、“非常符合”与“比较符合”的数据相加所得）。
从表2项目7-18可见农民工对于社会救助的期盼状况。对于不同类型社会救助的需求状况为：62.3%的农民工希望在其失业时得到就业方面的帮助，60.5%的农民工希望在穷困时得到生活方面的救助，79.1%的农民工在遭受灾害时希望获得灾害救助，82.5%的农民工希望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获得维权帮助，82.8%的农民工希望在其遭遇大病时获得医疗救助，78.7%的农民工希望在穷困时得到住房救助，79.3%的农民工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教育方面的帮助。当有需要的时候，农民工对于帮助他的主体的期盼为：83.1%的农民工希望获得妇联组织的帮助，74.7%的农民工希望获得老板/单位的帮助，58.6%的农民工希望获得慈善组织的帮助，83.2%的农民工希望获得政府的帮助，91.8%的农民工希望获得亲友的帮助。
从表2项目19-27可见农民工对于社会救助的了解和评价状况。仅有11.9%的农民工知道社会救助站的位置；当其穷困时，认为自己能在城里和老家获得救助的农民工分别为26.8%和27.1；有救助需求时，仅有18.4%的农民工知道向哪个政府部门求助；仅有22.4%的农民工认为社会救助对需求者的帮助力度大；分别有67.1%、65.9%、65.9%的农民工认为申请救助需要提供太多材料，流程太繁琐，而且会花费太多的时间；72.2%的农民工希望有个地方能集中办理救助申请。由此可见，农民工对于社会救助的了解状况不甚理想，对能获得救助的期望较低，对申请救助满意度较低，而对于类似于政府服务中心集中办理申请的期望很高。
（三）当前的社会救助体系在救助农民工方面面临的问题
⒈社会救助需求强烈且类型较多。从需求类型看，农民工对于遭遇大病医疗救助的需求最强烈，这也反映出农民工对于大病风险的抵抗力很弱，透露出农民工对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隐忧；农民工对于就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的需求最低，应该来自于只要其具备劳动能力或通过自身努力就能获得谋生的机会，因而对这两项的风险抵抗力相对较强；农民工对于教育救助、司法救助和住房救助的需求依次居中。与曾经获得帮助经历密切相关的首先是农民工对于获得亲友帮助的愿景最强烈，对获得慈善组织帮助的需求最弱，其次是希望获得政府和妇联组织的帮助。可见，农民工对于社会救助需求较为强烈且需求类型较多，但当前社会救助体系难以有效满足其需求。
⒉救助资源较为分散且缺乏合作。农民工在需要救助时，获得的帮助主要来自于非制度性的亲友，而获得来自政府等制度性的外在救助则较少；在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中，非制度性社会支持网络在发挥主要作用，比较缺乏制度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原因在于：社会救助类型主要包括生活、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和法律等，而负责这些救助的政府部门涉及民政、卫生、教育、人社、住建和司法等部门，由此使得社会救助资源较为分散，加之各个部门缺乏紧密合作，难以有效整合有限的救助资源，进而难以有效救助处于困境中的农民工。
⒊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之间缺乏衔接。由表2项目20-21可知，不足三成的农民工认为自己能在城市或老家获得政府的社会救助。在当前城乡二元社会救助制度下，农民工游离于城乡之间，向其务工所在城市政府申请社会救助最为便捷却难以获得救助，因为政策规定是向其户籍所在地的家乡政府部门申请社会救助，但申请过程繁琐且成本高昂。换言之，城乡二元的社会救助体系之间缺乏有效衔接，致使广大农民工难以获得社会救助。
⒋社会救助程序繁琐且救助乏力。由表2项目22-27可知，绝大部分农民工认为当前社会救助制度的救助流程过于繁琐，申请社会救助成本过高。一方面，农民工的工作较为繁重且工作时间较长，节假日较少，而且缺乏社会救助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社会救助程序繁琐且分管的政府部门较多，因此，在申请社会救助过程中需要向不同的政府部门提供大量资料，完成整个救助流程需要耗费较多时间、精力和金钱。此外，即便农民工克服重重困难获得救助，但受制于有限的救助力度和水平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救助效果。
三、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民工
社会救助模式
在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战略过程中，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体系，必须对当前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进行改革，构建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救助模式，以便精准救助符合救助条件的农民工，让农民工共享社会改革发展成果。
（一）创新社会救助管理机制
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模式，切实有效地满足农民工的社会救助需求，首要之举便是改革当前社会救助管理机制，通过逐步推行分层分类管理、建立新型管理格局和创建社会救助管理服务中心等举措创新社会救助管理机制。第一，政府应根据救助类型对社会救助对象进行分层分类管理，严格区分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专项救助，着力推广分类救助和差异救助。 也就是说，要根据农民工对于救助类型需求的轻重缓急逐步实施各类社会救助。首先，应大力提升医疗救助水平，有效降低农民工因患尘肺病等大病而致贫的风险；其次，应不断健全教育救助、司法救助和住房救助机制；再次，应完善就业救助和生活救助制度。第二，形成“政府主导，民政主管，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新型救助管理格局。通过整合资源、整合职能、整合制度，形成政府主导、民政牵头、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体系。[7]第三，创建社会救助管理服务中心，集中受理、办理社会救助申请。创建类似当前政务服务中心的社会救助服务中心，从主要负责社会救助的民政、卫生、教育、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司法和综合治理等部门抽调工作人员到社会救助管理服务中心办公，或者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社会救助管理服务中心，为农民工申请各类社会救助提供便利。例如：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为解决当地社会救助力量比较分散的问题，将救助内容分为生活、医疗、教育、就业、住房、法律、临时七类，分别由民政、卫生、教育、人社、住建、司法和综治七个部门牵头，整合其他配合协助单位的救助资源进行分类救助。借助新成立的社会救助管理服务中心将各相关部门有效衔接起来，此中心是社会救助统筹联动工作机制的中枢，负责统筹全区社会救助工作，将救助对象根据分层分类分解到七个部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健全需求表达与合作帮扶机制
为提升农民工获得救助的效率，应畅通农民工社会救助需求表达渠道，通过促成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紧密连接合作、政府与社会力量和城市社区合作、发挥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等途径健全农民工社会救助需求表达机制和相关主体合作帮扶机制。第一，畅通救助需求表达渠道。从对泸州市农民工的调查可知，农民工对社会救助的了解和评价状况不甚理想，为此，需要健全农民工社会救助需求表达机制。通过纸质、短信、网络等方式加强社会救助相关情况的宣传指导工作，加大普及力度，让农民工熟知申请社会救助的受理部门、地点、条件、程序等；依托电子政务系统，开通社会救助网络查询和申报服务业务，为农民工提供便捷的救助需求表达渠道。第二，促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紧密连接合作。将城乡社会救助体系通过网络链接，加强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合作，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帮助农民工通过电话和网络的方式向户籍所在地和务工所在地政府申请社会救助，破解农民工因游离于城乡之间而难以申请社会救助的困境。扭转“城乡分治，公民不同权”的局面，打破社会救助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畅通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连接机制，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着力实现社会救助服务城乡均等化。第三，探索和推广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依托城市社区，借助政府购买服务为农民工提供救助服务。加强政府与社会力量在社会救助领域的合作，依托社区服务中心（站）平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和发展服务专业、群众认可的社会救助服务机构，探索救助服务者与志愿服务者协作联动，不断扩大社会救助服务的覆盖范围。第四，充分发挥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6月，民政部发布的《民政部关于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要求村（居）民委员会应协助做好社会救助的以下工作：救助对象发现报告工作、社会救助申请审核审批工作、社会救助动态管理工作、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有关工作、社会救助政策宣传工作等；此外，还应关注居住在本辖区的外来人员，帮助有困难的家庭和个人提出救助申请。
（三）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保障机制
当前，农民工难以获得较高水平社会救助的原因是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缺乏完善的保障机制。在国家层面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农民工社会救助的政策，各级政府也没有足够的专门财政资金用于农民工社会救助开支。 此外，除了政府部门外，在各种社会力量中也缺乏社会救助服务人员。根据我国《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当前全国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几乎都把农民工排除在社会救助对象之外，仅有个别地方将农民工纳入了某些社会救助类型之中。例如：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于2006年发布的 《关于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意见》，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6年印发的《海口市农民工工伤医疗救助实施意见》。截至目前，鲜有将农民工纳入当地城市社会救助范畴。笔者认为，破解农民工社会救助困境，第一，需从政策上向农民工倾斜，将农民工纳入当地社会救助范畴，这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中，农民工即便能获得社会救助，其救助水平也比较低。据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城市低保人均标准为411元/月，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为129元，住院救助、门诊救助、资助参保参合水平分别为人均1628元、186元、72元。可见，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水平仍然较低。社会救助是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应当将农民工救助资金列入国家财政专项预算之中，以国家财政保障农民工救助所需资金，政府应逐步增加此项财政投入。此外，还应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社会救助领域，借鉴天津市建立建筑业特困农民工医疗救助基金的做法，积极探索推广成立救助基金，构建多元化的救助经费保障机制。第二，加强对社会救助领域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依托社会救助服务人才培养和相关干部培训计划，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培训基地的资源优势，强化对城市社区工作人员和社会救助管理与服务机构干部职工进行系统的社会救助培训，更新社会救助理念、知识与方法，提升社会救助管理与服务的能力。
（四）探索推行精准救助并强化评估监管机制
由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工作的失误，现实中出现了骗取低保和符合条件申请救助而未被救助的情况，为此，应探索推行精准救助并强化评估监管机制。借鉴当前各地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经验，探索推行精准社会救助项目，切实救助有需求的农民工。第一，主管部门要做好申请救助农民工的发现报告工作，将申请者的家庭状况纳入调查评估、建档访视、服务需求分析等具体社会救助管理与服务工作范畴，及时、准确、客观地对申请救助的农民工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启动下一步程序，为增强社会救助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提供科学依据。各地民政部门应指导、督促居民委员会将发现和排查困难农民工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安排社区工作者、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经常走访调查困难农民工的信息，掌握、核实社区内农民工生活状况及遭遇突发灾难和重大疾病等情况，并及时告知居民委员会。第二，构建政府部门、服务对象、社会专业机构等主体参与的多元协同评估监管机制。应从救助监管、项目运作、服务效果、社会影响等方面对各类社会救助工作进行综合评估与监管，保证社会救助工作朝着职业化、专业性、规范化方向发展。加强对政府购买社会救助领域服务项目的评估与监管，规范服务项目的立项评估与绩效考核程序，严格从专业资质、内部治理、人才资源等角度对申请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救助领域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进行独立第三方全流程评估；建立健全社会救助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社会救助服务项目进行客观评估，强化对绩效评估结果的反馈与转化应用。引导从事社会救助服务的社会组织做好内部评估，树立高质量服务意识，建立专业化监管机制，持续提升承接社会救助服务的能力。
为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模式，需要对现行政策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当前城乡二元社会救助体系，逐步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并轨，探索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范畴，畅通救助需求表达渠道，构建城乡合作与多元主体合作帮扶机制，强化救助宣传力度，简化救助申报与办理程序，提升救助水平与效果，实施精准救助，完善救助保障机制与评估监管机制。换言之，构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模式，其根本在于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制度。
【参考文献】
[1]刘敏.新型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效果评价研究[D].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21.
[2]谢宜彤.财政视角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7.
[3]朱德云.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J].齐鲁学刊，2009，（05）：79—82.
[4]张红英.城市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研究——以潍坊市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3，（31）：78-79.
[5]郑功成.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合理定位与改革取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4）：17-22.
[6]肖艳辉.社会救助国家责任模式比较研究[D].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32.
[7]公衍勇，周东升.试析我国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02）：72-73.
（责任编辑：高 静）
人口计生工作分析范文第6篇
1 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面临的问题
1.1 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速度较慢
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不断的吸纳农村劳动力, 农村非农产业也迅速发展, 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企业不断的发展, 农村企业也在城镇化, 农村的劳动力也逐步的城镇化, 但是城镇化的效率比较低。我国城镇与农村二元化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遇到诸多的阻碍, 首先便是受到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 难以真正的将身份变成城镇居民。我国农村劳动力收入不稳定, 无固定工作, 总是在不断的换工作, 收入低并且不稳定。暂时在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 导致其在城镇生活的压力大大增加。
1.2 我国农村优秀人才流失严重
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对农民的正规职业培训, 农村职业教育投入比重严重不足, 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投资薄弱。长期对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的忽视造成了我国广大农村人口素质偏低并且掌握的职业技能过少, 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在我国城乡公共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投资不均衡的情况下, 我国农村好不容易培养出的人力资本逐渐流向城市。流失劳动力普遍以升学的方式发生的人力资本流失。在农村农民都以升学为唯一目标, 把考上大学看成是脱离农村唯一路径, 导致农村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 同时, 离开农村的高校毕业生当中少有人回农村工作。导致高素质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不断加剧。
2 农村人口城镇化建议
2.1 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社会保障体系要实现城乡全覆盖, 对城镇和农村采用相同的标准, 加强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构建, 全面覆盖农村人口, 不断的提高养老保障的水平。在农村医疗方面, 完善农村医疗制度, 为农村人口在城镇养老和就医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2.2 制定鼓励政策进而推动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
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首先遇到的就是就业问题。鼓励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就业, 增加对企业的财政补贴, 加强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 鼓励更多的人创业, 加强城镇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 为更多的进城农民工提供工作岗位。
2.3 加快推动农村征地改革
目前, 农村城镇化的速度不断加快, 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却很缓慢。完善农村征地制度, 可以使农村人口城镇化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加快人口城镇化的目标。
2.4 推进农村特色城镇化
精准选择农村特色示范城镇, 以特色示范小城镇带动我国农村城镇化。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实施宅基地统一规划和新型农村城镇化建设, 在农村地区范围内实现农村特色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加快发展二、三产业, 加大企业的扶持, 增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根据农村人口流动的趋势,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加速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 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尊重人口城镇化转移的规律, 使农村劳动力向具有较强就业吸纳能力的城市集中。
在制度方面, 加快完善户籍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要深化土地、户籍、住房、教育培训等制度改革。加快完善离农机制, 将进城后的农村劳动力纳入城镇社区管理, 参与社区建设, 享受社区服务。积极探索农业转移人口转以后的政策, 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加强多元化职业教育培训, 满足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需求。现如今农村人力资源因素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因素之一。不断加大科技教育的推广, 不断提升农村人口素质, 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通过对农村人口进行培训着力实现充分就业、稳定就业和高质量就业, 从而实现我国的城镇化建设。
摘要：目前, 在我国进行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着“转而不移”的情况。通过分析为何农村人口表面上城镇化了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城镇化的主要原因,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农村人口不断的涌入城市, 如何统筹规划农村人口就业体系, 制定农村转移人口就业的有效措施, 因地制宜地推动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是我国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人口
参考文献
[1] 李刚.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困境与对策[J].经济纵横, 2013 (5) :6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