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模式构成了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赖以存续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文章试图运用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选取马来西亚作为案例，分析“民族”这一政治变量在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结构与功能，探索后发展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演变的政治逻辑，及其对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民族；族际关系；政治发展
作者简介：童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文献标识码：A
政治发展是指不发达政治系统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一般指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1(P457)。不同学者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对政治发展的理解和定义也有所不同，亨廷顿把政治发展定义为“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派伊也曾列举出关于政治发展的有代表性的十种定义。从政治发展的各种定义中可看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建立和走向民主化的进程构成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发展就是政治民主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形成、相互促进和统一的过程。”2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元民族国家，民族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对民族国家的构建与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可以说，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模式构成了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赖以存续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民族因素，特别是国内族际关系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的重要变量，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甚至构成政治的决定性力量。本文试图运用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选取马来西亚作为案例，分析“民族”这一政治变量在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结构与功能，探索后发展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演变的政治逻辑及其对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一、马来西亚族际关系演进的政治逻辑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族际关系是指民族国家内部的各民族或种族群体之间以及它们与民族国家现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体制之间发生和存在着的互动关系。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族际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出各种形式和样态，且不断发生变化。民族政治的发生学原理告诉我们，民族政治是基于民族间的权益关系而发生的互动行为3(P342)。因而，引起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呈现不同样态和发生深刻变化的动因在于国内各民族间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而族际利益关系的调整、变化则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的，族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政治系统的权威性分配过程。可见，国家权力的分布和运行对族际关系的调整和演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具体来讲，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财富、技能、知识、安全、福利、权力、荣誉、地位等这些被总称为“价值”的有形或无形的事物由于权威性分配而在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族体之间造成某种形式的分布，“价值”的这种分布结构和分布状况又会引起有关族体之间或者他们与民族国家现行制度和体制之间的相应行为模式，并进而导致现行民族关系模式的维持或者调整、转换以及民族国家的重新整合和社会变迁4(P202)。这就是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关系演变的一般政治逻辑。在各个民族国家里，国家权力是最具有强制性和支配性的力量，对于全国范围内各种资源的分配具有根本性的重大影响。国家权力的分配无疑是族际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因变量，而国家权力对族际之间“价值”的分配则是通过相应的具体制度和政策来体现和实现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必将引起国内各民族间族际关系的变迁。马来西亚族际关系的演变也正是遵循了这一政治逻辑。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主要由三大民族组成，其中马来族占60％，华族占24.8％，印度族占8％，土著少数民族占6％左右5(P316)。由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对马来西亚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手法，因此，马来西亚的三大民族在职业、经济实力、居住区域、宗教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三大民族极少来往，各自保留独特的经济领域、文化倾向和社会生活。正如新西兰学者拉季·K·瓦西尔所说，族际关系总的来说，保持着一种由普遍敌对、猜疑和恐惧心理凝聚而成的状态。
二战后，马来西亚开始从殖民地走向独立建国，在政治经济条件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下，马来族与非马来族，特别是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了种种磨合与分歧。从1946到1957年，族际关系围绕着公民权问题展开，直到1957年独立前，大多数华人才获得公民权，作为交换，华人也承认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独立后，随着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层面上的接触不断增加，马来西亚的民族矛盾、冲突和纠纷几乎贯穿各个时期，成为马来西亚战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政府在民族问题上先后采取了自由放任政策、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各种族共同发展的“新发展政策”等措施。马来西亚国内族际关系的演变也依次经历了多元共存、同化、整合与重塑三个阶段。
独立初期，马来西亚联盟党政府在族际关系上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在族群管理和民族政策上实行多元共存。马来西亚三大民族仍各自在传统领域内生存和发展，族际之间是平行对立的关系，彼此之间呈隔绝失衡状态，价值上缺乏共识。这一民族政策导致20世纪60年代后期种族矛盾的进一步尖锐。1969年5月，在独立后的第三次大选中，以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为首的联盟党遭到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强有力的挑战，席位明显减少。马来族极端分子鼓动马来族社区居民冲击华人居住区，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混乱持续了半个月，从吉隆坡蔓延到其他城市，许多华人店铺、汽车被烧毁，近20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这就是马来西亚著名的“5.13事件”。正如多数政治家和政论家所言，5.13事件是种族主义的幽灵所导致的，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矛盾激化和冲突的结果。因为“在殖民统治时期，‘分而治之’的政策是马来人在政治上对华人保持某种优势，经济上却处于劣势，而华人的情况则相反”6(P196)。独立后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得华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华人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在独立后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导致华人政治参与的增加和政治实力的提升，并在1969年的大选中呈现出强劲的势头。国家权力在“价值”的分配上并没有对原有价值的结构性不均衡作出
积极的调适，反而加大了这种不均衡，这就使经济上已经处于劣势的马来族群产生受剥夺的心理，他们势必要求公共权力机构对现行价值分配制度和政策作出某种程度的修改。
“5.13”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出台，这一政策的重心就在于“重组社会”，即依靠政治上的优势，利用国家政权，改变种族间现存的所有制结构，消除马来人经济上的落后状况，使之赶上其他民族。为达此目标，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扶持马来人、抑制华人的措施，国家权力的运行和“价值”的分配开始朝着有利于马来人的方向倾斜，民族政策相应地表现出明显的“马来人优先”或“马来人优惠”的价值取向。这一长达20年的民族优惠政策产生了深远、复杂的后果和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基本上改变了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问不合理的财务分配状况和种族劳动分工制，从而消除了民族冲突的重要社会历史根源”7。族际关系模式上表现为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族际关系保持着相对的和平。但是，这种民族优惠政策毕竟只是基于一定时间段内的社会条件作出_的临时性制度安排，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其存在的前提也在变化甚至消失。政府对马来人的扶持和对华人的种种限制使族际之间的偏见与隔阂加深了。族际政治虽然在政府强权下保持着稳定，但族际关系中仍然充满了危险与不稳定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马来人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世界范围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竞争的加剧，马来西亚政府按期结束“新经济政策”，提出了“2020宏愿”和新的“国家发展政策”。其基本精神和目标是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以马来民族为中心，团结国内各民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在国际上赶超先进国家。在这一政策精神指导下，马来西亚政府权力运行和“价值”分配的方向发生转变，开始适当向华人倾斜，努力改善民族关系以调动占人口1／3的华人的积极性。政府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放松对华人的种种限制，强调各种族共同发展及强调多元文化观念，民族整合和重塑成为族际关系调整的新方向和新手段，族际关系模式呈现出对立中的统一，和睦与融合成为族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在这种宽松的族际关系氛围下，“马来西亚民族”这一全新的国族概念开始酝酿并提出，“我们是一家人”、“不分种族的马来西亚人民的共同发展”等论调频频出现在政府领导人讲话中。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族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合则两利，分则俱伤”，唯有相互容纳，共同形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国族才是民族繁荣之路。并且只有在实践上解决了权力与财富问的合理分配的情况下，各民族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才能形成。
二、马来西亚的族际关系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1.族际关系对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民族国家建构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项根本要求和本质内容，它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内涵是：从各个方面打破国内各个地区、各个族体间的壁垒，建立和健全全国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传播统一的语言以及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统一的文化模式4(P204)。民族国家构建作为现代化政治层面上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将国民对各自族体的忠诚转变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这是国民成为现代公民的先决条件，也是所有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得以生存的前提4(P205)。而族际关系的改善和进步对于促进国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增强全体国民的忠诚感，减少国家内部族际间的冲突，缓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建构与各个族体自我发展的矛盾，推动国民意识和国族观念的形成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在族际关系上先后采取了多元共存、同化、整合与重塑三种互动模式，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先后也相应地经历了多元族群分立、马来人主导的国家建构、多元族群整合与互补融合等三个时期。在各个时期的族际关系与国家建构的互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问题，即如何处理族性与国性的关系问题。第一时期的自由放任政策和第二时期的马来族性国性化政策都未能在马来西亚真正建立起统一的国民政治认同，而第三时期抑制族性、培育国性意识的多元整合政策则取得了积极的政治效果，国民的政治认同已处于由“民族认同”转向“国族认同”的过渡性阶段，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正朝着国民整合与政治一体化的方向迈进。
2.族际关系对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稳定的影响。欠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政治稳定。所谓政治稳定指一国政治系统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层次。在影响政治稳定的诸因素中，群体摩擦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多元民族国家的民族群体是国家政治系统中的重要变量，族际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对国家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马来西亚族际关系表现为“隔离”的互动方式，因而少有接触和摩擦，使马来西亚的殖民地社会政治保持了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静态稳定。在马来西亚走向独立建国和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各种族追求各自政治、经济利益的取向及政府对待各种族的不同政策，使族际关系呈现出非连续、不稳定的状态，并相应地对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稳定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前所述，马来西亚各个种族之间的矛盾几乎贯穿独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每次种族之间的争执都会对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产生影响，也构成社会动荡和政党竞选时攻击政府的重要课题。可以说，“种族关系始终是马来西亚政治斗争的焦点和政治稳定的关键”8(P141)。独立初期的自由放任政策，使族际关系呈现出动态无序的不稳定特征，导致了1969年“5.13”种族冲突事件。其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新发展政策时期，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仍有发生，但大多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表现的，如集会抗议、上书请愿、舆论抨击以及较激烈的示威游行等等，族际关系保持了动态的相对稳定，在族际政治框架内保证了国家共同体的统一、国家认同的持续、宪政体制和政治制度的维系、政治过程的有序。这为政治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同时又构成了政治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独立前后，马来西亚的族际政治经历了由静态稳定到不稳定再到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
3.族际关系对马来西亚政治体制发展方向的影响。根据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宪法》规定，马来亚联合邦(后来的马来西亚联合邦)为一个议会君主立宪制国家。宪法框架下的民主代议制成为独立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基础。而马来西亚独特的种族构成和族际关系则使这种民主的政治体制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发生某种变化，在政治发展和运行中开始增加了权威的色彩。独立
初期自由放任的民族政策下，马来西亚各民族问是一种隔绝失衡的关系，这种种族关系的分裂状态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它所造成的族际之间的失衡使政治体制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种族构成非常独特的国家中，民众的心态很难平衡，当一个种族得到迅速发展后，另一个种族集团则往往认为自己受到了损害，在这个国家中，发展被视为一方得益、一方受损的过程。尽管政府尽力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保持一种可以接受的平衡，各方仍然对此不满，有时这种不满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民众情绪。为了对此种局面进行控制，又必须加强政府的权威。这样，宪政机构在形式上是民主的，在实践上又混合着各种强力的控制。政府权力结构是专制性质的，但民主的政治机构尤其是有政党存在的定期竞争性竞选，又迫使政府对社会压力作出反应。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开始在自由威权主义与有限民主之间摇摆，艰难地寻找某种契合点。“5.13事件”使政府更加相信只有加强政府的权威才能不致使人们利用自由为所欲为，才能保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政府加强了权威，首先从国家意识形态上加强控制，1970年8月31日公布了“国家原则”，规定了“马来西亚，致力于促进全体种族间的更大团结，维护民主生活方式；创立一个公平社会，国家财富公正地分享；确保国内丰富和不同的文化传统获得宽大的对待；建立一个取向于现代科学和工艺的进步社会”。“国家原则”的宣布明确告诉国人，马来西亚将继续实行国会民主制度，但并不是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模仿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进行了一系列修改，使之成为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民主制度。修改后的马来西亚民主制度带有浓厚的权威主义色彩，有人称之为半民主制度，也有人称之为有限度的民主制度。此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趋势一直是以一种更加权威主义的形式取代了早期的温和民主形式，威权主义而不是民主成为马来西亚政治体制发展的新方向。
4.族际关系对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影响。马来西亚民族与政治关系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种族与政党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在马来西亚，有一定政治地位和影响的政党大都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各政党的纲领中往往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在联盟党和国民阵线中的三大政党巫统、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人国民大会党分别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种族的政治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其他执政或在野的大小政党也基本上是种族政党。马来西亚政治史上也曾有过淡化种族色彩的非种族政党的尝试，但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正如有学者所言，“马来西亚种族与政党之间的同构性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中最为突出和特殊的因素”。而造成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源在于马来西亚三大民族族际关系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中，“种族的观念超越了阶级和其他一切政治观念，种族利益成为一切政治活动至高无上的原则”8(P266)。在这种独特的种族政治氛围中，马华印各族政党提出的政治主张，除了全民性的主张外，还要充分反映本民族的要求，以此获得本族选民的支持。反过来，各族选民对一个政党的评价，除了考虑其政绩和民主程度外，还要考虑它上台是否对本族有利。很多时候，种族利益考虑比政治民主考虑更明显地影响着三大种族，民主政治力量因种族政治的影响而屡被分散。在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实践中，执政党通常以马来人为中心组织竞选，而反对党通常是以华人为中心去筹拉选票。这可以说是马来西亚政治生活中的一条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马来西亚民族关系的改善、族际关系趋于和谐，政治生活中的种族色彩也趋于减少；马来西亚国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开始超越种族意识，逐渐走向理性化；种族政治认同开始向民主政治认同转化。1995年大选，该国华人选民明显改变了过去数十年来以种族情绪为依归的投票模式，把投给反对党改为投给执政党，使得以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不仅赢得了4／5的优势而继续执政，同时也创下了国阵自掌权以来得到最高票选支持的选举纪录。这可以说是马来西亚政党政治领域里出现的新现象。
三、多元族群背景下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困境
尽管受到了族际因素的种种影响和制约，独立后马来西亚在政治稳定、政治高效、政治民主等方面还是取得了新的进展，政治发展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并且逐渐展现出马来西亚自身的特色。但从族际政治的角度看，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仍面临着一系列障碍和困境。
1.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民族一体化”一直是政治发展中的一个中心问题。马哈蒂尔曾指出，马来西亚从独立的第一天起面临的第一个战略性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命运与共的马来西亚。它必须是一个在领土和种族方面结成一体的、在政治上忠诚并对社会具有奉献精神的马来西亚人组成的国家。马来西亚民族国家的建构，即把全体国民结合成一个政治上、文化上同质的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统一的马来西亚“国族”的形成。而这种统一国族的形成，必须基于全体国民地位平等的现代公民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保证各民族平等的利益表达正是支撑国族情感的制度框架。而在马来西亚现行的宪法框架下，受宪法保护的“马来人特权”问题一直是马来西亚国内族际关系斗争的焦点和制约族际关系发展的因素。华人、印度人与马来人显然不具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地位，这种族际关系的不平等状况制约着统一的马来西亚“国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当前，马来西亚“国族认同”的进程已经逐渐展开，在这一进程中，人们不禁会问，既然全体国民是一个统一的国族，马籍华人和印度人是不是可以像马来人一样在各个领域里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华语能不能像马来语一样获得国语和官方语言的地位?2000年8月，围绕“马来人特权”和《华团大选诉求》在朝野上下、种族之间引发的激烈争论，再次显示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性。民族与国族关系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制约和影响着马来西亚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政治一体化的进程。
2.民主化的困境。政治发展包括两个维度上的正向变迁，一是政治一体化，一是政治民主化。所谓政治民主化，是指国家政治体系通过民主制度的建设，以实现和保障全体人民以平等的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9。独立后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化经历了从西方式民主到权威主义民主或称半民主、有限民主的转变，而在这一进程中始终刻着国内民族关系的烙印。马来西亚政府和领导人认为，在一个过分民主自由的环境下，民族间的矛盾很容易借助民主程序或各种民主手段，如新闻媒介、舆论渠道等变得激化。正如马哈蒂尔所言，“如果民主只是意味着成立多数派的政府，那么构成马来西亚公民大多数的马来人政府就可以利用民族情绪组成百分之百的马来人政府，马来人可以利用民选政府的权力自己占有国家的全部财富，压迫其他民族，改变选区界线，使马来人的权力更强
大更持久。这一切都可以在不违背民主的情况下进行，但是，这样的民主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安宁和成功吗?”10(P116)“1969年‘5.13’事件使我们对民主的看法彻底改变了，也使我们了解到在多元种族、宗教、文化与信仰的国度里，民主制度应该建立在人民对团结的责任感、和谐及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基石上。”11(P280)关于民族的多元性与民主的关系，荷兰政治学家利法特也曾指出：“民族的多元性通常是自变量，民主是因变量，问题是一个按民族划分的社会是否能够维持住民主制度。而其逆关系，即以民主作为自变量和以民族的多元性作为因变量相联系的关系，说得更明确些，就是民主化与民族冲突相联系的关系。”12可见，民族因素，特别是族际关系的状况会制约和影响民主化的进程。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种族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的国度里，马来精英与非马来精英都更看重社会稳定的价值而不是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民主化。虽然“政治民主化是欠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9，但在多元种族制衡的背景下，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距离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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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志华]
城市政治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近年来，欧洲政治学不断深入探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充分关注欧洲政治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促进政治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融合，在公民身份和政治认同、欧盟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现代国家与民主的历史建构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同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欧洲社会的后现代性发展，欧洲政治学将会加强对媒体与政治、族群与身份认同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政治学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欧洲政治学；研究领域；学科发展
文献标识码：A
欧洲是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当今世界范围内政治学和政治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思想框架和学术体系，几乎都来自欧洲政治学经典作家的构造。近年来，欧洲依然是政治学研究的重镇，欧洲的政治学研究既具有高度的国际性和普适性，深入探讨了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又充分关注欧洲社会和国家的政治发展的新格局，不断回应政治现实变化带来的新议题和新挑战。
一、近年来欧洲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情况
欧洲具有政治学研究的深厚历史根基。在传承古希腊和罗马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欧洲启蒙运动的经典作家重新构造了全新的政治图景和政治关系模式。19世纪的欧洲政治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随着政治研究日益成为一门科学，研究者更加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和分析来解释政治现象。欧洲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一方面深受美国政治学发展方向的影响，出现了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则保持了欧洲长期以来在政治理论研究方面的特点，在现代性、国家理论以及民主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和逻辑思考。
二战后。欧洲政治学的发展，与民主化和福利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前者显而易见，后者是由于一个积极、开放、有渗透力的国家需要大量的有关政治过程和政治绩效的信息。就近年来的情况看，政治事件和政治格局依然是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简要梳理近年来欧洲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总体情况。
1、政治理论。主要围绕五大主题展开：一是自由民主体制的问题及其前途研究。欧洲政治学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以及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理论中汲取资源，进行了大量关于推进公共领域复兴和协商民主建构的研究。二是后现代境况下的现代性及其反思。一些思想家如米歇尔·福柯、安东尼·吉登斯、艾森斯塔特、德里达等，从现代性遭遇的难题出发，探讨了风险社会、政治不确定性、社会碎片化等后现代现象，深刻反思或质疑现代性的正当性。三是现代国家和民主体制的历史生成研究。吉登斯、迈克尔·曼、贾恩弗朗哥·波齐以及昆廷·斯金纳等学者，回应“回归国家”的研究范式更新，从战争、民族主义、社会权力网络、现代国家的概念生成等方面对现代国家和民主体制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四是冷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研究。苏东解体后，欧洲学界长期的意识形态对手消失，以吉登斯为首的学者提出了超越左与右，走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主张。五是新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的研究。近年来，欧洲绿色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等兴起，体现出不同于传统政党政治的特点。另外，公民社会在现实的福利国家体制遭遇困境时再次勃兴，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研究也是欧洲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2、本国政治。近年来，欧洲各国本国政治的研究，主题主要是欧盟与欧洲一体化问题。由于欧盟这种新政治和社会模式的发展，欧洲各国无论是否加入其中，都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基础、理论问题、一体化政策、发展中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学思考。此外，大量的政治学研究集中在本国的选举、政党政治、公民参与、移民融合以及地方政治等领域。
3、比较政治学。欧洲比较政治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领域：一是对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的研究。这以苏东剧变前后最为繁盛，产出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二是南欧、南美、非洲和东亚的威权主义体制及其转型研究，以吉列尔莫·奥唐奈等人对威权政体及其现代化变迁的大量研究为代表。三是对东欧、南欧、南美、东亚一些国家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研究。
4、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欧洲政治学在这个方面主要有三个研究主题：一是对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决策机制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议程设定问题。是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二是政府改革尤其是地方政府改革的研究。其中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北欧地方政府再造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三是公共行政和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研究。欧洲一些国家有一些地方社区发展项目，鼓励建立公民参与的决策机制。研究者则对此进行了案例观察和分析，探讨了公民参与和优化公共行政的途径。
总之，欧洲政治学近年来围绕欧洲和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各分支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互为奥援，经验分析和理论构建俱有所长。
二、近年来欧洲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欧洲政治学近年来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里，我们主要根据2001年以来欧洲政治学联合会(ECPR)召开的四次例会所设定的主要研讨单元，从以下六个领域来概括近年来欧洲政治学的研究状况。
1、公民身份和政治认同研究。如何获得和界定公民身份，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继马歇尔对公民权利发展史的经典研究之后，政治学者一直在变动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关注主题。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从欧洲不同国家公民身份发展的不同路径、公民身份与民主实现机制之间的关联、传统的公民身份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公民身份建构来实现治理以及民族国家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公民身份的研究。全球化时代以及欧洲一体化导致的公民身份界定难题和政治认同的变化，使得研究者开始注重构建公民身份的新内涵，探讨后民族国家结构与公民身份和政治认同的关系。哈贝马斯的“欧盟宪政爱国主义”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这种新的公民身份。
2、欧盟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在当代区域合作中是最成功的范例，更是欧洲政治的一个重大创造。欧洲各国政治学者围绕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基础、欧洲一体化的文化认同构造、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欧盟内部民主体制的建构运作、欧盟发展遇到的挑战以及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此外，欧盟这样一种后民族结构(哈贝马斯语)，如何应对民族国家认同与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转换，同时保持适当的均衡和张力，始终是欧洲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如何协调民族国家和欧盟这样一个超国家体的关系，使得主权共享可持续，是挑战欧盟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问题。
3、民主深化与政府改革。欧洲国家自由民
主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遭遇多重困境，如公民政治参与冷漠，传统政党制度不受新生群体欢迎，官僚机制侵蚀民主，民主过度造成国家能力不足，民主机制失灵以及缺乏活力等。欧洲政治学展开了大量研究，探讨民主体制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复兴政治的公共领域，建设政治体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密关系，发展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的有效途径和机制以及构造社区参与基础上的地方发展规划等，力图在理论和实践领域激活民主机制。此外，一些学者认识到民主机制中的决策制定的重要意义，其中议程设定问题更是决定何种问题被提出、什么时候提出、怎样提出等的关键，因此对议会、政府机构中的决策制定和议程设定进行了大量研究，尤其以丹麦学者为多。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福利国家导致的政府效能不足、服务能力低下等问题，德国、英国和北欧一些国家兴起政府再造运动，关于新公共管理(即使用商业管理的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绩效管理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和政府改革的研究成为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
4、前苏联、东南欧转型和民主巩固的研究。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前后，大量政治学集中关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的类型及其构成，分析这一体制的运作机制和发展规律，解释体制崩溃的原因。与这一研究取向具有紧密联系的是谈论东欧国家剧变后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问题。苏东研究的政治学者从民主变革的条件、社会结构、变革步骤、经济制度与民主体制的相关关系、精英行动选择等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南欧、南美和非洲国家的前民主体制或威权主义体制及其民主变革也是欧洲政治学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主题。
5、民族主义和集体认同以及行动研究。民族主义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与民族国家建构相关联的民族主义，既是现代性的推动力之一，又很容易成为反现代力量据以反抗现代化的力量。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一些民族分离运动，刺激欧洲政治学对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与分歧、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民族建构与想象的历史情境、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以及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建构等议题展开了广泛地研究。另外，各种民族冲突和社会冲突往往以集体暴力形式出现，9·11之后民族问题又与移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相关联，使得相关问题成为欧洲政治不得不关注的热点问题。
6、现代国家与民主的历史建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欧洲政治学界认识到国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自主性，并开展了一场回归国家的政治学术范式转移，形成了所谓的国家中心论的新范式。吉登斯从暴力和战争角度强调了民族国家的权力集中过程。蒂利从资本和强制两翼分析了欧洲国家的历史演变。迈克尔·曼将国家建构作为社会权力发展的一个阶段，对社会权力的来源及其现代发展道路进行了宏大的历史系统分析。斯金纳通过对国家、自由、民主的概念史探讨，考察了国家和民主等概念的思想史发展进程。安德森研究了民族国家之前的绝对主义国家发展的系谱。斯塔萨维奇从公债角度探讨了英法的民主进程。其他一些研究者将从欧洲国家研究中获得的启示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意识、国家建构和民主转型。
此外，欧洲政治学还大量探讨了绿色政治、环境政治、女权主义以及新族群融合等，这里限于篇幅，不再予以介绍。
三、欧洲政治学的发展趋势
当前，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欧洲社会的后现代性发展，欧洲政治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学科发展上将会出现对以下五个研究方向更加重视的趋势：
1、媒体与政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电视和报纸媒体的发展，政治议题几乎被媒体舆论所主导。这一方面导致公民意见的更充分表达，另一方面也使得大众意见的整合和梳理能力严重不足。此外，媒体往往由于考虑受众的喜好而扭曲和遮盖舆论，使得稳定和理性的政治决策更为困难。这是欧洲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2、新安全挑战和恐怖主义。9·11事件的出现和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安全观受到全方位挑战。全球性的战争威胁、恐怖主义和有组织暴力、地区和族群冲突等，使得传统的国际政治安全框架难以有效保障。尤其是出现在印尼的巴厘岛、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西班牙的马德里的恐怖袭击，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化。
3、族群与身份认同。国际化的欧洲，移民融合日渐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巴黎非裔移民骚乱引起欧洲政治研究的重视。世界不少地方以族群为名义的战争和冲突，都涉及现代社会如何有效容纳其民众的政治和身份认同，以化解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不安和紧张。另外，欧洲一体化中欧洲公民身份的建构，也是一个既紧迫又缺乏明确预期和有效策略的政治议题。
4、亚洲研究和中国研究。由于亚洲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尤其是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亚洲政治与欧洲政治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欧洲政治学界必须应对亚洲特别是中国以何种方式进入世界，会对既有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亚洲政治向何处发展等问题。
此外，欧洲政治学还会在新社会运动、性别政治以及后现代政治等领域进行探讨，以适应政治发展的需要，完善学科建构。分析
四、欧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的比较
总体来看。欧洲政治学研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这也是需要中国政治学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1、在政治学基本理论问题上有持续不断的深入开掘，引导政治学理论思考的方向和深度。吉登斯、斯金纳、迈克尔·曼等人对欧洲现代国家发展历史和道路的分析，开创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并使得当下世界民主发展中的很多难题得到从国家建构层面的解决方案；哈贝马斯等对启蒙理性的推进和民主可能发展模式的思考，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政治学对理性和民主可能性的深度理论思考。中国政治学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建构上很少作出成绩，往往满足于引进西方政治理论。这使得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根基始终是外来的，难以建立植根于本身理论问题思考的学理体系，因此也难以对世界政治学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2、注重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融合。欧洲政治学虽然有与美国政治学同步的行为主义研究，但是始终存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问题进行探究的强大趋势。在具体研究中，往往能够充分注意政治理论和经验分析之间的有机融合。相比而言，中国政治学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两个层面都存在问题：一是经验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精确性，二是理论建构比较空泛。在两者的对接和融合上，表现更差。
3、不局限于地域研究之中，而是始终体现为与普适性理论之间的对话。欧洲政治学不但在学科设置和研究领域上具有世界性取向，而且始终具有一种普世主义的理论取向。中国政治学目前还具有明显的地域研究特征，还未实现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走向政治学的中国研究。
4、政治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与政治机构之间有很好的交流互动机制。欧洲政治学界与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往往是政治中的重大问题，而且相对独立的政治研究往往能够从理论基础和视野上给政治操作者以重要启示。中国政治学在如何紧密连接政治研究与政治操作问题上，还存在长远的路要走，首先就是建立政治学的学科自主性，其次要建立政治研究界与政治实践界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城市政治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管理职能，城市规划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龙头。本文立足于天津市的城市发展现状，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介绍了城市规划的概念、属性、特点以及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了城市规划管理的原则、任务、内容、属性；指出我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城市规划；管理；天津市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既有的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暴露出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中存在着职能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协调能力和手段、权威性不强等问题，使规划难以适应市场千变万化的需求；政府的特殊地位又使规划管理者具有很大的权力，容易导致管理效率低下、政府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一、天津市区域背景
天津市是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它位于华北平原，是海河五大支流汇流处，市域面积11917.3平方公里，按照《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5-2020）》内容，天津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在京津冀地区发挥着重要的福射带动作用。
2006年3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其完整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生态城市\"，并将\"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十一五规划和国家战略，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2009年11月1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滨海新区行政区划，从此，天津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于全国领先位置，经济发展迈入高速时代。
天津有12个市辖区，1个副省级区，3个市辖县，共有乡镇级区划数为240个。市辖区分为中心城区、环城区。中心城区是天津的发祥地，也是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商业中心。它包含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红桥区、河北区六个区。按照服务业功能，中心城区分别定位为\"金融和平\"、\"商务河西\"、\"科技南开\"、\"金贸河东\"、\"创意河北\"、\"商贸红桥\"。环绕市区的环城区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和宝抵区。副省级区是滨海新区，由原塘沽区、汉沽区、人港区以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整合而成。市辖县包括宁河县、静海县和蓟县。
天津市总体规划提出，中心城区实施\"一主两副、沿河拓展、功能提升\"的城市规划理念并确定在中心城区建立市级中心商务区。中心城区\"一主两副\"的内容为：小白楼地区作为城市主中心，西站地区、天钢柳林地区作为城市副中心。小白楼地区城市主中心由小白楼、南站商务区，和平路、滨江道、南京路、天津金融城部分等组成。天津西站地区城市副中心位于中心城区西北部，规划范围东至南口路，西至红旗北路，南至南运河，北至普济河道。天钢柳林地区城市副中心位于中心城区东南部，也是海河下游开发改造的重要地区。
二、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市规划制度建设尚待加强
制度建设缓慢。天津市现行的城市规划制度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市场经济转型期发展和建设北方经济中心的需要，仍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制度中，没有任何整体的实质性的改革，处于低层面被动适应（实质上已不适应）状态。
2、城市规划存在缺乏长期性问题
随着天津市城市发展速度的增快，规划部门已经做到了\"一控规两导则\"全覆盖，但是由于是在同一时期，统一标准编制的规划，难免会导致城市中所有地区的编制原则、编制方法、成果深度等过于相似，而限制了很多特殊地区的地域特色，导致规划不能因地制宜的反映出地区特色。同时，在高强度的编制任务下，由于编制周期较短，设计单位往往会出现\"重经验、轻研究\"以及\"重形态、轻经济\"的现象，只是规划无法真正的做到科学发展。
3、高层次规划研究历程时间较长
按照天津市现行的战略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划编制体系，由于各专业部门在规划编制时与规划部门不协调以及城市政府的规划意图和区政府不协调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总体规划编制周期过长，难以适应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形势。同时由于规划内容过于全面，以致于不能把精力集中于研究城市发展的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4、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尚需理清
实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事，它需要城市规划、土地管理、房地产开发、市政公用、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环境卫生、交通运输、防灾减灾，以及工业企业、商贸金融等各方面各部门的相互配合，统筹协调，步调一致才能完成。由于我市各区县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存在有关部门不能以城市发展的整体利益和大局为重，强调部门利益，其结果使城市规划的龙头地位与作用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5、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决策机制不健全
城市发展建设和城市规划关系着国计民生，是与城市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休戚相关的，不能脱离群众，需要得到公众的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因此，公众参与是一项必要的工作，是整个城市发展建设和城市规划工作中不应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公众是整个社会的主体，公众的利益是最大的利益。政府为民执政，为民谋福利，为民服务，就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因此，公众参与是规划管理工作\"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和责任。但是由于我市规划管理与公民的联系渠道比较窄，公众参与制度和机制不健全，特别是规划信息向社会披露不够，致使公众参与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三、结语
20世纪后50年，我国城市规划及其管理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人治走向法治、创建---严重挫折---恢复完善、由弱到强的过程，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天津市城市规划近几年通过不断改革，规划管理逐步走上了正轨。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在天津市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后，天津市规划管理在面对难得机遇的同时，应总结过去的经验，正视存在的问题，厘清改革的方向，以\"一肩担尽千古任\"的气魄，大胆进行规划管理制度创新，以满足新时期、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天津城市规划管理改革作为一项行政改革，依然存在着许多难点和障碍。因此，新型城市规划管理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应当本着改革创新和与时俱进的态度，不断推进天津城市规划管理走向完善，这也是本论文的中心指导思想。笔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天津的城市规划管理走上规范、效率和法治的道路，使天津的城市建设不再为拆建浪费买单，不会为城市景观扼腕长叹，不给未来建筑留下遗憾。
最后，由于城市规划涉及面广，专业性比较强，再加上相关内容复杂，某些可供查阅的资料有限，故决定了该论文研究有一定的难度。尽管如此，笔者仍积极进行尝试性探索，目的在于为天津城市规划管理进行诊断，找到一条规划管理改革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而为天津市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一点努力和些许贡献。
参考文献：
[1]孙荣，许洁.政府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2002.
[3]官远发.对上海市城市规划新政的思考[J].规划师，2004，（9）.
作者简介：赵鑫（1984.8-），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院2008级环境科学同等学历在职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城市规划与土地管理。
城市政治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随着国内对中国军人与警察问题的关注，中国军人与警察的形象越来越多地被呈现在广大民众的视野。政治传播视角下，国内对军人与警察形象的关注最初多以新闻媒体的零散报道为主。随着新媒体时代对中国军人与警察的报道增多，军人与警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意象。笔者依托互联网对中国军人与警察的报道，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将国内关于“警察”和“军人”问题的整体认知进行简要介绍；并以来自百度的数据为样本，对2011年至2016年间大众媒体对军人与警察的报道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军人与警察形象问题的研究主题进行类型学分析，对军人与警察形象问题的研究主题的建构与发展趋势进行总结。
关键词： 军人； 中国警察； 形象； 话语分析； 文献计量学
一、问题的提出
军队治理能力与警务治理能力是国家强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人和警察形象建设作为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之一。良好的军人与警察形象对于维护党的领导、保持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我国的大众传媒作为“党的喉舌”和“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对政治信息和政策信息的传递与特定时期的政治意图和政策实施休戚相关。因此，从政治传播的视角考察中国军人与警察形象是提升军队治理能力与警务治理能力的应然内涵，更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前提。人民警察和军人的形象是动态的、发展的，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公安学界关于“警察形象”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关于“军人形象”的研究早于“警察形象”的研究，大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是关于“军人形象”的研究内容与主题的结构分布却较警察形象的研究更为零散且不成系统。随着国家强制能力的发展，警察和军人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多，其形象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舆论导向的工具，军队与公安部门也更加重视其形象的建设与重塑。
二、既有研究成果与新的研究设计
（一）既有研究回顾与亟待完善的课题
学术趋势分析以海量文献资源为基础，统计全部年度及各个年度的收录和热门被引文章、近期及各个月份的热门下载文章，能够让研究者迅速了解该研究领域或方向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有关“军人形象”和“警察形象”问题的学术关注度主要以1997年至2015年CNKI中各年度被收录和高频引用的文章为样本。“警察形象”和“军人形象”问题各年论文的收录量分别为：1997年19篇和8篇，1998年32篇和2篇，1999年30篇和2篇，2000年37篇和8篇，2001年31篇和6篇，2002年44篇和5篇，2003年36篇和10篇，2004年41篇和5篇，2005年40篇和5篇，2006年64篇和6篇，2007年74篇和10篇，2008年67篇和13篇，2009年82篇和12篇，2010年85篇和14篇，2011年82篇和15篇，2012年77篇和14篇，2013年85篇和11篇，2014年64篇和14篇。2015年的43篇和25篇。由此得知“警察形象”和“军人形象”问题的学术关注度从90年代末开始，虽有起伏波动但总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
其中，“警察形象”问题的学术关注度上升的年份有：1998年、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2007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学术关注度最高的年份是2010年和2013年，各为85篇。“军人形象”问题的学术关注度上升的年份有：2000年、2003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4年、2015年，学术关注度最高的年份是2015年。从图1得知，国内近18年来关于“警察形象”的学术关注程度要远远大于对“军人形象”的关注程度，2013年关于警察形象的研究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而关于军人形象的研究却出现显著递增的态势。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要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对“军人形象”的学术关注程度也开始增大。
对用户关注度的统计主要以CNKI中近半年及各个月份的热门下载文章为样本。2014年11月关于“警察形象”的用户关注度平稳上升并于2015年1月达到最大值，2月又呈现明显的回落，从3月开始用户关注度直线下降，并于5月降到近半年来的最低值。与此不同的是，2014年11月关于“军人形象”的用户关注度平稳下降并于2015年2月达到最小值，3月份的用户关注度虽有大幅回升，但之后又开始出现回落。2014年12月-2015年5月，国内对“警察形象”与“军人形象”的关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国内对“警察形象”的关注较“军人形象”更多。这是因为，警察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发生的接触与摩擦较军人群体更加突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更加复杂和多元，这势必引起更多的关注。
CNKI中“军人形象”和“警察形象”问题的热门文献下载量分别为：2014年12月262篇和2539篇；2015年1月234篇和3177篇，2月53篇和776篇；3月222篇和2292篇；4月132篇和1351篇。由此可见，近半年来“军人形象”和“警察形象”的用户关注度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或许因为，公安机关重视塑造中国警察形象之后，警察自身形象与素质都在不断提升，警民冲突不断下降，恶性涉警案件逐渐减少，用户对警察形象的关注度降低（如图2）。“军人形象”的用户关注度虽然在近半年来呈现下降趋势，但从长时段来看，还是处于上升的趋势。另外，从每月的文献下载量可以看出，2014年12月有关“警察形象”问题的文献下载量占全部“警察”问题文献下载量的67%，2015年1月为82%，2月为55%，3月为68%，4月为66%。可见，近半年来学者对中国警察形象的问题十分关注，几乎占到全部警察问题的六成以上。然而，如前所示1997年-2014年CNKI中收录的关于“警察形象”问题的论文数量平均只占全部“警察”问题论文数量的4.1%，2000年收录率最高也仅为5.4%。这进一步说明，学者对警察形象问题研究非常关注，几乎占到全部警察问题研究的六成以上，这说明有关警察形象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所产出的学术成果却极少，这为我们进行警察形象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学术生长空间。
与此同时，近一年内有关“军人形象”文章的下载频次排名揭示了学界对“军人形象”的研究主要围绕军人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展开，这类主题的文章占到全部文章的一半以上。可见，从军队自身建设以及军队长远发展为视角来展开“军人形象”的研究是需要继续完善的课题。（表1）
CNKI中以“军人形象”为篇名的文献为181篇，其中学术论文117篇，这117篇学术论文中包括硕士学位论文16篇和博士学位论文0篇。CNKI中以“中国军人”为篇名的文献为734篇，其中学术论文为531篇。超星图书中以中国“军人形象”为篇名的图书为0本。CNKI和中以“警察形象”为篇名的文献为208篇，其中学术论文为169篇，这169篇学术论文包含硕士学位论文36篇和博士学位论文1篇。CNKI中以“中国警察”为篇名的文献为1073篇，其中学术论文525篇，这525篇学术论文中包括硕士学位论文24篇和博士学位论文4篇。超星图书中以“中国警察”为篇名的图书为48本。超星图书中以“警察形象”为篇名的图书为10本。公安学界第一篇关于“警察形象”的学术论文是1993年王福寿发表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的《刍议交通警察的形象和素质》；第一篇关于“军人形象”的学术论文是1983年李平分发表在《电影新作》的《当代军人形象初探》。唯一一篇讨论“警察形象”的博士论文是2011年中央民族大学的刘昱彤《警察形象危机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第一本以“警察形象”为篇名的图书是2000年曹礼海的《警察形象塑造论：走向前沿的警察文化战略》。尽管CNKI中有关“警察形象”的文献只占“中国警察”问题的文献总数的19%，但是有关“警察形象”的图书数量却占“中国警察”问题的图书的33%。而CNKI中关于“军人形象”的学术论文占“中国军人”问题研究的22%，可见，与“警察形象”问题的研究相比，军队更加重视“形象问题”的研究。
（二）新的研究设计：网络舆情的分析与大众媒体的报道
1. 网络舆情的分析
在当前大数据分析的时代背景下，从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上抓取公众对“军人”与“警察”关注的海量信息进行处理。这种研究方法被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逐渐带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并为新理论的诞生创造生长基质。对于略显式微的文本研究而言，这种方法可以将所挖掘的海量信息最大化地呈现给研究者。笔者首先以“军人”和“警察”为检索词，对2011年-2015年各省互联网用户对“军人”和“警察”的搜索关注程度与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对各省对“中国军人”和“中国警察”形象作一比较观察。对图3和图7进一步分析可知，2011年-2015年全国互联网用户以“中国警察”为中心词的相关搜索中，搜索用户显著增多发生在2012年，搜索值最高时达2100万。互联网显示其所对应的事件为2012年5月《<中国警察>纪录片》在国内的播映。2013年，搜索量较2012年之前有略微增幅。2014年搜索量的增势又出现显著增加，在近五年的增势中仅次于2012年，搜索值最高时达700万。互联网显示其所对应的事件为2014年5月《中国警察将在巴黎景点巡逻》。 可见，近五年来，当与“中国警察形象”问题相关的热点话题出现时，国内民众对“中国警察”的整体关注就出现显著增多的趋势。大部分的省份对警察问题的关注程度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警察”问题的搜索热度越高，本省发生的与“警察”有关的事件就越多，越能反映一省治安之状况；“警察”问题的搜索用户越多，其中与警察职业相关的人员越多，越能反映一省警力之强弱。东北三省对警察关注程度的波动最为显著，极个别省份的波动无明显变化，例如青海和西藏，这或可与西部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程度有关，也可能与国家十分注重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安稳定有关。除此，对警察关注热度较高的前几个省份有，福建、四川、上海、广东、天津以及山东等地，北京民众对警察关注程度的增速虽有明显变化但较为平稳，未表现出明显的起伏。另外，从2011年-2015年各省对“警察”的关注的截面分析图中还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即在2012年间，各省较前年均有显著的增幅，此节点在互联网上显示的事件为《<中国警察>纪录片》的上映。可见，民众对中国警察的形象问题十分关注，并且在2012年之后，各省对与“警察形象”有关话题的关注程度开始出现大幅的增加。
除此以外，各省互联网用户对“中国军人”关注程度也相对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对“中国军人”搜索热度变化最为显著的省份有：福建、甘肃、辽宁和新疆。对“中国军人”的搜索量最高和最低的省份分别是北京和西藏，最低的省份或许与该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程度有关。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人们对“中国军人形象”的学术关注度远远低于对“中国警察形象”的学术关注度。然而，与此不同的是，互联网用户对军人的关注程度却远远高于对警察的关注程度。这说明，尽管对军人形象问题的学术研究少于对警察形象问题的研究，但是人们对于“中国军人”整体的关注程度要远远高于警察群体，这也说明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加大对军人群体的投入。
对用户在互联网上以“中国军人”与“中国警察”为中心词的检索图谱所呈现的社会网络和整体结构进行分析如图4和图5。相关词与圆心的距离表示相关词与中心词的相关性强度；相关词自身大小表示相关词自身搜索指数大小，绿色代表搜索指数下降，红色代表搜索指数上升。2015年网络用户以“中国警察”为中心词的前后搜索行为所表现出的需求图谱与相关检索词组显示警察形象问题与警察问题的联系最为紧密。在以“中国警察”为中心词的检索所呈现的辐射状网络图谱中，接近中心度最强的节点是武装警察部队，点度中心度最强的节点是香港。可见，与“中国警察”相关的所有检索词中，检索指数最高的是香港；而所有检索词中与“中国警察”关系最密切的检索词是武警，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与“中国警察”的相关性都呈下降的趋势。指数上升的检索词中，接近中心度最强和点度中心度最强的节点都是警车。在这些检索词中，与警察形象相关检索词有：中国警察服装专卖、中国警察纪录片、专卖（服装）、新式警察服装、新式（服装）、服装，其中专卖（服装）、中国警察纪录片的检索强度呈上升的趋势，与警察形象相关的检索词占全部检索词的四分之一。
2015年网络用户以“中国军人”为中心词的前后搜索行为所表现出的需求图谱与相关检索词组显示与中国军人联系最为紧密的短语也与“军人形象”有关。如图5所示，在以“中国军人”为中心词的检索所呈现的辐射状网络图谱中，接近中心度最强的节点是“中国军人图片”，且需求趋势呈上升的态势。点度中心度最强的节点是“图片”。可见，与“中国军人”相关的所有检索词中，检索指数最高的是“图片”。指数上升的检索词组有：中国军人图片、军人身份证、中国解放军、身份、数量、中国成都军区特种部队、中国特种部队、世界十大特种部队等。由此可以看出，网络用户对中国的特种部队开始逐渐关注。可见，当前与中国军人问题联系最为紧密的课题也与中国军人的形象问题有关。通过以上对有关中国“军人”和“警察”的网络舆论分析可知，网络用户对军人和警察的关注程度在全国31个省份中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不同的省份在不同的年份对军人和警察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相同的省份在相同的年份对军人和警察的关注程度各自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讲，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省份对军人和警察群体更为关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受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和其他因素的限制对军人和警察群体的关注普遍偏低。在网络用户的搜索中与军人和警察问题联系较为紧密的搜索词组都与军人和警察的“形象问题”有关。另外，从整体来看，有关“中国军人”与“中国警察”的研究由垂直、单向的知识谱系向螺旋或辐射式的关系网络转化。这种关系网络依托信息采编、传播手段和呈现平台等工具对各种关系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为中层理论的构建和实证命题的检验提供方法，所呈现的内容能够清晰地展现中国的军人与警察问题研究的结构关系与研究热点，引导研究者的研究倾向。
2. 大众媒体的报道
为了进一步揭示内在规律，并发现研究问题。笔者对2011年-2015年全国各大互联网媒体对与“中国警察”和“中国军人”相关的新闻报道的热点趋势进行分析。在对“中国警察”的相关报道中，报道热度在前10的主要新闻头条为：《马飚会见中国警察协会主席田期玉》、《刘坤：“一张中国警察的名片”》、《中国警察对话山大留学生 交流交通安全法规》、《中国警察今日开始在湄公河进行联合巡逻执法》、《中国警察网“经侦在线”正式上线运行》、《<中国警察>与全国观众见面》、《典型宣传影视剧化 传递中国警察力量》、《关停中国警察网廉政频道凸显公安反腐思维》、《中国警察将在巴黎景点巡逻》、《法国外长否认中国警察将巡逻巴黎 法国有警察》。这10条新闻报道中与“中国警察形象”相关的报道占7条，分别是：《刘坤：“一张中国警察的名片”》、《中国警察对话山大留学生 交流交通安全法规》、《中国警察今日开始在湄公河进行联合巡逻执法》、《<中国警察>与全国观众见面》、《典型宣传影视剧化 传递中国警察力量》、《中国警察将在巴黎景点巡逻》、《法国外长否认中国警察将巡逻巴黎 法国有警察》。在这7条报道中，有5条报道与中国警察的国际化形象与影响有关，分别是：《刘坤：“一张中国警察的名片”》、《中国警察对话山大留学生 交流交通安全法规》、《中国警察今日开始在湄公河进行联合巡逻执法》、《中国警察将在巴黎景点巡逻》、《法国外长否认中国警察将巡逻巴黎 法国有警察》。这5条报道中，大众媒体对警察报道最多的新闻是：2014年5月《中国警察将在巴黎景点巡逻》，报道量达54万条。可见大众媒体对“中国警察”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中国警察形象问题”，而对“中国警察形象问题”关注的焦点突出反映在中国警察的国际化形象与影响上。
在对“中国军人”的相关报道中，报道热度在前10的主要新闻头条为：《韩媒：韩方将归还中方425具朝鲜战争时阵亡的中国军人遗骸》、《美媒建议美请求国际刑警组织通缉5名中国军人》、《拼了，为了中国军人的荣誉》、《俄罗斯姑娘：中国军人帅极了》、《中国军队将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中国军队历来服理不服霸》、《中国陆军新兴综合保障船在海南三沙入役》、《中国军队历史性改革拉开大幕》、《南苏丹维和指挥官吴建本：敢于担当 展中国军人风采》。大众媒体对军人报道最多的新闻是：2015年11月23日的《中国陆军新兴综合保障船在海南三沙入役》，报道量接近72万条。这10条新闻报道中与中国军人的形象有关的报道为3条，分别是：《拼了，为了中国军人的荣誉》、《俄罗斯姑娘：中国军人帅极了》、《南苏丹维和指挥官吴建本：敢于担当 展中国军人风采》。这3条报道都与中国军人的国际化形象有关，可见大众媒体主要关注中国军人的国际化形象，而国内的网络用户主要关注军人的国内形象，这点与大众媒体与国内网络用户对警察形象关注的侧重点相似。
三、讨论和结论：“军人”和“警察”形象问题研究的建构与展望
良好的形象建设是内在整体素质的外在反映。警察与军人形象塑造是在新形势下提升警务治理能力与军队治理能力一个重要方面。这对于扎实推进警务机制的改革，贯彻军事战略的方针、加强军队和公安机关的战斗力建设具有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对“军人形象”与“警察形象”的研究主题进行类型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军人和警察形象”的研究进行建构与展望。
1. 从“形象问题”的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和影响因素的角度研究“警察形象”与“军人形象”。
“形象问题”的研究基础理论为军人与警察形象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贡献了特定价值的理论成果。对原文文献分析，这部分研究现阶段仍较为薄弱。要继续加强有关基础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军人与警察形象问题的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和解决方案。
2. 从公安机关的“内部管理”和“组织行为文化”角度研究警察的形象问题。
从军队自身建设的角度研究军人的形象问题。警察形象问题研究的具体范畴包括：警察公共关系、警察形象的危机管理以及警察形象的塑造。这一主题领域是当前警察形象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热点问题，研究者主要来自于公安机关与公安学界。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来看，警察形象研究被进一步细化，可操作的研究类型逐渐增多。其中，警察公共关系研究是讨论如何将警察形象向着增进社会公众支持、优化行政执法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的良好态势发展的研究。警察公共关系与警察形象危机管理、警察形象塑造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交错、交叉和交迭。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考虑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注重量化方法的应用，同时采取“混合策略型”的研究路径。从军队自身建设的角度研究军人的形象问题所占的比重非常之少，几乎不到10%。这说明当前一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任务并不以军人形象建设为主。此类情况将为以后的军人形象问题研究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生长空间。
3. 在新媒体时代环境下研究军人与警察形象的传播与重塑。
互联网与移动网络出现之后，军人和警察形象问题研究不断产生新的、亟待研究的课题。军人和警察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表，大多表现为“智勇且不畏强暴”、“深刻的家国情怀”、“甘于忍受寂寞”的英雄式群像。然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与微信的普及，军人与警察在街头与民众的冲突随时随地暴露在公众的视野范围之内，对军人和警察形象的多元化报道与民众最初对军人和警察形象的单一认知发生了相对的分离。这种分离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表现为突然产生的新的社会认知与社会吸纳将原本排斥在外的军人与警察形象涵盖以后，研究者与决策者作为重塑军人和警察形象的直接治理人应该采取哪些更进一步的方法和措施是亟须思考的课题。总之，建设中国国家强制能力，不仅要充分利用国内现阶段对“军人”与“警察”问题的研究与认识，拓展“军人”与“警察”形象问题研究的生长空间，更要具备国际视野与开放思维，充分运用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文献计量学以及公安学的分析方法，多角度、深层次对中国警察形象问题进行全方位、大视野、立体化的观察与研究，为现存研究提供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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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城市政治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通过分析我国农产品发展的成功与不足之处以及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发展状况和问题，提出农产品多元化发展的发展模式。同时，通过分析现阶段农业发展状况与政府治理的关联性，从而归纳总结出我国农产品发展的创新之路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在研究国内发展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以韩国的绿茶农业为例，深入探讨我国今后农产品发展的道路，以求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农业发展模式造福祖国和人民。
关键词农产品；多元化；基层政府；治理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科研训练创新项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基层政府管理创新研究”（kyxl2013049）。
作者简介吴双延（1994- ），女，河北滦县人，本科生，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通讯作者，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政治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401091我国农产品多元化发展现状
1.1我国农产品发展的成功之处农产品是指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人们对于农业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单一的农产品生产这一环节。这一现象也充分证实了马斯洛的需求层理理论，也可以这样定义：当基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便开始更多地关注其生活质量与精神生活。这一必然趋势的形成，无疑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传统农业摒弃先前的以单一农产品生产为主，高成本、低收入的自给自足型生产模式，转变为以科技和创新为基础的，以服务业为动力的现代化农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有机农业、绿色农业、休闲农业以及创意农业等众多发展模式相继形成[1]。例如我国生态农业典范云南梯田，充分将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农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再如山东的名牌农产品发展，将当地农业做出品牌，如烟台苹果、邹城市“孔孟”牌黄金梨、鱼台县“世民”牌大米等。将这些农产品做成品牌，将扩大其销售范围，利于产品的出口。然而休闲农业和绿色农业发展更是农产品发展的典范，如庄园农业、农家乐等，人们在体验绿色农业的同时，放松了心情，将农业融入生活、成为一种休闲方式。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带动了农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使农产品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社会各个产业中，无形中增加农业产量，扩大农业的利用价值以及利用范围，从而也加速了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在第三产业飞速发展的时代，农产品逐渐成为第三产业的“原料”，深入其中，这也为今后我国农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1.2农产品多元化发展的不足虽然我国农产品一开始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但仍然处于农产品多元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发展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1.2.1与其他产业关联性低。农产品作为我国的基本产业，已有几千年历史。然而近几十年的改变将农业发展推向新的台阶。农业开始与第二、三产业融合，但作为农产品本身具有高成本、低产出、需求量大、竞争力低等不利因素，正因如此，农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具有更高的独立性[2]。我国对农产品产量技术的提高已取得显著效果，然而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却并没有因此提升，大多数以农业为生的农村地区依然保持着农业的高度独立性。农品以出售初级农产品为生，收入低，阻碍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向前发展。对于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初级农产品的出售已经不能够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总体上看，目前农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仅处于初级阶段。
1.2.2技术含量及普及率低。自给自足的农业早已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然而我国农业的发展不能停留在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层次上。21世纪是信息科技的时代，农产品价格低、绿色无污染，是工业、服务业的天然原料，要将农产品进行深入加工，并尽其所用，只有运用技术手段将农业更多融入到其他产业，才能更好地带动农业的发展。同时，目前我国对于农村落后地区的技术普及也存在问题。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生产，简化机器使用步骤，降低机器生产成本，让更多的地方利用现代化的生产工具，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产品产量。
1.2.3品牌知名度低。我国农产品发展品牌众多，各省注重名牌农产品发展，至2007年上半年，仅山东省获得国家级名牌品称号的品牌就有12个，省级名牌农产品90个。但产品品牌虽多，知名品牌却少之又少，品牌力弱。农产品的发展需要有真正的知名品牌带动农产品发展。知名品牌的建立利于挺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标准化生产与管理，增加农民收入。我国农产品品牌外向度低，国际注册品牌寥寥无几，导致农产品在出口时屡次受阻。
2我国农产品发展状况成因
2.1我国农产品发展总体情况
2.1.1农产品总量大幅度增多。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的有力推行，是我国农产品总量取得丰收的最大原因。这也是政府治理的有效体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到2011年我国的农产品总量达到了57 120.8亿t，相比较1978年增长了87.5%，农副产品的供应充足。这一点上，我国政府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农产品产量大增最大的推动力，随着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民的劳动效率大大提升，也使得农产品逐渐充裕[3]。
2.1.2农产品发展的模式增多，但是与国外相比不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有不小差距。我国的农产品发展逐渐丰富，出现了休闲农业，绿色农业等多种发展的方式[4]。以休闲农业为例，我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度假放在了自然环境更好的农村，而休闲农业这种既有休闲意义又有教育意义的发展模式则成了人们钟爱的选择。据统计，截至2010年，我国已有1 200亿的休闲农业的收入，先后带动了1 500万农民提高了收入[5]。目前我国现以形成了农家乐、休闲农业区、休闲农庄、民俗区等多种模式的休闲农业，我国农家乐已有150万家，平均每年接待4亿人左右。
2.1.3农业科技贡献率低。农业科技的进步能大大增加农产品的产量。众所周知的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是通过农业科技的方式极大的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从1982年开始我国开始研究农产品技术的模型，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十五”期间，中央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产品产量大增。纵观我国农业发展的历程，物质收入的扩张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虽然农业科技进步处于增长的态势，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来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2.2农产品发展现状与基层政府治理模式的关联性
2.2.1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融合发展体制。城乡分割的体制，导致了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相分离。在我国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坚持“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在偏向工业，按户籍划分的环境下，形成了城乡发展的二元格局。1950～1979年农业为工业现代化及建设提供资金约4 500亿元，但是因为惠农政策并未能实现，造成了城市对农村的反馈效应没有得到实施，最终造成了城乡发展区域差距拉大，工人和农民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中共十六大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的战略部署。而我国的农产品也随着政策的逐渐实施而不断增产，农业越来越被重视，农民的收入也持续提高。我国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机制，提供了农业与其他行业相互发展的模式。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进一步的发挥，将农业纳入了国民经济体制之中，消除了农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农业的发展空间更加的广阔。我国政府取消了2 000余年的农业税，使得我国农民进一步的解放。政策的实施也极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我国农产品的产量也随着政策逐年递增，农民的收入也逐渐的增加。由此可得，政策的合理实施能极大地促进农产品模式的发展。
2.2.2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新农村的提出给农业的发展以极大的指导。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道路。政府的发展思路是必须要跳出原先单一靠农业资源发展农业，要充分利用服务业，工业，或者高兴技术产业等相关的因素综合的发展农业[6]。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农业的发展要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发展精而美、新且奇的农业，要进一步拓宽农产品的发展模式，促进农业旅游业、农业服务业等新型模式的发展，拓展农业发展方向[7]。
2.2.3农业的大部制改革促进了农产品的发展。实行一体化的管理，融合国家的农业部、水利部、国土的资源部等各个部门的涉农部门加以整合，统一让农业部进行管理。将涉及农产品初级发展，农产品的进一步的加工、包装、营销都统一管理，以避免部门之间的交叉，造成更多的限制。我国实行了改革，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农产品多模式的发展。同时，政府正越来越多地颁布了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与农产品产量的增加。
3农产品多元化发展模式路径选择
3.1 农产品多元化发展模式创新
3.1.1打造高技术、高附加值农产品。我国农业发展在技术方面较先前有了较大的进步，不断完善的机械设备、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很多地区已完全进入现代化生产模式。然而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增大产量，并不是发展农业科技的根本目标。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加大农业机械化实用范围，力争打造更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将技术不仅仅停留在扩大产量的层面。技术好比一座连接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桥梁，通过技术，改变农产品本身的独立性。高技术与高附加值农产品将大幅度提升农产品收入，同时也增加了农产品的发展模式，使农产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8]。如我国麻类生物脱胶技术的开发利用，提高了我国纤维的产量和质量；蜂蜜也广泛应用于药品、化妆品和保健品中。这些先进的高科技在农产品生产中得到了初步的应用推广，是农产品多元化发展的必经之路[9]。
3.1.2打造国内知名农产品品牌。品牌效应是指企业在实用品牌中，为品牌的使用者所带来的效益和影响。是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品牌在为消费者提供消费购买标杆的同时，也巩固了其在社会大生产中的地位。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品牌效应的影响，并且在农业中也开始组建建立地方农产品品牌，然而，这些品牌的的共同特点是：知名度较低、品牌效应影响力不高、对农产品的带动性较差。这就要求人们在创建农产品品牌时，要注重质的提高而非量的增加。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农产品品牌，不仅扩大了农产品在国内的需求，同时也将大大增加农产品出口，提高我国农产品出口率，将我国农产品以全新的方式推向世界[10]。
3.1.3创新农产品形式，促进农产品多元化发展。我国农产品存在形式单一的问题，产品种类少，形式单一，大多数以普通农产品形式存在，缺少刺激消费的创新之处。商家企业对市场了解不够全面，不能有效抓住消费者的心理，投其所好[11]。虽然我国商品繁多，但大多数存在雷同类似的倾向，创新较少。在此方面，国外很多国家有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其学习研究。如韩国INNISFREE品牌，是由韩国AmorePacific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研制的以自然主义为主的化妆品。其所有产品都是从有机栽培的珍贵植物中萃取的草本纳米矿物水和精华，纯天然设计。这一产品一方面让消费者使用时安全放心，另一方面将农产品作为其生产原料，利用科技萃取植物中的有机成分。此种做法创新了农产品的发展形式，刺激消费，同时也为农产品与第三产业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典范[12]。
3.2农产品多元化发展模式与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关系从我国的发展国情来看，农业作为国家的重要产业，农产品发展方向和模式不仅需要市场的调节，还需要国家政府的引导。由于我国农业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因此基层政府对于农产品的发展和指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基层政府在农业的发展和管理中，遵循何种方法，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农产品发展的走向。然而遵循过去基层政府的单一的管理体制是行不通的，因此，想要农产品朝着更好的、多元的方向发展，基层政府的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是必要的。
3.2.1深化农业体制改革，转变管理观念。我国基层政府对于农业的发展方向起着引导作用，基层政府是国家政策与实际情况的桥梁，基层政府更贴近人民生活，更贴近农业生产，因此基层政府反映的情况便是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基层政府对于农业发展状况的把握和定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未来的走向，因此基层政府对于农业的管理体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准确且迅速地找到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我国农业发展如今处在转型初期，基础设施、农产品加工出口、农业体系都存在很多问题。基层政府要想改变现状，就要首先进行内部农业一直改革，转变过去的管理观念，紧跟时代发展，鼓励多元化农产品的生产，加大对于科技的支持力度，鼓励创新型农业的发展[13]。转变过去以单一农产品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模式，一味地提高生产效率是不足够的，政府要作一个连接农产品与其他产业融合的使者，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弥补过去“缺位”的情况。在管理中发挥自己的政府职能，抓好农产品检测安全，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抓好招商，抓好农业发展的大环境。以服务和引导为主要责任，依法行政，提高管理效率。
3.2.2发挥基层政府在市场中的引导作用。基层政府的职能要求其在市场中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政府的发展方向应当朝着规范市场、辅佐市场的方向发展。农产品的发展需要政府作为辅助提供必要的指导，政府的鼓励方向影响了市场的发展方向。基层政府在引导方式有多种，宣传农产品多元化发展、加大农产品生产设备投入，完善基础设施、鼓励农产品创新等。在实践中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能。同时，在实践中，要注意顺应民意，时刻分析市场运行态势，并对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基层政府转变职能的同时不能一味的减少和削弱自己的职能，要做到该管的要管好，不该管的坚决不管。
3.2.3完善科技农业体系建设，鼓励技术创新。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多元化发展都需要农业科学技术的提高以及创新技术的出现。我国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平正处于初级阶段，将简单农产品进行再次加工，且深加工技术还仅仅停留在农产品本身，技术水平尚且不足。基层政府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鼓励农产品新形势的出现，打造科技农业，完善科技农业体系建设。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其主要力量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对于农产品的发展，基层政府要充分调动和利用好社会资源，做到人力物力完备。健全科技农业体系建设并不简单地提高科学技术，还需要有先进的机械设备、一支或多支高效能和高水平的团队、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正确恰当的政策。科技农业的完善有利于加强我国农业水平的提升。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创新技术的发展，创新的依据是市场和人们生活的需要，便利人们生活、为人们大量使用的产品才是好产品。创新技术的发展在能够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够刺激消费，从而丰富人民生活。
3.2.4完善产业结构，促进农产品与其他产业融合。农业发展在社会产业中是基础性产业，然而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导致农业发展水平较其他产业有加大差距。这就需要基层政府发挥其职能，鼓励其他产业带动农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和层次与农业融合，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业发展。政府要用过招商引资、释放调整政策，为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创造便利条件。基层政府应发挥其调节作用。第二、三产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发展速度较快，而农业形式单一，收益低，发展速度较慢，但农产品绿色环保、安全可靠，将其充分运用到第二、三产业中，将更有利于环境的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基层政府完善产业结构，增加产业之间的连接性，将社会中各产业相结合，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产业链。基层政府要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其协调组织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将其他产业的发展理念向着各产业融合的方向发展[14]。
43卷6期吴双延等论农产品多元化发展模式与基层政府治理在场3.2.5建立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好的政策需要好的保障，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需要从内而外[15]。第一，建立基层政府内部的制约监督机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想象。同时，针对政府内部消极不作为、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严加惩治。第二，完善用人制度，严格执行基层政府官员考核制度，政绩考核相结合，使官员做到真正为人民服务。基层政府在市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政府官员做事尽职尽责，不得华而不实。第三，基层政府的之间互相监督，严禁各部门之间推脱责任，尽量完善各部门职责，防止遗漏。第四，做好外部监督。外部监督是监督政府的最好途径，通过互联网将民众的建议汇集到政府，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建议。基层政府要将其发展成为开放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建立制约监督机制，是为了提高民众与政府的紧密度，市民中更加了解政府，相信政府，也使政府能够更好地进行市场调节，更好地尽应尽的义务[16]。
4结语
该研究通过对我国农产品现状的分析，总结出了我国现阶段农产品发展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通过深入分析，进而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完善基层政府管理职能，深化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我国农产品多元化发展。基层政府要做各个产业的桥梁，促进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在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完善中，建立一个高效能、高水平政府，为社会造福，为百姓造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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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政治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权利”与“权力”是政治学研究中常见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近些年来被我国政治学界所广泛关注的焦点。权利和权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权力的膨胀会压缩权利的空间；而权利的过度扩张将导致权力的萎缩，国家会陷入无政府的动乱状态。本文分析了权力与权利的内涵及其特征，论述了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关系，从权利与权力的差异性中分析了它们的冲突及原因，以实现权利和权力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权利；权力；辩证关系；冲突
一、权利与权力的基本理论
1、权利概述及其特征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强调人权，把其作为反对封建势力、实现平等自由的思想武器，因此权利问题成为西方学者争相研究的范畴。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权利的定义普遍有四种学说，即资格说、意思说、利益说、法力说。当前我国政治学界对于权利的定义更多是对上述四种学说的概括与折衷，但这些观点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本人比较认可周永坤对权利的定义，他认为权利是“为社会或法律所承认和支持的自主行为和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表现为权利人可以为一定行为或要求他人作为、不作为，其目的是保障一定的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在这里，权利主体已经获得承认与支持，可自由通过社会与法律的保障去维护一定的利益，这样这个定义就包含了上述各种学说的内容，在更广范围内给予权利的界定。
根据上文对权利的概述，权利具备如下特征：
（1）权利的基础是资格。权利主体是为社会或法律所承认与支持，有资格对规定下的所有物享有权利。比如，选举权意味着有资格依照法律规定参加选举，隐私权意味着有资格享有私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的隐蔽。
（2）权利的前提是法律保障。权利在获取法律的确定后，意味着独立存在的个体在法律上获得了认同。权利依赖于国家法律的确认，并以法律规范为载体保证其实现。离开了法律保障，任何权利都将化为乌有。
（3）权利的核心是利益。权，意为权衡，度量标准；利，意为利益，益处。
权利主体行使权利无非是为了追求、实现并保障其获得的某些利益，以此满足其特定的需求。
（4）权利以平等和自由作为行为准则。权利发生的前提是基于权利双方主体地位的平等，在平等自由的原则下表达各自意志，拒绝出现强迫性的服从关系。因此，权力主体即可以自由行使也可以选择放弃权利。
2、权力的概述及其特征
權力作为政治生活的核心，获得广泛的关注。相比于权利，权力一词更偏向于中性，即可表现为正当性，也可表现为强制力。对于权力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当前，国内外主流的观点认为权力是将部分意志强加于他人的一种行为，同时这种行为具有强制性。权力包含着支配与服从之意，是个人或群体基于自身的优势强迫对方听从其观念的一种力量，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正如巴克认为的那样，“在个人或集团的双方或各方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或价值冲突的形势下执行强制性的控制”。权力就是有这样一种能力，它可以通过自身的意志去左右某事而不顾他人的反对，并通过权力的强制力实现社会整合。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权力有如下特征：
（1）权力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在政治生活中，权力主体往往是国际组织、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等拥有特殊优势的群体，而另一群体则处于被管理支配的地位。同时，权力主体行使的权力具有高度强制力，可无需征求对方意见就能单向性付诸自身愿望。这种权力关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
（2）权力的行使是积极主动的。权力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为公众谋福利，权力主体在收获权力时就被赋予了“应为”的责任。这种责任要求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时要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接受。
（3）权力以为公众的合法权利服务为目标。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认为：权力可以过度和转让，权力主体的出现正是源于社会公众“自然权利”的让渡。因此，权力源于公众为了保障和增进社会利益而集中个人的“自然权利”。
（4）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权力的集中性决定了其有限的存在范围，往往以国家为名义存在着，伴随着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二、权利与权力的辩证关系
通过上文对权利和权力的概述后，我们发现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权利与权力的联系性
（1）权利与权力是互补的。这主要表现在二者功能的互补上。权利的功能主要指向自由，权力的则体现在安全和秩序上，双方统一于公平与正义。得益于二者在功能上的互补，才维持了社会的平衡。如果二者当中有一方被偏废，就会或者导致社会失序，或者导致社会死序，总之，都会破坏社会正义，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权利与权力是相互渗透的。权利与权力相互渗透表现在：其一，权利之中有权力。就权力的起源而言，权力产生并集中体现于权利。国家与法律，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凭借其强制力，来保障本阶级的既得利益而诞生的。其实，权利主体行使权力的过程就是国家与法律的形成过程，而权利主体利益的保障是行使权力的必要性及其存在的意义。其二，权力之中有权利。没有权力便无法律，就没有法律上的权利。比如人大代表的提案权，这既是其（职权）权力，也是在行使其权利。
（3）权利与权力是相互转化的。权利与权力的相互转化表现在：其一，权利可以转化为权力。权力源于权利的让渡。例如，国家权力就源自于民众让渡其“自然权利”而成；董事会权力则源于公司股东权力的让渡等。其二，权力也可以转化为权利。权力分化会形成权利，例如政府将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分解给各类经济主体，便形成了这些经济主体的权利。权力还能保障权利的发展，这实质上也是权力向权利的转化的一种表现。
2、权利与权力的差异性
（1）主体方面的不同。其一，从主体指向来看。权利的主体往往是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等一般性主体；而权力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它主要是被授予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特定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依特定章程而从事管理的主体，如公司的董事会等。其二，从主体的法律地位来看。权利主体在法律上普遍居于平等地位，二者共存于社会政治生活中；而权力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则更多是不平等的，属于主被动的关系。
（2）实现的范围不同。权利的实现及于社会所有成员，同一种权利可以为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各种不同的权利也能集中于同一权利主体。权力则不同，它一般不会及于全體社会成员，只能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等特定主体来行使。可见，权力的实现范围是受到极大限制的。但是，鉴于权力具有扩张性和易腐败性，所以权力的配置不宜过分集中。
（3）实现的方式不同。权力的实现，主要由权利人行使，但也离不开相关责任人的自觉行为。同时，权利的实现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而不能以权利人作为屏障；权力的实现直接来源于国家或特定组织的章程，其强制力是间接的，它以权力为中介。
三、权利与权力的冲突
1、从权力对权利看
（1）权力试图突破权利的限制。权利是权力的源泉，权力应以权利为其界限，不能超越其赖以形成的权利的范围。但是，权力一经产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扩张性，而权利总力图把权力限制在其可能容纳的限度内。因此，权利与权力不可避免的产生冲突。
（2）权力伤害权利。权利和权力彼此渗透，若权力被非法使用，权利则会受到伤害。比如，某单位的领导或其他手中握有权力的人，非法使用其手中的权力，去侵犯他人权利，谋取私利，即所谓的以权谋私。
（3）权力否定权利。这是权力与权利的激烈对抗形式，体现在权力对权利的剥夺，例如，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王权至上，王权几乎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主要权利；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也会应某种需要，剥夺人民的某项或某些权利，从而使合法权利得不到行使，致使权力与权利的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动荡。
2、从权利对权力看
（1）权利限制权力。权力源自于权利，受到权利的诸多限制，在实际运行中，权力往往试图冲破权利的限制以寻求新发展，就会危及权利。权利为维持对权力的优势，将其保持在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往往会加大限制力。权利与权力正是在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求得妥协与平衡，使权利与权力的发展，不致偏向一端，造成严重失衡。
（2）权利妨害权力。权利可以限制权力，若权利行使不当，超越公平与正义的界限，将会对权力造成一定的妨害。因此，为了防止权利的滥用，维护权力的正当行使，应对权利加以限制。
（3）权利否定权力。权力在突破权利的限制后，容易形成非法暴力，如此必然会引起权利的强烈抵制，最终使权力走向毁灭。比如，人民群众推翻专制统治，便是人民在行使权利（革命权），以权利否定权力（专制统治权）。
四、结语
权利与权力冲突源于它们是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表。利益主体由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两部分组成。权利一般代表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权力则代表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在利益一定的情况下，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常常发生矛盾，引起权利与权力的冲突。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物质财富的相对稀缺，不能满足各方的需求，因此，不断提高国民的维权意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增加物质财富总量，乃是解决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根本途径。
权利和权力这对基本范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没有权力，每个人会因过度追求自己的权利而置社会秩序于不顾，反过来也不利于权利的获得；没有权利，权力主体会失去限制，民众的权利将会遭受损害。所以，正确认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及其存在的矛盾，不断实现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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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农冠军（1991—），男，壮族，广西崇左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5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中西方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