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化运作城市设计论文范文第1篇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3日 20:07 作者：杜世成
产业集群化作为一种高效的组织形式，以区域网络为基础，通过强化专业细分，促使每个企业把产品做精，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关联和协作效应，形成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这不但有利于降低产业的发展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和竞争优势，而且还可以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加速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有效地破解土地、资源和环境等制约因素，实现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走产业集群化发展道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既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区域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选择。近年来，青岛市委、市政府立足自身优势和发展实际，积极探索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高端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坚持产业选择的高端化，大力培育带动作用强、成长空间大的主导产业
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都会呈现出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技术密集化三大趋势。因此，在发展产业集群时，已经具备良好发展基础的经济中心城市必须遵循产业演进规律，密切跟踪国内外产业发展的最新趋势，在发展初期就应把产业集群建立在带动作用强、成长空间大的高端产业上。
近几年，青岛市正在大力发展的港口、旅游、海洋三大特色经济，以及家电电子、汽车机车船舶制造、石油化工、新材料四大工业基地，所培植的家电、电子、石化、汽车、造船、港口六大产业集群，无一例外都是一些高端产业。目前，这些高端产业集群对青岛经济发展的巨大带动作用已经凸现出来。家电产业集群中的海尔、海信、澳柯玛三大龙头企业带动了800多家配套企业的发展。以中船重工为龙头的造船修船产业群，集聚了国内的重点配套企业和研究机构。以重型载货车、专用车为重点的汽车产业集群，带动了全市100多家零部件企业的发展。以在建的1000万吨炼油厂为骨干的石化产业集群，正在打造一个完整的石化产业链条。港口产业集群以前湾港等骨干项目为支撑，形成了物流企业的集聚区。以大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及其发展，使青岛市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吸引力和产业成长势能。据统计，2004年六大工业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比重已达70%以上。
在区域经济体系中，只有各类产业合理分工，才能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在培育高端主导产业的同时，必须着眼于做优做强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以集群化的方式对这些产业不断进行改造和提升，使之迅速占领行业高端。即发集团是青岛的一个纺织服装企业，近年来该企业通过与伊藤忠、日棉、东棉、丸红、三菱等世界500强企业的合资合作，吸引了20多家高水平的配套企业，形成了从纺纱到织布、染整、印花、服装加工、包装辅料一条龙的针织服装产业集群，不仅使自身的品牌得以提升，而且推动青岛纺织服装产业迅速进入了行业高端。
二、坚持主体选择的高端化，发挥大企业和知名品牌的龙头带动作用
产业集群的主体是企业，其实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集群的发展水平。能否合理选择集群主体，是集群发展的关键。近些年，青岛市在发展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始终注意选择实力雄厚的高端主体，坚持一手抓品牌带动和大企业带动，一手抓主体大项目建设，提升集群的产业能级，推动产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
在集群的主体选择上，我们主要把握了三条标准：
一是要有较大的规模和实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总是首先流向那些拥有较大规模和较强实力的大企业。这也就是说，只有大企业才拥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产业集群主角的功能。近年来，青岛市培育的产业集群都是以知名大企业和主体大项目为支撑的。比如，家电产业集群中的海尔、海信、澳柯玛，电子产业集群中的朗讯、世正、LG，石化产业集群中的中石化，汽车产业集群中的中国一汽、上海申沃、北汽福田，造船产业集群中的中船重工、中海油，港口产业集群中的中远、中集等，都是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在强势产业集群主体的带动下，美国A-B、英国铁行、丹麦马士基、韩国高丽钢线和浦项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也纷纷落户青岛，其中总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外资大项目已有11个。
二是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品牌是市场经济的通行证，是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对上下游产业链条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能力。青岛拥有10个中国驰名商标，31种中国名牌产品，特别是海尔成为中国唯一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近年来，青岛立足这一资源优势，坚持以品牌引领集群，以集群提升品牌，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例如，青岛啤酒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百年品牌，其价值已达168.7亿元，青啤集团以品牌为依托，以产业链为纽带，打造形成了涵盖原料、包装物料、啤酒辅料、物流、仓储、零售餐饮、废料回收利用等诸多领域的产业集群，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规模和实力。
三是要有核心优势。对于参与产业集群的企业主体来说，核心优势包括核心技术、专利产品、管理技能、市场网络等诸多方面。一个企业只要在上述一个或多个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就会对上下游产业产生强大的拉动和集聚作用，从而与其他相关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比如，青岛纺织机械厂拥有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核心技术和完善的市场网络，其产品占有国内市场份额的40%，目前企业正在立足自身的技术和市场优势，着力打造一个新的产业集群。
三、坚持路径选择的高端化，集中精力推动产业集群快速健康发展
从近年来各地发展情况看，一些地方以中小企业为主体，通过企业自发扎堆、相互模仿形成产业集群，尽管起步时成本较低，也能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和市场优势，但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自主创新能力有限、品牌通道狭窄、企业根植性差、高层人才匮乏等问题，影响了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和持久生命力。因此，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在集群化发展的进程中应尽量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式的发展路径，努力在大中小企业间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有序的分工、协作、配套系统，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青岛市从实际出发，在集群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形成了三种主要模式：
“品牌+品牌”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一个企业的水平扩张，也不是企业间的简单相加，而是立足于高端主体的自身优势，通过品牌的强强联合打造品牌集群，形成长盛不衰的产业“航母”。品牌集群不仅集聚起企业和产品，更重要的是集聚起相关行业中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核心竞争力，因而是最高层次的集群化发展途径。从打造品牌到品牌扩张再到品牌集群是品牌企业成长壮大的必然趋势，在实现形式上可以通过以知名品牌产品为核心向上或向下延伸产业链条，也可以外联相关产品，但其核心是品牌集聚。地处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海尔工业园就是由知名品牌企业集聚起来的集群，日本三洋、广州冷机、台湾瑞智等企业前来建立了压缩机总装厂，美国艾默生参与到海尔的前端设计与开发中，海尔和三洋、艾默生的技术与品牌在这里形成优势叠加，一大批零部件厂和原材料加工厂也追随而来。目前，海尔工业园已吸引国际知名企业33家，国内龙头企业24家，一个以知名品牌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快速形成。中船重工的主体大项目建设起步时就以集群化发展为目标，中海油、武汉重工铸锻、重庆齿轮箱、陕西柴油机、新加坡郭氏兄弟、韩国马斯特、韩国STX等国内外著名品牌企业在这里进行投资与合作。此外，青岛啤酒与美国A-B公司、海信与日本住友、澳柯玛与美国GE、青钢与韩国浦项制铁、凯联集团与韩国LG、四方机车厂与加拿大庞巴迪等知名品牌之间，也建立了战略联盟关系，实现了双赢合作。
“总部+总部”模式。大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总部或地区总部相互协作，可以通过供应链和价值链增强对成本、物流、信息的控制，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一个地方产业集群中集聚的企业总部越多，集群的产业向心力和控制力就越强，就越能形成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我们十分重视引进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来建立地区总部以及财务中心、研发中心、采购和销售中心，支持本地企业提升总部功能。青岛港继成功地实施港口战略西移和与英国铁行、丹麦马士基、中远“三国四方”合作之后，去年又引进世界最大的航运公司马士基集团中国北方总部落户青岛，英国铁行、中远也在青岛建立了地区总部。这些公司在青岛设立总部后，纷纷将欧美等部分国际干线和物流业发展重点转移到青岛，促进了港口产业集群的快速崛起。美国朗讯公司投资建设的青岛朗讯，年收入近10亿美元，已成为朗讯在中国的营运中心、研发中心和全球五大系统集成中心之一。
“政府+企业”模式。单纯依靠企业自发的市场行为，在短期内难以形成高水平的产业集群。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引领产业集群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制定科学的产业规划，创造和提升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发展环境等生产要素，把企业的自发行为和政府的自觉行动紧密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摆脱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以促使产业集群更快更健康地发展。近几年来，青岛市委、市政府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推进集群发展：
一是为产业集群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构筑“三点布局、一线展开、组团发展”的城市大框架，加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提高产业承载能力，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同时，不断深化以转变职能、精简审批、综合执法、政务公开和效能监督为主要内容的“五项工程”改革，创建学习型、创新型、竞争型、服务型“四型机关”，千方百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
二是围绕发展产业集群配套引进教学研发机构。坚持引资与引智并举，根据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超前引进了中国石油大学、哈尔滨船舶工业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山东科技大学等高校和十几所国家级研究机构来青落户，为产业集群发展储备和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和高级技术工人。最近，还引进了世界上最大的土方工程机械和建筑机械生产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来青岛设立其在中国的第一家研发中心。
三是大力造就优秀企业家。近年来，青岛市把企业家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通过营造优良的创业环境，建立了一支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队伍。为了让企业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还成立了青岛市企业家促进会，坚持在党员队伍中培养企业家，在企业家中发展党员，并吸引国内外企业家来青岛创业发展。一大批知名企业家为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经过几年来的不懈努力，青岛确定的重点产业集群，有的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有的正在快速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去年，青岛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63.8亿元，增长16.8%，连续多年保持15%以上的增长速度，并荣获全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和“企业家满意奖”等称号。青岛市的实践充分证明，走产业集群化发展道路，是当前经济中心城市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途径。
集群化运作城市设计论文范文第2篇
一、民宿集群化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根据国外相关文献，有关民宿产业集群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美国的46个州和403家B&B (bed and breakfaster) 民宿的经营状况与经济效益的研究，普遍得出结论，较大规模民宿比小规模民宿更容易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和较高的经济效益，所谓的“较大规模”主要是通过合作或者连锁加以运作[1]。这表明，民宿产业存在规模经济，如果单体民宿在一定空间上相对集中或通过合作、连锁方式进行跨区域整合，可以实现更高投资效益[2]。在国外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歇尔(Marshall)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Weber)的工业区位经济理论、佩鲁(Perrour)的增长极理论、谬尔达尔的循环因果积累论、胡佛的产业聚集最佳规模论、巴顿的城市聚集经济论等。此后，产业集群理论逐步发展成为基于集群竞争优势与技术创新的新产业区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是斯科特(Socott)的新产业空间学派、巴格那斯科(Bagnasco)的新产业区理论和波特(Porter)的新竞争经济理论等。研究认为集群内的中小企业间更容易发展高效的协作与竞争关系，具有极强的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形成专业化、柔性的生产协作网络，保持了地方、区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
最早研究产业集群现象的是英国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解释了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地方这一现象，即生产性质相类似的中小企业集中生产的“产业区”现象。他不仅发现了产业集群这一重要经济现象，而且研究了集群企业之间的客观协作行为、聚集经济表现形式，提出外部经济的概念，为集群研究奠定经济理论基础。其中, 外部经济归类为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聚集有利于形成知识信息的溢出和创新的环境;第二，企业聚集有利于非贸易投入品和服务行业的发展，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聚集可以为生产中间投入品的企业提供规模效应;第三，企业聚集有利于形成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节约雇主与劳动力之间的搜寻成本。
（二）韦伯的工业区位经济理论
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提出了工业区位经济理论。韦伯在《工业区位论》(1909)一书中，把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工业分布的“区域性因素”，另一类是引起工业再分布的“集聚因素”。其中集聚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集聚阶段，即企业经营规模本身的扩大;高级集聚阶段，即多种企业在空间上集中的阶段，互相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也就是所谓的产业集群。韦伯认为，集聚因素是一种“优势”，在一定集中化程度下，成本因工业的集中而大大降低，并具体分析了集聚的优势。韦伯的工业区位经济理论对以后的区位理论、经济地理理论、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巴格那斯科的新产业区理论
80年代初，意大利学者巴格那斯科(Bagnasco)等在意大利东北部发现了类似于马歇尔式工业区的新兴工业区。后来，巴卡提尼(Bacattini)、皮埃尔(Piore)、赛伯(Sable)等人进一步研究认为，“新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其经济特点是：第一，生产体制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集群“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使中小企业发挥其优势;第二，强调专业化分工和本地合作的作用、本地网络对本地社会制度文化的根植性;第三，集群具有特殊的创新和技术学习的方式。[3]
（四）Carbonara的集群学习机制理论
Carbonara (2004) 在《技术创新》杂志上发表题为“集群的创新过程：一个认知的角度”的文章中讨论了三种不同类型集群的学习机制：小企业聚集的学习机制是“干中学”和“当地化学习”;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类集群还有“用中学”“专业化学习”“集体学习”三种机制;轴心企业、集群协会与高度专业化类集群除了以上两种类型的学习机制外，还有“以研发为基础的学习”和“互动学习”两种机制。三类集群的认知特征虽有区别，但知识易于分享和信息传递快速是共同的特征。一般认为，集群企业人员的非正式交往是知识信息传播的途径，知识溢出在集群创新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五）迈克尔﹒波特的新竞争经济理论
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是目前最有影响的产业集群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集群的成长需要四大因素之间的密切配合，这四大因素是需求条件、关联与支持性产业、因子条件及企业竞争与战略。地理上的集中使这四种相互分离的因素相互作用，这四个因素会由于地理的相近而相互增强，地理集中促进技术的创新与升级，邻近的竞争者会促进模仿行为，靠近竞争企业群的大学更可能与企业相互支持，供应商会因靠近研究与开发活动而创新，附近有经验的购买者最可能交换信息，及时反映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需求，尤其是对特别服务和产品特殊功能的需求。迈克尔·波特指出：“它作为某个地方、特定领域内获得不同寻常的竞争胜利的重要集合，其因素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地图，而且事实上它已成为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内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尤其如此”。[4]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库，国内对“民宿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宿产业群的实证研究(如深圳大鹏新区、浙江民宿产业集群)、民宿集群的空间发展、供应链视角下民宿集群的品牌塑造研究、发展趋势研究、发展模式研究等。朱明芬在产业集群理论的基础上，以浙江省4个民宿集群为例深入分析民宿集群产生的集群效益。并得出结论，区位优势决定民宿集群的规模与档次，资源禀赋是民宿集群的核心要素，人文特色决定民宿集群吸引力，政策引领优化民宿发展环境。赵雅萍从空间区位的角度出发，以浙江省湖州市为研究案例地，探究其民宿的空间集聚现象及影响因素分析。汪婵娟从民宿集群发展前提、产业模式、管理模式三个方面阐述了适合安徽黟县古村落民宿发展的模式。熊国铭在供应链视角下研究民宿集群的发展状况，并进一步分析民宿集群内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有效的解决措施。陈佳洁，陈静，林佳玲探究浙江省乡村旅游目的地影响品牌构建的因素以及民宿集群对于构建品牌的作用与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非常重视民宿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国外学者更注重产业集群的深层理论研究，我国学者借鉴国外产业集群理论并试图对我国民宿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竞争优势、发展实践，从动态演化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但是，仍存在一定局限，例如研究领域中较少研究我国北方民宿的单体特征、区域特征与民宿集群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北方民宿集群的集群理论适用性与经济效用。
二、北京市延庆区概况
根据交通、气候、生态环境和自然与人文景观等因素，结合目前中国民宿客栈发展的实际状况，大致可以划分为十大区域民宿发展集群：京津冀民宿区、珠三角民宿区、长三角江沪浙民宿区、浙南闽北山地民宿区、滇西北民宿区、浙闽粤海岸民宿区、湘黔桂民宿区、川藏线民宿区、徽文化民宿区、客家文化民宿区，从区域分布来看，除了西部的川藏线民宿区和北部的京津冀民宿区两个集群外，其他八个均位于长江以南的南方地区。其中，我国北部的京津冀民宿区以北京市延庆区民宿产业为发展核心。
延庆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属于北京市郊区。东邻北京市怀柔区，西与河北省怀来县接壤，南接北京昌平区，北邻河北省赤城县。气候冬暖夏凉，素有北京“夏都”之称，延庆地域总面积1993.75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占72.8%，平原面积占26.2%，水域面积占1%。辖11镇4乡，常住人口28.6万。延庆是首都北京的绿色屏障和后花园，湿地面积近100平方公里，对外开放的景区景点多达30余处，其中A级以上景区16家，包括八达岭古长城、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百里山水画廊、松山国家森林公园、龙庆峡、水关长城、康西草原、玉渡山等景区景点。
三、北京市延庆区民宿产业集群化的效应分析
（一）产业集群化的集聚效应
集群从本质上说是各种网络关系在空间上的集聚 (Saxenian, 1991;Camagni和Capello, 1998;Porter, 1998;盖文启, 2002) 。集群之所以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竞争力, 其根源在于集群所引致的规模经济 (集聚经济) 和制度化要素的空间密集性。通过“集群化”或“网络化”成长[5]。产业集群化是产业呈现区域集聚发展的态势，是指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6]。
根据传统的区位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可见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区位理论，而在民宿产业区域结构分析中有更重要的集聚效应特殊性，首先，民宿业的生产具有不可转移性(Unchangeability of Tourism Production), 民宿业以当地的旅游资源为依托，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通常都是不可移动的，顾客只能到旅游资源所在地进行消费，因此，区位是体现民宿特色与服务不可分离的部分，影响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其次，民宿的需求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例如不同的顾客对于相同的旅游资源和相同的民宿产品很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吸引力与消费效用，由于顾客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职业因素、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审美观、价值观等主观因素不同，顾客周围的行业文化、朋友圈、经济状况、流行时尚等客观因素也会影响民宿的效用及顾客的选择。因此，不同层次、不同特色民宿的集聚更有助于增强集聚区域的顾客需求，产品的异质性在降低彼此之间竞争激烈程度的同时带来了市场总体需求的增加。
Marshall指出集群可以通过降低顾客的搜寻成本, 增加市场需求为集群内的企业创造利益。对于住宿业的非标准化产品民宿业来说，尤为明显。因为顾客在追求个性化特色文化的同时就要付出搜寻成本，而地理位置的邻近可以使顾客有更多可以选择的竞争性同类服务，可以更加容易方便即时地评估大量同类产品，而这一点也能激励集聚的民宿群增加产品的异质性，错位竞争以满足与提升顾客的需求。
北京市延庆区根据乡村旅游观光、度假、生活并存的多元化市场需求，设计了精品民宿、中端客栈、基础农家乐三个层次的供给结构，形成了层次鲜明的错位竞争产品与规模经济，既增加了区域的顾客需求，也拓宽了聚集区域的整体市场需求边界。延庆区的精品民宿提供高端化、特色化服务，乡村客栈提供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农家乐提供乡村农宿当地的住民生活体验。同时，延庆精品民宿根据要素禀赋的不同，整合知名民宿品牌，开发了“长城文化”民宿集群、“缤纷世园”民宿集群、“激情冰雪”民宿集群、“山水休闲”民宿集群等4个特色精品民宿集聚区，这些不同特色的民宿集群，既增加了产品的高度异质性，也提高了区域民宿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北京市延庆区民宿集群无论从供给结构体系，还是从精品民宿的差异化产品特性上，顾客在北京市延庆区区域内都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民宿产品，大大降低顾客的产品搜寻成本。民宿集群内的产品实现了多样化与互补，从而可以进行错位竞争，互相补充客源，扩大市场范围。
（二）获取资源的外部性效应
1、共享区位公共服务优势，获取公共资源的外部经济
当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产生影响，而从货币关系上或市场交易中并没有把这种影响反映出来，即一项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效益时，就存在外部经济性。民宿集群内的企业可以获得集群内区位的公共服务与公共资源的外部经济，这是集群外企业所不能获得的资源，也就是公共资源的获取优势。
例如北京市延庆区改善下湾村、大石窑村等13个星级民俗村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改造13座旅游公厕、9个旅游咨询站，建设统一规划旅游标识体系，实施建设百里画廊滨水步道，推出井庄镇、旧县镇等8个特色小镇，以及北菜园、妫州牡丹园等13个现代园艺产业集聚区。北京市延庆区充分改善民宿集群的旅游基础服务配套设施，提升旅游的综合公共服务保障能力，集群内的民宿企业充分共享了区位的公共服务优势，获得了公共资源的外部经济，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民宿企业选择在延庆区创建。
2、营造制度化要素的空间密集性
作为组织形态，企业集群处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制度环境可以分为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包括合约、产权、标准、组织文化等，宏观层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企业集群的形成可以统一市场、规范行业标准、推动专业分工技术、互相协作，建立网络信任关系、共同的诚信合作的组织文化，减少签订合约与履行交易的成本费用。另外，政府可以重视并制订特定的企业集群的产业政策、有利的集群产业制度来促进集群、区域的整体发展，营造制度化要素的空间密集性。
延庆区民宿集群企业与政府共同合作营造了制度化要素的空间密集性。2018年北京市延庆区组建了包含旅游委、农委、公安等23个部门的民宿联席会议制度，制订并整合民宿集群相关的政策与制度，形成区域空间协同管理、民宿集群产业体制机制统一的重要制度要素禀赋比较优势。
3、获取重要产业要素的供给优势、区位服务优势、专项资源优势
民宿集群内企业通过组织联盟的关系、政府扶持可以获取重要产业要素的供给、区位服务、专项服务资源或者专项关系资源方面的优势。Baum&Oliver (1992) 指出这些类型的关系不仅仅会使集群内企业受益, 同样会使整个集群所从事的行业的所有企业受益。
延庆区民宿集群内的企业通过民宿联盟与延庆区共同充分利用当地农民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资源，农民可以通过租赁房屋的形式盘活资产获取租金，通过民宿管家、运营维护等形式获取劳动力工资，通过众筹装修的形式获取入股红利，等等。集群内企业能够直接接触到延庆区当地的重要供给资源，具有产业要素供给优势。
同时，延庆区民宿集群还具有区位服务优势。延庆区当地政府进行农村闲置资产调查，建立了全区闲置农宅数据库，为集群企业对接区内资源提供重要数据服务。延庆区还在北京市率先出台精品民宿专项奖励政策，对民宿集群形成良好的竞争激励服务，也进一步使区内民宿集群与当地的本地化经济深度融合。
延庆区为民宿集群企业提供金融专项资源，使集群内企业具有专项资源优势。延庆区与北京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北京银行合作，为延庆区乡村民宿搭建融资担保平台, 为农家乐的升级改造以及精品民宿投融资提供了资金支持。
（三）柔性专精与分工深化效应
集群的产品优势还体现在柔性专精与分工深化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效应。具体到民宿业而言, 就是产业集群内不同企业通过分享公共资源与专业技术劳动力资源, 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促进了民宿之间的异质性分工和产品灵活性，不同类型的民宿可以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服务, 充分地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
民宿业具有综合性强和强关联性，所以在区位布局时不仅要考虑民宿业本身的行业特征，还要从当地区域整体的布局与发展角度全面考虑，民宿产品的具体内容除了传统的旅游内容“食、住、行、游、购、娱”外，还需要考虑当地区域的景点、交通、环境、园林、体育、科技、文化等相关部门的整体促进与融合。
首先，延庆区民宿集群可以集聚在一起深化分工，延展民宿产业链并互相深入合作产生化学反应，例如衍生出后向的民宿地产开发、休闲创意农业，以及前向延展的康养民宿、文旅民宿、养老民宿、度假民宿、会议民宿、长租短租式民宿，集群内不同类型的民宿提供不同类型的差异性产品与服务，增加产业链价值，从而提高延庆区的区位核心竞争力。
其次，民宿集群的各企业产品可以做到柔性专精，既可以有各自的特色产品，也可以互相学习、互通有无，进行柔性化的迅速市场反应，及时增加或改变企业的特色产品与服务。根据客房定位的不同，各民宿小院的特色餐饮不同、住宿建筑风格不同，体验性消费项目不同。
而且，延庆区民宿集群深化分工，整体提升智能化水平。延庆民宿联盟和腾讯公司就平台共建、网络用户触达、智慧住宿体验升级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使民宿集群内企业共享智能化产品优势。房东通过APP就可以远程开启空调和空气净化器，通过人脸识别功能的使用，使房客实现刷脸入住联网登记、刷脸就餐、刷脸消费、危机预警等等。
（四）学习和创新的内在机制效应
在民宿集群内部, 民宿通过自身各种网络关系中, 实现缄默知识的低成本转移 (Harrison, 1991;Cooke et al., 1997) ;通过建立网络间信任 (Lundvall, 1992;Maillat et al., 1993) 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通过面对面交流 (Dicken et al., 1994;Saxenian, 1994) 来获取外部信息, 为企业创新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创造必要的条件。民宿集群在柔性专精、深化分工中竞争合作，容易形成持续的学习和创新内在机制，共享区域发展的经济效应，共担区域竞争的风险。
延庆民宿集群内的企业以地缘关系、民宿联盟组织关系集聚在一起，可以通过近距离观察、人才流动、定期面对面交流、合作伙伴、各村落亲人朋友交流建立信任关系，实现作为缄默知识的低成本转移交流渠道，获取信息，激励创新，提高区位竞争力。
延庆区成立的北方民宿学院为民宿集群搭建正式面对面学习知识、行业交流、传播区位民宿品牌、统一规范的学习创新核心平台，民宿学院的课程既有民宿选址、建设规划、装修设计、市场定位、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指导课程，也有民宿管家制、民宿与乡村产业转型、民宿服务等实战的特色课程。聘请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建筑、旅游等专业教授和来自民宿、乡创的全国领军企业经营管理者传授课程。同时，北方民宿学院还不定期召开主题论坛、问题交流、学术研讨等。为延庆区民宿群的产业发展，以及北方区域、全国范围的乡村民宿人才累积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创新核心基地。
（五）区位品牌效应
首先, 民宿集群有利于形成区域品牌。一方面, 大量相互关联的民宿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而结成本地化网络, 克服了单体民宿参与市场交易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风险。延庆区民宿集群通过精品民宿、中端客栈、基础农家乐三个层次专业化分工合作，为不同的客户层提供不同的专业化服务，建立延庆区民宿联盟和乡村客栈联盟，克服了民宿“单打独斗”的客户不确定性与经营分散性风险，加强行业自律、提高标准化、规范化经营程度。
其次, 民宿集群可以培养民宿企业对集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增加对新加入民宿的吸引力。民宿集群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 产业地域空间的集中性就使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即使是各个民宿企业互相独立地进入市场, 但是顾客对这一地域民宿的产品和服务都会有一个整体性的特定的地域性认识, 这种独一无二的地域特性会增加对新进入民宿的吸引力。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相伴形成区域品牌, 区域品牌的形成是集群发展的一种结果。反过来, 区域品牌形成之后, 对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一种互动效应。集群的发展除了所在区域本身的区位条件、自然条件等因素外, 区位的服务品牌是形成区位整体吸引力的要素之一[7]。
（六）区域协同效应
集群的区域协同发展的重点是对“协同”的理解，协，字义上是“和”“合”“帮助”“和谐”“协调”的意思。同，则有“同步”“会同”的意思，而非“相同”。通常，区域协同包含两层含义——协作与同步。因此，区域协同问题大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一个或多个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为追求更多利益而需要与辖区之外的其他地区进行协作的问题;二是一个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与辖区之外的其他地区保持同步、和谐和局面，并非完全相同，而是不能发生矛盾和冲突[8]。
城市间很容易展开资源的恶性竞争，尤其是相邻的城市，导致产业结构的趋同与资源的浪费，这就需要各城市或地区间进行产业协同、分工合作，在产业政策上互相进行衔接合作，从而提高整体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只有共同制定公平公正、透明具体、共同遵守的市场规则，才能界定和约束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选择，才能保证良好的市场竞争运行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权威的区域协同机构出台共同准则来指导和约束各地方政府的地方行为标准和准则[8]。
由延庆民宿联盟和客栈联盟倡议联合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山区等6区，以及天津市津南区，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以及内蒙古兴和县等市区县旅游行业协会以及企业代表，共44家民宿品牌地方协会共同发起成立“北方民宿联盟”，实现京津冀内蒙资源共享、机遇共赢、分工合作、协同发展。在联盟内实行“资源共享、机遇共赢、协同发展”，致力于实现京津冀内蒙区域民宿行业产业链的分工协作与一体化建设，以“国际化”的高标准打造北方民宿的共同行业标准，同时在市场客源、旅游资源推广、行业大数据、民宿管家培训、民宿品牌塑造、经营管理、平台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协同合作，提高北方区域民宿产业的整体实力，共同建设跨地方的区域协同的公平公正的良好市场运行环境。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北京市延庆区民宿集群作为我国北方民宿的典型代表，通过错位竞争提升顾客需求，扩大了市场总需求边界，实现了产业集群化的集聚效应;通过共享区位公共服务优势、重要产业要素的供给优势、专项资源优势，营造制度化要素的空间密集性实现了集群的外部经济效应;同时该集群还实现了柔性专精与分工深化效应、学习和创新的内在机制效应、集群式的运营管理效应、区位品牌效应、区域协同效应，因此，北京市延庆区民宿集群通过旅游升级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农村资源，增加了当地农民、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提升了延庆区的旅游综合服务能力，同时拉动了京津冀内蒙区域的乡村新型服务业协同发展，成功打造了北方民宿的品牌特色与行业标准。
我国的民宿业经历了从模仿者到创新者，再到目前探索中国式地方特色创新的过程，迎来了全面开启自主品牌发展的新时期，民宿集群不但需要建立品牌文化、民族文化，还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加强民宿业的研发设计、标准规范、营销网络等各个方面，不断提升民宿业产业链上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和产业融合，同时推动我国民宿业向国际分工的更高价值链升级。
摘要：从单体民宿到民宿品牌化、连锁化以及现在的集群化, 民宿集群已成为民宿发展的趋势。本文借鉴国内外产业集群理论, 围绕集聚效应、区位优势、正外部性和区域协同, 以北京市延庆区民宿集群为例深入剖析我国北方民宿产业集群化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 集群通过错位竞争, 扩大了市场总需求边界;集群具有获取资源的外部性优势、重要产业要素的供给优势、专项服务资源优势、制度化要素密集优势;集群还实现了柔性专精与分工深化效应、学习和创新的内在机制效应、集群式运营管理效应、区位品牌效应、区域协同效应等等。
关键词：民宿,产业集群化,经济效应,延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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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化运作城市设计论文范文第3篇
探索：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精心运作
长沙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开始于2000年，改革核心内容包含三方面。
——突破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市场化运作。首要目标和关键内容就是实现政企分离，全面建立依照市场机制运作的发展模式，将原有城市公用企业改造成具有市场独立主体地位的现代企业；在市场融合中广泛筹措城市公用事业发展所需资金，在市场竞争中提高资产运行质量和效益，在服务中满足城市居民对城市公用事业优质产品的需求。
——突破传统的投入体制，实现多元化融资。彻底打破城市政府单一投入主体格局。逐步放开城市公用事业投资领域，在适度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将重点转移到鼓励和引进各类不同性质投资，实行市场准入，允许适度利润，把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财政补偿与市场补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三者有效结合起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民营资本和外资为主体，其他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融资格局，使公用事业成为投资最活跃、最富吸引力的领域。
——突破传统的管理方法，实现规范化监管。核心是变城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城市公用事业企业的直接管理为监督与管理。重点加强整体规划，制定促进市场化改革的制度体系，规范城市公用事业服务的标准，强化经营中的检查监督。特别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群众监督，实现城市公用事业管理科学化、民主化。为实现这些目标，长沙市从四个方面推进工作。
■实践一：实行市场准入，扩大招商引资，实现多元化竞争
实行城市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关键是通过多元化竞争来提高公用行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市主要从两个方面成功地进行了一些探索：首先是积极探索城市特许经营权经营。其次是借助中介机构资源引进战略合作者。
■实践二：实行企业改制，进行“两个置换”，实现市场化运作
实行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首要的就是要改革公用企业发展的机制、体制，通过体制创新，实现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职工身份的置换，实现行业开放竞争，达到市场化运作目的。在企业改制上逐步摸索出一条以资源换资本，以产权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的有效途径。与改革改制相配套，长沙市又改革了原有城市公用事业管理机构，将公用事业局的管理职能由原来的管企业转变为管行业、管市场。通过改革，每家公用企业拥有独立生产经营决策权。
■实践三：实行优质服务，强化市场监管，实现职能转变
在全面实行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该市把政府对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职能转移到行业市场监管上来，以强化市场监管为主要手段，推动行业优质服务。
一是着力健全城市公用事业市场监管体系。根据公用事业发展的特殊要求，先后制定出台多个地方性规章，依法加强监管。同时，强化了合同监管。二是着力强化城市公用行业的社会监督。三是着力推行行业优质服务。同时，为经营者提供了人本化服务。还引导建立行业协会等经济组织和企业工会、团组织。
■实践四：实行政府引导，建立保障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公用事业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开放，需政府实行正确引导，建立健全保障机制。该市着重从两个方面积极进行引导和规范，有力地促进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制定规划，加强政府引导。根据长沙市的总体发展规划，对涉及区域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长沙市燃气专业发展规划”、“长沙市给水工程专业发展规划”等进行了拟定和完善，并在2003年至2004年间经专家评审通过，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二是建章立制，提供制度保障。
巨变：改革使公用事业欣欣向荣
长沙城市公用事业蓬勃发展，呈现四个方面的巨大变化。
(一)公用事业供给规模迅速扩张，持续健康发展。供水能力跃居全国前茅。日供水能力从2000年的104万吨／日增加到现在的162万吨／日；供水面积达到140平方公里，城区供水普及率100％，供水量居全国50个大中城市第9位，人均用水量居全国省会城市第3位。公交运营跻身全国前列。城市公交车辆由原来的1817台增加到2513台，公交线路由68条增加到97条，万人拥有公交车辆居全国省会城市第10位。气源供应多元便捷。城市燃气化率94．6％，供气管网长度由100公里增加至400公里，居全国省会城市第11位。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7．15％增至47．95％，满足了城市建设和扩容提质的需要，实现了市场需求与行业发展同步跃进。
(二)公用事业投资力度加大，结构明显改善。2000年以来，长沙城市自然垄断性公用事业的投资增长迅速。五年中，通过各种筹资渠道融资30余亿元，基础设施投资比例达到或接近联合国有关组织建议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比例应在同期GDP3％～5％的水平上，或为固定资产投资10％～15％的水平。同时，由于城市公用事业产品需求相对稳定，行业具有良好流动性和回报稳定特点，该市的城市公用事业市场逐步放开后，迅速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投资结构显著改善，国有投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三)公用事业财政补贴大幅度削减，财政压力缓解。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每年为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提供大量亏损补贴，且呈现出公用事业规模越大，补贴越多趋势。实行市场化改革后，政府财政投入逐年递减。城市公用事业总投资额逐年明显递增，国有投资逐步有序淡出，换来了城市公用事业的大发展。同时，公用事业企业的运行效益显著提升，到2004年，首次实现扭亏为盈。
(四)公用事业市场化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外溢效应。一方面，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带来城市洼地效应明显。随着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品位提升，经济增长的吸纳功能增强，城市成为全市经济发展最活跃的亮点。城区经济占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42．89％；城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投资总额的67．44％；城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2000年的5．01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22．88亿元。另一方面，长沙城市公用事业发展对全市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城市公用事业吸纳就业入员，从2000年的1.5万人增加到3万人。
跨越：不断完善政府激励性管理机制
实行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只是政府退出行政垄断公用事业的第一步。强化监管是改革后考验城市政府智慧的首要问题。完善公用事业激励性管理机制，实现可持续和谐发展，应着重完善以下四方面管理机制：
(一)完善发展规划引导机制
科学前瞻的城市公用事业发展规划是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指针，要以规划促进发展，以规划规范管理，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
制定和完善《长沙城市公用事业发展总体规划》和各行业规划。根据长沙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和长沙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按市场化改革取向，实行公开招标，专家领衔，尽早制定覆盖所有城市公用事业行业《长沙城市公用事业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和分步战略，并将市场化改革作为实现发展战略的根本举措。明确改革取向和具体工作目标。同时，应制定和完善与之配套的上体行业发展规划，形成完整规划体系，并报市人大审议后，作为长沙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纲领性文件，依法将长沙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推向纵深，引导城市公用事业持续发展。
严格按发展规划分步推进，分年度明确发展工作任务，确定投资重点和重点项目，落实投资主体，强化市场监管，在系统规划、整体协调、分步实施和逐步完善过程中，形成协调发展格局。同时，严格规划执法，杜绝随意性。
(二)实施对关键领域有效控制机制
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各方利益的调整，如何协调各方利益是整个市场化改革成败的关键，政府应着重建立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重大公共利益等关键领域的有效控制机制。
强化有效控制的观念，充分认识市场化不是目的，而是政府提高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物品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的手段，是把政府对公用事业的合理有效监管建立在有效的市场竞争之上，提高供给效率，应把维护公共利益放在核心位置，加强对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的引导和调控，防止政府在城市公用事业管理服务职能的弱化，防止将市场化取向作为改革的目的。
落实对重点领域的控制手段。主要可以通过三个方面途径实现有效控制权。一是健全市场准入制度。二是建立控股公司。三是在重要行业安排特别股权(国外称为政府效力股)，以防止外商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公共基础设施的绝对控制，保持政府效力。同时，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来规定政府在关键性基础设施领域的控股地位以及必要的决策权或否决权。
(三)建立公共基础设施物品和服务价格机制
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中，对城市公用事业的监管，集中体现在对价格的监管上。长沙市要通过城市公用事业改革达到吸引投资和为市民提供长期优质公共服务的目的，必须率先探索和建立规范高效的价格机制。
坚持价格管理的价值规律取向。要以维持经营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兼顾居民的承受能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根据不同性质采取不同价格政策，公开价格调整程序，合理限价。
转换公用事业价格形成机制，核心是实行公用事业领域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分离，对非自然垄断业务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价格；对自然垄断业务继续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格。
建立成本约束机制，规范价格成本构成，控制企业成本变动幅度，建设成本变动信息网，实行“动态化”管理，有效规避公用事业企业倒逼政府定价现象。完善物品、服务价格群众参与机制。在公共基础设施物品、服务价格确定上，应着力提高群众参与度，通过网上参与、舆论监督等形式，建立公众全方位参与的监督机制，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坚持召开听证会。
(四)实行激励与约束对称的有效政府管制机制
长沙的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还必须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和创新操作层面的机制，努力营造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和城市公用事业持续、协调发展的环境。
进一步优化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设置，在该市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逐步完成的前提下，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加强对公用事业的管制，必须成立综合性的监管机构，由政府授权统一，负责全市包括园林绿化等在内的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计划，投融资、价格及市场管理，下设水、气、交通等专业监管机构，实行专业化管理。同时，逐步实行监管机构人员重构，突出专业性，吸收法律、经济、会计人才，使人员构成趋于合理。
进一步实行公用事业有效投入和补贴机制,按照公用事业项目自然垄断性和公共物品性的强弱，将其划分为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四大类，对禁止类公用物品服务由政府负责，增加政府的投入力度；对其他类别公用物品服务，根据市场的经营状况和发展的需求，实行财政补贴，促进正常运转。
进一步营造规范有序的运作环境，一方面，要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分行业制定公用事业服务标准，实现改革规范化管理与标准化服务。另一方面，在成功探索基础上建立和健全公平竞争、有效率的基础设施或企业产权的出让、转让交易市场。同时，应以适度降低贷款利息，放宽贷款期限和提供政府贴息贷款为核心，建立优惠信贷制度。
进一步推进法制化建设。长沙应根据公用事业行业、项目的发展，分行业、项目制定地方性规章制度，逐步形成具有长沙特色的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法规和政策体系，依法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公用事业健康发展。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