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治理科学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信息是财富、是资源、也是动力。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劳动者仅具有生产经验和操作技能已不适应现代生产, 现代劳动者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现代技术、技能, 还要有较强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科学技术将改变脑力劳动者的比例, 即便是体力劳动者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纯体力劳动者, 他们的劳动将越来越依靠智力, 依靠信息资源, 依靠拥有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向生产工具的渗透, 发明和创造出许多新的现代的生产工具 (电子计算机、远程通讯等) , 是生产工具向智能化、信息化、高科技化发展, 特别是电子计算机、远程通讯网络和现代机械三位一体的信息系统的建立, 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生产的面貌。信息化的推进, 信息资源的利用信以及息技术的发展, 改造了传统的产业, 把现代化信息技术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 创造出各种先进的生产工具, 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
2 信息科学的发展过程
从现代科学体系的学科结构看, 信息科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 主要研究信息的产生、组织、传递以及信息的吸收与利用的特点和规律。
迄今为止, 信息科学经历了三个阶段: (1) 面向使用研究阶段; (2) 面向新技术应用研究阶段; (3) 面向基础理论研究及信息理论结构转变阶段。实用研究阶段主要是开展传统的服务工作, 进行手工检索工具的编制等, 以解决用户如何从科技文献的海洋中获得所需的信息 (作为交流对策的有用知识) 的问题, 支持战后人类广泛的科学交流活动, 促进了当时以民用为主的科研生产。由于科研方法的高效化和精确化 (人造卫星与航天器、高校电子望远镜、电子显微镜、粒子加速器) , 使得信息量具增更甚, 原始的信息查找技术, 已不能满足人类的要求, 为更好地进行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学家开始借助于电子计算等现代化信息技术, 建立计算机检索-联机检索-计算机网络相结合的集成式信息系统。该系统的水平成为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实力为标志, 代表各国的科技水平。而向基础理论研究及信息管理结构的转变阶段, 是指80年代由于信息实践和应用活动中出现了一些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信息的理论基础, 信息量的测度等) , 使得科学家们又开始致力于基础理论的研究, 以便更科学地指导信息科学技术及应用。由于80年代后, 信息媒介 (光盘、计算机输入输出的缩微胶片) 革命及人类对信息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科技信息转向经济、管理、生产等综合性信息, 使得信息资源管理结构从集成信息系统转相集成与分散服务并存和相互竞争的时代。
信息科学是为生产、科研、经济建设提供准确、适用的信息, 提供快速、方便地查找所需信息的手段的一门技术科学。从上述该学科为主要发展过程及手工检索→机械检索→集成与分散并存的信息系统, 可以看出人类为了更好地证明自然、改造自然、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对信息科学需求的迫切性, 同时, 也证明了信息科学的发展对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作用。
3 信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作用
从信息科学的研究内容及发展阶段可以看出, 信息工作虽然不像交通运输事业那样直接, 但它对社会进步与生产发展的影响作用则更为重要。信息科学已成为社会发展所依赖的重要资源, 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经济腾飞和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的重要因素。科学工作无论是处在个体自由进行的牛顿时代, 或是集体研究的爱迪生时代, 还是发展到国家规模的现代, 人们都离不开信息, 都需要继承、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作为科学技术体系分支学科的信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 为科学研究服务, 促进科学发展
搞好信息工作可以避免重复劳动, 既省时、省力、省经费, 加速科研进程, 有效地信息服务工作有助于广大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不断吸收新知识提高业务工作能力, 从而提高科研质量与工作效率。
3.2 提高劳动生产率, 加快经济建设步伐
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 是构成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 善于开发、利用这种资源, 就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 通过情报工作, 花很少的钱搞来的信息往往能得到几十倍、上百倍的经济效益, 而且还能赢得宝贵的时间。在竞争双方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 信息工作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
4 信息技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尽管人们对信息产业的基本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但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化社会的产生, 已经使当代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变化, 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信息产业的发展, 将使社会生产得到迅速提高, 从而带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新变化。信息产品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特殊产品, 已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商品, 它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其生产目的是为交换或转让, 又可以通过交换和有偿转让来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要, 从而实现其价值。信息产品商品化, 表明了科学技术本身亦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通过信息市场流通, 促进科研、生产、信息的有机结合, 加速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 是科学技术得到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应用技术和远程网络通讯技术等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减轻了社会劳动者的劳动,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的重要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的作用得以发挥, 使人们能更高效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从而推动传统产业不断升级, 提高社会劳动率。多功能的网络系统的兴起, 计算机检索→联机检索→网络化检索→智能检索技术的发展, 以微型机、电信、缩微、复印、自动声像控制为主要技术设备的办公室自动化的发展, 代替或减少了人类的劳动, 延伸了人手的功能, 代替了部分脑力劳动, 缩短了获取信息的时间, 提高了所有信息的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信息技术正以其它技术从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以其它任何一种技术从未有过的深度广度介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20世纪, 尤其是二战以来的大事记, 无论多么简略, 都不会忽视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和它所产生的广泛经济社会影响。
从信息与科技, 信息与经济的关系上看,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对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知识信息的产生、加工处理, 传递服务日益走向社会化产业化, 并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主导行业, 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杠杆, 成为维持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要素。
摘要：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创造了各种先进的生产工具, 强化了人脑, 代替了部分脑力劳动。本文着重从信息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述了信息科学作为一种重要资源是构成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 信息科学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水平。阐述了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信息资源,信息科学,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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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治理科学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科学发展观是从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等方面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是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从社会关系、社会状态等方面反映和检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效，是从和谐的角度促发展。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个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学习《决定》的过程中，搞清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两者相得益彰，辩证统一，对其内在的关系认识越深刻、把握越准确，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动就能越自觉、越坚定。其内在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一的前提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八十五年来，我们党从革命党走到执政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主题和核心，就是发展。人类思想史上，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强调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位要求，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经济发展始终是发展的中心内容，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这是坚定不移的。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个方向，那就恰恰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位要求，也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同时，又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代替不了社会发展，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不等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自然提高。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偏离科学发展，不重视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忽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那么在“发展”中一些社会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愈演愈烈，最终将会付出沉重代价。对此，邓小平同志曾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角度说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小平的话讲得非常之深刻。因此，在推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全面进步，更加关注财富分配、利益协调、矛盾化解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并进。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实现我们党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所以，我们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来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从目前情况看，尽管我国经济长时期保持了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我们与发达国家人均GDP和收入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现有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经济社会中的很多不和谐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发展还不充分有联系。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发展放在首位；离开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就会成为空谈。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强调发展的同时，更加突出和谐，即和谐发展；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的同时，更加强调和谐社会建设，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深化与拓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时借鉴了人类文明中关于社会和谐的有益成果。这表明我们党更加关注社会建设，使发展的内涵更加深刻，发展的内容更加充实，发展的指向更加明确。
二、统一的价值取向
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又是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归依的终极目标。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社会主体和中心，一切以人为目的，摒弃传统的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物本主义倾向，在社会发展中以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在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关系中，经济社会发展是手段，而人的发展是目的。否则，所谓的发展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此，从目的范畴来看，落实科学发展观，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它解决了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发展必须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这就明确了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源泉问题，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一切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健全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把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智慧、才能、力量，作为构想发展思路、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是要始终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包含着普遍价值，洋溢着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万物人为本，万事民为先”的基本政治立场。它要求我们，事事处处、时时刻刻，都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最高价值取向的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就是执政为民，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
坚持不懈做好事。我们应该懂得“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是一个以政治语言来表述的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刻命题。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离开了科学发展观所坚持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失去了正确目标、前进方向和动力源泉。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才能使全体人民和谐相处，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如何既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寻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结合点，始终关系党执政兴国的大局。和谐社会的美妙，不在于无差别，而恰恰在于面对多元力量的社会现实，摆平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事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因此，所谓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有矛盾的、有差别的多元化社会，是一个容纳矛盾和差别的社会。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够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包括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等等，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社会大体和谐。无庸置疑，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历史过程，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可以这样说，其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领域，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需要强调的是，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尤其是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热点和难点。如果仅仅从政治领域来讲的话，要实现社会和谐，关键是让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它的渠道来影响国家政策，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不能只让政党集团、政府阶层、工商阶层、知识阶层等几个阶层来影响、主导、垄断国家政策，必须让广大农民和工人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来参与政治。如果广大工人和农民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没有真正的参与权，没有真正的发言权的话，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就不可能有足够而持久的原动力。所以，和谐社会建设，必须融入民主治理理念，并使之上升为制度化机制；而且这种制度化机制的设计，必须以社会各利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以充分表达为宗旨。只有建立一种公平的政治机制，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才会达到政策上的平衡，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使社会在充满活力和生机中和谐地向前发展。
三、统一的方法论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的问题，关键是要做到统筹全局、兼顾各方，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这就需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方法，这是它的突出特点。“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要战略方针，是党和国家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基本政策取向和行为导向。同时，在每一个“统筹”中，都还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五个统筹”，是全面性和重点性的统一，目标和手段的统一，现实性和长远性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因此，科学发展观坚持“五个统筹”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地看问题的方法。
真正做到“五个统筹”，最大限度地兼顾各个方面，其结果必然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合乎逻辑的展开。“统筹”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它不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也充分体现了和谐之意。实际上，统筹就是兼顾，兼顾就是和谐。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把握大局，兼顾各方，促进东部、中部、西部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实现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要更加重视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统一的基本要求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突破了过去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的局限，强调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着眼于对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全面思考，着眼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建设，着眼于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着眼于政府、企业和公众之社会结构的全方位管理，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所谓“协调发展”，就是指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之间，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是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相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发展形态。所谓“可持续发展”，其主要内涵是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机会为代价，本地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或全球发展为代价。简言之，就是要让下一代人也能以发展的方式来发展，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粮。
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只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在经济实力增长、综合国力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激发社会活力，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则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坚持发展的全面性，才能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只有坚持发展的协调性，才能有效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环境；只有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才能使和谐社会建设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从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等方面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是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从社会关系、社会状态等方面反映和检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效，是从和谐的角度促发展。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为了把发展与和谐更好地统一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在发展中实现和谐，在和谐中促进发展；以发展保证和谐，以和谐推进发展。也就是说，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发展，来促进社会和谐；以社会的更加和谐，来保证又好又快的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正确的社会发展路线，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作者：山东省临沂市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社会风险治理科学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环境与资源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生态环境破坏现象愈加严重，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观理念相悖。基于此背景情况，企业加强环境成本控制可以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顺应循环经济发展趋势，缓解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将企业发展与环保紧密联系到一起。本文对目前企业开展环境成本控制的主要问题展开了分析探讨，结合个人看法探究了循环经济下强化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有效措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环境成本控制;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既是一种经济理念，也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倡以资源循环利用和节约为导向，促进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循环经济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融合了生态经济的理论和思想，对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重要指导作用。近年来，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为了发展经济牺牲生态环境并不可取，不利于国民的健康生活，也不符合国家大力提倡推广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产生恶性循环影响。目前我国企业推进环境成本控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出环境成本控制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研究循环经济下企业环境成本控制无论是对于企业发展还是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目前企业开展环境成本控制的主要问题
（一）欠缺环境程控控制意识
很多企业在发展中过于看中经济利益的追求，忽视了对环境成本的有效控制，没有良好的环境成本控制意识，存在着末端治理的想法，也就是说当出现问题被有关部门提及后，被动的去敷衍治理，做足面子上的环保工作。企业没有从经济循环视角出发创新完善生产模式，导致企业的生产依旧会对环境和资源产生大量负担，甚至各奔企业会为了短期内谋取更多经营利润而选择牺牲环境，变本加厉的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还有些企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剧了环境和资源的压力，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环境成本控制的实施，难以实现资源循环、经济循环的良好局面，环境成本控制工作成为了政府和公众的工作，企业很少主动参与其中。
（二）缺少健全的环境成本机制
目前来看，我国企业经营中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环境成本机制。许多制造业、工业在起步阶段受当时特殊国情所致，呈现出先污染、再统一治理的态势。加大了环境保护的难度和污染治理的难度，此外，国家政府及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对于企业环境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标准等还不够健全完善，现行的相关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到位，没有真正落实到企业实际经营发展中，监管企业环境成本控制工作不足，企业内部的环境成本控制制度和执行严重不足，影响了国家整体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成效。比如有些没有单独核算环境收支成本数据，知识在管理或者其他营业方面成本费用中一带而过的体现出来，不能充分、及时、精细的反应企业真正的环境收支成本情况。
（三）环境成本控制力度薄弱
现阶段，我国多数企业的成本控制工作仅限局企业内部环境方面，对于外部环境的成本控制较少，影响了整体的企业环境成本控制力度和有效性。企业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成本控制与内部同样重要这个问题，对于外部环境成本发生的空间、范围等考虑较少，将企业生产过程所出现的环境成本作为所有控制内容，所以形成企业环境成本控制力度薄弱的现状。
（四）环境成本控制方法单一
政府的环保法规是当今社会管理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主要方式方法，单一滞后的管理方法的效率较低，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难以肩负起控制企业环境成本工作的重则，阻碍了生态环境保护进程和经济循环发展进程。比如，作业完成法、完全成本法和产品生命周期法是当代企业最为常用的几种环境成本控制方法，这些方法存在与社会发展脱节的问题，只是在环境成本控制中套用了财务成本控制方法而已，欠缺有效性和适用性，企业没有创新环境成本控制方法，导致企业的主动预防环境污染工作严重缺失，始终处于被动控制环境成本的状态。
二、循环经济下强化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有效措施
（一）提高企业环保意识
想要更好的推动企业自主实施环境成本控制工作，首先就要提高企业环保意识，转变企业被动环保的状态，实现企业的主动环保。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越来越多人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明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开展的企业经营活动多么不可取，因此，企业领导和管理层要从长远发展以及经济循环角度来经营企业和规划企业发展战略。树立起环保理念，通过实施有效的环境成本控制工作开为企业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提高企业财务业绩和环境业绩，为企业创收长远的客观经济利润与社会效益，让环境成本控制成为增加企业竞争实力的重要途径，积极主动的开展环境成本控制工作，增加对这项工作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二）完善环境成本控制体系
完善环境成本控制体系十分迫切，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企业方面要明确从生产源头来控制环境成本的必要性，打破先污染后统一治理的传统思想观念和环境治理模式，在生产前、生产过程中、生产后同时入手，力求可以做到预防环境污染、避免环境污染、及早控制环境污染和更好解决环境污染的效果。创新企业生产模式，在产品设计中贯穿生态理念，加入生态设计手段;在产品生产中做好清洁工作，提高环境保护水平;在产品生产后主动开展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分类回收工作，减少资源浪费情况，降低产品生产成本，结合企业具体情况建立起健全的环境成本控制制度，促进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企业生产效益的和谐发展，达到一举多得的共赢目的。
政府方面要加快企业环境成本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完善这个问题上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出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制度，环境会计制度、环境会计指南、环境会计准则等，为企业实施环境成本控制提供充足、可开的法律保障。
社会大众和媒介方面要积极参与到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监督中，及时向有关部分反映发现的企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现象，形成良好的社会监督风气，促进企业向着加大环境成本控制工作的方向发展。
（三）延伸环境成本控制范围
企业要将内部环境成本控制与外部环境成本工作深度融合到一起，从时间、空间上延伸环境成本控制范围。具体来说，可以在时间上结合企业产品生产周期，延伸到企业产品制造原材料的采购、利用和回收生产过程废弃物中;可以在空间上延伸到产品成本外部环境成本的计量与核算中。这对于促进环境与企业良性循环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创新环境成本控制方法
时代在不断进步，传统的企业环境成本控制方法无法顺应社会发展需求，难以发挥出环境成本控制的实效性。因此，企业要与时俱进的创新环境成本控制方法，从控制重心、控制手段、控制内容、控制理念上都要创新，不断完善改进，积极探索出更加适合企业自身的环境成本控制方法，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反思以往环境成本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做到“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让环境成本控制工作可以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与创新力，为企业和生態环境的良好发展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
三、结束语
在新形势背景下，企业实施环境成本控制势在必行。政府要为企业推进环境成本控制工作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和有效监督管理，社会大众要树立起环保意识，参与到监督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中，企业深入分析实施环境成本控制中的具体问题，采取有效的创新改进策略，提高环境成本控制水平和有效性，从而在多方共同重视和努力下，促进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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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治理科学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收稿日期：2006-12-16
作者简介：杜鸿林(1951—)，男，天津人，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助理巡视员兼理论处处长，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一概拒绝构建体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构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呼唤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随着这一伟大实践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成熟、丰满、系统，形成完整严谨的科学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品质，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属性。
一、在当今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对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对于构建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是极为谨慎而严肃的，他们主张创立具有开放品质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的科学体系，这应当是没有疑义的。但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却有着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在相当意义上就是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这基本达成共识。而问题在于，有学者认为，不存在狭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按照恩格斯教导我们的：“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1]我们在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看到了这样的文字：“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2]“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2]在列宁的许多著作中，确实从广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词语，但也从狭义上论及过，如他所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它服从思想体系的发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的工作等等，等等。”[3]再看马恩的著述，同列宁很相像。他们在许多时候，也可以说在多数的时候，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的。但我们也读到了这样的文字：“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4]显然，恩格斯本人也是把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相对应的。如果说这是在广义上使用科学社会主义一词，那么必然会加上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然而没有。可见恩格斯本人是在广义和狭义两个意义上使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列宁的分析和判断是有原著作依据的。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或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成立的，但绝不止这三部分。
搞清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义，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搞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相互连接，构成一个整体，同时也具备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低一层次的体系，这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适性，它与各国各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就产生了具体化形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这些理论形态属于广义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也直接对应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即我们常说的“老祖宗”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恩的思想体系和列宁的思想体系。相对于马恩的思想体系而言，列宁主义是流，相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言，则又是源，都是我们的“老祖宗”)。与狭义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体系了吗?对此，人们经历了或长或短的认识过程，结果，得出了肯定的答案。
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5]在同一篇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还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5]在2003年7月1日召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胡锦涛同志一字不差地再次强调这一判断。这一判断蕴含着大理论体系观，同时又说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与马克思主义同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形态，应当是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与广义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还是与狭义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笔者认为，与广义与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都具有对应性。作为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切重要方面，从学科上讲，包括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艺术学、军事学、外交学、管理学、政党学等多门学科，这是狭义科学社会主义所不能完全对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分别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这三大理论成果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广义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对应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分别形成具有相对独立价值的理论体系，那么，由它们
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也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一个体系呢?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就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国开展革命和建设之时，善于搞“结合”的毛泽东立志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艰辛探索得来的正确认识升化为科学的思想理论，融入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端和初始形态。如果将毛泽东思想排除在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空降物。
邓小平理论曾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者和奠基人，那么邓小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名为邓小平理论，实际上，它仍然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个说法是“发展”。笔者觉得，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发展”需进一步说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令人一目了然。如果将两者结合，把主题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或许亦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只有邓小平理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仅仅视为党建理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少了毛泽东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无法构建起来。
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化，人们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形成体系有了广泛的共识。我们党的三大理论成果，不仅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体系，而且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这三大理论成果缺一不可，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会残缺。
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化经历了一个提出、补充、调整、修善的过程。胡锦涛同志2003年4月25日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同年7～8月在江西考察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全称概念。在同年7月28日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同年10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五个统筹”等。在这里，“以人为本”是作为一个大前提和统领提出来的。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在落实中应贯彻的基本要求。至此，这样的提法成为科学发展观的规范表述。
科学发展观自2003年提出至今，已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理论观点，但是否构成一个体系了呢？笔者认为，经过几年间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应当说，科学发展观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作出这样判断的依据主要有：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思想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理论思想确实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并在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有的新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就我国发展的主要领域、主要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就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的诸种条件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已具备了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实践性、开放性、前瞻性等特征，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要件已具备；已初步形成理论体系的科学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统领作用越来越显著，越来越重大，社会各界对科学发展观已初步形成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共识。
要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理论思想观点，理清这些理论思想观点的层次、指向、功能，结合实践的要求，对之加以逻辑整合，这样，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体系就随之清晰并显现出来了。按照理论生成的一般规律，应当是先有理论思想观点，当这些理论思想观点成为系列，形成相互联通的整体时，就具备了形成理论体系的基本条件。所以，是理论思想观点在前，理论体系形成在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同样如此。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观点和内容非常丰富，笔者认为，主要有：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和实质，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和灵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的主题；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经济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政治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文化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平发展理论；发展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创新；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基于上述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理论观点和主要方面，笔者进而对科学发展观基本理论体系作进一步分析：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以求真务实为核心的思想路线；科学发展观的历史逻辑起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和理论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学说；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又快又好；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理论分支——经济发展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文化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平发展理论；科学发展的条件——发展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创新和科技，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
基于上述，又可再作提升归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体系大致是：
1．总论——包括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历史逻辑起点、理论逻辑起点、主题、实质和核心、总体要求。
2．分论——包括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经济发展论、政治发展论、文化发展论、社会发展论、和平发展论。
3．条件论——包括科学发展的实践主体论、科学发展的动力论、科学发展的领导核心论。
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
定》提出，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其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一崭新提法引起了党内外的极大关注，人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和理论的思考迅速升温。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此后，学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明显地加大了力度，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体系框架基本确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因为有专门的论域，因而具备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理论价值。如，我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中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乃至实践尝试都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材料来源。笔者认为，较之于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存在的理论难点要多一些，人们对同一词语、同一概念、同一范畴的认识理解也多有不同，需要加强研究。
例如“和谐”。在西方，从古希腊直至今天，都是一个热门词语，而在我国古代文典中，以笔者的识力，尚未找到“和谐”这个词语，见到的是“和”。中国古代的“和”与西方的“和谐”是同义的吗?好像不完全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和”有平和、中和、和平、合和、和谐之义。古代中国和西方讲的“和谐”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和谐”是对应同一的吗?好像也不是。可见，从“和谐”这一概念出发，不少理论难点需要破解，许多概念需要作适当的限定，否则就很难达成理论上的通达。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专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没有一般的普适性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样式，而不是全部。那么作为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属性是什么，这非常有必要搞清楚。有的同志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思想，在‘老祖宗’们的著作中没有，尽管有其思想因子，但没有这个理念”[6]，这样说大有可商榷的余地。
再例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上来就遇到了“本质”与“属性”这两个概念及两者的关系，这涉及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诸多先哲的相关定义和阐释。要说明本质也是一种属性，一事物肯定有不止一个属性，属性又分本质属性和偶然属性，本质属性决定该事物的存亡，而偶然属性则不然。说“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置换一下词语的位置，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和谐”全面吗?这就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多个的问题，富强、民主、文明是不是?这同样需要说明。
还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从基本内容角度提出了“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荣辱观”四大方面，对之怎么理解、把握、阐释，需要下功夫。在学界，构建某个体系时往往是从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的路径人手，对相关范畴和概念进行提炼，再按其内在逻辑关系予以排序，进而构建体系。按照这种研究路径，以人为本、富强富裕、公平正义、民主、秩序、诚信、友爱、自由以至发展可不可以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高命题成为共识的现在，“自由”可否列入。正如有的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任务，有许多东西还不熟悉”，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外延，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结构和实践要求，深入研究国外在价值体系建设上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积极因素”[7]。
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已形成框架，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有着统领的作用。这就出现了两个具有统领作用的理论，一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两者是并列的关系，还是孰先孰后的关系，亦或是相互包容、互为表里的关系，这确实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和有力的说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离不开“大社会”的视角。以“大社会”的视角构建起的这一理论体系与以“小社会”的视角构建起的体系是有同有异的，没有必要将“大社会”和“小社会”截然分开，搞两套东西。依据“大社会”的宏阔视角，着眼“小社会”的建设问题，建立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这是适宜而可行的。实际上，由于有“和谐”这一限定词，无论是从“大社会”视角，还是从“小社会”视角构建体系，不可能具有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一样容量和同样的理论解释张力。假如抽掉“和谐”这一限定词，那么，建立起来的体系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体系了。尽管“发展”是手段不是目的，而“和谐”既是任务又是目标，是发展的高境界，但“和谐”取代不了“发展”这一关键词和限定词，取代不了“富强社会、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文明社会、德治社会”等关键词和限定词的特定意义。它们之间有互容关系，但又是相对并列的关系，不可彼此取代。
显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框架相比，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的统领作用是第一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的是加强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对这四大建设均具有统领作用。如果加上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即成为六大建设，科学发展观对六大建设均具有统领的地位和意义。科学发展观不是凌驾于六大建设之上的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源于六大建设的实践，指导六大建设实践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作为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的科学发展观，与六大建设首先是一个整体的复合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特性，决定了它对六大建设同时同步地具有统领作用。科学发展观与六大建设的关系亦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考察。一个是理论层面，六大建设分别有着各自相对应的理论思想，这些理论思想同样具有开放性，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支点和分支。这些理论思想需要提炼提升，成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贯通六大建设理论的红线。一个是实践层面，发展不是抽象的发展，而是具有不同实践形态的发展。发展不是单一的发展，而是整体的发展。实践既
提出了科学发展的理论需求，又为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我们所进行的实践，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六大建设为一体的实践，我们所坚持的科学发展观，是统领六大建设实践的科学发展观。
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展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后者是前者的统领和主线，两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对我们党的党章和我们国家的宪法的与时俱进具有重大意义，它们为党章和宪法提供了新理念、新内容。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鉴于本文的主要话题，此处不再作展开分析。
三、构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有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答案是肯定的。在哪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里，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和标志性突破，他们同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无必要和可能建立一个具有整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笔者认为，有必要亦有可能。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既要有纵向的关照，把每一次理论飞跃都讲到讲足，又要有对每一次理论飞跃成果的学理上的整合归纳，形成一个既具动态性，又具相对稳定性的理论形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应实践的要求，肯定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对这些成果形式中新的思想观点，应当适时地整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去。
怎样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呢?一是按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样历史的连续性去构建。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予以整合，构建起一个开放性、科学性、整合性皆备的理论体系。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应当有科学的哲学基础，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应当有贯通整个体系的主体和主线，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有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而形成的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范畴和观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主体论、军队和国防建设论、“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论、和谐世界建设论、执政党建设论等，还要形成自己的范畴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愈是得以丰富发展和创新。与之相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愈是得以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般讲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七方面，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而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8月15日召开的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概括为：“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里把“以人为本”放在首位，这启示我们要把“以人为本”或称之为“社会主义人本论”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摆到重要位置。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8]。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其自身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上述的“理论品质”，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要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指明现实途径；既坚持我们党的所有实践和理论都是为了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及时地满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切身利益；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教材体系建设和教学体系建设，都要恪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上述原则。
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程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广泛而深远，这一影响积极面和消极面同在，其中的教训值得记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党的其他重要文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始文本。忠实于原著，尊重原著，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遵循，切不可陷入把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化”、“绝对真理化”的泥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长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长期的，与之相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将愈加丰盈。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一定历史节点之际，人们蓦然回首，惊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壮丽的日出”，为拥有了一个经过归纳整合和实践验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骄傲。构建这样一个科学的、开放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们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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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雒树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A]．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A]．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王欣 E-mail：xbbjb88@163．com]
社会风险治理科学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体系逐渐建立，它是响应时代要求而建立的，是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是一种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在法律相结合的法学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是比较重视的，将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无论是在体系的实践意义上还是在体系的结构方面都充分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风格。本文就来论述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这个体系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意志，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
（一）社会法学理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个国家的法律性质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我国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那就是说我们所制定的法律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这个法律必须坚持三个代表为思想指导，坚持依法治国，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部法律包含我们所有的法律，因此，我们在确立其他法律的时候都必须以这个法律为依据，因为这部法律规定了各项法律的确立依据，这些法律必须得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切实的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法律的制定，内容的选择，都要从我们国家的性质出发，以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去制定，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的权益[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律体系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出来的实际成果，这一伟大创举为法律的创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法律体系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法律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越来越有成效，不自觉的就推动了法律体系的建设，人民迫切需要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诞生，去健全和完善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健全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是有促进作用的，它提供了一个法治环境，让我们可以更加安全，规范的去生产创造，促进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改革开放留足了发展的空间。
（三）该法律体系体现了结构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科学要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些历史原因，造成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我们所制定的法律也要满足当下的这种不平衡状态，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统一的多层次的法律体系，简单的概括为，宪法是统帅，法律是主干，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律法规是对其说明和补充，他们虽然具有不同的效力，但是他们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律理论体系的内容。
（四）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继承中国法制文化优秀传统和借鉴人类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
我们所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都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人类法律文明的成果，借鉴法律优秀成果，但是我们并不照抄，而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采纳有用的东西。实践研究证明，只有既继承发扬我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又借鉴吸收人类法律文明成果，才能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2]。
二、在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党所制定的方针，制度都凝聚着智慧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科学的制定立法规划，充分保证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部署和落实。
（二）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围绕正确的指导思想开展立法工作。
（三）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
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主题开展立法工作，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妥善处理法律稳定性与实践变动性的关系，妥善处理法律前瞻性与可行性的关系，确保立法进程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
（四）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
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上，坚持维护好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论是在立法的过程中，还是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都要做到以人为本，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汲取灵感，从而获得动力。
（五）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建立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国家又处于深刻变革之中。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国家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我们始终坚持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权威地位，严格依照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开展立法工作，在制定法律法规的同时，开展对现行法律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并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保证法律法规的规定之间衔接协调、不相互矛盾，保障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3]。
三、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法学理论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到全面系统的思想总结概括，它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发展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支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紧跟时代步伐，进一步深层次加强对它得研究，使我国法律体系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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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治理科学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后现代系统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有效突破了以往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提出：在整个科学发展理论体系中，有机整体是后现代系统理论的精神实质，阐述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本质、经济社会的理性控制和现代社会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理论、非稳定性转变规律、非突变式质变过程；动态共生是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内涵，认为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系统的变量互动变化的结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强调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主张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发展平等。后现代系统理论把有机整体、动态共生、人与自然和谐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成了对科学发展逻辑的理论准备。
关键词：有机整体；动态共生；后现代系统理论
后现代系统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理念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由此，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应运而生。本文立足于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后现代系统理论做较为深刻的探讨与研究，并以此解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
一、后现代系统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它的有机整体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自然界、社会、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构成。整个系统一旦形成，其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等就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的观点，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包括整体论和有机论。整体论认为，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拥有内在联系。有机论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一种动态生成关系。整体有机论对“有机”、“整体”、“内在联系”的强调提示人们：人类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机械作用的，无视内在的和整体的联系的还原论的方法，主张科学应将其方法建立在整体的有机性基础之上，只有用整体论研究宇宙与科学的统一性，才能超越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等种种现代性的消极后果。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正是在吸纳和扬弃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些科学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它的有机整体性。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揭示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有机联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认为，系统性表现在一切方面，正确使用系统思想进行分析，可以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统）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它既具有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时，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维护自己整体和统一的属性。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统一性。并认为，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内涵着增长、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要素，但发展并不仅仅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还应包括自然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决定了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不仅是个理论概念，更是个实践的概念。因此，无论在宏观决策上，还是在微观制度上，后现代系统理论始终应该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有机、非整体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以片面的目标与状态从事要素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碎裂了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其结果不仅难以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相反还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有机整体的高度有效克服了这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端。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还在于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控制和现代社会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强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把握，尽可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社会群体的不安定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而在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信息既非“纯粹物质”，也非“纯粹精神”，是主观和客观内容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义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协同性及实用性，与人之生存状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科学发展观认为，由于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统保持一定结构、实现其功能的基础。社会各子系统只有拥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做到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发展。由于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具有耗散结构，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引入负熵，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熵交换联系，在熵交换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本身的作用相当于经信息流来调控系统间的熵交换，减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内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负熵，走向共同有序与发展。科学发展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在熵交换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统的人文精神，达到经济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共享负熵，走向共生的发展之路。在国际上，通过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大环境，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发达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发展信息，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制定卓有成效的决策；在国内，使全体人民能够及时获得更多国际国内的最新技术及政治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这些信息的新内容与新知识，增加国内人们对于获取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减少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不确定性，消除经济社会系统的熵增现象。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更在于揭示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理论、非稳定性转变规律、非突变式质变过程。
首先，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与制度、立法等来保证的。科学发展观并不否定差别，更不是主张经济社会绝对平衡的发展观，而是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使差距控制在社会系统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使经济社会在适度发展差别中良性运行，从而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一方面主张发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张发展的渐进性，要让人民认识到，发展是分层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点进入同一个层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现代系统理论承认发展的非稳定性，但是，更关注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转变规律。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稳定是动态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状态。这种动态的稳定，不是封闭式的绝对稳定，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社会总体的健康发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视发展中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适疏导，就能达到更高层面的社会稳定。
再次，后现代系统理论主张社会发展的非突变式是常态，是和平演进的量变过程，而非冲突式的社会变革。按照系统的相变理论，如果中间过渡态是稳定态，相变过程就是渐变。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重视非突变式的常态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人们都更加注重社会变革中的非冲突形式和渐变过程，强调缩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人们的公平正义，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主旨之一。
二、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于它的动态共生
从后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所谓动态，是指一个具体系统如果不同周围其他系统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交换，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因此，系统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所谓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种现象，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和趋势，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还包含和谐的基本指向，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个方面。这种全面的共生观念不是简单的概念堆，而是应内化到具体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来说，动态共生是一个复合概念，在实践中不可分割。
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观认为，个体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改变的；开放系统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并日益复杂化，而不像封闭系统一样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之间摆动；系统变化体现在其内部的各个参数内；系统内没有一个发展状态或阶段是静止的。动态共生的系统又是一个自组织、自纠正、自稳定的系统，发展过程存在多种可能性，但其结果却具有普遍性。在动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点非常重要：（1）子系统在与整体保持一致的过程中缺失了灵活性，但更加稳固；（2）如果整体内某一个部分显著，则系统集中于那个部分，且这个部分有一个重要的顶点，在这个点上，当系统处在一个敏感状态时，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将改变系统的基础状态[4]。由此可见，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系统的变量互动变化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强调动态共生。以往的发展观，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学的发展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发展观历经了工业文明观、增长极限论、可持续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六个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产生了综合发展观，加进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但当时还并没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发展观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完善，但它们都缺乏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也因此都没能进入科学发展系统理论所追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境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我国国内相继发生的南方雪灾、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灾祸，因此，如何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吸收和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优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不仅涉及自然界、社会，还涉及人的精神领域。这些研究，摆脱了以往各种片面的发展理论中单纯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忽视人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底线的设定，从哲学的高度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而实现在扬弃中达到经济社会动态共生发展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学说还主张，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的过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样性，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前进中的问题只能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来解决。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持有者。
科学发展观认为，后现代系统理论，特别是它的动态共生学说，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个规律同样是对动态共生的科学发展逻辑的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吸收了其他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都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反过来，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又更好地促进了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在探索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等现实问题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众所周知，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是全球性问题。对尚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这些问题尤为严峻。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太慢则难以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过快又极易陷入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恶性循环。传统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如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偏好技术分析，而忽视人的因素；我国人口经济学理论则侧重制度分析，而忽视现实需求；新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试图破解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虽然它们的阐释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难免视角陷于狭隘，无法根治经济社会发展所遭遇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问题。究其根源，或是过于陷入理论演绎，或是过于就事论事，因此，都未能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动态共生的核心要义。而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则能最大限度地阐释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关注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问题、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问题、环境保护的自律与监控问题，等等，无不可以动态共生的理论来开拓人们的思路，求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人与自然和谐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类自身，而不能善待人类自身显然不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发展与完善的终极目标。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改变消费模式，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抑制人口膨胀，缓解地球生态环境压力；提倡全球的绿色运动，倡导生态文明等，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谐。
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原始物本强调构成客观自然界的各种具体物质元素，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问题；在中世纪，神本思想成为奴役人的工具，现实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隶；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利益，提倡个性自由。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异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就是发展经济，形成近代的“物本主义”。物本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物的增长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一切发展都应该以人为中心，最终形成了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导致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破坏性的索取和掠夺，忽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导致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反对人类优于自然的观念。提出消除人与自然的敌对的或冷漠的异他关系，重建一种联合的、快乐的人与自然的系统关系。主张人类应既充分有效地运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自然，反对那种靠大规模地破坏其他生物来获得人类社会“进步”的形式，否则，人类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这些内在逻辑。
1.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强调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后现代系统理论看到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观，主张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和谐共生，其积极意义已远超出生态本身的境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类的环境。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而“人态”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态健康、人格生态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实践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意义上的和谐。人当然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样有呵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宇宙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一切物种共有的权利。要使人类和自然能够共同发展，人类首先要在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论是传统生态观，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既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生态，也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人态”，更没有认识到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关怀最终是为了人的，同样也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当代社会，人类之所以面临着生存危机主要就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人的问题，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
2.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在于它全面整合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后现代系统理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互为逻辑前提入手，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其前提和条件，而且从人类发展的实践困境和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难双重前提出发，将后者归结到前者来解决，因而获得了更有力的说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也是一种环境主义的价值观，它实现了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友的结合。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观是人口、经济、环境等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它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活动与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明确在什么条件下以人为尺度，什么条件下以自然为尺度。正确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演化规律，自觉而积极地协调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复杂关系，真正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共赢和谐发展的境界。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并不寻求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统治工具，而是维护并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的命运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要求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范围内采取有效的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推动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发展。
3.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表现在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人与自然平等观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资源和对生态进行“必要伤害”，而是指这种“必要伤害”必须设定生态底线。“必要伤害”是人类为了发展而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必要伤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伤害”现象，并以“伤害”的形式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对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必要伤害”虽然有它的自然生态学意义，但不能因此就成为人类大肆挥霍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理由。主张，“必要伤害”的底线是：第一，它是一种条件伤害。即这种伤害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指伤害行为的实施只有在人类和自然发生冲突时进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够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种限度伤害。这种限度，从个体上说，对个体的伤害不能危及到该个体的种的灭亡；从整体上说，这种伤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第三，它是一种特殊的保护。这一特征是从必要伤害的另一层面来表达的。如人类通过利用一种生物的天敌来限制另一种生物的过度繁殖，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再如，令人通过科技手段采取节育来保持人口的生态平衡等[8]。设定“必要伤害”的底线，前提是生态安全原则。生态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系统安全这几方面组成的安全体系。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基石，生态系统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核心。没有生态安全，系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生态安全的原则下，“必要伤害”的底线才有现实意义。在人与人的平等观上，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公平，也要求代际公平。代内平等的原则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代内公平要求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公平分配和负担，主张谁污染谁治理，谁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环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谁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赤字”理应负有更大责任。而代际平等的原则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均等。人类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不能以牺牲环境和后代人利益为代价换来现代人的高速发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绿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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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