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选取已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薪酬水平之间不存在高度相关关系，管理层出于自利目的，为提高其薪酬水平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显著。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从公司管理层薪酬激励的角度研究盈余管理问题始于He4dy(1985)的一篇经典文献，HeMy发现盈余管理与基于盈余的薪酬合约有关。BMsam(1998)针对日本的上市公司研究了盈余结构如何影响CEO的现金薪酬。他发现会计盈余中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与经理的薪酬显著相关，这种相关关系随着公司的境况不同而不同。伯格斯特里塞和菲利蓬(Bergstresser和Philipppn，2006)使用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度量，对美国证券市场1994-2000年数据的研究显示，CEO的总薪酬与其持有的股票和期权的价值联系越紧密，操纵盈余越显著。伯恩斯和肯迪亚(Burns和Kedia，2006)对美国1997-2002年期间224家公告修正财务报告的公司与未修正的匹配公司的比较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会增加修正财务报告的概率。程和沃菲尔德(cheng和Warfield，2005)使用美国1993-2000年期间股权激励等相关数据的研究指出，具有高股权激励的管理层更可能报告出的盈余符合或微微高于分析师的预测数，而报告数额大于预期盈余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将此解释为，对将来股价更敏感的管理层会将当期的盈余储备起来以增加将来的盈余。
(二)国内文献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层薪酬与公司业绩是否具有敏感性，而研究管理层薪酬与管理层的利润操控行为问题的文献较少。张必武、石金涛(2006)在发现管理层薪酬与绩效显著正相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董事会特征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显著影响。还有学者开始研究高管报酬与业绩评价权重的相关性，例如，陈震等(2004)选取了两类上市公司，即体现高成长性的第一类上市公司和体现低成长性的第二类上市公司，运用虚拟变量改变评价指标斜率的方法，来考察公司高管人员报酬与业绩评价指标权重的关系。发现：第一类上市公司在市场股价指标上赋予相对于第二类公司更大的权重，第二类公司在会计收益指标上赋予相对于第一类公司更大的权重，第一类公司高管人员的保底收入显著大于第二类公司的保底收入。对于第一类公司来说，当业绩较好时，公司会增加高管人员报酬契约中市场股价指标的权重；而当业绩较差时，公司会增加会计收益指标权重。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很少涉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而该领域的研究对于我国上市公司激励制度改革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国外Healy等人的研究都是从公司经理的奖金这～角度出发的，这是因为奖金的发放都是基于业绩基础的。但目前国内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信息的披露还不充分，从公司的财务报表中还无法获得基本薪酬、业绩奖金等结构性信息，本文的研究注重侧重于上市年报中所披露的高管人员总的薪酬。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在我国，股权激励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激励手段以股票期权计划为主，管理层为了达到业绩目标以获得股票奖励，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将报告盈余转至当前会计期间。因此，股权激励不仅未能发挥其长效约束作用，反而刺激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在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层薪酬与盈余管理间存在着正相关；H2：盈余管理行为体现了管理层自利动机，管理层薪酬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选择2005－2007年沪深两市公布并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ST、PT以及数据披露不全的上市公司，共取得23家上市公司的作为样本公司。所有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和证券之星数据库，使用SPSSl1.5软件进行处理。
(三)盈余管理的度量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选取修正的Jones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计量。在研究过程中，碰到的现实困难是我国股票市场只有十几年历史，客观上也限制了时间序列模型的使用。但西方的一些研究者(如Subranyam，1996)发现，用横截面模型优于时间序列模型，它没有对时间长度的要求，同时也避免了生存偏差问题。Bartov等(2001)也认为横截面Jones模型不但可以解决时间年度不足和企业结构发生变动的问题，而且还是唯一能够一贯辨别出盈余管理的模型。
(四)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本文的研究变量主要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1)被解释变量。选用修正的横截面模型计算出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即被解释变量。(2)解释变量。主要研究目的是基于股权激励动因的盈余管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对管理层实行股权激励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采取持股和期股的激励方式。手段较为简单，再加上数据披露的限制，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数据难以全面完整的获得。根据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管理层年薪数据，选择上市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三名管理层的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作为管理层薪酬的代理变量。(3)控制变量。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费用、净资产收益率。第一，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能够对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产生重要影响。较大规模公司可以调整报告盈余的领域比较广泛(Watts和Zimmerman，1990)，因此公司规模越大，持股的管理层从上市公司资源和其他股东获取的收益也就越多，也就越具有实施盈余管理的动力。本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来衡量公司规模。第二，资产负债率(DEBT)。负债比率代表了企业的债务风险，衡量了企业债务融资约束(financialconstraints)程度，面临融资约束和财务危机的企业具有调增报告盈余的激励，因为真实地报告财务状况可能增加融资成本。负债比率越高的上市公司实施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越大，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DEBT)作为债务契约的代理变量加以控制，并假定资产负债率越高，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越大。第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BLOCK)。在我国，由于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控制性大股东，再加上在我國资本市场上缺乏保护中小股东的法律机制。相应约束大股东行为的市场机制也尚未建立，因此大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掏空上市公司的事件层出不穷。本文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BLOCK)作为代理变量，并假设其持股比例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第四，管理费用(EXP)。在我国，管理层通过年薪制、股权激励机制获得其货币收入，同时还以在职消费方式获得部分隐性收入，这部分隐性收入也是刺激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原因之一。在职消费一般通过业务招待费、办公费、交通费等形式计人公司的
“管理费用”，网此本文选择管理费用的自然对数(EXP)作为控制变量。第五，净资产收益率(ROE)。本文的是报告期年度扣除应计性项目后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采用这个控制变量的原因是我国的上市公司有sT和PT的规定，投资者和监管部门都很看重这个指标，上市公司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来操纵这个指标。所以在这里我们选定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盈余管理和管理层薪酬、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根据以上假设，建立模型如下：
DA＝a0＋a1·Top＋a2·SIZE＋a3·DEBT＋a4·Block＋a5·EXP＋a6ROE＋§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的描述性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第一，被解释变量。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在各个上市公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就其平均水平而言，盈余管理程度呈现出逐年递增的变化趋势，且各公司间的差异逐年缩小。第二，解释变量。管理层薪酬水平在上市公司间存在很大差异，但平均管理层薪酬水平在三年间没有显著变化，呈基本持平趋势。如表2所示：
(二)回归分析以表示盈余管理程度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为被解释变量。以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费用和净资产收益率为控制变量，以管理层薪酬水平为解释变量，采用SPSSl1.5软件对2005-2007年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3)、(表4)和(表5)所示：
可以发现：(1)模型的解释度。2005-2007年，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分别为0.397、0.474、0.142，其数值总体来说并不高，但是，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是管理层薪酬特征变量，而被解释变量是盈余管理的程度，管理层薪酬并非构成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从侧面间接地影Ⅱ向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大小。因此，调整后的判定系数较低是回归的一个十分正常的结果，并不会影响到实证结果的准确性与可分析性。
(2)管理层薪酬水平与盈余管理程度。由回归分析结果可知，2005-2007年，管理层薪酬水平的sig.值分别为0.132、0.221、0.188，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管理层薪酬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本文假设不符。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前文假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特别是净利润数据通常被用来评价管理层的努力程度，并据此为管理层发放奖金作为其年薪收入的一部分，因此，管理层为获得奖金收入、提高薪酬水平，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表6列示了2005－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薪酬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只有2007年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薪酬之间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相关关系，但同时也可以看出系数数值很低，二者的相关程度很低。而2005年和2006年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由此可以推断，管理层为了获得奖金收入而进行盈余管理的意愿并不强烈，因为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并不能使其个人薪酬收入显著增加。由此可以推断，管理层为了获得奖金收入而进行盈余管理的意愿并不强烈，因为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并不能使其个人薪酬收入显著增加。
(3)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呈现最著正相关关系，规模越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与原假设一致。一方面，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给予的支持力度就越大，公司获得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性收入也越多，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强烈。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其内部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就越高，外部利益相关者也越不容易直接观察管理层的行为，这将导致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越来越严重，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也越大。
(4)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程度。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程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提高，盈余管理程度减小。这与原假设不一致。原因主要是，相对管理层而言，债权人更加保守，更加关心企业资产变现的可能性，并会对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进行限制。债权人与企业签订债务契约，要求企业的投资以及会计选择更加谨慎，以此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债权人的这种限制就越多越严格，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余地也就越小。此外，我国上市公司的债权人一般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有较强的财务识别能力，较高的资产负债率说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能力较强，债权人对上市公司的偿还能力较为信赖，可以认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小。
(5)管理费用与盈余管理程度。上市公司管理费用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管理费用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小。本文以管理费用作为上市公司管理层隐性收入的代理变量。管理费用越高，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就越高，即其隐性收入越大，而管理层以在职消费方式满足其自身利益需求后，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会越小。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自利动机。
(6)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在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能够控制高层管理人员，较高的管理层持股意味着管理层的利益与控制股东的利益更加一致。大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更容易得到管理层的支持与合作。但2005、2006年回归分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BLOCK)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2007年的Sig.值为0.045，反映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这种变化可能与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大小非上市流通有关，因为大小非的上市导致第一大股东有很强的冲动进行盈余管理从而进一步提升市值。
四、结 论
本文利用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对盈余管理进行计量，从定量的角度判断实施管理层激励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而后以盈余管理程度为被解释变量，以管理层薪酬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管理層薪酬水平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净利润与管理层当年薪酬水平以及以后年度的薪酬水平之间都不存在高度相关关系，管理层出于自利目的，为提高其薪酬水平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显著。第二，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规模越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第三，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提高，盈余管理程度减小。债务契约的签订对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有制约作用。
国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文章在理论部分，阐明了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文章通过实证分析看出，我国大部分创业板的上市公司都存在着盈余管理的行为，从而得出我国创业板市场缺乏市场监管后文章从创业板准入制度、监管制度、退市制度三个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盈余管理；实证分析；对策分析
1 盈余管理目的和动机
1.1 企业的利润和高管的薪酬
高管的薪酬似乎与企业的利润呈正比，因为高管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意味着高管会获得更高的业绩评价，高管的薪酬也就越高。因此，高管会努力提高企业的利润，以此来获得更高的报酬。
1.2 融资和配股的需要
资金是企业的重要资源。大多数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都需要满足自身资金的需要。融资和配股是上市公司获取资金的重要途径。不管是融资还是配股的过程中都需要考核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
1.3 企业的上市和股票价格
企业在进行上市时以及成为上市公司以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利润状况有着严格的要求，一旦企业的利润即将不能或者不能满足证监会的要求，就会面临着特别处理和退市的危险。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企业的利润。当企业的利润下降影响到上市资格和股票价格时，上市公司一般会采取盈余管理的方式来提升企业的利润。
1.4 契约成本和税收筹划
企业为了实现较高的利润，就必须降低企业的契约成本和相关税费。目前，很多企业通过盈余管理能够有效降低契约成本，实现企业的税收筹划，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
2 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择
2.2 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新扩展的Jones模型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回归结果（如表2）：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可决系数（R-squared）约为0.621789，F统计量为62.00342远大于临界值，该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3 盈余管理程度分析
本文根据修正后的Jones模型，采用残差来度量盈余管理程度，具体方法是：当残差大于0且該残差大于市场均值，说明企业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当残差小于0且该残差小于市场均值，说明企业存在负向盈余管理行为；残差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强。
本文根据上述结论将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类如下：
从样本数据的考察期间内，至少有36.76%以上的创业板的上市公司都进行过盈余管理，并且存在明显负向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的数量远大于存在明显正向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数量，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盈余管理行为，需要政府加强监督和管理。
3 对策建议
3.1 对我国创业板准入制度的建议
3.1.1 创业板市场定位问题
我国的创业板市场主要是针对具有发展潜力的高科技创业公司提供融资等资本运作而开辟的新兴上市公司板块。据调查显示，在我国的创业板块市场上，高科技的创业公司的数量并没有在创业板块占据多数，排名第一的确是制造业的上市公司，这已经违背了开辟创业板块市场的初衷。
因此，政府必须严格坚定为发展潜力较强的高科技产业的公司提供服务的市场地位，严格创业板块的准入机制，让创业板块真正成为高科技产业做大做强的摇篮。
3.1.2 创业板市场准入门槛问题
科学、合理的创业板市场准入门槛是发挥创业板市场作用的关键。
首先，必须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形成严格的监管机制。
其次，根据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的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创业板市场准入条件，既可以降低创业板市场的风险，也能够满足大量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融资的需要。
3.1.3 创业板上市标准单一问题
不同行业的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同的特点，采用单一的创业板上市标准，致使很多中小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来实现满足上市的条件，从而创业板的市场风险加大。
因此，政府应当制定出分行业和分阶段不同创业板上市标准，以此减少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来操作利润的可能性，同时激发创业板市场的活力，让创业板市场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对我国创业板监管制度的建议
3.2.1 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
首先，我国的创业板市场与主板市场相比，就有较高的风险。创业板市场的准入机制不健全和上市标准单一，造成我国创业板的企业容易通过盈余管理实现操纵企业利润。
其次，我国创业板块的投资者大部分是个人，缺乏专业的投资理财的知识，获取证券有用信息的能力不强。
因此，从降低创业板市场风险，保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的角度，政府必须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降低创业板市场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操控利润的风险，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性和公开性。
3.2.2 优化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实现权力均衡
目前，我国的监管体系尽管实现的多种机构监管，但监管权力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以证监会或银监会为主的政府机构手中，行业自律机构发挥的监管效率低下。
因此，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必须构建多层次有效的监管体系，打破相关利益的束缚，实现所有监管机构的权利均衡，更好地为创业板市场的规范化服务。
3.3 对我国创业板退市制度的建议
3.3.1 退市标准和上市标准相统一
竞争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创业板市场有上市，就必须有退市与其相对应。上市标准和退市标准的统一性是创业板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保证。通过统一的上市标准和退市标准，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可以通过上市进入创业板市场，发展潜力不足已上市的企业可以通过退出机制退出创业板市场，这样既可以降低创业板市场的金融风险，也可以保证创业板市场良好的金融秩序。
3.3.2 扩大非数量标准的披露范围，形成对数量标准的有力补充
通过对我国创业板市场的上市和退市的标准分析来看，大部分属于数量标准。在一个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所有的信息很难全部能够量化，但一些非量化的重要的信息也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创业板市场在确定上市和退市标准时，尽可能增加一些非数量信息，形成对数量标准的补充，这样才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才能保证创业板金融市场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陆宇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及其治理对策研究[J].管理科学，2003（16）：65-69.
[2]陈建歧.刍谈盈余管理[J].财会月刊，2000（18）：26-27.
[3]张宗益，黄新建.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经济论坛，2003（10）：37-39.
课题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项目课题“我国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成因及对策研究”（2015C89Y）。
国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国企高管对自身报酬定价的较强控制力决定了其报酬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低效，在代理理论解释乏力的情况下，从经理权力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会更有说服力。基于此，文章从管理层权力理论的视角对国企高管的报酬定价机制做出新的解释。认为高管之所以能够影响自身报酬定价，是由于在国企产权安排和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的制度背景下，结合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具备了一种“超权力”，从而通过报酬方案的制订攫取了更多的控制权收益。
关键词：国企高管；报酬定价；超权力
当前，国企高管报酬定价机制存在着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报酬定价缺乏合理依据、报酬水平与业绩的不相关或弱相关、报酬定价缺乏透明性、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以及报酬定价缺乏独立性。其中，报酬定价缺乏独立性是国企高管定价机制最为严重与根本的缺陷，即高管对自身报酬定价具备相当的影响力。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国企所有者缺位、国有股一股独大下内部人控制严重等问题引发的高管“超权力”所致。高管权力过渡膨胀，高管给自己定报酬的现象在国企中广泛存在，可以说国企高管的报酬激励机制是扭曲的、失灵的，或者说存在X效率。然而，综观国内现有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高管报酬水平与公司价值、公司业绩等相关性实证研究，且研究的结论往往不一致。尽管有些学者从权力理论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但针对国企高管报酬定价机制的特殊性，从权力角度研究国企高管“超权力”的形成机制却很少。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管理层权力理论的视角对国企高管的报酬定价机制做出新的解释。
一、 管理层权力理论对管理层报酬定价机制的解释
代理理论认为通过设计最优契约可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保持一致，实现激励相容，由此推出高管的报酬策略应该和企业业绩的变化正相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报酬契约的谈判过程中，管理层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优势，从而有利于获取自利的报酬契约条款。因此，通过报酬设计的激励并不必然能解决代理问题，反而本身可能成为代理问题引发的一个原因，由此引发了经理主义视角下的管理层权力理论的探讨。现有许多研究文献也发现，企业高管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能够影响甚至可以决定自己的薪酬水平。其中，Yermack研究发现CEO 总是在公司的利好消息公布之前获得股票期权，并据此推断出结论，认为公司CEO能够影响甚至决定自身薪酬条款制订。Conyon通过实证研究发现，40%的企业薪酬委员会中有CEO 或其他执行董事成员等高管参与，因此薪酬委员会并不能独立决定高管薪酬制订。此外，Bebchuk和Fried 等还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激怒成本”（Outrage cost）和“掩饰”（Camourflage），来更进一步揭示了董事会可以违背股东利益，导致了激励的稀释、扭曲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损害，强加了股东更多的代理成本的机理。关于经理权力的构成与衡量，现有文献或多或少受到了Finkelstein关于权力构成的研究结论的影响，认为经理权力有所有权权力、结构权力、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在具体操作上，经理权力理论的主要观点多数是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的。采用的权力衡量指标包括是否存在大股东、总经理任期、董事会规模和内部董事比例、总经理薪酬占前五位高管薪酬总额的比例、是否实际控制人或创始人兼任、国企金字塔的控制链条深度等。
总之，管理层权力理论强调董事会不能完全控制管理层报酬契约的设计，在制定经理报酬计划上董事会并没有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管理层有能力影响他们自身的报酬结构和水平，也有能力采取寻租行为，经理掩盖寻租行为的愿望会促使最终达成次优的报酬合约，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和激励效应的稀释，最终会损坏股东价值。下文将从权力理论的角度具体分析国企高管的“超权力”形成机制。
二、 国企高管“超权力”的形成
以上分析可知，高管在报酬定价过程中利用权力施加影响力是不争的事实，高管自己给自己定报酬的现象不在少数。按照最优契约理论的假设，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水平而配置给高管的权力水平就是最优的，否则权力要么偏低要么偏高，即报酬契约存在X效率。国有企业的特殊制度安排决定了国企高管普遍具有“超权力”。按照青木的制度互补理论，国企高管的这种“超权力”是多种制度要素互补而成的，本文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1. 国企产权安排的先天缺陷。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全体人民，因此客观上来说，其产权只能由国家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但是由于国家的非人格化，决定其必须将经营权委托给自然人，结果必然产生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虚置，造成经营权的强化和所有权的弱化。而所有權与经营权的非对称配置必然产生的矛盾是收益权与控制权的严重分离，即拥有很大法定收益权的国家却不掌握控制权，而拥有很大控制权的高管却只有有限的收益权。可以说，国企所有权虚置是由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的，内生于国企产权安排制度，因此是国企产权安排的一种先天缺陷，这种先天缺陷必然导致了国企高管权力与责任的严重不对称。
首先，国企产权的虚置导致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国家产权代表对企业高管监督和约束的弱化。赚了钱是国家的，得罪人的成本由自己来承担，没有人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来认真行使所有权代表的职责，因此，对国家产权代表的监督职能的激励严重不足，监督的弱化使得国企高管的权力相对强化；其次，监督职能的激励弱化加之对国企内部信息获取的严重不足导致各级国家产权代表的“廉价投票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政府的经济利益缺乏必然的联系，对企业内部经营信息的掌握又严重不足，在涉及重大投票事项如国企高管的报酬定价的时候，政府相关负责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不太出格，就会“慷慨”地准予通过。廉价投票权使得国企高管的权力再次得到放任。
2. 国企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我国国企普遍存在的一现象是股权集中度高，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股东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的投票权和决策权，中小股东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而作为控股股东“法定代表”的国企高管人员，以行政任命的方式作为国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甚至两职合一，对公司形成了“超强控制”，即所谓的内部人控制。因此，作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一方面即出现“超强控制”，即大股东控制董事会，而中小股东边缘化和大股东异化；另一方面则出现“超弱控制”，即国企高管实施个人利益侵占，包括提高薪酬、在职消费以及权力寻租的行为。在国有产权虚置、缺乏监督和中小股东利益制衡无效的情况下，国企高管权力膨胀，内部人控制严重，高管的“超权力”自然形成。
国有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同样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国有产权的虚置和多级代理链条的存在，使得政府在行使国企监督职能时动力先天不足、监督能力低下，加之政府目标的多元化和对国企的“父爱”情结，导致国有企业的各级主管部门对国企高管权力放任有余，监督不足，政府对国企的外部监管机制效率低下。其次，尽管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但国有股仍基本上处于限制流动状态，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依旧，控制权市场对国企高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就无从谈起。第三，我国的经理人市场总体发展滞后，经理人才缺乏，经理经营能力的信号显示不足，国企高管的行政任命制使得外部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很难介入国企高管职位，经理人市场的外部竞争机制对国企高管的激励和约束效应缺失。最后，我国证券市场在信息的披露以及信息的传递和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还存在诸多弊端和漏洞，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甚至发布虚假信息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这种信息优势使得国企高管的权力更加强大。国企外部治理机制的不完善直接或间接的促成了高管“超权力”的形成。
3. 国企高管丰厚的社会资本。Gomez-Mejia指出关系治理应在委托代理机制分析中不应该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国企高管拥有很强的社会资本，这是指企业高管在其社会交往的人际关系中获得的资源，最终可以转化为高管权力的一部分。因此，高管的社会资本也是其“超权力”的来源之一。国企高管的行政任命制和上级主管部门监督动力的不足，使得高管只要“搞定”了上级主管就获得了其“超权力”的法定基础。他们实际上已具备了很强的寻租能力来完成所需要的寻租活动，最典型的就是高管在自身报酬定价中较强的影响力。高管的社会资本不仅来自上级主管部门，还来自于企业内部。行政任命赋予了国企高管超强的“法定”基础，内部竞争对手很难撼动其法定地位，在“官本位”思想浓郁的氛围内，下属的升职更多的寄希望于上级的“升官离职”，因此高管下属倾向于“团结”在其周围，积极跟高管搞好关系，期待自己在未来“接班人”竞争中获得现任高管的推荐和支持。高管还可以通过控制董事与独立董事提名的方式控制董事会和独立董事为主组成的薪酬和审计等专业委员会，那些连锁董事也会更加配合国企高管的行动，所谓的独立董事“不独立不懂事”现象也就再正常不过了。按照董事会资源基础理论，董事会可以提供董事会资本，而这些董事会资本的运用则主要掌握在企业高管手中。因此，国企高管通过与上级主管、下属和董事会之间建立了丰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最终转化为高管的一种权力回报，即丰厚的社会资本转化为高管“超权力”的一部分。
三、 国企高管“超权力”的形成机制及在自身报酬定价中的体现
1. 国企高管“超权力”的形成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企上市公司高管“超权力”的形成还有其历史因素，即国企由于其历史背景以及上市过程中政府的积极推动以及上市后承担的对母公司的责任甚至对当地政府和社会的巨大影响，都使得政府对国企怀有强烈的“父爱”情结，上市公司高管具有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可以说，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安排，即国有产权虚置造成的“所有者缺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排除垄断因素）的根本原因，在政府目标多元化、没有人真正有足够的动力代表国家产权行使所有者的监督职能时，加之缺乏对企业内部信息的获取，也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代表国家产权行使所有者的监督职能，所有者监督职能的不足从根本上造成了对国企高管制约的乏力和高管权力的放任。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特点又为高管作为内部人控制企业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控制权市场缺失、经理人市场难以介入、法律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的低效率外部治理机制下，国企高管利用制度攫取和自身积累的丰厚社会资本，有形和无形中“造就”了自身的“超权力”，其形成机制如图1所示。
2. 国企高管“超权力”在自身报酬定价中的体现。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产权特点为高管为代表的内部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控制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政策法规等外部治理机制的低效率约束下，国企高管的权力缺乏制约，加之国企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大社会影响力，政府对国有企业始终怀有“父爱情结”，国企高管的权力更加放任。在权力缺乏制约与自利动机下，高管有动力也有相当的能力影响自身的报酬定价，从而形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报酬契约。国企高管的“超权力”在自身报酬定价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第一，高管利用权力制定较高的货币薪酬。尽管多数国企高管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政府对国企高管的货币薪酬做出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国企高管有动力也有能力利用权力与上级主管讨价还价，为自身争取到最大化的货币薪酬。
第二，高管权力的运用使得自身报酬与企业盈利亏损业绩具有更加明显的非相关性，即薪酬与盈利业绩敏相关性会更高，但是与亏损业绩敏感度更低。尽管报酬与业绩的非对称性设计符合保健-激励原则，但高管完全有能力动用权力使得董事会通过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薪酬设计。
第三，高管利用权力采取盈余管理行为提高自身报酬。在实施管理层激励方案中，如果采取以盈余为基础的报酬契约，高管有动机和能力采取使自身报酬最大化的会计政策，如操控应计项目和线下项目将利润与高管报酬正掛钩，随着高官报酬与会计业绩敏感度的增加，高管操控盈余的动机会更强。
第四，高管运用权力在股权激励中寻租。由于国企高管的权力缺乏制约，股权激励方案往往变相地成为高管权力寻租运动，高管可以采取诸如“软约束”业绩股票和平价期权甚至在股价低于行权价时采取期权重置等方案为自身谋取利益。
第五，高管利用权力享受最大化在职消费。由于国企高管的剩余收益权与控制权严重不对称，代理问题突出的表现为高管充分利用在职消费来获取控制权收益，其权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实施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参考文献：
[1] 高文亮，陈镜宇.管理层权力理论研究最新进展[J].财会通讯，2012，（7）下：101-105.
[2] 陈家田，储节旺.国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研究——基于多理论视角[J].软科学，2012，（6）：115-118.
[3] Conyon M J，S L Peck.Board Control，Remuneration Committees and Top Management Compens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41（2）：146-157.
[4] Bebchuk， L.and Cremers， M.，etc. The CEO Pay Sli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102）：199-221.
[5] Finkelstein，sydney.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 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2，35（3）：505-538.
[6] 卢锐.管理层权力、薪酬激励与绩效——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7] Gomez-Mejia L R，Wiseman R M. Reframing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 Assessment and Outlook[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7（23）：291-374.
[8] 唐清泉.知識型花瓶式有威慑作用的独立董事——我国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动机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9] 杜雯翠.垄断优势、高管贡献与高管薪酬[J].当代财经，2015，（1）：66-76.
[10] 罗宏，曾永良，刘宝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费用粘性[J].经济经纬，2015，（3）：99-104.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哲社科学研究项目“国有企业产权形式的适应性效率研究”（项目号：2014234）；山西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国有企业母子公司管控研究”（项目号：QN-2014006）。文中将“高管”界定为董事长、CEO和总经理。
作者简介：张莉艳（1978-），女，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周会斌（1977-），男，汉族，山东省邹平市人，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讲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收稿日期：2015-05-20。
国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盈余管理是企业的所有者或者管理人员通过利用会计准则对财务数据进行调整以达到其特殊目标的一种经营策略和方法手段。很多的上市公司，为了实现其目的，普遍采取了一些盈余管理措施。针对国内外学者和证券市场的效果反馈可以看到盈余管理的“双面性”：合理的、符合普遍利益的盈余管理操作方式和方法，可以提升上市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管理水平;相反的，过度的、恶意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时候会向投资者、市场监管部门以及证券市场反馈了虚假信息，最终有可能会误导外部信息使用者做出错误的决策。而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产生，最主要的来源则是证券市场的“退市机制”。
我国当前证券市场的退市标准最初限于“三连亏”，后来陆续增加“净资产标准”、“营业收入标准”、“审计意见标准”、“市场交易指标”等各项退市机制指标。但这样退市机制仍然会给上市公司留有操作余地。
最典型的盈余管理措施主要有：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利用、会计差错的利用、应收类型项目的利用、大量的关联交易、交易行为的虚构、重大的资产重组、资产减值的利用以及虚报资产等。
在上市公司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值之后，通过各种的“盈余管理”措施，只要在第三年实现扭亏为盈，报表各个项目表现得好一些，满足各项标准要求了，那么很容易的就对“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ST”帽子予以摘除。
二、“HT酒业”案例分析
“HT酒业”作为白酒行业上市公司中的老牌白酒企业，曾经在1994年的第二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HT酒与茅台酒一并斩获金奖,并且，在2000年比“贵州茅台”提早一年上市，风头无几，当年甚至喊出了“南有茅台，北有HT”豪言壮语。然而，自2000年上市到2018年，“HT酒业”就已经先后4次被证监会施行“退市风险警示”，多次更名为“ST HT”，更是到2019年5月，被证监会“暂停上市”。对比着白酒行业上市公司的“龙头老大”———“贵州茅台”来讲，“HT酒业”已经被远远的甩在了末座。
（一）第一次“带帽”与应对手段
根据“HT酒业”年报数据显示，2002年、2003年连续亏损1206万元和1.17亿元，因而被证监会与2004年4月进行“特殊处理”，而在2005年则实现了扭亏为盈，这其中采取的措施，通过公告可以详细得出：HT酒业在2003年的时候集中处理了存货及坏账损失，导致管理费用的金额高达1.14亿元，占当年度亏损额度的97.44%，而到2004年，管理费用则低至900多万元，明显低于其他各年度管理费用金额。不难看出，通过提前处理存货和坏账损失，可以将损失集中到2003年度，而2004年则负担大减，轻装上阵，形成的报表数据上面的盈利。这样的操作，表面上讲是“管理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是通过数字游戏粉饰了业绩。
（二）第二次风险警示与应对措施
通过“HT酒业”年报的数据，可以看到HT酒业2004年第一次“摘帽”之后，延续三年实现了盈利，然而，利润却是在不断下滑，直到2007年、2008年连续亏损5103万元和5915万元，第二次被证监会“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为了避免第三年业绩为亏导致退市，到2009年又一次实现了“报表盈利”。通过2008年的年报可以看到，当年度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准备，导致报表资产减值损失高达3020万元，占到当年度亏损额度的51%，而到了2009年，通过少计提甚至转回存货跌价准备，形成了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1441万元，比2008年度减少52%。尽管如此，HT酒业的经营性利润仍然是亏损状态，为了防止退市，HT酒业采取了债务重组措施，2009年12月底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达成了债务核销协议，从而增加了营业外收入，金额高达5245万元，将2009年的净利润由负数，直接拉升至盈利642.91万元，又一次实现了“扭亏为盈”。
（三）第三次“带帽”与“脱帽”手段
根据“HT酒业”2013年和2014年的年报数据显示，这两个年度的亏损额分别为2930万元和3928万元，通过报表发现，该公司在2014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953万，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236万，通过“资产减值损失”项目直接减少净利润1188万元，而在2015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损失仅仅277万元;同时，2015年通过出售房产获得298万元的营业外收入，通过出售全资子公司获得700余万元的投资收益，非经营性收益高达1000万元，相比于2015年度的467万元的利润总额，又是一次成功的“摘帽”操作。
（四）第四次的带帽与浑身解数
“HT酒业”在2015年略有盈余摘掉帽子之后，形势急转直下，2016年亏损1.26亿元，2017年亏损了1.88亿元，因此，在2018年5月年报披露之后，再次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面对此种情形，该公司先后通过更换管理层、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手段，意图实现在2018年度的“双保”(保净利润为正、保净资产为正)目标。然而，直至2018年末，各种手段仍然无法扳回经营业绩的提升，最终以亏损9548万元的结果，致使“HT酒业”停牌，并与2019年5月3日暂停上市。
三、结论与建议
“HT酒业”在其上市后至今的所有财务数据的操作，实质上就是通过“盈余管理”来规避政策标准，意图避免陷入退市的困境，这样的操作短期内可以达到目标，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营的困境。
上市公司应当在其经营过程中，应当积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制定正确的战略发展目标，加强内部控制，通过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来提升公司及财务绩效，通过合理的数据反映其真实的盈利水平。
摘要：当前,许多上市公司为了避免出现“ST带帽”、“脱壳退市”的风险,往往都会采取一些措施,通过会计数据的“规则允许范围内的数字操作”,进行各种的“盈余管理”。本文通过研究“HT酒业”自上市至今采取的各种盈余管理的措施,阐述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分析,为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保壳,净利润
参考文献
[1] 郑成哲,张舒予.退市机制、盈余管理与资源错配——以*ST新亿为例[J].管理工程师,2019,24(05):33-42.
国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概述
盈余管理, 是上市公司为了扩大公司利益所采用的一种管理手段, 主要是通过修改会计数据来扩大公司利益的手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会计数据并不是公司的盈余情况, 盈余管理的片面性会在短期内为公司带来一定的利益, 但是从长期来看, 对一个公司的长期发展还是存在很大弊端的, 因为数据和信息的不真实会损害到很多人的合法权益。这种做法会使公司逐渐失去人心, 所以对公司的未来预期发展还是相当不利的。这种做法主要是公司的管理层为了公司盈利所做出的一种决策, 虽然没有违背相关法律, 但是却违反了一些原则, 所以加强对上市公司盈余手段的识别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
(一) 资产重组
资产重组, 顾名思义, 就是对公司的资产在短期内进行重组, 从而在短时间内增加上市公司的资产数, 而资产重组的方式也有很多, 主要是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来实现公司产业结构的优化, 这种盈余管理手段可以在短时间增加公司的资产, 所以近年来被很多公司用来当作是财务报表, 但是这种盈余管理手段的实行过程还是比较麻烦的, 还要对公司的资产进行估值, 然后才能进行资产的买卖, 由于具体的实行过程相对其他盈余管理手段更为复杂, 所以在盈余管理中的应用还是比较少的。
(二) 增加产品产量
产品的产量与公司的利润存在一种关系, 在正常条件下, 公司产品的销量增加, 才会增加公司的利润, 这时也要增加产品的产量,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也就是产品的产量减少了, 但施工公司所创造的利润却增加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由于产品的成本降低了。主要还是因为产品的成本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固定成本, 另一种是可变动成本, 在产量一定的情况下, 公司的固定成本都是不变的, 对产品的成本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主要还是取决于产量的多少, 所以可以增加产品的产量, 这样就能降低个体产品的成本, 能够大幅度提高公司的利润, 这也是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盈余手段往往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所以在盈余管理的实际过程中, 对这种盈余管理的手段还是要慎用。
(三) 将债权改为股权
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债权收入和股权收入。对这两种所有权进行转变, 主要还是因为这两种所有权之间的利益关系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问题, 从债券的角度来说, 按照合同规定在规定时间内必须要偿还, 但是如果将债权改为股权, 那么在一定期限内的还款数目按照相关规定来看, 是可以不用立即偿还的, 只有在公司破产或者是公司财产清算的时候才进行股权债务的清算。这样就使财务负债数大量减少, 毫无疑问的是, 虽然在财务负债数上的数目减小了, 但是实际上所欠的债务并没有减少, 只是承担债务的承担方改变了而已, 这种做法也能在短时间内增加公司的利润, 使公司管理层实现盈余管理的目的, 但是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切实权益, 虽然达到了经济目的, 但是却丧失了人心, 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四) 减少研究性费用
有些高新技术公司, 会比较注重高新技术的研究, 而高新技术的研究都追求先行者, 因为在这些行业中, 只有领头的先行者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在这些高新技术的公司中, 对研究性的费用投入还是比较大的, 除此之外, 譬如人员培训费等等, 这些费用的支出, 在短期内无法为公司谋取任何的利润, 而且成本的回收周期也比较长, 所以, 为了盈余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减少这些研究性的费用, 可以在短期内为公司节省大量的资金,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 这也能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 为公司减少很多支出, 对盈余管理工作的推进也很有帮助, 虽然这种做法能够在短期内通过减少研究费用提高盈余管理的效率, 但是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来说却非常不利, 所以说相关公司一定要量力而行。
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识别方法
(一) 加强对审计报告和注册会计师的重视
审计报告是盈余管理过程中的数据来源, 而注册会计师是盈余管理审核中的重要人员, 所以说加强对这两个方面的重视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注册会计师自身的经验丰富, 对盈余管理这项工作还是驾轻就熟的, 能够根据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盈余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 通过审计报告则可以对公司的盈余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虽然不一定是准确的, 但是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这两个方面进行识别时, 在审计报告上, 如果在后期的审计过程中出现了更改的情况, 那么很有可能采用了一定的盈余手段, 而在注册会计师上也是如此, 如果在审计的过程中出现了更换会计师的情况, 那么也有采取盈余手段的嫌疑, 除此之外, 如果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是飘忽不定的, 又或者是更换后的注册会计师与从前的注册会计师意见不一致, 那么都有可能采用了一定的盈余手段, 相关工作人员要着重把握这一点。
(二) 去除不良资产
不良资产虽然还是一种资产, 但是由于一些程序的不合法, 所以称为不良资产, 因为这种资产已经丧失了正常资产所具备的一些特性。而不良资产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 这些资产有利于公司对利润进行调节, 但是不利于对公司真实盈余情况的了解。不良资产虽然也是一种资产, 但是却很难给公司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利益, 所以可能会被公司用来混淆视听, 加大对公司利润的控制。所以在对公司的利润进行统计和结算时, 一定要去除不良资产, 不良资产的表现类型也是比较多的, 总的来说, 有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类型, 不良资产的收回概率也是非常低的, 所以已经可以不算是公司的资产, 自然也不应该加入公司的盈余管理工作, 所以在分析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时, 一定要剔除这些不良资产。
(三) 加强对会计政策的重视
由于公司在进行资产整理和负债统计时的数目比较大, 而有些资金很小的来龙去脉在短时间内很难弄清, 导致最后统计出的结果也只能是近似结果, 这是会计政策自身存在的不足之处, 所以在进行资产的统计工作时, 一般都会将会计政策进行一定的更改和变换, 但是这种情况也给企业的盈余管理以可乘之机, 所以在统计工作中一定要充分注意会计政策有没有标注或进行了相关的变更, 如果进行了变更, 那么就要对变动的内容进行反复查看, 通过对这部分内容的反复查看, 大致就可以发现上市公司有没有进行相应的盈余管理, 有没有虚报公司的各项利润和负债情况。
(四) 关注非主营性利润的比重
众所周知, 公司和企业都有主营的产品, 这些主营产品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在公司的整体销售情况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在利润方面也应该如此, 主营性产品的利润在公司的总利润中应该占据了大片江山。主营性利润的说理性还是比较强的, 通过主营性利润能大致推算出公司的总利润。而非主营性利润就正好相反了, 非主营性利润由于销售量还是比较少, 销售的渠道也比较多, 在短时间内无法进行及时的统计工作, 所以就加大了取证的难度, 公司的管理层可以通过对非主营性利润的调整, 实现改变公司利润和负债情况的目的, 由此可见关注非主营性利润的重要性。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通过计算非主营性利润在公司总利润中的比重, 在公司的正常运营中, 一般主营性利润所占比重都是最大的, 如果上市公司的主营性利润很低, 而非主营性利润却很高, 这种情况与公司的运营实际还是不相符合的, 所以很有可能进行了盈余管理。
(五) 去除非经常性利润
公司在正常运营中产生的利润都是经常性利润, 在公司的资产统计工作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公司资产重组或者是投资产生的利润都是非经常性利润, 因为公司不可能长期资产重组, 也不可能长期进行投资工作, 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还是产品的销售, 所以这些利润的说理性都是比较弱的, 或者说没有说理性, 因此在进行上市公司的利润结算和负债统计时, 也要去除这些非经常性利润, 一般来说, 非经常性利润高, 则盈余收益就较低, 反之亦然, 所以说如果在资产统计过程中, 非经常性利润并不符合这一规律, 那也有进行了盈余管理的嫌疑。
(六) 加强对利润表的识别
对利润表的识别主要有两个侧重点, 一个是资金入账的时间, 另一个则是盈利和股利的分配问题, 对资金的入账时间进行分析, 可以对公司的资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当然这个时间跨度是越长越好, 因为时间越长, 问题也就越明显, 如果公司收入和支出的变化率较大, 那么就有进行了盈余管理的嫌疑;其次是盈利和股利的分配问题, 按照常理来说, 如果盈利的总量越大, 那么股利分红也就越多, 但是在实际调查中却并不是这种情况, 有的上市公司, 明明公司的盈利总量比较大, 但是实际上的股利却非常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就有可能是公司的管理层进行了盈余管理。盈利和股利的分配问题能够比较浅显地说明问题, 所以是一种比较实用的识别方法。
四、结语
从上述叙述中可以看出,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手段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盈余手段的使用不仅不利于上市公司自身的长期发展, 同时也会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而盈余管理的识别手段也是比较多的, 只要掌握这些基本的识别方法, 对识破盈余管理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来说, 有以下几个方面应对盈余管理的措施:从国家角度来说, 要完善盈余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并且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管理;从上市公司自身来说, 要加强公司管理, 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利润, 并且要保障相关人员的权益。上市公司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为国民经济有更好的未来一起努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各行各业都处于高速发展中。公司和企业的上市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当然, 公司的上市对公司本身是非常有利的, 能为公司赢得许多额外的利润。但是在公司的上市过程中, 有很多需要重点把握的环节, 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些环节, 就可能对公司的股市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上市公司中的盈余管理工作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实际情况, 对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进行了简要的识别与分析, 仅供参考。
关键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识别分析
参考文献
[1] 鄢志娟.基于新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分析[J].财会通讯 (学术版) , 2008 (12) .
[2] 张昕, 姜艳.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分析——基于第四季度报表数据[J].财经科学, 2010 (6) .
[3] 李蓓蓓.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识别与控制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
[4] 梁燕.新准则下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变化及识别方法[J].财会研究, 2008 (13) .
[5] 李阳蓝.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与审计识别——以辉山乳业为例[J].审计月刊, 2017 (6) .
[6] 潘虹.港股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识别与治理——以汉能公司为例[J].财会通讯, 2018 (14) .
[7] 朱际冬.基于财务分析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以A公司为例[J].国际商务财会, 2017 (8) .
国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1 新会计准则概述
1.1 新会计准则体系的构成
从法律定为上讲,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属于法规体系的一部分。目前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包括:基本准则, 是财政部以部长令的形式签署公布的;38项具体准则、应用指南和4个解释公告, 是财政部以财会字文件印发。
新会计准则体系三个方面相互配合, 逐级递进, 协调作用, 形成了层次分明, 结构合理, 系统全面的体系, 涵盖了几乎所有领域。
1.2 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和创新
新会计准则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基本原则, 目的是使企业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相同;虽然目前实现了实质新趋同, 但是在关联方的认定、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等极少数问题上, 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仍存在差异;同时, 特殊情况和环境下会计问题的处理, 比如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问题, 中国会计准则可以影响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新的高效、合理的解决方案。
2 新会计准则对公司盈余管理的规范作用
2.1 存货计价方法对盈余管理的规范
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选择, 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存货价格上的变化。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在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上, 取消了后进先出法, 允许企业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计价法。这一计价办法的变动, 使企业利用变更存货计价方法调节利润的手段不再适用, 促使企业存货得到真实的披露, 当期存货成本能够以历史成本反映, 消除了人为因素, 降低了企业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2.2 资产减值准备对盈余管理的规范
企业通过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进行盈余管理曾是最受欢迎的手段之一。新会计准则规定部分资产, 如“无形资产”等, 其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 只能在处置时, 进行相关处理。这一规定, 使得资产减值调节功能大打折扣, 从而抑制了资产减值方面的盈余管理。
2.3 企业合并范围对盈余管理的规范
新《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 母公司应当将其全部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新准则强调了会计信息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以控制作为评价是否纳入合并范围的标准, 降低了之前以股权比例作为衡量标准的盈余管理水平, 使母子公司形成的企业集团的经营成果和财务信息能够更加真实、客观的反映。
2.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盈余管理的规范
新会计准则规定,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按账面价值核算长期股权投资, 即按权益结合法进行会计处理。合并方以取得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与支付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行股票面值的差额, 调整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 应调整留存收益。这一规定符合我国基本国情, 由于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全, 若同一控制下国有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 很容易在合并对价上做文章。因此, 按权益结合法处理有效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
3 新会计准则下公司盈余管理新的空间
3.1 有条件的引进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是指在交易中, 交易双方在熟悉情况的前提下, 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有条件的在金融工具、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投资性房地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方面引入公允价值模式, 是新会计准则的一大特点, 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接轨的重要标志。公允价值模式给会计人员留下了新的盈余管理空间, 上市公司通常都会为实施和选择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创造条件, 再加上我国资产评估市场还不够成熟, 易造成资产评估作假现象, 增大了公司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3.2 固定资产折旧
新《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 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要求使用寿命预计数、预计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 应当予以调整;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的, 应改变固定资产折旧方式。以上三项内容的改变应当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 而不必追溯调整。这就便于公司对各会计期间的折旧费用进行调整, 操控会计利润, 进行盈余管理。
3.3 债务重组
新会计准则规定, 债务重组中以现金、非现金资产或债转股等方式偿还债务, 原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实际支付公允价值的差额, 确认为债务重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这些规定使得那些无力偿还债务的企业, 获得债权人一定程度或全部的豁免时, 其重组收益将会直接反映在当期利润表中。因此, 对于业绩较差的公司, 利用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是较为常见的手段。
3.4 费用资本化
新会计准则规定, 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 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 可以资本化, 计入无形资产。同时, 新准则规定, 如果相关资产的构建或生产占用了专项借款之外的一般借款, 被占用的一般借款利息允许资本化。因此, 公司可以采用一定手段调整以上两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费用, 从而达到操控利润, 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
4 结语
会计准则不断修正, 目的之一就是规范盈余管理,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新会计准则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一方面极大的抑制了公司的盈余管理;另一方面新会计准则也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途径。
总之, 新会计准则的实施能规范我国会计业务处理, 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促进我国会计准则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不断趋同。同时, 相关会计信息使用者还应注意新会计准则为盈余管理留下的空间, 谨慎分析公司财务报告, 更好的维护自身利益。
摘要：2006年2月15日, 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开始实行。公司在会计准则允许的情况下, 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通常会进行盈余管理。新准则的颁布, 在一定程度规范了公司盈余管理, 但同时也为其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空间。
关键词：盈余管理,新准则,规范,新空间
参考文献
[1] 陈姣.浅谈新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J].价值工程, 2010, 5:22～23.
[2] 李飞.试论新准则下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J].中国经贸, 2009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