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收稿日期：2006-12-16
作者简介：杜鸿林(1951—)，男，天津人，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助理巡视员兼理论处处长，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一概拒绝构建体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构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呼唤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随着这一伟大实践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成熟、丰满、系统，形成完整严谨的科学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品质，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属性。
一、在当今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对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对于构建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是极为谨慎而严肃的，他们主张创立具有开放品质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的科学体系，这应当是没有疑义的。但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却有着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在相当意义上就是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这基本达成共识。而问题在于，有学者认为，不存在狭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按照恩格斯教导我们的：“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1]我们在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看到了这样的文字：“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2]“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2]在列宁的许多著作中，确实从广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词语，但也从狭义上论及过，如他所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它服从思想体系的发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的工作等等，等等。”[3]再看马恩的著述，同列宁很相像。他们在许多时候，也可以说在多数的时候，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的。但我们也读到了这样的文字：“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4]显然，恩格斯本人也是把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相对应的。如果说这是在广义上使用科学社会主义一词，那么必然会加上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然而没有。可见恩格斯本人是在广义和狭义两个意义上使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列宁的分析和判断是有原著作依据的。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或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成立的，但绝不止这三部分。
搞清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义，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搞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相互连接，构成一个整体，同时也具备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低一层次的体系，这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适性，它与各国各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就产生了具体化形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这些理论形态属于广义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也直接对应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即我们常说的“老祖宗”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恩的思想体系和列宁的思想体系。相对于马恩的思想体系而言，列宁主义是流，相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言，则又是源，都是我们的“老祖宗”)。与狭义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体系了吗?对此，人们经历了或长或短的认识过程，结果，得出了肯定的答案。
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5]在同一篇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还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5]在2003年7月1日召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胡锦涛同志一字不差地再次强调这一判断。这一判断蕴含着大理论体系观，同时又说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与马克思主义同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形态，应当是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与广义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还是与狭义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笔者认为，与广义与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都具有对应性。作为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切重要方面，从学科上讲，包括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艺术学、军事学、外交学、管理学、政党学等多门学科，这是狭义科学社会主义所不能完全对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分别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这三大理论成果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广义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对应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分别形成具有相对独立价值的理论体系，那么，由它们
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也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一个体系呢?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就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国开展革命和建设之时，善于搞“结合”的毛泽东立志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艰辛探索得来的正确认识升化为科学的思想理论，融入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端和初始形态。如果将毛泽东思想排除在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空降物。
邓小平理论曾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者和奠基人，那么邓小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名为邓小平理论，实际上，它仍然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个说法是“发展”。笔者觉得，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发展”需进一步说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令人一目了然。如果将两者结合，把主题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或许亦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只有邓小平理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仅仅视为党建理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少了毛泽东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无法构建起来。
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化，人们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形成体系有了广泛的共识。我们党的三大理论成果，不仅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体系，而且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这三大理论成果缺一不可，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会残缺。
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化经历了一个提出、补充、调整、修善的过程。胡锦涛同志2003年4月25日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同年7～8月在江西考察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全称概念。在同年7月28日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同年10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五个统筹”等。在这里，“以人为本”是作为一个大前提和统领提出来的。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在落实中应贯彻的基本要求。至此，这样的提法成为科学发展观的规范表述。
科学发展观自2003年提出至今，已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理论观点，但是否构成一个体系了呢？笔者认为，经过几年间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应当说，科学发展观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作出这样判断的依据主要有：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思想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理论思想确实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并在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有的新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就我国发展的主要领域、主要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就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的诸种条件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已具备了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实践性、开放性、前瞻性等特征，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要件已具备；已初步形成理论体系的科学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统领作用越来越显著，越来越重大，社会各界对科学发展观已初步形成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共识。
要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理论思想观点，理清这些理论思想观点的层次、指向、功能，结合实践的要求，对之加以逻辑整合，这样，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体系就随之清晰并显现出来了。按照理论生成的一般规律，应当是先有理论思想观点，当这些理论思想观点成为系列，形成相互联通的整体时，就具备了形成理论体系的基本条件。所以，是理论思想观点在前，理论体系形成在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同样如此。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观点和内容非常丰富，笔者认为，主要有：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和实质，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和灵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的主题；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经济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政治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文化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平发展理论；发展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创新；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基于上述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理论观点和主要方面，笔者进而对科学发展观基本理论体系作进一步分析：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以求真务实为核心的思想路线；科学发展观的历史逻辑起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和理论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学说；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又快又好；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理论分支——经济发展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文化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平发展理论；科学发展的条件——发展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创新和科技，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
基于上述，又可再作提升归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体系大致是：
1．总论——包括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历史逻辑起点、理论逻辑起点、主题、实质和核心、总体要求。
2．分论——包括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经济发展论、政治发展论、文化发展论、社会发展论、和平发展论。
3．条件论——包括科学发展的实践主体论、科学发展的动力论、科学发展的领导核心论。
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
定》提出，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其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一崭新提法引起了党内外的极大关注，人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和理论的思考迅速升温。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此后，学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明显地加大了力度，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体系框架基本确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因为有专门的论域，因而具备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理论价值。如，我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中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乃至实践尝试都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材料来源。笔者认为，较之于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存在的理论难点要多一些，人们对同一词语、同一概念、同一范畴的认识理解也多有不同，需要加强研究。
例如“和谐”。在西方，从古希腊直至今天，都是一个热门词语，而在我国古代文典中，以笔者的识力，尚未找到“和谐”这个词语，见到的是“和”。中国古代的“和”与西方的“和谐”是同义的吗?好像不完全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和”有平和、中和、和平、合和、和谐之义。古代中国和西方讲的“和谐”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和谐”是对应同一的吗?好像也不是。可见，从“和谐”这一概念出发，不少理论难点需要破解，许多概念需要作适当的限定，否则就很难达成理论上的通达。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专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没有一般的普适性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样式，而不是全部。那么作为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属性是什么，这非常有必要搞清楚。有的同志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思想，在‘老祖宗’们的著作中没有，尽管有其思想因子，但没有这个理念”[6]，这样说大有可商榷的余地。
再例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上来就遇到了“本质”与“属性”这两个概念及两者的关系，这涉及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诸多先哲的相关定义和阐释。要说明本质也是一种属性，一事物肯定有不止一个属性，属性又分本质属性和偶然属性，本质属性决定该事物的存亡，而偶然属性则不然。说“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置换一下词语的位置，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和谐”全面吗?这就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多个的问题，富强、民主、文明是不是?这同样需要说明。
还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从基本内容角度提出了“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荣辱观”四大方面，对之怎么理解、把握、阐释，需要下功夫。在学界，构建某个体系时往往是从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的路径人手，对相关范畴和概念进行提炼，再按其内在逻辑关系予以排序，进而构建体系。按照这种研究路径，以人为本、富强富裕、公平正义、民主、秩序、诚信、友爱、自由以至发展可不可以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高命题成为共识的现在，“自由”可否列入。正如有的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任务，有许多东西还不熟悉”，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外延，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结构和实践要求，深入研究国外在价值体系建设上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积极因素”[7]。
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已形成框架，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有着统领的作用。这就出现了两个具有统领作用的理论，一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两者是并列的关系，还是孰先孰后的关系，亦或是相互包容、互为表里的关系，这确实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和有力的说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离不开“大社会”的视角。以“大社会”的视角构建起的这一理论体系与以“小社会”的视角构建起的体系是有同有异的，没有必要将“大社会”和“小社会”截然分开，搞两套东西。依据“大社会”的宏阔视角，着眼“小社会”的建设问题，建立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这是适宜而可行的。实际上，由于有“和谐”这一限定词，无论是从“大社会”视角，还是从“小社会”视角构建体系，不可能具有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一样容量和同样的理论解释张力。假如抽掉“和谐”这一限定词，那么，建立起来的体系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体系了。尽管“发展”是手段不是目的，而“和谐”既是任务又是目标，是发展的高境界，但“和谐”取代不了“发展”这一关键词和限定词，取代不了“富强社会、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文明社会、德治社会”等关键词和限定词的特定意义。它们之间有互容关系，但又是相对并列的关系，不可彼此取代。
显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框架相比，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的统领作用是第一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的是加强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对这四大建设均具有统领作用。如果加上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即成为六大建设，科学发展观对六大建设均具有统领的地位和意义。科学发展观不是凌驾于六大建设之上的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源于六大建设的实践，指导六大建设实践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作为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的科学发展观，与六大建设首先是一个整体的复合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特性，决定了它对六大建设同时同步地具有统领作用。科学发展观与六大建设的关系亦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考察。一个是理论层面，六大建设分别有着各自相对应的理论思想，这些理论思想同样具有开放性，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支点和分支。这些理论思想需要提炼提升，成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贯通六大建设理论的红线。一个是实践层面，发展不是抽象的发展，而是具有不同实践形态的发展。发展不是单一的发展，而是整体的发展。实践既
提出了科学发展的理论需求，又为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我们所进行的实践，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六大建设为一体的实践，我们所坚持的科学发展观，是统领六大建设实践的科学发展观。
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展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后者是前者的统领和主线，两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对我们党的党章和我们国家的宪法的与时俱进具有重大意义，它们为党章和宪法提供了新理念、新内容。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鉴于本文的主要话题，此处不再作展开分析。
三、构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有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答案是肯定的。在哪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里，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和标志性突破，他们同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无必要和可能建立一个具有整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笔者认为，有必要亦有可能。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既要有纵向的关照，把每一次理论飞跃都讲到讲足，又要有对每一次理论飞跃成果的学理上的整合归纳，形成一个既具动态性，又具相对稳定性的理论形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应实践的要求，肯定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对这些成果形式中新的思想观点，应当适时地整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去。
怎样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呢?一是按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样历史的连续性去构建。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予以整合，构建起一个开放性、科学性、整合性皆备的理论体系。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应当有科学的哲学基础，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应当有贯通整个体系的主体和主线，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有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而形成的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范畴和观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主体论、军队和国防建设论、“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论、和谐世界建设论、执政党建设论等，还要形成自己的范畴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愈是得以丰富发展和创新。与之相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愈是得以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般讲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七方面，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而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8月15日召开的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概括为：“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里把“以人为本”放在首位，这启示我们要把“以人为本”或称之为“社会主义人本论”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摆到重要位置。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8]。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其自身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上述的“理论品质”，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要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指明现实途径；既坚持我们党的所有实践和理论都是为了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及时地满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切身利益；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教材体系建设和教学体系建设，都要恪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上述原则。
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程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广泛而深远，这一影响积极面和消极面同在，其中的教训值得记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党的其他重要文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始文本。忠实于原著，尊重原著，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遵循，切不可陷入把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化”、“绝对真理化”的泥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长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长期的，与之相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将愈加丰盈。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一定历史节点之际，人们蓦然回首，惊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壮丽的日出”，为拥有了一个经过归纳整合和实践验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骄傲。构建这样一个科学的、开放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们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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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6]石仲泉．构建和谐社会：解放思想的伟大成果[N]．文汇报，2006-10-16(5)．
[7]雒树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A]．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A]．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王欣 E-mail：xbbjb88@163．com]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费耶阿本德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他的很多观点迎合了作为“美国精神”象征的实用主义。因而，他受到罗蒂等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赞赏和肯定。
关键词 费耶阿本德；实用主义；后现代
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实用主义经历了繁荣与萧条后的复兴时期。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他倡导的“怎么都行”、“告别理性”、“反对科学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等观点与实用主义弘扬的“工具主义”、“后现代主义”、“关注人类幸福”如出一辙。
一、实用主义及费耶阿本德的哲学
自从皮尔士以来，实用主义就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工具主义一派的主要方法。经过詹姆士、杜威推广以后，对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尤其是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皮尔士认为，要弄清楚概念或者观念的意义，就要看它的实际效果。概念的意义就在于与之相关的可以设想的全部实际效果。“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我们的概念的客体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效果是可以设想为具有实际意义的。这样，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种客体的全部概念。”也就是说，一个观念的全部意义在于该观念在人生行为上产生的效果。承认某种观念时有什么效果，不承认它时又有什么效果，这就是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世界在我们的眼中，不过是一种“图画”而已。我们愿意怎么画就怎么画，想怎么描述就怎么描述。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实践的、行动的哲学。他把实用主义归结为一种方法论，并自称工具主义。
进入后现代社会，一切都以是否“有用”为准，有用就是价值，这一认识被推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哲学一思辨”的知识模式，逐渐变为“技术一实用”的工具。罗蒂的“小写的哲学”就是新实用主义，他扭转了哲学的根本任务，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摹写实在”，而在于“应付环境”。新实用主义坚持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原则，以实际的效果之有用为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不再具有一种本质的东西，其意义在于“有用性”。因此，新实用主义也就具有了反本质的特征。同时，新实用主义者则主张把人类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以政治的民主的多样性来替代以往的哲学问题。罗蒂说：“作为实用主义者，我们所认同的团体由宽容论者、多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构成。这些人的核心目标就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以实现，以增加人类的幸福。……实用主义则认为。人类(或至少是进入欧洲启蒙运动的疆界并发表了一部分思想和政治自由的那部分人类)只是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因而也是越来越多的幸福。在新实用主义看来。思想的开阔、自由、政治的民主宽容、心胸开放，乃是合理地成为人类幸福的必要途径。
费耶阿本德提出的“怎么都行”原则、与理性告別、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以及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的哲学思想。与实用主义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费耶阿本德在他的《反对方法》中提出，一切方法论、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不顾具体条件而硬性规定一些规则不仅不会给科学带来什么帮助，而且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正是因为方法损害科学的批判能力和创造性，方法危害个人的自由发展，所以要反对传统方法论中存在的唯一的、普适的教条式方法，要遵循“怎么都行”原则。也就是使用多元方法。正是由于思想家在决定摆脱某些“显而易见”的方法论规则的束缚，或者因为他们不自觉地打破了这些规则，才使得哥白尼革命、现代原子论的兴起以及光的波动说的出现成为可能。
费耶阿本德说：“只要是科学，理性就不可能是普适的，非理性也不能加以排除。科学的这个特点要求一种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和提倡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正是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义的主要思想所在。理性的这种独断和程序化以及单调和齐一必将排斥科学的东西，抹杀丰富多彩的人性，这将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人类的发展。从强调科学的心理性和主观因素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是最具特色的。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好处，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阻止科学前进的步伐。当然，在科学和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中，并没有一种固定的东西使它们在本质上具有解放性。“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突破了思维的某种综合体系的束缚，就会对人类的解放有所贡献。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使人们对传统的信仰产生疑问，它就有助于启蒙。一个真理如果不经检验和比较而占据统治地位就必须被推翻，而任何有助于我们推翻这种粗暴统治的谬误要受到欢迎。”而科学沙文主义把科学独断化，抹杀了丰富多彩的人性，是违背人本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也不能对科学理论作出全面、公正、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评价的。所以，他强烈地反对科学沙文主义。
二、费耶阿本德的实用主义思想
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是以实用主义为主要指南的，其非理性的科学进步模式，同样是实用主义催化的产物。形如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一样，他在《告别理性》一书的序言中说道：“这一章将表明我关心的既不是理性，也不是科学，更不是自由——诸如此类的抽象性已经表明弊大于利——而是个人的生活质量。”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崇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不在乎使用什么样手段、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只要能达到预期设想的目的，就是合理的、正确的，这是一种表现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他的多元方法论，与实用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相统一，认为世界是多种方法描述的“一”，反对一元论把世界描述为一个整体的思想。他并不看重某一种思想传统的重要性，只要对他的思想论证有用，他就拿过来。他用这种非常“实用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事物的哲学思想是在博采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之后锻造、精练出来的批判哲学。“什么都行”表达了他的哲学最彻底的实用主义精神，他本人更喜欢用“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来表达他的实用主义思想。
费耶阿本德的主张，旨在最大可能地促进科学的进步，从而为人类带来更大的好处，这是一种典型的效用哲学。在这里，实效性原则是人们的最大有效性原则，是人类行动的意义。人的行动绝非无效果的行动，人的行动目的在于获得对人生有意义的最好效果和实利。它反对教条和脱离实际的空谈，强调对现实的改造。认为哲学应立足于现实生活，主张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作为主要手段，把获得效用作为最高目的。他反对科学的目的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科学”的弊端，科学的不民主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自由选择，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我以我高度的特质和个性的方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部分因为我的兴趣每周每
天都在变化，部分因为我的人类和科学将会从每一个从事自己事业的人那里受益。”他非常强调“实践主义”，认为一切个人、团体、乃至整个文明都可以通过相互学习，而使科学获益。“罗马天主教可以通过学习佛教获益，内科医生可以通过学习《圣经》或者与非洲的女巫医生交朋友获益。……科学家可以从非科学的方法和观点中获得好处。”这种强调实践活动、注重实际结果、讲求实际效用的观点是实用主义最本质的体现。
费耶阿本德不看重某一种传统思想的重要性、反对唯一普适的观念的主张，与实用主义不承认世界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也不承认知识和真理的普遍有效性，不谋而合。费耶阿本德反对唯一普适的观念目的是想说明在实际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都很实用的，只要能促进科学进步，他们什么方法都用，科学家个个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自由地使用任何方法，他们并不使用哲学家推荐的“唯一普适的”证实方法或证伪方法。只要能推动社会进步，只要能达到个人目的，就是真理，就是好的方法。当然，费耶阿本德的这种实用主义真理观，用认识的价值性替代了认识的客观性、正确性。其认识论的贡献在于，在人类完整的对象性活动中，它不仅看到而且突出了事物不同的属性对同一主体、同一属性对不同主体的不同的价值关系的存在，突出了价值认识对于事实认识的目的性和归属性，强调对事物(包括认识论)的认识不在于把握它的属性，而在于把握它与主体之间的价值功利关系。实用主义强调真理的实用性，它实际上是强调真理的价值检验，实用主义真理观为我们理解现存的事物提供了一把钥匙。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实用主义的人本主义和约定论的倾向，他不仅认为理论评价标准是由公众所决定的，而且认为“意见一致经常是政治决策的结果……是共同偏见的结果……意见一致还表现了批判意识的降低”等等。
三、费耶阿本德实用主义与后现代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受到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如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的赞扬，因为其基本精神与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
费耶阿本德从实用主义出发，贬低了科学，致使科学在文化领域中权威与自主性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把神话、宗教特别是巫术等迷信的东西也放到与科学同等的地位，他旨在把人们从意识形态上僵化了的科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像从一种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样。他也因此走向了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造成了科学哲学相对主义化、非理性化的“新潮流”，同时认为科学哲学是多余的。由此可见，费耶阿本德要做的事情与随后美国哲学家罗蒂要做的事情一样。如果说罗蒂声称要解构西方传统哲学，主张一种“后哲学文化”，那么费耶阿本德就是要解构传统的科学哲学所理解的“科学”概念，即拥有特权的、唯我独尊的“科学”概念，主张一种“后科学文化”，或者说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
从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来看，其结果是多元论的，所坚持的原则是对一切理论的宽容与放纵。凡坚持科学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们都是一个“反表象主义者”，也就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思想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与基础。
费耶阿本德对理性主义的批评导致了相对主义的结论。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而只是提倡一切传统的平等生存，他相信这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在自由社会中，应该允许一切传统存在，允许他们自由发展、自由竞争。他对自由社会的定义是：“自由社会是所有传统在其中都有平等的权利、平等地接受教育和接近其他权利位置的机会的社会。”我认为绝对的自由是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的抽象观念，但是有条件的自由是可能的、需要的、应该追求的”后来的新实用主义者继承了他的这种“自由”的思想，使得“自由”、“平等”成為实用主义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罗蒂对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科学作了高度评价，并从他的思想中援引了工具主义，赋予实用主义以新的内容：生活着的人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充满了主观色彩的活动过程，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理始终是作为工具而成为人们追寻的对象的。这就使得“后分析哲学”得以诞生。奎因等接受了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观点，把科学归结为应付环境的工具，从而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促使逻辑实证主义向逻辑实用主义的转化。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大陆的后现代哲学家着重于否定传统形而上学坚持为王的合法性的话，那么费耶阿本德这位从科学哲学阵营中冲杀出来的后现代思想家则以追查科学这位自封的女王并非金枝玉叶为己任。”总之，费耶阿本德通过对方法、理性主义、科学沙文主义等的批判，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限制了理性作用的范域，消解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凸现了不同传统的作用，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立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主持人：一凡
让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瑞泉
数年前，面对新的世纪之交，尽管中国人本来没有西方人的那种“千禧年”情结，却也兴起了百年回顾的热情。其中的原因相当明白：与上一个世纪之交危象四起的中国迥然不同，这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以其出人意料的迅速崛起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如果说，江河日下的１９００年，士大夫一定有不堪回首之感的话，那么，２０００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做百年总结的时候，则有了更多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民族自豪感不能取代理性的批评，在以学术为职志的学者那里，这种回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知性的活动。我们知道，在中国，作为现代学院体制的产品，几乎所有的现代学术或者学科，都是在２０世纪里建设起来的，正如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主要是在２０世纪发展起来的一样。其中当然有其曲折和缺失，但是，无论如何，系统全面地检讨现代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在世纪的交接点上，显得尤其必要。加之学术研究本身就要求不断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及其得失，并求得知识的增长、更新和系统性。所以，最近几年中间，我们看到了不少分科地梳理２０世纪学术问题的著述，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人们“回归学术史”的一个结果。但是，以我的孤陋寡闻，似乎还没有哪一套书，是覆盖全部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２００１年山东人民出版曾出版过一套《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编纂者均一时之选。按照出版社的说明，原计划出版人文科学四卷，社会科学四卷，但最后出版的只限于文学、史学、哲学、法学和社会学五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起并组织众多学者，编纂总计十三卷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就是以回顾学科发展的方式，参与到对上世纪的批评性总结之中。它集中的学者之多，覆盖学科之广，在此类著作甚至丛书中是罕见的。作为数年来一直参与其事的人，我这样说，一定免不了王婆卖瓜的嫌疑，好在它总算是一句实事求是的话。当丛书总编委赠送的整套《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放在我的书桌上时，尽管我对书名没有采取《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而多少有些遗憾，还是为上海学者群体的努力、团结和贡献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短短的时间里，不可能翻阅煌煌十三卷的全部文字；而且，由于学科的分工，作为哲学分卷的一个主编，我对其他分卷的内容缺乏专业知识，完全没有资格妄加评论。不过，在长达５年的时间里，总编委曾经多次召集我们，讨论有关丛书编纂的种种共同问题，我目睹了主编其他分卷的各位学者的认真工作。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就个人的理解而言，我还是认为：我们的工作的本质，是对２０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广泛的批评性总结活动的一种自觉参与。
要做总结，首先当然是要清理基本的事实。因此所有分卷的主要目标都可以说是“描写”。不仅在第一、第二两编中，以一级学科总论和本一级学科中二级学科之分论的形式，来描写该学科在２０世纪的发展。而且特意编纂了第三编“重大争论”、第四编“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与刊物、中外学术交流和丛书出版”，以及大事年表。希望依靠这样的工作给人们提供一幅比较完整的学科发展的总貌，给有心检索的朋友提供较为方便的工具。当然，是否完备是不敢轻易担保的，也许还有挂一漏万的事情发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担保的：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历史怀有充分的敬意，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和记录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不要因为我们主观的立场而过多地影响到对事实的描写，至少不要因此而遗漏了重大的事件。２０世纪的实际生活复杂多变，而且人们的档案意识也不是一贯很强的，因此我们梳理事实的工作一定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工作也可以有学术积累的重要意义。
任何“总结”，都是批评性的活动。我这里说的“总结”，自然不同于某些行政首长一锤定音的报告，绝对不是独断的排他的东西，而是编撰者眼里的历史，因此就包含了选择、解释和评判。这些主观性因素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是否正确或正确的程度如何，并不以我们自称“总结”就有了保证。就以哲学卷的编纂而言，虽然本卷的内容是知识性的，但是哲学本身的特征却是即知识而超知识的。因此，更公允的说法应该是，当我们描写２０世纪哲学及其各二级学科（且不说这种分类是否合理，我们只以它是当前学院建制的事实而言）的演变过程的时候，自然以编者所理解的哲学为前提。我不必讳言自己的哲学立场和观点。我以为２０世纪中国承接１９世纪末的大趋势，发生了重要的哲学革命：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经受了现代洗礼，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有广泛的传播，这两大传统经过中国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使得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呈现出与古代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它既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以哲学革命的方式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文化动力；又与其他因素一起，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之所以是“中国的”，而不同于那个“单一的现代性”。
毋庸讳言，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另一些说法：鄙薄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成绩，好象一谈中国哲学就是传统的儒释道；中国本来没有“哲学”，所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大成问题；更甚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哲学史”大多是“汉话胡说”，而翻译西方著作不过是“教洋人说中文”，如此等等。其实，这些何尝不是对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一种“批评性的总结”？但是偏向否定性的。不过要化力气否定，则正说明它之无法绕过。所以也尽可在众多方式的“总结”中聊备一说。现在我们编的《哲学卷》，其内容只限于２０世纪，但正是在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家应对现代社会的巨变、翻译西方著述、建设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等过程中，中国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牟宗三、冯契等）创造了堪称现代中国哲学的种种系统。我们一边说学无新旧、学无东西，一边也得承认一代有一代之学。尽翻前代旧案，是一种学问的进路，承继前辈的问题而继续推进，也未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关键是在其进路上是否真正有所创新。所以，尽管我们在参与《哲学卷》的编纂过程中时感惶恐，因为要在那么短的篇幅中讨论许多复杂的问题，其困难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我们的哲学修养还没有高到可以使我们能绝对避免错误，更何况还有许多外在的限制。另外，多人合作，“众人拾柴火焰高”是不错，一不小心火候有大小，烧了夹生饭也在所难免。不过，我们求真的心是真诚的，而且我们只是将自己的工作看做是向当代哲学界的讨论会提供一份自己不成熟的报告。有一位哲学家曾预言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状况：对以往哲学进行深入的总结，这种总结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中国哲学有望融入统一的世界哲学。预言常是期望。通过研究和批评２０世纪中国人在哲学领域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来推进中国哲学的创造，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使我想起宋人欧阳修的一句诗：“早起前山路正长”。这可以表示我现在的心境。
政治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世纪期盼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授王邦佐
《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终于如愿出版了，这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也是当今政治学者历史责任的体现。
当人类社会建立公共权力时，人类就开始了对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古希腊贤哲亚里士多德在其享有盛誉的《政治学》一书中写道：“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这些文字已经过去了２３００多年，但它至今仍旧给人以深深的启迪。政治学产生于社会生活的深层需要，它必然关注现实生活，并为现实生活不断提供政治智慧和决策参考。在编撰本书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百年内时代之变迁，政权之交替，生态环境之变化，日新月异，变幻无穷，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五花八门，极其复杂，但我们同时也领悟到，作为经世致用之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学所关注的“至善”却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中国政治学研究呈现出一条主线，那就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怀。无论是学科构建，还是研究志向，都可以看作是围绕这条主线在展开。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的成长肩负着现代化这个特殊历史使命。引导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政治学１００年来的世纪期盼。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政治学在本土文化氛围中，开始学习、引进西方近代政治概念和学科架构。那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学与随后发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中国近代重大社会事件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学研究，其主题就是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扭转中国落后挨打的状态。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等各种理念和政治设计，一概无能为力，都没有也不可能引领中国政治真正走向现代化道路。
辛亥革命前后，欧美政治学的一些理论体系和观念被系统地、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孙中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和借鉴了英美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提出了民权主义、五权宪法等思想，构成其政治设计的理论依据。这位革命先行者希望借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将中国传统的君主政治改造成为民主政治。然而，由于其学说的先天局限性，也没有为中国政治带来现代化成果。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因当时的反动政治统治而停滞不前。
比西方政治学稍晚一点进入中国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传入的政治思想。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邓初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传播。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推进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获得主流地位，并与时俱进地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使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脉相承地成为全民现实的奋斗目标。事实表明，理论的先进性带来的是实践的可行性。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揭示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切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在逻辑，所以，中国政治学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取得更多新成就。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本身的发展规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和法治建设以及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因此，在新世纪里，政治现代化仍然是中国政治学的期盼，中国政治学应当更多地关注与回答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通过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来促进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现，从而使政治学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更完满地实现全民的期盼。
应用经济学的经世致用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谈敏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卷》的编纂工作自２００２年启动以来，我们精心组织了上海财经大学各相关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投入大量精力，完成了这一堪称浩繁的项目。
本书对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作了全景式研究，全书综述了中国现代应用经济学在２０世纪形成和发展的概貌，分述了中国现代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在２０世纪百年的发展状况及主要成就，从而系统地勾勒出一幅应用经济学发展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画图。
可以说运用学说史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总结１００年来中国应用经济学演变及其源流，本著作具有奠基意义。中国古代有着光辉灿烂的经济思想，“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其中就含有对于经济学的应用性的强调，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则是伴随着１９世纪后半期到２０世纪初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生发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对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并没有进行清晰地界定，西方经济理论包括应用经济学所涵盖的贸易、财政和金融理论均被大量引入国内。“洋务运动”倡导下的新式学校的建立最先进行了中国应用经济学教育的尝试，此后在兴办“西学”的风潮中，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分立以及应用经济学学科的分类逐渐明朗，理论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在法律专业之下，而商科专业开设了大量的应用经济学的课程。民国初期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建立了包括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统计学、区域经济学、会计学、商业数学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应用经济学的学科体系。２０世纪上半期，囿于中国动荡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应用经济学虽有所发展，但是非常缓慢，同时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所处的地位也较低。
新中国成立以后，应用经济学经历了初步发展、发展停滞以及全面发展的阶段，在其沿革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理论基础也经历了从单纯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模式为主向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转换过程，与之相适应，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应用经济学学科范畴也进行了演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家先后进行了３次大规模的应用经济学学科的专业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现实经济格局，形成了由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主要分支学科组成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２０世纪下半叶我国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种学术机构、团体、刊物和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活跃。在经历了１００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应用经济学不断走向繁荣。
除了系统性和初创性之外，本书的研究特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书总的体例遵照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编纂要求，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则以胡寄窗先生研究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我国经济学科发展的研究成果作为示范，重点强调了应用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领域内已出版著作的统计分析以及重要的思想争论或理论观点演变这两条重要线索来展现应用经济学演进的历史过程。而这一研究方式和写作体例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二是在对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的总结和整理时，并未在研究体例上作统一的要求，而是根据各个学科不同的特点，构造出了与各学科发展特征相适应的研究架构，以更好地展示应用经济学各学科领域发展历史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三是在对２０世纪中国应用经济学重大论证的总结和梳理时，本着“高度概括、述而不作”的原则，力求全面真实地还原历史。
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对世界经济发展及传统国际经济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应用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进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对１００年来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梳理和总结，不仅在于向人们展示２０世纪整个应用经济学从形成到发展、从创新到繁荣的演进轨迹，而且更期望通过此书，促使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人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应用经济学如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和进步的问题，这是本书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百年反观：为了教育学的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澜
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教育学，是与２０世纪同时降临到中国的。说其是“降临”而不是“诞生”，只因为教育学由国外“引进”，并非国内自生。一个世纪以来，教育学在中国经历了几度内含着中断的转换，至今终于初具了以人类的教育存在为共同研究领域的、且有内在关联的教育学科群，形成了一支有活力和潜力的研究队伍，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为新世纪教育学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世纪前无法比拟的基础。
然而，今日的教育学又面临着新的时代和社会的挑战。为了应答这种挑战，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现实与未来，而且需要回顾与审视历史。对２０世纪教育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回顾与审视，是教育学能否继往开来，避免重蹈覆辙，实现新的世纪发展的重要认识性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本书在问题域的确定、体例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队伍构成等方面，都力图显现出独特性。
首先，在研究的基本路径和问题域的确定上，与已有的研究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和阶段的划分展开论述不同，本书的总论部分，作为又一次教育学科百年研究的汇总，把研究角度放在教育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存在于每个阶段、以不同方式出现的共同问题上，我们把这类问题称为“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以下简称“世纪问题”）。这些“世纪问题”首先是影响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它们的产生，伴随着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出现而出现并存在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制约教育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教育学研究的“思想”解放。其次“世纪问题”还集中在对教育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上，与此相关的历史研究将促进教育学研究的“观念”解放。第三，“世纪问题”的深层表现是教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这方面的反思与批判，将会带来本世纪我国教育学研究的“思维”解放。这３个“解放”就其意义而言，是为了新世纪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原创性发展，为了教育学独特的学术品质的形成与提升。这也许是百年教育学发展可能给我们留下的弥足珍贵的“遗产”，也是我们研究学科百年史的价值追求。
上述３方面的问题在学科发展的长河中交织在一起，互为表里，交互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但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使这些问题凸显和清晰化，我们集中以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２０世纪中国教育学的３个发展性问题，即政治、意识形态与教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等作为总论的研究重点。这一部分可以概括为百年教育学术史中的“问题史”。
其次，本书试图以２０世纪主干学科的发展和主要成就为核心，进行横向拓展与纵向推进相结合，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这意味着，学科史的研究成为本书体例结构中的主干。这些学科包括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学论与课程论、教育社会学等。
再次，围绕着百年来各门主干学科内部出现的主要论争问题，做了梳理。例如，“关于教育含义的论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争”、“关于教育理论的性质与结构的论争”、“关于教育起源的论争”、“关于教育本质的论争”、“关于教学过程本质的论争”、“关于杜威教育思想的论争”等，这些论争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时期相关学科普遍关注的问题域及其转换的过程，另一方面，各种深入的论争也不同程度地成为教育学实现转型和发展的枢纽和网结。因此，论争史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也在百年教育学术史中体现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此外，不交流无以成为学术，百年中国教育学学术史因此也是一部交流史。这不仅体现在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不同中外教育学交流等方面，也体现在各种重要学术团体的沿革，重要教育、科研机构的设立和演变，教育学刊物，教育学类工具书、丛书的出版等，它们的出现为教育学学术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由此可见，本书是一部集百年中国教育学发展中的问题史、学科史、论争史和交流史于一体的著作，力图长时段、全景式展现我国２０世纪百年中教育学的学术发展之全貌。本书的作者主要由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构成，杜成宪教授作为中国教育史的专家，在本书的编著中，与本人一起承担着主编的工作。担任各主干学科主编的专家，不仅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辛勤耕耘了多年，而且大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在转型式重建中构筑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世纪新平台。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教育学的研究者需要自我反观，探索教育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缘起与历程，进行学科存在价值与发展空间的再寻找，实现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更新和良性生态环境的营造。
迎接中国社会学的春天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卢汉龙
回顾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如果从严复翻译并陆续发表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算起（１８９８年－１９０３年）也已过了百年。整个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学从无到有，从“消失”到“恢复”，几经折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要记录中国社会学的１００年并不难，但要很好地理解这一学术发展的历史却非简单。
本书还是努力去这样做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编撰的内容以社会学一级学科的内容为主，同时包括了相关学科的内容。全卷篇首以“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学的沉浮与发展”为题对这门学科百年间从萌芽、成长、到中国化的探索，以及被调整和取消，到“补课”与重建，以及当今的发展都做了全面的阐述。书中用第一手的资料对中国社会学的这百年曲折兴衰过程做了全记录的分析。这对于读者通盘了解这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学科地位的确立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对于专业人士还是对于普通读者均很有价值。
全书的主要部分是述评中国社会学领域内不同学科的发展，以及主要的学术成就。内容涉及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等各个方面。各个部分都聘请了在该领域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执笔，就像导游一样带领读者在本篇的各个学术领域作百年的浏览。书中力求从纷繁凝重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研究实践活动中，客观而清晰地梳理出中国社会学及其主要的分支学科在２０世纪的发展脉络，通过资料的写实和阐发准确而全面地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全貌、内涵与特点，从而为读者较完整地展现一幅中国社会学百年演化的历史画卷。在本篇的最后还专设一章介绍社会学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发展，从中使读者可以领略在另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条件下的中国社会学的情况。
从学术发展的前瞻性意义上着眼，本卷第三部分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论争问题集中加以专论。主要归纳为社会学学科地位和历史分野，中国人口问题和城市化道路，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社会转型理论和阶级阶层研究，以及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等等。这些常论常新的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学的下一步和新的研究兴趣的培养均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正在从事或有志于社会学研究的青年读者来讲也有它特别的资料价值。
从严格意义上讲，社会学是一门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学问。它强调以科学的理性来认识“人”的社会性现象。孔德是将“社会学”排列在继“生物学”之后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学问，所以对社会学的接纳程度是和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中对科学的态度有关的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中越来越认识到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和谐社会建设时特别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他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我们只有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发展趋势，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只有科学的调查研究，才能真实把握复杂的社会，克服发展中的盲目性，减少改革的成本，取得更高质量的发展。我想这也是胡锦涛说社会学的春天来了所指的主要意思。
社会学在强调科学理性的同时也关注人本身的发展问题。按照孔德的学术“进化论”逻辑，跟在“社会学”之后进入科学状态的将是“人学”。关注人类一些根本性的特点和追求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使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一直将马克思作为最重要的经典理论家来尊敬。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不仅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更是站在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贫困弱者同情的基础上的，具有科学的批判性。在国外，大部分社会学者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学一向被认为是研究社会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的一门学科，其道理即在于此。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也是通过社会学知识的传播进入中国的。而且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社会学也一度被认为是宣传“社会主义”而被当时的北洋军阀所不容。所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对社会学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国家民主自由程度的尺度。科学和民主是伴随社会学成长的土壤和养料。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恢复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很大程度上即是和当时在政治上拨乱反正以后，有着对长期积累的众多社会问题进行科学调查和理性探究的需要。本书的编撰可以反映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就，了解中国社会学现有的发展水平。但是由于编撰题材的限制，书中未能表现出国外学者从社会学领域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建树。读者也不难发现，虽然中国本土学者在基础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学科的整体水平离开社会学的科学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还有待努力。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回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王铁仙
我们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学卷》，本拟称作“文学卷”。但它作为一套人文社会科学丛书中的一本，主要是阐述文学研究的面貌和发展轨迹，只在其间稍稍涉及一点与文学创作紧密相关的文学创作情况，因而定为现名，以免引起读者误解，以为是对百年来创作的评述。至于采用“文学学”的名称，是为了与其他各卷的书名相一致。“文学学”这个名称虽不常见，然而所指明确，即关于文学研究的学问，实际上现在国内外有些学者也已在这样使用。
本书并非“原创性”的研究专著，而是学术性较强的综述性编著。总编委会要求，本书应当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反映２０世纪本学科的全貌和轨迹、各二级学科的具体演进状态，以及这百年间发生的重大论争等情况，因而虽是编篡，却并不容易，何况文学学的涉及面宽，所属二级学科较多。我们努力遵照总编委会的要求，重读和查找了一些学术原著，广泛参阅了许多同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积累的资料，全面梳理，细致分析，用心考量，恰当归纳，准确表述。当然，各位作者在编写过程中都不免流露出自己的情感态度，有的地方还必须作出简要而明确的评价；但大家尽量采用较为公认的说法，或对两种或几种不同观点作平实的介绍，都不是当作自己的专著来写，避免以一己的特有看法来统率材料，发表评论。我想，这大概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吧。
要“全面”反映２０世纪百年间文学研究的面貌和轨迹，必须把它置于时代的思潮和宏阔的学术背景下来描述。本卷第一编为“总论”，尤须如此。这一编开头的两章，并不立即就文学学谈文学学，而是阐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现代学术的萌发和形成，评述世界性现代学术潮流影响下的新的学风、途径、方法、体制以及出现的新的学术领域和新的学术人物，在这个过程中来勾画同时期文学研究有别于传统的新气象和新成果。从而呈现出２０世纪现代性文学研究生成的实际状态。对后来的演进的描述，也宏观而如实地显示其曲折路途和“新时期”以后的重建和发展。为了“全面”，第二编关于二级学科的阐述，我们列入了“影视文学研究”。影视文学与影视理论关系紧密，比较特殊，但这套丛书未专编一本艺术研究卷，而影视理论和影视文学是我国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新事物，之后又迅速发展，广受关注，将之列入，以见２０世纪文学研究新貌之一方面。还有美学更为重要，但这套丛书未专编美学卷，据总编委会意见，收入本卷第二编内，置于“文学理论”学科之后。美学虽可视为一个独立学科，但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我国尤其如此，因此列入本卷未为不可，且可以体现对文学研究状况反映的“全面”。
“如实”和“全面”同样重要。第二编分别叙述１１个二级学科研究的具体演进和主要成就，首先就有一个掌握好分寸的问题。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在这百年间究竟处于什么状态、达到什么发展程度、有什么特色，都经过认真推敲后，在各章的标题上明确表达出来。例如第一章题作“走向现代与世界的文学理论”，是作者在编撰过程中反复思考后拟定的，在小范围的讨论中也认为是恰当的。我国２０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一开始就从国外的文论中吸取甚多，与我国古代的文论有很大不同；从另一方面说，则自己原创的东西较少，不能冠以“独立发展”之类的词语。第三编叙述重大论争，列了１２项。所列的是否就属于“重大”，此外还有无“重大”遗漏，没有把握。但对于列入的论争，编写者尽可能作客观、公允的叙述和评价。例如“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历来看法分歧，近年来又有很大的变化。这一章的编写者以慎重的态度，以主要篇幅相当具体、全面地按时间顺序客观引述两派在特定情境中的言论。然后，作简要评析说：“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对居于主流地位的左翼文论家的错误有过“正确的批评”和“较为中肯的意见”，左翼文坛把他们视为敌人是“没有分清敌我”；但胡、苏两位的文章有“相当严重的局限性”，他们在当时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采取超然态度又确实是有害的。应该说这是现在较多研究者的共识，并且编写者点到即止，只是给读者提供思考的线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本书阐释了人文科学、人文素质教育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介绍哲学、伦理学、美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知识。
大学人文.第1辑/夏中义，丁东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228页;25×18cm.-ISBN 7-5633-4965-0：￥23.00
第十届中华大地之光获奖作品选/阮观荣主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10.-322页;29cm.-ISBN 7-80153-987-7：￥98.00
孟广均文选/孟广均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0.-387页;23×15cm.-ISBN 7-03-014460-0：￥55.00
岁月钩沉：鲁辉论文集选/鲁辉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10.-188页;20cm.-ISBN 7-5087-0282-4：￥15.00
特殊视角：管理者札记/张晓山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09.-389页;24cm.-ISBN 7-5087-0232-8：￥36.00
涌动的生命线/一行飞行试验研究院编.-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09.-299页;20cm.-ISBN 7-80680-216-9：￥15.50
哲学、文化与社会/易杰雄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1.-369页;23cm.-ISBN 7-5434-5439-4：￥35.00
书林落叶/蔡云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10.-216页;23cm.-ISBN 7-5006-5965-2：￥22.00
杨应忠文集/杨应忠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09.-694页;21cm.-ISBN 7-225-02622-4：￥36.00
C8统计学
实用统计学/王根良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0.-210页;26cm.-面向21世纪高职高专经济管理系列规划教材.-ISBN 7-03-014111-3：￥19.00
实用统计学原理/周正良，程忠国主编.-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09.-189页;23cm.-21世纪岭南高职高专系列教材.-ISBN 7-5609-3219-3：￥18.80
统计学/刘永录，陈英乾主编.-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09.-264页;23cm.-ISBN 7-80621-819-X：￥22.80
SPSS统计分析高级教程/张文彤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09.-424页;26cm.-高等学校教材.-ISBN 7-04-015864-7：￥36.00
SPSS统计分析基础教程/张文彤，闫洁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09.-366页;26cm.-高等学校教材.-ISBN 7-04-015855-8：￥32.00
统计分析方法：SAS实例精选/曲庆云等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486页;26cm.-高等学校教材.计算机应用.-ISBN 7-302-09129-3：￥46.00
统计软件SPSS 12.0 for Windows应用及开发指南/苏金明编著.-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09.-457页;26cm.-ISBN 7-121-00277-9：￥49.00
国际统计年鉴.2004/李德水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09.-399页;30cm.-ISBN 7-5037-4381-6：￥200.00
中国统计年鉴.2004.总第23期/国家统计局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09.-1011页;30cm.-ISBN 7-5037-4352-2：￥298.00
上饶经济社会统计年鉴.2004/上饶市统计局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09.-453页;26cm.-ISBN 7-5037-4499-5：￥198.00
C91社会学
e时代人际关系/(日) 本博明著;高丕娟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194页;20cm.-(职场实战图解).-ISBN 7-03-013645-4：￥18.00
客套话、漂亮话、分量话：实用口才3项修炼/郭碧莲编著.-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10.-400页;21cm.-ISBN 7-80677-840-3：￥24.80
怎樣控制对方的情绪/(日)大和玛雅著;张翎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148页;20cm.-(职场实战图解).-ISBN 7-03-013330-7：￥18.00
杰出青少年的9大能力/张国诚编著.-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11.-288页;21cm.-ISBN 7-5044-5058-8：￥19.80
热忱能成人事/戴尔逊著.-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10.-247页;20cm.-ISBN 7-5047-2204-9：￥19.80
瞬间洞悉人心/(日)桦旦纯著;常兆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197页;20cm.-(职场实战图解).-ISBN 7-03-013329-3：￥18.00
民间组织通论/王名，刘培峰等著.-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09.-377页;24cm.-ISBN 7-80009-825-7：￥50.00
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姚惠忠编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09.-348页;26cm.-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ISBN 7-301-07762-9：￥35.00
公共关系实务/许成钦主编.-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09.-292页;23cm.-21世纪高职高专管理类系列教材.-ISBN 7-5609-3246-0：￥29.80
公共关系学/邓丽明等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243页;24cm.-(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创新教材出版工程).-ISBN 7-03-014095-8：￥22.00
公共关系学教程/齐家福，栗宗祥，杨红波主编.-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09.-393页;21cm.-ISBN 7-5047-1864-5：￥25.00
新谈判优势/(英)肯尼迪(Kennedy,G.)著;爱丁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10.-269页;20cm.-ISBN 7-121-00333-3：￥20.00
公共关系与现代礼仪/宋常桐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250页;26cm.-高职高专经济管理专业教材.-ISBN 7-302-09591-4：￥25.00
卓越公关人/吴锦屏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140页;23cm.-(百变公关).-ISBN 7-208-05379-0：￥17.00
99分的记者会/吴锦屏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163页;23cm.-(百变公关).-ISBN 7-208-05378-2：￥18.00
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困扰：一个社会心理学者的观察和思考/李强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1.-191页;21cm.-(心理调适丛书).-ISBN 7-03-014340-X：￥13.80
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王子今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378页;20cm.-(性别研究丛书/李小江主编).-ISBN 7-80190-251-3：￥26.00
哈佛职业生涯设计/(美)巴特勒(Bulter,T.)，(美)沃德鲁普(Waldroop,J.)著;赵剑非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09.-238页;24cm.-哈佛职业生涯兴趣手册.-ISBN 7-5044-5087-1：￥26.00
工作与心理学/(日) 本博明著;刘彬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228页;20cm.-(职场实战图解).-ISBN 7-03-013818-X：￥18.00
好工作是这样找到的!：职业生涯的自我规划与实施/徐中奇著.-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01.-192页;23×15cm.-ISBN 7-121-00502-6：￥19.80
金饭碗是这样炼成的：求职打工与创业最新完全指南/胡建文编著.-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4.11.-265页;22cm.-ISBN 7-80110-617-2：￥25.00
职场成功一点通/张健伟编著.-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09.-307页;20cm.-ISBN 7-5082-3236-4：￥14.50
社会福利/陈银娥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09.-349页;23cm.-21世纪社会工作系列教材.-ISBN 7-300-05863-9：￥26.00
识破谎言/(日)桦旦纯著;陈刚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09.-185页;20cm.-(职场实战图解).-ISBN 7-03-013819-8：￥18.00
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王晓晨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0.-490页;21cm.-(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管理丛书/王臻荣主编).-ISBN 7-203-05153-6：￥120.00(全套)
C93管理学
管理学原理/宋晶，郭凤侠主编.-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0.-389页;21cm.-21世纪高等教育标准教材.-ISBN 7-81084-454-7：￥20.00
管理学原理/孙凤芝，赵善伦主编.-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09.-351页;26cm.-ISBN 7-81067-627-X：￥35.00
管理学原理/余秀江，张光辉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09.-303页;23cm.-简明工商管理课程教材/李善民主编.-ISBN 7-300-05866-3：￥20.00
现代管理学/魏安民编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0.-443页;21cm.-(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管理丛书/王臻荣主编).-ISBN 7-203-05153-6：￥120.00(全套)
新管理事典：世界最流行的168个管理新概念精汇/黄宇编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09.-343页;24cm.-ISBN 7-80112-652-1：￥38.50
管理大道：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化应用/曾仕强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253页;26cm.-ISBN 7-301-07795-5：￥32.00
办公自动化/梁士伦，刘新飞主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0.-225页;26cm.-高等院校规划教材.-ISBN 7-111-15299-9：￥22.00
国家秘书考试高分突破/黄良友主编.-北京：知识出版社,2004.09.-348页;26cm.-ISBN 7-5015-4198-1：￥35.00
管理信息系统实验教程/张艺全主编.-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09.-168页;23×15cm.-21世纪电子商务系列教材.-ISBN 7-5623-2137-X：￥18.00
管理信息系统与案例分析/樊月华等编著.-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11.-220页;26cm.-计算机应用技术系列教材.-ISBN 7-115-11767-5：￥20.00
现代领导心理学/俞文钊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0.-471页;20cm.-ISBN 7-5320-9548-7：￥29.00
中层领导必备/陈春风编著.-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09.-389页;24cm.-ISBN 7-5044-5071-5：￥56.80
决策与判断/(美)普劳斯(Plous,S.)著;施俊琦，王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09.-259页;23cm.-(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彭凯平主编).-ISBN 7-115-12759-X：￥28.00
人生智谋串串烧/子展编著.-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09.-329页;23cm.-(人生幸福自助餐丛书).-ISBN 7-80697-242-0：￥23.00
内部控制基本原理：融于管理体系中的内部控制/郑石桥等著.-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09.-250页;26cm.-(内部控制丛书).-ISBN 7-80693-817-6：￥30.00
本书从内部控制的本质、目标、作用等方面对内部控制基本原理进行论述。
如何进行时间管理/朱帅编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238页;23×15cm.-(职业经理人十万个怎么办).-ISBN 7-301-07788-2：￥34.00
世上没有笨孩子，只有输在时间上的傻孩子/欧林中国团队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64页;19cm.-ISBN 7-302-09650-3：￥8.00
自律：高效能员工自我管理核心教程/张海峰编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10.-167页;20cm.-ISBN 7-5044-5222-X：￥16.80
组织行为学：第8版/(美)谢默霍恩二世(Schermerhorn,J.R.)，(美)亨特(Hunt,J.D.)，(美)奥斯本(Osborn,R.H.)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1册;26cm.-清华MBA核心课程英文版教材.-ISBN 7-302-09483-7：￥56.00
组织和人员管理案例：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案例/(美)布勒(Buller,P.F.)，(美)舒勒(Schuler,R.S.)著;卢嫄，林仕平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380页;26cm.-(工商管理优秀教材译丛).-ISBN 7-302-09082-3：￥38.00
應急救援概论：应急救援系统及计划/刘茂，吴宗之编著.-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09.-337页;26cm.-ISBN 7-5025-5774-1：￥35.00
C96人才学
中华人才谋略/金宪宽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09.-330页;20cm.-ISBN 7-213-02898-7：￥19.00
C97劳动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2、语言生态伦理的自律价值
3、论马克思关于“科学”概念的多重阐释
4、澳大利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及院系设置
5、追寻自然精神：自然纪录片创作伦理探微
6、应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关系的若干思考
7、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视角下的服务科学研究与发展
8、医学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9、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
10、学科交叉融合视域中科协工作创新的价值意蕴
11、科技英语中文化因素必要性探析
12、数学建模和计算建模 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和艺术中的应用
13、人工智能与计算社会科学
14、浅析“希波克拉底誓词”对医生职业道德的规范
15、国内外生命文化学：一个研究综述
16、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特征及其功能分析
17、浅谈生物教学中的哲学思想
18、应用心理学专业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
19、以文化兴国战略为契机全面研究民俗学
20、论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的新科学技术观
21、城镇化新常态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知识体系和专业能力建构
22、论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其分类
23、合理性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
24、国内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影响因素研究
25、新媒体环境下高校通识教育探析
26、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
27、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微探
28、浅析自然科学方法向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渗透
29、数据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
30、隐匿的对话: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的思想论争
31、方以智为什么说西学“拙于言通几”？
32、浅谈高中语文和地理课堂教学的融合策略
33、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历史“情缘”
34、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实践类型与课程设置探讨
35、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36、人学的研究对象与人学思想体系之构建
37、“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与发展
38、论会计学发展增长点：会计交叉学科
39、初探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40、生态图书馆定位的思考
41、有效地利用科普资源与青少年科学素质的发展
42、论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的内涵及类型
4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新范式的建构及其意义
44、学术期刊编辑如何看待重复性研究
45、论课程思政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融合
46、科技热门概念辨析之一（科学篇）
47、语文教师的人文情怀与语文教学的效益铁律
48、吕剑：我就想着催化这点事
49、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视阈下的独克宗古城恢复重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审美主义”的问题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在向来被称为“诗的国度”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想是连接中国美学的哲学本体观与文学艺术实践领域的重要价值支点。从美学思想史的角度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丰富的审美主义思想，但由于中西美学相异甚大的理论生成语境与哲学运思方式，在审美主义思想发展的学理层面与现实层面上自然会产出复杂的思想枝蔓与理论分野。这也决定了，对审美主义思想的研究需要有一定的思想纵深与宽阔的理论视野，更需要那种能够有效融合不同思想资源与学理分歧的学术贯通能力和行之有效的能够深入问题实质的方法水平。叶世祥的著作《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版)正体现了这样一种研究的特征与水准。
正如作者所说，无论是从选题还是内容上，“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都不是一个讨巧的尝试。“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这些学术研究中的“大词”，不但早已被那些聪明的研究者所抛弃，而且，正像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本身固有的理论难题一样，对这一选题的研究很容易落入两种常见的俗套之中：一种是西学资源与理论命题的“归纳转述式”研究，另一种则是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线性梳理式”研究。从方法层面上看，归纳和转述西方审美主义的理论内容不难做到，线性梳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也很容易，难就难在面对中西不同的思想资源，如何既避免常识性的阐释，又不流于资料性查摆和观念性分析的泛泛而论，在真正深入审美主义思想的问题实质的过程中，展现作为一种美学主潮与时代思想的“审美主义”是如何在中国文学、美学的土壤与生态中生长繁衍，并锤炼出“中国审美主义”这样一种思想范式的。《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首先，《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为中西审美主义思想的不同体认与运思形式找到了一种恰当的阐释方式和思考路径。作者不但在中西审美主义思想资源的耙梳整理中，深入探讨了作为一个美学理论问题的审美主义的发生语境、理论纵深以及思想流变过程，而且在这样一种思想和理论背景上，成功地将中西审美主义思想资源的学理分析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美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在面对审美主义的问题的过程中，作者跳出了“西方与中国”这样一种传统的阐释框架，没有被中西审美主义思想理论融通与阐释裂隙的矛盾所束缚，既在理论层面上阐释了中西审美主义思想不同的语境特征，又没有完全踯躅于概念与学理分析，而着重面向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发展的现实经验。既有学理层面上的剖析，又有艺术精神层面上的审视，从而为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范式。
其次，《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较为全面地展现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时代变迁过程，并在这个基础上对其内在的精神困惑与外在的现实矛盾做出了成熟的思考。作者提出，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不可能由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思想的胚胎自然发育而成，中国当代学者从对尼采、叔本华、康德、席勒等西方美学大师的审美主义思想的重新发现中激活了言说审美主义的渴望，但庞杂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想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着一条清晰的内在演进线路，而是形成了不同的面相。如20世纪30年代的“审美独立论”和“审美救赎论”，50年代以来的审美主义思想的政治阐释，80年代以降文论话语转型中的审美主义的式微，以及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科学主义与激进主义等多种思潮的交叉融合，都展现了审美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流变中，不断更新理论发展路向、不断催生思想争鸣空间的态势。作者并没有面面俱到地阐释这些流变的过程，而是抓住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发展中不同理论面向的思想纠结之处，顺理成章地带出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问题形式与基本状况，从而在有效把握论题的过程中展现出了精湛的理论修养与敏锐的思想洞察力。
最后，将审美现代性的视角引入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是该著的一大亮点与主要收获。作者将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审视有效融入具体研究过程，在中国审美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科学主义、激进主义等思想的关系的分析中，对中国当代审美主义话语的思想内涵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作者提出，中国当代审美主义话语可以概括为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从本体论上，突出文艺的审美本性，强调审美的超越性、审美的独立性、审美的纯粹性；二是从功能论上，突出文艺的审美救赎功能，将审美视为一种生存态度；三是从价值论上，在审美与现代性的繁复关系中高扬感性、自由和审美理想；四是作为泛审美化时代里的一个非常富有小资情调的世俗生活中的雅词。”不能否认，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发展有现代性转型的成分与趋势，但由于复杂的历史情势的影响，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在现代性历史生成中展现出多重的悖论性特征，包括西方思想资源与本土话语的紧张、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与文学个性体验之间的悖谬等，这些悖谬与矛盾既是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的现代性特征，同时又是它的生成方式。作者没有局限于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的现代性表征的分析，而是从审美主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张力中透析与把握其思想的潜流与不同语境中的话语分歧，从而在广阔的知识视野与深刻的思想反思的立场上对这一矛盾主题做出了深刻的揭示。
可以说，中国美学与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无论是思想的掘进、观念的突围，还是理论的创新、方法的演进，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无论是面向中国还是西方，审美主义思想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台面上的案头工作，更应该是一种切近文学与审美经验的思想清理，这种思想清理只有碰到中国语境、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的时候，才真正显示出那种思想的多维性。在这方面，叶世祥的《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美学研究的学术进境的思考。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