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保护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线路；文化遗产；遗产保护；遗产
李 林(1970—)，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博士生，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遗产与旅游、旅游人类学。(四川成都 610064)
本文为四川大学985工程二期“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06JJD85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是文化遗产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新类型。目前已有许多“文化线路”遗产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文化线路”已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引起普遍关注，近年来更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界的热点之一。“文化线路”极大地丰富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其对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理念更是对传统遗产保护观的重要突破，它的出现将对国际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化线路”改变了过去世界遗产对人类文明的“点”状展示，而成为以重大的人类活动为脉络的“线”性区域性展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也使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以“文化线路”为经纬的“世界遗产保护网络”成为可能。[1]
一、“文化线路”的定义、特点及研究的必要性
西班牙是最早倡导进行“文化线路”研究的国家，1994年在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下，西班牙政府资助召开了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对“文化线路”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为其后“文化线路”的研究打下了基础。199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该理事会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主要咨询机构之一)在西班牙特内里弗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CIIC，The ICOMO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会议通过了《CIIC工作计划》、《CIIC章程》等文件，标志着“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型的遗产理念得到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认同。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Heritage Convention)中加入了“文化线路”的内容，这在“文化线路”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自此“文化线路”正式成为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新类别。2005年10月，在我国西安召开的ICOMOS第15届大会中“文化线路”被列为四大专题之一，并形成了《文化线路宪章》草案。对“文化线路”的认识，国际上大致经历了从“概念的提出”到“得到国际遗产界的认同”、进而“受到世界遗产界的普遍重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2003年ICOMOS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行动指南》对“文化线路”定义如下：“‘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2]
与其他文化遗产类别相比，“文化线路”有如下显著特点：第一，“文化线路”遗产主要呈线性分布，并具有一定的“长度”。文化线路本质是与一定历史时间相联系的人类交往和迁移的路线，如果说“文化”是其内在属性，是其内涵所在，那么“线路”就是其外在表象、是其最主要表现形式，同时呈现出形态的多样性。第二，“文化线路”遗产的内涵极为丰富，综合价值十分突出。“文化线路”的内容包括构成该线路的一切组成部分，这些遗产不但类型多样，而且内涵丰富，既有自然遗产也有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个体价值，又有作为线路整体的文化价值，还有承载该线路的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拥有的价值。第三，“文化线路”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与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密切关联，影响深远，范围广，常体现出跨国、综合性特点。第四，“文化线路”是整体性遗产，具有动态性和连续性。“文化线路”以动态性表征，包括无形的、空间动力特征，揭示文化遗产的非物质的、富有生机的动态维度，其具有连通古今的生机，历史文脉与现实沟通互动而为“文化线路”注入新意。其动态性和历史文脉已经生成并可能仍在继续生成相关的文化要素[3]。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目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处于迅速成长时期，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保护道路。从相关文献检索结果看，“文化线路”近几年已引起了我国部分学者的重视，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李伟、俞孔坚、孙华等对“文化线路”概念及其遗产保护方法的介绍；姚雅欣、刘小方等对“文化线路”内涵进行的诠释和解析；吕舟对“文化线路”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网络的探析，等等。总体看来，研究成果数量比较少，并且涉及内容也很有限，有关“文化线路”案例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仅有关于“京杭大运河”、四川“藏彝走廊”[4]、“川盐古道”[5]保护的极少数学术文章，可见“文化线路”及其理念在我国还未受到普遍关注，这与我国大量潜在的“文化线路”资源是不相协调的。由于“文化线路”这一课题本身所具有的难度和复杂性都是空前巨大的，目前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呼吁，应加大对我国“文化线路”的研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此，从而更快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步。
二、“文化线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虽然“文化线路”理念提出较早，然而直到2003年，“文化线路”才开始真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上，一项来自拉美国家的联合申报项目“印加文化线路”吸引了各国代表的注意，该项目以古老的印加文明为主线，穿越6个国家，把历史建筑、考古遗址、文化景观等多种文化遗产串联起来，而构成了当时内涵超过任何单一类型的文化遗产。[6]“文化线路”一经出现，立即受到国际遗产保护界的普遍关注，并且得到了世界遗产中心的支持，项目申报成功。此后几年里，一方面在CIIC的主持下，“文化线路”保护日益步入正轨，延续着对1994年马德里会议中有关“文化线路”的判别、界定和登记等讨论，明确了文化线路保护的范围取决于组成它的各个重要遗产节点元素的保护范围，界定应遵循空间标准、时间标准和文化标准，同时对遗产的真实性判定、预登记、线路评价标准、线路申报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这一类型的文化遗产，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名单上，以“文化线路”为主的新类型开始增多。如先后申报成功、引起广泛关注的2004年列入名录的日本“纪仪山圣地和朝圣线路”，该项目时间上跨越了1200年，宗教上包括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和从中国及朝鲜半岛传入的佛教，保护对象包括山野森林，重要圣迹，朝圣路线；2005年入选的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和香料之路”起始于南阿拉伯半岛最东端，结束于西奈半岛的北端，总长度超过2000公里。虽然世界遗产中“文化线路”项目还很少，但这些时空跨度大、影响深远的遗产项目已开始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发挥作用。
“文化线路”是极富创新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具有重要意义，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空前的机遇。首先，它有利于将更多国家的文化遗产纳入到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中来，有利于缓和与解决世界遗产分布的不平衡，并且随着大型线路的保护，将有利于改善世界遗产的保护现状。随着缔约国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本国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1994年以来，如何建立一个平衡的、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就一直是世界遗产中心关注的问题，“文化线路”有利于将线路所涉及的各国均纳入遗产保护体系，如2005年入选的“斯塔伏大地测绘体系”就涉及芬兰、挪威、瑞典、俄罗斯、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0个国家。其次，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文化线路”的出现也为那些跨国跨地区的大型线性遗产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带来了机遇，这类遗产将“文化线路”作为一个整体申报，遗产价值极大提升，并且联合申报的模式也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对项目获得优先申报权和提高申报成功的几率都有着重要意义。第三，“文化线路”倡导以线路为纽带，对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它使“文化遗产”的内涵更为丰富、遗产的类型更趋多样，可以有效扩大遗产的保护范围，也使遗产价值得到全面提升，并且使得跨国跨区域共同保护遗产成为可能，同时为多国合作保护遗产构建了平台。此外，“文化线路”强调线路的“整体性”特点，如果线路的局部物质形态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并不意味着文化线路没有真实性，其物质形态上残缺的部分、真实性存在和价值可以通过非物质的层面追溯出来，即使“文化线路”中有形文化遗产被损毁、消失，但依据线路的“记忆”，仍然可以修复、复原、再建遗产，使之成为新的资源，而且在“线路”的延伸和发展中，甚至创造未来的“文化遗产”也有可能，这为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空前机遇。
然而作为新的遗产类型，“‘文化线路’使得遗产项目变得更具综合性、更具类型上的广泛性，这一新概念和新类型模糊了遗产类型的界限，使遗产保护面临更广泛和复杂的问题”[7]。因此它也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文化线路”的大尺度及其对线路实施整体性保护的要求为遗产保护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文化线路”这类跨种族、跨时代、跨地区、跨文化的庞大的文化复合体，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无力单独承担这样超大型项目的责任，它不但需要国际性的专业组织发挥作用，更需要建立起跨区域、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新遗产保护体系和相应机制，这无疑对现行遗产保护体系是一个挑战。另一方面，从跨国合作保护遗产及多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方面来看，虽然“文化线路”为跨国合作提供了平台，为联合申遗提供了可行性和依据，然而“文化线路”项目综合性大、复杂性强，加上又涉及遗产产权等敏感问题，因此在合作保护及管理、联合申遗等具体操作层面存在很多困难。以我国著名的两大“文化线路”申报为例，跨多国的“丝绸之路”项目拟以我国为主进行申报，虽然得到沿线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并进行了多次调研和讨论，但终因牵涉面过大而进展不快，又如“京杭大运河”项目申报，仅是国内跨省域的联合就因为存在许多现实难题而进展不顺。此外，“文化线路”有利于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整体性保护规划和旅游规划的建立，但这种跨时空、大维度的规划在实践中又存在难度。
作为国际遗产保护界的“新生儿”，“文化线路”自身也还存有明显不足，如在理论认识方面，虽然有CIIC系列文件、世界遗产组织的相关解释，但对“文化线路”的界定仍然存有较大争议、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在我国也一直存在着如长征故道是否属于“文化线路”的争议。在实践方面各国也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可以说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遗产保护界都存在着如何面对“文化线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也是需要各方去努力研究、极富有挑战意义的课题。
三、“文化线路”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我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上重要的遗产大国，近年来遗产保护事业虽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受固有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与国际遗产保护运动相比，无论在遗产保护理念还是方法上都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长期受“文物观”、“历史观”影响，我们习惯于强调我国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惯用文物标准、历史价值来衡量遗产价值，对遗产的认识长期以来仍局限于历史文物和风景名胜框架内；二，“遗产观”明显滞后，国际遗产保护日益强调对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对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从“点”(单体遗产)到“线”(文化线路)、进而到“面”(遗产环境)的拓展，对综合性、整体性文化遗产日益重视，然而我国目前对遗产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孤立的“点”及静态遗产上；三，“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遗产保护类型和方法，已受到国际遗产保护界和很多国家的重视，我国虽然拥有大量潜在的“文化线路”，但这一新类型和方法还未受到重视，我国既未加入CIIC组织，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未涉及这类遗产资源。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后，我国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景观类遗产研究专家俞孔坚教授就曾撰文介绍国外的线形文化及影响，并感叹：“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没有人对这些文化线路进行专题研究，其专业教育是贫乏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也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8]“文化线路”无论作为重新审视人类遗产的新视野和思维，抑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还是仅作为新的遗产保护类型，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都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应更新传统的遗产保护观，树立“整体性”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这是“文化线路”为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文化线路”具有多维度、大尺度的特性，要求我们从多维视野来重新审视文化遗产，充分认识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特性，在遗产保护中要更新传统的“遗产”观，如判定文化遗产价值时不再单纯用“文物”标准来衡量，不过于强调其历史价值，将“文物价值”作为遗产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重视其多维价值及整体价值。同时，“文化线路”的精神属性和连通古今的可传承性，要求我们重视文化遗产的连续性和动态性，在遗产保护中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动态、活态的遗产，更要从整体性、多维视野出发，建立新的、关联性强的遗产保护理念。“文化线路”对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以线路作为纽带，把线路及其构成部分作为整体资源进行保护，既保护文化遗产自身、也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可以有效改变我国遗产保护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不平衡现象：如全国上下都高度重视世界遗产，而对那些具有广泛性、普遍意义，同样是人类财富的各类遗产多视而不见，“重文化遗产轻自然遗产”、“重物质文化遗产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同时把一些过去被忽视的遗产资源纳入到保护体系中来，有利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发展。
其次，借鉴“文化线路”方法，遗产保护中设立“文化线路”类型，加大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利用“文化线路”，可以有效扩大遗产保护范围，加强区域性遗产保护。以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为例，这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运河，流经6个省(直辖市)及18个市区，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目前已发现运河沿线共有文物遗存654处，包括古建筑类遗迹227处，古墓葬类遗迹229处，近现代遗迹15处，石刻及其他类遗存60处，运河文化内容丰富，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建筑艺术、工艺美术、风情习俗、饮食文化、遗物遗迹等；从地域角度看，又包括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等，可谓是中国的“古代文化长廊”[9]。可以预见，以大运河为纽带实施的“文化线路”保护，将有效扩大遗产的保护范畴，不仅可保护运河沿线的物质遗产，还包括了线路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而生成的非物质遗产、民族风情等，能极大推动该区域遗产的保护。此外还可借鉴国际上“文化线路”的申报、评审、监督、管理等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层次遗产保护的整体规划等，这些都将有力地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进步。
第三，利用“文化线路”方法，促进跨国、跨区域合作保护文化遗产，建立相应保护机制，从而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网的建立。“文化线路”具有“跨国界，跨文化，大范围、大尺度、多维度”等特性，它倡导对这些在空间、时间、类型维度上相互联系的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强调遗产的线性、连续性，并不受遗产的地理、行政区域限制，倡导各国加强对本国(境)内线路的立法保护，同时就跨国线路部分各国进行立法合作，并强调公众参与。同时“文化线路”以人类重大历史、文化事件为脉络，它可构筑起一个新的、完整的包括国家性、地区性和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网络，使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遗产保护网”成为可能，我们可通过“文化线路”来联结国内的文化遗产资源，形成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网”，不但可充实原来的“文物古迹网”，还能建立更小的省(市)、区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网，形成以“文化线路”为纽带的多级国家遗产保护体系。
第四，利用“文化线路”契机，促进我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工作。当前各国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竞争十分激烈，世界遗产委员会规定：每年大会审议的遗产总数不能超过45项，至2007年加入公约的缔约国里有40多个国家还没有遗产列入，他们在申报上具有优先权。我国拥有世界遗产数已位居世界第三位，但我国尚未有“文化线路”遗产入选，而“文化线路”带来的跨国申报的可行性，为我国不少大型线路资源的申报带来了契机，可以积极探索走联合申报之路。
第五，利用“文化线路”特性，促进我国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遗产旅游的发展。“文化线路”因其独特的资源特征及其与旅游天然的内在联系，给遗产旅游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一方面，“文化线路”自身即是极富价值的旅游资源和天然的“旅游线路”，构成线路资源不但内涵丰富、类型多样，且特色鲜明、具有多功能性，自身还常具有互补性，极富开发价值；“文化线路”的线性特征使众多“线路”本身即是经典的旅游线路，例如在我国符合标准的潜在“文化线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也都是著名的旅游线路[10]；虽然就“文化线路”自身而言，其旅游功能并非本质属性和天然使命，然而正因它以遗产保护为目的特性，使以其为基点进行的旅游开发都将着力于遗产的可持续性，这将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共生机制的建立，利于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共赢。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以“文化线路”为主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过如下总结：“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课题，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起步阶段……这种整体保护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方式，以面涵点，以线状区域内的铺开带动线上的各个点，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有利于各种社会资源的集中使用。对于文化遗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种经济、高效的保护策略。”[11]“文化线路”结合我国遗产保护实践，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促进有着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念转变较快，是遗产资源脆弱性最为突出的阶段，此时借鉴国际遗产保护经验、更新遗产保护理念、加大遗产保护力度的任务十分紧迫，相信“文化线路”在许多方面都能给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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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 勃】
资源保护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基于对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作用的研究，阐述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优势。分析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包括在有形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针对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给出加强宣传工作、加强保护力度等有效措施的建议。
关键词：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且珍贵的历史资源与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在我国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我们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因为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智慧，还能为子孙后代的发展提供保障。近些年，我国开始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博物馆作为历史文物典藏的重要场所，更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与价值。所以，本文主要针对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等内容进行相应阐述。
1 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优势
博物馆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博物馆有自身的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博物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长久性与有效性[1]。因为博物馆属于国家事业单位，相较于其他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有较强的稳定性，可以永久保护和收藏我国文化遗产。而且在博物馆中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更加完善的保护体系，不仅有专业的文物研究者，而且文物鉴定技术更加完善，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博物馆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没有目的性与功利性，所有保护工作都是公益性的。当前我国更加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鼓励社会各方都能够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博物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想要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遗产，所以没有目的性。
2 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2.1 在有形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博物馆对我国有形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中：
第一，古建筑与近代建筑的保护作用。全世界大概有3.5万个博物馆，其中有一半的博物馆是在古建筑基础上进行改造。我国拥有近5000个博物馆，其中有1000多个博物馆也是在古建筑的基础上进行改建的[2]。尽管在我国的发达地区，许多博物馆在建设之初古建筑与现代建筑都可以用在博物馆的各项业务活动中，所以博物馆在保护古建筑与现代建筑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对历史纪念性建筑以及名人故居的保护作用。在博物馆中，历史纪念性建筑、名人故居建筑以及革命纪念馆建筑等都占据重要组成部分。此种类型的纪念馆与博物馆，在建设初期会对其开展的活动等做出明确规划。纪念馆与博物馆不仅需要担负起弘扬历史文化的重任，还需要担负保护文物的责任。当纪念馆与博物馆建成之后，会将原有的文物陈列在博物馆与纪念馆中。
第三，对古文化遗址的作用。古文化遗址属于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此类遗产也属于博物馆的保护范围，如南京明代城墙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此类文化遗址的保护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其的管理与维护中。博物馆经常会接到上级的指令，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对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进行代行管理，如管理其中的历史文物等。因此，博物馆在保护古文化遗址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2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在社会快速发展背景下，多元化文化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造成很大冲击，导致我国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面临消失问题。例如，现代印染、电脑机绣等为人们的日常工作以及生活带来许多便利，导致人们将蓝印花布以及传统刺绣等传统工艺遗忘。所以，博物馆需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与价值。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文学、民间舞蹈以及传统戏剧等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而传统医药、杂技等则是通过手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物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所以，为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进行充分研究与考虑，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单单依靠寻找载体的方式无法起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作用[3]。许多传统文化艺术以及传统工艺等都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传承的。对传统工艺的保护，需要从传承人入手，更好解决传承人问题，这样才能保证传统技术工艺能够代代相传。
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渐重视，博物馆也逐渐意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能够端正工作态度，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
3 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对策
3.1 加强宣传工作
为保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能够更好开展，需要博物馆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宣传工作。不仅需要加强对文化遗产本身的宣传，还需要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强宣传能够使全民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以及文化遗产对人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促使人民群众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例如，在社区开展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演讲活动，还可以将文化遗产保护融入到教学工作中，这样可以促使学生从小就能了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肩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4]。除此之外，还可以撰写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章，不断增强人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通过不同的宣传方式，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这样博物馆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会顺利展开。
3.2 加强保护力度
博物馆需要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如历史街区的整体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因为两方面是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弱点，所以针对历史街区的整体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重点强调并落实。博物馆要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到良好带头作用，保证各项工作都能够被落到实处。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积极引进先进的设备设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智能化与现代化，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人力成本的支出[5]。同时，针对博物馆中的工作人员，需要加强对其的培训。不仅需要培养工作人员的管理意识，还需要增强工作人员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只有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才能保证各项保护工作及宣传工作的顺利展开。除此之外，还需要通過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使其能够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与价值。博物馆还可以定期向人民群众开放，通过展览等方式，让人们对文化遗产有正确的认识。在如今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许多人对文化遗产没有正确的认识，并不知道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博物馆做好引导工作，通过展览、讲座等方式向人民群众积极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方式与思想，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引导作用，保证我国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博物馆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博物馆需要意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端正工作态度，采取不同措施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贡献一份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加大投入，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好各项宣传工作，促使我国人民能够具有较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为我国文化遗产的更好传承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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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芳峰（1981—），男，河南新蔡人，馆员，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研究。
资源保护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国家兴则园林盛。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颐和园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综合服务、文化发展、绿化美化等各工作蓬勃发展。从保护园林，发展到保护文化：从保存遗产，发展到用遗产为当代服务：从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发展到过去、现在、未来水乳交融，为当代中国描绘出了一条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清晰之路。
多年来，颐和园在景区管理、遗产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行业内外的普遍认同和肯定，先后获得“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公园、全国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创建文明行业示范点”等国家级殊荣十余项、北京市级各类荣誉上百项，颐和园E_19益成为深受国内外游客关注的历史文化景区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
2012年，首都建设世界城市的工作全面提速，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十二五”承前启后之年各项工作也全面铺开，特别是“推动皇家园林建设”、“构建首都世界名园体系”、“北京中轴线申遗”等城市发展战略的提出，预示着北京公园事业跨越式发展时代的来临。
伴着时代的步伐，作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单位和首都重要的历史名园，颐和园进入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期，通过以“文化建园、科技兴园、依法管园”为导向，深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
立足优势、突出特色，加强管理，强化服务，以”服务首都生态文明建设，传承北京历史名城文化，打造世界一流名园”为目标，努力构建世界名园体系，培育名园品牌。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理论的指导下，颐和园将以挖掘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促进文物古迹、古都风貌等的有效保护、延续和利用为己任，从全新视角对历史名园品牌及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进行分析定位和前景展望，积极探索遗产保护、文化传承、文化产业以及历史名园品牌培育的发展路径和方向，并在智能化管理、标准化服务、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努力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变成文明向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示范引领力的一流名园，实现从优秀文化遗产保护地的管理者向东方文明传播者的新跨越。
雍客华贵 庄重颐和
北京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部，是中国清代（1644—1911年）修建的，以万寿山、昆明湖及诸多宫苑建筑为主体的大型山水园林。它是中国悠久造园艺术的经典范例和现存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中国皇家园林。
颐和园以其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园林建筑风格，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式皇家园林”。
博物馆式的皇家园林
颐和园是中国几千年南北各地园林景观艺术融会贯通的集成大作，以卓越的规划和精美的建筑，完美诠释了古代中国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思想、美学观念以及工艺造诣，显示了中国古代皇家宫廷对居住、游览、治国、修心等生活环境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颐和园以万寿山、昆明湖为基本框架，占地300.8公顷，水面约占四分之三。万寿山前山以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后山有宏丽的藏式佛教建筑四大部洲和耸立于绿树丛中的五彩琉璃多宝塔。万寿山上还有景福阁、重翠亭、写秋轩、画中游等各式楼台亭阁，堪称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之集中展现。烟波浩淼的昆明湖中，宏大的十七孔桥如长虹偃月倒映水面，涵虚堂、藻鉴堂、治镜阁三座岛屿鼎足而立，寓意着神话传说中的“海上仙山”。
蜿蜓曲折的西堤犹如一条翠绿的飘带，萦带南北，横绝天汉，堤上六桥，婀娜多姿，形态互异。与前湖一水相通的苏州街，酒幌临风，店肆熙攘，仿佛置身于二百多年前的皇家买卖街，谐趣园则曲水复廊，足谐其趣。在昆明湖湖畔，还有著名的石舫，惟妙惟肖的铜牛，赏春观景的知春亭等点景建筑。
园内花木欣欣向荣，各色花木圆季不断
古树名木是颐和园的植物特色，古树造景在布局上与园林建筑和山形水系相得益彰，将主体建筑烘托得巍峨壮美。园林树种以北方耐寒又寓意着”长寿永固”的松柏为主，大量引种各地有代表性的树木花卉。昆明湖堤岸桃柳成荫，昆明湖养殖荷花，庭院栽植四时花卉。从初春开始，园中的花木相继盛开，山野、庭院、湖面、桥头繁花似锦，香气袭人。每年的九月至十月，颐和园都举办以“颐和秋韵”为名的桂花展览，在东宫门、仁寿殿、东堤一线等重要景区摆放百年古桂与大型盆栽桂花组成的桂花花带。伴着习习秋风，桂花芬香随风飘逸，香溢满园。
圆万件园藏文物精美绝伦
作为清代皇家最钟爱的生活场所，颐和园内珍藏四万件文物藏品，有釉色鲜润的历代名窑瓷器，有雕镂精工的玉雕牙雕，有色彩斑斓的织锦，有珠宝、翡翠、珊瑚、玛瑙装饰的形形色色的宫廷陈设，还有沉香、紫檀、乌木、红木、花梨、金丝楠木等贵重木料制作的各式家具。
这些种类繁多、制作精美的文物不仅与建筑。园林相依存，丰满了整个园林体态，而且以其特定的皇家功能和珍贵的历史价值，也为颐和园所折射的历史和文化增添了光辉。
东方园林的杰出典范
颐和园代表了中国皇家园林最高造园艺术成就，是利用自然、人化自然的东方园林巨制的杰出范例，在世界造园史上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在当今社会，颐和园作为调节城市生态的自然山水群落，发挥着积极的功能，并成为体现古都风貌的重要标志和建设园林城市的响亮例证。1998年颐和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给予高度评价：1.北京的颐和园是对中国风景园林造园艺术的一种杰出的展现，将人造景观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2.颐和园是中国的造园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而这种思想和实践对整个东方园林艺术文化形式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3.以颐和园为代表的中国皇家园林，是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
清漪风月 绝世颐和
颐和园，其前身名为清漪园，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营建的最后一座皇家御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历时15年而成，是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处皇家胜地。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以庆祝母亲孝圣皇太后六十大寿的名义，在瓮山圆静寺废址修建大型佛寺——大报恩延寿寺，改瓮山为万寿山，为母亲祝寿祈福：同时仿汉武帝在长安开昆明池训练水军的史事，改西湖名为昆明湖。第二年，乾隆将这座以水景取胜的园林命名为——清漪园。
清漪园的建筑物按其功能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宫殿、寺庙、庭院建筑群、园中园、单体点景建筑、长廊、戏楼、城关、农舍、街肆、亭桥等。乾、嘉、道、咸时期的清漪园，主要是作为皇帝政事之余散志澄怀，游览风光的别苑存在，园林中的主要活动是礼佛上香和祭祀龙神。皇帝们也在清漪园内举行过一些政治、军事活动。如乾隆曾在勤政殿接见并宴请过蒙古族厄鲁特部来使，在昆明湖中举行过水操演练：嘉庆曾在玉澜堂、谐趣园中接见大臣，处理政务：咸丰曾在园中接见过少数民族土司等。
咸丰十年（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包括清漪圆明园在内的京西“三山五园”皆遭焚掠，建筑大部分被烧毁。畅春园、圆明园等皆成陈迹，但历史的机缘巧合，却使得二十年后清漪园在慈禧太后的手中重现灵光。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和其他款项，重修清漪园并于1888年改园名为颐和园，成为慈禧太后晚年的颐养之地。
颐和园基本恢复了清漪园的旧观，仅有少量的改动以及部分因财力不济未能恢复的区域，总占地300.8公顷，水面约占四分之三，大体分成三个区域：以庄重威严的仁寿殿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区：以乐寿堂、玉澜堂、宜芸馆等庭院为中心的生活区：由万寿山、昆明湖、后溪河组成的游览区。园中有点景建筑物百余座、大小院落20余处，古建筑3000余间，面积近70000平方米，古树名木1600余株。其中佛香阁、长廊、石舫、苏州街、十七孔桥、谐趣园、大戏台等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代表性建筑。
万寿山南麓体形平实，一条直冲云霄的中轴线上，是金黄色琉璃瓦顶的排云殿建筑群，这组金碧辉煌的建筑自湖岸边的云辉玉宇牌楼起，经排云门、二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终至山顶的智慧海，重廊复殿，层叠上升，气势磅礴。巍峨高耸的佛香阁八面三层，占据着六十米高的万寿山的制高点，踞山面湖，统领全园。沿万寿山南麓而建的长廊，全长728米，是中国古建筑中最长的游廊。长廊一线两侧零星分布着一个个大小院落，漫步其间，步移景换，浓丽富贵。
万寿山北麓，地势起伏，道路幽邃，松柏参天：水面时开时合，夹岸幽谷浓荫。山北坡有一组仿西藏寺庙建造的四大部洲建筑群，层台耸翠，雄伟庄严。后溪河中游，是模拟江南水肆建造的买卖街，铺面房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水陆和驳岸港汉纵横，钱庄、当铺招幌临风，再现了一幅江南水乡清秀妩媚的风景画卷。
在昆明湖的西部，一条仿杭州西湖苏堤而建的西堤，将湖水分割为昆明湖和团城湖两块水域。远远望去，这条长堤与玉泉山、西山的借景环境融合在一起，使颐和园有限的空间大无边际。堤上六桥，形态互异、婀娜多姿。湖中还有宏大的十七孔桥如长虹偃月倒映水面，在湖畔岸边，还建有著名的石舫和赏春观景的知春亭等点景建筑。惟妙惟肖的镇水铜牛与湖对岸的“耕织图”建筑群遥相呼应。
晚清民国时期，内乱外患频仍，颐和园也日益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以及人民群众的关怀下，颐和园重新焕发光彩。颐和园管理处以继承和保护历史文化瑰宝为宗旨，逐渐恢复旧观，使颐和园成为首都展示中国灿烂历史文明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1961年，颐和园成为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2月2日，颐和园荣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九十年代初进行了昆明湖240年历史上的首次清淤和为期三年的万寿山绿化整治：二十一世纪初颐和园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净化园内游览环境、进行周边环境规划整治、开展景区复建工程：先后复建了四大部洲、苏州街、景明楼、澹宁堂、耕织图等清漪园时期的建筑，新建了文昌院园林博物馆，使4万余件园藏文物得到了妥善保护：收回长期被占的清外务部公所，建成功能齐备的游客服务中心。2007年颐和园被评为全国5A级景区，多年来，颐和园在遗产保护、美化景观、文化挖掘、文物保护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保护和管理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使这块东方文化的瑰宝不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中国的颐和园，也是世界的颐和园，每年国内外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均在1000万以上人次，是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并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随着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进程的推进，北京国际旅游终极目的地的地位也会逐渐强化，以颐和园、天坛等为代表的北京历史名园将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获得越来越高的认知度，成功的打造出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世界名园。
知名景点
昆明湖：
昆明湖是颐和园中最富魅力的一处风景，总面积达二百余公顷。粼粼的湖水，蜿蜓的堤式，错落的岛屿，以及隐现在湖畔风光中的各式建筑，组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绝色风景。
按照中国历代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理水方式，在湖内建有“南湖岛”“治镜阁岛”和“藻鉴堂岛”三个中心岛屿，并且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修建成西堤，还有十七孔桥、知春亭、等众多景观，被乾隆皇帝称誉为“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
万寿山：
万寿山为燕山余脉，高58，59米。前山以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从山脚的“云辉玉宇”牌楼，经排云门、二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直至山顶的智慧海，形成一条层层上升的中轴线。东侧有“转轮藏”和“万寿山昆明湖石碑”。西侧有五方阁和铜铸的宝云阁。后山有宏丽的藏式佛教建筑四大部洲和耸立于绿树丛中的五彩琉璃多宝塔。山上还有景福阁、重翠亭、写秋轩、画中游等各式楼台亭阁，堪称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之集中展现。
长廊：
长廊东起邀月门，西至石丈亭，共二百七十三间，全长七百二十八米，枋梁上还绘有人物、山水、花鸟等各种彩画八千多幅，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精彩的廊中上乘之作。蜿蜓的长廊如同一条五彩的飘带，巧妙地连缀着湖山之间的轩、馆、楼、台、亭、阁、舫、榭，使它们和谐成为一体。
排云殿、佛香阁景区：
排云殿、佛香阁景区是颐和园内建筑布局最完整、建筑形式最丰富的中轴建筑群体，殿、阁、廊、亭、桥、坊、碑等建筑约两万平方米。从临水的云辉玉宇牌坊至排云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众香界、智慧海、层层升高，排列有序，气势巍峨，金碧辉煌，将园林、寺庙和宫殿融为一体。
清晏舫：
清晏舫原称石舫，是颐和园中著名的水上建筑，取“河清海晏”之意，命名为”清宴舫”。颐和园的清宴舫是中国古典园林舫类中体量最大、造型最美、建造最精的建筑，不仅优雅得体，又与周围园林环境相得益彰。
苏州街：
苏州街原称买卖街，乾隆时仿江南水乡而建，是专供清代帝后逛市游览的一条水街。街全长三百余米，以水当街，以岸作市，沿岸设有茶馆、酒楼、药房、钱庄、帽店、手饰铺、点心铺等六十多个铺面，集中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国江南的商业文化氛围。
十七孔桥：
十七孔桥是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中国园林中最大的桥梁建筑，如一道长虹横卧在昆明湖上并衔接着南湖岛和廓如亭。桥栏的两端有四只石雕的异兽，威猛雄健，当属清代石雕艺术品中的杰作。
德和园：
德和园戏台始建于1891年，与故宫的畅音阁和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并称为清宫三大戏楼。德和园戏楼的建筑规格与历史内涵为三大戏楼之最，堪称中国古代戏楼之中登峰造极的存世代表。
园内的三层戏台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古戏台，其建筑设计精巧、气势宏伟，极富科学和艺术价值：清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小楼，谭鑫培等都曾在此为慈禧太后献艺，被誉为“京剧的摇篮”。
仁寿殿：
仁寿殿取自《论语》中“仁者寿”之意。这里是慈禧和光绪住园期间临朝理政、接受恭贺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为颐和园听政区的主体建筑。仁寿殿中陈设着许多珍贵的文物，都是清代帝后使用过的原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耕织图：
耕织图位于颐和园西北部，是一处以河湖、稻田、蚕桑等自然景观为主，具有浓郁江南水乡风情的景区。因其蕴涵“男耕女织”的思想，而成为颐和园清漪园时期的一处匠心独运，天作人和的绝妙佳景。
听鹂馆：
听鹂馆原是乾隆为其母看戏所建，内有两层戏台，因古人常借黄鹂鸟的叫声比喻音乐的优美动听，故名之为“听鹂馆”。清末这里是慈禧太后宴请外国使臣、及其宠臣、嫔妃们看戏饮宴的重要场所。建国后，听鹂馆成为中国著名的宫廷菜系饭庄，先后接待过上百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听鹂馆饭庄的菜肴以“宫廷风味”为特点，以“寿膳房”的膳单为依据，沿用传统工艺，将各类膳食合理搭配，创造出既有古代风格又符合现代营养科学的菜点：种类丰富、选料严格、制作精细、色彩艳丽、形象逼真、醇鲜可口、享誉中外。
西堤和西堤六桥：
昆明湖的西堤是乾隆时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修筑的。这道长堤和玉泉山、西山融合在一起，使颐和园有限的空间得到无限的拓展。西堤的修筑，增添了昆明湖的景色，使水上景物丰富多姿。在西堤柳条吐绿、桃花绽红的季节，一条彩色缤纷的长堤，浮现在昆明湖的西部，是难得的画境。掩映在湖光山色中的西堤六桥，也是仿照苏堤六桥建造的，由北向南排列的顺序是：界湖桥、豳风桥、玉带桥、镜桥、练桥、柳桥。在练桥和柳桥之间，还有一座玲珑精致的景明楼。
资源保护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运用;本土文化资源;创设;区域活动环境
佛山是明清时期“四大名镇”之一，历史底蕴深厚，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佛山是著名的陶瓷之乡、狮艺之乡、武术之乡、粤菜之乡、民间艺术之乡，孕育并保留了秋色、醒狮、舞龙、粤剧、龙舟竞渡等大量体现岭南文化精髓的民间艺术及民俗事象。深入挖掘并利用本地区优秀的文化资源，为幼儿创设丰富的、健康的生活和活动环境，对于满足幼儿发展需要，帮助幼儿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都具有深远的教育价值和意义。禅城区是佛山市中心城区，有“南国陶都”之美誉，石湾陶艺更是佛山陶瓷文化的奇葩。本土化资源的运用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运用优秀的本土文化资源创设孩子喜闻乐见的区域活动空间，是本地区学前教育积极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本土精粹的一种表现，也是提升教育品质、促进幼儿园品牌建设、课程内涵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 充分利用园舍三维空间，拓宽孩子自主活动的场所
佛山陶艺、民间文化有着千年的历史，将本土资源渗透在区域环境、主题内容中，孩子在有准备的环境中自主探索、自由创作，开发思维，激发了无限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幼儿活动室是幼儿园环境的主体，对于活动室的地面、墙面和中空这三维空间的规划，充分融合佛山民间文化的元素，遵循动静分开、因地制宜的原则，创设基本区域和特色文化，让班级文化更有特色、更有内涵。
(一)整体规划，融合本土文化资源，创设基本区域和特色区域
根据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创设语言区、科学区、表演区、美工区、角色游戏区、结构游戏区等等，环境创设做到有规划、有设计，明确各区域的教育功能，突出主题内容，做好各类素材的收集，利用空间、因地制宜地为孩子区域活动做好充分准备。一方面，在日常的教育活动过程中，充分收集与本土文化资源有关的材料，例如：图片、光盘等，另一方面，在每个阶段的活动环境创设过程中，注重筛选出与活动主题相关联的文化资源材料，例如：以陶泥为主要材料，加入竹刀、转盘、擀面杖等等。
(二)有得放矢，根据孩子“最近发展区”，渗透本土文化教育
“孩子是脚、教育是鞋”，符合孩子年龄特点、实际需求与兴趣爱好的教育，相信孩子是能够发挥生命中巨大的原创潜能，获得成功体验、幸福人生。佛山的本土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资源丰富。我区幼儿园根据自己的课程特色，明确孩子发展目标，深入挖掘具有教育价值的本土文化资源，从众多的本土文化教育素材当中，开发适合孩子的课程内容，提取可以利用、有教育价值、操作性强的部分与区域功能有机结合，孩子在自主、自由的区域活动中陶冶性情、丰富经验、培养良好的学习品质。与此同时，教师不断调整教学方法，有效选择材料，既贴近孩子生活，又满足孩子兴趣;活动区中体现孩子的学习轨迹、活动过程，本土文化与幼儿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区域活动环境与主题内容相互融合，发挥区域活动环境应有的教育作用。
(三)传承发展，整合五大领域教育内容，凸显课程建设本土化特色
佛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文化底蕴深厚，通过传承、变通推陈出新，判断符合孩子年龄特点和认识水平，整合五大领域教育内容，让孩子在环境中浸润、在环境中学习、在环境中创造。通过自由自主的区域活动，培养幼儿的参与意识、合作精神，增强幼儿责任感和自信心，使幼儿体验参与环境创设过程的快乐和成就感。
(四)有效利用，发挥空间特有功能，增强区域活动环境创设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区域活动环境创设注重有效利用，变——变午睡室为活动室，在区域活动时间里有充分的空间支持孩子自主游戏。如：睡床搬起并整齐叠高，区域活动时拉上屏风，空间间隔出来，孩子在相对宽阔的区域里，利用起表演用的道具，如狮子头、凤冠等，就是一个传统文化表演区域;挖——深挖活动室里原有布局上的合理改造，让孩子从不同的高度感知周围、认识世界，利用相对私密的空间——小阁楼，开设神秘探索区域、娃娃家、手影剧场，有意境、有情境的空间更有利于孩子更投入游戏;伸——伸展阳台、教室角落创设区域，让空间的利用效率实现最大化。创设“陶艺工作坊”、“剪纸吧”，让孩子在有现空间进行无限的操作体验活动，积极创设固定与动态相结合的宽敞的区域活动场地便于孩子活动、游戏。
(5)因地制宜，拓展公共空间环境，彰显园所特色文化之内涵
教师最大化利用楼道、长廊等空间为孩子创设开发区域活动环境，凸显幼儿园的文化内涵。将活动所需的工具和材料放置在便于取放的学具柜中，把音乐、表演、建筑等容易对其他幼儿产生影响的区域放置在走廊等处，一来场地拓宽，二来不至于干扰到他人。不仅如此，对于内容、形式相似的区域，在班与班之间也进行了连通，是一个两个班、甚至整个级组共用的区域，许多的孩子都喜欢表达、表现，而在游戏的过程中，两个班级的孩子会有交流、沟通与协商，发现与探索，也促进了孩子间的交往和合作。例如：创设小班角色游戏“温馨小屋”、中班社会交往“茶趣之园”、大班科学发现“探索天地”;区域活动创设充分体现了“利交流、利操作、利行动”的原则。
户外游戏区，开放玩水区、攀爬区、跳跃区、平衡区、等多个游戏区，孩子三浴锻炼，愉悦性情、发展动作、增强体质。与此同时，兼顾传统文化在户外活动中的价值，尝试开创户外区域游戏：“舞狮”游戏区、“拉车”游戏区让孩子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民间游戏的趣味性，锻炼上臂肌肉、促进交往合作能力。在活动角中尽情模仿着、创造着、表演着……传统的本土文化游戏，蕴含着纯真、朴素的韵味，让孩子们百玩不厌，乐在其中。
只有创设本土化的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科学合理的布局区域，才能让孩子们在蕴含教育价值的区域交互作用过程中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彰显幼儿园的文化内涵、课程特色。
二、 有效投放操作工具材料，激发孩子探索学习的兴趣
皮亚杰提出“儿童智慧源于材料”，区域活动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材料来表现，区域活动材料丰富，形式多样，幼儿在操作过程中就会变得更我自信、大胆、专注、聪慧。通过实践研究，孩子天生好奇，对环境、材料充满热爱，天生就有方法去操作、去摆弄，主动探索。环境创设好，区域规划合理、材料投放适宜，孩子自主活动的秩序感也会随之建立起来。
(一)丰富本土化游戏资源，凸显课程教育价值
独特的本土文化使得幼儿园的孩子拥有与众不同的区域活动内容。幼儿园在常规区域建立的同时，根据孩子的需要与兴趣，挖掘民间资源，投放本土化的材料，创设“陶艺工作坊”、“剪纸吧”、“创作基地”等区域，根据主题内容、师生布置区域活动环境，投放材料工具，为孩子的选择和使用更准确、有目的性。教师在陶艺创作区，按陶泥类、工具类、辅助材料类、作品区分开，材料、工具明显地投放在一个学具柜上，供幼儿需要选择，每类物品都经过教师充分考虑，思考投放何种材料、投放多长时间、辅助工具有哪些、孩子前期的经验怎样等等。如开展“博物馆”主题活动中，孩子们根据自己前期参观佛山博物馆的经验，开展谈话活动，师生、同伴间进行分享交流，生成“恐龙”学习主题，通过视频、图片、图书了解恐龙的生活习性、外形特征，接着亲子进行利废利旧手工制作，增强孩子对恐龙形象在脑海里的再现，经过加工和创新，融入适合于幼儿年龄特点和赋予童趣的教育素材，用陶泥制作形态各异的“恐龙”，孩子尽情表达表现，创造属富有个性的艺术作品，完成后孩子们还举办“恐龙博物馆”，生成陶泥艺术课程。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作品呈现在环境布置中时，那种成功的喜悦、自信的力量会让他们自然而然的融入其中，尽情的去探究和学习。孩子的作品虽然显得粗糙、稚拙，却凝聚了孩子们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在环境创设中，只有充分发挥孩子的主观能动性，使孩子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创设活动中来，使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思维力、创造力及个性品质得以充分发展，才能有效地发挥环境在孩子身心发展中的教育影响作用。因此，在环境创设中，要为孩子提供机会，使孩子成为环境创设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二)提供低结构开放性的游戏材料，促进幼儿个性发展
区域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开放性、自主性。在为孩子准备一部分封闭材料，设计一些规则性游戏的同时，更应该为孩子投放大量的开放性材料，引导幼儿自发性游戏，为幼儿提供可以使用的替代物，以物代物，充分发挥孩子想象力。虽然现在的成品玩具应有尽有，但是这样的玩具为幼儿留下的自由想象和创造空间相对较小，因此，在游戏活动中，教师充分利用家长和社区资源，为孩子准备废旧材料制成的半成品以及具有开放性的原材料，收集纸片、布条、纸箱、木板、包装纸、绳等作为孩子游戏基本材料。幼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利用开放性低结构的及具半成品游戏材料进行操作和探索，培养了孩子良好的学习态度与品质、发挥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师生们共同制作大量的“美食”，为后续的的“应记面馆”、“西关茶馆”角色游戏提供大量游戏材料，大量投放了各类本土材料供幼儿欣赏与娱乐，极大地满足了幼儿的探索兴趣，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坚持利用社会公共资源，推动本土文化传承与发展
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三方面资源，社区资源、专家指导、家长参与，为区域活动环境创设提供有力的保障。孩子通过参观陶瓷博物馆、“南风古灶”、“梁园”、“民间艺术社”，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教师通过专家们的指导，加深认识，提升技能;家长积极参加幼儿园的传统文化教育，增进情感、形成教育合力。孩子、教师、家长在本土文化的滋养下协同成长，丰富孩子生活与学习经验，推进文化传承与发展。
区域活动环境，既是教育的背景，又是教育的手段，同时又是教育的本身，珍视区域活动的教育价值，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孩子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发挥“小区域、大智慧”的作用，把佛山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以不同的角度和表现手法融入区域环境创设和活动中，让孩子的生活学习更有趣、体验操作更真实、表达表现更自如。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2010.4
[2]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 林佩芬.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实践与研究[M].宁波教育出版社，2004
[4] 董旭花.幼儿园自主性学习区域活动指导.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6
责任编辑邱丽
资源保护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是我国文化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文章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资源要素、传承要点、保护要务三大理论层面，对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研究与论述。对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又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作用。
【关键词】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民族音乐；传承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的瑰宝。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是我国文化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然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保护本身，又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為此，本文将其分解为以下三个理论层面，进行分层次的系统化研究与论述，以便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提供理性思辨与具体实践的双重参照系。
一.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资源要素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保护的第一个层面，是它的资源要素。
这一问题，实质上是摸清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家底”。只有摸清这一“家底”，才知道为什么要传承保护？传承保护什么？怎样传承保护？所以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十分精准、十分细致的工作。
具体而言，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资源要素，有以下几种：
（一）鄂伦春族音乐
鄂伦春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史称“俄罗春”、“俄乐春”、“俄伦春”、“使鹿部”、“栖林”等。主要居住在黑龙江省和内蒙。民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无文字，使用汉字。建国前主要从事游猎，部分从事农业。虽然私有制确立，但仍保留某些原始公社的成分。信奉萨满教。建国后实现定居，并建立了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族的音乐资源十分丰厚，其中主要是民间歌曲和说唱艺术。
1.赞达仁。是一种山歌，又分长调、短调两种。长调赞达仁曲调高亢刚健、节奏自由，旋律缓慢而悠扬，唱词即兴创作。短调赞达仁节奏较规整，曲调平和、字腔统一，常用“那衣斯耶”、“尼库呀洛”等衬词，多采用羽调式。
2.吕日格仁。一种歌舞曲，节奏欢快活泼，无歌词者较多，一领众和，即兴编词，全用宫调式。
3萨满调。说唱音乐，旋律简单，节奏鲜明，乐句不多，以鼓伴奏。
（二）赫哲族音乐
赫哲族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是人口最少的民族，聚居于黑龙江省同江市的八岔、街津口两个乡和饶河县的西林子乡四排村等。族语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无文字，用汉文。史称“使犬部”、“鱼皮部”、“黑斤”、“赫直”、“奇楞”等。建国前处于民族灭亡的边缘，建国后重建家园。主要从事渔猎，信奉萨满教。其音乐资源十分丰厚，主要是民间歌曲和说唱音乐。
1.嫁令阔。民歌，多用衬词“赫呢哪”等。
2.天鹅歌舞调。是歌舞音乐。
3.依玛堪。民间说唱音乐，无伴奏，干说干唱。
4.萨满调。说唱音乐，以鼓伴奏。
此外，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还有满族、达斡尔族、韩鲜族等音乐，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
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保护的要点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保护的第二个层面，是它的要点。其主要要点有以下几点：
（一）以传承人为核心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以民间艺人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其传承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也必须以传承人为核心。例如赫哲族音乐传承人葛玉霞、鄂伦春族音乐传承人莫宝凤等，都亟待保护。
（二）以资料为载体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大多数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口口相传，文献资料与艺术资料亟待收集、整理，包括曲谱、文本、录音资料、录像资料等等，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
（三）以活动为支撑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必须以活动为支撑和保证，例如举办传承人收徒活动、办班传授活动等，使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得以切实的传承与保护。
三.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保护的要务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思想为指导，真抓实十，务收实效。其具体要务是：
（一）组织落实
要建立专门的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保护的组织，设立专兼职人员，专门从事此项_T作。并实行目标责任制，层层落实，跟踪问效。
（二）资金落实
要建立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保护的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为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保护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
（三）活动落实
要落实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保护的工作场所、办公设备，并确保传承保护工作各项活动的具体落实。
资源保护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少数民族音乐曲目众多，长期以来，形成了具有民族性、文化性和地域性的音乐特点，然而，这些音乐在现代社会正面临消亡的危险。因此，如何采取积极的措施帮助少数民族传承传统音乐文化，已经成为高校音乐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对黑龙江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文化的研究，介绍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和音乐的种类，论述少数民族音乐保护的可行性，并提出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措施。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更好地保护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充分发挥黑龙江地区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作用，构建数字化资料库，促进黑龙江地区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黑龙江 少数民族音乐 文化保护 数字化
一、引言
黑龙江西部的嫩江流域，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几百年来，活跃着蒙古族、达斡尔族、赫哲族、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中原地区迥异。他们生活在草原、山林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在长期与大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质朴豪爽、粗犷彪悍的性格特点，形成了慷慨激昂、积极进取的音乐风格。然而，人们普遍对这些民族的音乐缺乏认识。少数民族的音乐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阻碍，有可能面临传承的断层。如何在少数民族文化进校园大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档案的构建，让少数民族音乐得以传承，甚至发扬光大，已经成为当今教育工作者构建音乐档案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研究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音乐进校园和数字化音乐的构建，希望能够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
二、黑龙江地区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可行性
2003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该方案指出：高等学校必须根据所在地区教育资源的优势以及教师的实际水平，开设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选修课程。这个文件的出台很好地支持了高校研究民族音乐的实践，从很大程度上扩展了高校音乐教育的视野。2008年，黑龙江省对中小学音乐教材进行改革，首次将黑龙江的少数民族音乐融入小学音乐教材，在每一个单元都设置黑龙江的地方特色音乐，这对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还处于原生态的音乐传承和生活风俗中，保留着较多的原始人生活习俗，其音乐所体现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旅游文化的发展，这种原生态的文化逐渐受到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随时面临灭絕的危险，只有及时进行保护，将民族音乐与高校音乐教育融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扬和传承。而数字化音乐档案的构建更是帮助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走进高校，构建学生满意、社会满意的民族音乐保护和传承体系。
三、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保护发展概况
（一）少数民族音乐种类
黑龙江原生态音乐文化资源丰富，包括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的民歌，以及萨满音乐等等。本文将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当地汉族的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音乐资源，二是少数民族原汁原味的音乐文化资源。汉族音乐文化资源主要分为民歌和歌舞音乐资源，比如森林号子、东北大秧歌、东北小调、东北二人转等，还有些戏曲和说唱音乐资源是满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比如东北大鼓、东北单鼓、器乐类和乐器资源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唢呐乐、管子、锣鼓乐、大秧歌等。黑龙江少数民族的音乐资源则分为山歌小调类、民间歌舞类、民间说唱类和萨满类等。
（二）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深山密林中，达斡尔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的自然生存环境还处于原始状态，他们形成了以狩猎、捕鱼为主的渔猎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体现在他们的音乐文化中。比如在他们的音乐中有大量模仿猛兽的呼叫，结合和猛兽对抗的舞蹈，充满了原生态的特质。民歌中也有很多模拟飞禽走兽的音乐，事实上，这种音乐的形成是对其生存环境的一种依赖，这些民族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乐器也不发达，大部分都是靠乐器的伴奏，只有在舞蹈高潮时才通过各种呼喊声来表达自己的愉悦之情，因此，他们的音乐就是他们传递思想的题材。这种音乐的艺术形式是传统的、古朴的，其传承的核心要素就是人数。比如赫哲族中能够演唱“伊玛堪”音乐的只有吴宝辰一个人，这种音乐的传递方式极容易断层。
（三）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保护的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黑龙江高校的音乐工作者对各个民族的音乐进行了整理，比如沃尔克民族的93首曲目，鄂伦春民族的168首曲目，萨满的21首曲目，达斡尔族的121首曲目，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美丽的嫩江》《打猎之歌》等，这些曲目构成了本民族丰富的音乐宝藏。除此之外，这些民族还创造了一些时代歌曲，比如《永远不忘共产党》、鄂伦春族的《各民族欢聚，多快乐》、达斡尔族的《赞美新生活》等。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成为音乐的载体，如何通过现场录音、整理乐谱来保存当地的民族音乐，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乐谱本身的局限性，即使有同样的演唱内容，演唱者的状态和情感不同，也会演唱出不同的情感，单一的文字和乐谱根本无法将音乐反映出来，难以让后人看到最原始、最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这就提醒我们，必须结合数字化的音乐资源，通过数字化资料库建设，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建成一个方便快捷的音乐资料库，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帮助黑龙江地区传承其民族音乐。
四、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对策
（一）保护少数民族生态环境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遭到了破坏，很多民歌传承中不仅要重视对其音乐文化的保护，还要慎重考虑对黑龙江地区劳动人民生存环境的保护，避免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衰败。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具有民族性、传承性和集体性。因此，对少数民族音乐，不仅要能够用文字记录下来，还要能够重视原生态的记录，这不仅是对黑龙江地区音乐的科学研究态度，也是推广其音乐文化的根本依据，是黑龙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当然，为了更好地宣传民歌文化，在对音乐文化进行传承的基础上，也可以对其民歌进行适当的修补和调整，让其音乐能够以图片和视频的方式保存下来，尤其重视其原生态的民族性和数字化二者的结合，让少数民族音乐变成数字化的音乐档案，方便后人学习和传承。
（二）发挥高校音乐学院的积极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因此，一定要发挥当地高校的作用。在高校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对这些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音乐进行开发性补救，调动高校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从情感上接受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和推广工作。相关部门要将高等音乐教育和学生培养结合起来，在少数民族音乐的课堂上进行民歌比赛，以促进和推广少数民族音乐的学习。
（三）注重学校教育和少数民族民歌的融合
调查发现，在少数民族民歌进校园的高校，很多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民歌课堂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学生教学的满意度得到了很大提高。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为了更好地推广少数民族音乐，专门举办了高校音乐进校园活动，让少数民族文化和音乐共同走进校园，保护少数民族民歌，课堂上宣传少数民族的文化。对高等教育来说，少数民族音乐与高校的融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民族音乐教师，让学生走出校门后，既保留着对教育的热爱，又保留着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很好地传承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意识，让学生在教育工作中可以传递民族文化、传播民族文化。
（四）数字化音乐档案的构建
对少数民族音乐来说，纸上的乐谱不能完全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音乐文化，如果条件允许时，也可以进行原生态音乐的录制，尤其是集体音乐的录制。可以对少数民族表演的集体音乐进行视频录像，不仅能够传承其音乐，还能将舞蹈更好地传播出来，更好地体现少数民族音乐的原汁原味。通过数字化音乐档案的构建，可以为后人提供很好的音乐资料，让数字化音乐库成为音乐的传承者，不会由于某个音乐人的遗忘而导致某个少数民族音乐的消亡。在高校构建数字化音乐档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通过这些数字化音乐的构建可以很好地帮助少数民族音乐进行保存和储藏，对少数民族音乐学习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宝藏。
很多学生通过网络视频和录像学习民歌，不少学生反映，传统的课堂学完忘而不自知，有了数字化音乐学习视频，可以随时学习、随地学习，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对学习有很大帮助，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很高。
五、结语
根据调查显示，不少大学生在民歌走进大学课堂之后，对民歌情有独钟，很多学生愿意学民歌，爱民歌，表演民歌，说明民歌进校园和数字化赢得了学生的满意。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音乐发展概况的论述，叙述了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背景和保护的可行性，并对其音乐的形成和文化保护的内容进行了阐述，最后提出了少数民族民歌保护的对策。希望通过这些对策的提出，能够帮助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进行传承和发扬，促进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构建数字化的校园音乐，推动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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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晶.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评《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9（01）.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基于学生满意度理论的我省高校音乐教育体系区域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9B014） ；齐齐哈尔社科联学科共建项目“嫩江流域少数非物质文化的数字化档案资源构建研究”（项目编号：QSX2018-48XG）。
（作者简介：白斌，女，博士研究生，齐齐哈尔大学，讲师，研究方向：音乐与舞蹈；李玉玲，女，硕士研究生，齐齐哈尔大学，研究方向：音乐教育）（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