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一、关于金融业“营改增”现状
(一) 金融业营业税
以往的我国金融业领域关于营业收入不但需要全额进行计征5%的营业税同时还需要在营业税的基础上进行10%以上的附加税务征收, 以及需要添加25%的税务的企业所得税, 此类税务综合起来使得金融行业的负税情况相对交通领域还有建筑领域较重。相较于其他国家针对金融行业一般情况下使用的是基本面增值税的政策, 因此我国金融行业由于高负税的存在严重制约了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 改革金融业营业税的原因
对于金融业进行“营改增”的税务改革之前该行业一直进行的是对商品还有一些劳务征收增值税, 此外的服务行业还有金融行业等进行的是营业税的征收。在我国经济领域快速发展的推动下, 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以后, 以往的征税方式已经逐渐不能够满足以及适合新经济形势的发展需求, 我国经济大环境的改变迫切需要科学合适的税收政策的支持。同时我国的金融行业以往进行营业税的征收不仅使得该行业出现较高的负税还是得制造行业在此种取得的服务所进行的税款的缴纳不能够得到抵扣。此类的税务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金融行业以及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了。除此之外, 在金融产品进行流转的过程中按以往的税收政策需要按差额进行计税, 然而此类税务金融行业是不能够进行其产品之间的税务的抵扣的, 严重制约了金融业的发展。
二、关于金融业进行“营改增”的影响
(一) “营改增”的益处
对金融业进行“营改增”税务方面的改革具有相对较多的优势。第一, 通过对金融行业进行增值税的征收可以避免多次重复征税的情况出现。因为增值税主要是以流转阶段所产生的增值额作为其给水的依据, 不会由于因为流转环节进行重复的税务征收, 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金融行业的负税。第二, 增值税一般情况下是对企业的增长的价值进行税务的征收, 新增的价值的份额从而确定了其需要缴纳的增值税额, 更好体现按照能力负税的税收方面的原则。第三, 增值税相对于以往的营业税在本质上更具有公平性的存在, 不会出现对经济主体进行有区别对待的情况出现, 从而有效推动企业在当前的经济大环境下稳定快速的发展。
(二) 金融业进行“营改增”的必要
由于金融业的其行业的属性的存在, 其所经营业务相对较为复杂, 相对于其他的征收营业税的领域其生产服务的特性更为突出。金融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银行其拥有多种的贷款方面的业务以及金融方面的管理业务, 从而造成了计税的基础出现多样化以至于相对复杂, 如果对其进行营业全额进行税务的征收, 那么将会使得金融业给予设计较多的应税劳务的劳务阶段进行重复征收。所以金融业在进行税务方面的征收出现重复征收的概率相对较大。除此之外, 金融行业在拥有较高的数字化成都以及内控同比其他行业极为严格, 同时拥有结合网络增值税发票系统的外在条件, 所以对金融业展开“营改增”有这其必要的条件以及意义, 从而使得金融业良好稳定的发展。
三、关于金融业“营改增”后如何应对
现阶段我国已经对金融业逐渐的完善了“营改增”政策, 金融业需要调整其应对的经营策略与税收处理方式。首先应当积极加入税务机关开展的“营改增”纳税人相关培训, 提高相关人员处理税务的业务能力。同时还应当进行关于“营改增”政策改革的专题性的组织活动, 使得从业人员了解新的政策知识, 掌握新的政策, 从而推动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其次应当对金融业企业进行其内控管理水平进行一定程度的提高, 强化税务筹划的能力, 对原有业务进行调整内控的流程使其与现行的“营改增”政策更加的契合。以及合理的展开售后筹划主动争取政策方面的优惠使得企业拥有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除此之外还需要对现有的业务布局进行有效的调整, 大力推动经营转型, 以及在进行调整的过程需要严格的遵循市场的发展趋势从而推动经营转型。
四、结语
我国进行“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有效的补充可我国以往在营业税税务方面的曲线, 有效促进我国税收方面的政策使其更具合理化。对于金融业进行“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从而避免其该行业企业进行税款缴纳时的重复征税情况也减小可该行业的较重的负税情况, 从而使其能够在现阶段的经济环境中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摘要：伴随着我国进行““营改增””, 其变动对多数领域均带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金融领域成为了近些年来开展“营改增”研究的重要领域。本主要是针对金融领域进行“营改增”政策的变动以后对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的影响进行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金融业,“营改增”,负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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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英明.金融业“营改增”面临的挑战与风险应对策略[J]].财会月刊, 2017 (1) .
[3] 徐达松.我国金融业“营改增”的难点及改革思路[J].税务研究, 2015 (5) .
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政策的演进
1.农业哺育工业阶段的农村金融政策。新中国建立后，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我国实行重工业超前发展的战略，农业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互助合作的组织转化为农村基层社队控制的金融工具，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被纳入到国家金融体系，转变为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与此同时，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也成为吸收农业富余资金的重要渠道。在这种体制下，农业部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中，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约4500亿元，为我国建设成独立自主的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贡献，也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再生产状态，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2.由哺育工业向反哺农业过渡阶段的农村金融政策。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放弃了以农业哺育工业的政策，国家在农村设立的金融机构不再承担吸收农业剩余资金的任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国有银行在商业化改革的过程中相继撤销了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使部分县域和乡镇出现金融服务空白。农村信用合作社也没有因此转变成为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而是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调配金融资源的工具。面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对金融的日益强烈的需求，国家没有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相反，却对日益发展的民间金融进行排斥，否定了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的新尝试。这就造成了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困境。
3.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农村金融政策。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2007年，银监会发布《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对农村金融组织建设进行规范和指导。以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农村微型金融组织逐步发展起来，但还没有完全破解农村金融瓶颈。
二、农村金融供给需求分析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三农”是农村金融的需求方和最终受益者，以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的主要供给方，以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新型金融和民间借贷组织为代表的草根金融是农村金融的重要依托力量。
1.农村金融的供给问题。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一度被当做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农村信用合作社历史包袱过重,管理相对落后，面临商业化发展的困境，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商业性银行包括农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愿意投资成本高、风险大的农村金融市场，不愿意开发对口农村的金融产品。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只存不贷，不能为农村发展提供“造血”功能。担负国家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农业发展银行侧重于发放粮棉收购贷款,不能承担投资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项目。近年来兴起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农村微型金融组织，在人员素质、资金基础和运作成本等方面存在局限。对于私人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国家采取一律取缔的政策，使民间借贷得不到有效疏导和监管，不利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不利于优化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
另外，保险、证券等非银行机构在农村发展缓慢，使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削弱了对中低收入农户的金融服务和农村金融供给的效率。
2．农村金融需求的特殊偏好。农村社会是一个由血缘、亲情和朋友关系等纽带结合起来的熟人社会，银行与农户在面对面的直接接触中互相了解对方，形成对称的信息关系和人际信赖关系，银行只要通过对贷款对象的地缘、血缘、亲缘、人缘的调查，就能准确地判断该对象是否有信贷需求和还贷能力，不需要财务调查和财产抵押。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落后，易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盈利能力低，需要在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下，由保险、银行等各类金融相互配合，降低金融风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户经营，决定了对金融需求的规模小而分散。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决定了借款期限要符合时令，借款手续要方便快捷不误农时。
总之，农村具有丰富而独特的金融资源，农村金融供给只有根据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进行设计，充分利用和整合农村的金融资源，才能降低风险和成本。
三、建设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路
1.加强政策性引导，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各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干预在农村金融发展的早期和中期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加强农村金融政策引导。政府通过市场准入的放开、门槛的降低和财税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各种资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和监管标准，清除破坏诚信的种种障碍，建立良好的诚信环境，对于威胁农村金融安全和农民利益的苗头及时采取预防和警戒措施。二是加强金融知识、能力和人才的培养。通过教育普及和开发农民“资本意识”和投资意识，提高农民的信用互助合作能力；强化对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考核，造就一支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大军。
2.发展农村货币市场，优化农村金融体系。发展资金拆借市场，有利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和村镇银行从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拆借资金，维护农村金融市场均衡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现了国家政策的方向和扶持重点，但不能代替其他金融活动；商业性金融具有雄厚的实力，但要自觉接受国家政策的指导，在农村的金融活动要依托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熟悉农村市场，只有与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通力合作，发挥银行与农民之间的桥梁纽带和中介作用，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把私人借贷纳入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轨道，有利于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另外，在农村加速发展典当、信托、租赁、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优化农村金融市场。
3.开拓农村保险业，降低农村金融风险。一是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和再保险机制，分散和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二是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分散和转移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三是担保机构加强担保方式创新，探索适合农村的抵押担保制度，把农产品、农户和龙头企业签订的订单、运输工具、农业机械等动产作为贷款抵押品，将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纳入农村有效抵押品的范围。四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五是发展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为农民疾病、死亡和残疾等特定风险提供保险保障。
4.创新农地金融，培育农村资本市场。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农村土地证券化能够把土地财产变成可分割和流动的财物，有利于在农地的开发、生产、经营问题上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我国要发展农地金融，就要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土地证券化的有效实现形式，使土地资本化。把农民联合起来，建立基层土地抵押组织，通过设立发展农业开发产业基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等形式吸收社会资金，进行农业生产和开发，有利于降低土地金融的运营成本。
总之，农村金融制度建设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我们要吸取农村金融制度历次变迁过程中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教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在实践中探索一条成本低、效益好的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子。
（本文为河北省2010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发展研究”〔HB10GJ025〕和河北省2009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为分析”〔HB2009G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
（责编/赵哲）
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进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核心,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把统筹兼顾作为推进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根本方法,把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人的价值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唯此,才能不断创新发展思路、拓宽发展新领域、获得发展的新机遇,办出“让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
[关键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金融危机
[作者简介]顾华详(1967- ),男,江苏海安人,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客座教授,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处长,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法学、经济学和教育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杨学志(1968- ),男,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美育。(新疆 石河子 832000)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都息息相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迫切需要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如何使高职教育发展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始终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核心
(一)坚持从改善民生的角度办好高职教育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要求更加深刻地体现了教育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又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对教育系统提出的更高期望和要求,集中反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教育的现实需要。①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要害就是没有把人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美国政府和金融监管者没有把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②是最大的失误。因此,我国高职教育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立足于“改善民生”来加快发展,要明确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这一事关发展的价值取向、终极目标和衡量标准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③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④高职教育的发展就是要坚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目标定位,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发展成效的根本标准;努力吸取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遵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断提高办学质量,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为改善民生服务。
(二)坚持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办好高职教育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高职院校要坚持以提高人的就业能力为核心,紧紧抓住技能培养、考核评价、竞赛选拔、表彰激励、合理流动等环节,进一步更新观念、完善政策、创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高技能人才资源开发和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和完善培养、选拔、使用、激励高技能人才的工作体系,形成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氛围,带动技能型劳动者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发展壮大。为此,要大力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教育。高职院校是我国高技能人才的摇篮,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教育的全过程,把“立德树人”作为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必须在以技术研发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学体系基础上,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素质教育与学生职业道德、动手能力和职业技能培养摆到同样重要的位置上来。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行各业产业大军的优秀代表,是技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干,在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⑤因此,高职院校要更加重视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着力培养学生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安心基层、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帮助学生树立起社会责任感;要重视对学生加强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养,认真解决好由于人文教育薄弱,学生中“文化贫血”的问题,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实基础。重视人文修养的教育,引导学生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与人相处;培养学生的分析与判断能力、创造能力、审美能力、组织能力、表达能力、沟通与交流能力。教学实践中,要重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有机融合。如果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仅懂得理工技术,而缺乏人文素养,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也就只能成为“匠”,而难以成为“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除其本身的技术问题外,还要大量涉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学、美学、艺术、经济、法律、心理学和管理等人文社科领域的内容,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⑥所以,高职教育既要着眼于通过理工和技能教育来提高学生的从业技能,又要着眼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落实到职业技术教育的全过程,通过努力发展高质量的高职教育,提高学生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审美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
(三)坚持从提升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的角度办好高职教育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提高综合国力,必须把确立高职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作为稳步提升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的基础。稳步提升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整体素质,必须依赖高职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高职教育必须坚持确立长远的发展目标。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在发展历史、管理体制、师资队伍、科研能力、生源质量、社会影响力等各方面都与本科高校有较大差距,实现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有一定难度。因此,高职院校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高等教育规律,着眼长远,坚持产学研密切合作、跨学科合作、中外合作,突出特色,坚持高起点、高目标、高标准地推动高职教育又好又快地发展。
坚持软件建设与硬件建设协调发展。既要稳定扩大招生规模、扩大生源范围、拓宽招生途径;又要进一步加快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增加教育教学、实验和实训设备,完善办学条件、优化办学环境,更要切实推进产学研的协调发展⑦;高职院校要在积极做好知识、技术传承型教学的基础上,尽快向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创造型教学、科研目标转变,积极探索大众化高职教育背景下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重视与本科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园区、企业加强合作,共同实施高技能人才的精英教育。积极调整培养方案、修订教学计划、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学方法和实验手段、建立健全创新型技能人才的发现与培养机制,努力营造健康的学术研究和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组建利于学科技术交叉、融合、渗透的综合研究与实训的平台,促进高技能人才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坚持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
(一)坚持立足于长远求发展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因素长期累积之下的一次总爆发。因此,我国高职教育必须要调整发展思路,由单纯追求数量扩张、提升办学层次向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转变,即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高职教育在制定发展思路、规划、政策及措施时,必须要有长远、全面的考量;必须坚持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全局去谋划高职教育的发展,不能仅就职业技术教育谈职业技术教育;必须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追求发展的公平性、永续性、平衡性和协调性;“必须努力优化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环境,在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上下工夫,在创新发展方式上下工夫,在建立科学考核评价体系上下工夫,在自主创新上下工夫”⑧。
(二)坚持立足于提高综合素质快速发展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归根到底要靠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去实践,而人才的培养和全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则必须依靠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职教育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五个统筹”的要求,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等方面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我国高职教育必须加快改革,要在继续实现数量扩张,更加注重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高职院校办学要坚持改革开放,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要加强与社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密切联系,提高配置职业技术教育资源的能力;要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努力建设有特色的学术中心、新技术研发中心、新技能实训中心,吸引更多的人才,充分发挥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的作用。
(三)坚持立足于转变理念巧发展
高职教育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积极推进办学理念的转变,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转变,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必须自觉根据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技能人才。积极促进职业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新技术研发、新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积极瞄准市场行情培养人才,加强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建立和完善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就业和创业服务体系,推动高职院校更好地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进一步深化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主动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激活办学活力,高度关注实用技能培养,合理调整专业结构,大力发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大力推进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加快建立弹性学习制度,逐步推行学分制和选修制。加强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把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就业率作为考核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指标。逐步建立有别于普通教育的,具有高职教育特点的人才培养、选拔与评价的标准和制度。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要把发展高职教育作为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统筹协调,把高职教育对口支援工作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扶贫、促进就业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东部地区优质高职教育资源和就业市场,进一步推进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高职院校的联合招生、合作办学。
三、坚持把统筹兼顾作为推进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根本方法
(一)不断增强“保就业”的能力
教育事业对产业格局、产品结构以及能源、材料、生产、运输、贸易等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反过来,所有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环节和要素的运行又必然会影响到高职教育的发展。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我国面临着失业返乡的2000万农民工和滞留城市难以就业的农民工⑨;达到了近年来最高值的61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已经占城镇新成长劳动力总量的一半以上,加之目前许多企业减少了新增的岗位,甚至放弃了每年例行的校园招聘,这一增一减,使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空前加大⑩;再加上常年新增城乡就业人员等三路就业大军所形成的“叠加共振”效应,使得我国“保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高职教育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必须要统筹兼顾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始终把“保就业”作为一个重点,这样才能使高职教育与经济保持平衡、有序、健康地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下,高职教育既要统筹经济内部各产业、各领域、各部门、各环节的发展,又要统筹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方面的发展,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才能够不断提高高职院校“保就业”的能力。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并非完全同步的情况下,政府的投资方向和银行贷款过于偏向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大企业,导致吸纳就业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需要的资金和政策,不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的情况下,高职院校更要重视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因素,积极担负起促进就业的职责。
(二)不断提高就业的竞争力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进科学发展,努力保增长、保稳定、保就业,创新发展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而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高职教育,则是保障经济社会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当前,正值我国就业目标的调整期。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新增就业岗位会有所减少,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比2008年年度目标减少100万,与2004～2007年的年度目标相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与2008年度目标持平,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00万,与2008年度目标持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左右,比2008年目标减少0.1个百分点。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虽然大力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但总体来看,与普通本科生相比,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高职教育实现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3%,其中,研究生就业率达到93%,本科生为84%,高职生仅为61%。” 2008年,虽然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克服了宏观就业形势严峻的不利影响,实现了毕业生离校时就业率水平较大幅度增长,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比2007年增长了近5个百分点,全国只有一半以上省份的高职就业率超过本科就业率 ,高职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并没有实现根本扭转。同时,社会上“招人难”和“就业难”的问题依然并存。虽然导致这一对矛盾凸显的深层次问题较为复杂,但核心问题之一仍然是高职教育发展的不科学所致。因此,高职教育要居安思危,历史辩证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既要看到一些问题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又要增强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感,切实提高高职教育不断创新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高职院校要自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主动适应经济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积极稳妥地适应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机制转轨等方面下大力气、下真工夫。以科学发展的理念谋发展,统筹兼顾,坚持把就业作为优先目标,认真研究经济、产业发展变化对技能型人才的新需求,寻找其与高职教育的最佳结合点;建立健全科学的技能型人才评价机制、完善争创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办学的长效机制,推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高职教育,增强高职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建立健全社会公共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及高职院校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为高职毕业生提供就业援助;积极开展引导学生自主创业的教育,培养高职毕业生的创业技能和主动精神,提高其自我就业能力。
(三)不断提升自我发展的实力
从规模上看,我国高职教育基本上占有半壁江山,但从结构上看,其专业结构、类别结构、层次结构、体制结构都远没有形成。从质量和效益来看,50%高职院校是近10年来建立起来的,培养人才还处于摸索阶段,质量效益还有待评价。 但高职院校应当正确看待普通高校先发展与自己后发展的辩证关系,更好地把握客观规律,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攀比,立足实际,多做打基础、利长远、跨越式发展的事,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的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坚持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路子,主动与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劳动就业部门、经济主管部门、经济组织等加强沟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与他们共同进行教育管理与决策,不断探索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效途径。只要坚持正确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尊重高职教育发展的规律;正确处理好优势与劣势的关系,实现扬长避短巧发展;正确处理好机遇与挑战的关系,抓住机遇快发展;正确处理好快与好的关系,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正确处理好先与后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缩小差距求平衡;正确处理好思路与出路的关系,坚持从实际出发求发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坚持走群众路线,就一定能够不断创新发展思路、拓宽发展新领域、获得发展的新机遇,实现高职教育的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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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岩.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定位中的几个问题[J].民办教育参考,2004(3):31.
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突出的地区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必然有明显的差异。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进行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稳定增长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从金融与经济的区域协调角度，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区域金融；区域差异；经济增长
从全国范围来看，CREDIT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5，PRIVATE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2，这两个指标的全国变异系数小于东部，大于西部、中部及东北。相比CTEDIT指标，PRIVATE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如图2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股票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东北12.34%；债券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9.52%、中部1.64%、西部1.45%、东北0.56%。东部省市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遥遥领先，排除北京对东部的影响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而股票和债券大多以总公司的名义发行，导致北京股票和债券规模偏大，其中，债券出现了75.05%的离群值。东部股票指标均值为25.46%，债券指标均值为2.24%，仍然居四大区域之首，显示了东部省市较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1.08、西部0.69、中部0.49、东北0.31；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2.43、西部0.78、东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响后，东部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为0.93，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为0.81，东部各省市的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最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区内差异次于东部，其中，西藏的债券指标趋于0；东北三省的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发展差异明显；中部的区内差异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3.31，排除北京的影响后，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2，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1。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远不及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而且资本市场发展的地区差异大于金融中介发展差异。
（3）保险市场发展差异（如图3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11%、中部2.95%、东北2.86%、西部2.67%；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1 537.85元/人、东北749.48元/人、中部523.35元/人、西部433.55元/人。东部省市保险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领先，中部和东北居中，而西部最弱，排除了西藏对西部的影响后，西部地区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为2.84%、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为462.67元/人，与中部和东北仍有差距，表明西部的保险市场欠发展，这也是未来西部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西部0.37、东部0.35、中部0.13、东北0.08；保险密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0.86、西部0.45、东北0.30、中部0.26。显示了东部与西部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内差异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北京、上海两地的保险深度分别为5.59%和4.38%，保险密度分别为3 521.31元/人和4 376.68元/人，大大高于地区均值，而西藏保险深度为0.82%，保险密度为113.24，均为全国最低，拉大了区内差距。
从全国范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1，保险密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相对保险深度指标，保险密度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平均指标与同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与同年全球工业化国家平均保险深度8.8%、平均保险密度3 655美元相比，较低的保险深度和密度说明了我国保险公司总体保费收入规模偏小。数据来源：《Sigma：2008年度世界保险业》
2.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整体考察：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作整体上的考察。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假想变量被称为“因子”。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把一组观测变量化为少数几个因子后，可以进一步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这些因子的因子值，利用因子值可以直接对样本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
首先，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各金融发展指标的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并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后续的分析，标准化的方法为：
Zi=xi-σx(2)
其中，xi为指标x的第i个观测值，为指标x的均值，σx为指标x的标准差。并用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判断数据是否合适做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值为116.2097，显著性为0.0000，拒绝指标相关矩阵是单位阵的零假设，显示各指标的观测数据具有共同变异，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基于主成分法提取初始因子。按照主成分分析通常遵循的“85原则”，即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超过85%，确定提取的因子个数。主成分提取结果显示只需选取前三个因子即可，其方差累计贡献率为88.5833%。
再次，再用VARIMAX正交旋转法简化因子载荷矩阵，寻求有实际意义的因子解。旋转后，因子1主要与“CREDIT”、“STOCK”、“BOND”、“保险密度”等指标相关，这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6972、0.9574、0.8390、0.6754，可概括为“金融发展规模总量因子”；因子2主要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相关，这两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319、0.5368，可概括为“保险市场发展因子”；因子3主要与“PRIVATE”指标相关，指标的因子载荷为0.9842，可概括为“金融中介效率因子” 。旋转后的因子解反映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总量”、“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金融中介效率”三个方面。三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4.4925%、26.1903%和17.9005%。
最后，利用因子得分加权计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并排序。计算公式为：
综合得分=因子1得分×44.4925%88.5833%+因子2得分×26.1903%88.5833%+因子3得分×17.9005%88.5833%
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
三、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
通过对区域金融发展从部门到整体的考察，可以判断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1.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明显且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差异
运用数据地图进一步表示各地区因子综合得分可以更清晰的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如图4所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这种不平衡现象有所改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但现阶段差距仍然很大。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好，西部次之，中部和东北金融发展较弱。某些地区如北京、上海，金融资源迅速发展与集聚，另一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仍然存在金融抑制。正如劳拉詹南在《金融地理学》中所言，尽管金融服务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金融景观是完全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即金融服务业是具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经济活动。
区域金融就是将金融运行和发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加以考察，金融系统作为区域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所在区域的烙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气候环境多样化的国家，金融差异是各种区域差异的集中反映。区域金融差异表现在量与质两个层面上：量的差异包括金融资源与交易数量的差异；质的差异主要是指金融结构不同，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不同特点，以及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从我国区域金融整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金融中介效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只占17.9005%。
2.政府干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未彻底变革
迄今，中国金融体系功能依然不完善。市场化水平不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不平衡，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为理念和管理方式尚未立刻改变，这些因素在金融结构上依然发生作用。
近20年来，随着多种信用形式的利用，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渐增加，但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占比太大，企业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局面没有大的改观，全部信贷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数据显示，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43 950.02亿元，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36 340.33亿元，数据来源：《2009中国统计年鉴》但四大区域PRIVATE指标均不足2%，东部最高为1.6%，中部最低为0.74%，私营企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来看，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先债券融资后股权融资，债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不但“股强债弱”的格局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国债和金融债几乎占据了债券发行的全部。由于金融债券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债，因此我国债券市场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融资服务，除个别省市以外，大部分地区债券指标不足地区GDP的5%。此外，2004年实施的《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两个或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申请发行公司债（企业债）。这一规定又将大量非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排除在外。虽然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放宽了对公司债（企业债）发行主体的规定，但私营企业真正能够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需要时间。故而，由于北京央企总部集聚，债券的发行也集聚于此，部分偏远地区，如西藏没有债券发行，对比十分鲜明。
3.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尚不清楚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自古有之，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熊彼特可能是对的”逐渐成为共识。进入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更加关注金融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总体金融约束放松，与此同时，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文化、制度和环境的差异，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混合结果。
数据显示，2008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东部20 198元，中部13 204元，西部12 839元、东北13 037元；其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东部11.9%，中部11.7%，西部10.4%，东北11.3%。数据来源：《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兼顾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未能实现内在统一和协调，甚至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虽然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矛盾的状况，但其背后应该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广义的范畴上说，经济发展是对现行经济增长约束放松的一种尝试，金融约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受到实体经济的约束。当盈利性投资机会稀缺时，便产生了实体经济约束。以西部为例，从2000—2007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放松了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但由于这些资金大量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而并非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且这类投资往往期限长、见效慢，客观上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有悖于经济增长的事实。所以，当“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起支配性作用的时候，金融发展外生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不明确的。在我国，受实体经济约束，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还处于这种“供给导向”的阶段。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讲，这种“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发展特点进行了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由于渐进式改革中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基于如何让金融合意地作用于经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金融发展政策和战略方向的三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给予内地持续的金融支持。区域经济最大的特征为块状经济，这意味着非连续性和突发性。金融资源的流动若不受到任何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导致金融要素向东部沿海进一步集中，使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刚开始的金融发展发生逆转，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平。为了保护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活动，这就要求政府设立适度的“政策壁垒”来约束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在内地与沿海之间实行差别化政策与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是不矛盾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用意也在于此。此外，对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不能顾此失彼。
第二，优化和调整现有的金融结构，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体系。金融可持续发展是金融发展质和量的统一，金融发展量的规定性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而质的规定性则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尽管在金融发展史上，总量率先增长已经具有规律性，但若结构调整跟不上将拖累金融发展。随着实体经济的变化，金融结构所发生的相应变化就构成了不同发展阶段最优金融结构的演变路径。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走数量增长的路径已难以为继，这就要求从金融运行状况出发，对现有的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将推动金融发展的主要力量从行政手段转移到市场本身，从调整增量资金入手，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体系。具体的建议有：培育与非国有产业部门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第三，重新布局产业结构，在解除金融约束的同时解除实体经济约束。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仍处于原先的发展阶段，这就为地区之间的产业承接与转移提供可能。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产业的区域转移已孕育在摆脱危机的出路之中。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东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应抓住历史机遇，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这同样是产业结构升级，同样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科学布局产业结构，使金融发展内生于经济增长，在金融和经济之间保持互动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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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全山）
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金融是现在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相互促进。基于此，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甘肃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关系，且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而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并没用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产业结构的优化对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和金融信贷结构的调整具有反促进作用。
【关键词】金融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 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1）金融发展结构指标：由于中长期贷款是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本文选取中长期贷款占贷款余额中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结构指标，记为x1。
（2）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以金融结构的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之比来反映金融发展的效率，记为x2。
（3）金融发展深度指标：戈德史密斯提出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深化程度，可以总体反映一国或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所以本文选择使用金融相关比率即金融存贷款余额之和与GDP之比来反映金融深化程度，记金融相关比率为x3。
（4）产业结构优化指标：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产业结构调整的总趋势是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持续降低，第二产业比重逐步上升成为最大的产业，在经济进一步发展后，第三产业上升成为比重最大的产业。因此,本文选取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记作y。
根据数据的易获得性，本文选取样本区间为1983年-2009年间，其中相关数据均来自甘肃统计年鉴。
二、证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首先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均对原始数据取对数,分别用lnx1、lnx2、lnx3和lny表示，然后利用ADF检验判断lnx1、lnx2、lnx3和lny序列的平稳性，这里选择带有趋势和截距项的形式，从表1来看，检验ADF的值都大于临界值水平，说明这些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对它们一阶差分后构成的新序列Δlnx1、Δlnx2、Δlnx3和Δlny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在统计显著水平为0.01的情况下显示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即这些变量序列都是一阶单整。
2、. 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进行伪回归，因此需要考虑这些变量序列是否存在长期关系,即协整关系。由于这里涉及到多个变量，采用Johansen多重检验法对其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金融相关比率、金融发展结构、金融发展效率和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均衡关系。
为了进一步探究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具体关系，通过Eviews6.0用最小二乘法对金融发展变量和产业结构优化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其最终得到协整方程为：
lny=-0.308155+0.024169lnx1-0.096494lnx2+0.117079lnx3
（-11.49702）（1.964404） (-3.828602) (6.939101)
由上述方程可以看出，该模型的自变量系数在10%显著水平下都通过t检验，即参数系数估计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该模型拟合度为89.3%，F统计量值为63.88194，其相应的概率P值为0.000<0.05，说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从方程的系数来看，金融发展结构指标即中长期贷款占贷款余额中的比重lnx1、金融发展深度指标即金融相关比率lnx3与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即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lny呈正相关，即当中长期贷款占贷款余额中的比重平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就相应的平均增加0.024169个百分点，当金融相关比率平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就相应的平均增加0.117079个百分点。但是从方程的系数还可以看出，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即存贷比lnx2与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即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lny呈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时期政府当局大量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经济运行，通过进行逆周期操作来熨平经济波动，即当经济过热时，政府采取紧缩货币供给和银行贷款来控制经济的过快增长，而当经济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大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来防止经济过冷发展。
3. 格兰杰检验
协整分析只是说明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的稳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则需要进行格兰杰检验。因此为了探究金融发展结构、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深度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Eviews6.0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其检验结果来看，中长期贷款占贷款余额中的比重lnx1与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lny之间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存贷比lnx2与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lny、中长期贷款占贷款余额中的比重lnx1与金融相关比率lnx3并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只是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lny是存贷比lnx2的格兰杰原因，中长期贷款占贷款余额中的比重lnx1是金融相关比率lnx3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相关比率lnx3与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lny、中长期贷款占贷款余额中的比重lnx1与存贷比lnx2、存贷比lnx2与金融相关比率lnx3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些关系说明，金融发展深度的增强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对金融发展深度的提高和金融发展结构的调整具有反促进作用，并且金融发展机构的调整与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金融发展深化的增强与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
三、结论与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甘肃省金融发展总体上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而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并没用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产业结构的优化对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和金融信贷结构的调整具有反促进作用。因此，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甘肃省目前的发展状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建设良好的区域金融环境
甘肃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差，金融市场功能还不完善，需要全面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的支持，为有效的配置金融资源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加大信贷投入力度，优化信贷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甘肃金融机构应在央行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下，灵活运用货币信贷工具，广泛吸收资金来源，加大信贷投入力度，调整货币资金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的比例，重点扶持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加速农业产业化和县域工业化进程，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3.发挥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加强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政府应在经济发展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的方法，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为一些需要重点扶持的行业和项目提供金融服务，促进甘肃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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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海申（1984-）男，河南周口人，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李鑫（1982-），男，甘肃陇南人，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经济。
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在政策性银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坚持政策性银行的性质不变。其在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同时，可以有限度地开拓相关的资本市场业务，通过一定限度内的市场化运作，来进一步支撑和完善其政策性金融业务。同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作用，加强各项金融指标的考核和监管。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风险；内部控制；有效监管
一、政策性银行的现状分析
政策性银行（Policy Bank），是指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者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专门金融机构。①政策性银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政策性保险公司、政策性投资公司等，其中政策性银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体。②
在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分为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保险公司，主要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构成，其中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我国唯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而政策性银行是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构成了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体。
（一）政策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应然作用
首先，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源于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体现为：一是融资主体无法承担高额商业贷款利息，二是融资主体不容易得到贷款，三是商业性金融机构无法承担长期贷款的风险。这些是商业性金融无法承担的，需要政策性金融来弥补金融市场上的缺位。
其次，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源于政府失灵。对这些国家急需发展的相关产业和产品，是财政所不能及的，财政通过行政手段对相关产业和产品的支持不符合市场效率和公平的要求。
所以，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政策性银行的特殊职能主要包括：根据宏观调控的要求，执行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直接的资金投放或间接地吸引其他金融机构从事符合宏观经济政策的放款，进而发挥其首倡、引导功能，引导资金的流向；③补充和完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的投资与信用体系。
（二）政策性银行的制度缺陷
我国于1994年由国家出资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在特定领域从事专业性或开发性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为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政策性金融领域，目前我国政策性银行在运行当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1.在立法上，缺乏在法律层面对政策性银行进行定位、保障和监管制度。自政策性银行完成组建并开始运作以来，我国尚未完成政策性银行立法。现行政策性银行业务的开展以及国家对政策性银行进行管理和规制大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性银行各自的银行章程和内部规定，缺乏较高位阶和较高法律效力的制度规范。
2.国家干预色彩较为浓重，过度排除市场机制，致使政策性银行独立企业法人的地位弱化。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就无法明确界定政策性金融业务统一标准，只能是针对个案进行分析界定，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政策性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同时也决定了不得不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对政策性金融业务进行规范和指导。
3.政策性业务萎缩，经营业绩较低，政策性银行面临资金流动和资本充足的困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发展，金融行业的资金供求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深刻的变化。此时政府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运作，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策性银行对特定领域、特定产业的资金融通，因而政策性金融业务总量有所下降，这种严峻的形势越来越突出地摆在当前政策性金融机构面前。
4.在内部业务上，由于政策性银行的内控机制不健全、业务管理体制不适宜、职能关系扭曲，使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混同，造成了监管上的难题，给政策性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潜在经营风险。
二、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模式
鉴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具体情况，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政策性银行改革。所谓政策性银行改革，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使银行性质由政策性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的变革。而是应该理解为，把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模式由单纯或者主要依靠国家信用进行政策性金融业务拓展为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风险监管体制、夯实资本充足率，本着保本微利的原则，在完善双账模式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开拓相关的资本市场业务，适当地拓宽利润渠道，以此来作为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支撑，减少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即通过一定限度内的市场化运作，来进一步支撑和完善其政策性金融业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金来源
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渠道和形式应当多样化，更多地面向市场发行金融债券融资，除了国家财政，更广泛的运用社会资金，使有限的国家财政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应当有所拓展，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在从事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同时兼营与其相关的商业性金融业务，使其资产中的短期资产和长期资产的比例合适，这样其现金流的情况和对风险的分配上也能合理很多。同时扩大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金融业务也能使其市场意识得到较好的提升，通过市场化运作手段，也可以实现其多样化的经营目标。
同时，采取加大金融债券的发行，是一个重要的拓展资金来源和增强流动性的方式，那么最重要、最根本的更是要夯实政策性银行的核心资本，这是基础、前提。
2.资金运用
资金运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性银行践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贷款投向指标，如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例，贷款投向指标具体分为资本性货物出口信贷、一般机电产品出口信贷、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信贷和其他产品出口信贷。这些具体的资金运用就是在执行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过程。
在坚持以公共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低利性原则为指导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外，政策性银行的资金运用应当多元化，适当拓宽资金投放渠道，完善资金运用的利益补偿机制，保持资本充足率。政策性银行应继续实践分账模式下的兼营政策性金融业务和与政策性金融业务相关联的商业性金融业务。
政策性贷款的范围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在某个特定时期里，某个产业或某种产品会成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对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也许在某个未来的时点上，此产业或产品成熟壮大后，就没有必要再成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对象，这样的壮年产业或成熟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途径完成其融资过程。
3.资金管理
鉴于目前的情况和改革的形势，政策性银行应当分账管理，划分政策性金融业务账户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账户。分账管理有助于体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助于强化政策性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
在分账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有效的隔离机制，防止商业性金融业务的不良资产转嫁于政策性金融之中，防止政策性金融业务侵占商业性金融业务而带来的腐败等道德风险。
4.治理结构
建立、健全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等公司治理结构，引入、完善政策性银行的独立董事制度，发挥独立董事制度在政策性银行中对专业性业务工作的作用；强化监事会的作用，合理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作用。政策性银行的决策应由其股东会和董事会做出，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理顺国家作为出资人与政策性银行独立法人地位的关系。
三、政策性银行的有效监管
政策性银行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有着本质的不同和显著的区别。因而，运行模式的选择、监管制度的运用、对政策性银行的调控和规制也应“因地制宜”。
（一）内部监管
目前，应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考核机制，考核时，机构考核和业务考核分开进行。一种考核是微观经济效益考核，主要是针对某个政策性业务，针对盈利水平、风险水平等因素；另一种考核是社会经济效益考核，就是要考核政策性银行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就是对具体宏观调控职能行使的效果的绩效考核，这相对于前者是个比较宏观、抽象、难以把握的一个概念。
1.合规性检查
合规性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业务经营合规性、资产合规性、负债合规性、结算合规性、利率政策执行等方面。由于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涉及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其合规性监管应着重于分账监管模式下资产、负债的合规性，如何建立健全并完善分账管理模式是合规性监管的重中之重。
由于商业性金融业务会带来远远高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经济效益，政策性银行很容易会在本位主义的利益驱动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转化成商业性金融业务来攫取更大的利润，或者将商业性金融业务转化成政策性金融业务以攫取来自融资人的贿赂。这种道德风险是有过前车之鉴的，尤其在政策性银行涉足更多的商业性金融业务的情况下，更是今后对政策性银行监管的重点。
2.管理与内部控制检查
管理与内控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重视的，政策性银行作为独立法人，也一样无法回避管理与内控环节。政策性银行的管理与内控应着眼于资金运营管理、项目管理、其他业务管理等方面。首先，要建立健全内控监督管理体制，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监管，发挥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作用；其次，建立健全内控监管的预警体制，划分一般性差错、违规操作、违法违纪的分级监管体制，进而预防和减少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3.财务收支以及经营成果真实性检查
对财务以及经营的真实性、合规性检查应切实由监事会承担。由于在经营过程中，业务操作、分账执行都是在银行内部的行政管理层的运行之下，所以对财务和经营的内部检查制度应由独立于董事会和高管层的监事会来承担才更能起到内部监督的效果。
4.其他风险监管
由于政策性银行的特殊性，其风险性远远高于普通商业银行。首先，在符合贷款投向合规、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拓宽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渠道，通过立法完善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渠道；其次，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在保本微利的经营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来保障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比例、流动性等指标；第三，建立健全资金回收保障体系，鉴于政策性金融业务期限长、高风险，在企业内控中强化资金回收保障仍然是第一道风险防线，而外部监管仅仅是在内控之后，起着第二道防火墙的作用。第四，完善信息的综合分布与金融风险综合评价，信贷评级制度进入到分账管理，有效对分账管理进行评价和分析。
（二）外部监管
政策性银行的外部监管主要体现在政府、国家审计部门、中央银行、银行业监管机构对政策性银行的监管。对于政策性银行的外部监管应做到协调、配合、统一。银监会的监管主要着重在内部控制，由于政策性银行涉及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以及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特殊优惠政策，极易形成腐败等道德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对政策性银行的监管主要应着眼于安全性、流动性和对资金的投放方向以及本息的清偿的角度，在关注信贷安全性的基础上，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而不能不计成本效益地盲目从事业务，否则无异于财政支出。国家审计署应对政策性银行进行定期审计与不定期审计，对政策性银行财务进行外部审计监督。
四、结语
我国的政策性银行改革首先应明确政策性银行的法律地位，加快政策性银行的立法进程；其次，在坚持政策性银行的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在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同时，建立、健全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在运行机制，尤其要强化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作用，并寻求二者的协调，使其在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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