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效应的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无论是成熟市场经济体还是转型经济体，货币政策均被证明存在差别化的区域效应。本文界定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分析了其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缩小区域效应、加强结构调整的区域货币政策应关注的重点和关键。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结构调整
由于区位优势、历史原因和发展战略等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差异性。统一货币政策遇到这种异质的空间特性，势必会出现差异化的区域效应，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效果。无论是像发达国家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还是像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货币政策均被证明存在差别化的区域效应，这是由不同区域的不同经济部门固有的异质性所决定的。我国在不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区域金融差异与金融一体化的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国家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传导效果，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遭遇结构性问题。我国的货币政策理论及宏观调控模式基本上是建立在假定各地区同质性的基础上的，没有考虑各地区异质性问题。笔者认为应给予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以足够重视，并提升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功能。
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界定
经典经济学教科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分析是基于货币政策对国家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没有关注国内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隐含的假设是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存在差别。但是，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不同内部区域经济结构、经济周期和发展水平都存在差异。因此，统一的货币政策经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金融及产业部门的传导，必然会出现区域效应的差异。但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定义。笔者搜集相关文献，从中整理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并以此为依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给出界定（见表1）。
从上表可知，这些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定义中，核心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差异性。将区域经济差异性作为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的分析起点和基本逻辑前提，从而承认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内生原因是经济差异性。
二是强调统一的货币政策，无论是单一的货币政策还是同一的货币政策，或者是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都是在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联盟这一“区域”概念中的货币政策，体现了货币政策决策的集中性和统一性。
三是强调差异性反应。不管是从宏观经济指标还是从实体经济变量方面来考量，统一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反应是研究的落脚点。
四是强调差异的空间性。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属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范畴，是与时间非一致性相对应的空间非一致性，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力度是否相同，焦点在政策影响的空间结构上。
五是强调了比较性研究视角。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是否具有同等的作用效果。
六是强调了一种整体性思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损害了整体宏观经济目标实现。
七是暗示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产生途径：即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产生的。
基于此，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是指，统一货币政策在具有差异的不同区域传导过程中产生不同影响的现象。经济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内生因素。
二、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表现形式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作为在政策传导过程中产生的差异，在国内外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在发达经济体，尽管经济金融的各个部门存在异质性，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但其同时具有发达的市场机制，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会使差异化效应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直至市场出清。我国处在转型期，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由于政策限制、自然垄断、投资环境差异、信息不对称以及非理性预期等诸多因素，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限制，市场自身无法做出均衡调整，导致金融资源配置失衡，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信贷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不同区域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使统一货币信贷政策在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效果。王晓青、李云山（2004）认为，由于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平衡性、信贷供给市场的寡头垄断性以及单一总量调控模式等因素，客观上形成了中国经济的主要宏观特征从总量上的通货膨胀和微观上的“投资饥渴症”等转而表现为“东、中、西”等结构问题和微观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加剧了货币信贷供给的区域差异。实践表明，中央银行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在中小企业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成效较好，支持“三农”的政策在农业比重较大的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效果明显。信贷政策在东、中、西部不同的企业规模、产业构成、增长模式、金融生态环境等差异下，必然出现政策效应的区域性差异（见表2）。
（二）存款准备金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张志军（1999）认为，由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货币化水平、资金周转率、现金漏损率、资金外流率等方面差异较大，货币乘数存在区域差异，因而，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会因为区域乘数差异而导致货币供给区域不均衡分布。一般来讲，存款准备金上调能够减少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收缩其信贷能力，但这种信贷收缩对东、中、西部的影响是不同的，多数研究资料实证显示，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均比中、西部地区明显。以2010年和2011年最近两年中央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地区效应来比较，2010年中央银行6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合计0.5个百分点，2011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共计3个百分点。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变化来看，东部地区较为敏感（见表3）。
（三）再贷款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我国现行再贷款有支农再贷款、紧急再贷款、扶持发展性再贷款、头寸再贷款、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等多种形式。实践表明，以支农再贷款为例，近年来，中央银行加大对地区间支农再贷款限额调剂的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粮棉主产区，但多数研究文献表明，在限额、利率、期限、条件、权限等方面的影响下，区域差异显现，再贷款向中、西部地区的倾斜不足。
（四）公开市场操作效果受区域货币市场差异的制约
公开市场操作以统一货币市场和多样化的市场工具为基础。区域货币市场证券化程度的差异，使得金融机构债券持有量比较大的东部地区对公开市场操作的反应比中西部金融机构较敏感。经济开放程度的差异使得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在中央银行人民币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主渠道下比中、西部地区更容易获得较多的货币供给。这就使得统一的公开市场操作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实施效果。
（五）再贴现政策效果受票据市场区域差异影响
王维强（2005）认为，我国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再贴现利率体系，目前票据市场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和隔断性，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票据市场发展滞后，使再贴现政策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不同的效果。王煜（2000）认为，我国再贴现制度实行“优先”发展政策，对西部不利，因为相对于东部来讲，西部在商品交易秩序、商品信用等方面相对较差，票据市场发展缓慢（见表4）。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原因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与我国各地区较为显著的金融资源区域差异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研究文献也指出，企业规模结构的区域差异、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等都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本文认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宏观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影响下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在资金报酬引导下参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影响过程，是造成不同地区间金融资源形态迥异、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一）金融体制改革路径
在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区域差异性非常明显。在计划经济时代，金融资源统一配置，无法有效发挥市场化作用；随着央行制度的建立和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逐步从国家信贷计划中独立出来，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信贷资源在微观层面的配置。在经济转轨初期，存在明显的结构刚性和市场发育不足问题，在各经济部门非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单纯依靠金融市场配置资源导致了金融资源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分布的失衡，货币政策差异化效应也演化为非均衡效应；建国以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金融资源（主要是信贷资金）在微观上整体缺乏效率，统一的金融政策和制度安排忽视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对欠发达地区形成了区域金融压抑，客观上加剧了差异化效应；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进行到了注重转换央行职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金融结构的深化阶段，区域金融布局从行政性均衡向市场化非均衡发展，资金配置突破行政区域限制，以利益为导向实现跨区域流动，融资机制从单一走向多元，国家的金融调控政策效应从无差异到区域差异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程说明了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历史渊源。
（二）市场化进程
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同也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对完善；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碍。从资金来源上来讲，东部地区基本形成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要素流动性较高，资金来源渠道较多；而中西部地区要素流动效率较低，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窄，更多依赖国家扶持。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地区处于“高投资、高收益、高收入、高储蓄”这样一个资金供需的良性循环中，而欠发达地区积累严重不足，资金吸纳能力较差。这些基于市场化进程不同而形成的区域差异，导致货币传导机制的差异，最终导致不同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三）资金报酬率
从微观层面来讲，区域间资金报酬率的不同或许才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根据比较利益理论，刺激要素流动的根源在于区域间要素价格的差异。在假定资金成本不变的基础上，作为要素的资金本身，其价格差异主要反映在不同区域的资金报酬率上。鉴于区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不同地区的资金报酬率并不相同，因此出现了资金为寻求更高的利润在区域间流动。如果由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有利于缩小区域差异，反之，将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信贷政策区域效应中呈现的资金流向上的差异从根本上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资金报酬率决定的。
四、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根本对策
近年来，人民银行也加大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注。2005年，人民银行开始采取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具有差别化功能的定向票据。2009年，开始实施差别化的房贷政策。 2012年，首次放宽存贷款利率，为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政策探索经验。但这些措施大都着眼于调剂资金流动性，难以从根本上矫正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别化效应。
根据区域经济干预理论，矫正货币政策的差别化效应，应从缩小区域金融差异入手。我国目前尚处于转型时期，在缩小区域差异过程中，必须结合国情，综合运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施灵活多样的区域货币政策。
要实施区域货币政策，首先要协调货币政策决策集中性和操作区域性的矛盾。区域差异性决定了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必然性。因此，区域货币政策不能否定决策的集中统一性，而只能是在体现区域差异的相机抉择原则上，分层次、有区别地实施必要的差异性操作。区域货币政策的目标不是消除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差异，而是要缩小过度的区域差异。因为一般性区域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和常态，只有过度的区域差异才有损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焦点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上。本文认为，中央政府应根据全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总体情况，明确国家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总体目标，构成区域金融发展的外部约束。在此约束下，区域政府应根据区域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的基本目标，然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通过相互沟通与共同对话，共同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措施。由此本文强调，货币政策区域化的根本是要释放市场力量，发挥市场行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应该是组织而非领导关系。
参考文献：
[1]曾康霖.要注重研究区域金融[J].财经科学，1995，（4）.
[2]张志军.中央银行应该注意金融调控的地区差别化[J].理论研究，1999，（6）.
[3]孙天琦.货币政策：统一性前提下部分内容的区域差别化研究[J].金融研究，2004，（5）.
[4]王维强.我国区域金融政策问题研究[J].财经研究，2005，（2）.
[5]张永军.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J].中国市场，2013，（11）.
（编辑：周南）
行业效应的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种公共服务项目也日益增多。在给人民群众带来服务与便利的同时，一些公共服务项目也产生了诸多矛盾，其中PX项目（对二甲苯化工项目）、垃圾焚烧厂项目和核电站项目等更是广受争议，由此还引发了多起群体性冲突事件。比如2012年年底，取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的昆明PX项目落户云南昆明，基于化工厂建成后对健康的影响，一些民众对此强烈反对，坚决抵制这一项目，最终以昆明市政府承诺“大多数群众说不上，市人民政府就决定不上”而告一段落。无独有偶，2018年11月福建泉州发生泉港碳九泄漏事件后，民众认为该石化项目会污染环境、损害健康，要求停止项目扩建计划。
诸如此类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会给当地民众造成影响，他们在生活、心理等方面会产生抵抗情绪，进而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这一现象称为邻避效应。近年来，我国因邻避效应产生的冲突事件越来越多，邻避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邻避效应与治理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从邻避效应与治理出发，基于社会学视角，着眼于邻避效应的内涵与复杂性，试图全方位研究邻避效应，并对邻避效应的治理进行探索与思考。
一、何为邻避效应
邻避效应是由“NIMBY”音译而成，全称为“Not In My Back Yard”，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它既反映了一种心理，也反映了一种行为。一方面，一些为社会谋发展、为民众谋福祉的公共服务项目兴建，与之相关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如PX（对二甲苯化工）、垃圾焚烧厂和核电站等拟逐步修建，由于设施附近居民担心他们的生活安全、环境、卫生等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嫌憎情结;另一方面，受邻避效应思维的支配，一些民众会自发组织起来，与政府或公共服务项目方进行博弈，以人身安全、生态环境、居民健康等为主张，反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兴建，表现出强烈的邻避冲突行为，甚至会演变成为群体性冲突事件。
邻避效应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内涵。首先，邻避效应的争论焦点在于公共服务设施具有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表现为邻避效应的承担者和享受者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公共服务项目的利益由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而其成本则由项目附近的居民承担。其次，邻避效应博弈的双方是公共服务项目附近的居民和政府或项目方，通过近几年的邻避冲突事件可以发现，反对方与支持方进行抗争，往往以反对方获胜、支持方失败而结尾。最后，邻避效应的起因在于公共服务项目的配套设施，如果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这些配套设施的利弊影响的确值得关注与思考。
二、邻避效应问题研究
（一）多学科视角研究
自邻避效应研究兴起后，国内外学者从多个学科角度对其进行思考与探索，所获成果也颇为丰富。
从管理学及政府视角分析。一些学者认为，邻避效应的产生与政府的治理方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因素相关，这些缺陷在很多情况下会发酵升级，最终演变成为畸形的冲突性事件，集中表现为“非理性化”和“泛政治化”。“非理性化”表现为民众对公共服务设施的负作用与危害性进行夸大，从而使邻避效应演化成情绪化的事件;“泛政治化”表现为借由邻避效应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民众将其演化为公共权力与人民权益之间的不平等。
从政治学分析。一方面，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结构相对封闭，邻避效应的产生源自于全社会尚未建立起民众的知情制度与信任体系。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项目通常以经济、效率为首要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平正义与环境保护。
从心理学分析。一方面，邻避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它是风险社会人类知觉和心理归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现象，核心是不公平，这种在心理学层面的“不公平”现象，会潜在地改变民众的幸福程度，民众可以通过反抗和斗争来解决此类问题。另一方面，当公共服务设施建立后，它所带来的安全、环境、卫生风险等问题不可控，并且无法预见其危害，这一心理使得民众内心感到恐惧，弊大于利，因此，这类设施常常遭到抵制。
（二）社会学视角研究
基于社会学的学科视野和分析框架，对于邻避效应，本文尝试用社会学的两种基本研究范式——社会冲突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进行分析。
鄰避效应所引发的群众性事件常常被学者称为“邻避冲突”，研究邻避效应，冲突视角必不可少。如果用社会冲突主义进行分析：第一，邻避效应问题实际上是利益问题，其表现为在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发生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第二，邻避效应源于政府决策的不公开与不透明，由此导致的政府公信力不足反过来又会影响邻避冲突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邻避效应与政府公信力两者互为因果;第三，邻避冲突的发生是各种条件下多重因素所引发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环境污染、社会畸形发展、不确定性担忧、民众的维权意识加强、地方政府权威减弱等。
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下的邻避效应研究不再局限于邻避效应引发的冲突，而是把邻避效应当作媒介，通过邻避效应对社会变迁与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它引入了官民关系、政府管理和环境公平等视角，以小见大，从邻避效应来研究社会发展。例如，一些学者认为邻避效应是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社会关系变化的表现，主要是“公私领域的利益关系冲突的变化”。在邻避效应中，政府处于一个事后控制者的角色，政府的思维态度和行为措施对于邻避效应的演化和发展事关重要。有些学者认为邻避效应的实质在于对环境主义的背离，正义性在于健康的环境应当被大家所共享，而恶劣的环境后果也由大家共同承担，邻避效应正是环境的后果承担者和福利的社会享有者的不一致性导致的。
三、如何看待邻避效应的复杂性
对于邻避效应，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环境斗争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邻避效应问题不再是单一的环境问题，它已成为一个具有不同层面影响的复杂性问题，如何看待其复杂性，是深刻理解邻避效应内涵和本质的关键。
（一）成本和利益深刻影响邻避效应
综观我国发生的由邻避效应引发的多起群体性冲突事件，可见成本与利益的不均衡性深刻影响邻避效应。第一，这种不均衡性表现为公共服务设施的负作用由周围居民承担，这种负作用的成本始终转嫁在公共服务设施的周围居民身上，而公共服务设施的正功能通常由远离设施选址的居民享有，由此带来的利益由广大的人民群众享用，邻避效应具有不同的承担者和享受者，双方的不平等和不均衡深刻影响邻避效应。第二，从收益角度看，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地常常会造成周围的土地和房产贬值，这对于附近居民而言有着重大的影响，基于对污染环境外部性的经济理性考量，邻避冲突的参与民众会以其环境权益受损为由谋求合理的经济补偿，当经济补偿的诉求得不到反馈时，邻避效应继而产生。
（二）邻避效应存在较大的社会风险
解决和预防邻避效应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我国，邻避效应常常会演化为群体性冲突事件和公私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方面，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政治体制，政府一般把群体性冲突事件列为较大的社会风险，其处理难度远大于其他的公共事件，而由邻避效应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是由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社会风险较大。另一方面，区别于反动势力煽动的群体性事件，由邻避效应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若邻避效应引发的冲突与反动势力勾结，使其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事件形态，则其影响力和煽动性不可估量。
（三）民众与政府的博弈
邻避效应集中表现为公私利益的不均衡，由此所引发的公私博弈使得邻避效应变得复杂。这种博弈既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更是一种行为上的博弈，民众由于受到公共服务设施负外部性的影响，邻避心理随即产生，受邻避效应的思维支配表现出强烈的邻避冲突行为，借此向政府表明态度。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信息沟通。信息沟通及其建立的互动模式是邻避效应的主线，这条主线能否有效建立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邻避效应的协商与对话。第二，风险认知。对公共服务项目的风险认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行为选择，政府能否利用专业知识进行解答，是博弈的关键。第三，政府公信力。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决定着邻避冲突能否避免，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重建政府的公信力成为了博弈的“钥匙”。
（四）邻避效应趋向非理性化
当前，邻避效应的发展呈現非理性化趋势。综观我国近几年发生的邻避冲突，无论对风险和利弊的认识有多少，只要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设施“上马”，当地民众就会不由分说地抵制，严重的则会引起群体性事件。这不仅反映了政府公信力的降低，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恐惧。在科技认知有限和风险恐惧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邻避设施所引发的冲突越来越非理性化，民众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和斗争，并且没有任何妥协回旋的余地。
四、邻避效应的治理探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因邻避效应而产生的冲突越来越多，邻避效应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不是新鲜事，邻避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邻避效应的治理应当成为从政府到社会、从社会到民众都关注的重点。邻避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能否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则是关乎我国未来发展的大事。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邻避效应的治理加以思考。
（一）政府方面
邻避效应无所谓好坏，而是社会现实，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看到，大多数由邻避效应所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政府妥协和让步作为结束。但也需要意识到，邻避效应不是一种需要克服的现象，而是政府需要适应的现实，如果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环境群体性冲突事件，那么这种发展则是不健康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会轻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使得民众丧失信心，政府和民众之间存在一种信任危机，这无疑加剧了邻避效应产生的几率。因此，要治理邻避效应，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政府要重视公共性的问题，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该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保证程序透明和信息公开，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避免政策制定偏离平等性与公共性。另一方面，政府要提高宣传力度，提升政治合法性。政府要保持一种友好的态度，通过各种机制与民众取得良好的沟通，让他们明白在邻避设施的设置问题上更多是一种合作而并非对立的关系。
（二）社会方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邻避效应的治理，我国通常采取政府主导下的集权治理模式，试图依靠政府单一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治理。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对邻避冲突进行有效治理，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种治理模式的弊端随即显现。一方面，从民众的批判建议演化到群体性冲突事件的过程中，政府与民众始终缺乏制度化的沟通机制，这导致民众会与政府进行持续不断的博弈;另一方面，政府单一的集权治理是一种与民众进行面对面对话的模式，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无法介入，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社会的缓冲作用。因此，在邻避效应的治理中，如何用好社会这一“缓冲剂”极其关键。笔者认为，应积极构建社会参与邻避效应治理体系，让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进入到公共服务项目决策制定和项目运营上，充当公私间交流沟通的桥梁。
（三）民众方面
民众是邻避效应的主体，邻避效应能否有效治理，核心在于人民群众。伴随社会发展，民众的权利意识渐渐提高，他们高度关注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措施。邻避效应之所以存在，直接原因就是邻避设施的周围民众会受到负面影响，因此，缓解和消除邻避效应的有效途径就是加大民众的参与力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对民众参与加以探究和思考：第一，民众应积极参与公共服务项目建议决策，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合理表达个人的利益诉求，保证信息能公开透明地进行传达，力求有效消除邻避效应;第二，民众应自下而上地深度参与，充分表达环境自主权、平等权和话语权，避免邻避效应的非理性化和泛政治化倾向;第三，民众应适当对公共事务进行学习，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提高理性思考和独立分析的能力。
邻避效应这一概念本身并没有褒贬，重点是该用什么视角来看待邻避效应，该赋予邻避效应什么样的内涵。尽管在目前的研究中，邻避效应常常被解读为基于公众维权意识提升而产生的群体性冲突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邻避效应所产生的问题不再是单一的环境问题，其影响已经扩张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的领域。在现代社会，邻避效应将会越来越突出，这对政府、社会和民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社会和民众应积极妥善协调和疏导邻避效应，真正实现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多赢局面。
【本文系201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陕西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对雾霾的贡献率研究”（2014ZD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行业效应的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酒店行业, 是继旅游产业发展的又一大产业。随着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开启新篇章, 酒店行业的资源整合过程, 也将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全面变革。但当前酒店行业发展, 与国家“营改增”体系的优化之间, 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 我们需要把握相应的实践要点, 实现社会资源的适当性调节。
2 酒店行业“营改增”税负效应的表现
2.1 酒店行业“营改增”经营赋税问题
酒店行业作为社会服务行业, 其经营中需要运用的成本消耗, 主要集中化在住宿和餐饮两方面, 由这两方面引申出来的, 人员雇佣、产业规划调整等间接性的资源, 不会受到“营改增”中, 进项税调节的影响, 而水电供应、日用品购买等直接消耗的资源, 则需要实行相应的税负进项税额。与传统的营业税缴纳相比, 酒店需要在企业经营收益增值税的基础上, 再按照日常消耗品的进购交税比重进行二次交税, 这样酒店行业的税负比重, 也就在无形之中增加了, 自然会增加企业的赋税比重。
同时, 酒店行业经营过程中, 企业需要按照相应的经营结构, 适当地进行增值税阶段性纳税比重控制, 如果企业经营纳税比重超出了当前阶段的交税比重, 要按照对超出部分进行纳税, 这与传统营业税统一比重纳税方式比起来, 也会在增加酒店行业的经营压力。
2.2 人员应用比重支出问题
结合我国“营改增”赋税管理的相关理论可知:我国酒店行业“营改增”的赋税金额=酒店销售总额×酒店行业税率/ (1+酒店行业税率) 。酒店行业经营过程中, 需要对企业人力资源基本保障层面缴纳一定附加税。此时, 当酒店经营规模扩大, 人员应用的比例增大, 其实际需要指出的人员运用比重也会增加;同时, 应缴纳税值=酒店行业纳税额度-可抵扣发票数值, 酒店企业当前发票可抵扣范围缩小;也会致使酒店需缴纳的比重增加。
3 调节酒店行业“营改增”税负效应的措施
3.1 做好酒店行业的成本管理
做好酒店行业的赋税调节, 是确保酒店行业有效应对税负效应的有效措施。
(1) 酒店成本规划调节。酒店企业应结合自身资产规划基本框架, 适当的调整赋税缴纳要素的成本比例, 从而降低酒店行业自身税负的压力。例如, A类商品, 是酒店行业经营必备的产品, 但酒店为了降低自身经营的税负压力, 可以在保障酒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 寻找A类商品的可替代品B, B类商品不仅成本低于A类, 同时, 酒店企业进行该类商品进购时, 所消耗的运输费用也会降低。这里提到的酒店行业实践分析实际情况, 就是酒店行业, 从实际经营成本控制视角, 应对“营改增”税负效应的做法。
(2) 赋税结构规划。酒店行业“营改增”税负效应的解析, 也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税负管理策略, 达到降低“营改增”税负压力。例如, D酒店为了有效应对“营改增”带来的税负压力, 财务管理人员, 结合D企业当前经营情况, 制定酒店未来经营成本投资计划。在后期经营时, 主要按照计划标准进行经营成本能控制, 从而实现了D酒店经营成本的科学性调控。案例中提到的酒店通过规划成本管理结构, 减轻税负比重的方式, 也是我国国内中小型酒店企业自我调节最常见的方法。
3.2 企业赋税要素多方面调整
企业赋税亚的全面性调整, 就是要从酒店行业经营市场、多重赋税商品的要素规划, 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税负要素的科学性调配。
首先, 酒店行业的经营市场平面化调节。随着社会第三产业的经济崛起, 酒店行业的经营范围, 也从单纯的住宿, 向着旅游、产品销售以及人性化服务的方面转型。而企业为了降低市场拓展过程中, 带来的新增税负环节, 须在市场前面开发的前提下, 做好酒店行业相关关联要素的赋税比例分析。如果酒店企业额市场关联税负比例过大, 企业可通过同等比例调节, 以及拓展新的产业市场的方式, 缓解酒店企业的经营压力, 这也是国内酒店行业自主进行纳税负效应调节的有效方式。
其次, 企业赋税要素的调整, 也需要适当调节赋税结构要素比例调剂得分方式, 解决这一问题。例如, 酒店行业要按照国家酒店发票抵扣的相关规定, 降低企业发票抵扣的比重, 就可以有效缓解酒店行业“营改增”的赋税比例。
3.3 制定企业税收调整的应对策略
做好企业税收调整的应对曾略, 即酒店行业, 应时刻结合我国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战略理念, 在酒店经济体系逐步变革的过程中, 实行企业税收规划体系, 确保酒店的内部结构调整过程, 与现代企业的经营过程相互适应。
例如, Y酒店结合当前企业经营的比重, 实行相应的经营管理新战略, 并着重对酒店企业“营改增”后, 进项税抵扣、增值税发票抵扣等, 出现较大变化的环节, 进行企业经营赋税结构的适当性调整, 实现结合Y企业的后期经营情况, 科学进行酒店行业“营改增”税负效应调节分析。
4 结语
综上所述, 酒店行业“营改增”税负效应研究, 将为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借鉴, 是引导国内金融体系优化的必然性条件。在此基础上, 优化我国第三服务产业的结构, 就要通过做好酒店行业的成本管理、企业赋税要素多方面调整、制定企业税收调整的应对策略, 促进社会资源综合调节。因此, 酒店行业“营改增”税负效应的探究, 将是国内经济结构规划的借鉴。
摘要：“营改增”税收管理策略是我国经济规划调整的主要措施, 它具有资源分布社会化转变、资产经营模式深层调节的特征, 是社会金融资源体系协调整合的保障。基于此, 本文主要从酒店行业视角, 对“营改增”的税负效应进行探究, 以达到充分发挥“营改增”策略优势, 引导社会经济资源整合的目的。
关键词：酒店行业,“营改增”,税负效应
参考文献
[1] 汪中才.“营改增”对酒店行业的影响及应对对策[J].财会学习, 2018 (10) .
行业效应的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研发费用指研究与开发某项目所支付的费用, 指企业在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方面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加计扣除指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在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费用, 可以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扣除数, 是企业所得税的一种税基式优惠, 此政策只要符合条件的企业均可享受, 并非高新技术企业专属。
二、可以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1) 人员人工费用:仅指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 (包括按规定可以在税前扣除的对研发人员股权激励的支出) 、社保费用和住房公积金, 也包括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 但不包其他辅助人员 (直接协助研究开发项目的有关人员, 像医药企业的产品临床部、产品注册部、科研QAQC等部门参与研发活动的人员) 。
(2) 直接投入费用:从文字描述就可以看出是和研发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各项费用支出, 像研发活动中直接耗用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对试制产品进行检验支出的费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维护、检验、维修等费用;因研发需要而租入的仪器、设备的租赁费用等, 但必须是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才可以享受此政策。
(3) 折旧费用:指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 注意此折旧不包含厂房、车间的折旧费用, 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一定的差异。仪器、设备用于研发同时也用于生产或其他的, 必须将折旧费用按一定的方法进行分配, 并单独核算;如果同时选择了加速折旧政策, 就税前扣除的折旧部分计算加计扣除, 二者并无冲突。
(4)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仅指用于研发活动的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 不包含与研发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土地使用权、软件、商标、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和折旧费用一样, 如果企业同时选择了缩短摊销年限政策, 可就税前扣除的摊销部分计算加计扣除。
(5) 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此部分为2017年新修订的内容。
(6) 其他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 像差旅费、会议费, 职工福利费, 技术图书资料费、专家咨询费, 研发成果的验收费用等, 文件中有明确规定, 此部分费用可加计扣除的总额不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如果涉及多个项目的, 应分项目计算其他相关费用限额=允许加计扣除的上述1-5项的费用之和×10%/ (1-10%) 。
(7) 其他特殊研发方式发生的研发费用, 像委托研发, 委托方可按照费用的80%加计扣除, 合作研发、集中研发, 政策都有明确规定。
三、研发费用会计核算及税务备案的具体要求
(1) 根据财税[2015]119号文件规定, 企业应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要求, 对研发支出进行会计处理, 这是基本的前提条件。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第97号公告和2017年第40号公告, 为企业设置研发支出辅助账做了细化规定, 具体可参照公告样式。
企业应设置研发支出辅助账, 准确归集核算当年可加计扣除的各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 如果一个会计年度内有多个研发项目同时进行, 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明细账或辅助账, 按项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否则将不能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存在研发和生产共用仪器、设备和无形资产的企业, 研发与生产必须分别核算, 准确、合理归集各项费用支出, 应将实际发生的费用按照合理的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间分配, 对支出的费用未进行分配或划分不清的, 将不能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2) 关于税务备案,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第23号公告, 原2015年第76号公告已全文废止, 不再需要税务备案。
企业根据相关税收政策规定自行判断是否满足加计扣除条件, 对符合条件的自行计算减免税额, 汇算清缴时可享受优惠, 但必须按照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规定, 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 将留存备查资料整理好, 以备税务机关核查。
留存资料主要包括研发项目计划书和立项决议文件;研发机构或项目组编制情况、研发人员名单;委托或合作研发项目合同;费用分配计算证据材料;研发支出辅助账及汇总表等。留存备查资料应从企业享受优惠当年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结束次日起保留10年, 虽然不再需要税务备案, 但此工作也一定要做扎实, 后期税务检查如果发现不符合优惠条件, 同样需要补缴税款和滞纳金。
四、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1) 从医药行业研发情况来看, 药品研发工艺流程复杂, 研发投入大、周期长, 在线产品工艺改进是提高产品质量、优化流程的重要方面, 此过程费用支出较大, 但目前该类费用尚不在加计扣除范围。建议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考虑将在线产品的工艺改进费用纳入加计扣除, 这样更有利于优质产品的诞生。
(2) 药品研发包括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很多部门和人员并不是直接从事研发工作, 而是辅助开发, 根据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规定, 附属部门和人员的费用不能或只有极少部分可以加计扣除, 导致可加计扣除的费用比例低。建议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根据行业特点区分可以加计扣除的项目。
(3)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口径与高新技术企认定不一致, 导致财务核算的工作量增加, 企业需要准备两套辅助账, 具体举例如下:
第一,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中的其他相关费用, 此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而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办法中规定, 其他费用一般不得超过研究开发总费用的20%;
第二,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中折旧费用指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而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办法中规定, 折旧费用是指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和在用建筑物的折旧费。
建议能否统一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办法的范围扣除, 把其他费用比例提高至20%, 折旧范围包含在用建筑物的折旧费等, 如果能按一套辅助账核算, 也可大大减轻财务人员的工作量。
(4) 政策规定和实际执行脱节。企业所得税实行按月提取, 季度交纳、全年清算汇缴的办法, 每季度所得税纳税申报时, 已经发生的符合加计扣除的费用不能填列, 影响企业及时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建议在季度申报所得税时能将研发费用加计数直接扣除, 以保证企业可以及时享受到税收优惠, 同时也可保证预缴数的相对准确。
(5) 共同费用的分摊依据缺乏明确规定, 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如政策规定:共用设备的折旧费分摊方法可按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费用间分配, 此规定比较笼统;再比如一个研发中心负责多个项目, 费用在项目间分配, 也存在较多的主观因素。这就需要税务部门、科技部门针对存在的问题能定期出具细则及操作手册, 有针对性的辅导、帮助企业完善和改进, 以规避涉税风险。
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对企业的影响
(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一种税收优惠, 对于企业来说最直接的好处是减少缴纳所得税、提高效益, 同时可以增加资金流, 研发费用高加计扣除的就多, 能助力企业创新能动性, 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
(2) 企业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说明在科技创新方面既有前瞻性同时也具备研发实力, 更容易争取到政府资金扶持和银行贷款。
(3) 此税收优惠政策,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阶段给予特定企业一定的政策倾斜, 可以让那些高端制造、智能生产、绿色化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会更释放更大的发展潜能, 有利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4) 使企业感受到国家科技引领导向, 促使企业更加积极的加大研发投入, 更加重视研发, 能尽快把创新转化为科技成果。
(5) 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设置专项核算, 梳理归集研发项目和费用, 能够考核各项目小组投入产出效率, 有利于培育出优秀的研发队伍,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6) 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提供更高级的生产力, 更让深化落实结构性减税落在紧要处。
六、结语
综上所述,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可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但政策相对复杂、操作难度较大, 因此需要纳税人严格自律, 税务部门把握好政策尺度。
摘要：中国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老祖宗秉承着坚韧不拔、开拓创新的精神, 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财富, 我国作为一个医药大国, 医药企业数量非常之多, 但近年来很多的企业将注意力集中在卖药上, 导致研发能力越来越弱, 与医药强国的差距也越来越远。为进一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更好地鼓励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 国家已经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 支持创新、鼓励研发, 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型。本文主要阐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在医药行业的具体运用、对企业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关键词：医药行业,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实践
参考文献
[1] 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Z].财税[2015]119号.
行业效应的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府科技投入;高校科研产出;马太效应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Governing and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Matthew Effect” of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ZHAO Liyu1，YAN Jiahuan2，YANG Ke2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n 710048，China)
Key words：govern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put;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in universities;matthew effect
0 引言公平和效率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公平在现实中是衡量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现如今“重效率，轻公平”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各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增大，而且打击了落后地区发展的积极性，使得与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差距与日俱增，马太效应也更加突显。R&D经费投入是衡量一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各地区应增加R&D经费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通过科学研究与创新研发提高国家科技实力。近年来，政府不断增加对高校的科研投入，以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中国各高校的学术论文产出量和专利数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2019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显示，2019年政府对研究机构和高校研发经费投入分别为2 582.4亿元和1 048.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3.2%和7.8%[1]，同年高校专利授权数共184 934项，专利出售6 115项，合同转让数为11 207件，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9%，而当年高校科技经费总支出高达2 000多亿元，这些科技成果转化的收入，仅能覆盖政府对高校研发投入成本的2.5%，表明政府对高校投入的数万亿研发资金中90%的都没有实现转化。尽管政府对高校的研发投入总量逐年上升，但是具体从我国东、中、西3个区域来看，政府对高校的科技研发投入强度有较大差距，导致高校科研产出结果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表现为R&D资源分配不均衡，科技资源比较丰富并且已取得较多成果的区域往往更容易获得R&D资源的支持，后续资金投入也会得到持续增加。最初投入产出效率高的省份，会凭借完善的产业结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效率的持续输出科研成果，而科研产出效率较低的省份則陷入了低效率水平陷阱[2]。政府作为高校R&D的主要支持力量，在研发投入时应该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充分调动科研人员能动性，以提升高校的科研产出效率[3]。然而，政府投入与科研产出的过程往往具有不确定性[4]，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科研能力、资金支持、科研规模等要素存在异质性，政府研发投入强度也受到限制，出现经济发展良好地区的政府投入与科研产出之间的“良性循环”，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缺少科研资源，会形成一种“劣势累加”的现象，即“马太效应”[5]。那么科技资源分配差异是否会对高校的科研产出产生“马太效应”?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对政府支持强度按照高低将中国31个省市划分为3部分[4]，分别从3个区域来测度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科研产出效率的影响，并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从省域层面和区域层面对我国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差异分析，探讨在地区差异化条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科研产出的影响是否会产生“马太效应”。
1 文献回顾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借喻于《圣经》，是一种优势累积效应，隐含“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的含义。MERTON最早在《科学》(Science)期刊上提出马太效应，自此这个概念被运用到多个研究领域：教育学研究领域的HERBERT J.WALBERG和SHIOW-LING TSAI，管理研究领域的JAMES G.HUNT和JOHN D.BLAI，老年社会学研究领域的Dale Dannefer等。当“马太效应”应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时，区域间的资源分配问题就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归结于以下因素：政府科研经费投入力度[6];科研人员结构是否优化[7];人力资本价值是否得到充分体现[8]、科研经费使用效率是否高效等方面[9]。一般来讲，科技资源配置能力通过科技创新效率来体现，创新效率越高，科技资源的配置越合理[10]。因此，科技创新和资源合理配置是各地区寻求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11]。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之一，在我国科研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可以显著提高高校科研产出水平[12]。从科技创新效率方面来看，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13]，东部地区整体科技创新能力高于西部地区。对比我国东西部地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发现，西部地区科技人才数量相对不足且总体素质偏低，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缺乏领先性的科技成果[14]。目前国内几项软科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对科技投入不均形成的“马太效应”问题进行了探索。从区域对比的结果来看，政府科技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从东中西3个区域来看，政府对科研院所的科技投入均存在挤出效应，对东、中部地区的影响效果较强烈;同时，政府对高校的科技投入在东中部地区存在杠杆效应，在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挤出效应[15]。东部高校的由于技术进步效率的影响，科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缓慢，但是东部地区的高校科研绩效整体水平仍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16]。对全国科研经费投入进行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科研经费在全国使用的集中程度越高，基尼系数数值就越大，科研经费的分配情况呈现“二八定律”的分配方式[17]。对中国科研院所的科研经费分配情况从基尼系数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发现机构层面的科研经费分配较为均衡，而个人层面科研经费集中程度较为明显[18]。不同国家层面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利用构建模型进行测度，投入变量选择易获取数据的科研人员、科研经费以及GDP，产出变量选择高校科研出版著作以及发明专利[19]。基于科研经费投入结构得出政府和企业科技投入对科研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0]。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科研产出的影响具有多重性，一方面政府科技拨款直接为高校科研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R&D的资助也会影响企业委托高校的R&D经费，对高校科研产出产生间接影响。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发现，政府对企业的R&D资助水平较低时会对企业委托高校R&D经费规模产生正向影响，但达到临界值后便会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而且政府对高校科研经费资助的不稳定会刺激高校科研经费支出的积极性[21]。对现有研究成果梳理发现，在政府科技投入存在明显区域差异的情况时，从区域视角定量研究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科研产出效率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研究根据已有文献和模型的研究思路和理论基础，研究东中西3个区域的科研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以及不同地区政府投入对高校科研产出是否存在马太效应，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
2 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下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科研产出分析
为进一步剖析不同区域政府科技投入与高校科研产出效率的“马太效应”，运用超效率DEA模型，采用MAXDEA软件测算出政府科技投入与高校科研产出的投入产出效率，再借助基尼系数测算出东中西部地区科研经费的不均衡情况，考察各省份科技投入与科研效率的马太效应程度。
2.1 研究方法
2.1.1 超效率DEA模型
是一种参数统计和非参数统计分析的方法，主要用于绩效和效率的测度与评价[22]。超效率DEA模型普遍运用于管理学、经济学等诸多研究领域，且该模型不受生产函数的限制，能够客观的分析结果[23]。传统的DEA模型在各决策单元都达到有效值时，不能准确的比较效率值的高低，而且分类评价结果中包含了大量的“伪有效单元”，即分析单元投入产出相近的情况时，DEA模型无法做出准确的区分，而是全部归为一类，无法做进一步的比较和评价。因此，文中为了更准确的测算政府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值，对不同地区采用超效率DEA模型[24]对其政府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值进行比较[25]。
2.1.2 基尼系数
由统计学家CORRADO GINI于1912年首次提出[26]，主要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指标，也适用于在其他领域研究其他指标的分布均衡度[27]。文中利用基尼系数来计算东中西部3个地区政府投入的分配均衡度，进而研究科研产出的分布不均衡现象。基尼系数描述了政府投入与高校科研产出的指标相对于东中西部高校分配的平均程度。可以反映在全国高校中科研投入占比较高的高校(ht)与其科研产出与总产出的比率(It)关系。式中：T为泰尔指数;i为省份;N为省份数;Yi为第i个省份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T越大，则表明区域能源消费差异越大，泰尔指数也可用于分析区域间贡献率和区域内贡献率：区域间贡献率表示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程度;区域内贡献率表示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程度。
2.2 数据分析
2.2.1 数据来源
选取2008—2018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高校学校科技统计年编》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按照政府支持强度的高低将中国31个省市划分为3部分[6]，按照区域经济带划分，将我国31个省划分为3部分，东部地区，包含北京、广东、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辽宁、天津、海南;中部地区，包含安徽、山西、黑龙江、吉林、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含重庆、四川、贵州、宁夏、广西、新疆、甘肃、云南、西藏、陕西、青海、内蒙古。为了比较各区域高校科研产出效率，文中对比分析了东、中、西地区政府科技投入对科研产出效率的影响，探究不同区域高校科研产出效率的差异情况。
2.2.2 指标选择
最早在《弗拉斯卡蒂手册》关于R&D研究中就提到R&D指标可以从投入、产出以及影响因素3个方面进行划分[28]。其中，投入指标一般包括参与科研活动的相关资源，如人力资源以及财务资源;产出指标通常是科研活动结束后产生的相应科技成果，如专利、论文著作等;但是，由于其他投入和产出甚微，因此，关于科技投入的结构，大多学者仅局限于科技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力资本投入。政府投入主要包括科技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科研经费)。首先是科技人力资源的投入，见表1。科技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源的组成部分，专指一国或地区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人的总称，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创新绩效的高低在极大程度上与人力资本的投入相关[29]。Le Thi Van Trinh等学者以人力资本价值为出发点，指出人力资本存量缺少定量测量的方法，且易受环境影响，需要长期投入，而且可能由于人力资本浪费使得最终产生无效投入[30]。现有研究者虽然对科研产出效率的评价指标选取各有不同，但总体框架基本相似，主要围绕科研投入、产出2个部分进行选取，文中主要研究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科研产出的影响，所以科研资金投入只选择了政府投入资金，人力资源投入选择R&D人员折合全时人员数。产出维度涉及科研成果，包括在国外及全国性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以及技术转让数和成果授奖数。多种渠道收集相关数据信息，主要信息来源于《2008—2018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知网等专业数据库。由于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具有一定时滞性[31]，因此文中选取2年作为滞后期，假设高校科研的创造期为1年，数据处理时将投入指标比产出指标提前一年进行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超效率DEA结果分析
根据2008—2018年的数据分析得出31个省级行政区域科研经费投入产出效率情況见表2，河南、海南、河北、宁夏、贵州、重庆、陕西和江苏8个省市地区的效率值大于1，而效率最低的3个省份分别是吉林、黑龙江和天津。具体根据地区划分，东部地区各省份呈现科研投入产出状况如下：东部地区的11个省份中，海南、河北、江苏3个地区效率的均值在1以上达到DEA有效，其中海南>河北>江苏>福建>浙江>广东>辽宁>北京>山东>上海>天津，海南的效率均值最高达到1.444 8。中部地区的8个省份呈现科研投入产出状况为，河南、湖南2个地区效率均值达到1以上实现DEA有效，其中河南>湖南>安徽>湖北>江西>山西>吉林>黑龙江，河南的效率均值最高为1.738 6，也是全国31个省市地区效率均值最高的省份。西部地区各省份呈现科研投入产出状况为：在西部12个省份中，重庆、宁夏、贵州3个省份的效率均值大于1，达到DEA有效，其中重庆>宁夏>贵州>陕西>内蒙古>四川>新疆>云南>甘肃>广西>青海>西藏，重庆的效率均值达到最高为1.159。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出2018年31个省份的年均投入松弛改进值和年均产出松弛改进值，见表3。在保持实际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各省政府资金投入冗余的平均值为373 882.38万元，超出平均值的地区包括北京、湖北、江苏和陕西，说明这些地区对政府投入资金使用效率较低，这些地区为增加科研产出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陕西省的科研成果产出效果却并不显著。各省R&D全时人员投入冗余的平均值为528.11人，超出平均值的地区包括广西、河北、吉林、辽宁、山西、新疆和重庆，说明这些地区劳动力使用效率较低。而黑龙江、上海、天津、浙江和重庆政府资金投入没有出现冗余，同时发表学术论文的产出量非常高。东部地区的福建、广东、上海、天津、山东和上海5个省份的科研经费和科研人员投入没有出现冗余，对应其科研成果产出也整体不足，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科研人员投入均没有出现冗余;西部地区只有陕西和青海的科研经费投入出现冗余，其余9个省份的科研经费投入都不存在冗余，但西部地区的科研产出的数量在全国范围内较低，陕西省的政府科研经费投入冗余在全国排第一位，高达2 670 728.38万元，但其科研产出成果显著不足;中部地区安徽、黑龙江、江西和湖南4个省份的科研经费投入和R&D全时人员投入均没有出现冗余，中部地区的各省份高校的科研产出值在全国总体偏上。
由表4，2008—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科研产出效率值可知，东部地区2008年和2018年DEA弱有效，其他年份结果均为有效，西部地区在2013年、2015年、2016年、2017和2018年达到科研产出效率DEA强有效，2009和2010年为DEA弱有效，中部地区2008、2009、2010和2016年达到DEA强有效，其余年份均为DEA有效。东部地区高校科研产出效率在2011年达到峰值，到2014年基本保持平稳的趋势，在2014年之后就逐渐下滑。西部地区高校科研产出效率在2008—2013年间呈现“U型”，在2013年后就基本保持平稳的趋势。中部地区高校科研产出效率在2008—2018年间波动的幅度不大，效率值始终在1附近上下波动。
根据上述DEA测算结果，利用图1将各省份政府科技投入和高校科研产出效率值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江苏、河南和陕西3个省份政府投入和高校产出之间呈正向关系，北京、上海、湖北、浙江4个省份政府对高校科研投入力度很大，但是相比科研产出的效率不高，而内蒙古、广西、安徽、四川、福建、云南、江西、甘肃、宁夏、新疆这10个省份政府对高校的科研投入力度较低，但是高校科研产出的效率值较高。这一产出结果表明，随着高校对科研重视程度的加大，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东部、中部、西部高校科研产出效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高校科研产出效率在2016年之后显著提高，尽管东部地区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在2009—2013年整体高于西部地区，且整体的效率值波动相对较小，但是在2013年后西部地区的效率值呈现明显的上升，西部地区高校的科研产出值总体在全国高校科研产出平均效率值之上。中部地区各高校的科研产出效率的整体波动幅度不大，效率值变化趋势同全国高校科研产出平均效率值基本保持一致。为了更准确的衡量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程度，文中从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2个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3.2 泰尔指数分析通过使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分析东中西部地区高校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差异，实证结果见表5，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泰尔指数均值分别是0.094 6和0.118 2，在区域内差异占比分别为44.4%和55.6%，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差异较小的是效率最高的东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高校不仅科研投入产出效率高，而且各省份之间投入产出效率差异不大，内部差异较西部地区较小。从东西部地区的总体差异来看，2008—2017年期间，总体差异平均值为0.314 6，2011年为最大值0.496 5，2014为最小值0.147 8，相差0.348 7。分析得知，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相对较大，变化走势方面，东部地区的效率差异与总体差异趋势大致相同，东部地区差异最大的为2011年，差异值为0.182 4。东西部投入产出效率在区域间的差异较小，从区域内的差异来看，西部地区区域内投入产出效率差异平均值大于东部地区。综合来看，东西部地区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总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在2014年出现断崖式下滑，在2010—2014年间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
3.3 基尼系数结果分析
基尼系数越大表明资源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分配不均的警戒线。由表6可知，从2008—2018年，全国高校科研投入产出基尼系数值大于或接近0.4，因此高校科研投入产出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同时發现科研经费、课题数、专著数、技术转让数、成果授奖数这5个科研产出指标的基尼系数从2011年开始有了明显的降低，科研经费、课题数、技术转让、专著数和成果授奖的基尼系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之后就逐渐下降。科研人员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达到峰值0.58，各项指标的基尼系数在2017年开始逐渐上升，高校科研投入产出的基尼系数值普遍大于0.4，说明科研投入分配较为不均衡。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东部地区有54.55%的省份达到DEA有效，西部地区66.67%达到DEA有效，并发现造成DEA无效的原因是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东部地区的江苏省科研经费投入冗余居全国首位。第二，根据时间序列下的东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对比发现，东西部地区在DEA有效方面存在差异，东部地区DEA有效的年份占总年份的90%，西部地区DEA有效的年份只占总年份的70%。第三，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东部、中部、西部高校科研产出效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相比中西部地区较高。因此，根据投入产出效率结果，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东西部地区政府投入和高校科研产出的“马太效应”分析发现：一是东部与西部地区的投入产出效率的区域间差异较小，其中西部地区区域内投入产出效率差异平均值大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相对较大，东部地区的效率差异与总体差异走势较为相似。二是科研经费、技术转让、专著数和成果授奖的基尼系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科研经费分配严重不均衡，在2014年之后多项投入产出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到2017年又出现上升，说明科研投入的分配较为不均衡，从2008—2018年，东西部地区的政府投入和高校产出的基尼系数值大于或接近0.4，说明东西部地区科技资源投入存在的“马太效应”较为明显。
4 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科研产出形成“马太效应”的原因
4.1 高校科研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由于各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同，科技资源的配置分布极不均衡，缺乏合理有效的整合。从政府层面上讲，政府对东西部地区科研资源的投入不均。据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数据知，政府对高校的研发经费投入占高校研发经费投入的60.3%，高校科研人员的投入也存在较大差距，基尼系数为0.55，处于投入分配不均衡状态。2016年中国科技统计数据知，政府对东部地区高校研发经费的投入占政府对全国高校研发经费投入的63.4%，西部地区高校研发经费投入仅占政府对全国高校研发经费投入的14.2%，政府对东西部地区高校的科研支持差距较大，进一步促进了东部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进步，使得东西部地区科研水平逐步拉开差距。从高校层面上讲，东西部地区高校对科研资源的分配能力大小不一。一方面，西部地区高校的科研能力较弱，对科研资源的分配科学性不强，导致科研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使得大量科研资源冗余堆积。而且由于西部地区省域间地理距离较大，科研资源较为分散，很难形成科研聚集中心，难以发挥协同合作优势;另一方面，东部地区“985”工程、“211”工程的重点高校较多，师资力量较为雄厚，科技知识水平发展迅速，使得科研资源大批涌进，并且东部地区高校制度体系较为完善，科研资源的分配更为合理，实现了其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因此，科研成果随着投入和利用强度的增大不断增加。
4.2 部分地区人才思想意识淡薄目前，东部地区的人才引进力度空前，再加上区域经济和环境的优势，人才聚集效应明显大于扩散效应，形成了一定的“虹吸效应”，使得东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分布不平衡。一方面是因为地区教育水平发展的限制，高质量的师资力量不愿意去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的高校择业，原因一是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高校科研环境较差，没有完整的科研基础设施配备，教育水平较落后地区对科研工作的关注度不够，导致科研人员无法高效开展科研工作;二是欠发达地区的高校不能为这些高质量人才提供相应的资助和补贴，缺乏合理的科研激励机制，导致科研人员缺乏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对知识的重视程度欠缺，科研氛围不够浓厚，限制了对科研工作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即使政府给予其一定的投入支持，所达到的产出往往不能与高水平教育地区的产出相提并论。因此，高质量的人才资源流向教育水平高的地区，而教育水平低的地区则呈现出“只出不进”的人才现状，造成科研工作的效率不佳。
4.3 部分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低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与高校科研合作联系紧密，再者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府在支持其他产业的基础上，也把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教育和科研，使得高校有能力和财力去鼓励支持自己的教师投身于科研事业，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东部地区高校可以保证科研人員拥有舒适的科研环境和良好的科研氛围，促使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科研中，同时东部地区高校对科研贡献较大的工作者给予相当丰厚的奖励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科研人员的高质量产出奠定了基础。通过“优势累加”吸引了更多的投入经费。西部地区则是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用于基础建设，致力于改善民生，提高该地区的GDP，用于教育和科研的投入相比于东部地区严重不足。其次，高校科研经费监管不到位。我国东西部地区缺乏完善的科研经费监督体系，科研经费监督主体较多，监督系统混乱，并没有形成一个互相协调、合理的有机整体。因此，导致各监督主体间由于缺乏沟通协调而出现“监督盲区”，被监督主体存在侥幸心理，出现科研经费的浪费和虚假报销，最终导致科研经费的实际使用出现偏差，影响了科研投入产出效率。
4.4 东西部地区的科研政策导向差异化西部地区关于高校科研方面普遍存在政策贯彻不到底、政策覆盖面较窄等问题。东西部地区高校科研政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科研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同。东部地区对高校科研管理较为重视，如上海市在对学校科研的规范性文件中共提到12类科研政策分类，包括重点学科建设、E-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教育科学研究、科研道德规范、曙光计划、产学研合作、晨光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决策咨询研究、其他。每一个分类都有具体的规范性文件支持，再比如广东省对深化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而西部地区对科研重视度不强，只有少数省份的科研政策能与东部地区相比，据不完全资料分析，青海、宁夏、西藏等西部地区还处于教育的基础阶段，对高校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较为欠缺。
5 结 语
5.1 平衡政府研发投入，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要进一步优化平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投入结构，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整体来看政府对高校的科研投入是不断提高的，但总体的投入量仍有待提高，科研经费投入还远不能满足科研需求。同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科研经费来源单一且有限，主要靠政府投资。因此，西部地区应主动拓宽科研投入的融资渠道，发挥政府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引导社会各界对研发的投入力度，鼓励经济基础雄厚的省市、企业、科学协会、个人等多元化的社会资本对基础研究进行资助，帮助高校科研工作健康开展。在强调增加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同时，还应注重科研产出效率的提高，高校应建立科研投入产出绩效考核机制和科学的经费管理与监督办法提升资源利用率，对科研投入和产出情况进行量化，提高科研经费的核算力度，对财政科技投入项目以及多渠道科技投入、多样化科研成果以及科研产出带来的经济收益进行考评，加强对科研经费全过程的监管，提高经费使用过程的灵活性，为科研投入提供决策依据，切实促进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提高。
5.2 完善竞争性支持相协调的科研管理政策我国目前的科研政策不完善，各协调部门之间管理较为混乱，因此，政府应该针对科研经费的具体实施和管理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强国家层面对科研经费的宏观统筹与组织协调，保证科技资源投入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保证经费管理机制的执行效率和科研人员的合理调配，避免科技资源过度集中或者重复浪费等现象。其次对已有的政策制度进行精简，保障科研政策“少而精”。同时，还应该随时关注科技政策的最新动态，使得西部地区在维持自身原有经验的基础上融合和借鉴东部地区的成功经验，制定出实用性强、针对性较为明显的科技政策法规和制度。还要面向国家战略，进一步强化研发统筹部署和协同创新，全面提升国家科技产出影响力。
5.3 加快建立跨区域科研合作联盟我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层次存在较大差异，东中西部地区无论是财政科研投入，还是高校科研能力和科研产出，都存在“东强西弱”的现象，政府每年对东部地区科研投入远大于西部地区，优秀科研人才也出现“孔雀东南飞”现象，拉大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因此，国家首先要重视地区不平衡，明确各个地区的职能定位，制定出具有导向性、针对性的科研目标。其次，要实现跨区域合作。科研能力较强的高校与科研实力薄弱高校合作，通过科技进步的技术外溢性提升西部地区的科研能力，最终形成东西部地区共同向好发展的趋势。政府还可以主导设立专门的联合科研项目，鼓励地方与高校间合作建立联合科研平台，如科学技术转移中心、国家实验室等机构，为创新研究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基础设施。还可以加强创新网络结构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联盟的影响[32]，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联合不同区域建设科研资源共享平台，创建公平、透明、高效的科研学术信息平台，促进科技信息的交流传递，发挥科研共享平台在技术创新引领方面的重要作用。
5.4 加强政企和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联盟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下，搭建政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是有效促进高校科研能力与产业相结合的长效机制。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存在明显的脱节，各方的科技资源配置存在差异，政府自身没有研发团队，难以直接面对市场，而高校偏向于知识储备和技术创新，缺乏市场的运营能力，政府和高校对市场需求缺乏准确判断，没有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协作关系。此时就需要发挥企业连接科学成果和经济产出桥梁的作用，加强对非政府投入科研经费的引导，聚焦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创新，为高校研发创新活动助力、提速。在此过程中还要发挥政府的指挥协调作用，根据不同地区特色和区域特征，对科研资源进行协调和划拨，鼓励多种方式合作创新，营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满足协同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让科技创新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在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换、科研成果有效转移的基础上，提升高校科研产出效率和成果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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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强)
收稿日期：2021-0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科研经费”包干制“的创新激励效应与推进机制研究”(20BGL235);陕西省教育厅哲社基地重点项目“关中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推进路径研究”(20JZ071)
作者简介：赵立雨(1976—)，男，江苏宿迁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科技管理的研究工作。
行业效应的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2013-2014年湖南省大消费行业
授信政策指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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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近几年来，湖南省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政策要求，加大力度培育消费热点，积极推动消费需求转型升级，城乡消费市场繁荣稳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平稳较快发展。2002-2012年，湖南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712.33亿元增加到7854.9元，年均增长16.0%。按照“十二五”发展规划，湖南省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将保持在16%以上水平，到2015年达到12000亿元。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湖南省消费结构升级加快，电子商务和电话、电视、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涌现，旅游休闲、餐饮、医疗保健等逐步成为消费热点。分析认为，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在我国及湖南省经济中所占比重偏低，而未来五年，在经济增长和政策支持的背景下，行业将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
目录：
内容概要
一、大消费行业发展回顾及趋势展望
二、大消费行业整体授信原则
三、大消费行业平均财务数据概览
第一章 大消费行业基本概述
一、行业的定义及分类
二、行业发展特征分析
(一)网络零售继续高速增长，实体零售加速调整
(二)外资零售在调整中稳步发展
(三)超市、大型超市竞争加剧
三、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四、行业经济地位分析
第二章 2013-2014年湖南省大消费行业经营环境分析
一、经济周期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二、宏观政策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三、产业政策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国家层面与消费相关的政策
(二)湖南地区与消费相关的政策
四、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章 2013-2014年湖南省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一、湖南省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一)消费零售总额稳步增长
(二)城镇市场拉动作用明显
(三)限额以上企业情况分析
二、湖南省消费品价格运行情况分析
三、湖南省消费品市场供需情况分析
四、湖南省限额以上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限额以上企业总体规模分析
(二)限额以上企业经营水平分析
(三)限额以上企业财务能力分析
五、湖南省消费品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章 2013-2014年湖南省大消费行业细分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一、行业主要细分市场结构分析
二、行业重点细分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一)农产品消费领域
(二)食品消费领域
(三)零售消费领域
(四)旅游消费领域
(五)医药消费领域
第五章 2013-2014年湖南省大消费行业区域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一、湖南省各区域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一)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比
(二)商品交易市场对比
二、湖南省各区域大消费行业重点细分对比
三、湖南省各区域大消费行业增长潜力分析
四、湖南重点区域大消费行业发展方向分析
第六章 2013-2014年湖南省大消费行业市场竞争结构分析
一、湖南省大消费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一)市场总体结构分析
(二)经营主体角色定位
(三)节点结算模式分析
二、湖南省大消费行业企业结构分析
(一)不同所有制企业
(二)不同业态类企业
三、湖南省大消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
(一)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二)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三)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章 2013-2014年湖南省大消费行业授信政策指引
一、行业总体授信原则
二、行业目标区域市场指引
三、行业细分行业授信指引
四、行业目标企业授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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