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1篇
中国戏曲脚色和中国戏剧形态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在作为“他者”的西方戏剧进入国人的
视野之前，基本不为人们所关注。但当20世纪初的人们逐渐认识了西方戏剧之后，与此有关的 问题才逐渐呈现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王国维为《宋元戏曲史》的完成所做的最后一项专题 研究就是《古剧脚色考》。遗憾的是，王国维这篇大作表明他对中国戏曲脚色的理解存在极大 的疏漏，可以说中国戏曲脚色的研究，从《古剧脚色考》发表的1911年起就被引入了相当偏颇 的路径，迄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王国维的所谓“古剧”主要是指宋杂剧、金院本，所以古剧“脚色”主要是宋金杂剧院本中
的“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和“装孤”等名目。由于王国维没有细致考察作为“履历”含
义的“脚色”成为戏曲术语的过程，也就忽略了宋金时期的文献对以上五个名目的称呼是“杂 剧色”的事实。这就把戏曲脚色客观存在的不同阶段看成了混沌的一团，导致戏曲脚色研究的 局面难以打开，还造成对戏曲形成过程尤其是古代戏剧形态发展规律缺乏清晰体认的后果。 先入为主地把后来才形成的“脚色”之名用于早期的“杂剧色”，实际掩盖了中国古代戏剧 形态演化的重要环节。如果能够避免这些学理性的错误，我们将可以认识到，中国古代戏剧的 形态发展实际上存在三个阶段，对应戏曲“脚色”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历史悠久的演艺活动中
元鹏飞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中国戏剧成熟的突出标志是戏曲脚色的形成，戏剧形态的发展和戏曲脚色的演化密不可分。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明
显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金杂剧院本之“杂剧色”变伎艺性的歌舞、说唱形态为搬演故事、装扮人物的形态，从中 演化出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第二阶段是随着戏剧形态的丰富与发展，脚色也在搬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 出现老旦、小生、副末或小丑一类名目的分化;第三个阶段则是随着古典戏曲演出形式中折子戏的出现，片段式的重 视伎艺的表演造成戏曲脚色的行当化，这一现象表明戏剧形态向更高层次的跃升。戏曲脚色演化的每一阶段对应着 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不同形态，探讨脚色的演化，对戏剧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为2008年国家社科 基金一般项目“古典戏曲 脚色新考”(批准号：08BZ W023)阶段性成果
72 产生的“杂剧色”在扮演人物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脚色的含义，这是脚色发展的第一个阶 段———演进阶段;由“杂剧色”充当的“脚色”，随着戏剧故事内容的丰富和形态的发展，分蘖出
自身的“老”、“小”、“副”等名目，构成了脚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分化阶段;当戏曲演出从
全本戏走向以折子戏为主时，折子戏片段式重视伎艺的表演造成戏曲脚色向杂剧色伎艺特性 的回归，戏剧演出从以生、旦故事为中心走向各行脚色都可以凭其“唱念做打”的伎艺而独立 发展起来的阶段，也就是脚色发展的最后阶段———戏曲脚色的行当化。其中，从“杂剧色”到 “脚色”的演化对应戏剧形态走向成熟的历程，脚色的分化对应着戏曲叙事文学蓬勃发展的阶 段，而戏曲脚色的行当化则对应着古典戏曲花部化及各地方剧种遍地开花的现象。
一
毫无疑问，中国戏曲脚色虽然只是几个简单的名称———生、旦、净、末、丑，它们却可能蕴 含着揭开中国戏剧发展规律的密码，因此对其发展演化情况的探索将可以揭示中国古代戏剧
形态发展的规律。解玉峰在谈到戏曲“脚色制”在近代京戏中走向“角儿制”的曲折发展历程时 曾指出：
中国戏剧的形成乃是以生、旦、净、末、丑的出现为标志的，中国戏剧发生演变的历史 也主要是脚色制渐趋规范和稳定的历史，但事物的发生、发展，常常是各种外力共同参与 的结果，并不完全是事物自身的规定性所能约定的，外因常常会影响、乃至改变事物的发 展方向，所以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才会有突变、有夭折。京戏在近代走向名角龙套制的畸 形道路以及当代许多新编戏因话剧观念的影响有意淡化脚色制，皆不宜视为中国戏剧自 身演进的必然结果。假如脚色制为中国民族戏剧之根本，离开了脚色制，我们又该到何处 去找寻中国戏剧呢?①
李昌集则不仅重视脚色制与戏剧形态的联系，更指出了脚色制对戏剧文学的艺术构成所具有 的极为重要的影响：
脚色制是中国戏剧特有的形式表征，脚色制的演变某种意义上即反映了古代戏剧表
演形态的演变，对中国戏剧的表演艺术乃至文学艺术的构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 与戏剧文学的结构密切相关。不理解中国戏剧脚色体制与戏剧文学的内在联系，就不能 深入把握古代戏剧文学的艺术构成，这是古代戏剧学留给当代曲学的一个值得深入研究 的命题，而当代曲学界对此似乎还未予以充分的重视。②
虽然中国戏曲脚色演化的研究具有如此重大的价值，但正如李昌集指出的“当代曲学界对此 似乎还未予以充分的重视”，而我们在仔细考察的过程中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对此问题一直罕 有学者论及。作为现代学术中对中国戏曲脚色展开研究的滥觞，王国维《古剧脚色考》对戏曲 脚色演进情况的认识是：
隋唐以前，虽有戏剧之萌芽，尚无所谓脚色也。参军所搬演，系石躭或周延故事。唐中
叶以后，乃有参军、苍鹘，一为假官，一为假仆，但表其人社会上之地位而已。宋之脚色，亦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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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搬之人之地位、职业者为多。自是以后，其变化约分三级：一表其人在剧中之地位，二 表其品性之善恶，三表其气质之刚柔也。宋之脚色，以副净为主，副末次之。然宋剧之以 旦、以孤名者，不一而足，知他色亦有当场者矣。元杂剧中，则当场唱者惟正末、正旦„„ 故元剧脚色，全以唱不唱定之。南曲既出，诸色始俱唱。然一剧之主人翁，犹必为生旦，此 皆表一人在剧中之地位。虽在今日，犹沿用之者也。至以脚色分别善恶，事亦颇古„„元 明以后，戏剧之主人翁，率以末旦或生旦为之，而主人之中多美鲜恶，下流之归，悉在净
丑。由是脚色之分，亦大有表示善恶之意。国朝以后，如孔尚任之《桃花扇》，于描写人物， 尤所措意。其定脚色也，不以品性之善恶，而以气质之阴阳刚柔„„自元迄今，脚色之命 意，不外此三者，而渐有自地位而品性，自品性而气质之势，此其进步变化之大略也。③
据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对宋元戏曲脚色变化情况的关注点在于戏曲脚色装扮类型之变化，认 为脚色命名依据是由地位而品性，由品性而气质，这一观察未必符合实际，至于其对戏曲脚色 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则更是付之阙如。
目前所知惟一一篇对戏曲脚色演化情况的较符合实际描述的文章是黄克保的《论“行
当”》，该文在“行当”范畴中分析戏曲脚色的演进分化及构成，虽对有关脚色来源及命名含义 的问题有所回避，但未出现如王国维为代表的研究者一样的把“杂剧色”看作是戏曲“脚色”的 讹误。该文如此定义“行当体制”：“既是形象创造的结果，又是形象再创造的手段这一双重品 格的体现。它是戏曲表演的程式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反映，也是歌舞表演性格化的产物，其 中体现着个别与一般的规律。”并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所具有的两个阶段及 每个阶段的特点：
生旦净丑的行当体制，初创于宋元之际，成熟于清初以后，而其起源，却可以追溯到
唐，前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期间，行当的名目迭经变易，其内涵和表现形态也经历 了错综复杂的分化和融合的演变，其中带关键性的演变有两次：第一次，是生旦净丑行当 体制的初步建立，这以宋元南戏和北杂剧的形成为其起点;第二次演变是随着昆山腔的 崛起和兴盛以及弋阳诸腔的繁衍，生旦净丑全面发展，形成了按人物形象类型分行的比 较科学、严密的体制。清中叶以来各种地方戏曲的各行脚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完 备和丰富起来的。④
该文最后一节对“行当的特性和作用”做了理论上的探讨，提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观点。此外， 田志平《众生相的归类与表现———戏曲行当纵横谈》一文也谈到戏曲脚色体制及其发展演化 的特点，认为“戏曲行当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伎艺操弄，到对人物进行模仿与表现的历程”⑤， 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这两篇文章仅是对相关现象笼统的描述，主要贡献在于说明了事实
“是什么”，还没能够解释“为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样不曾意识到“杂剧色”的存在，所以
对戏曲脚色演化情况的描述不仅笼统，而且不够准确。 二
如果说宏观描述需要以微观认识的精确为基础，那么微观认识的精确也有赖于宏观描述
在方向上的正确：如果我们对事实“是什么”的描述都不准确，回答“为什么”又该从何谈起呢?
74 所以，我们首先要纠正自王国维《古剧脚色考》以来形成的错误的脚色观念。
我们知道，“脚色”最早系个人简历之意，在唐宋时期的文献中颇为常见。而王国维《古剧 脚色考》将此概念用作戏曲演员的总称，显然是此概念在后世演变的结果，并不代表古剧即宋 金杂剧院本中的演员也可以这样称呼。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出，宋代涉及“末泥”、“引戏”的 《梦粱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对这些名目的称呼都是“杂剧色”而非“脚色”。“脚
色”之所以能够被用作戏曲演员的总称，是戏剧艺术在由“杂剧色”伎艺性的演出段子走向以 扮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段子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因此，宋金杂剧院本中的“末泥”、 “引戏”、“副末”、“副净”、“装孤”等，其实并非“脚色”，而是“杂剧色”。两者的区别在于：“杂剧
色”的戏剧扮演本质上是伎艺性的，不以故事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主要目的;“脚色”则是“杂剧 色”根据其演出特点尤其是根据戏剧故事需要划分的人物形象类别⑥。
“杂剧色”的出现，标志着戏剧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伎艺类别化是“杂剧色”出现的内 在根据;之后，随着戏剧情节的复杂化和搬演规模的扩大，扮演人物的活动日益强化，这一切 极大地促进了“杂剧色”向戏剧“脚色”的演变，由此戏剧形态正式进入个人表演才能展示与提 高的阶段。为了适应“杂剧色”所扮的人物类型，结合演出职责的不同，“生”、“旦”、“净”、“末”、
“丑”等名目被一一命名出来。结合剧本内证，可以看到“杂剧色”和戏曲“脚色”之间明显的对 应关系。如南戏《张协状元》开场之末召唤“末泥色饶个踏场”，舞台提示语却不是“末泥”而是 “生上白”，表明“生”脚系由“末泥色”发展而来;而元刊《琵琶记》中有丑扮里正，该丑唱【普贤
歌】之后表白：“小人也不是里正，休打错了平民。猜我是谁?我是搬戏的副净。”表明戏曲“丑” 脚源出于杂剧色“副净”⑦。结合文物、文献与文本内证，相关研究指出戏曲脚色“末”实际由杂 剧色“引戏”演化而来，而戏曲脚色“净”则由杂剧色“副末”演化而来⑧。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将 “杂剧色”和戏曲“脚色”之间的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杂剧色末泥引戏副末副净或添一人
(戏曲)脚色生(女为旦) 末(女为旦) 净丑外、贴
表中上栏之“杂剧色”，在反映当时演艺活动的文献资料《梦粱录》等书中所记为：“杂剧中„„ 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⑨所谓的“主张”即 以歌唱为主，“分付”乃以舞蹈动作为特点，至于“发乔”、“打诨”则是科白逗谑类的表演，总之，
这些名目的出现表明了戏剧由混沌的群体表演走向类型化伎艺表演的特点。而下栏的“脚色” 生、旦，乃戏剧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末、净、丑则既代表了次要人物类型的分工，也有具体演出 时不同表演形态的特点。上下栏的对应关系则揭示了“脚色”由“杂剧色”发展而来的历史事 实。由这个列表可以看出，从伎艺性演出的“杂剧色”到装扮人物进行故事性演出的戏曲“脚 色”，构成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生、旦、净、末、丑的分化。随着戏剧表现社会历史生活面的 逐渐扩展，原有的人物类型需要适应逐渐增加的故事人物以及逐步发展演化的戏剧形态，脚 色类型的增多实属必然，但这一增多并不是原有脚色序列的扩展，而是在旧有脚色体系基础 上的分蘖，即脚色的分化。
关于脚色的分化，台湾地区的许子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首先把宋元南戏到明传奇
的剧本分为五个时期：以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浣纱记》的出现为界，此前的时段分两个时 期，一为宋元至明初时期，一为自成化(1465—1487)开始到嘉靖前期;嘉靖二十二年以后分为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75 文艺研究2011 年第11 期 三个时期，自《浣纱记》出现到“临川”、“吴江”两派兴起前即万历中叶为一时期，自汤沈之后至
天启、崇祯间为一时期，自崇祯迄清初为最后一时期⑩。虽然他所研究的作品基本没有涉及清 代传奇，但由于明末清初是戏曲脚色分化、形态发展的重要时段，仅以明末的剧本情况也可以 初步得到清代脚色变化的大致脉络。具体到对于南戏与明传奇脚色分化的情况，通过对九十 一种剧本的梳理统计，许子汉的结论是：
第一期为发展的初期，生旦末净丑五行，生行加外、旦行加贴，加此二目为七脚。其
中，旦二行的分化已然开端，有“小外”、“夫”等的运用，但未定形确立。第二期则小生确 立，老旦与小旦出现，杂行也于此期出现。
第三期则老旦与小旦确立，生、旦二行分化完成，其他各行分化也都开始，副末(小
末)、副净(小净)、小丑等皆相继出现，杂行的运用也超过半数。第四期承继第三期的发 展，老旦、小旦、副净、杂等脚色的使用比例继续增加，老旦与小旦并取代了贴，成为旦行 较重要的配脚。
第五期则确立了副净与杂的地位，贴也成为小旦的互代脚色，并为旦行中的第四脚。
明传奇的必备脚色也发展完成，生行为生、小生、外，旦行为旦、小旦、老旦、(贴)，末、净行 有净、副净、丑、杂。輥輯訛
综合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南戏传奇的主要脚色为生、旦、净、末、丑，直到《浣纱记》兴起即嘉靖 中期才出现副净、副末，这表明副净、副末两脚系由前两期之净、末分化而来，而此时的副末、 副净和宋代五名杂剧色中的副净、副末迥然不同，这一事实无须多辨。同时，戏曲脚色在杂剧 色演进阶段定型为七脚后，进入第二个阶段逐渐开始分化的事实也得到了印证。
三
如果说古典戏曲脚色演化的以上两个阶段未曾被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那么，脚色发展
的第三个阶段———行当化也还有进一步审辨的空间。因为，一则是学界自开始脚色研究时就 如同把“杂剧色”看作“脚色”一样地混用“脚色”与“行当”輥輰訛，二则是学界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
清代中后期出现的“角儿制”现象上，忽略了此所谓“角儿制”现象恰是戏曲脚色行当化的结 果。所以，我们需要首先厘清“行当”成为戏曲脚色同义词的根源。
“行当”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中叶，是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意指某人的职业或所属行业。这 一含义似乎与戏曲演员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唐代参军戏中的参军、苍鹘
其实并非人名，而是代表了一种职业、身份，并且在金元杂剧中除了具备“脚色”意义的末、净、 旦等，还有大量名为卜儿、孛老、邦老、驾或细酸一类同样表明身份、职业的名称，就可以知道 戏剧演出中将具有身份、职业含义的词语用做演员分类，是渊源有自的。然而，出现于南戏传 奇和后世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等名称并不含身份职业的意义。将此具有身份、职业意义 的“行当”概念用到戏曲演员中作为统称，并与“脚色”概念相混用，是清中叶以后的事。问题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我们对此前两个阶段，即“杂剧色”成为戏曲脚色和“脚色”随故事人物增多及戏剧形 态演化而发生分化的考察可以看出，戏曲脚色的发展与戏剧形态的演化是密切相关的。因此 可以确定，将“行当”用作戏曲演员的统称蕴含着戏剧形态发展的一次重大变化。这需要我们
76 从戏曲脚色的分化及其规律说起。
虽然以元杂剧为代表的北剧体系另有混杂的脚色，但随着明代中后期杂剧的南戏化，杂剧
的脚色也逐渐呈现出整饬规范的特点輥輱訛，因此古代戏曲脚色是以南戏传奇的脚色制为基础演化 发展的。需要注意的是，分化阶段的脚色，无论小生、老旦、副净，都主要是依所扮人物年龄或演 出人物时戏份重轻做区分，也由此构成主要脚色和次要脚色的不同。这是在演出全本戏时所 做的区分，目的是突出情节主线和塑造主要人物。而折子戏的出现，为打破这种局面提供了可 能。
折子戏最初出现时还是基本按照全本戏派演脚色的，但随着具体实践中某些演员创造性 伎艺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经典段子中，最初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演出发展为以演员伎艺的 展示为中心，也就是说，折子戏的演出方式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演员创造力的作用：在全本戏 中，受剧情全局束缚不能得到全面发展的次要演员有可能通过精湛的伎艺展示成为所演某段 情节中的主角，这在客观上突出了演员伎艺的重要性。
折子戏之外，进一步突出演员伎艺的重要时期是清中叶以来花部的兴起。花部的兴起标 志着中国戏剧从以剧作家为中心过渡到以演员为中心的阶段。此时，全本戏的创作与演出渐 趋衰微，片段式的故事演出尤其是以唱、念、做、打等伎艺表现为重点的演出形态得到空前的 发展，每一分化的脚色都可以不再把故事性的演出作为重点，更不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 而以其擅长的伎艺类型作为演出时的“卖点”。所以，其名称就由人物类型意义的“脚色”变为 所擅伎艺的“行当”，所谓架子花脸、铜锤花脸、武生、须生、闺门旦或刀马旦以及方巾丑等，都 以具有身份、职业含义的词语限定其伎艺的特色种类，由此赋予其伎艺的特色种类以“行当” 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行当”超越“脚色”所赋予的人物形象的意义，既突出了戏曲脚色分蘖的 细化，也标志着戏剧形态走向伎艺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行当”也就在此时与“脚色”一起 成为指代戏曲演员的术语。
从本质上看，“行当”是“脚色”细分的结果。但重要的是，这种细分的“行当”标志着中国古 代戏剧形态中出现了戏曲脚色对伎艺表现的重视与回归，因此是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最 后阶段和戏剧形态演化的新阶段。我们看到，在清中后期，那些擅长伎艺性演出的演员，可能 原来并非全本戏中故事的主角，但只要在片段式折子戏演出中具备了唱、念、做、打任一方面 独擅的伎艺，就可以被看做是个“角儿”，从而开启了古代戏剧演出的“角儿制”时代。戏曲脚色 的演化也至此完成了其跃升，同时具体而微地体现出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的独特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当”作为戏曲脚色的统称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呼应。
卢冀野曾在《中国戏剧概论》自序中提出疑问：“元明清三代的杂剧传奇，这是以‘曲’为中 心的„„我说过一个笑话：中国戏剧史是一粒橄榄，两头是尖的。宋以前说的是戏，皮黄以下 说的也是戏，而中间饱满的一部分是‘曲的历程’。岂非奇迹?”輥輲訛联系我们对于“脚色”与“行当”
的辨析，这一疑问可以这样解答：“杂剧色”演化为“脚色”的事实表明了中国古代戏曲乃是从 侧重伎艺演出的泛戏剧形态中孕育生成的，这一演变的内在依据是从伎艺性演出转变为搬演
故事、塑造人物形象，此时“戏”的形态已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而剧本创作作为“曲的历程” 主要在戏剧内容方面推动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恰是这一“曲的历程”所包含的故事内容的丰 富、人物类型的增多促进了戏曲脚色的分化。此后，折子戏的出现尤其是花部戏曲勃兴局面的 形成，推动了古代戏剧形式方面即主要是舞台艺术尤其是演员伎艺手段的发展，而此时故事
性的“曲的历程”大致消歇，以伎艺手段为核心的“戏”的形态重新大放异彩，但已非原来的泛 戏剧形态而是精致化的“唱念做打”。杂剧色—脚色—脚色行当的演化恰好具体而微地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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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
依据上面的考察还可以看出，“行当”与“脚色”的根本区别在于：“脚色”成为戏曲演员的 代名词是“杂剧色”搬演故事、扮演人物形象的结果，“行当”则是在人物类型基础上演员侧重 伎艺化戏剧扮演的结果，具有向“脚色”起源时“杂剧色”回归的特点。所以，“行当”作为戏曲 “脚色”的同义词标志着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蕴含了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到 花部时代的伎艺化特征。
四
中国古典戏曲脚色所存在的演进、分化以及行当化三个阶段的客观事实，对戏曲脚色乃 至戏剧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首先，我们可以借此深化对戏剧与戏曲概念的理解。由于以往的研究直接把“杂剧色”作
为“脚色”，就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杂剧“杂”的伎艺性，尤其忽视了杂伎扮演和故事搬演之间的 客观距离，更有甚者，直接把参鹘戏弄的表演看作是戏曲，结果是混淆了戏剧与戏曲的概念。在 明晰了脚色演化的三个阶段之后就可以确定：杂剧色演进为戏曲脚色之前的扮演活动，即使有 人物装扮成分，也不属于戏曲，因为这些表演没有采用脚色制，即缺乏一个统摄诸多伎艺兼具 戏剧要素色彩的载体。黄竹三对这些演出现象的看法是：“种种类似戏剧但又不完全是戏剧的 表演，它们具有某些戏剧的因子———人物装扮和情节故事，具有某些戏曲的外观系列如歌唱、 舞蹈、说白、表演动作，但未融合为一，因此未能认为是真正的戏剧，在探讨戏剧发展历史时常 常提到它们，却无以名之，这类表演，我们不妨称之为‘泛戏剧形态’。”輥輳訛因此脚色制更准确的理
论定位，可以说是区分中国戏剧形态的标志。简单说来就是采用了脚色制的戏剧是戏曲，哪怕 只是伎艺手段的展示;不用脚色制的戏剧演出即使扮故事、演人物也不能称作戏曲。
其次，对比西方成熟的戏剧形态，中国古典戏曲“脚色”一词可以凭借其源出于“杂剧色” 的伎艺化要素实现对于“角色”概念的差异化定位，即中国古代戏曲演出中的脚色行当不同于 角色扮演。角色，是戏剧故事中的人物;脚色，却不仅仅是故事人物。一般情况下，戏剧演出时， 演员扮某角色就是扮故事中的那个人物，但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演员是通过脚色行当的分配来 扮演某角色即扮演相应人物的。因此我们看不到“角色”发生分化的可能，“脚色”却可以因应演 出内容的拓展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增多发生分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戏曲脚色行当不仅是人 物形象的类别，更是演员演出伎艺的内在规定。举例而言，在中国古典戏曲中，《秋江送别》或 《三岔口》一类的演出，吸引我们并带来审美感受的并非依赖于人物形象，而是其逼肖似真的 行当伎艺展示。因此，古典戏曲脚色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戏曲的本质，更便于我们从戏剧演 员的本位来认识东西方戏剧的异同。
最后，脚色的分化及其行当化揭示了戏曲脚色制与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的复杂关系。
卢冀野所揭示的中国戏剧“两头戏中间曲”的现象，其“曲的历程”阶段恰是古代戏曲由主要表 现儿女情长的生、旦戏到转向表现全面的社会生活内容的阶段，而最终因其表现内容的日渐 丰富促成了戏曲脚色的分化。这说明伎艺演出与故事搬演相结合的脚色制在此时已摆脱了杂 剧色伎艺色彩的制约，因应故事内容的发展可以自具生命力并得到分蘖。之后的折子戏造成 中国戏剧向“戏”的形态的回归，尤其是花部阶段戏曲演出的所有构成要素如音乐、文学、脸 谱、服饰等，最终还是要服务于脚色行当化这一根本要求，这一切恰体现出中国古代戏剧形态 演变的机制特点。
78 遗憾的是，总结出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规律及意义的今天，已经是《古剧脚色考》问世一 百年后了。为什么一百年来我们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原地踏步?根本原因在于自王国维以 来，研究者罕有从戏曲脚色与戏剧形态演进的规律入手进行研究，多数依然是根据名称的表 面联系搜集材料，罗列排比，推导结论，表明了研究理念的局限与保守。葛兆光评论思想史研 究中的类似做法时说：“那种过分相信后起的传灯、统纪、宗谱，并依据它们来寻找宗教的亲缘 血脉的做法，很多人都指出，这其实是在后设的资料中建构历史，对于起源偶像的执著追寻， 仿佛是历史学界的职业病，专注于寻找名义上相同的‘起源’的做法，实际上有可能南辕北辙， 因为有可能这只是名称上的偶然相同。”輥輴訛
“脚色”与“行当”属于戏曲史研究中的类似情况，二者虽然是原本存在的概念，但和戏剧 演出活动发生联系是以戏剧形态的转变为基础的。不经论证地直接运用这些概念，反映了研
究者缺乏辨析的轻率。一方面造成了“脚色”概念对包含着戏剧形态重要阶段的“杂剧色”的掩 盖;另一方面，对“行当”概念缺乏深入的细致辨析，忽略了“伎艺化”演出方式在中国戏剧形态 演进中的主要价值和意义輥輵訛，因此导致我们无法通过具体例证切近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戏剧形 态演化的规律。
① 解玉峰：《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 ② 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 ③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197页。 ④ 黄克保：《论“行当”》，载《艺术百家》1989年第3期。
⑤ 田志平：《众生相的归类与表现———戏曲行当纵横谈》，载《戏曲艺术》2006年第6期(上)、2007年第1期(下)。 ⑥ 参见拙作《“脚色”与“杂剧色”辨析》，载《戏剧艺术》2009年第4期。
⑦ 黄天骥：《论“丑”和“副净”———兼谈南戏形态发展的一条轨迹》，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
⑧ 有关论述参见《国学研究》第16卷之《明清传奇开场脚色考》，《国学研究》第20卷之《末脚新考》，《国学研究》 第21卷之《宋金杂剧“副末”兼“净”考》以及《中华戏曲》第41辑之《净脚新考》等文章。
⑨ 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页。另见宋人吴 自牧《梦梁录》卷二○之“伎乐”条。
⑩輥輯訛许子汉：《明传奇排场三要素发展历程之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9年版，第6—7页，第170页。
輥輰訛本文“角色”指戏剧故事人物，与“脚色”所指演员类别不同。如梅兰芳的演员类别只有一种脚色“旦”，但所扮 “角色”可有《贵妃醉酒》的杨玉环、《天女散花》的仙女以及《牡丹亭》的杜丽娘等。 輥輱訛参见拙作《明杂剧脚色考论》，载《东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輥輲訛卢冀野：《中国戏剧概论》，《中国文学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1—362页。 輥輳訛黄竹三：《论泛戏剧形态》，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
輥輴訛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注释五。
輥輵訛关于伎艺化扮演，拙作《戏曲与演剧图像及其他》(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编有专章考论，可以参看。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容明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2篇
【摘要】通过分析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的压力,揭示汇率问题的实质,阐述了国际汇率理论中的三元悖论。同时指出汇率超调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修正方法。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并提出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应对美国金融霸权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汇率滞后超调 动态模型 实证检验
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面临的问题
金融危机后,欧美又开始新一轮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其真实目的在于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以便美元贬值,同时迫使人民币升值,从而减轻美国面对的巨大财政赤字和不断借债的压力。美元贬值一方面可以缓解其金融体系内部逐步累积的大量债务,缓解美国财政赤字压力。同时,作为美国债券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将会显著缩水,中国国民财富将大量流逝,中国被迫为美国人买单。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可以推动美国出口。奥巴马执政以来一直试图通过美元贬值来促进出口,美元兑一篮子货币已经下跌11.9%。据测算,人民币兑美元每升值10个百分点,中国出口企业增长速度受其影响放慢3到4个百分点。
从中国的出口表现来看,尽管出口额连续多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但中国出口在海外市场上的份额却持续上升。国际上以此为借口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近来,欧美、俄罗斯、印度等国家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有加剧之势。继“轮胎特保案”之后,10月6日,欧盟部长理事会发布公告,对中国输欧的无缝钢管征收反倾销税。西方国家一方面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又重新要求人民币升值,以便一次性大幅削弱中国出口优势。
汇率问题的实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货币均为美元的衍生物。因为美元是由美国发行的,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出售的是实物财富,而得到的是结算货币(即美元)。自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只要国际贸易以美元结算,其实质就是由美国操控这些被交易的资源。美国政府只需加速印发美元,就能将大量美元注入其他货币区来迫使其他国家提高本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从而促进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出口。所以大量国际收支赤字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但是对美国却是有利的。美国可以放任其国际收支赤字无限扩大,并通过美国国债吸收其他各国央行的盈余美元为其预算赤字融资,从而奠定美元的霸权地位。
自从中国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改,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至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为第一阶段,期间人民币以爬行盯住美元的方式逐步升值21%。2008年7月至今为第二阶段,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回归到盯住美元的刚性水平。在2008年下半年,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着美元的逆市反弹而继续升值。然而,从2009年3月起,由于在应对美国金融危机过程中,美联储开动印钞机致使美元大幅贬值,美元指数持续走弱,累计下跌近14%至14个月低位;同期人民币兑美元保持稳定,导致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贬值。
国际汇率理论中的三元悖论
蒙代尔对20世纪50年代后的国际经济形势进行研究并提出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理论。蒙代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分析,由此得出著名的“蒙代尔三角”,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种政策目标,不能同时实现。保罗·克鲁格曼1999年根据这个原则画出一个三角形,被称为“永恒的三角形”,也被称为三元悖论。根据这一理论,要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在汇率贬值无效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实际上是政府以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来维护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如中国,就是实行的这种政策组合。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对外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监管能力较弱,无法对自由流动的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对于尚不发达且热钱流动无常极易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中国而言,应该继续让人民币盯住美元。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种政策使我国受益。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民币的目标价是否合理。
目前全球主要货币均在贬值,只是贬值的幅度不等。如何确定人民币均衡汇率?国外汇率理论对人民币汇率是否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能够成立的汇率理论(如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以及资产平衡理论等),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中国并不完全实用,不能简单地套用于人民币汇率决定理论。因为均衡市场利率和货币的完全可兑换这两个前提条件在中国不成立,所以利率平价在中国的解释能力不强,无法形成均衡汇率,汇率较难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也不符合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资本管制情况下,实行盯住汇率有其客观必然性。
可见,虽然均衡汇率理论是西方国际金融理论的传统范式,但因这些理论都有相对严格的假定条件,不能简单地将其套用于人民币的均衡汇率,需要进行实证分析加以修正。
汇率超调理论
汇率超调理论的核心。汇率超调又称为汇率决定的粘性价格货币分析法。所谓超调通常是指一个变量对给定扰动做出的短期反应超过其长期稳定均衡值,并因此跟随一个相反的调节。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起因在于商品市场上的价格存在“粘性”的特点。所谓粘性价格是指短期内商品价格调整是渐进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水平会逐渐发生变化直至达到其新的长期均衡值。
汇率超调理论基本假设。汇率超调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在短期内购买力平价不成立,即由于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调整速度不同,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水平具有粘性,调整是渐进的,而资产市场反应却极其灵敏,利息率将迅速发生调整,使货币市场恢复均衡;从长期来看,购买力平价能够成立;无抛补利率平价始终成立;以对外开放的小国为考察对象,外国价格和外国利率都可以视为外生变量或假定为常数。
汇率超调理论的评价。正面评价有: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模型的显著特征是将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与货币主义的长期分析结合起来;采用价格粘性这一说法,更切合实际。其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表明货币扩张(或紧缩)效应的长期最终结果是导致物价和汇率的同比例上升(或下降)。但在短期内,货币扩张(或紧缩)的确对利率、贸易条件和总需求有实际的影响。当政府采取扩张或紧缩性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时,就需要警惕汇率是否会超调,以及超调多少这样的问题,以避免经济的不必要波动。汇率超调理论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汇率超调理论的货币需求不变的假设在高通胀情况下不成立;第二,汇率超调理论因建模困难未进行建模实证检验。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动态模型
对汇率超调理论做了以下修正:指出汇率超调理论的货币需求不变的假设在高通胀情况下不成立。引入高通胀的滞后反应,且实证表明滞后期为两年。加入反映汇率预期的变量,而不是将其视为随机扰动项。当初的汇率超调理论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建模困难未实证检验,本人构建带有预期的汇率滞后超调动态模型如下:
LREERF=4.30+0.61LPRODHP+0.63LTOTHP-1.42LOPENHP+0.09LSDPHP-0.107LCPI(-2)HP
本模型采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数据实证检验,测算结果符合实际情况。
本文构建的带预期的人民币汇率滞后超调动态模型表明,存在两年的汇率超调滞后期。也就是说,长期购买力平价在一年内是不成立的。然而,国际上用以向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购买力平价,无论是短期购买力平价,还是一年期的长期购买力平价,都是不成立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顶住来自国际上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因为人民币汇率存在为期两年的滞后超调,即,人民币汇率滞后两年才能调整到长期均衡状态,所以,向尚在滞后超调过程中的当年的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未免为时过早。
后危机时代我国应对美国金融霸权的策略建议
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抑制国际游资涌入我国市场。国际游资具有流动性强、逐利性强、期限短的特点。当资本项目管制疏松时,其大量涌入容易冲击我国的资本市场;而当我国国际收支恶化时,大量内流的短期资本极易发生剧烈的逆转。这种大量无序的流动无疑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危及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甚至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因此,我国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在人民币改制进程中我国应采取稳健谨慎的措施,以避免因汇率安排不当给社会经济带来消极影响。
逐渐改变中国出口结算方式,限制美元霸权。尽量避免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美元结算,改用本国货币或者采取商品互换的方式,和其他各国建立货币互换协议。
我国应该用外汇储备购买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在中国境内的优质外资公司的股份。美元泛滥使我国持有的美元资产贬值,但不宜将巨额美元借给美国。应该用外汇储备购买有价值的资源,以便必要时用其平抑国内物价。另外,可以收购在中国境内的优质外资公司的股份。将我国的主权财富用于发展中国经济,不宜过度引进外资,以便实现充分就业。(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3篇
摘 要：资源型经济是以资源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其根本特征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消耗。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会促使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迅速繁荣，同时也会造成工业化的逆转和经济社会发展质态的退化。山西是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煤炭对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逐步固化形成了“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是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山西的唯一选择。因此，研究资源型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资源型经济 转型发展 路径选择
资源型经济是以自然资源的开发为导向和发展基础的经济形态。资源型经济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增强创新能力，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
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山西煤炭资源储量大，分布区域广，煤炭种类全，探明保有储量2695亿吨，占全国总量的近1/5。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在占全国1/60的国土面积上生产煤炭153亿吨，占全国的1/4，净调出104亿吨，占全国的3/4，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随着煤炭资源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山西逐步形成了“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成为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国内经济增长回归“新常态”，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变化，煤炭需求的持续低迷对山西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煤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凸显，“一煤独大”利尽失、弊尽显。革弊兴利，转型发展，别无选择，势在必行。
一、对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的理论认识
（一）资源型经济的表现及解释
资源型经济是以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开发为主导，主要国民生产部门依据核心资源进行布局，并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产业链条的经济体系。在资源型经济体系中，资源型产业是资源型经济活动的基础和中心，在资本积累、产业开发、劳动就业、贸易分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产业都依附于资源型产业发展，或为其提供服务；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型产品的开发，资源型产品是当地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资源型地区具有先天的禀赋优势，可以通过对资源的规模化强力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优势产业。资源型产业就像一台巨大的“抽水机”，将区域内各种优势资源统统汇集到这一部门。而其他产业部门因为缺少必要的生产要素难以正常发育和生长。这也是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资源型经济普遍存在，无论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似乎都难以逃脱“资源诅咒”。在发展之初，资源型地区可以依靠丰富的资源建立起比较优势，但很多国家却由于对优势资源和产业的过度依赖陷入优势陷阱，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资源型经济问题，表现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贸易条件恶化、经济波动，甚至引发了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社会冲突及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各个资源型地区存在着很多差异，然而作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们仍有很多根本性的共同点，突出表现为“高地”经济现象、“飞地”经济现象、外部不经济、经济脆弱性和波动性等问题。
（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的过程，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体制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资源开发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初始动力，但是到一定阶段之后，便需要新的动力因素进行替代和升级。依据经济要素的递进理论，经济发展的主导和动力必然会不断地从资源、劳动力向资本、技术，再向管理和知识的方向演进。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从“资源开发——资源繁荣——资源收益”的路径依赖中解脱出来，引导资源财富向工业资本转化，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这一过程是长期的和痛苦的，但却是资源型地区走出优势陷阱的唯一选择。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转型发展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变为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由依靠增加资源消耗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是结构调整，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民生，着力点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转型发展就是要打破“因资源而兴、因资源而困”的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开采、初步加工向资源深度开发、深度加工转变，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二、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点及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在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以“煤、焦、冶、电”四大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产业约占工业产值的80%左右。多年来生产要素持续向资源部门的集中，导致山西经济发展对资源部门的依赖性持续增强。具体表现在：要素层面，劳动力和资本不断向资源部门集中，山西对资源部门的依赖程度，除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全国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外，整体处于持续上升趋势。事实上，近30年来，随着煤炭市场的动荡起伏，山西经济也三起三落，几乎每10年一个轮回。煤价攀升，经济高涨；煤价回落，经济走低。繁荣与衰退，往往就在刹那间完成了交接与更替，煤炭与山西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征，本文分别选择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弹性、煤炭生产弹性等指标，对山西资源型经济特征进行分析，以期通过数据更为直观的解读煤炭与山西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煤炭消耗强度
煤炭消耗强度是衡量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主要指标，是指單位地区生产总值需要消费的煤炭数量。计算方法为：
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量（吨）/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煤炭消耗强度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又反映煤炭的利用效率。煤炭消耗强度越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同时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反之，煤炭消耗强度越高，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低。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耗强度越低越好。
山西省与全国2000年以来的煤炭消耗强度如表1所示，其中，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均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山西煤炭消耗强度呈逐年递减态势。从纵向来看：山西煤炭消费强度最高为2000年的7.73吨/万元，最低为2014年的2.51吨/万元，最高与最低值相差5.07吨/万元。从与全国对比来看：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在逐渐缩小。
由表2可知，2014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95吨/万元。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极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
1.从全国情况看，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天津、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江苏、重庆、广西、湖北、江西14个地区的煤炭消耗强度最低，都小于0.5吨/万元，其中北京最低仅为0.08吨/万元。内蒙、山西省和宁夏是全国仅有的煤炭消耗强度大于2吨/万元的三个地区。山西的煤炭消耗强度与北京市相差2.87吨/万元。宁夏煤炭消耗强度大于3吨/万元，煤炭消费依赖强度最大。
2.从中部六省情况看，江西、湖南、湖北的煤炭消耗强度均在0.5吨/万元以下，河南、安徽分别为0.69吨/万元和0.76吨/万元，均低于1.0吨/万元，山西在中部六省当中，是煤炭消耗强度最大的省份。
3.从山西省周边邻省情况看，陕西、河北两省的煤消耗强度分别为1.01吨/万元和1.04吨/万元；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高达2.95吨/万元，分别比陕西和河北高出1.94吨/万元和1.91吨/万元。内蒙古的煤炭消耗强度为2.05吨/万元，超过2吨/万元，低于山西0.9吨/万元。
（二）煤炭消费弹性
煤炭消费弹性是指经济增长1%时煤炭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比，反映煤炭消费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煤炭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越大，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高，煤炭利用效率越低；煤炭消费弹性越小，则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低、煤炭利用效率越高。当煤炭消费弹性出现负数时，表明经济增长对煤炭的需求降低，也即依赖性减弱。由于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且使用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等许多负面效应。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费弹性越小越好。
从表3可以看出，除1981、1983、1990、1992、1997、1999、2010和2014年这8年外，山西省的煤炭消费弹性均为正数，说明山西省的经济每增长1%，煤炭消费增长率一般呈同向变化趋势，并且有16年都在0.5%以上。山西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趋势如图2所示。
（三）煤炭生产弹性
与煤炭消费弹性类似，煤炭生产弹性是指经济每增长1%时煤炭产量增长的百分比。
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煤炭生产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生产弹性反映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的能源技术水平，也放映经济增长对煤炭供应的要求和依赖性。由于煤炭是可耗竭资源，因此，从长期看，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越小越好。
从表4可以看出，除1997—1999年、2009和2014年这5年煤炭生产弹性为负数外，其它年份均为正数，并且有21年都在0.5以上，说明山西经济增长每增长1%时，煤炭生产增长率一般同方向变化，且大于0.5%。
图3更好地反映了山西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的走势。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在1979年为1.1，1981年一跃达到11.86，1982年之后趋于平稳，在[-2，2]之间小幅震动。可见，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较高，其中有10年大于1.0，为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总体上，从静态来看，2012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85吨/万元。2014年，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下降到了2.51，但还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0.55；煤炭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长期维持在0.5%以上。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较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其经济兴衰与煤炭资源紧密相连。煤炭兴则山西兴，煤炭衰则山西衰，因此，山西的经济转型重在资源型经济特别是煤炭产业的转型。
从动态来看，山西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煤炭消耗强度经过2000年以前的波动变化之后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与全国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振幅也在渐趋平稳。虽然煤炭在山西经济发展中仍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其对煤炭的依赖正在逐渐减小。长期以来山西省在资源型经济转型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转型伴随着改革历程一步步向前推进，改革也随着转型一步步深化，转型发展成效显现。但是，轉型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资源型经济要实现成功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新常态”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深水区推进改革的利器，也是资源型地区摆脱“资源诅咒”，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久和谐安定的必然选择。当前，山西必须积极应对新常态，通过可持续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民营经济、自主创新和金融创新、开发人力资本等，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煤与非煤产业协调发展。山西转型发展，煤炭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煤炭未来发展的竞争力将取决于煤炭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低碳型发展模式的选择。要抓住市场倒逼的历史机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大任务，优化资源配置，化解过剩产能，坚定实施煤炭革命，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有效整合资源，加快改革创新管理体制，积极转变生产和销售观念，努力开发并推广煤炭相关技术创新，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施再重组战略，组建能源综合管理部门，深化煤炭市场改革等。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抓住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外部机遇，加快山西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壮大。大力培育发展光伏发电、风电、水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产业等。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煤炭企业是煤炭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国有煤炭企业改革。深化国有煤炭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以优良的政务环境护航企业发展。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煤炭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炭规划科学管理的新模式。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国有煤炭企業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企业法人治理水平，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山西经济长期欠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民营经济的孱弱。要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推动全领域、全产业链向民间资本开放。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模式。坚持公平公正的服务理念，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增强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面梳理落实已有政策，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开展“送政策进民企”活动，加大面向民营企业的政策解读和宣传。
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五大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创新发展。因此，山西经济要实现转型发展也必然走创新发展之路。努力通过创新驱动，破解“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契机，创新发展顶层设计。规划和实施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加大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形成科技攻关合力。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千千万万创业者活跃起来。通过科技创新激发出资源型经济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转型发展。
四是加大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才是推动山西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队伍建设，有侧重点的增加教育投资，依托当地高校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人才。积极争取国家人才计划支持，为引进人才提供所需要的研发条件、项目资金和生活保障。充分利用多种渠道，鼓励各类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通过搭建平台，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晋创新创业。建立健全更为灵活的科研人才及团队双向流动机制。完善人才创新创业的保障机制，奖励制度等。
五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资源定式造成产业定式，产业定式造成思维定式，思维定式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体制机制定式。长期以来，山西在体制机制上形成了资源依赖模式下的制度体系。转型发展的巨大潜能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当前，山西改革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央一再指出，要重视建章立制，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规范权力行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种好的制度的建立能及时传递信心和正能量，更能让执行者有据可依。因此，山西要实现转型发展，必须从法律层面加快建章立制的步伐，通过完善的制度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将法治建设情况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法治建设工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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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简介：韩芸，硕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产业经济。王云，博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
（责编：郑钊）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4篇
摘 要：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国外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以及国內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狀。金融发展理论分为：货币经济发展理论，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新金融发展理论三个阶段。最后，对国内外的研究进行了评论。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越来越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体到地区层面，按区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具有针对性。周立、王子明(2002)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省区层面上，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刘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发展状况，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构建了描述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和理论体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搭配问题。王景武(2005)的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相互抑制。张海波、吴陶(2005)在《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陈福中和吴秋口(2008)以长三角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证券及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四、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外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采用已有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架构开展实证分析，以提供可供借鉴的实证经验。国内外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至于经济增长怎样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很少有研究。尽管有大量的数据、先进的统计分析和计算工具，但不同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却有较大差距。现有实证研究无论是样本选取、分析指标设定、工具变量设置以及分析计算方法等方面，还是在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等方面都存在众多有争议的问题。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但仍然略显简单。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5篇
摘 要：在当今现代化或国家发展的管理学视角被严重忽视的情况下，管理学研究如何对计划进行优化、如何设计最佳的组织结构、如何实现最有效的协调和控制，这些对于一个意欲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至关重要。发展管理学的研究主题就是如何有效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发展管理学以国家管理哲学为基础，国家管理哲学是对国家发展的根本性、系统性认识以及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整体性与根本性思路。古代易经中的辩证思维应用于国家发展领域，构成国家辩证发展逻辑。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发展管理学；国家管理哲学；国家辩证发展逻辑
一、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与现代化理论
发展是一个全面综合的概念，它一般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与以上方面相对应，在学科设置上存在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
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所提出的资本形成、双元结构、进口替代等理论至今仍有其价值。而发展社会学着重于探讨社会结构的演进和发展，包括职业分工、社会流动、城市化等方面。发展政治学则探讨政治发展与传播、官僚机构、教育、政治文化、政党之间的关系，发展政治学一般采用比较政治研究的视野。
以上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与发展政治学大部分内容也包含在“现代化理论”这一框架下。现代化理论探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因而当然需要分门别类地探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甚至文化发展。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一方面，作为传统社会科学之一的管理学竟然对现代化或国家发展问题持续冷漠；另一方面，学术界在探讨现代化过程中也未引用管理学相关理论。
二、发展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体系
穆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高水平的技术和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广阔的市场和细致的组织结构等。伊斯顿通过《政治体系》描述了政治生活的现代化。阿尔蒙德将现代化理解为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等。上述研究大多属于发展社会学或发展政治学。罗斯托提出，根据经济指标把所有社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大众消费。以上研究属于发展经济学范畴。亨廷顿总结了现代社会的九个特点，主要是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而言。英克尔斯将现代人格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因素，这是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此外，现代化理论中的结构主义、依附论等主要基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视角。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到，现代化或国家发展的管理学视角被严重忽视。管理通常被理解为通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共同努力，既有效果又有效率地达成目标的过程。管理的要素之一是目标规划，这是管理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区别。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发展社会学大多采用一种演化的视角，而在管理学看来，现代化应该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并由此制定达到目标的方案、组织形式以及协调、指挥和控制的机制。管理的目标指向性也称为管理活动的有效性。管理的第二个要素是效率：管理不仅关注能否达到目标，还关注达到目标的效率。因此，管理学研究如何对计划进行优化、如何设计最佳的组织结构、如何实现最有效的协调和控制，这些对于一个意欲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至关重要。
由此看来，当涉及到国家发展或现代化这一主题时，我们应该引入管理学的视角，这一学科领域可以称之为发展管理学。发展管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当然也可看成管理学或公共管理学等基础学科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发展管理或国家发展管理。
发展管理学的研究主题就是如何有效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它以国家发展为研究对象，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内容。但与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或发展政治学不同的是，发展管理学强调国家发展的整体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规划目标。与管理学或公共管理学一般理论相比，发展管理学重在国家发展目标及其实现。从学科体系而言，粗略地说，发展管理学应保持传统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即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发展的特点进行专门研究和细化，包括国家发展环境、发展战略制定、发展战略执行、国家发展优势和发展劣势、发展能力、传统文化与国家创新、发展协调机制、发展或改革中的冲突管理、国家发展中的组织转型、转型与改革领导、改革与发展进程控制等。从研究方法而言，既有实证分析，也有规范研究；既研究影响发展的因素，也必须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发展管理学与国家管理哲学
管理哲学就是关于“管理的本质、包含价值在内的要素以及要素间相互关系是什么”的根本性、系统性回答和“为实现管理目标怎么做”的根本方法。有关“管理的本质、包含价值在内的要素以及要素间相互关系是什么”的学说可称之为管理本体论。管理本体论中涉及到价值的部分可称之为管理价值论，而有关“实现管理目标的根本方法”的学说可称之为管理方法论。当然，如何得到上述系统性的认识，本身就值得研究，这一部分研究内容可称之为管理认识论或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哲学是“是”与“做”的统一，是本体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管理哲学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一是普遍性层面，即有关一般管理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理论体系；二是具体的管理者和组织层面，这一层面上管理哲学指的是管理者或组织对于自身管理的根本认识和方法，处于该层面的管理哲学是可以进行实证分析的。处于第二层面上的管理哲学大多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
正如管理学以管理哲学为基础，发展管理学也以国家管理哲学为基础。国家管理哲学是对国家发展的根本性、系统性认识以及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整体性与根本性思路。国家管理哲学包括如下内容：（1）对于国家发展环境、目标、发展过程的根本性认识；（2）达到发展目标的根本思路和一般性指导原则；（3）根本性看法和根本思路的高度统一。
从国家发展哲学出发，发展管理学就不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的简单综合，而是以发展环境、目标以及路径为主要对象的探讨。它当然会涉及发展经济学等的内容，但它的着眼点不是单独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是国家发展——正如企业管理的目标不指向单独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或市场营销一样。
四、发展管理学、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国家辩证发展逻辑
发展管理学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必然与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企业管理学有很大区别。不同于企业，国家管理的传统、环境与制度非常重要，且以上三项皆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发展管理必然是基于本土的。基于此，合理利用本土传统管理思想就非常重要。对于中国发展管理学而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一项很重要的资源。
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非常丰富。笔者曾基于易经与西方动态博弈理论提出辩证发展逻辑的一套理论框架。以企业管理中的竞争与合作的一对矛盾为例，其典型四阶段博弈顺序为：第一阶段，甲企业选择竞争；第二阶段，乙企业感受到竞争的压力；第三阶段，甲企业提出合作的要求；第四阶段，甲企业选择合作。设甲企业的真实目的是合作，但考虑到第一阶段就向乙企业提出合作，反而可能会导致合作进程进展不顺利，因此在第一阶段时间点上，甲企业的目的和手段是矛盾的。笔者将企业战略领域中的这一类战略行为称为“策进”。
策进体现易经中阴阳与辩证发展的思想：（1）就每一步的策略行为而言，不是模糊的，是明确可观察和可理解的；（2）每一阶段如何选择策略行为，是明确的，不是模糊的；（3）连续看每一阶段的手段选择，可以观察到阴阳循环；（4）任意时间点的目的和手段都可以是矛盾的。
实际上，企业管理中的辩证思维也可以应用到国家發展领域中来，形成国家的辩证发展逻辑。举例而言，民主与集权是一对矛盾，如果我们自始实施民主策略，根据亨廷顿理论，很可能导致混乱，因此，可以先通过有限集权为下一步民主改善制度环境，待环境改善后再行民主不迟。又如，国家外交政策中的“韬光养晦”与“及时亮剑”构成一对矛盾，文化政策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也构成一对矛盾，笔者认为，这些矛盾可以通过辩证发展的方式得到解决。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6篇
26、7岁 特点产生了象征性机能儿童开始摆脱对具体动作的依赖可以凭借头脑中对事物的表征——表象与语言来进行思维。前运算阶段的思维是一种象征性思维它使儿童的思维摆脱了对动作的依赖另一方面也使儿童的思维局限于现象的世界从而缺乏逻辑性。前运算阶段思维缺乏逻辑性的表现之一是不具备观点采择能力——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能力。另一个表现被称为泛灵论即儿童认为一切事物都和自己一样有着情感意愿和想法。第三个特点是儿童对事物的认识容易受事物的现象所左右表现出现象论的特点。 具体运算阶段
6、7岁
11、12岁 特点儿童的思维开始摆脱了现象的束缚获得了逻辑性。表现之一是儿童获得了守恒概念表现之二是儿童获得了观点采择能力表现之三是儿童获得了对事物的类属关系与序列关系的认识。儿童思维的逻辑性还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经验儿童还没有掌握抽象逻辑思维的结构。 形式运算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