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针对传统的讲授式宪法学教学方法存在的教学内容抽象、方式单一、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结合目前地方高校推进法律教学改革，提高法律教学质量，引入案例教学法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同时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法律职业素养，提高实践能力等。
【关键词】宪法学教学；案例教学法；教学质量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和最大的法律效力。宪法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时代。当前，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信仰法律，坚守法治，成为了我国公民政治生活中的新常态。宪法学作为法学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宪法学的教学关系着如何在当代大学生心目中树立宪法的权威，做到自觉遵守宪法。传统的宪法学教学重理论，轻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个人能力培养，影响了宪法学的实际教学效果。因此，如何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宪法学教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传统宪法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抽象
传统宪法教学方式由教师指定一本教材，并围绕指定教材编写讲义、制定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复杂多样，既有国家性质、政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与精神文明建设、公民的权利等重大理论问题，又有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繁琐的宪法规定，同时还包括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很多制度问题，理论性强，内容繁多且很抽象。对于刚走进大学的新生来说，学习起来非常吃力。大多数学生学习宪法就是死记硬背，感到枯燥乏味，找不到学习的兴趣，缺乏积极性，从而导致学生对宪法的学习产生厌烦情绪。
2.教学方式单一
目前，宪法学教学采用传统课堂讲授，教学方式为演绎法，课程具体内容的讲解不是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而是以讲解法律概念为始点，然后系统地讲授理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采用自上而下灌输的教学模式，多数情况下教师的授课只是从理论到理论，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很少，学生处于被动接受既定宪法知识的地位，对教师的依赖性很强。首先，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内容抽象且容易脱离实际，会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宪法的兴趣，只靠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而不能理解宪法学理论的真正内涵。其次，这种教学方法教师占有主导地位，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教学方法进行理论授课，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忽视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究，压抑学生的创新思维，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从而影响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
3.理论脱离实际
目前，宪法学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主要进行晦涩而复杂的宪法理论讲解。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对宪法学学习缺乏积极性。现行宪法学教材，大多以宪法法典以及相关的宪法文件为依据进行内容的编排，使得教学过程中，教师进行教条式的讲解，而不重视对宪法案例或事例的介绍和探讨。对宪法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与运用理论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只掌握抽象的宪法理论，而不能分析和解决实际的宪法问题，最终会导致理论脱离实际，满足不了实践的需求。
二、案例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应用
案例教学法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的，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学习者知识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即将已经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作为个案形式让学习者去分析和研究，并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提高学习者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打破传统宪法学教学方法单纯理论说教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增强学生对宪法内容的理解程度的同时又提高了学生在实践中的运用能力。
1.宪法案例选择
案例的选择是案例教学法实施的关键。宪法案例要选择国内外经典的、有代表性的案例。比如，通过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让学生了解并掌握违宪审查的基本原理；选择“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来引发学生对法律平等保护的思考；结合德国宪政“西南重组案”让学生加深对各国国家结构形式的了解等。国内也有很多经典的宪法案例，比如，在社会各界引发激烈争论的齐玉苓案，通过该案可以让学生了解宪法适用及相关问题；通过引入云南“躲猫猫”事件，来讲解公民监督权的内涵及在实践中的运用问题；还可引入赵作海案、许霆案、孙志刚案、成都自焚抗拆事件、山西煤矿整合事件、上海“钓鱼执法”案件等在国内影响较大，全民关注度较高的案件来讲解相应的宪法理论，从而提高对相应宪法规范运用的认识。
2.上课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教师要在正确理解宪法案例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多的寻找与案例相关的法条或宪法性文件。其次，教师在上课前要针对选择的宪法案例设计问題，便于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对相应问题的思考，给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营造更多的空间，也可避免因学生对案例的分析不到位而导致讨论尴尬的现象发生。第三，教师应在每次上课前，将相关案例提前布置给学生，让学生提前熟知案例，事先查找、了解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以便在课堂上进行有准备的讨论。
3.课堂讨论
首先，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进行分组讨论。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有序的、有条理的按照一定的逻辑展开讨论。学生应积极地参与案例的讨论，对案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做出准确判断，并且能够提出相应的对策或找到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最后，教师要严格控制讨论的时间，尊重学生对案例的分析，且适时地给发言学生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激励，把控讨论的节奏和焦点。
4.案例模拟
宪法案例模拟是宪法案例教学的最高层次。宪法案例模拟，是指以宪法案例为蓝本，由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拟宪法事例发生的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促使其将掌握的知识转化为能力。在宪法案例模拟过程中，教师应掌控课堂气氛和模拟进度，记录学生模拟表演的闪光点及存在的问题，为点评做准备。通过对宪法事例的模拟，激活了宪法知识，培养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协调能力。
5.案例总结
在学生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模拟结束后，教师要对模拟和讨论的重点、难点和如何将宪法理论知识运用到相应的宪法案例中等问题进行总结。总结时应当避免主观臆断，对学生发表的意见不能简单用“对或错”来判断，以免打击学生的积极性。对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应给予积极评价，以激励学生积极的参与以后的讨论。
三、实施案例教学法需注意的问题
虽然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能很好的激发学生学习宪法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但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讲授式的教学方法，应将两种教学方式的优势相结合，力爭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同时，在互联网、多媒体等信息化时代，应当发挥现代各种网络教学资源的优势，将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同多媒体、网络等多种资源进行整合，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1.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相结合
案例教学法的目的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促使学生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进而培养逻辑推理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能够完整地、全面的灌输宪法学理论知识，从而形成法律思维。两种教学方式各有优缺点，不能把任何一个的作用扩大化、绝对化，而应使两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以满足法制建设新形势下对综合素质较高的法律人才的需求。
2.培养法律意识，提高综合素质
目前，地方高校推进法律教学改革，提高法律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培养大学生法的法律意识，提高综合素质。传统的教学方式存在教学内容抽象、方式单一、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这将不利于大学生法律意识以及法律综合素质的形成。而宪法案例教学法强调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能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宪法案例之中，亲身体会案情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和做出最终裁判的依据。这样能激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兴趣，提高法律推理能力，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促进多元化信息技术与宪法案例教学的整合
当今社会信息多元化，采用信息技术对宪法案例教学法进行整合相当重要，将宪法案例通过计算机技术，应用图文、音画、视频等手段，进行形象化的展示，对于化解宪法教学中的疑难问题相当有效。宪法教学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平台，把平时难得见到的典型案例、背景资料、宪法文库等变成常用的学习资料；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建立QQ群、微信群或通过电子邮箱联系方式，事先把相关的宪法案例或宪法视频的网络地址留给学生，让学生在课余时间事先预习或观看案例或视频。学生在课前观看或分析相关宪法案例或事例的基础上，课堂上直接就准备的观点或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分析。此外，课余时间，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在网络论坛或QQ上互动交流，对案件进行探讨，学生可以通过发手机微信的方式向教师发表自己对案例的看法。这种多媒体网络带来的教学手段的丰富，延展了教学时间和空间，大大提高了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有效性，提高了教学活动的效率。
四、结语
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大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这是对我们宪法教育工作者的鞭策，也是对广大学生的期望。针对传统的讲授式宪法学教学方法存在的教学内容抽象、方式单一、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引入案例教学法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同时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法律职业素养，提高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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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右手拎着古驰（GUCCI）包，身穿红白长衫的小女孩跟随她的明星妈妈参加在香港举办的2018巴塞尔艺术展，身后还有一位女摄影师为她们拍照。小女孩面对着裸露的乳房，满载欲望的情杀，遮遮掩掩的中国传统屏风构筑的雕塑，东望望，西望望。
已進入第六届的巴塞尔艺术展一如既往地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场馆内是组织者、策展人和画廊构建的展览和叙事，场外则是流动的生活影像。在这个艺术场域里，展览的重要细胞是画廊，而画廊的核心是艺术家和其创作的艺术品，是整个画廊市场行为的重中之重。画廊需要面对的是整合艺术家的资源，关注的是如何与该画廊的艺术家建立好双向共赢的关系，此种紧密关系将会影响画廊实现其自身的目标和使命，这也是公共关系中所讲的内部关系（Internal Relations）的一部分。那么，到底画廊与艺术家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硕大的巴赛尔艺术展展板悬挂在展厅的显耀位置，导演胡刘斌先生注意到展板右下角的UBS（瑞银集团）标志。他说：这个UBS就像一个印章，一个落款，它好像是巴塞尔展览的作者。他认为如果UBS成为使这个展览得以与大众见面的最重要力量，就需要我们加以警惕。事实上，UBS自1994年起一直是巴塞尔艺术展的主要合作伙伴，到2018年为止已合作过24年。在这个艺术场域里，策展人、画廊、艺术家、买家、评论家等多种角色登台演绎。他们在艺术理念、权力、资金的三方角逐下，促成某种艺术的品味和趋势，延续艺术市场和产业的发展。《纽约时报》艺术批评家霍兰德科特（Holland Cotter）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到：“艺术产业意味着高价画廊、拍卖行与掌握艺术市场的收藏家们之间的联系……从权力的角度来说，权力分配的比例是颠倒的，以至于艺术界的基本功能已沦为劳动力源头。”法国著名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强调说：这整个场域是一个完全的“共谋”结构。
曾被法国艺术界多位知名人士签署公开信抵制的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出现在卓纳画廊展位前，获得众多媒体和粉丝的簇拥。法国艺术界人士曾敦促巴黎政府拒绝杰夫·昆斯赠予该市的作品《郁金香花束》（Bouquet of Tulips）。这件超大型的雕塑原本是为了纪念2015年巴黎Bataclan音乐厅恐怖袭击案的受害者而作，到目前为止仍处在争议之中。展览中也不乏众多娱乐明星的身影，包括周杰伦、吕良伟、李嘉欣、袁咏仪和张智霖夫妇等。新电影《Mirror Cookie》的导演Sophia Al-Maria与备受争议的女演员白灵在展览现场对话。白灵在该电影中饰演一位超现实的自己，重复地卷入名流、暴力、疯狂和纵欲、救世与毁灭等场景中。
艺术家用自己的感官去感知，并用多种物料展现人们未曾发觉的世界。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都是他/她感知的一种再现和重构。当欣赏者遇到看似普通的玻璃容器盛满水时，该玻璃材质可能是创作者经过不断尝试和组合多种物料创造设计而成的，艺术品则在不同的场域下承载着某种理念和构想。在艺术展览场域里，画廊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向参观者们解释着艺术家的背景和复杂的创作经历，试图还原艺术家的原始创作冲动。全球顶尖的高古轩画廊连续第六次参加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其代理的艺术家曾梵志专门为该画廊创作了油画作品《8》，早早地以数万美元的价格卖出。这种定制油画的合作关系，体现出了该画廊与曾梵志的紧密关系。众所周知，曾梵志的“面具系列”作品《最后的晚餐》曾以1.8亿港元成交，创造了目前为止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最高成交价。导演胡刘斌认为：“虽然我们不能苛求纯粹与金钱无关的艺术，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艺术与金钱是没有关系的。而当下的语境一直强调艺术需要良性的商业循环才能发展，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时候。”旅居北京的艺术家九口走召则对画廊和艺术家的关系比喻为婚姻，是一种关系的确立，利益的共享，责任的共担，还有之间的维护。
来自纽约的Acquavella Galleries是家族式的画廊，曾与英国艺术家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有长达20年之久的合作关系。法国画家和野兽派的创始人亨利·马谛斯（Henri Matisse）之子Pierre Matisse逝世后，1990年该画廊的负责人William Acquavella与苏富比合作，以1亿5300万美元买下Pierre Matisse Gallery画廊的所有资产，这笔巨额交易，奠定了该画廊发展的基础。显而易见，画廊的负责人需有极佳的投资眼光。Acquavella画廊总负责人，年近80岁的长者Michael Findlay向笔者表示：“参观者中很多人并不懂得欣赏好的艺术，大多数只是走一走，看一看。好的艺术作品需要慢慢欣赏。很多人买了画作，就马上卖掉赚钱，失去了欣赏作品的机会。好的艺术作品是可以值得收藏数十年，挂在家里慢慢地欣赏。”导演胡刘斌则分享到：好的艺术品意义指向不应过于明确，过于明确的指向会束缚欣赏者，会使艺术家和观众的关系过于简化。他强调艺术品最终应该能够启迪观众，带来无限空间的可能性。
另一个来自美国纽约的画廊Metro Pictures，与艺术家的关系可谓深之又深，他们的展品全部是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的作品。辛迪·舍曼是美国著名摄影家，以自己出演所有摄影作品中的主角为特点，并获得艺术界的认可。她的作品吸引人的是独特影像的生成方式。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黄专这样评价辛迪·舍曼，“她将她的摄影工作室变成为一个电影棚，用几乎和拍摄电影一样复杂的方式拍摄图片，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所有拍摄电影需要的角色：从导演、编剧、摄像到灯光、舞台、化妆设计，甚至演员都由她自己担当，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作品是纯粹自恋性的，相反，她以图像的方式使电影这门高度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大众视觉媒介成功地获得了某种新的视觉穿透力和社会批判属性。”事实上，Metro Pictures画廊的拥有者一直与辛迪·舍曼保持着牢固的友谊，他们是数十年的密友，经常在一起聚餐。只要摄影家辛迪·舍曼有新的作品，他们会第一时间推出和宣传。这种牢固的私人关系和友谊捆绑在整个作品的生成和推广环节。导演胡刘斌解释到：画廊和艺术家其实是相互共生的关系。画廊应承担更多的教育和培养的工作，它是欣赏者和创作者的一个桥梁，需要把先锋和优秀的艺术推广于大众并教育大众。这种共生关系其实是对整个艺术氛围的培养和创作者的双重促进。画廊与艺术家这种婚姻式的共生关系是艺术作品得以逐步被精英大众接受的基石。
笔者有幸采访了香港巴塞尔光映现场策展人李振华先生，他也分享了对艺术的一些看法：“艺术无处不在，而审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活中优雅的小美感就是艺术，它是方方面面存在的，在于怎么去发现。”提到艺术品的收藏，他说所有的收藏应有其内在逻辑，而当今的文化收藏是缺乏清晰目的的。他欣赏当代艺术家用毕生精力去做一些普罗大众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东西，去发现和探索未曾知晓的东西。他建议艺术家应多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他自己作为策展人的角色定位，都要深思艺术和非艺术的区别。他认为一座城市的风景是离不开人的，是由流动的东西串起来，是人和人的联系，是与图像和记忆息息相关的瞬间。试想是不是所有的物质之间都有裂缝，物质之间也会透过光？与李振华先生谈论艺术，笔者很容易被他的话语带入画面感相当丰富的图像中，循序畅游。其反思和细腻的言语，也是艺术家敏锐嗅觉的再现。
展覽中来自新加坡的STPI画廊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个画廊的特点是展出其创意工作坊中纸质和印刷品为主的艺术作品。他们的创意工作坊是与多位艺术家合作，探索实验性质的印刷和造纸技术，共同进行艺术创作。艺术作品的所有权属于该画廊，而艺术家则在作品被买家收藏后获得一定比例的回报。其中极具国际市场潜力的艺术家Dinh Q. Lê（黎光定）就与该画廊合作，该画廊工作人员参与编织他的艺术作品。Dinh Q. Lê出身于越南，10岁时移民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他隔着大洲大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待越南战争，并以摄影及越南民间传统草席编织手法，将越战时期受害者的黑白照片切割后重新编织，与寺庙影像结合，合成一个全新的视觉影像语言，借以引起大众对于越南战争更多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艺术文化中心主任兼教师董佳女士把画廊形容为经纪公司，代理兜售知名艺术家的作品，也在寻找青年艺术家。而展览的意义，她认为只要通过现场传达出思考和问题，就是有意义的。艺术家九口走召认为：“艺术没有高低之分，而是多层面多方向的，更像个球，你永远看不到所有的面，照顾不到所有人，所以不管怎样，存在即合理，艺博会会在在意艺博会的人那里生效。”
高古轩画廊、Acquavella画廊、Metro Pictures画廊、STPI画廊只是艺术产业中的一个缩影，他们谨慎地处理与艺术家的关系，并在艺术场域中担当代理人的角色。那如果画廊与艺术家这样一段长时间的“婚姻”关系破裂，利益的分割将会如何变化？笔者也许需要先成为一名有故事的艺术家才行。
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收稿日期]20100319
[基金项目] 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学分制下高校学业考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陕教高〔2007〕68号)
[作者简介]田建荣(1964),男,陕西彬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和考试理论研究。
[摘 要]从学生、学校、社会以及文化传统四个层面探微,认为高校学业考试作弊是学校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以追求分数为表象,以追逐位置和争夺资本为目的的主动“求生”策略,他们用异常的方式表达了对教育教学公平的渴望。而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对学生“超越”和偏离学校规章制度负有责任,反映了高校在教育理念、教学质量观、人才观、学生观等方面的迷失。当然,学历社会、考试社会中考试功能的畸变以及文化传统中重视考试的教育价值取向也隐含了高校教育逐渐由知识到标签的异化之路。对其防治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和长期性的过程。
[关键词]学业考试作弊;场域;学历社会;文化传统
考试作弊现象源远流长,它伴随着考试制度的诞生而出现。当今,学业考试作弊已经成为高等院校校园里一种频频发生的现象。这不仅违背了正常的教育规律,背离了考试目的,影响了教学质量评估的可靠性及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危及整个学校良好学风和校风的形成,助长了学生不良习气的养成。本文试从学生、学校、社会以及文化传统四个层面探析产生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原因,以期获得有效的解决策略。
一、学生:以分数争夺“场域”中的位置与资本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筑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不同位置上的各种力量不断地展开彼此间的博弈和争夺,“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1]。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利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力图对各种资本和权力进行垄断,并强加一种对自身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在各种场域之中不断地对场域规则进行内化,进而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使自己与场域规则协调一致,从而能在被场域物理空间容纳的同时,进入到其意义场域之中。在学校场域中,学生一进入学校,就从教师、家长那里体会到一个通用的准则:考试成绩是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主要乃至唯一标准。学生也切实感受到,考试成绩关涉奖学金、各类单项奖的评定,优秀学生、优秀干部的评选,学位的授予,研究生的保送,入党问题的考察,等等,一大堆和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无不牵涉到学业考试成绩。当分数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严重挂钩,并被扭曲为衡量学生的核心杠杆时,学生的学习领域也变得世俗和功利起来。
在学校,学生考试分数如何,首先决定着他们在班级场域中位置的高低和享受有限资源的多寡。在班级场域中,好成绩拥有者大约等于强势群体,那些考试成绩差的学生相应地就成了弱势群体,后者属于班级场域中资源的较少拥有者。弱势地位的学生或感觉到自己即将被置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为避免被清除在场外,“他们在遵守场域的入场规则的同时,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采取行动,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甚至部分地或彻底地改变场域的固有规则”[2]。出于对班级中有限资源的争夺,他们不会放弃每一个可利用的机遇来增加自己所拥有的资本,于是作弊行为如影随形,同考试相生相伴。学生通过这些“合乎情理”的行为,在短时期内就可以赢得老师的表扬、同学的认可、家长的满意,扩大自己在班级的影响力,拥有更多的资本,在存在于班级场域的物理空间的同时,进入更具有实质性质的意义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业考试作弊,是学生为了获得班级中某一位置而采取的手段,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为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而采取的行动,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部分地或彻底地改变场域的固有规则主动寻求生存的策略。也就是说,学生的这种位置追逐和资本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公平的缺失以及管理制度上的僵化。当我们慨叹学生的作弊行为时,应当心平气和地反思日常教育行为是否曾经有意无意地将本来就少有资本的学生置于弱势群体的地位。事实上,透过作弊学生的行为,不仅可以看出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对自己生存境遇的无奈和抗争,同时也可看出他们对生存策略的主动寻求和体验。
二、学校: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
社会偏离理论认为,由于规范的僵化和个人的主观因素等原因会导致个人偏离社会,即超越社会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去行动。制度和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保守性,规范总是落后于行为的变化。当规范成为限制人们行动的僵化模式、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时,人们就会冲破规范的束缚去行动,就会导致人们的越轨行为。错误理念指导下的僵化了的制度规范其危害性更大,也更容易诱发人的越轨行为。
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反映了高校在教育教学及管理制度上的僵化,特别是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虽然高校普遍采用了“学分制”管理,注重对学生进行“综合考评”,但是目前仍未能建立起科学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学生综合能力及素质考核评价体系。为了简化工作,保持评价的“客观公正”,许多教师在评价学生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分数高就是“硬道理”,结果造成衡量学生优劣的标准简化为学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可以反映学生的能力,但反映的只是一部分能力,并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素质。过分迷信考试,一份期末试卷成绩就成为评判学生在整个学期所付全部努力的唯一标准,这既不真实,也难以使学生信服。唯分数论的评价体系对学生作弊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学校一切以分数论,成绩好的学生总是倍受青睐;有些学校甚至将学生的考试成绩和任课教师的业绩、评聘、声名相挂钩;社会用人单位也只知道考高分的学生就是好学生,把学业成绩作为衡量人才的硬指标。当分数成为评价学生最有力的武器时,考分无疑被学生视为“命根”。考试一旦和学生(教师)的诸多利益挂靠,考试的反作弊力度将被削弱。
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也反映了高校考试形式的僵化、考试改革的迟缓。“高等学校学业成绩考试不仅是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教育中的许多职能正是因为有了考试而得到充分发挥”[3]。然而,考试是一把利弊兼具的锋利的“双刃剑”,在考试正面功能充分发挥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日渐显著。“人们深知考试具有不少消极的影响,但却无法取消考试”,“正确的做法不应是取消考试,而应不断对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加以更新和改革”[4]。但是,“我国高校长期以来不重视学业考试的改革和职能发挥,教学中存在考试内容陈旧、考试形式与方法单一、考试后无反馈等问题”[5]。尤其是在准确评定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后所形成的能力、素质,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方面,目前的考试方式还存在诸多有待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考试的形式及试题的类型,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会引起学生不同的学习方式。在功利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每次学业考试中学生、教师都特别关心能否顺利通过。尤其是学生,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取得学分以及其他众多利益。作为教师,既要遵从学校的教学管理规定,以便年终考核时能顺利通过,又要迎合学生,以便在“学生评教”中能顺利过关,所以他不得不选择固守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考试方式,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降低考试及格的要求,以便使学校和学生两方面都满意,于是形成了一个“教师讲笔记,学生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教学考试怪圈。显然,这种检测方式是达不到评定学生真实学习水平目的的,也不符合当今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
无论是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还是高校考试形式的僵化、考试改革的迟缓,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在教育理念、教学质量观、人才观、学生观等方面的迷失,反映了高校教育中存在的急功近利现象。当前的高校学业考试,正如布迪厄所言,“考试的逻辑在‘被录取者’和‘被淘汰者’之间,更加戏剧性的是,在会考的最后一名录取者和最前面一名淘汰者之间造成了绝对的不连续性”[6]。按学业成绩分等级区别对待学生,使学生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不均等,造成学生群体的两极分化,这已严重背离了教育为“人”的目的,违背了教育公平的理念,也诱发了考试作弊行为。“教育不仅仅要使人学会做事(to do),更重要的是使人学会做人(to be)”[7],而这个“人”不是千方百计获取高分的人。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是高校教育异化的表现,还进一步加重了高等教育异化的深度。
三、学历社会、考试社会:考试功能的畸变
无论是学生的学习领域变得世俗功利,还是高等学校的急功近利,无不受到社会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学历社会、考试社会之下,社会的用人价值取向——考试成为一个“标杆”,文凭已是工作定向、职称提升和收入提高的敲门砖,这种引人注目的“文凭唯上”观念,潜移默化地指导了社会的价值取向。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学历、文凭的心态和倾向,即“学历社会”、“学历主义”。
学历社会“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用标准化、客观化的手段选拔人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置疑。但学历社会也带来了应试教育、功利教育、高学历消费等诸多弊端”[8]。学历社会的产生既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需求和教育大发展有关,也与人们争夺身份地位、权力和财富有关。当今社会,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提升阶层地位的措施和流动渠道,诱使各个群体竭尽所能地为教育投资,让他们的子女拼命追求高学历,千方百计进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一流大学、一流企业……为了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和人们的受教育热情,“学历社会”通过学校教育制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以考试分数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指标。在就业市场上,许多用人单位也明确标出“专业排名前10%”、“获专业奖学金”等录用条件。大学生就业上,分数可以决定其前途和命运,这就造成了学校为追求数量和效益,单方面抓学习成绩;学生为了在将来的求职市场上居于有利位置,想尽千方百计获取高分。时下教育目标在许多人的眼里已简单化为获得学历、文凭的“敲门砖”,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校园里“考证风”盛行,“逃学为上课”(逃思政课,上外语、计算机课)现象到处可见。功利性过重导致的直接后果还从根本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积极性,使学习成为一件被迫去做的痛苦的事情,使学校教育距离其本意越行越远,高校学业考试的功能也发生了畸变。学历社会下,教育的目的从旨在获得职业与生活所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转变成旨在获得高地位的职业,文凭成为社会的最重要的通行证,考试作为选拔和获得文凭的主要手段普遍存在于并指挥教育过程,成绩或分数在教育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这样,很容易产生激烈的考试竞争以及大量被迫为考试而学习的厌学者乃至舞弊者。
诚然,考试是现代社会育人、量人、选人的重要机制,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考试社会也有其利弊优劣,“当考试成为社会的轴心时,如果利用得当,考试社会将成为一个竞争公平有序和资源高效配置的社会。但如若将考试的选拔功能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便也可能将考试异化为社会等级划分的帮凶,将参加考试的人异化为一部迷失自我、缺乏灵性的‘考试机器’,考试社会也因此可能偏离正常轨道,走入一个盲目竞争的死胡同”[9]。考试背后隐含的是选拔贤能、能力本位的思想,因而当前的考试主要采取知识为主的质量评价标准。高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并非严格遵循知识形成能力素质,进而形成质量,并以此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理性逻辑,而是“逐渐地走上了由知识到标签的异化之路”,“高等教育已逐渐异化为一部分特定群体(具有接受高等教育资格的大学生特殊群体)获取社会‘垄断利润’的工具或手段”[10]。同时,考试功能也发生了畸变,表现为部分功能萎缩,部分功能夸大。学业考试本是检查学生德才学识、能力水平状况的一种方法,但在现实生活中,考试的推动功能、评价测量功能被片面弱化,而其选拔功能则被片面强化,考试几乎成为检测一个人具备某种资格和能力的惟一手段。在利益驱动下,许多人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必然在考试的过程中选择舞弊。
四、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考察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隐藏在学生、学校、社会背后那支巨大而无形的力量——文化传统的影响力。文化因素对社会、教育以及个人的影响是巨大、持久的。传统无可选择,正如历史无可选择一样。一个人从出生之始就要受到文化传统的包围。与人类置身特定的文化传统相类似,教育也要受制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顽强的、复杂的,就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而言,我国文化传统对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考试的传统。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是古人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和比较之后的历史选择。“唐宋以后,科举在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是贯穿帝制中国后期的一根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11]。科举制虽早在1905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的科举传统并没有因为此后的政治批判和社会运动而完全销声匿迹,它仍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我们周围”[12],与科举“无关”的现代人仍旧难以完全摆脱科举文化的影响。存在于社会和教育领域的学历主义、片面追求升学率、“状元情结”正是“科举幽灵”的现代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考试已广泛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而且基本形成了把考试结果作为教育机会获取和职业准入的重要乃至唯一依据,作为职业升迁的重要乃至唯一参考,民众因此形成了强烈而浓厚的“考试情结”,在校大学生也不例外。
其二,教育的功名化价值取向。我国一直被认为是重视教育的国家,特别是受科举取士以考促学的推动,中国古代形成了读书重学的浓厚风气。现今,读书至上的风气也并未改变。然而,我国的教育,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凝结了深重的功名化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扭曲了教育价值观和教育质量观。特别是求学与功名利禄的直接挂钩,在全社会造就了“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如今在教育系统内部,“以考试为重,以考分为重”的观念根深蒂固,仍然有许多人、许多学校把能否培养“名人”、“尖子”作为判断教育价值的基本尺度,人们普遍认为好成绩才能有好前途。学生自己也希望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家长,为自己扬眉。他们由于担负着太多的希望,承载着太重的压力,尤其是当他们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因成绩不同而得到的待遇差异时,心理难免失衡,行为也难免出现偏差。
其三,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特征。我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特点在于注意整体与过程,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传统教育中统一的人才观。在大一统专制的巨大力量下,这种整体性思维、统一的人才观延续至今,致使人们在思考、认识教育的过程中,不能设计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的教育目标,而仅仅以“圣人”“全面发展”的整体目标规范一切受教育者。人才观决定考试观,注重整体、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模式导致教育多采用僵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的组织管理方面,偏好搞“一刀切”,如统一教学形式、统一考试、统一答案,给人才培养造成极大的不利。统一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学对象整齐划一,缺乏个性,统一的标准考试要求大学生采取相同的学习方式,忽略了学生学习的差异性,导致部分学生厌学、厌考,应付考试。
其四,求稳喜静、注重传统的心理。客观自然环境造成了古代中国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农耕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条件,艰苦的生活使得中国人具有极强的韧性和耐心,加之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制,社会状态相对停滞,这些都决定了中华民族求稳喜静的性格和注重传统的心理。“以老为宝”的价值取向与浓重的权威化价值观念的锻压下,传统教育从价值取向到内容到方法,乃至师生的心态无不烙上尊古、注重适应的印记。当代高校教育强调对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的培养,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人士,对于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都越来越强调,而这种“适应”却被很多学生所误解。适应是具有选择性的,对那些腐朽丑恶的社会行为和现象,不仅不能去适应,而且要坚决地进行批判和改造。面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过多而盲目地强调对社会的适应,使学生从以前的谴责逐渐转向“适应”,这是有大问题的。一旦学生形成了与不良社会行为相适应的人格特征,作弊这一明显并非单纯的教育现象便拥有了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生长空间。
总之,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的原因是多层次的、极其复杂的,不仅是学生、学校、社会功利化倾向的结果,而且深受文化传统因素的制约。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产生也不是一朝一夕,单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它的存在有着极其深厚、复杂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它始终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息息相关,当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及人们的高等教育意识还不足以为消灭作弊提供坚实基础时,那么,从根本上杜绝考试作弊必然会受到限制。因此,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在短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对高校学业考试作弊行为的防治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诸多方面的配合、支持和努力,也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尤其是文化传统观念中消极因素的转变与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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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田建荣.科举教育的传统与变迁[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204.
(责任编辑 黄建新)
An analysis of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from Sociology Perspective
TIAN Jianrong,LIU tao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tudents, colleges, socie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t puts forward that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is a kind of survival strategy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weak in the school field to struggle for position and more resources. They express their desire for education equity in an unusual way. The score 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rigid examination type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disobeying the school rules. It reflects the lost of university in education idea, and in the concepts of teaching quality, talent, and student. Of course, the distortion of examination functions in the examination-orientated society and the educational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overemphasizes examinations in cultural traditions implies the alienated road from knowledge to label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prevention of cheating in examinations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 and a long-term process.
Key words: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s; field; school career-based society; cultural tradition
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对苏州市7个行政区10个不同的小区详细的调查研究，采取各种形式，对苏州社区休闲体育项目、参与休闲体育的目的、参与休闲体育的场所、休闲体育消费行为特征等作了分析和统计，表明苏州社区居民休闲体育方面消费能力有限，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意识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体育休闲场所还有待改善。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给出了完善体育服务体系的对策。
关键词：苏州社区；休闲体育；现状；对策
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推进全民健身的城镇可持续发展行动，是新世纪城镇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时代特色。各国专家和学者对休闲体育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推出大众体育发展计划，完善体育服务体系。如美国的《健康公司2000年》、英国的《90年代体育——迎接新的地平线》、新加坡的《2000年体育振兴计划》、日本的《迈向21世纪的体育振兴计划》、德国的《健身130全民健身计划》、澳大利亚的《生命在于运动》等等，都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大众体育和国民健康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我国全面健康观和全面发展观正逐渐的深入人心，人们对休闲的质与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使休闲活动更利于促进健康和促进社会发展，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北京体育大学的朱寒笑、西南师范大学的杨英对休闲体育的服务体系进行了研究。上海体育学院的莫再美对城市老年人休闲体育行为进行了研究。郭惠平等《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再思考》剖析了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存在的供求失衡。肖林鹏等的《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概念开发及结构探讨》分析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相关概念。本文通过对苏州社区休闲体育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苏州社区休闲体育服务体系的现状，并对改善苏州社区休闲服务体系现状作了详细的分析，并给出了完善体育服务体系的对策。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苏州市10个不同的小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范围涵盖古城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城郊结合部、其他市辖区及新农村小区。涉及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就业环境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群。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根据研究的需要，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收集相关论文和专著，在中国优秀学位论文数据库收集博硕学位论文，并在全外文数据库收集相关文献。并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全面了解本领域的研究现状。
1.2.2问卷调查法对于问卷的内容和结构有效性咨询过苏州大学等高校及社会体育学方面多位专家，得到普遍认可。对于问卷的发放，在2011年10月和12月先后2次对不同行政区的居民区随机发放相同的问卷，向居民发放问卷共1000份，其中回收958份，回收率为95.8％，有效问卷943份，有效率为94.3％。通过发放问卷及实地调研，准确详细地得到了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第一手资料。
1.2.3专家访谈法对江苏省体育局和苏州市体育局群体处以及苏州市各区县文体局主管群体的领导进行了专访，对目前江苏省群体工作尤其是苏州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有了较为宏观的把握。
1.2.4数理统计法将所得数据用Microsoft Excel软件和SPSS统计软件进行存储，运算和常规处理分析，找出制约苏州市社区休闲体育公共服务的因素，，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年龄分析
根据联合国人口分布原则，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分为：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此次渊查对象的年龄结构类型为偏向于青年型、成年型结构，样本分布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见表1)。21～30岁占32.66％，3l～40岁占28.10％，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表1苏州市调查居民年龄分布情况年龄(岁)20岁以下21-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0岁以上
2.2社区居民休闲项目比较
表2为苏州社区居民闲暇时间休闲项目选择。从表中可以看出苏州市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主要用于看电视、上网。选择体育运动的只有31.5％，数据表明苏州市城市居民大部分利用闲暇时间看电视、上网，通过电视和网络来获取各种信息，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意识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表2
苏州社区居民闲暇时间休闲项目选择
2.3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目的分析
表3为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主要目的比例分布。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居民强身健体目的占71.5％，娱乐放松目的的占56.3％。在城市居民的心目中运动休闲的强身健体和娱乐放松作用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休闲体育既不受限于体育竞赛的种种严格规定，也不追求高水平的运动成绩，而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形式用来度过自己的余暇时间，从而达到强身健体和娱乐放松的目的。社区居民喜欢在充满欢悦和谐的气氛中，达到增强体质、促进健康。表3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主要目的比例分布
2.4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场所
活动场所是社区居民进行健身活动的重要空间，是展开休闲体育必要的空间因素。表4为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场所分析。从表4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对具有公益性、公共性特点的“公园、广场”、“住宅小区空地”、“单位的体育设施”、“公共体育场馆”选择表现了一定的集中趋势。社区居民休闲体育活动场所要离居住处进，无额外消费的公益性的场地设施锻炼是公众的首选。通过表4可以看出，社区居民偏好于在熟悉的环境与熟悉的人一起锻炼，追求一种大众化、团体化的锻炼氛围。发展公共体育设施是增加改善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环节，为今后的休闲体育场所建设与布局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
2.5社区居民休闲体育消费行为特征
体育消费指对体育活动的经济支出，包括实物型产品支出和观赏型产品支出，适当的体育消费是体育活动得以维持和进行的基本前提，体育消费水平也是反映体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表5为居民每月的运动休闲消费情况。
如表5所示，体育消费每月不足50元的占总数的50.3％，50-100元的占总人数的28％，300元以上的占总人数的4.6％。社区居民休闲体育消费基本基于免费的形式，体育消费水平较低。男女每月的体育消费支出上存在差异，男性的体育消费支出大于女性体育消费的支出。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为了满足广大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求，构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势在必行。苏州市经济条件好，体育生态环境也不错，根据本市实际情况，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且以落实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理念、切实保障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础，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区与满足广大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求并重的多元化、全方位的苏州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3.2建议
(1)改善社区公共活动场地。
(2)提高全民休闲健身意识。
(3)多渠道筹备资金投入。
(4)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完善。
(5)培养休闲体育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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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英，构建社区体育多元化服务体系的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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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姜丽，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建设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3，(3)：27-2
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长对子女教育高的期待，对子女学业表现的重视，不断加大对家庭教育投资，在很早各地区均出现了很多家长陪读现象，本文主要以我校周边陪读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我校部分班主任老师为研究对象开展调查，发现我校陪读人数已超过了半数之多，陪读的主要形式是走读回家父母陪读，家长陪读的原因主要以延长学习时间和加强对孩子的管理，同时还有不少孩子不能适应学校的住宿环境而走读。通过调查发现家长在陪读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克服了重重困难、定顶住了重重压力，但依旧有不少家长表示陪读效果不佳。家长陪读的大部分目标是以严格的管理促成孩子的学业成绩、以牺牲自己的形式换得孩子高成就。当然在调查中也不乏一些家长在陪读的过程中与学生一起学习进步、与孩子一起面对问题、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促成了孩子健康人格和坚毅品格以及顽强拼搏的精神气质的形成。最后我们针对本次调查结果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如改善学校住宿条件、家长科学陪读的建议、建议学校参与组织相应活动教育学生要在陪读期间懂得感恩学习自立成就自我等。
关键词：高考;家长与孩子;陪读;
一.研究的背景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目前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高中阶段很多家长成为陪读大军的一员。特别是对于寄宿制高中，家长陪读现象更为严重，甚至有很多家长不惜放弃工作全身心陪读，家长精力和财力的大量付出，那么陪读对孩子的发展是否产生了积极作用，以及作为教育过程中的附属产物，对于学校的教学和学生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呢？为什么家长和学生选择走读？这背后有哪些原因呢？陪读现象是否有利于对学校的育人目标的达成？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的关注和研究。
在2019年6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总体要求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围绕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养人才、造福人名的工作目标，深化育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坚决扭转片面应试教育的倾向，切实提高育人水平，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来职业发展打好基础，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育人乃国之大事，现在的陪读现象在育人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很少关于和深入研究，随着陪读现象的加剧，陪读应该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高中不仅是学生学业提升的黄金期，也是学生行为习惯以及品德精神品质培养的关键期。我们的教育要培养适应社会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陪读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呢？
二.我校陪读整体情况的分析
目前我校走读学生760人左右，占学校50%左右，我校为一所寄宿制省重点高中，每年的高考成绩斐然，是金普新区高中中家长和学生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同时来到我校的学生也都是在中考中的佼佼者，家长和学生对学业和成才非常重视，随之而来的就是近几年陪读现象的增多，在调查我校班主任后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走读学生比例大概由原来的的三分之一左右徒增到二分之一左右，有的班级甚至能达到走读四分三左右，也就是班级只剩下十几二十人住校，而且我们调查后了解到目前留在学校选择住校的学生多为家里较远无法走读或者家里没有车交通不便或父母工作繁忙无法照顾孩子或经济条件工作性质不允许无法就近陪读而不得不住校，可以认为在没有走读的学生中大部分是因现实困难而无法走读才选择了住校，走读就意味着家长陪读，可见我校陪读已经成为我校的主流群体。
通过搜集的数据了解到我校陪读有几种类型：近距离家长接送型陪读，学校附近租房型陪读，附近买房子型陪读，远距离坐班车型陪读，其中家长亲子接送型陪读占比较大，其次为班车型陪读，第三位的为租房性陪读（近几年逐年增多）。根据陪读成员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父母陪读型，母亲陪读型，祖父祖母陪读型，其中父母陪读最多，在租房陪读中母親陪读型最多。通过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家长对学生的重视，以及对学生的财力和精力的付出是巨大的，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三.我校陪读原因的分析
我们主要对部分陪读家长和学生展开了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父母选择陪读的原因分析有：（1）健康照顾型，父母关心孩子健康情况，给孩子争取更多休息时间和营养补给;（2）陪伴帮助型，想要有更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孩子在学校有不会的可以在家解决掉疑问，在学习方面给孩子提供一定帮助;（3）管理监督型，孩子比较散漫，自学能力差，通过陪读监督和管理他们的行为习惯;或者孩子自理能力不强，在学校不能符合住宿生的基本要求;（4）延长学习型，学校的学习时间不够，想让孩子在家多学习一段时间，其他原因。经调查发现选择最多的是第四种类型，其次是第一二种类型。
学生走读的原因：（1）选择更舒适的环境;（2）学校离家较近;（3）在家中学习资源更多;（4）有家长的约束管理。学生在选择走读的原因中占主要的是可以多学习还可以查找资料，为了提高学业成绩。其次是为了舒适的睡眠环境，部分学生提到学校冬天冷，夏天热不能洗澡等住宿环境的问题，再次是自理能力差以及自制力差选择家长约束。
四.陪读带来的影响
家庭和社会方面：家庭方面增加家庭的支出，加大家庭负担;同时促进亲子关系，丰富父母的工作生活，增加父母与孩子间交流。在社会方面，促进了周围经济，在调查期间我们还发现周围陪读房的价格水涨船高逐年递增，很多一中家长成为租客，陪读期间家庭的消费也都发生，促进了周围商圈的经济;也造成学校周边早晚上学放学期间的交通拥堵。
下面以我们调查中一位妈妈写的陪读感言为例：我和孩子爸爸只是出了问题的时候集中火力批评教育，细想起来效果其实是不大的。从表面上看，孩子是坐在那儿似乎是学习了，但明显内区力不足。后来偶然和别的家长交流的时候，她的陪读经历启发了我，让我知道家长的陪读是利大于弊的。孩子在学习，日子是苦的，但是有家长的陪伴，或是指引，哪怕是亮一盏灯，对孩子也是极好的。孩子会知道再苦的日子，也会有一盏灯为她亮着，因为有一盏亮着的灯，刻苦读书的日子也是幸福的。就用我的亲身经历来说，之前没有陪读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孩子在家里上网课，开学后，孩子的成绩急剧下滑。在发现问题之后，我开始了陪读。当我尝试用纸条、当面谈话、把孩子当朋友一样相处后，正处在青春期、叛逆期的孩子心也开始变得一点一点的柔软，首先是允许我来到她的房间了，慢慢地接纳我坐在她旁边了，逐渐地开始分享同学的故事、她自己的想法。因为疫情再一次上网课时，经过孩子的允许后，我陪她一起听课，鼓励她发言，在网上课堂和老师互动，这个时候我发现她是兴致盎然的。后来的日子，我拿着高中必读的《红楼梦》在她一旁读着，氛围很和谐，气场也很适合学习。在合适的时机，我瞄一瞄、瞅一瞅她做的练习册，对她的学习方法有了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再一起比赛背背单词，经过那么几次之后，我发现孩子在学习劲头方面比以前积极了。所以，对我而言，对我的孩子而言，尤其是对我们家这种内驱力不足、目标感不强的孩子来说，陪读是很重要的，因为陪读，我们更加了解了孩子，也可能会发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知道孩子都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她的哪些学科有优势，哪些学科薄弱，进而去寻找原因、解决问题。虽然三年学习最终的结果，我们无法预知，但是从孩子的学习态度的转变，我还是很欣喜的，回望陪读的这些日子，我觉得能和孩子一起奋斗、一起感受高考来临的氛围，这是一笔用金钱也无法衡量的财富。
家长方面：通过这段感想我们看到了陪读家长最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提高，对孩子的认识以及家庭教育的认知也在陪读中不断提高;随着亲子关系的改善同时家庭幸福感也不断增进。家长从不懂陪读到慢慢懂得如何陪读走了不少弯路，从盲从到高质的陪读是需要一定的科学指导和理论借鉴的，从保姆型陪读到教练级陪读更是需要家长不断改变自己的家庭教育理念与亲子沟通技巧，陪读不是衣食住行照顾好、手机电脑管得好这么简单，陪读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但也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们深深的感受到高中陪读带给家长的疲惫不堪与焦虑不安，但也看到了陪读家长在陪伴孩子慢慢蜕变过程中收获的欢愉与走进孩子心里的那份小幸运。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学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和焦虑，在孩子们看来每天回到家父母一直都在身边，自己内心有种依赖感和安全感;回到家中可以将一些不跟同学说的话，毫无忌讳地跟爸爸妈妈倾吐出来，增进自己与父母的沟通，互相吐露心声;在熟悉的环境中学习，还能减缓自己在平常生活当中的心理压力;自己自制力差父母能够随时监督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习状态，给予建议和帮助，对于自己目前取得的成绩，自己认为大部分功劳在于自己的父母;可以有效且方便利用现有的学习资源;还有些同学表示自己担心陪伴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少，走读可以很好的陪在父母身边;还有孩子觉得陪读过程中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付出，自己内心更加懂得感恩，學习也更加有动力。
从学校的管理和育人目标达成上来看：陪读对于我校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学校宿舍管理的压力，家庭教育的辅助力量变大，但同时也存在着家庭教育管理不利造成的教师管理难度;对于学校育人目标有一定侧冲击，陪读弱化学生自理能力培养，还有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以及吃苦耐劳品质的培养，在学校住宿是脱离父母在生活上短暂脱离父母保护的一个很好的历练机会，然而走读会造成一部分孩子出现过度依赖父母，自己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不能很好与同寝室同学相处、处理好同学之间的关系等。
五.我校陪读现象调查后的建议
调查中发现很多家长在陪读中存在着焦虑和盲目现象，陪读应根据自己家庭的现实情况而选择是否陪读，陪读中应更加重视家庭教育和家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转变家庭教育理念和目标，以促进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为目的。人的成长与环境比密切相关，陪读增加了家庭环境的作用时间，建立优良的家风（勤俭、自强、团结、诚信），书香、民主幸福的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和影响是深远而有意义的，希望每个家长都能优秀的陪伴着。
当然学校也可以通过家长学校定期交流和家长会指导等方式，引导家长学会陪读、科学陪伴，通过班会等形式教会学生尊重父母，放下手机与父母多沟通;学校要加强学校的教育形式和方式，倡导学生进行家务劳动，培养学生自理能力，不定期开展家庭式劳动教育;我校在管理中在不断强化学生自理能力，尽管学生走读，但我校每名学生在中午都会回到宿舍住宿，大大增强了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一定的独立自理能力。
培养健康的品格，健全的人格，以及深厚学识的未来人才，是全社会和全体教育工作者的目标，科学陪读是一门学问，家长完全以学业成绩为目标压榨式陪读是一种不健康的陪读，在陪读的过程中还要注重学生身心的健康和亲子情感的交流，以及自理能力的提高。高中阶段的陪读正在以它独有的方式慢慢浸润着学生的心灵，需要每一个家长在陪读中不断反思提炼出适合自己孩子的正确陪读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去探索与发现其中蕴含的奥秘。同时也需要家校合作开启正确的陪读打开方式，同时缓解家长的焦虑，共同助力孩子的成长和成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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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交通工具、通信手段、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于空间流动的社会属性的分析已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关切之一。20 世纪 80—9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流动性研究旨在揭示流动过程本身及结果的特定社会意义与影响。研究认为，任何类型主体的空间流动都不仅是单纯的工具性行动，而都有其社会属性。空间流动研究者们在近十多年来进行了一系列方法探索：（一）对“传统”资料中曾被忽视的“空间流动资料” 以及资料的空间流动性意义的审视与研究;（二）将一定的地理信息技术与社会学研究议题相结合，特别是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地图、互动式地图等技术引入对社会学议题的分析中;（三）研究流动影像民族志;（四）参与叙事性行走实验;（五）“后实证主义” 定量研究的引入。在借鉴国外社会学空间流动研究范式的理论与方法论成果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社会开展问题导向的经验研究，并进而对该范式进行理论发展与修正，将是目前该领域内亟待开展的工作。
关键词：空间流动;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
随着交通工具、通信手段、互联网技术等在近几十年的迅速发展，当今世界一个日益明显的现象即是人、物、资本、符号等主体在不同空间内频繁、大量、密集地流动，反映着21世纪社会的“（空间）流动性”（Mobilities）特征[1]3-20①。任何一种主体在空间上的流动，其过程本身及流动的结果都是有着特定的社会含义与社会影响的。流动本身也有着自身的、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规范，同时亦是多种类型的社会互动发生的处所[2]。所以，对于空间流动的社会属性的分析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关切之一，但却一直缺席于社会学的主流讨论之中[3]。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西方社会学界一些学者开创并推动了社会学内的“空间流动性研究转向”[4]。其反思与批判了传统社会学研究中对于“空间流动”这一维度的忽视，倡导一种面向新时代的、超越“静态社会”的社会学研究范式[5]。在当今中国社会，空间流动性的提升也是一个日益明显的特征。例如，“一带一路”展现的全球化发展的积极参与;高铁、港珠澳大桥等体现的区域性空间流动性的提升;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交通出行“新业态”推动的地方性流动模式变革等。这些变迁也都需要社会学空间流动性研究视角的关注。
一、社会学空间流动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空间流动性研究范式的兴起根植于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兴起的社會学“空间”研究浪潮。虽然“（社会）空间”部分地出现在了涂尔干、齐美尔等人的论述中，但主要以被动的容器形态出现，而非系统的空间理论，更没有涉及空间流动性的问题。社会空间能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化的理论概念要归功于包括列斐伏尔、哈维、福柯等一系列关注空间问题的研究者们[6]。这些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进路分析了“空间”的社会性属性，如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时空压缩、空间与权力运作等，确立了社会学“空间”研究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立足于学界对空间理解的不断深入，一些研究者们开始聚焦于主体在空间内以及空间间的迁移过程及其社会属性。这些学者们反思与批判了传统社会学研究以及方兴未艾的空间研究中对于不同主体在空间之间的迁移这一维度的忽视，指出了人、物、资本、符号等均具有包含社会意义的空间属性。无论是人群还是物品、资本、符号等主体，当他们发生了空间上的流动时，其流动的过程本身以及流动的结果都是有着特定的社会含义与社会影响的，流动本身也有着自身的、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规范，同时亦是多种类型的社会互动发生的场景[2]。在空间边界日益淡化的当今世界，社会学需要对不同类型的空间流动的社会性开展研究，包括物质的、想象的和虚拟的等不同类型。对于空间流动的社会性的分析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关切之一，然而却一直缺席于社会学的主流讨论之中[3]。基于这样的研究关切，由约翰·厄里等学者开创的空间流动研究范式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西方社会学内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转向[7]。该取向的研究者们倡导一种面向新世界的、超越传统静态空间视角下的“社会”的社会学，希望能够突破相对静态、无空间迁移维度的社会观[5]，从而将不同类型的空间流动及其过程纳入社会学的审视视角中。
经过近20年的发展，社会学内的空间流动研究者们以厄里生前所在的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流动性研究中心为依托，组织了“全球流动研究网络”，涵盖全球28个国家的超过40个空间流动性研究相关团队的1000多名研究者②。他们也创办了若干聚焦于空间流动研究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其中代表性的刊物Mobilities于2010年被纳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目前属于二区期刊，其影响因子也从2011年的0.980增长到了2020年的2.435。这些都反映了流动性研究在近几年的迅速发展以及对学术共同体的影响。
二、理论关切：“社会的空间流动面向”与“空间流动的社会属性”
社会学空间流动性研究进路反思了传统社会学研究中对“空间”与“流动”议题的忽视。立足于大卫·哈维、列斐伏尔等学者对于空间本身的关注，空间流动性研究更加关注不同类型的主体（人、物、资本、符号等）在空间之间的转换及其过程，旨在揭示流动过程本身及结果的特定社会意义与影响。流动过程本身既有着自身的、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规范，同时亦是多种类型的社会互动发生的场景。这一思路蕴含两种相互关联的关切：一方面，其揭示了“社会”这一概念本身就应包含的空间流动的面向，即对于特定社会之结构、规范、互动、变迁及其动力的分析要注意到该社会内、以及其所嵌入于的空间构成以及不同主体在空间之间的流动。这扩展了学界对于“社会”概念的理解：社会包含的是在空间上处于动态、或至少有动态可能的各类主体，这种“动态”及其可能本身就是“社会”的重要构成。
另一方面，任何类型主体的空间流动都不仅是单纯的工具性行动，而是有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意义及影响的，即任何的空间流动都有其社会属性。例如，随着城市扩张以及产业调整，城市居民日常的通勤方式及体验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是简单的时间成本和交通费用的变化，更会对不同职业、不同身心状况的居民的生活样态、工作状态、社交形式等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再如，以飞机、高铁为代表的高速远程交通的迅速发展，在塑造“地球村”的同时，也在拉大拥有不同空间流动能力的人群之间的差异。因而，对于社会的空间流动面向以及空间流动的社会属性的分析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关切之一[3]。
空间流动研究者们的基础贡献在于将人、物、资本与符号的空间流动过程本身视为有社会意义的过程，而非如传统功能主义范式将其视作为了到达目的地而不得不进行的成本性行动。厄里从类型学角度界定了五类流动：人的空间性流动、物的物理性流动、想象性流动、具有时空间隔的虚拟性流动、经由各类通讯手段而实现的沟通性流动[1]4-5。每类流动的社会性意义体现在：一方面，该过程本身会从多个维度影响乃至形塑相关的各类行动者的日常生活、人生历程、社会关系等面向;另一方面，流动的形式、过程、机制以及参与方的权力关系等因素会对流动的后果产生重要影响，如相关的资源/资本分配变化、经济/政治不平等向流动性不平等的转化与再生产等。所以，社会学的空间流动性研究力图揭示以及号召学界关注那些“在流动中”的空间、结构、行动、意义以及政治[8]。
空间流动性研究者们希望将上述关切带入社会学领域以填补学术空白。具体而言，该领域的理论性关注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流动手段、流动意义、流动体验的分析来探究流动过程中的主体间互动以及空间、时间与流动性的互动。这一进路主要是针对人的空间流动，立足于人本主义取向，将流动中的“人”恢复为有感知、有体验、有即时性决策能力等主体，强调分析空间流动（出行）本身的过程性、互动性、意义性与决策性。二是分析特定的空间流动模式的维持及变迁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侧重于对流动及其实践过程中的不同维度的权力关系、行动者相对位置以及资源/资本分配不平等性等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例如，在机动化出行的背景下，自行车交通等主动交通方式“复兴”表象背后的多主体互动、策略行动与制度变迁等[9]。三是对“可持续流动性”的发展原则及操作化实践路径的探索。其中重要的贡献在于抛弃将“大众”单纯视为的在不同交通工具间做出利弊分析的“消费者”的传统视角，而是从出行行为本身的意义性、过程性、互动性以及这种行为所嵌入的外部社会、经济、文化系统展开分析。
研究取向的分化一方面展示着该领域蓬勃的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该领域内理论视角的日益模糊化与研究议题的日渐宽泛化。例如，“全球流动研究网络”所涵盖的众多研究团队对于何为流动性研究范式的界定本身就有着很大差异。此外，关于流动性研究范式与“传统”社会学的脉络关联以及如何将流动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结合于整个社会学学科发展中，目前也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虽然厄里等人对理论视角与研究议题进行了宽泛的界定，但整体而言将空间流动视为一种嵌入于整体性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充满意义与影响的、有多元主体参与的动态过程是一种基本的理论底色。但随着学术共同体的壮大，对于何为空间流动视角以及可适用于哪些议题的研究的理解日渐多元化，议题也渐渐包罗万象，这也引发了领域内一些学者对于“一切尽是流动”[10]发展倾向的担忧。如何保持并发展这一研究范式的独特视角与理论底色是该领域内学者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
三、空间流动性研究方法：摸索中创新
立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结合人类学、现象学、地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可借鉴之处，空间流动研究者们在近十多年来进行了一系列方法探索[11][12]。目前流动性研究在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上有如下几种代表性探索：
一是对“传统”资料中曾被忽视的“空间流动资料”以及资料的空间流动性意义的审视与研究。一方面发掘以往可能被忽视的、但可以反映社会空间流动相关议题的资料，如旅行手记、航海日志、通勤记录、行车记录仪数据等等[13];另一方面则重新审视现有各类数据资料中的空间流动维度的意义与价值，如文本分析中强调对场景与空间的编码，通过访谈或小组讨论对旅行、通勤、搬迁等经历进行回忆与描述等[14]。
二是将一定的地理信息技术与社会学研究议题相结合，特别是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地图、互动式地图等技术引入对社会学议题的分析中。比如，拉森等人将地理地图运用于对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分析中，从而探究在互联网与全球化时代人们是如何通过各种物理性及虚拟性的流动实现本地生活与远距离社会加强关系的协调共存的，进而分析社会个体的本地社会关系与远距离的国际社会关系是如何被各类流动方式结合在一起，进而形成所谓对网络化资本的积累的[15]。
三是研究流动影像民族志，这是一种被认为可以拓展对流动与空间体验的描述与分析能力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预设是，研究人员可能会通过自身对流动性的参与，以及记录和重播在受控环境中的流动性表现来获得对流动性的洞察。例如，斯皮尼在其对于伦敦市内自行车交通的研究中尝试了这一方法。他对20个研究对象每人进行了3到5次市内自行车骑行记录，每次选取不同的拍摄角度，从而对每个研究对象的骑行体验建立了一个多视角的影像追蹤资料集，并将之作为研究分析的主要对象[11]。目前一些质性资料分析软件如Nvivo及Atlas.ti等均开发了对视频进行编码与分析的功能，开始被流动研究者们加以运用。
四是参与叙事性行走实验。这是一种模拟寻路情景下的会话活动模式，力图通过调动被研究对象的体验回忆、空间想象以及意义感知将人的流动过程还原为一种可描述的动态实践，而非单一地以到达目的地为唯一意义的手段，从而凸显流动过程及其结果对于流动主体的社会性及文化性影响。例如，梅尔斯在对居于英国的跨国移民们研究中就使用了这样的方法。她给每位研究对象发一张白纸，然后让研究对象一步一步在上面作画，标出对其生活中有不同意义的地点、关联、路径、经历等，并伴有相应的回想与表述。这些画作以及相应的发言则全部都成为可以数字化处理的研究资料[12]。
五是对“后实证主义”定量研究的引入。社会学空间流动性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但也面临着一些批评。比如，其过于关注微观维度，忽视了关于空间与社会结构条件的背景性、制约性因素的作用。因此也有一些学者尝试重新引入定量研究，但要对其进行社会化与空间化认识论的修正，即所谓后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例如，曼德沙伊德在对交通出行二手统计资料的分析中就采用了这种视角指导下的多元对应的分析方式，从而对社会维度及地理维度上的各类不平等现象与流动性模式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联性进行了探究，从而希望能够突破目前流动性研究中通常存在的二元割裂，即对流动行为及其主观感受与体验的研究与对这些行为的空间的、话语的或结构的社会基础的分析之间的割裂[16]。
这些新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的尝试丰富了社会学对于空间流动探究的视角与手段，但也面临着一定的质疑。尤其是一些方法的信度、效度以及可重复性等问题。同时，由于空间流动研究方法论整体而言希望收集“丰富的”“动态的”资料，所以大量的方法以收集视频、音频、图像等多媒体资料为目的，这也为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如何解决资料收集方式与资料分析方式之间的日渐脱钩是该领域内研究者们亟需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结语：迈向基于本土化经验的空间流动研究
受国际学界对空间议题的关注，近些年来国内理论界对“社会”的空间面向有着積极关注，但具体到空间流动面向，则仍处于起步阶段。整体而言，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关切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一是对国外学界关于空间流动研究的一些基础性概念与理论观点的引入与介绍[17]。二是尝试将该领域的一些基本理论视角用于审视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或议题，如老年人流动性的变化特征与日常生活感受的关联[18]、出行体验与幸福感和健康水平的关联[19]等。三是具体在社会学领域中，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一些与流动性相关的议题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对“汽车社会”相关议题的研究[20]。四是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有一些学者在方法论层面讨论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流动研究可选数据的多样化[21]。
这些研究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中的空间流动议题有重要指导意义。但目前国内学者们对该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主要仍处于引入和使用西方理论成果的阶段。同时，目前西方学界在该领域内的方法论层面的探索也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相应地，这些于西方社会背景中探索出来的理论与方法也尚没有在差异化环境中接受检验。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发展、修正与本土化探索尚待展开，这些都有待于后续研究进一步加以回应。
在可预见的未来内，中国社会在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多种维度上的多主体空间流动性会持续提升并加速。社会学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以及社会治理等议题的探析将越来越多地涉及、乃至依赖于空间流动性视角。目前，国内学界尚没有对该领域内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创新进行系统性梳理、总结与批判性的本土化尝试。这既使得空间国内流动性研究缺乏合适、有效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支持，也使得国外的理论与方法论创新无法得到差异化环境下的检验、反思与发展。因此，在借鉴国外社会学空间流动研究范式的理论与方法论成果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社会开展问题导向的经验研究，并进而对该范式进行理论发展与修正，是目前该领域内亟待开展的工作，具有现实与理论的双重价值。
注释：
①如果单纯从词汇翻译角度而言，“mobilities”可以直接翻译成“流动性”。但为了与社会学语境中业已存在的诸多“流动性”区分开，如鲍曼所提的“流动的现代性”、社会分层意义上的社会流动、以及经济类学科中使用的流动概念，本文将这一研究进路独特的空间视角突出强调，所以使用空间流动性这一称谓。
②具体信息参见该学术组织网站：http：//wp.lancs.ac.uk/globalmobilities/。访问时间：2021年7月22日。
③关于中国城乡流动人口议题的研究是否属于空间流动研究进路，目前存在一定争议。如果从厄里给出的定义出发，流动人口当然是该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但研究对象并不是划分进路的唯一指标，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的理论视角。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流动的动力、结果以及相应治理，侧重点并不在于人的空间转换过程本身以及其社会属性。所以本文并未纳入这类研究。但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否定该领域成果与空间流动性研究范式的内在关联。实际上，学界就这一议题得相关成果包含着丰富的理论性与现实性资源，也是中国学界很有可能为社会学空间流动性范式的发展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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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陆锋，刘康，陈洁.大数据时代的人类移动性研究[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4（5）.作者简介：杜胜臣（1990—），女，漢族，黑龙江佳木斯人，社会学博士，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治理。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