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困境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运用我国沪深两市2007-2011年间的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财务困境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主要通过投资、融资以及股利分配等渠道影响企业风险，且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财务困境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过度自信 财务困境 逻辑回归
前学术界大多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分析财务困境的成因，实际上管理者行为也是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传统理论模型中，经济学家通常将个人行为假定为完全理性的，但是大量研究证实，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始终表现出一定的有限理性，比如盲目乐观和过度自信。管理者对自己能力的过度自信会使得他们在决策时过于冒险，而忽略风险，从而导致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增加。本文将以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来检验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企业财务困境影响的存在性。
一、文献回顾
“过度自信”源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是指人们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了自己成功的几率和私人信息的准确性。在心理学家发现人们普遍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后，经济学家们研究了这一特征在企业管理者中的表现。Cooper、woo&Dunkellberg（1988）通过对近3 000位企业家的调查发现，81%的人认为企业存续的可能性高于70%，33%的人认为企业一定会持续存在下去，但实际上只有25%的企业能够生存5年以上。Roll（1986）首先提出了自大理论，用来解释管理高层所进行的许多失败的并购事例，开创了过度自信来解释财务异象的先河。但是并没有过度自信对财务困境的直接影响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企业的投资、融资、股利政策等单项经济活动的研究。
在投资行为方面，理论研究表明，当企业遭遇内部现金流不足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基于外部投资者低估本企业证券真实价值的认知，不会倾向公开发行股票融资来充实现金流，导致即使对NPV>0的项目，也没有充足的现金流支持，从而造成投资不足的问题（Heaton，2002）；而当企业内部拥有充足的现金流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会因控制幻觉而低估投资项目的风险（angel，1975；weinstein，1950；March&shaPiro，1957），对项目投资成功过分乐观（Cooper，woo&Dunkelberg，1988），甚至参加一些NPV<0的项目，导致投资过度问题（Heaton，2002）。国内方面，吴世农等（2008）将样本均分为过度自信管理者和理性管理者两组，通过对比两组之间的投资策略，进一步论证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姜付秀等（2009）开创性的以Aleman的Z值是否大于118来衡量企业财务困境，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扩张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探究该特征是否会最终导致企业财务困境，结果证实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扩张有正相关关系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采取的扩张策略会使企业更加可能陷入财务困境。
在融资行为方面，Heaton（2002）首次应用管理者乐观倾向来解释融资优序异象。乐观的管理者通常会对自己所在公司的价值做出过高估计，认为市场没有完全反映企业证券的价值，而不愿意进行外部融资，除非内部现金流枯竭。Olive（2005）、Barros&silverira（2007）分别调查了美国和巴西的企业，以消费者情绪指数和管理者身份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发现企业的负债水平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呈正向相关，即自信程度高的经理人管理的公司都会保持较高水平的债务融资。Hackbarth（2008）运用模型推导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融资决策的作用机理。研究证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都会进行高水平的债务融资。
在股利分配方面，安广实（2007）认为，在陷入财务困境的情况下，经理人员不仅不愿追加权益资本，而且还设法通过直接或者变相发放股利等手段从公司抽出现金，使支持负债的资产价值进一步减少，负债风险相应进一步增加。虽然在财务困境下债权人会通过各种途径阻止经理人员从公司进一步抽出现金，但经理人员通常拥有更多关于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的信息，并拥有相对的决策权，特别在财务困境下使得经理人员维护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动机减弱，他们可能比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时更愿意牺牲公司的声誉或其他长期的利益而为自己和权益人谋利益。
终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非理性行为尤其是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仍然不够成熟，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国内学者更倾向于探索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企业的投资、并购、融资、股利政策等单项经济活动的影响，直接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整体影响的较少。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会通过其在财务决策上的行为来影响企业的财务，使企业更有可能陷入财务困境。投资决策方面，具有过度自信特质的管理者一般都认为自己的能力比竞争对手要高，而这种对自己能力的高估不仅会使管理者更加轻易的参与过多的商业竞争，甚至会投资一些NPV<0的项目，同时也导致管理者过高估计自己管理项目的盈利并忽略项目风险；融资决策方面，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愿意进行债务融资，他们认为外部投资者低估了本公司的收益，所以不愿意进行股票融资，以防老股东的权益被稀释。而且，管理者一般会选择较高的负债水平，并且在基于对投资项目的现金流的乐观估计的前提下，更倾向于采用短期投资；股利政策决策方面，管理者高估内部资金流的供给，可能会采用更高的股利分配政策。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管理者采取一些损害股东价值的决策，加大了公司破产的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在不够成熟的我国资本市场中，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更有可能陷入财务困境。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7年至2011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公司（包括中小板）。在样本选取的过程中，剔除了以下几类公司：金融类公司；STPT类公司；财务数据异常的公司。最后得到6 830个样本。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1.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的界定。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一度难以被界定，致使相关研究一直处于瓶颈状态。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大胆创新，提出了一些替代变量，主要有以下七种：CEO持股状况；相关的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企业盈利预测偏差；CEO实施并购的频率；CEO的相对薪酬；企业的历史业绩；企业景气指数。有研究表明，CEO相对于公司内其他管理者的薪酬越高，说明CEO的地位越重要，也越容易过度自信（Hayward和Hambrick，1997）。因此，本文用高管薪酬的相对比例（XDSLARY）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即用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所有高管的薪酬之和来表示。该值越高，说明管理者越过度自信。
2.企业财务困境指标的界定。根据姜付秀、陆正飞（2009）的研究，本文用Z指数衡量，其计算公式为：（0.012×营运资金/总资产+0.014×留存收益/总资产+0.03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0.006×股票总市值/负债账面价值+0.999×销售收入/总资产）×100，以118为临界值，来判断企业的财务状况，并设置哑变量，如果Z指数大于118，Z=0，否则Z=1。
基于前人研究，本文还设置了一些控制变量，包括公司的盈利性、成长性、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类别（ CONTROL， 如果控股股东为国有取值为0， 反之则取值为1）；相对薪酬（XDSLARY）；高管持股比例（HOLD，所有高管持股数/总股本）；投资机会[TOBINQ，以Tobin. Q来衡量，（年初流通股数价值+年初未流通股数账面价值+负债的账面价值）/年初总资产账面价值]；负债比例（DEBT，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年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盈利性（ROA，净利润/总资产）。为了检验以上结论，本文构造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如下：
Pr（Zit=1∣Oit ，Xit）=G（β1+β2Oit+X′itB）
其中，O是过度自信的指标XDSLARY；X是一系列控制变量；Z是哑变量，衡量财务困境，如果公司处于财务困境，则取值为1，否则为0。
三、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XDSLARY的均值为0.406，说明我国企业中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在所有高管薪酬之和的占比达半数之多的现象很普遍，即企业存在较严重的管理者过度自信；HOLD的均值只有2.94%，表明高管持股在我国的现象还不是很常见；TOBONQ和DEBIT的极大值和极小值相差非常大，说明公司间的投资情况和资本结构差别很大；CONTROL的均值为0.193，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19.3%为国有企业。
（二）相关性分析（见表2）
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1%水平的双侧检验）表明，反映企业财务困境的Z指数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非常显著，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反映管理者过度自信的XDSLARY与反映企业财务困境的Z指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这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的财务困境有正的影响。
（三） 回归分析
由表3可知，β2=6.460>0，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相关性检验结果保持一致，说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XDSLARY）对企业的财务困境有着显著的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越严重，企业越有可能陷入财务困境中；高管持股比率（HOLD）的系数为0.012，且显著为正，表明高管持股比率对企业财务困境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描述性统计显示我国高管持股比率不是很大，因此这一行为对企业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投资机会（TOBINQ）和企业规模（SIZE）的结果并不显著，表明这两者不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财务困境行为。
由表4可知，系数的综合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数似然数和R方均支持模型的拟合度比较高，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企业财务困境形成的原因。
四、结论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7-2011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的融资行为、投资行为和股利分配行为等的综合影响会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本文直接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整体的影响，尝试运用行为金融学的知识分析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相关异化现象，这是本文的一个突破，对我国企业的实际运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在证实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对企业财务困境产生影响的同时，还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管理者理性行为的保障机制构建。在我国，经理人市场不十分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依托何种机制能够使得管理者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值得探讨。X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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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世农，吴超鹏.管理者学习行为、过度自信行为与连续并购绩效变化[D].第二届行为金融国际研讨暨重点项目中期检查与交流会会议论文，2007.
4.王霞，张敏，于富生.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异化——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8，（11）.
写作困境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理念，导致中国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弱项出现在农村，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就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农业保险作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有效分散现代农业发展风险的重要工具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手段，就要积极进行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的改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保险品种、提高风险保障水平，积极开发适应乡村振兴的保险品种，全面融入全党全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格局之中，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实现保险机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农业保险；运行模式；改革路径
農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关乎着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基本命脉。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理念，导致中国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弱项出现在农村。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据十九大报告的要求，要破解“三农”难题，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农业保险作为保障“三农”的主要金融支撑手段之一，也就必须围绕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相应的改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保险品种、提高风险保障水平，积极开发适应乡村振兴的保险品种，全面融入全党全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格局之中，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实现保险机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
1 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保险改革搭建了平台
乡村振兴是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区域差异性较大，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导致贫困和脱贫后返贫现象比较突出，这就需要借助保险业来补齐这个短板。农业保险作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主要手段之一，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保险搭建了运行体系改革的平台。农业保险作为金融市场和民生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充分发挥其在助推脫贫攻坚上的体制机制优势，全面融入全党全社会合力推进脱贫攻坚大格局之中，构建与脱贫攻坚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产品体系，实现保险机制与精准扶贫的深度融合。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风险的有效工具。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探索‘订单农业+保险+期货（权）’试点。”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为农业保险事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改革发展空间，制定了优惠的扶持政策，搭建了农业保险改革发展的平台。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农业保险应在乡村振兴这个平台上积极发挥其规避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功能，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顺利实施农业供给侧改革、推动农业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灾害保险保障和财力支持。
2 现行农业保险体系在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的差距
近年来，农业保险在“三农”产业扶持政策体系内积极应对，探索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户产业发展的高风险性，使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生产避险的重要工具，在农业风险管理中受重视程度、保险规模和保险种类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离。一是农业灾害保险宣传不到位，农村居民投保意愿不强烈。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动力“主要不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是为了参加农业保险可以得到政府可观的补贴所产生的预期收益。”农业保险对参保农户的识别不够精确，投入保险的资金少，最终导致农业保险的赔款支出对政府的财政补贴依赖较高，致使农业保险在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发展面临困境。二是保险主体供给不足，惠农扶贫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主要在广大农村，导致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服务和保险人员的入村、入户的服务成本大大增加，很多保险机构不愿从事农业保险业务。农户对保险险种和保费价格没有话语权，使农业保险存在着道德风险和经济风险隐患。三是农业保险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运行不精准、不规范。四是我国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暂时没有健全精准瞄准与识别机制，保险机构参与农业扶贫保险的主动性不够，政策体系协调配合不足，农业保险的扶贫惠农政策不能全面实施。第三是农业保险扶助“三农”项目不足。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扶持“三农”灾害保障项目供给明显的缺位，造成农业保险扶贫项目安排不精准，缺少“造血功能”。第四是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目标不明确。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缺少完善的农业保险设施，欠缺专业、精准的农业保险扶贫服务，导致扶贫保险难以精准识别贫困农户。第五是农业保险对“三农”灾害保障绩效不显著，农业保险助农绩效亟待提高。五是农业保险扶持乡村振兴缺乏规范的运作体制机制。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依据是《农业保险条例》（2013），但在这个法规中对政府在农业保险市场活动中的权力边界的界定不明确，农业保险分散农业产业系统性风险机制缺失。六是农业保险队伍综合服务素质不高。农业保险直接与农户对接的保险人员基本都是临时招聘的保险业务员，只考虑保险业绩，很少考虑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对险种宣传带有一种商业推销气息，致使贫困农户非常反感。
3 乡村振兴是农业保险改革的目标追求
农业保险作为民生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金融手段，要构建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保险体制机制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
3.1 發挥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农业保险优势功能
农业保险在机制上能与“三农”直接对接，所以在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上具有其它扶贫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农业保险要有效对接乡村振兴多样化的政策举措，制定适合农村复杂多样的灾害保障举措。二是农业保险资金要提高为乡村振兴的扶持效益。要充分运用保险费与保险金额之间的杠杆作用，搭建起农业保险帮助农户抵御自然灾害及疫病的保护伞，确保保险资金有效使用，保证有限的保险资金做到精准到户，精准补偿，精准赔付。
3.2 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农业保险体系
农业保险作为与“三农”直接对接的保险种类，参与乡村振兴具有其他保险种类所不具备的优势，这就需要农业保险精准对接“三农”的避险需求，构建起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一是建立战略性粮食作物的“基本+补充”农业保险模式。要将农业保险功能目标由风险保障拓展至基本生活和福利保障，提供“保基本、保生计”的普惠性农业保险，实现“应保尽保、保障适度、全额补贴”的保险目标。二是开发与农业产业相配套的农业保险模式。对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项目，农业保险要认真梳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困难点和风险点，积极主动的开发出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项目相配套的富有特色农业的保险保障模式，为“三农”搭建起抵御自然灾害的保护伞。三是建立信用增进农业保险模式。针对农村“贷款难”问题，探索开展农户贷款促进类农业保险产品，构建“保险+担保+信贷”的综合信贷风险管控体系，探索将农业保险、意外保险、信用保证保险等农险产品切入贫困农户信贷抵押担保体系。四是建立农业产业链综合保险服务模式。要深入分析农业产业链中的困难点和风险点，认真了农业生产需求，拓展农业保险服务保障范围，构建农业保险为农业产业链服务的综合体系。
3.3 推进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的农业保险改革
农业保险要根据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的新要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农业保险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创新农业保险宣传机制和力度，提升农业保险的精准度。把加强农业保险的宣传作为常态工作，活化宣传形式，创新宣传载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业保险的精准度。二是要切实强化农业保险助力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担当。农业保险机构要强化主体责任和担当意识，将保险资源向“三农”倾斜，要从基层机构建设抓起，肩负起产品设计和全面保险服务的重任，加大保险人才培养和保险技术开发的力度。三是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信息平台管理机制，实现政府层面、农业保险机构、农村农民三个层面的立体信息交流共享机制，达到“共搭平台、共享资源”、“广渠道、多门路”式农业保险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工作机制。四是农业保险机构要加快农业保险助力乡村振兴特色险种的深度改革，提高农业保险助力精准扶贫的精准度和覆盖率。农业保险机构要配合农业保险惠农扶贫计划落实精准度的要求，为特色农业量身打造更多的相关农险产品，加强“提量增值”和“量体裁衣”的精准度。五是创新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建设，加强农业保险保障措施的精准性。要加强农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农业保险基层服务能力，做好巨灾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提高农业保险的绩效水平。
综上所述，农业保险助推乡村振兴工作成效显著，扭转了传统的灾害保障理念，改变了农村农业产业结构，提高了农户的经济收入。但我们也看到农业保险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困境和问题，我们认为农业保险要做好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就必须进行改革，要树立“农业保险+乡村振兴”工作理念，加快农业保险助推乡村振兴工作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担当，要与政府机构通力合作，放开手脚，加快农业保险参与乡村振兴的改革进程，加快农业保险资金的风险控制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支撑保障体系、农业保险保障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随着农业保险惠农服务领域的巨大作用的凸显，农业保险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一定会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1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王海娟.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困境及其优化路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8-14.
写作困境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文章在分析企业财会人员职业倦怠产生的根源基础上，提出了多角度培养自我效能感的策略，为缓解和消除财会人员的职业倦怠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财会人员； 职业倦怠； 自我效能感
会计属于职业倦怠易发人群。职业倦怠不仅会损害财会人员的身心健康，削弱工作绩效，而且造成财会人员的素质严重下降，已成为财会人员职业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但财会人员职业倦怠研究游离于会计研究视野之外，没引起理论界足够重视。
一、自我效能感对企业财会人员的影响
“自我效能感”是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在1977年提出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决定了人们如何感受、如何思考、如何自我激励以及如何行为。积极、适当的自我效能感能使财会人员认为有能力胜任财会工作，并将持有积极的、进取的工作态度；而自我效能较低，则对工作消极回避，积极性将大打折扣。
（一）决定财会人员自我期望和行为的坚持性
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内在的自我信念，是财会人员从事财会管理工作的基础与原动力，其一旦形成就会直接影响财会工作的自我期望，影响到他今后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的坚持性。增强自我效能感，可促使财会人员正确评估所处环境，并提高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胜任力、价值感。
（二）影响财会人员在困难面前的态度
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影响着财会人员在困难面前的毅力、决心和坚持性。增强自我效能感，可促使财会人员在挫折面前，敢于面对，充满信心，合理调配心理资源，支持和改善自身行为对财会任务的执行。
（三）增强财会人员的情绪调节能力
增强自我效能感，可以改变财会人员面对困境时的情感反应，减小对压力的恐慌，进而降低焦虑、抑郁水平，激发起乐观的心态，提升对财会工作的满意度。
（四）能增强财会人员的职业承诺
财会人员自我效能感较强，就会产生较高的职业承诺，把热情和精力投入到财会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保持较高的工作积极性和专业承诺。
二、企业财会人员职业倦怠的表现与产生根源分析
（一）财会人员职业倦怠的表现
职业倦怠是指企业财会人员在长期的压力和工作疲劳的体验下所产生的高度精神疲劳和紧张状态。它因工作而起，直接影响到工作准备状态，又反作用于工作，导致工作状态恶化。
1.情绪衰竭
主要是指财会人员心理资源的耗损，感觉工作特别累，压力特别大，对工作缺乏动力，常常会体验到强烈的挫折感和紧张感。
2.工作懈怠
面对繁重、复杂的日常服务工作，使得财会人员的工作激情慢慢耗尽，身心上的疲惫感越来越强烈，对工作对象采取消极的态度和挫折感。
3.个人成就感低
从基层企业财会人员工作自身特点来看，工作细致、繁琐、重复性较强；效益隐蔽、滞后、易被人忽视；人员、岗位流动性差，经常得不到重视。长期从事容易使财会人员丧失成就感，降低工作效率。被困难缠绕时，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放弃努力。
（二）财会人员职业倦怠产生的根源
1.自身认同感低
从财会工作特点来看，财会人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重复那些既简单又乏味的工作。工作内容细致、繁琐、重复性较强，效益隐蔽、滞后、易被人忽视，岗位流动性差；工作肩负责任重大，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会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这给财会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长期从事这项工作，会使企业财会人员丧失成就感，进而丧失工作积极性，就会使财会人员产生对职业的反抗情绪，导致拒绝感与平淡感的消极心理发生。据国家财政部统计，女性财会从业人员近700万人，作为一名女性财会人员，除了大量、繁琐的日常会计工作，还要分担琐碎的家庭生活。工作、家庭两头忙，必然造成更大的压力，更容易造成职业倦怠。
2.社会认同感低，社会待遇和社会地位偏低
企业财会人员工作繁琐，到了月末、年末经常加班、加点地编制报表，尤其是春节前后，别人已经放假，企业财会人员仍在忙碌。加之企业基层财会人员收入不高，社会待遇和社会地位偏低，财会人员在社会压力和自身职业责任的压力下，会对工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倦怠。
3.职业发展困惑
与其他行业人员相比，企业基层财会人员存在时间上紧张、进修深造机会少、业务工作多且繁重、出成果难而导致职称晋升难的现象，很容易对所从事工作的前途感到失望。加之会计准则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系统与会计软件的不断更新，对企业财会人员的职称、技能要求不断提高，惟恐落后的压力始终存在。同时，很多企业只采用简单的尺度来衡量企业财会人员的工作水平，评价系统缺乏科学性也会导致企业财会人员自我效能感降低。
4.自身职业素养不足与现代财会工作高素质要求的矛盾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和高新技术在财会工作中的应用，财会人员面临适应新观念、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考验。目前，很多企业没有系统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制度，出现了知识老化、自信心不足，不适应会计形势发展的需要等问题，财会人员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和恐慌心理。自身职业素养不足与现代财会工作高素质要求的矛盾给财会人员带来更多的紧张、焦虑与不安全感，从而导致职业倦怠。
三、培养财会人员自我效能感，缓解和消除职业倦怠
（一）自我效能感的培养对于职业倦怠缓解和消除将起到重要作用
有学者对职业压力与职业倦怠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是影响职业压力的一个关键性变量。具体到财会人员，自我效能感高的财会人员通常抱着积极的态度，倾向于运用问题定向的应对策略，会尽力消除或适应压力；而自我效能感低的财会人员，往往态度消极，采取情绪定向的应对策略，在面对压力源时，情绪紧张，不知所措，逃避退缩，就可能产生“倦怠感”。因此，培养财会人员自我效能感，有助于缓解职业倦怠，激发工作的热情与动力。
（二）树立正确的职业意识和自我意识，提高自我认同感
财会人员的服务信念、职业意识和自我意识对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在影响企业财会人员的职业态度和职业行为的同时影响着服务效果，进而影响和制约财会人员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财会人员应注重财会准则与制度的发展动态和方向，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饱满的热情，在平凡的工作岗位磨砺与升华自己。
另外，财会人员通过反思可以成为自我发展的主人。财会人员通过对日常工作进行批判性反思，提出问题，不断创新和改进。例如，要注意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培养认真、仔细的工作态度，从而避免犯错误，以减少工作失败的经历。当感知到自身进步时，自我效能就会随之提高。新踏入会计岗位的人员可通过工作日志、总结等形式，使反思经常化、系统化，在反思中逐步走向成熟，提高自我效能感，缓解和消除职业倦怠。
（三）提高知识水平与职业技能，消除职业素养困惑
个体行为子技能是自我效能判断的前提基础之一。因此，企业财会人员必须与时俱进，通过各种途径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提高技能素质。
首先，拓宽学习渠道。可以采取安排定时业务学习、奖励业务研究、开展业务知识与技能竞赛、组织学习经验交流和业务研讨等措施。让企业财会人员扩大视野，更新和补充各学科的新知识，激发学习和钻研业务的兴趣，鼓励自学成才。
其次，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加强业务学习，掌握新技术，拓展服务手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还要注重计算机、外语、管理学等学科知识或技能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通过道德观来增强职业荣誉感和工作责任心，增强职业胜任信心和能力，进而缓解和消除职业倦怠。
（四）创造优越环境，通过科学的压力管理消除职业发展困惑
财会工作的客观条件越好，风气越正，制度越完整合理，工作提供的发展条件越好，企业财会人员的整体自我效能信念就越强。管理部门要树立财经法规权威，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减轻或消除依法办事的基层财会人员的压力，让财经法规真正成为财会人员处理会计事务的法律保障。企业应该努力为企业财会人员的成长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要组织相关财会协会、协同企业领导，从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帮助解决困难入手，培养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还可以采取岗位轮换、工作范围调整和工作节奏调节，使企业财会人员工作丰富化，缓解工作压力。
首先，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价系统。应以发展性评价为主、奖惩为辅，要对努力、坚持性以及所取得的成功这些可控而变化的变量给予积极的评价。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有助于企业财会人员提高工作质量，提升自我效能感。
其次，建立柔性的人员培训与继续教育机制。在组织培训之前有必要通过全面细致的需求分析来了解财会人员对培训所怀有的期望；然后针对财会人员把在职学历教育、外部短期培训班学习、内部业务培训有机结合起来，扩展培训知识的范围，开展职业道德培训、心理知识和化解压力培训。
最后，加强归因指导，帮助财会人员做好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积极的归因方式有助于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努力或能力，可以增强成功期望、成就动机，并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提高自我效能感。可帮助新进企业财会人员形成正确的归因方式，可以通过讨论、观察学习、强化矫正等方法来训练，并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建立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五）排除影响自我效能感的生理、情绪干扰因素
有关情绪及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自我效能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良好的生理、情绪状态，是提高自我效能感的物质基础。排除影响自我效能感判断的干扰因素，学习有效的化解职业压力的办法，积极地调整心态，目标是将心态调整为积极心态，精力充沛地搞好财会工作，来缓解和消除职业倦怠。
首先，管理部门要注意在工作中融进情感管理的因素，体现组织和领导对企业财会人员个体的关心，进而加强企业财会人员之间工作、生活信息的沟通与交流，使财会人员在和谐、高效的工作环境中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相关部门可以定期组织企业财会人员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它通过团体内财会人员人际交互，促进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改善人际关系，有助于财会人员缓解压力、释放情绪、维护心理健康，从而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地投入到会计工作中去。
其次，要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压力，重视自我护理，学会自我调节。要通过培养和发展业余爱好、多参加有益的文体活动等途径正确对待各种工作压力，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职业倦怠问题。当发现有职业倦怠心理时，应勇敢面对现实，正确了解自我，主动寻求帮助；还要锻炼个人品质，相信自己的能力，学会采取正确的归因方式，客观、理性、积极地看待工作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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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困境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 国家体制从汲取型向反哺型转变、税费改革、乡镇政权形象严重恶化等三大历史性时刻的交汇是乡镇体制改革得以推行的特定的时空背景。然而，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却在极力追求营造自我生存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改制的初衷。改制后的乡镇政权既不能在农村综合改革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不能为农民提供必需的农村公共品，也不能再有效地充当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缓冲器和安全阀作用，还空耗了国家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这就必然导致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在自我空间营造中走进“不成功便成仁”的新一轮改制浪潮，而“弱乡强村”的改制方向就成为一个可能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 调适 消亡 乡镇政权 弱乡强村 悬浮性政权 国家与农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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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税费时代乡镇体制改革的时空定位：三大历史性时刻的交汇
在税费改革还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各级地方政府就开始在中央政府的授意下展开了乡镇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并在撤并机构、精简乡镇数量和人员等方面取得了可以说是自“皇权下乡”后史无前例的战绩。然而，针对国家缘何要在新世纪伊始的时候推行如此大幅度的乡镇体制改革政策实践，现有的分析往往都是单一向度的，最常见也最有影响力的解释视角无疑是税费改革倒逼乡镇体制改革的财政收支平衡理论。从2003年起到现在，乡镇体制改革已经过去了五个年头，回头反思乡镇体制改革的时空定位，笔者认为“倒逼说”的解释视角显得有些单薄，不足以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正确认识乡镇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笔者看来，后税费时代乡镇体制改革的时空定位应该放到三大历史性时刻交汇的历史背景下去认识和把握：
首先是国家体制从汲取型向反哺型转变消解了乡镇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县官治县，乡绅治乡”是“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皇权官僚统治体系的典型特征。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是为了回应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在追求民族国家的崛起过程中不得不从小农经济剩余中提取有限的原始积累资本而必须改变国家与千百万小农家庭不直接打交道的历史状况而出现的。作为国家权力下沉的标志，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一起肩负着充当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中介的角色，其存在和演变的逻辑必然要围绕国家体制的转变展开，必须服从于国家战略的转变。正因此，乡镇政权的根本任务即是低成本地提取小农经济剩余，而这也构成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税费改革肇始的一系列新的惠农政策改革实践正式标志着国家体制正在从汲取型向反哺型转变，国家战略已经基本结束了以“农业支援工业，以乡村支援城市”的发展阶段而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新历史阶段。从乡镇政权设立之初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角度上来讲，乡镇政权自此以后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根基，改制乃至撤销也就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层可供参考的选项。这是乡镇政权“瘦身、收权”改革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税费改革压缩了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空间，消解了其存在的传统的经济基础，从而倒逼乡镇体制改革。财政压力引发制度变迁，即是“倒逼说”的解释理论来源。税费改革以后，乡村基层组织税源枯竭，财政压力剧增，为了平衡乡镇财政收支，增强乡镇政府的执政能力，国家必须开展进一步的配套改革。孙小燕等人认为就税费改革后制度变迁的路径而言，在现阶段国家应该舍弃“新辟税源，增加收入”和“甩掉包袱(减少公共品供给)，节省开支”等方式，而采取通过缩小自身规模的办法来“甩掉包袱”，以达到不仅减少乡镇基层政府财政支出，而且尽力避免基层政府向农民开辟不合理的新税种或费用，同时还能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多重目的
(注:孙小燕、温琦：《财政压力与体制变迁——后农业税时代的乡镇机构改革》，《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12期，第84、第85页。)。自乡镇政权在上个世纪初进入人类历史的视野开始，其财政支出的绝对比例都来自于小农经济剩余的提取，在税费征缴年代主要表现为三提五统。所以，在税费改革以后，税源枯竭的乡镇政权也就丧失了传统的经济基础，不得不推行“瘦身”改革。因此，应该说“倒逼说”的解释理论反映的是乡镇体制改革进入新时期的直接原因。
第三，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致使中介人角色的乡镇政权成为“恶”的代名词，其被严重妖魔化的形象引起中央、社会和农民三方的不满意。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政权几乎都成了“过街老鼠”，撤销乡镇政府的呼声就开始不绝于耳。用李昌平的话说，当时的乡镇政府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麻烦的制造者”，不能适应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这种状况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刻愈演愈烈，大有不可缓解之势(注:李昌平：《乡镇体制变迁的思考——“后税费时代”乡镇体制与农村政策体系重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2期，第5页。)。分税制改革以后，县乡村基层政府组织的税源锐减，客观上造成农民负担的不断攀升，农村逐渐出现了“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的局面，为了完成自上而下的税费征缴任务和维持自身机构的运转，乡镇政权不得不依靠村级组织强化征缴税费的能力，出现了农民负担养不活乡镇政府和部门干部的局面，迫使其只有动用警力牵猪赶羊，甚至逼死农民的事情也时有耳闻。“要钱、要命、要粮”的“恶吏”形象在中央政府一再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减轻农民负担而“只打雷不下雨”的政治运作逻辑与在现代传媒的助力下国家政策“一竿子插到底”直到普通民众的双重影响下不断得以强化，引起中央、社会和农民普遍的不满意。然而，当时乡村出现的治理性危机，不能简单的说是乡镇干部造成的，也不能说是乡镇政府造成的，而主要是宏观决策对乡镇职能定位没有“与时俱进”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当时形象被严重妖魔化的乡镇政权已经成为国家与农民关系恶化的风向标，在税费改革以后更成为“千夫所指”的改革对象，逐步走进历史的前台。而这正是乡镇体制改革成为“得民心、顺民意”的基层体制创新的潜在原因。
二、后改制时代的乡镇政权：运作逻辑的自我适应性调整
国家体制的转变、税费改革、国家与农民关系亟待缓和等三大历史性时刻的交汇共同促成了乡镇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行。在后改制时代，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大多都只能采取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实现，乡镇政权的一些职能被上收到县级职能部门，还有一部分职能转移给市场来完成，自身的职能处于不断地在仍然存在的压力型体制下追求对己有利的自我调适状态中。
周飞舟认为税费改革以后乡村基层政权的行为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总的趋势是由过去的“要钱”“要粮”变为“跑钱”和借债。在这种形势下,基层政权从过去的“汲取型”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注: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页。)。申端锋以湖北荆门地区为研究对象，认为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在各种现实条件的约束下,既没有成为服务型组织,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实践中对自身职能重新进行了定位,“将原来的软指标当成硬指标来搞”，他将之称为“软指标的硬指标化”(注:申端峰：《软指标的硬指标化》，《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4页。)。而李芝兰等人在分析了“倒逼说”制度变迁理论的政策实践后，进一步阐述了“反倒逼”的解释逻辑。由于税费改革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基层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作为行政层级最末端的行为体，惟有被动地以“弱者的手段”回应上级压力，其客观结果却是农村公共产品阙如、基层政府运作困难，农村出现新一轮治理危机，由此形成向上的反倒逼现象，以致中央和省级政府只有采取新的措施，投放更多的资源来解决农村问题(注:
李芝兰、吴理财：《“倒逼”与“反倒逼”——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44页。)。杨善华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政权在财政和职能困境中，仍然要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种任务，这就使得他们必须去寻求自主空间的拓展，而在此过程中较多地屏蔽了职能转型和服务乡村社会发展的功能(注:杨善华、宋倩：《税费改革后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自主空间的营造——以河北Y县为例》，《社会》2008年第4期，第87页。)。透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发现，后改制时代的乡镇政权正处于运作逻辑的自我调适期，存在着诸多的与其改制目标不相适应的地方，其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与上级政府、社会力量及村组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关系上。
税费改革以后，乡镇政权对县及其以上国家权力机构的态度是依赖与抗争并存，这标志着县乡两级权力机关已经渡过合作无间的蜜月期，双方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出现了瓦解趋势，在共同面临财政压力的困境下县乡政权开始难以兼顾彼此地竭力追求和确保自身利益。在现有的财政体制下，乡镇政权必须依赖县级政权才能获得各种体制内的资源。除了国家明文规定的相对稳定且固定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外，在中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新形势下，每年由自上而下层层设立的各个政府部门手里还掌握着数量巨大的针对性财政转移项目资金，而这就成为各个乡镇政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必争的资金。因此，“跑项目”才成为乡镇政府一把手首要且最能显示自己能力的任务(注:杨善华、宋倩：《税费改革后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自主空间的营造——以河北Y县为例》，《社会》2008年第4期，第101页。)。同时，在乡镇一级，尤其是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已经完全职业化，保住饭碗的压力也始终存在。这就必然导致乡镇政权对县级政权组织的高度依赖。然而，在税源锐减、财力不足，机构撤并、人员精简的情况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压力型体制仍然在发挥效力，各种软硬任务仍然在不断地下压，乡镇政权也不再具备样样俱到地完成所有的指标性任务的能力，只能采取一方面不断地不管是否能够见到成效地向上诉苦，反映基层之困，以求获取上级政权和相关部门领导的同情和扶持，并借此营造对己有利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将下压下来的各种任务划分属性，根据事务的轻重比例有选择地做事，既不让上级抓到失职的把柄，又能使工作任务限制在自身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而营造必要的自我生存的有利空间。
在税费征缴年代，乡镇政权组织埋头工作，很少对外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即使是在自身形象被不断丑化的情况下，也是任劳任怨地充当了“老黄牛”的角色，致使乡镇政府及其附属各个部门的形象积重难返，被严重妖魔化。直到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某镇党委书记李昌平以“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方式痛诉“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刻，乡镇政权及其工作人员才开始意识到话语权的重要性，在经历过精兵简政式的体制改革以后，更加重视对外发出自己的声音。最近几年在农村做调查，可以轻易发现诉苦文化充斥在乡镇政权各个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之间，而作为调查者的外来知识分子也成为其倾诉的对象。这种现象杨善华在河北Y县做调查时也有同样感受(注:杨善华、宋倩：《税费改革后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自主空间的营造——以河北Y县为例》，《社会》2008年第4期，第94页。)。除偶遇式地向外来的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力量倾诉自身工作遭遇之外，以李昌平、陈文胜等为代表的一批乡镇基层干部还走上了农村研究的道路，他们以“县乡干部论坛”、三农中国网、中国乡村发现网等平台为载体，用笔来记录和反映基层运转的真实逻辑，为外界各种社会力量正确认识乡镇政权的功能和定位开启了一扇窗口，也为改善乡镇政府的形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注:李昌平有着17年的乡镇工作经验，2000年时致信朱镕基总理痛诉“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现就职于乐施会。陈文胜有着14年的乡镇工作经验，现为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县乡干部论坛由李昌平、贺雪峰等人发起，已经在2005年和2008年各举办一届，引起了比较大的影响。三农中国网，中国乡村发现网还专门为乡镇基层干部开辟了“县乡主力”文集专栏。)。
作为行政体系的最末端，乡镇政权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制度型权力的萎缩，不得不更多地借助熟人社会的运作逻辑，通过彰显随机应变的策略性权力，变通政策实践的操作空间，以“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手法来完成各种自上而下分解而来的软硬任务。税费改革以后，乡镇政权的制度型权力进一步萎缩，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弱化，为了在有限的资源空间内营造自我生存的有利环境，从根本上难以兼顾乡村社会在后税费时代面临的诸如公共品供给缺乏、黑恶势力猖獗、农村邪教组织泛滥发展、群体性事件增多等潜在的危及国家政权合法性和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在资源缺乏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成为不折不扣的“悬浮性政权”。与此同时，在部分农村地区，乡镇政权在税费改革后还保持着一定的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表现在计划生育指标控制及与此相关的违规生育罚款、宅基地审批、殡葬改革等有限的潜存着灰色收入空间的领域。也就是说，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整体上呈现出“悬浮性政权”的特征，而只在存在灰色收入空间的领域还保留有一定的控制力，职能转型基本上成为一句空话。
综上所述，后改制时代的乡村基层政权已经由以前的“眼睛向上盯任务，双手向下抓钱粮”转变为眼睛和双手都向上千方百计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通过有选择地做事营造对己有利的生存空间，在竭力争取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改变自身合法性形象的同时，在乡村社会却成了一个申端锋所说的不作为的“维持会”(注:2008年11月22日下午2点半至晚上10点半，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举办了第十三届硕博论坛，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三、四十名硕士生、博士生参加了论坛。论坛的第一个环节主要围绕乡村治理和村庄政治展开讨论，申端锋在总结发言时提出“维持会”的说法。详细情况请参考：郭俊霞：《第十三次硕博论坛综述》，www.snzg.cn。)，基本上不能适应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游走在“调适”与“消亡”之间
2006年9月1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指出：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注:温家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求实杂志》2006年第18期，第3页。)。在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中，乡镇体制改革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国家维持和改善在乡村社会常规性体制力量存在形式的必要手段。通过行之有效的体制改革，国家寄希望于乡镇政权能够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的领导和服务功能，开启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新航程。然而，后税费时代乡镇政权趋利性自我调适的取向，不仅不能适应国家治理转型的需要，而且也不能适应转型期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的基础结构之变和农民价值观念之变所带来的新要求。总体来说，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困境：
一是“维持会”状态的乡镇政权难以在农村综合改革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尤其是难以肩负起为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提供必需公共品的任务。乡镇机构改革本身就是农村综合改革的主要内容。然而，经过一轮暴风骤雨般的精兵简政式改革以后，乡镇政权在自我调适中却成了一个于乡村社会而言不折不扣的“维持会”，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不仅没有能够有效实现职能的转型，而且还因为中央和省级政府担心农民负担出现反弹而将其在税费征缴年代肩负的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剥离出去，换之于与其不相干的村级“一事一议”筹资酬劳制度加以解决，自身日益脱离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领域。就当下的情况来看，作为改革对象的乡镇政权在有限的资源空间约束下就像小脚女人一样被束缚了手脚，即使胸怀满腔豪情、谙熟农村社会的运作逻辑，也难以在农村综合改革以及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此外，在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社会的治理性危机正在经历由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引发转为由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引发而导致基层政权仍然没有走出政治合法性的困境。在后税费时代，农村社会更需要的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健康的娱乐文化生活以及农田水利、交通道路等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着切实关联的公共品，而当下的乡村社会却出现了灰黑色恶势力猖獗、农村邪教及西化基督教泛滥发展、农田水利建设陷入瘫痪状态等严重影响农民生活质量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诸多负面现象。原本改制后的乡镇政权被寄希望于能够为乡村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品，事实上却自顾不暇，难以兼顾。即使是呼声很大的在湖北省推行的“以钱养事”改革，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如意(注:贺雪峰：《为什么“以钱养事”的改革不可行》，《调研世界》2008年第3期，第41、第42页。)。乡镇政权不能为乡村社会有效地提供公共品，市场化改革后的乡镇企事业单位更是如此。
二是在新一轮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中，乡镇政权很难再充当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缓冲带和起安全阀作用。自清末新政开启国家政权建设进程以来，乡村两级就开始扮演国家与农民关系中介人的角色。双重代理人的角色使乡镇政权游离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在客观上充当着国家与农民间接打交道的组织载体，发挥着缓冲带和起安全阀的作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分税制改革和各种自上而下的达标升级任务层出不穷，在压力型体制下运转的乡镇政权顾不得自身有限的财政资源限制，为了完成诸多层层分解下来的带有浓厚的“一票否决制”色彩的任务指标，不得不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乡村社会践行上级部门的旨意。“要钱、要命、要粮”的“三要”形象在政策实践操作中被刻画的淋漓尽致，以致被严重的妖魔化。客观的说，乡镇政权在具体的基层工作中必然存在着一些违规操作的现象，但是其根源不在乡村两级基层组织，它们只不过是被动的接受和完成上级的任务。到了税改前后，乡镇政权和村组干部为了完成税费征缴任务在与农民打交道的时候甚至不得不刻意矮化和丑化自身形象以求得农民同情来展开工作(注:参见吴毅对税费改革时期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工作人员在基层征收农业税费时所引发故事的详细描述。吴毅：《小镇的喧嚣》，三联书店，2007年。)。然而，在以税费改革为肇端的新一轮农村改革中，国家为了缓和与农民的关系，改善自身在民间的合法性形象，迅速地将乡村两级组织推上了改制的前台。经过改制后的乡镇政权成了“维持会”，不再与农民有多少打交道的机会，因而也就逐渐淡出农民抱怨的视线。最近在湖北京山等地调查时，一个有着20多年村干部经历的村民不客气地说：现在的农民不抱怨乡镇了，直接抱怨县政府去了。因为乡镇政府既不收税，也没有能力为农民提供服务了，而县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却在分配各种体制内资源时难以兼顾公平的原则，进而成了新的抱怨对象。农民抱怨对象的上移，标志着国家政权形象代言人角色的转变，乡镇已经不在民众的视野中了，自然也就很难再充当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缓冲带和
起安全阀作用。而这也能从最近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看到端倪。
三是作为常规性国家行政组织存在的乡镇政权存在着空耗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和与民争利的行为，背离了乡镇体制改革的原定目标。乡镇体制改革得以推行的一个重要解释视角就是“倒逼说”的理论分析框架。税费改革压缩了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空间，迫使乡村两级组织不得不推行“瘦身”导向的体制改革。可是在改制以后，乡镇政权不仅没有能够实现职能的转型，而且还运用“弱者的手段”“反倒逼”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得不加大对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其维持正常的运作。如果乡镇政权能够依靠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乡村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品，在农村综合改革中主动发挥必要而又有效的作用，自然是中央及省市政府、普通民众和乡镇本身皆大欢喜的结果。可事实上，作为常规性国家行政组织存在的乡镇政权在耗费了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同时，却成了一个“维持会”，严重背离乡镇体制改革的原定目标。并且在一些农村地区，乡镇政权在后改制时代还亦然将黑手伸向乡村社会，利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宅基地审批制度和殡葬改革制度等相关规定，通过变通政策操作的空间来谋取自身的私利，更是中央和省级政府以及农民所不能容忍的。长此以往，必将酝酿出新的危机。
正由于后改制时代的乡镇政权不能适应国家治理转型的需要，存在着诸多的政策实践困境，对中央和省级政府来说其存在价值得以严重削减，而对农民来说则成了无所谓的“维持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游走在“调适”与“消亡”之间，如果长久的自我调适还无法走出当下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其消亡的日子必然会慢慢的临近。
四、弱乡强村：乡镇政权必将进入“不成功便成仁”的新改制时代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乡镇政权正游走于调适与消亡之间，前途未卜。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还必须继续致力于民族国家的崛起，又好又快地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国家仍然需要一个稳定而又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社会来作为进一步现代化的坚强后盾。这就需要乡村社会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动社会中维持一个恒常有序的基础性秩序，为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稳定的根基。所以，在后税费时代，乡村社会要稳定，农民的公共品需求要得到满足，民主自治制度要继续得到践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基础性秩序的常规提供者。如果乡镇政权在自我调试中不能适应这个转变，不能为乡村社会提供常规性基础秩序，就必然会进入“不成功便成仁”的新改制时代。在这个新改制时代中，“弱乡强村”将成为一个可能的选择。
具体而言，“弱乡”意味着可以撤销乡镇一级的行政编制，将现有的乡镇政权及其职能分化为两个部分：一是将一部分有工作能力的行政编制的乡镇工作人员编入县级政府行政编制，并以县级政权的名义下派到乡村社会做驻村包片干部，实行“县政乡派”改革。这部分改组后的工作人员要转换角色成为县政权和村级组织之间的信息联络员，并成为高效的民事纠纷调解员，在村情民意和国家政策的上传下达中实现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信息畅通，满足国家治理转型的需要。在后税费时代，尤其是要充当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制度性表达渠道，将农民通过“一事一议”制度等方式反映出来的需求信号及时传导到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那里，为县及其以上政府部门合理安排数量越来越大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提供合理化建议；二是要将原本由乡镇政权耗费的财政资金逐渐用于建立一支面向乡村社会的常规性警制力量，协助村级组织打击灰黑色恶势力和农村邪教等违法违规组织和力量，净化村级民主自治的土壤，为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提供秩序保障。
而“强村”则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在保证村民正当权益的基础上强化村级组织对所在村庄的控制能力，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详细的说，首先要将“瘦身”及“弱乡”中流失出行政体制的乡镇工作人员充实到“强村”政策实践中去。乡镇干部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如杨善华所说意义上的“草根化”的“能员”干部(注:杨善华、宋倩：《税费改革后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自主空间的营造——以河北Y县为例》，《社会》2008年第4期，第104、第105页。)，乡镇政权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这些“能员”不断积累的经验与日益延伸的丰厚的人脉才得以拓展其自主生存空间的。与其在改制中将这部分乡镇工作的骨干力量推向社会，不如保留其薪酬待遇引导其到家乡所在地的村庄转换身份成为村组干部，继续发挥其治理乡村社会的作用。其次是改善国家财政转移支农资金的划拨办法，在现有的惠农政策基础之上将新增加的财政转移资金以村组织为单位划拨，不仅要将惠农资金落到实处，使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万民，而且要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逐步改善村级干部的形象，在实践中重树权威，从而维持或重建一个良好的村级基层组织；然后还要继续推行村级民主化实践，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一事一议”制度。只是要剥离“一事一议”制度的筹资筹劳职责，让其主要承担农村公共品需求信息的表达功能和项目执行、管理、监督等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决策职能；最后，要逐步健全村级组织工作人员工资报酬制度，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准公务员制度。在税费征缴年代村组干部的报酬大多都是村庄内部消化，在后税费时代则依靠国家有限的财政转移支付，其收入水平在绝大多数地区都远远低于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这难免会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在吸收乡镇分流人员的基础之上，在严格贯彻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同时，逐步在村一级建立村组干部准公务员制度。与正式的国家公务员相比，主要的不同点表现在村级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是三年一换届，一旦落选就可能成为普通村民。因此，在村一级实行准公务员制度必须搞好制度创新工作。
参考文献
1、孙小燕、温琦：《财政压力与体制变迁——后农业税时代的乡镇机构改革》，《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12期。
2、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3、申端峰：《软指标的硬指标化》，《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4、李芝兰、吴理财：《“倒逼”与“反倒逼”——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5、杨善华、宋倩：《税费改革后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自主空间的营造——以河北Y县为例》，《社会》2008年第4期。
6、李昌平：《乡镇体制变迁的思考——“后税费时代”乡镇体制与农村政策体系重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2期。
7、温家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求实杂志》2006年第18期。
8、贺雪峰：《为什么“以钱养事”的改革不可行》，《调研世界》2008年第3期。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曹 英
写作困境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古代很多被记载的东西都已经消失不见，留存下来的东西已经很少。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有很多被遗忘，只有很少被保留下来了，真正继承它们的人很少，中国传统武术就是其中之一，印象中传统武术只停留在武侠小说以及影视剧中，但是对其真实面貌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如何保护并传承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就中国高校体育教学中传统武术的困境以及应对策略进行探讨。
[关 键 词] 传统武术；高校；体育教学
高校传统武术在体育中教学中一直是社会和教育界的热点问题，解决传统武术在高校体育中的困境，是相关专业德育工作者的职责和义务。本文于立足于教学实际和开展现状，对该困境进行探讨，并给出相关的应对之策。
一、中国传统武术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困境
（一）學生对武术的质疑和轻视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但是由于这几年网络上对中华传统武术的抨击越来越多，加剧了社会人士对中华传统武术的质疑，而大学生信息来源广，不良信息导致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武术抱有越来越质疑的态度，这显然不利于高校传统武术在体育课中的开展。
（二）武术教学形式单一
体育因互动性和双向性强，必须营造和谐、活跃的师生互动氛围，才能达到即时讨论和深入交流的目的。但我国体育教育受制于传统教育体制，主要的教学模式是灌输，强调教学为基础，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学习要求。虽然高校体育教育改革，融合了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但课堂结构设计仍处于“开始—制备—示范—结束—实践”的过程。此外，许多体育教师忽视创新和发展，忽视对学生武术素质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某些学生为了提高成绩，单纯只练习教学动作，缺乏自主性和主动性，没有透彻了解武术。
（三）武术理论教学缺失
受我国体育教学体系的影响，目前高校传统武术主要以教学武术套路为主，忽视了对学生武术理论的培训。有些体育教师把“健身”作为传统武术教学的基本目标，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我们不应过分关注武术技术，而忽视武术文化的传播。
（四）高校体育教师的武术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很多高校的体育老师都是年纪较大的体校毕业生，作为老师的他们，其实对中华传统武术的了解也是很少的，只是现学现卖，这样对促进高校传统武术的教学发展是很不利的，同时，当前很多体育高校对该专业的建设力度不足，导致人才输出不足，一直处于恶性循环的状态。
二、中国传统武术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教学策略
（一）弘扬中国传统武术的魅力
中华传统武术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结晶，是中国文化的特有魅力，其博大精深是一般人所不能领悟的，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中华武术重视传统文化的教学，让高校大学生有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的认知。
（二）加强对现阶段传统武术教学的理论研究
大多数传统武术教学对中国传统武术的理论研究是不够的，理论研究不是对中华传统武术的文字阐述，是在实际中摸索出来的，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现在很多高校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没有理论研究，这就要求学校要这方面的学术交流。比如，请相关专家去学校进行讲座，或者招聘相关的专业老师来学校任职，同时定期进行教学质量检测，或者鼓励教师发表相关的学术论文或者专著，促进学校相关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
（三）提升高校武术体育教师的素质
绝大多数武术学院体育教师的专业素质相对有限，在高校教学质量对传统武术教学的严重影响下，学校应加强传统武术教师的培养，根据武术教学的实际情况，提高体育教师的专业素质。高校应严格制定招聘流程，尽量吸收传统武术人才。同时，高校应加强师资培训，定期开展培训活动，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有针对性地强化武术教师的理论知识与教学能力，从而有效地提升高校武术体育教师的专业素质。
总之，中国武术，它代表着中国文明，它也代表了仁义礼义在武术中的道德修养。中国武术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更加珍贵，它代表的是整个中国，代表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建设新型国家。虽然科技在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人之根本，我们不应该有了新的生活，就抛弃以前的东西。正是因为有了那一段历史才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应该将这些历史进行传承，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崔白帆.中国传统武术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困境及应对[D].昆明医科大学，2015.
[2]陈玲.中国传统武术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困境及应对[D].湖北汽车工业学院，2016.
写作困境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2009年开始,世界经济总体趋势逐步向好,我国国民经济也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但全球经济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分析了后经济危机背景下广东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后经济危机时期广东出口贸易的调整策略。
关键词:后经济危机;广东;出口贸易
一、广东出口贸易策略调整的经济背景
(一)国际背景:世界经济进入“后经济危机时期”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引发了一场导致多国经济走向衰退的经济危机。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趋势逐步向好,从经济指标GDP看,主要国家的经济在危机过后开始缓慢增长,各国处于应对经济危机的关键时期。具体数据见图1。
从上图2009年世界主要国家GDP增长看,各国经济已趋于好转,并已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金融危机在世界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已经被控制住了。但增长率比经济危机爆发前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全球还有可能出现再次的经济衰退。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或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而使全球经济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多。经济危机被控制住和经济恢复实现稳定增长之间还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和距离。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后经济危机时期”。
(二)国内背景:国民经济总体向好
2008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缓解了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使得2009年中国经济恢复了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预警指数显示,2009年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逐步提升,12月已达到120.7。具体数据见图2。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及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向好,广东省的出口贸易将出现反弹。但金融危机前广东省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导致相当部分的广东外贸出口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甚至被无情淘汰。仅依靠向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加工产品短期内不足以使广东省出口贸易返回至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状态。因此,调整广东出口贸易策略将成为广东出口贸易今后数年保持增长的关键。
二、广东出口贸易在后经济危机时期存在的问题分析
2009年广东进出口总额6 111.1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0.8%。其中,出口3 589.56亿美元,下降11.5%。广东出口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首次下降,除了受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欧美发达国家需求不足的影响,同时还有自身出口商品结构有待优化、出口地理方向不合理的原因。
(一)广东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有待优化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者地区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品出口贸易与整个出口贸易额之比,以百分比表示。
从上表数据看,2009年广东出口贸易主要商品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出口金额名列第一,占总出口额的9.48%;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排名第三,占比5.18%,比上年增长29.50%,是2009年广东主要出口商品中唯一实现出口正增长的商品。从出口前十位商品分布特征来看,2009年广东出口前十位商品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较低。比如,服装及衣着附件、鞋类、家具及零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的出口份额所占的比重依然较高。跟2008年经济危机前相比,这些商品的出口额都呈现出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特别是钢材这一类高耗能、高污染商品的出口,降幅接近50%。而非劳动密集型产品缺少自主品牌,主要从事贴牌生产,以价格竞争为主要销售手段,贸易摩擦频发,尤其纺织服装、鞋类、家具等产品领域在金融危机后频繁遭受反倾销。这说明,2008年经济危机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高新技术行业。同时,广东出口商品结构中,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阶段,参与国际水平分工的层次和水平较低。在后经济危机时期,国际贸易壁垒的增加和贸易摩擦的增多就迫切要求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转型。因此,在后经济危机时期,如何进一步提升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等创新技术商品的出口比例,是广东出口贸易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
(二)广东出口贸易地理方向过度集中
出口贸易地理方向,是指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或者地区集团在一国或地区出口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反映一国或者地区与其他国家或者区域集团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的程度。出口贸易地理方向反映了一国或地区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程度,分析出口贸易方向有助于了解该国或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阶段性外部经济环境,并加深对该国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等问题的认识。
由图3可以看到,2009年广东省主要出口贸易对象是香港、美国、欧盟、东盟、日本、韩国和俄罗斯。80%的产品出口都集中在这几个国家或者地区。出口贸易地理方向过度集中于在欧美等少数几个国家或者地区,是2009年以来广东出口贸易频频遭受反倾销起诉的主要原因。从上面广东出口商品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广东一直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由服装、鞋类、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升级到现在的以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液晶显示板等电子产品为主。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并不能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广东新增的电子类产品出口是欧美发达国家传统的出口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形成竞争力。特别是当广东出口对象国或地区都过度集中在欧美少数几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贸易摩擦的增多。因此,在优化广东出口商品结构的同时,还应该调整广东出口贸易地理方向。
三、后经济危机时期广东出口贸易策略调整取向
如前所述,广东出口贸易目前存在出口商品结构有待优化及出口地理方向过度集中的问题,结合当前的经济环境,建议在出口贸易策略上作以下调整。
(一)在出口商品结构上
广东政府部门和出口企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逐步改善并优化:第一,广东政府部门应加强高科技出口企业工业区的建设,并在税收、贷款等政策上给予科技创新出口企业优惠。第二,对于科技创新类产品的出口,广东政府部门可以实行导向贴息或者提高其出口退税率,鼓励高科技、附加值高产品的出口,逐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第三,广东出口企业要注重研发新产品,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及附加值,彻底改变过去以价格取胜的竞争方式。第四,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鞋类等,要力争实现从低档次、低价位向中高档次、中高价位的转变,增强传统产品的出口优势。也就是要通过对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工人技能,并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知识含量等,以降耗增效来增强这一类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二)调整广东出口贸易地理方向
在逐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基础上,调整广东出口贸易对象国,实现由过度集中向欧美亚出口转为全球化出口贸易。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出口贸易大省。如果广东仍保持原有的贸易策略,固守传统的出口市场,在当前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的背景下,必然引起进口国更加有力的贸易保护,贸易摩擦将会愈演愈烈。广东80%的产品出口都集中在香港、美国、欧盟、东盟、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仅占20%。欧美等国尚未恢复经济危机前的繁荣,广东出口产品在这些国家缺乏需求,因此,把出口贸易对象国转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拉美地区,将有助于改变目前的出口困境。因此,调整广东出口贸易地理方向显得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1] 袁欣.对外贸易结构的动态演进——广东的经验分析[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