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消费主义;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商品
文献标志码：A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1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的思想政治性提升研究”(21JDSZK048);湖北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度融入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体系研究”(2020060);湖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1ZDMY08)。
作者简介：曹志磊(1997-)，男，安徽芜湖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社会思潮;成良斌(1964-)，男，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雪英(1996-)，女，土家族，重庆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青年文化。
“精神文化生活既是指那种具有深厚精神内涵的文化生活，也是指那种把与人们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化生活作为主要形式和载体的精神生活”[1]，主要涵盖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审美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借助资本流动与文化输出进入我国，而文化消费主义正是消费主义转向文化领域的产物，它内涵着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导向，并通过影响青年文化消费，冲击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多方面围困并阻碍其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精神文化生活在青年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厘清文化消费主义思潮的形成机理、影响机制及其对我国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带来的现实困扰，寻求破解之道，是帮助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进而赓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举措。
一、全景观照：消费主义的文化转向及其影响青年文化消费的内在机制
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文化转向的结果，这一转向具有内在的转换机理。同时，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文化消费的影响也具有一系列内在机制。
(一)从消费主义到文化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是“20世纪初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现象和价值觀念体系”[2]。生活方式上，它主张消费至上，鼓吹消费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手段;社会文化上，表现为资本逻辑的文化外延，诱导个体服从资本的无限扩张;价值观念上，遵从《蜜蜂寓言》的预示，排斥一切禁欲主义观念，推崇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
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在文化消费领域的拓展，力图通过“满足人们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使其痴迷低级甚至畸形文化消费”[3]，其并未超出消费主义的本质限定，而只是披上了一件新“外衣”。从消费主义到文化消费主义，存在一整套转换机理。首先，大众对文化生活重视度的提高是这一转换的社会源头。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也指出平庸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唯有当大众物质生活需要达到一定满足程度时，“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又引起新的需要”[4]531，即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要。其次，文化的商品化、资本化和产业化为这一转换提供了必要前提。文化商品化进程被大众占有后发展迅猛，资本入驻和文化产业的集群化也就成为大势所趋，这也为消费主义打通了侵入文化消费的道路。再次，资本逻辑在文化领域的扩张为这一转换提供了根本动力。资本逻辑就是资本无限扩大再生产的增殖逻辑，为谋夺“开辟新大陆”福利来满足增殖野心，当大众消费转向文化时，资本就迅速入驻并极力鼓动大众的文化消费欲。最后，现代大众媒介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一转换提供了支撑载体。资本要求的文化消费的普遍化必须基于文化商品流通和传播的普遍化，现代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文化商品摆脱了对物的固化依赖(单维关系如一本书对应固定文化内容)，而转向一种动态依赖(多维关系如联网设备每时每刻都在更新文化内容)，推动了文化商品流通和传播的普遍化趋势，进而为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重要载具。
(二)文化消费主义影响青年文化消费的内在机制
青年是参与文化消费的重要群体，也是文化消费主义的目标群体，文化消费主义根据青年文化消费理念、行为特点，发展出一整套影响机制。
第一，张力消解：青年文化品质需要的抗性拆解。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行为不仅基于工具理性的有用原则，更有呈现价值理性的品位追求，对文化商品的内容质量等表现出“不妥协”态度。但对习气功利的资本而言，文化商品仅具有增殖的工具价值，因此功利主义地追求最高文化生产率和利润率是其唯一信奉的“道德律令”。青年群体与资本的价值取向的对抗构成当代青年文化商品“生产—消费”过程的内在张力，试图取得全面成功的青年文化商品都必须将品质和效率的博弈维持在双方底线之上重合的有限范围内。因此，文化消费主义作为资本追求效率的手段，就呈现出瓦解青年群体对抗张力的机制：一方面通过强化“及时享乐”的感官刺激来消解青年严谨认真的理性思维，一方面通过强调文化商品的泛娱乐性来回避青年的理性追问并麻痹青年，总体上是以功利的工具思维模式来消解青年的品位追求。
第二，符号建构：青年个性表达的文化消费模式。人是“符号动物”，一切“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5]，青年群体热爱自由，追求刺激，秉持“不走寻常路”的个性信条，文化消费成为他们表达个性的重要途径，文化商品内蕴的个性符号成为青年最为看重的附加值。鲍德里亚指出，消费行为受到两种相互冲突的制度的规范，除需要外，“另一个则是产品符码化”[6]203。因此，在青年需要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开发、孵化文化商品的“独具一格”的个性符号即IP是当下文化消费主义的重要影响机制。如《盗墓笔记》在同时杂糅男性向的冒险和女性向的耽美等元素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盗墓”IP，取得丰硕的销售成果，大量同人文、周边产品的出现也证明了该IP的市场号召力。该机制一方面呈现“解放”形式，推动青年个性思维的发展，鼓励他们勇敢撇开世俗眼光、打破权威束缚、“活出自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控制”形式，即试图借助重复的媒介宣传来编织信息“茧房”，掌握青年个性符号诠释的话语权，并适时推进符号内容的变迁以增加青年文化消费需要，从而推动青年群体持续消费。
第三，“领袖”培植：青年群体关键“意见领袖”(KOL)与资本的相互成就。相较于资本和商家，青年群体在文化消费选择中更信任具有一定情感联系的关键“意见领袖”的推荐。这些“意见领袖”往往带着明星、网红等标签，属于青年群体某一兴趣圈层的中心人物，具有一定契合青年实际需要的感染性要素(如颜值、才华等)，自带较大流量，因此对青年文化消费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以当下青年二次元文化圈中的手办文化消费为例，二次元KOL的精准营销推荐具有明显的拉动销售作用且仍有巨大潜力[7]。但资本与“意见领袖”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资本为既有“意见领袖”造势或直接“造神”，通过开设选秀节目和物色草根素人，收买“水军”为其拉票、“打call”等，打造有吸引力的“人设”;另一方面这些“意见领袖”也需要资本提供的平台来实现流量变现，因此必须服从资本安排，向大众进行营销宣传，如在微博上为其站台、参加电影宣发等。文化消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二者间的利益融合，一方面增强资本对“意见领袖”的控制，一方面为“意见领袖”的“热度”服务，提升“意见领袖”们的群体影响力。
第四，发声控制：青年文化消费发声的资本收买。青年在文化消费中的角色属性并非固定和受动的，而是存在一种角色动态转变的新趋势。《大学生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更加信赖产品熟人、朋辈的推荐[8]。同时，青年群体也更有意愿和责任心帮助朋友“种草”和“拔草”，他们在“小红书”“豆瓣”等公共点评类APP或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私人社交圈上对特定文化商品的使用和体验感受进行评论，呼吁好友“入坑”或避免“踩坑”。这种表现让青年群体成为文化消费中的“生产消费者”，即他们一方面在消费，一方面又生产他人的文化消费需要，甚至他们的文化消费行为本身就被纳入文化生产过程，如演唱会中观众与歌手的互动正是演唱会的重要环节。文化消费主义通过收买和控制青年群体消费发声的机制来影响青年文化消费，具体有软性和硬性两种形式：软性形式即通过送礼物、返现等形式收买青年消费者给好评或分享给他人，硬性形式则是直接通过后台控评和购买“水军”在各大平台刷好评和宣传。
二、困境反思：文化消费主义困扰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表征
辩证来看，文化消费主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但其影响主要还是负面的。青年一代，正处在精神文化生活的形成期与完善期，同时较少从事生产性劳动，拥有一定物质基础和空闲时间，接近凡勃伦所说的“越位休闲”(vicarious leisure)状态，易发生“越位”的过度消费。此外，文化消费主义又结合青年文化消费行为、理念的特点来影响青年，因此青年很可能被文化消费主义围困进而精神文化生活中陷入诸多现实困境。
(一)理想信念走向虚無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青年理想信念高远、坚定与否，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但受文化消费主义影响，部分青年理想信念可能会崩塌瓦解、没入虚无。
其一，在自我中心意识中解构崇高理想。青年一代应志存高远，树立崇高理想，但“在一个消费时代，或是一个自称如此的时代里，是整个社会前来适应个人”[6]184。文化消费主义强化了感官和意识上的个人主义，让部分青年陷入唯我的感觉主义。对青年感官欲望的强化和理性思维的剥夺，造成部分青年的集体思维蜷缩为个体思维、集体主义消弭于利己主义、社会责任倒向个人享乐。例如，越来越多青年的职业理想从社会取向的科学家、教师等转向个人取向的明星、网红等。在这种自我中心意识中，部分青年理想内含的社会崇高性转变为个人世俗性，对自我现实感受的重视超过了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考量，崇高理想也就解构为自我欢娱。
其二，在文化功利化氛围中瓦解理想信念。“文化是理想信念生成的精神纽带……是培育理想信念的重要依托”[9]，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坚定青年信念。文化消费主义将功利化带入文化市场，让整个市场都展开了一场文化资本循环速率的“生死竞赛”，文化商品的品质、内涵等都被资本狂热的“求金欲”抛之脑后，市场应然的良好秩序被“快餐”主义打破，市场的稳定性被功利化的生产竞逐摧毁，这一乱象进而影响了社会整体文化环境。同时，这种功利化氛围也借助文化商品显现并影响到部分青年。长此以往，功利化所有的短视主义、现实主义、享乐主义让部分青年只关注眼前与自我感受，而看不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丧失奋斗目标的他们以“佛系”自居，认识的误构引起实践的错位，这些青年打着“反内卷”的名义，以“躺平”为荣，对未来、理想的坚定信念在思维和实践的双重逻辑中遭到瓦解。
(二)价值追求逐渐扭曲
价值追求为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向度坐标，但文化消费主义既将多维的价值俗化为纯粹经济价值，又用符号价值取代一切其他价值，致使部分青年的价值追求逐渐扭曲。
其一，在文化消费中落入价值陷阱。文化消费主义受资本主导，正如“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4]192，它的“价值”只是资本增殖意义上的自我商业价值，缺失了社会、道德等价值意蕴。此外，它还向青年狂热营销“享乐至上”“潮流至上”等价值观念，实则是用资本建构的“消费叙事”来解构并取代社会主流价值叙事方式与价值共识。部分青年一方面被其内含的单维价值观念误导，用经济价值凌驾于一切其他价值之上，以个人价值割裂总体价值，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方面被其外显的庸俗价值观念诱导，排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用文化消费衡量个人价值，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路途中深陷无边的文化消费主义“泥沼”。
其二，在符号消费中迷失价值追求。文化消费主义试图用符号价值淹没实际价值以谋求商品溢价和畅销，而这种符号价值建构本身又是基于资本的逐利需求、个人主义和短视特性，部分青年误用这种资本建构的虚伪符号来建构自我价值，如某些文化商品出品方在宣传时大肆鼓噪该商品与爱国主义的紧密联系，误导青年将消费该商品与爱国者的身份建构联系在一起，结果将现实的爱国行动搁置一边，本末倒置。一方面符号价值的偏隘性决定了青年自我认识与价值追求的狭隘性，另一方面符号价值的现实脱轨性决定了他们自我认识与价值追求的虚幻底色以及意识的虚假性。青年们在迷信于符号表征的所谓“个性”、沉浸在文化消费创造的虚幻映像中的同时，将价值追求的集体性、长远性和实践性弃之不顾，最终迷失在前途命运“不靠奋斗靠包装”的假象中。
(三)审美生活日渐庸俗
审美生活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审美生活可以愉悦身心、提升精神境界。但在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文化内容劣质庸俗，文化形式突出感官刺激，可能造成青年审美的庸俗化取向。
其一，在低俗的文化内容中产生审美偏差。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文化市场中充斥着资本的增殖狂热，随着质量优先原则这一张力抗性的消退，缺乏美的意蕴的低俗文化大行其道。马尔库塞揭示了资本主导下大众文化的俗化趋势，指出“快乐原则吞并现实原则;性欲以对社会有利的形式解放出来”[10]，认为在抹除精英文化的对立和超越性要素后，低俗文化成为流行。例如一些文化资本平台，为吸引流量，放纵大量暴力、软色情等低俗文化商品的问世，助长“恶搞文化”“审丑浪潮”“废话文学”等低俗文化的流行。青年长期受到低俗文化的影响，很可能发生审美的认知偏差，批判向度的缺失让他们认同甚至效仿这些庸俗文化的畸形审美，如“网红脸”“白瘦幼”等。
其二，在持续的感官刺激中降低审美素养。本雅明指出，“消遣性接受随着日益在所有艺术领域中得到推重而引人注目，而且它成了知觉已发生深刻变化的迹象”[11]，而文化消费主义将这种感官消遣推广至所有文化商品。热爱冒险、追求刺激、注重娱乐是青年的本性，但却被资本利用和放大，沦为劣质、低俗文化商品的重要目标群体。青年虽然可以通过感官刺激缓解精神压力，获得瞬间快感，但不利于其审美素养的长期发展。青年长期将注意力放到感官刺激就会忽视文化商品对自身审美素养的熏陶，对即时感觉的强化导致后续反思的匮乏，审美反思的缺位加剧审美素养的下滑。
(四)娱乐生活趋于空虚
数据显示，2018年“90后”“00后”新生代在文化娱乐上的消费占比就已经超过24.5%[12]。娱乐生活是青年缓解精神压力和疲劳、实现身心愉悦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的娱乐生活呈现只“娱”不“乐”的状貌。
其一，在短暂的狂欢中缺失人生体验感。根据勒纳的发展情境论，青年所处的社会情境对其成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文化消费狂欢情境中，部分青年对生命意义等宏观问题的探索就被“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所取代。波兹曼揭露了“娱乐”的世界统治力：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13]。文化消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娱乐”的权柄，试图用浅薄空虚的娱乐文化取代意蕴深刻的严肃文化和高雅文化，文化营养的匮乏与文化教化功能的遮蔽和肢解，进一步扼制了青年的思维探索，多元的人生体验降维成纯粹的作乐寻欢，在即时快感消退后，其体验就趋向虚无。
其二，在娱乐消费中陷入孤独无助困境。有调查表明：“‘90后’大学生进行的文化消费……呈现出浅层化、娱乐化、消遣化的亚健康状态。”[14]在这种亚健康文化消费中，青年一方面不能得到多少思想沉淀，一方面如果将在此养成的自私自我的娱乐趣味带入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面临诸多困境：“我行我素”的青年对他人感受的忽视以及异质观点包容性的减弱，让其在现实行事中难以顾及他人感受，甚至用线上的圈层模式为人处世、画地为牢，造成社会性的脱离，引发精神孤独。此外，青年若形成娱乐文化消费上瘾机制和非理性的超前消费习惯，就会沦为自身欲望和文化资本的奴隶，财务赤字让欲望不能得到持续满足，从而陷入痛苦无助中。
三、破解之道：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应对策略
文化消费主义思潮微观上阻碍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良性成长，宏观上也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对此，应通过引导和满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培植青年科学的文化消费观念和行为、重塑青年的精神家园来帮助青年打破文化消费主义在精神文化生活中造成的困境，推动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序、高质、向好发展。
(一)引导和满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推动精神文化生活有序发展
精神文化需要是文化消费的前提，也是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动力。但是，文化消费主义一方面利用文化商品的符号价值来虚假地满足青年对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来放纵青年对审美生活和娱乐生活的需要，实质是将青年精神文化需要统一转化为无休止的欲望。因此，必须在对这种“统一欲望”解构的基础上对症下药，推动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有序进行。
一方面，要帮助青年打破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符号假象，引导青年将对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需要建立在现实奋斗中。首先，坚守线上线下多维文化市场阵地，严格管控文化资本并把关其在各大平台上的推广活动，严禁带有虚假性和过度联想性的内容，并形成严格健全的管理机制。其次，基于青年对“个性”等符号的追捧态度，引导青年推动这些符号建构重回“正途”，从“正能量”的积极视角重构文化产品的符号意义。最后，强化青年的理想与价值教育，引导青年超越符号、“回歸本真”，将实现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需要落实到现实奋斗中，特别是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不断奋进。
另一方面，要帮助青年摆脱对庸俗文化产品的惯性依赖，用优质“文化盛宴”提升青年审美生活和娱乐生活品位，重塑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张力。首先要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文化商品的监管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让文化“劣币”无处可传从而无利可图。其次要加强青年的审美和娱乐教育，助其树立科学理性的审美观和娱乐观，重构文化鉴别的批判和反思向度。最后要由文化宣传等相关部门主导，生产大量如《我和我的祖国》《觉醒年代》等优质文化产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用一系列“文化盛宴”向广大青年传递高尚、积极、理性的审美和娱乐品位，从而恢复被文化消费主义瓦解的文化商品“生产—消费”过程的内在张力。
(二)培植青年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与行为，提升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塑造精神世界、促进个体精神成人。但是，在文化消费主义误导下，部分青年形成了错误的文化消费观念，引发精神文化生活的俗化。对此，应帮助青年树立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养成正确的文化消费行为习惯，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一方面，从认知层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一要明确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就是“要求消费者自觉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倾向，反对炫耀性、符号性、虚假性的异化消费模式，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15]。二要通过“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教化机制，同向发力，多元助推青年对正确消费观的内化。社会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舆论引导功能，宣扬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消费风气。学校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中强化文化消费观教育。家庭应在家风教育中加入文化消费观相关教育，家长更要以身作则。三者联动实现的大思政课建设可以推进文化消费观教育，从而以更宽广的平台、更庞大的受众群体、更低的准入门槛和更多元化的手段帮助青年形成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
另一方面，在行动层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内化是前提，外化是关键。一要重视关键“意见领袖”和朋辈行为对青年群体的行为示范效应，督促和引导“意见领袖”等社会公众人物进行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对青年群体施以正向引导。二要在大数据时代保护隐私的前提下，精准掌握青年的文化消费动向，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行为规范与引导。三要激发青年主体活力与创造力，激励、引导青年成为当代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让青年近距离切身感受优质文化产品内含的精神品质与价值意蕴，从而主动同文化消费主义与劣质文化产品划清界限，自觉养成正确的文化消费习惯。
(三)重塑青年精神家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
精神家园“是人们对生活意义、生存价值和生命归宿的一种精神与文化认同”[16]。但是，文化消费主义造成青年理想信念的虚无、价值追求的扭曲、审美生活的庸俗和娱乐生活的空虚，给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严重危害，造成青年精神家园的荒芜。为此，必须帮助青年在现实的基地上重塑精神家园，在重塑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
青年精神家园的荒芜一方面源自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毒瘴”，一方面在于过度消费劣质文化商品引发的精神营养不良。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引领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层面的要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爱国”就是要求个人与国家间要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系，力戒个人至上倾向;“敬业”就是要求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发光发热，抵制享乐主义倾向;“诚信、友善”就是要求个体间保持和谐良好的联系，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反对个人主义倾向。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引导青年超越文化消费主义造成的局域性视野和片面化思维，将自身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微观叙事同宏大的历史叙事相结合，超越个人享乐的低俗境界，追求奉献社会的崇高境界，重新找回建设精神家园的正确方向。二要充分挖掘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用这些精神文化滋养提升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境界。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儿女的共同精神家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7]。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影响青年精神生活、引领学生成长成才中发挥主导作用”[18]。因此，我们要促进这些优秀文化资源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让其成为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强根剂”和“营养剂”，让青年在优秀文化的涵养中培实精神文化根基，筑牢精神文化之魂，共建美好的精神家园，开创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境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争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童世骏，文军，等.我们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2.
[2]纪秋发.中国社会消费主义现象简析[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38.
[3]仰义方，谭雪敏.文化消费主义的表现形式、生成机理及其纠正进路[J].思想教育研究，2021(2)：89-93.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 甘阳，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46.
[6]让·鲍德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7]中国Z世代手办消费趋势研究报告(2021年)[EB/OL]. 艾瑞网.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_pdf.aspx?id=3760.
[8]大学生消费调查报告(2018年)[EB/OL]. 艾瑞网.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_pdf.aspx?id=3262.
[9]顾玉平.理想信念的结构、生成与培育[J].理论月刊，2017(7)：67-72.
[10]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59.
[11]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65.
[12]中国新生代线下娱乐消费升级研究报告(2018年)[EB/OL]. 艾瑞网.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_pdf.aspx?id=3251.
[13]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
[14]高健.影响“90后”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因素与对策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10)：77-79.
[15]殷文贵.文化消费主义的存在样态及其意识形态批判[J].思想理论教育，2019(10)：62-67.
[16]欧阳康.民族精神：精神家园的内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5.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
[18]万美容，张艳斌.论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治理的文化路径[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4(2)：16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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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代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他的理论既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特色，又具有很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色彩，詹姆逊凭借其从权力和意识形态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经济和政治问题进行深刻分析闻名于国际思想界。因此，通过对近几年研究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的成果进行述评，不仅可以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细致的掌握，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具有一定启示，可以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趋势和发展方向有预测作用。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快感：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代理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
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
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
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代理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5]陈思和.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两封信——致坂井洋史.人文精神寻思录[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148.
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企业管理当中的核心要素。不少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文化的巨大作用有了充分深刻的认识后，很快就在自己的企业开始应用、实践并身体力行之。但也有很多的企业领导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概念、理论层面，或者对企业文化的理解有误区，致使在企业文化建设上收效甚微。基于此，文章对当前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新时期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企业文化建设 必要性分析 问题 建议
文献标识码：A
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分析
1.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世界五百强已有300多家进入中国，无论从资本市场到产品市场，还是从技术市场到服务市场，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我国企业与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已在所难免。因此，加快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发挥企业文化功能，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已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2.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应对知识经济发展的现实。知识经济和企业文化管理创新相辅相成。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推动企业运用新的知识实现管理创新。同时，企业管理创新、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入会不断创造新知识，推动知识经济的进步。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企业文化建设既要顺应时代要求，体现知识经济时代特色，又要结合企业实际创造特色，以企业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积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领导者和职工解放思想，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优化企业管理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功能，强化企业职工的主体地位，增强主人翁意识，提高企业凝聚力。
二、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企业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体来说尚处于较低层次，有些企业至今对企业文化仍然迷惑不解或一知半解，认识上存在严重的缺陷和错误。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些企业对企業文化建设存在着认识误区。当前，对企业文化建设的认识有两个较为典型的误区。第一是把企业文化等同于文体活动。不少企业，常将一次读书活动、一次文艺演出、几期黑板报等，都称为企业文化建设或“我们的企业文化”。诚然，这都是企业文化的内容，但决不能代替企业文化，而只能称为企业的文化活动。这种认识误区在我国众多的企业中并不少见，所以无形中给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形成了障碍。第二是将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形象塑造。企业形象塑造只是实现企业经营和发展目的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并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全部。企业不注重文化底蕴的积淀，标本脱节，最终必然使企业走向衰败。另外，对企业文化建设还存在着以下三种常见的错误认识：一是认为专业技术知识的多少决定企业文化建设的优劣；二是将学历高低等同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三是企业文化建设是游离于经营的附加物，有的甚至认为企业文化只是“花瓶”而已。
企业缺乏建立有效的企业文化建设操作框架。我国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及实践探索已经比较多，但具体到操作层面，就不尽如人意。对企业文化建设的认识，或者仅仅是企业文化关键因素的罗列，相互间未能理出合理的逻辑顺序；或者是突出企业形象设计、企业制度建设等某个相对有形化的局部展开，往往陷入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片面理解中。最终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每看到一种有关企业文化建设的实务操作框架体系，就会有一种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解，这固然体现了探索的多角度、多样化特征，但也表明企业文化建设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解和实务操作的论述差异过大，缺乏权威观点，致使许多企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陷入困惑，找不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企业文化建设处于盲目状态，是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着的一个重要问题。
企业精神和价值观的塑造缺乏个性。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家企业的创业史、所处行业、人员构成、地域环境、竞争状况等都不同，因而其企业精神、价值观也会有所不同，各自拥有自己的特色。但是，笔者发现，许多企业的企业精神都是“团结、开拓、创新、求实、奋进、拼搏”等一类词汇，这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精神风貌，然而没有融进企业特色。企业精神和企业价值观是企业个性特征具体生动的反映，如此缺乏个性的“雷同化”企业精神及企业价值观就等于抹煞了企业的个性和特色，因而很难起到企业文化建设应有的作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企业价值观塑造目的性不明确，盲目照搬照抄；二是企业价值观塑造目标未建立在企业现有状况的基础上，缺乏塑造的实践依据。
企业文化建设缺乏“创新”。企业文化一经建立便以为可“长治久安”，忽视了根据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变化及时对企业文化进行“创新”，从而使原本对企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文化变成了企业发展的障碍，这是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当一种企业文化由于被惰性对待而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时，它很可能会扼杀企业的创造精神，从而排斥外来人才的加盟和企业对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当前，企业大多没有重视文化创新，致使企业文化建设最终脱离了企业经营与管理实际。企业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企业应该对自身的文化系统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与企业发展加强衔接，提高整体企业文化素质，促进企业持续健康成长。
三、如何进行企业文化建设
1.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设企业文化、培育企业精神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尊重人、理解人和关心人，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因此，首先必须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实践证明，被管理者如果理解企业目标，富有兴趣，愿意合作，愿意承担责任，那么，他们可以使已有秩序的管理更加出色，使管理失误和管理不善得到缓解和弥补；相反，如果被管理者总是处于被支配、被怀疑、被压抑的状态，充满对立情绪，那么，再好的计划也实现不了，再好的组织和指挥也难以控制。
2.寓教于乐，寓情于理。建设企业文化必须把重点放在教育、誘导、启迪、吸引、激励和熏陶的方法上，逐步培养和形成员工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就是说，企业文化建设不是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也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是结合生产经营活动，通过文化的、教育的手段进行的，既可以组织员工小型多样、形式活泼的文化娱乐、演讲等竞赛活动，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也可以对员工进行多种形式的培训。
3.既反映时代精神，又突出企业个性。企业文化的企业精神是时代精神在企业的集中反映。同时，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征，如有的是表现在生产的产品优质上，有的表现在人员结构优化上，有的则表现在所处环境优越上等等。因此，企业精神还必须结合实际，反映本企业的特点，突出企业的个性。
4.代表员工意愿。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代表全体员工的意愿，使他们具有认同感。如企业精神的概括和提出，不能光靠几位企业领导说了算，更不能一人说了算，而要发动全体员工广泛发表意见，展开充分的讨论。可先向员工提出设想，通过征求意见的方式，最后由员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只有让员工认同了，才可能成为他们的生产经营信条，成为共同理想和目标，他们也才可能为之奋斗。只有在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过程中才能形成一种特有的企业文化或精神。
5.企业领导必须做出表率。国内、外企业管理实践证明，企业文化的创新关键在于企业领导者的态度和行动。作为企业的领导，一方面他们和员工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领导在企业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因而，他们个人的理想、信念、性格、气质和举止，不仅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战略、产品取向、经营管理方式和行为规范，而且还会对企业广大员工产生模仿效应。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企业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领导必须要在道德风貌、行为准则上高于一般员工，成为企业精神的代表。
6.提高企业全体成员的思想文化素质。能否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与全体员工的素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员工的素质，包括思想觉悟、文化水平、心理素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素质。企业应通过送出去进修、请进来讲学、组织起来培训、鼓励大家自学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加强员工的继续教育，巩固和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
总之，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强大动力。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寓教于乐，寓情于理，既要反映时代精神，又要突出企业个性，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与企业发展战略融为一体，贯穿企业管理全过程，为促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1] 孙玉峰.浅析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J].辽宁丝绸，2006（2）
[2] 金思宇.关于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现状的基本判断及对策[J].管理世界，2009（3）
[3] 范周.企业文化导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宁波市江北人和米业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 315000）
（责编：赵毅）
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充分认知、充分认可和充分信任。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是环境的产物。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关系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充分认知），在中国环境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充分认可），在解决中国问题中具有本质契合性（充分信任）。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推进文化创新是强化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积极面对新的文化矛盾和文化纠结，持续推进“中”“西”“马”不同文化形态的内在融合、融通；慎重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和“实然”矛盾；坚持过程思维，点滴积累，久久为功。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生态学；文化矛盾；过程思维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红旗文稿》， 2010年第16期，第4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真理性方面，代表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认知；在感情上，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认可；在解决未来中国问题中，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信任。这种充分认知、充分认可和充分信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的环境（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处在“系统”和“良序”的关系中，反之，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环境的关系自然也是分析我们对其认知、认可、信任程度的重要途径，由此，就进入了文化生态学的视域。
作为文化哲学重要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生态学认为，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自然环境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社会环境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文化间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系统性和有序性是良序文化生态的最显著标志，保持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与相邻文化的系统性和有序性是文化优化发展的根本。文化生态学的这些基本立场和观念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入口。
真正的“‘中国话语’是根植于中国人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的话语，是能够抓住当下中国根本问题的话语”，陶东风：《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6期，第56页。文化的形成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与社会环境更是直接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的社会剧烈变革中形成的，是在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吸取了西方文化以及世界上诸多文化的精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植根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契合。
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广阔、优越、复杂和相对封闭等特点，广阔的地理环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纵深的空间。“十里不同天”般的复杂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体多元、极具包容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一脉相承，与天人合一的思维相契合；“爱国”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理念以及忠孝文化相契合；“诚信”“友善”与中国传统的诚信文化、礼仪文化等一脉相承。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生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契合，自然适应中国土壤中的文化。
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与自然环境的基础性作用相比，社会环境则起着决定性、主导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性，在1840年之前，中国人不仅没有怀疑过，甚至在内心还具有唯我独尊的荣耀感。1840年之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风雨飘摇的中国在一次次的投降割地赔款中、在一次次委曲求全的退却中、在一次次的心理自信不断被摧残和否定中，在学习西方实业救国（洋务运动）、制度救国（维新变法）、革命救国（资产阶级革命）均遭失败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改造社会必须由表层走向里层，由物质器皿层面走向文化层面，进行文化革命改造国民性。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出路。此时，致力于救国的人们，特别是文人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旧文化，打倒旧文化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的先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启蒙运动，这是中国人走向现代，成为现代人的开始。因此， 1840年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开端。当然，这种现代化是被动的、被迫的，是被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推着走的。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中进入中国并逐渐被中国人接受的，当然，中国人要接受“异族”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主导文化并非易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激烈碰撞在所难免。在“问题与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无政府主义”等三次大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并被更多的人认识、理解和接受。从事实上看，这就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并倡导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对外来压迫，崇尚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封建迷信，主张文化应为工农大众服务。文化是灵魂，改造文化就改造了灵魂。在这种新文化的塑造下，任人践踏的中国人成了醒来的狮子，历经艰难而不倒且愈战愈勇，最终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符合中国的社会环境，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与中国的社会环境高度适应、高度契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来临。革命是断裂、转折、新旧更替，在革命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否定和彻底的批判；而建设是连续、延续、扬弃，在建设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肯定和发扬光大。由革命到建设的环境转换意味着革命的文化和文化的革命势必逐渐淡去，适应、促进发展的文化会得到强化。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路径。当前，无论是反腐、改变社会风气、还是解决社会矛盾，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向传统寻求智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不适应我国的自然环境，但基本适应变革的社会环境），也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社会环境的变革，但基本适应自然环境），而是立足中国的环境，吸收了二者优势的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是适应了中国环境的文化，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的文化形态，与中国环境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适应性，是不可替代的、唯一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所以，今天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来自于其他的文化。
就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文化生态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种具体文化样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理论学刊》，2004年第10期，第118-120页。文化生态学认为，任何文化的生成和发展都是在文化系统中进行的，任何单一的封闭的文化都无法健康发展，只有在文化的良性系统即生态系统中，文化才能健康发展。形成和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在文化间的生态系统中科学把握。
就文化形态而言，中国主要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四种文化形态。也有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统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创建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化”的理论源头。早在明朝末年，西方文化（此处是指狭义的西方文化，广义的西方文化包括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已开始影响我国。清末直到民国，在西方的入侵和中国向西方求索救国道路的大潮中，西方文化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深度影响我国的文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西方文化在中国已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显性文化形态。
上述四种文化形态在我国长期存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开放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积极因素，允许和支持多种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我国学界，“中”“西”“马”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早已形成。在社会上，“中”“西”“马”也都得以广泛传播：对于广大党员群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占据思想的主流；在广大的乡村特别是偏远的乡村，传统文化的维系功能更加明显；对于在自由市场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而言，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资本主义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正是在这种多元发展的文化生态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获得其他文化的滋养，实现持续多元的发展。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创意文化等逐渐形成了政策，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全球视野、国际惯例等西方的话语也成为人们的日常语言，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作为先发国家，西方社会处在实践的高端，西方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往往更高，高水平文化对低水平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低水平文化对高水平文化的影响。我国是后发国家，实践水平较低，这种制约导致在文化的很多方面我们确实不及西方。在此梯级格局中，学习西方文化无疑是促进我们实现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的开放、社会的开放、政治乃至军事领域的开放，但是，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文化的开放，学习外来文化的精髓是所有学习中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学习。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允許外来文化正常传播、发展。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社会允许多元多样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节点，客观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不仅包括文化间的“系统”和“良序”，也包括文化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系统”和“良序”。文化包括哪些要素？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只有文化内部诸要素保持良好的生态，处在良序的状态，文化才能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历来注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注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注重价值观的培育与日常行为的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文明、政治文化/文明、精神文化/文明和社会文化/文明的和谐统一，也注重国家、社会和个人等不同层面文明文化的有机统一。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辩证对待“中”“西”“马”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形态，与“中”“西”“马”处在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是“中”“西”“马”不同文化形态的有机结合。在这种文化生态系统中，产生了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形态，这是引领国家发展的文化形态。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环境的产物，是“中”“西”“马”有机融合的结果，那么，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必须面对新的文化矛盾和文化纠结，持续推进“中”“西”“马”的高度融合。
首先，推进文化创新是强化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世界在快速变化，中国也是日新月异的，自然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都在持续改变。因中国的特殊环境而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不断创新，不断适应变化的新环境，才能保持其优越性，才能强化其自信。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文化创新才能促进文化发展，只有文化创新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持文化自信。文化的自信固然要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土，面向过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面向未来，坚持文化的创新，提升文化的创新力。纵览世界历史，很多优秀的文明曾经十分耀眼，却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创新意识、能力不足，无法顺应时代的巨变。凡是不具有创新能力的文化都难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要么消亡，要么成为博物馆里的“静观”，只能以静默的方式诉说自己的过去，无法保持鲜活的状态，无法拥抱现在和未来的时代。只有不断坚持文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才能历久弥坚。
当前，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一是要坚持文化理念创新，实现自觉创新。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落后，行动必然落后，所以，要让创新的理念融入整个文化系统、文化产业中，把创新变成文化的核心品质。二是要坚持文化科技创新，以此引领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的大发展，只有依靠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产业才能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三是要坚持文化制度、文化体制创新，以此推动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走向现代治理是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通过文化体制、文化机制的创新，才能在文化领域实现现代治理，即文化治理的现代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四是要坚持文化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创新，推动思想解放。只有不断突破习惯性思维的旧框架、旧观念，才能敢闯敢试敢干，才能适应永无止境的实践。只有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协同综合，积极开展文化创新，持续保持文化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文化自信。
其次，正确面对多元文化中的文化矛盾、文化纠结，促进“中”“西”“马”的深度融合。
多元文化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多元文化的矛盾也是社会常态。除了学界经常论及的“中”“西”“马”之间的矛盾，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矛盾，如文化的普世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的矛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文化功利主义与文化理想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都会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邴正：《当代文化矛盾与哲学话语系统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3-15页。
多元文化的存在使大众难免经常陷入文化纠结，在中国，至少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纠结、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纠结和西方文化的纠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涵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抽象地说，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此要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它。但是在现实中，大众难以清晰地划分，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抽象肯定或具体否定，抑或相反者大有人在，推崇中国文化者常陷此纠结。在西方文化中，有进步、科学、文明的成分，也有糟粕、反动、腐朽的成分，且而文化和政治本来就是一体的，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影响中国的过程中，难免不夹带政治的私货。况且通过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中国人的政治信念，以宣扬西方的价值理念，这是西方人的一贯做法。崇尚西方文化的人难免陷入文化生活与政治信仰的矛盾纠结之中。“应然”和“实然”的矛盾也常使信仰马克思主义者陷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纠结。总之，在现阶段文化的纠结是生活的常态。
这些矛盾和纠结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不够强大，还没有达到能够“一览众山小”的高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要正视这些矛盾和纠结，在深层次上推进“中”“西”“马”的融合，科学地融合“中”“西”“马”是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时至今日，“中”“西”“马”的融合更多是抽象意义上的、形式上的，“中”“西”“马”泾渭分明的现状依然非常严重。这种现象会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统领地位。科学地融合“中”“西”“马”，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今后要着重推进的方向之一。
再次，慎重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和“实然”矛盾。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存在的，这些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则突出地表现为“应然”和“实然”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即“应然”），在事实上是什么样子（即“实然”），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会深刻影响人们对“应然”的信任。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崇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之一，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的限制，“实然”却是人破坏了自然，污染了环境，存在贫富分化加剧，功利主义膨胀，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下滑等等现象。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应然”和“实然”矛盾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阶段中还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对芸芸众生来说，辩证法在其视野之外，“实然”具有切肤之痛，普通人大多从“实然”的局部角度，而非“应然”和“实然”的辩证角度看问题，可以说，“一叶障目”是常态，比如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交通难等等。如果在诸多领域中，“应然”与“实然”差距过大，会大大影响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感和认同。因此，要切实认识到“应然”与“实然”差距过大的危害，切切实实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解决“实然”的问题，加快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这样才能增强大众的文化自信。
最后，文化自信是个不断强化的过程，要坚持过程思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水平和文化自信的程度成正比，文化发展本来就是社会历史动态的永续过程，同样，文化自信的建立和强化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坚持过程思维，点滴积累，久久为功。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开始算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才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可以说，这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国革命中起步的，在建设中发展的，未来也必然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建构和强化文化自信不仅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产生体系圆满的错觉。任何一个强大的文化，哪怕须臾的停止或脱离历史的轨道都会远离时代的聚光灯甚至走向泯灭的结局。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的成熟与文化自信的深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要坚持在过程中不断地强化。
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战略性部署，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即坚持党的领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规律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不仅指明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即坚持党的领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这就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最根本的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由党的执政党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这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如《决定》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1]可以说，正是由于坚持党的领导，才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断发展。
首先，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我们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使我们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安康，既需要雄厚的经济力量，又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并将文化建设视为党的整个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2]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对此，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4]进入新时期，我们党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明确指出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胡锦涛同志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要更好地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万众一心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就必须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5]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这就更加明确了新时期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使我们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其次，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决定了党必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织作用，主要表现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新成就。正如《决定》指出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1]党的十六大在全面规划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中，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极端重要性，鲜明地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高度，要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入研究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党的中央全会研究部署文化建设与发展。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纲领，明确了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了全面的战略性部署，必将有助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前提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前提。“实践是受理论指导的，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不可能有实践上的明智。”[6]因而，只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真正的大发展大繁荣。目前，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本质、特征、作用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为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功能和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原则和依据。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也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指针。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1]在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才能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思路，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够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既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又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最主要的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关键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作为整个国家走出一条正确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统领并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自然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以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而且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基础、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步骤。正如《决定》指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1]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现代性；就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强文化法制建设，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建立健全科学的文化体制，通过科学的机制实现文化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并进而通过它使文化建设与全社会快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相适应，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势相适应。可以说，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相适应。因而，《决定》指出：“我们必须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1]
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指出：“文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具有多样形式，这种多样性体现为人类各民族和各社会文化特征和文化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和多元性。”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各国的文化建设都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必须走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建设之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发展，能够符合中国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能够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键就在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的关键。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说来，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正如《决定》指出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我们既坚持了文化发展的一般原则，符合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主要包括：其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因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人民愿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化建设实践。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其二，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富有中国特色、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价值体系，有着鲜明的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开放性，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因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我们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其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因而，我们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文化建设的首位，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建设的经济效益。我们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四、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制度保障
“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首先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其他所有活动的展开，都是在社会制度确立的前提下进行的。”[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这是其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区别所在，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正如《决定》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最大限度把广大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1]
具体说来，这一根本制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包括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还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使得人民群众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不仅是法律上、原则上的“主人”，而且是政治现实中的主人。[9]因此，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要求，必然要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必然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从人民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从人民的发展要求中获得动力，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决定》指出的：“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广大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提供广阔舞台。”[1]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正确方向是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一切进步的文化建设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这就要求广大文化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神圣职责，坚持正确文化立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努力把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和凝聚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之下，使文化发展的成果能够被全体人民共享。正如《决定》指出的：“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1]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25/c_122197737.htm，2011-12-23.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7.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8.
[4]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
[5] 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 胡锦涛强调推进文化建设[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8/12/content _1022845.htm，2011-11-04.
[6] 李铁映.论民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
[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2011-11-01.
[8] 周叶中，伊士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6）.
[9] 周叶中.宪法[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5.
Study on the Basic Law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venth Session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Decision on Cultural Mechanism Reform and Socialist Cultural Development
Huang Zhen Yi Shiguo
责任编辑：宋 奇
资本主义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两种资源，赓续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两种基因。既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怎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课题，也回答了怎样认识和赓续红色文化这一重大问题，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对于建设中华文化共同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思想;传统文化底蕴;历史基因;红色文化
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中华文化共同体中的重要部分。笔者认为，从实践主体角度出发，可将中华文化划分为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两部分。换言之，随着历史的积淀，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发展史之中;并且，它与“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即中华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现代文化发展不可忘却的“两个传统”，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渊源——传统文化底蕴。不妨将中华传统文化以“历史文化”代之，以“红色文化”代称马克思主义传统，如此，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底蕴便可从历史文化底蕴及红色文化底蕴两方面入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善于“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既包含了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怎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大课题，又回答了怎样赓续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红色文化、红色基因这一重要问题。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丰厚传统文化底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利于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提供方法论指导。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文化底蕴
历史文化底蕴，是城市魅力之所在，是民族特色之表征，更是优秀理论之渊源。所谓历史文化底蕴，是指对于本民族在整个历史中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及对该资源的总体认识与根本观点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指引、以优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作支撑，二者兼收并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发扬、与时俱进，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主要表现在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运用、创新发展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提出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等方面。
（一）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②。这是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共识，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成果，为引导全国人民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范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他从承载历史、连接现实的角度，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③。他还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④。这就使中华文化贯通历史与现实，联通中华与世界，系统构建起中华文化共同体，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利于凝聚13亿中华儿女奋力接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磅礴伟力。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性质、基本特征。它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⑤基于此，习近平强调要将传统文化作为独特战略资源，努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如此，习近平将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并将之具体化、时代化，使之凝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有利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凝心聚力。
（二）自觉运用、创新发展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不仅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而且也是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思想库，是中华民族独特而优厚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丰厚滋养，充分吸收其精髓及核心理念，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运用、创新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统文化观的具体体现。该文件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作了规定，认为：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以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为主要内容，强调要深入阐发传统文化精髓，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以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工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为其重要来源，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凝练出新时代所要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习近平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⑥，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十九大报告将其进一步总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⑦，给全国人民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具体指导，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传承和学习中华文化的良好风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创造性地将“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天下观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将安民富民乐民的传统思想改造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举措;将“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思想具体化为新时代选官用官标准、人才选拔机制。诸如此类的创新成果，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历史文化底蕴。
（三）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包含了如何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哪些思想理念，而且也提出了怎样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形成了全面系统的传统文化观，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探索并认识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所需的历史基因以及怎样继承和延续这一基因的根本方法和原则。
习近平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⑧。“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⑨这两段论述，明确了新时代党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疑，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方针的创造性发挥，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继续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由此，对于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形成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激发中华文化潜力提供了科学方法。
二、習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红色文化底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忠实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坚定弘扬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统一，是正确处理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二者关系的理论成果。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且包含丰富的红色文化底蕴。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经过“不断选择、融化、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⑩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的成果，日益积淀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且不断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着主心骨的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红色文化底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与创造性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运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丰富发展的产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它强调领导干部要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尤其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并且注重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习近平认为只有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原著中汲取经验，才能“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来源;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把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传统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这一思想尤其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关键部分的学习和掌握。习近平指出“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具有高度的哲学自觉，也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此外，习近平提出，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学习和传承马克思主义传统，就要从经典著作中领悟。理论精髓深深蕴含在原著、经典之中，惟有从经典出发才能真切领会穿越时空仍不失光芒的真理的力量，才能真正把握理论之真谛与要义。学习经典也是增强看家本领的最好方法，是提升理论素养的最好方式、掌握科学理论的必由路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和党的文献是历史长期思考、集体智慧、宝贵实践的结晶，要认真系统地研读，从相互关联中比较，才能融会贯通、准确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上进行创造性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些创造性发展成果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各个方面，表现在对党的使命、新时期党的建设、群众路线、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个领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改革开放以及党的自我革命统一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伟大革命”命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思想，具体化为“五大发展理念”;将党的宗旨与党的使命联系起来，建立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观;提出“四个伟大”并将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与“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贯通起来，强调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性，将“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战略布局高度，突出政治性原则，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当然，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并不仅限于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继续与时俱进、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每一次创造性运用、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每一点继承发扬，都离不开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智慧、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素养。
由此观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自觉运用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典范。正如著名学者汪信砚所提出的，我们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时，必须结合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推进，特别是它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基础的丰富和拓展。”实际上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体会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在蕴含的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底蕴。
（二）对红色基因的继承和发扬。红色基因是党在长期奋斗中淬炼的先进本质、思想路线、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总称，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在革命战争时代思想精华的高度凝练。只有“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业绩”?。寓开来于既往，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升华马克思主义传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红色基因作为应对危险与考验的重要法宝。红色基因见证了98年来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历史，成为共产党人继续前行的精神财富，也是在未来征程上继续焕发指引中华儿女继续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红色基因不仅是使其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根”与“魂”，更是确保其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红色“DNA”;红色基因、红色文化不仅是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纽带，更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思想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将红色基因作为其赖以取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这既是时代环境使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有之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回答了怎样传承红色基因这一时代课题。强调，必须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以革命先辈光荣事迹感染人，以崇高革命精神塑造人，让红色基因内化于心、融入血脉，外化于行、融入实践，“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外，在许多重要场合，习近平都有关于学习革命先辈的论述。例如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指出“在这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垂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强调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激励自己，在遵循革命先辈开拓的道路基础上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三、发扬“两个传统”，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传统与现代相统一，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两种资源，延续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两种基因，贯通中华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系统构建起中华文化共同体，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深化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致力于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有力地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也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激发了中华文化内在潜力，并且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其实，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时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而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统文化观又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的继承与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因此，弘扬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红色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根植中华文化沃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打造民族特色鲜明、中国特点突出、时代特征显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的“主心骨”的作用。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互融通、互为滋养，才能打造坚实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用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融通“两种资源”，使两种传统文化相得益彰，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也是新时代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其对于建设中华文化共同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都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⑤关磊，周利兴.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历史文化底蕴[J].思想战线，2011（S1）：257.
②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126/c100129049653.html.2017-01-25
③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④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学习时报，2009-05-13.
⑥⑧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165.
⑨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⑩周宿峰.红色文化基本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
?汪信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2）：5-15.
?习近平.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8-04-25.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N].人民日报，2013-12-05.
?习近平.在纪念刘华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9-29.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老区安徽金寨调研时讲话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