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投资融资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一、县级经济开发区融资平台概述
(一) 融资平台——各级融资公司
融资平台, 就是由各级地方政府发起设立, 通过行政划拨国债、股权、土地等资产, 成立一个资产和现金流达一定标准的公司, 再辅之以一定的财政补贴作为承诺, 从而实现可承接资金的公司, 进而将资金运用于该地区的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等项目。在县级经济开发区的融资平台, 就属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二) 融资平台对县级经济开发区的作用
融资平台对县级经济开发区的作用主要有四点:
(1) 部分地解决县级经济开发区发展过程中融资难的问题。
(2) 拓展了县级经济开发区的贷款市场空间, 通过融资平台可生动形象的展现出服务机构的相关信息以及产品。
(3) 有利于县级经济开发区内服务机构的发展, 使得县级经济开发区未来的贷款融资工作更加容易。
(4) 能够大力调整县级经济开发区经济建设模式, 为园区的各种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为开发区甚至地方经济的繁荣昌盛服务。
(三) 县开发区融资平台的一般运营方式
融资平台成立初期表现出了融资模式的单一性, 就是将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取长期贷款和流动贷款。后来渐渐开始用了一系列金融产品, 如发行“企业债、公司债”, 发行信托产品, 发行地方金交所的私募债, 融资租赁等等系列金融产品。
(四) 开发区的第三方融资平台融资模式
第三方融资平台的模式现今是多种多样的, 有和国有资产相联系, 还有部分是民间资本参与的平台。如, 网络化的融资, 比如阿里巴巴的支付宝;线下的实体机构;全球各地金融机构等等。
二、县级经济开发区融资平台发展现状分析
(一) 多种融资模式并举
县级开发区政府融资平台基本仍然是以信贷融资为主, 从资本市场融资和第三方融资平台处于探索和辅助地位, 某些最新的融资模式正在被运用中。
(二) 募集资金基建为主
主要是为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民生工程, 提升城市化水平, 吸引优质劳动力资源, 尽量为开发区的持续发展增添原始动力。
(三) 资金使用结构失调
大部分的信贷资金分配不完全合理, 一般的中小项目分配较少;资金分配上, 倾向于大项目、大企业和在县级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项目。但是若不能兼顾第三产业的项目, 长期而言, 将对县级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
(四) 融资方式单一
项目融资资金来源渠道, 即指融资方式。融资方式通常有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 前者包括发行债券、银行贷款和应付债券等方式, 而后者主要指的是股票融资。发行股票在县级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中难得一见。
(五) 资本运行效率低迷
(1) 资本流动性差, 直接影响资本运行效率。
(2) 过度追求利益化, 表现为经营效率和行政效率挂钩。
(3) 政府机构工作习惯追求政绩等。相关人员主动会扰乱资本运行的方向。
(六) 融资平台政企不分
许多开发区主要领导直接担任融资平台公司负责人, 对融资平台的融资决策直接干预, 融资不依市场规律和成本, 片面考虑形象工程使用需求。
三、县开发区融资平台管理探究
(一) 明确政府和平台公司之间的权责
地方政府主要职责应以保障民生, 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本区域地方经济发展为职责。县开发区融资平台虽然承担着政府融资职能, 更要尊重资本市场运行规律, 最终实现县级经开区融资平台的去行政化。
(二) 切实提高县开发区融资平台的运营效率
需要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金融机构三方共同着手, 因为县融资平台公司依附于地方政府, 因此融资平台运营效率有赖于三方联动。
(三) 地方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主管部门需要重新考量政绩考核体制, 降低经济指标, 创建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能从内在动力上优化县开发区平台的融资结构和融资行为。
(四) 设立转型后的融资平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用企业债券、股票和票据等形式进入资本市场, 实现多元化渠道融资, 多维度扩展县平台融资的规模和扩充融资渠道。
(五) 调整融资平台资金流动性
加强资金的流动性, 科学管理平台的资金。
(六) 培养重点项目为支柱产业
重点项目的培养也是一个支柱产业培育的过程, 从而为新型融资模式所用。
(七) 创新融资模式
建立新型融资担保体系, 引导企业进入信用体系, 恰当使用各类资金。
(八) 运用新型融资工具
新型融资工具, 包括可置换债券、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项目融资和金融租赁等, 其中项目融资是县级开发区使用最广泛的融资手段之一。
(九) 高效发展循环产业
寻找开发区内可利用程度高的经济资源, 对创新融资模式和培养重点项目作用巨大, 为后期的融资模式的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十) 培育园区人才集聚效应
人才永远是发展的核心力量, 县级经济开发区最重要的支撑也是人才, 引入新型融资工具更要靠人才的配备。
县级开发区政府在近十年来一直依靠其建立的融资平台公司为开发区建设募集资金, 但因国家金融政策调整和产业升级, 所以必须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管理, 有效防止财政金融危机, 保证经济健康、绿色、循环发展。
摘要：在改革开放之后, 经济开发区是我国各地区参与、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各地区开发区经济如雨后春笋, 开发区迅猛发展、城市规划建设能力的提高和开发区技术的进步越来越高, 国家对经济开发区的重视程度也非同寻常。但是由于各地区发展水平不一致, 县级经济开发区在开发辐射力有限的前提下, 融资规模、管理水平等等都客观有限。如何在促使政府职能转变的指导思想下加强县级融资平台管理建设, 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经济投资融资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1 引言
1.1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作为投资的一种经济学分类，具有多重概念界定标准。一般认为民间投资是基于投资者的资金来源而界定的投资项目，属于民营经济覆盖的范畴，是公有制经济大一统形式被打破的重要表现。由于被涵盖于民营经济范畴内，因此民间投资由各类民营经济成份构成，其中包含个体工商户投资(居民个人的生产性投资和住宅投资、城乡个体工商户经营性投资)、居民财产性投资、个人合伙企业投资、私营企业投资、私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投资以及集体企业投资等。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民营经济蕴含着巨大的潜力。有效发掘并利用民营经济成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民间投资的发展概况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我国民间投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2.1改革开放之前，公有制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民营经济、民间投资成份和总量极少。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间，全民所有制经济总量占据社会经济总量的8成以上，集体经济占据剩余经济总量的多数，民营经济仅达到经济总量的0.8%-6%，难以起到经济成分应有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较低。
1.2.2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开放，民间投资取得了巨大的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2年，我国民间投资额增长了120余倍，年平均增长24.7%，高过同时期社会总投资的增长速度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也由18%增长到48%左右，形成了对国有经济成份的赶超，占据投资总额的半壁江山，对国内投资总额的贡献度与日俱增。
1.3 民間投资下降带来的问题
2016年5月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会议，成立督导组解决地方民间投资增长乏力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6年5月同比增速相较于1月至4月，下降了5%左右的水平，延续了2011年9月之后连续43个月的下降趋势。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在201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1至5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9.6%。但民间投资进一步在下降，1至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经下降到3.9%。2016年前五个月，工业投资73394亿元，增长5.4%，增速比1至4月回落1.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116384亿元，增长3.9%，回落1.3个百分点。由于工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超过40%和60%，成为整个投资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2 影响民间投资的因素研究
2.1变量选取
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民间投资下滑的原因，我们认为：其它成分投资的替代与宏观经济形势是导致民间投资减少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两个变量，讨论其与民间投资(PI)的关系。选取时间序列数据，使用stata11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
2.2单位根检验(df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如图所示，时间序列不满足平稳性条件。
2.3协整检验
对已有数据进行johansen，发现在滞后一阶的情况下存在协整关系。
2.4模型求解
对数据滞后一阶进行var回归，结果如图：
3结论
3.1宏观经济层面
民间投资增长放慢抑制了新增就业的数量。加速去产能将导致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同时新一届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加入劳动力大军，民间投资连续下滑的趋势不仅不利于促进社会就业水平的提升，更不利于民营经济中人力资本、科技水平的培养和发展。民(下转页)(上接页)营经济长期持续的放缓不适应政府稳增长、促就业等目标的实现，亟须政府降低民企经营成本，减少民资准入障碍，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提高服务民资水平，激活和做强民间投资。促进民间并激活投资，要立足市场导向，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政府职能的转变成为了关键因素，政府应有效引导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使其向有利于民营经济的方向运行。此外，还要着力满足民营企业融资需求。从制度和创新的层面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等问题。最后，应打造严格而规范的制度保证民营企业的权益，切实减轻民营企业的负担。
3.2外商直接投资层面
随着我国近些年经济金融水平的发展和投资空间、投资环境的优化，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民间投资的基础效应不明显;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投资环境改善和知识技术水平的外溢效应促进了我国民间投资水平的提高。
4 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处于减速换挡期、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不足、微观企业融资困难等情况共同导致民间投资动力不足、增长乏力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结局这一问题：
一是在投资空间上，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门槛，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加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吸纳程度，从而提高民间投资的地位，增加民间投资动力。通过建立合理公平的社会资本准入制度，有效解决民营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和金融领域的战略取向落实不到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问题。有效推广PPP模式，有效发挥民间投资灵活、快速、效率高等优势，建立公平和稳定的投资环境。
二是在融资渠道上，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民间投资路径，使民间投资“有钱可投”。一方面，降低融资准入门槛，建立多层次的间接融资匹配环境，发展民营中小银行，适应众多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促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和优化，保证直接融资比例。此外，应加大金融创新力度，从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实现对民间投资的拉动。
三是在投资能力上，进一步加深投资转型升级，使投资方向进一步转向实体经济。现阶段我国民间投资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在于企业生产水平无法达到新时期转型升级的要求，不适应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路径。因此，要有针对性地推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进程;将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相结合，扭转“脱实向虚”态势，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提高投资回报率。
四是在企业成本方面，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的举措。一方面，借助税收体制改革的时机，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实现政府税收减法换取“双创”新动能加法。同时降低企业生产资料成本，切实保证企业利润的提高。另一方面，要提高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从技术角度降低生产成本。
五是完善产权制度，建立诚信公平的生产、市场环境，提倡以创新守信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要推动产权保护的法制化，强化完善政府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信政府，增强政府的规范性和公信力;维护企业的市场地位，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潜力。
参考资料：
[1]民间投资增速向好股市才会好[N].金融投资报，2016，07，23.
[2]下半年应防范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泡沫等三个经济问题[N].经济观察报，2016，07，24.
[3]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钱”去哪儿了[N].新华社，2016，07，18.
[5]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忧虑[N].投资快报，2016，06，06.
作者简介：
刘钊岑，女，1998.12.17，汉族，籍贯河南省，就读于郑州市第七中学，高中在读，研究方向：经济学
经济投资融资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而当前中国在投资结构和投资形式诸方面均存在着不少问题,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投资方式的改善。以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构建产业的自生能力是完善投资方式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投资结构;要素禀赋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和净出口。中国经济是十分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1978-2007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1 738亿美元,年均增长17.4%,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35.5%,金融危机则使这一增长路径受到了根本的质疑。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逐步加深,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美欧日等先进经济体的需求进一步减弱,中国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陷入衰退,中国50%的出口是面向美国、欧洲、日本,当这些地区的消费者购买力下降时,中国对外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受到严重阻滞。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8年1-11月,外贸进出口总额23 783.7亿美元,增长20.9%。其中出口13171.6亿美元,增长19.3%;进口1 0612.1亿美元,增长22.8%。而2008年11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1 898.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其中出口1 149.9亿美元,下降2.2%;进口749亿美元,下降17.9%,其中以加工贸易进出口下降更为明显。这是2000年以来进出口各项指标首次同时出现负增长。2008年12月,出口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8%。[1]另据海关总署统计,2009年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下降29%。其中,出口904.5亿美元,下降17.5%,出口价格上涨2.3%;进口513.4亿美元,下降43.1%,进口价格下跌10.6%。制造业出口明显下降,出口价格有所提升。1月份,制造业出口为870.5亿美元,下降17.7%,出口价格上涨2.2%。由于金融海啸实体经济的蔓延,外需持续减弱,出口减速之势短期难以逆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理应有所改变,改外需倚重度过高为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封闭经济中总需求由投资和消费组成。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沿着良性可持续道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经济发展建立在消费为主的内需上,只有扩大本国居民的消费能力,走消费拉动型道路,经济发展才能有稳固的基础。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道路来打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由于中国现阶段存在种种问题,如收入结构不合理,相对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说就业机会较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居民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稳定等都制约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由于涉及到整个社会较大范围内的变革,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优但却是最具难度的路径,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需要有一系列体系作保障,相比之下,投资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捷径”。如果说在当前的中国发展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重要动力,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那么投资路径和投资方式的良性转变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和应有之义。但一直以来,中国的投资方式都存在着不小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投资及其结构和方式的完善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重大课题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检索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文献,凯恩斯(1936)认为,市场经济并不必然保证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与潜在的、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相等,政府应以扩大投资的手段来补充经济运行中消费不足的常态;凯恩斯学说在战后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其理论体系中,并未论述长期经济增长,也未论述达到均衡的动态过程;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只涉及了短期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长期化和动态化的改进,要将凯恩斯模型长期化和动态化,即实现经济增长就要保证一定的储蓄率以转化为投资;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不稳定性质,索洛(1956)考虑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构建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三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一模型在20余年的时间里都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其假设的规模报酬不变,增长率的外生化则成为其不能解释许多实际问题的主要缺陷,主张经济增长内生化的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长期经济增长;丹尼森(1985)通过将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细分并加以量化,发现知识的贡献率最大;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罗斯托(1960)将增长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前提、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并指出在最为关键的起飞时期,有效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应从大约国民收入的5%提高到10%以上,而在起飞前提阶段,投资率也可能高于5%;罗森斯坦·罗丹(1943、1966)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关键是实现工业化,其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投资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主张对各个工业部门同时投资,以产生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纳克斯(1953)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恶性贫困循环”,即从供给方面来看,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他指出资本形成不足是主要障碍,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经济增长理论不只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专利,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费里德曼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也建立了增长模型。国内研究增长方式的转变较具代表性的有:吴敬琏(2006)在梳理各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转变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王一鸣(2007)认为,传统的增长方式不能为继,转变增长方式的途径在于体制创新,增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卫兴华(2007)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仍具粗放特征,制约了经济增长,集约型是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并提出了建议;林毅夫(2007)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要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取决于要素价格体系,转变增长方式要从这两方面着手。上述文献都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探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为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但并未具体指出投资方式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本文拟从这点做一浅述。
二、当前中国投资现状的若干问题
在转型经济中,投资必然带有种种不合理的内容。投资不合理无外乎两种情形,即投资数量不合理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在中国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中国某些产业投资数量过多而另一些产业则投资不足,这就造成了投资形成结构的不合理,前一期的投资形成现存的产业结构,根据资产专用性原理,一旦投资形成,必将沿着现有路径持续下去,否则这些资产就会成为沉没成本,所以现存的产业结构又会成为未来投资的领域,从而使一些产业存在着严重投资过度现象,进一步加重了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从而形成数量不合理—结构不合理—数量不合理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下的一个典型状况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在固定资产投资过度的情况下,将产生大量的重复建设,如果未来缺乏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支持,将成为过剩或者是无效的投资,可能形成当年的GDP,但不能够形成长期的生产能力,不能够形成有效存量。[2]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2003-2006年经济增长率10.3%左右,而平均投资率高达42.9%,但这种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是政府激励条件下低效率的投资,[3]它并不能够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高。
投资按主体划分可分为政府投资(财政投资)和民间投资(私人投资),理论上政府投资并不像私人投资那样追求单个项目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全社会的综合福利为目标;政府投资的范围一般是企业并不愿介入的领域,如大型交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环保,教育等。和这些领域相对应的是一般竞争部门。娄洪(2003)指出了基础设施的基本性质:第一,非排他性,即理论上所有人都能对其进行使用,从而获得收益。第二,边际成本趋零,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增加对基础设施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不会带来额外的成本。第三,经济基础设施的拥挤性,即随着消费者增加到一定程度,将产生一定程度的竞争。第四,基础设施的不可分性。罗森斯坦·罗丹(1943)指出生产函数、需求和供给都存在着不可分性,基础设施资本的投资和其他生产性资本的投资在时间上不可分,基础设施资本的投资须先于其他生产性资本的投资。但在一般竞争部门,市场机制的作用能够有效地调节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民间资本产权关系明晰,经营灵活,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因而其产出效率一般大于公共资本,且其即期产出效应大于公共资本产出效应。[4]
鉴于政府和民间投资的领域有所不同,依据两种投资领域的关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两种效应,即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挤出效应指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引起了利率的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投资行为的减少,分析这一问题的典型思路即IS-LM模型,挤出效应的机制可见图1,在政府投资不变的情况下,IS、LM两条曲线相交于P0,此时均衡的利率和产出分别是r0和y0,而当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加,则使得IS曲线右移至IS1,而货币供给量是一定的,即LM曲线并未移动,此时均衡点为P1,则均衡利率和产出r1和y1,利率上升则导致民间投资的机会成本提高,从而产生挤出效应,而潜在的均衡点即利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是P2,相应的产出是y2,那么由此造成的产出损失即y1-y2。
挤入效应是指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促使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减少了私人投资的成本,刺激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又可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使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如果政府能够将投资控制在严格的界限内,将投资行为集中于公共领域而非一般竞争部门,那么由于其改善了投资环境和投资预期,从而能够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这将对民间投资带来一定的挤入效应。①
但现实中政府投资存在着错位,即投资领域的竞争性与投资动机的矛盾性,政府本应该依据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需要,引导社会投资的合理流向,实现投资结构合理化,同时介入市场失灵之处,弥补其缺陷。但目前政府将投资面有意无意地伸向了竞争性部门以获取高额利润,造成“与民争利”,竞争性领域本来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但中国许多行业的投资是以政府行为偏好为依据,歪曲要素价格体系,追求政府(或其中部分人)的租金最大化,这进一步滋生了寻租行为和市场的无序性。中国现行的融资体制也助长了这种情形,私人部门对市场信号有更好的反应,投资效率更高,但却难以得到金融部门的强力支持,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低下,但更依赖于国家财政和银行贷款的支持,使得本应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被注入了国有部门,从而导致了总体上投资效率的低下。另外现有的投融资体制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当前中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还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单位,由于存在着较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加之中国的融资体制还没完全市场化,还深深地打着政府偏好的烙印,金融机构将大量资金借贷给了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国有企业,而效率较高但苦于资金缺乏的民营企业则对此只能望眼欲穿,这势必影响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融资机制的软约束导致银行大量的呆账坏账,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三、投资方式、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
经典文献虽然主要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停滞问题,但我们可以认识到投资结构的完善、投资方式的转变是其应有之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后者经历过早期增长方式低效率的“阵痛”而转向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者虽然在经济发展阶段尽力避免这些“阵痛”,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进行着后者已经走过的道路,投资结构的完善、投资方式的转变构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部分。
在图2中,投资结构可以看成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函数,随着投资结构由不完善到完善,经济增长方式由非效率逐步向效率改进。不过两者的关系并非直线关系,而是一条S形曲线,点O到P1这段较为平缓,P1到P2这段变得陡峭,P2以后又变得平缓。这可以解释为:投资结构完善初期,其效应尚未完全扩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很迟缓;到P1点时,投资结构已达到一定的完善程度,其效应开始显著,边际投资结构迅速提高,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点P2,这个时期是投资结构优化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由非效率迅速地向效率转变;P2以后由于投资结构优化到相当的程度了,再改善起来相当的困难,边际投资结构逐渐降低,这时增长方式也达到了一定的高效率,整个社会福利得到了帕累托改进。
吴敬琏(2005)指出,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什么呢,林毅夫(2007)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即经济增长所处的宏观环境的根本特征是要素价格体系,由要素价格体系决定要素投入组合,从而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可分为资本驱动型、资源驱动型、技术驱动型、劳动驱动型四类。②长期以来,中国走的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路径,沈坤荣(1999)对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占了76.7%,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57.8%,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23.4%。[5]这在给中国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大量的弊端,如农轻重比例失调,需求结构失衡等。对于投资的依赖造成了一种误解,即人们总是认为要素投入过多会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损害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要素投入太少必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但投入过多未必损害经济效率,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是来源于投资结构不合理,即要素的投入结构不合理,也即要素的投入比例不合理,调整好要素投入结构才是更重要的。不考虑要素的投入结构优化而一味地增加投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在投资率上升的同时投资效率却在下降。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要素的供给能力,而是取决于要素的有效的配置能力,须知资本使用的效率比提高投资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重要的多。[6]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s)是衡量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根据张军(2005)的研究,ICORs在1994年以前基本保持稳定,之后急剧上升,这说明资本经历着深化的过程,投资效率低下。而投资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依赖于投资效率和技术进步及其性质。[7]
显然,要获得经济的长期稳态增长必然要提高中国的投资效率,提高投资效率必然要优化投资结构,优化投资结构即使各要素的投入比例更加合理。一国增长方式的选择既要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又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技术创新则显得成本过高,同时鉴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也不能采用资源驱动型,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路径应是走劳动驱动型道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技术的贡献率。如果要以资本投入数量和投资效率高低的关系来判断中国增长方式的特点,那么目前中国的增长方式带有明显的外延特征,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的高速积累,而一旦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产出的增长,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就趋于下降并最终导致产量增长的下降和经济衰退。张军(2002)将经济转轨、增长与工业化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的特征,至今尚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之后,资本相对于产出加快,显示了粗放的特征。[8]
有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即改变中国竞争优势。[9]也有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即依靠提高经济的整体实质、经济运行的质量来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促进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10]笔者认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依赖于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一国的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受到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制约。③要提升中国的竞争优势,就要依据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社会化分工、生产,以获取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机制。而经济的整体实质、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也必须建立在充分利用一国现存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之上,正如林毅夫(2002)指出的,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组织生产活动,企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11]
四、转变投资方式的若干建议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其由不经济走向经济,或由效率低下走向高效率,完善投资结构,改良投资机制是应有之义。一个良好的投资机制是结构完善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而投资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投资机制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完善投资结构,从总体上说,就是要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之上,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提高资本的边际投入效益,发挥各要素的最大效率,增强产业的自生能力,从而获得经济剩余的最大化,进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在这一总的思路指导下,结合当前经济大背景,可以进行一些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措施以拉动经济增长。
1. 一些大型项目例如铁路、公路、桥梁等的修建,虽然长期内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短期内却难以形成对有效需求的满足。所以当前的情势要求政府将主要的投资点放在短期之内关系民生的公共投资上,如加大对廉价房、乡村公路、基层医疗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强农村电网改造和农村各种补贴,如推行种粮补贴,农机补贴和购买电器补贴等,重视提升粮食价格和加强对城乡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换为现实,尤其要加强医疗保障方面的建设力度,最大程度地解决民众“看病难”这一根本问题。这样,投资既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又能改善民生,连带的使其扩大自身的消费支出。
2. 以灾后重建为契机建立投资长效机制,优化投资结构,摒弃低水平建设,重新考虑产业的布局,在产业布局时多考虑环保、自然禀赋等非经济因素。
3. 投资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增长范围内,使其不仅与GDP增长率保持适应,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充分就业这个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适度扩大政府主导型服务支出,适度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可以加大对广大群众的转移支付的力度,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有效置换出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4. 鉴于中国许多行业投资并非以市场为导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偏好所致,所以在经济运行中要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政府投资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清晰界定政府投资进入和退出领域,避免政府“与民争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经济建设型政府。如在一些具体的投资项目上可以实行代建制,所谓代建制就是政府投资项目经过规定的程序,由专业性的管理机构或工程项目管理公司代行政府业主职能,对政府投资项目实现相对集中的专业化管理,实现投、建、管、用的分离。通过一系列的激励约束机制,这种模式可以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效益,提高项目管理水平,降低交易成本,降低寻租的风险。
五、简要结论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以要素投入为主,即要素积累型增长,而要素投入又以资本和土地的投入为主,[12]在实际运行中仍具有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粗放型特征,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导致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导致了产能过剩和大量重复建设,同时与中国劳动力富余的资源禀赋不相吻合,显然中国的增长方式应转变为低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型道路,依据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建立与要素生产价格相一致的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缓解就业矛盾,完善投资结构,建立高效的投融资机制,提高投资效率,扩大“内源性”需求,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无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或许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敲响了警钟。
注释:
①吴洪鹏、刘璐(2007)运用VAR模型对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影响民间投资的三种挤出效应机制即利率、可贷资金、生产资料价格水平均不存在,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入效应;郭庆旺(2005)通过VAR模型分析了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动态影响,指出前者对后者的拉动作用很强;宋福铁(2004)对国债融资和私人投资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国债融资并未对其产生挤出效应;董秀良等(2008)计量分析了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
②大多数研究认为我国走的是资本驱动型增长方式,如李京文(1998)、张军(2002)、徐现祥(2004)、帕金斯(2005)等,张其仔(2008)将资源环境纳入工业增长因素后,发现资源环境对工业增长贡献率大于资本贡献率,由此得出我国仍属于资源驱动型的增长方式。详见张其仔、郭朝先的文章:《中国工业增长性质:资本驱动或资源驱动》,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3期。
③典型的实例即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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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增强
责任校对:华 菁
The Choice of Conversion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in the View of Investment
Li Guozheng
(Economic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investment structure; factor endowment
经济投资融资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区域旅游合作研究在很多基本问题如合作空间范畴、主体和机制等方面都没有形成共识，这种状况制约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区域旅游合作应该理解为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第二，政府是区域旅游合作的主要主体；第三，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包括动力机制、过程机制、保障机制、空间作用机制等方面。
[关键词]区域旅游合作；空间范畴；主体；机制
[文献标识码]A
区域旅游合作是近年我国旅游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吴军(2007)利用网络搜索，仅针对以政府为主体的国内区域旅游合作，就整理出了153个不同的案例。与实践发展相呼应，我国有关区域旅游合作的研究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最近两年出现的相关综述文章就有王飞亚(2006)，唐美玉(2006)，石云霞(2006)，杨效忠、张捷(2006)，马晓冬等(2007)，温秀(2007)等。尽管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研究从数量来看非常可观，从内容来看也不乏亮点，但是笔者发现，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研究者仍然没有形成清晰的共识，很多说法是人云亦云，就是同一位研究者的观点也不乏自相矛盾的地方，上述情况的存在对于研究的深入是不利的，对于实践的发展甚至可能形成误导。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试图对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梳理，以期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使研究能够对实践发挥更好的指导作用。
1 区域旅游合作的空间范畴
区域旅游合作用以界定空间范畴的词语就是“区域”，那么什么是区域呢?虽然各学科对于区域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可以认为，区域是地球表面占用一定空间的、以不同的物质客体为对象的地域结构形式，区域的基本属性包括空间性、具有范围和界线、具有一定体系结构形式、客观存在性等(崔功豪等，1999)。薛莹(2001)在对区域概念进行讨论时也指出区域具有空间性、整体性、层次性、内部相互联系、受外部环境影响等特征。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将长三角视为一个区域，将珠三角、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视为一个区域，但是显然不能将内蒙古加上澳门视为一个区域。这样，长三角旅游合作、珠三角旅游合作等可以视为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而内蒙古和澳门的旅游合作则应视为区域之间的合作。
很多研究者认为区域旅游合作是指“区域范围内”的旅游合作。如薛莹(2001)将区域旅游合作定义为“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依据一定的章程、协议或合同，将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这一定义被广为引用，如王雷亭等(2003)，邹晓明，熊国保等(2004)，薛宝琪、李永文(2006)，田东娜(2007)等均引用了该概念。还有一些研究者虽然针对区域旅游合作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但是也都认为区域旅游合作是在区域范围内的旅游合作(如钱益春，2004；莫帮洪、史本凤，2005；石云霞，2006等)。
另有一些研究者则将区域旅游合作理解为“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而不是“区域范围内”的旅游合作。如吴军(2007)认为，区域旅游合作是基于某种利益，不同区域主体之间，采用一定的约束形式，在旅游经济活动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合作；乌兰(2007)认为，区域旅游合作是指不同区域旅游主体(政府、旅游企业)为适应旅游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以旅游资源有效整合为主要手段的合作关系。
研究者关于区域旅游合作空间范畴认识存在的分歧导致了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的一些混乱状况，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都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说法。如王雷亭等(2003)在一开始就引用薛莹(2001)给出的区域旅游合作定义，指出区域旅游合作是在区域范围内的合作，但是在后面又说区域旅游合作包括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和区域内部地区之间的合作两个层面。牛江艳等(2007)一文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了避免区域旅游合作研究出现不必要的混淆，有必要澄清关于区域旅游合作空间范畴的认识。
笔者认为，区域旅游合作应该明确为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从实质上说，国内研究者大都认可区域旅游合作是指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国内所说的区域旅游合作和国外所说的旅游合作是有明显的差别的。国外所说的旅游合作是指区域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如政府、企业、社区等之间的合作，一般不涉及区域之间的合作问题，而国内研究者所关注的正是这种“区域性”。除了部分研究者直接将区域旅游合作界定为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以外，一些研究者虽然在定义中做出了“区域范围内”的界定，但同时又做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界定，如上面提到的薛莹(2001)给出的定义将区域旅游合作界定为“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活动”。因此，国内研究者对于区域旅游合作空间范畴的真正分歧不在于区域旅游合作的“区域性”，而在于这种地区之间的合作是否要局限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正如崔功豪等(1999)指出的：与区域相近的词有“地区”、“地域”等，其实质是一致的，因此，所谓区域内部地区之间指的也是区域之间，只不过这些区域是相连的，处于更大的区域当中。我们完全可以将区域旅游合作界定为区域之间的合作，只需认识到这些区域有可能是连在一起的，也有可能是分离的，或者如吴军(2007)所说的，区域旅游合作可以分为板块型和非板块型。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区域旅游合作应该理解为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从实践来看，地区之间的旅游合作一开始主要是在相邻的地区中展开，这种相邻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往往构成一个大的区域。因此区域旅游合作主要体现为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合作。和实践相适应，早期研究者关注的也是这种区域内部的旅游合作现象，并多以“区域旅游”(如涂人猛，1992；1994)来概括这一现象。但是随着旅游合作的发展，地区之间的旅游合作已经跨越了临近空间范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区域旅游合作现象。根据吴军(2007)的统计，在153个样本中，以相邻地区为基础的板块型旅游合作占到55.56％，非板块型旅游合作占44.44％。板块型合作数量虽然还是较非板块型要多，但是后者也占到了相当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区域旅游合作理解为区域内的旅游合作，则大量的跨区域的合作显然将被排除在区域旅游合作的范畴当中。因此，如果一定要将区域旅游合作局限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旅游合作，我们也必须另外提出一个概念用以概括那些跨区域的旅游合作。事实上，有些研究者采用的正是旅游空间合作(如尹贻梅等，2002)、旅游地合作(如杨效忠等，2006)等说法。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薛莹(2001)其实认识到区域旅游合作包括区域内部地区之间的旅游合作和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只不过她认为已有的研究中对
前者研究较多，对后者研究较少，因此才将区域旅游合作界定为前者。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王雷亭等(2003)、牛江艳等(2007)之所以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可能是由于在引述有关观点时没有认真考察作者提出观点的前提。
第三，从比较和交流的角度来看，区域旅游合作也应该理解为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和区域旅游合作可以比较的概念是区域合作、区域经济合作等。在经济地理学等领域讨论的区域合作就是指区域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区域内部的合作(李小建等，1999)。和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类似，区域合作也有一个从临近区域合作扩展到跨区域合作的过程。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2007)曾经就国际层面的区域经济合作表示：在传统上，区域经济合作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基于地缘关系的一种经济合作，比如人们所熟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经济共同体等；但是到了今天，世界上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已经超越了地缘的范畴，出现了很多跨区域的经济合作，比如中国和智利签订的中智自贸区协定，以及美韩自贸区协定等，像这样一种情况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说，虽然区域经济合作在早期是以地缘关系为主，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已经超越了这种地缘关系。
地缘关系对于区域合作来说具有一定重要性，但是这种重要性是相对的。李小建等(1997)指出，区域合作要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区域之间在空间上要尽量相连”，因为“从经济联系的角度看，空间上相连的区域一般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传统经济联系，这是促成合作的重要基础。同时区域之间在空间上相连便于要素流动，有利于开展合作。此外，空间上相邻的区域往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这对于开展合作是很有利的”，但是同时又指出，“(区域之间在空间上要尽量相连)这一原则不是必要的。因为，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空间关系对于区域合作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对于区域旅游合作来说，地缘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共同目的地和共同市场的打造等都离不开地缘关系。根据吴军(2007)的统计，板块型旅游合作不仅在数量上要多于非板块型，而且在内容上也更加丰富。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旅游活动天然地具有异地性，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非常分散，这使得旅游行业跨区域的合作也就比一般行业更多。
2 区域旅游合作的主体
关于区域旅游合作的主体，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第一个问题是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范围问题，也就是说，区域旅游合作有哪些主体?一种观点认为区域旅游合作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如薛莹，200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还应该加上非政府组织(如葛立成等，2007)。
研究者之所以会对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范围存在不同认识，可能是因为不同学者对主体的理解不同。《现代汉语词典》对主体有两种释义：(1)事物的主要部分。(2)哲学上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从第二种含义上讲，区域旅游合作的主体也就是指区域旅游合作的行为体。但是研究者在应用主体第二种含义的同时有时又将主体的第一种含义糅合进去，从而将主体理解为主要的行为体，进而导致对主体认识的不一致。非政府组织是现代旅游发展中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点研究者一般都会同意，但是对于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程度，不同研究者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如果将主体理解为行为体，则区域旅游合作的主体当然包括非政府组织，但是如果将主体理解为主要的行为体，则区域旅游合作的主体未必包括非政府组织。此外，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的很多性质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一些研究者出于研究习惯，往往采用政府和企业的两分法。
第二个问题是区域旅游合作各主体的地位问题，或者说，谁是区域旅游合作的第一主体?关于区域旅游合作各主体的地位，存在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是区域旅游合作的第一主体。如薛莹(2001)指出，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旅游合作中长期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所以，政府实际上是合作中的第一主体，企业则是合作中的第二主体。马晓冬(2005)、靳诚等(2006)、张新(2007)等也持类似认识。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是区域旅游合作的第一主体。如朱彬、刘谨(2005)综合一些专家的意见指出，政府主导模式会从3个方面制约旅游开发区域合作：一是政府主导必然以行政区域分割为主要特征；二是导致旅游开发往往依赖地方政府领导的个人喜好；三是容易将旅游开发异化为政绩工程，因此应当确立市场主导开发的新模式，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整合资源，促进旅游的区域联合协作，以寻求产业效益最大化。
针对上述争论，葛立成等(2007)指出，在区域旅游合作中，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是3个不同层面上的合作主体，这3个层面上的合作主体，在区域旅游发展的不同时点上，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其活动的有效领域也往往有所差异。
相对说来，葛立成等(2007)对于区域旅游合作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入，但是对于各主体的地位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笔者认为，尽管3大合作主体在区域旅游发展不同时点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影响政府作为区域旅游合作第一主体的地位。
第一，政府主导存在一些弊端并不能否认政府间合作的地位。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区域旅游合作应该由市场主导，由企业充当第一主体，主要是因为政府主导会带来一些弊端(朱彬、刘谨，2005)。但是依赖领导个人喜好或异化为政绩工程并不是政府主导必然产生的问题，这和决策机制以及行政体制是否完善有很大关系，而且市场主导同样会带来一些弊端，如恶性竞争、重复投资、忽视公共利益等，因而不能据此说明区域旅游合作应该以企业为第一主体。更重要的是，从现状来看，区域旅游合作主要是在行政区之间的旅游合作，区域旅游合作正是要克服而不是加强行政区域分割问题。
第二，区域旅游合作当前存在的主要障碍之一在于体制障碍，克服体制需要加强政府间的合作。陈剩勇、马斌(2004)在针对区域合作的分析中指出：目前，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在内的经济区域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各自为政，地方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因此必须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述分析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来说也是适合的。从区域旅游合作的实践来看，其面临的主要障碍正是体制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间进行合作以消除这些障碍。
第三，旅游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质，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起到了较大作用。和其他产业相
比，旅游业具有一些特殊性，旅游业不完全是经济产业，承担了较多的社会事业功能，旅游业的发展中大量涉及公共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如区域形象改善、目的地营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使得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不仅要承担宏观调控的功能，而且要承担旅游产品提供和旅游生产要素组织的功能。政府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在区域旅游合作当中。
第四，也是最为根本的，政府间合作具有突出的“区域性”特征，而企业间合作则较少具有“区域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虽然政府也是由一些具有自身利益的官员组成的，但是从总体上说政府可以视为区域利益的代表，这不仅因为政府的使命本来就是如此，而且因为在现实中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往往也是和区域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的。而旅游企业进行的区域合作主要是从自身利益而不是从区域利益出发的，也就是说，旅游企业合作的“区域性”并不太强。这是由企业的性质决定的，虽然现在的一个趋势是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从根本上说，企业必须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葛立成等(2007)所说的“合作偏重于政府，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尚未发挥”不是区域旅游合作存在的问题，而是政府和企业利益关注点不同的必然产物，一味要求企业参与以区域利益为出发点的合作行动反而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
在我国，区域旅游合作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专门的研究领域。区域旅游合作研究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的旅游合作研究，正是由于它的“区域性”，着重是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对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行为进行探讨。
薛莹(2001)提出政府是区域旅游合作的第一主体，但是又说，从理论上讲，企业应该是区域旅游合作中最重要的主体，只不过在区域旅游合作实践中，政府起的作用更加突出。薛莹(2001)将区域旅游合作主体地位的特殊性归结为“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这是不妥的。区域旅游合作是从市场经济中抽离出来的一个专门领域，不能将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这一理论原则套用在区域旅游合作领域上，政府在区域旅游合作中主体地位的特殊性是由这一领域的特殊性决定的。
3 区域旅游合作的机制
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研究者就此提出了许多不同见解。
多数研究者在“动力机制”的名义下进行探讨。涂人猛(1994)认为共生效应、互补效应、整体效应3个效应一起构成了区域旅游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尹贻梅(2003)提出旅游空间竞争合作的动力机制包括：一是提高整体实力，实现全局共赢；二是资源共享，获得成本优势；三是市场互换，保证稳定的客流量；四是增强抗风险能力；五是营造适宜的“旅游空间”，迎合旅游需求发展趋势。王唏(2005)将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制的理论基础概括为4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理论；地理学的核心一边缘理论“点一轴”或“点一轴一圈”理论、成长三角理论以及双核结构理论；区域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生物学、生态学、系统学角度提出的共生理论、生态位理论和系统学自组织理论运等。潘顺安、刘继生(2005)针对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认为合作开发的动力机制在于3个方面：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增强区域的旅游竞争力，获得更大的旅游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吴国琴(2007)认为中部地区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包括：区域经济合作的合力机制；“中部崛起”的政策激励机制；中部6省区域利益机制；区域旅游企业的竞争机制。颜泳红(2007)认为区域旅游合作的驱动机制包括旅游业自身发展的驱动、旅游市场需求多样化的驱动、政府政策干预的驱动、资源优势互补的驱动、设施共建、环境共享的驱动、对合作前景预期“共赢”的驱动。
也有一些研究者在“合作机制”的名义下进行探讨。马晓冬(2005)对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的机制分析指出，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不同旅游开发主体之间进行反复博弈的过程。李爽(2006)认为。国内区域旅游合作未见太大的建树。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究其原因是合作机制不能很好的启动。她所说的合作机制即建立一套约束性的制度安排，包括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协议和建立一套保障机制，如“激励相容”机制、“利益平衡”机制、有效的“仲裁”机制、合作后的保障机制等。葛立成(2007)认为：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是行政推动机制、市场调节机制、协商解决机制、法律保障机制、人文融合机制等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上面这些研究来看，不同研究者对于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理解差别极大，不仅存在动力机制和合作机制的差别，而且同是对动力机制或合作机制的探讨其中也存在差别。为了分析这些认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有必要先对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含义进行一些探讨。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85)的解释，机制有3种含义：(1)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2)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3)泛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规律。也叫机理。区域旅游合作机制中的机制可以理解为上述第3种含义中的复杂工作系统。因此，简单地讲，区域旅游合作机制也就是指区域旅游合作的工作系统，包括这一系统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由于区域旅游合作行为的产生与发展涉及诸多方面的因素，一些研究者关注这方面的因素，另一些研究者又关注其他方面的因素，从而导致研究者提出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大相径庭。笔者认为，这些机制至少涉及了4个方面的机制。
一是动力机制。动力机制即对行为成因的概括。对于区域旅游合作的成因可以根据推拉理论从推和拉两个方面来分析。区域旅游合作的推力因素指的是各主体的合作需求，而拉力因素指的是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涂人猛(1994)、尹贻梅(2003)等提出的动力机制主要是指区域旅游合作的效应，因而是区域旅游合作动力的拉力因素，潘顺安、刘继生(2005)，吴国琴(2007)，颜泳红(2007)等提出的动力机制则既包括合作利益的期望，也包括各种挑战给区域带来的合作需求，因而涉及推拉两个方面的因素。应该指出的是，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动力机制，同时采用区域整体利益和企业个体利益两种视角，使得分析缺乏内在一致性。
二是过程机制。过程机制即区域旅游合作行为的实际产生过程，反映的是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区域旅游合作要从动机变成实际的行为，还要经历不同区域合作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马晓冬(2005)将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理解为博弈过程，实质上指的正是过程机制。有一些研究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如梁艺桦、杨新军(2005)，单纬东、许秋红(2006)，刘书安等(2007)等，应用的理论工具包括合作博弈论和非合作博弈论。
三是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即保障区域旅游合作运行与发展的各种协议与安排，如李爽(2006)、葛立成(2007)等提出的机制可以归入此类。
四是空间作用机制。空间作用机制是指区域旅游合作空间演化的过程和方式，反映的是各种合作要素在空间上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王唏(2005)提出的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制的理论基础，包括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理论、点轴理论、核心一边缘理论、成长三角理论、双核结构理论、产业集聚理论等，这些理论主要是用来分析区域旅游合作的空间作用机制的。
上面的分析指出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包括不同方面的机制，不同研究者之所以对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提出不同的见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识的是不同方面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对区域旅游合作的空间范畴、主体和机制等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辨析，基本结论是：第一，区域旅游合作应该理解为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第二，政府是区域旅游合作的主要主体；第三，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包括动力机制、过程机制、保障机制、空间作用机制等不同方面。
从本文中还引出了其他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如本文认为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区域性，指出政府间合作具有突出的区域性特征，但是对于政府间合作与企业间合作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做更为深入的分析；本文对区域旅游合作的机制做了一个初步的分类，就这些机制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吴巧红]
经济投资融资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在华FDI的区域选择影响因素并不尽如传统理论所言，特别是区域市场、城市化、劳动力价格等因素都有着与一般理论相悖的结果。区域市场对在华FDI的作用逐步淡化，从长期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FDI有着消极影响，对中等发达城市的影响尤为显著。FDI具有流入劳动力成本较高区域的倾向，政策因素对在华FDI的域位选择影响显著。
关键词：FDI；区域选择；新经济地理学；区域异质性；产业异质性
一、引言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在华FDI（外国直接投资）分布情况进行了大量研究，以邓宁为代表的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产生源于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近港距离短、政策优势大、劳动力价格低、经济发达程度高、市场容量大等因素对FDI区位选择有着重要推进作用。而在区位理论研究方面，克鲁格曼借助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进一步构建了中心一外围模型，证实了运输费用下降、规模经济和要素流动对企业区位选择的积极意义，以及集聚因素的因果积累效果。从在华FDI区位选择方面来看，已有研究结论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政策变化的影响，鲁明泓等学者的研究强调了政策对FDI进入特定区域的积极作用，当然这也是造成在华FDI区域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入世后，潘镇和潘持春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政策作用在削弱；也有学者认为西部FDI的流入是政策影响的结果。二是，关于区域市场条件，魏后凯、贺灿飞和王新等。的研究都证实了其具有积极意义。三是，关于成本因素，李小建等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成本与FDI流入是负相关的，而沈坤荣等则认为劳动力素质的作用显著且日趋重要。此外，已有研究普遍认为集聚效应是区域吸收外资的有利因素，而区域政府的公共服务、法规约束和人文环境等也有着重要影响，在此不做赘述。
本文在以往省级数据的基础上，加上了FDI投资的252个城市数据来进行分析，以便能更准确地反映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倾向特征，尝试从新经济地理学的区域异质性视角出发，对其加以更为合理的解释。同时，鉴于中国入世前对FDI的区位选择有较多的制度性限制，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2002年以后。
二、在华FDI的区域分布
在中国加入WTO之前，FDI在华的城市选择基本上受制度的约束。此后，按照WTO的“非歧视性原则”和“公平贸易原则”，中国政府不再通过设定开放区域来约束FDI的城市选择，但仍大力引导FDI选择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
从FDI的区位选择结果来看，FDI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的分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FDI在各区域数量均有明显增长，并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的态势。特别是在2007年中国实施《劳动合同法》后，表现尤为突出。2006年，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实际利用FDI与2005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8.21%、30.28%、34.88%和49.83%；2011年分别增长了12.22%、35.49%、46.19%和17.43%。第二，FDI分布仍不均衡。东部地区实际利用FDI占全国总额的比重在2011年为57.13%；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该比重在201 1年分别为16.07%、13.73%和13.07%。在四大区域内FDI分布也不均衡，201 1年，江苏和广东分别占东部地区总额的25%和17.2%，河北和海南则仅占东部地区总额的3.69%和1.20%；河南占中部地区总额的比重为28.28%，山西仅占5.81%；重庆和四川分别占西部地区总额的34.58%和31.14%，甘肃和青海仅占O.23%和0.55%；辽宁占东北地区总额的83.69%，吉林和黑龙江则仅占O.67%和1.46%。
从FDI的城市数据来看，FDI的分布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FDI主要城市集中在中国东部。2011年，FDI排名前50位的城市中，江苏省有10个，广东省有9个；而东北地区只有5个城市，且主要集中在辽宁省的大连、沈阳两市。第二，FDI总量分布仍然是以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的程度为序，且集中于发达城市。但FDI在发达城市所占比重在逐年下降，在中等发达、欠发达城市则有微弱上升。此外，存在一些发达城市FDI投入极少而个别中等发达城市FDI水平较高的现象。2011年，人均收入前三位的大庆、朔州、东营三个城市，FDI当年总量排名仅为69、150、147位；人均收入排名73位、136位的成都市、重庆市，FDI当年总量排名则分别为第6位、第3位。
上述现象充分说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对FDI而言并非决定性因素，区域的异质性、在华FDI的产业异质性等都在发挥作用。其中，既存在因地理位置相近而带来的一致性区位优势，也存在因城市职能不同而造成的巨大差距；既有因早期积累形成的因果循环机制作用的结果，也有后来受区域政策及经济法规约束的影响而产生的投资转移。
三、在华FDI区域选择的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在华FDI空间分布的态势以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本文选择FDI为被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市场因素选取地区的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个变量，集聚因素选取前期FDI，城市化水平选取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贸易障碍选取城市距离与之最近港口的公路距离，劳动力成本选取职工平均工资，基础设施建设选取人均道路铺装面积。政策因素则以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区域政策效应具有同质性为前提，引入D1、D2和D3三个虚拟变量，分别代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当D1、D2和D3均取值为0时，表明该城市属于东北地区。
本文选取包含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的面板数据，其简化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yit为i地区在t年实际利用FDI情况；xit为i地区于t年的影响因素；w表示不随时间而改变的个体特征，扰动项由uit和εit两者共同组成，uit表示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εit表示随时间和个体改变的扰动项，并且与uit不相关，满足独立同分布的条件。
为减少数量级带来的异方差，本文将部分变量转换成对数形式，具体理论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将全部样本按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进行划分后，虚拟变量在各区域中并无差异，而且其他三个方程的计量结果将详细显示政策因素对各区域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方程将不含虚拟变量。
五、结论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华FDI的区域选择中，产业集聚的因果循环机制的作用稳定而显著，甚至使得近港距离因素的意义被掩盖。但是，区域市场、城市化、劳动力价格、区域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机制因区域异质性、FDI产业异质性而相对复杂。
1.区域市场对在华FDI的作用逐步淡化。从时间上来看，在2002～2011年，区域GDP总量与FDI投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区域消费能力与FDI投入则无显著关系。这表明FDI在总体上以区域生产资料市场、区域外市场为主。生产资料市场意味着一个区域的产业体系是否完整，产业链能否承担相关产业需求；区域外市场则包括整个中国国内市场和对外出口的国际市场。特别是在2007年之后，这一特征尤为显著。从空间角度来看，受区域异质性影响而各有差异。在东部地区，GDP与FDI投入有正相关关系，社会消费能力则无意义。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开放较早，近海多港，便于出口，且对全国市场的辐射能力最强，利于吸引FDI。此外，东部地区整体消费能力强，区域间经济联系紧密，单个区域的消费市场可不考虑。中部、西部地区有所不同，FDI主要考察其产业体系、出口便利等因素，也兼顾其区域社会消费能力。在东北地区则区域消费能力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东北地区产业基础一般较好，FDI基本上不必担心生产内部化问题，相比之下使得区域消费变得重要起来。
2.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FDI有着消极影响，对中等发达城市的影响尤为显著。这是因为：第一，在华FDI已不再以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低端加工业为主，而更多地需要有一定技术水平的高端劳动力，对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廉价劳动力不感兴趣；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大，带动经济的升级转型，使得高端劳动力日益短缺，反而提高了高端劳动力的价格，影响了FDI的流入。第二，在华FDI的市场指向多为国际市场和国内整个市场，而城市化带来的新增人口消费能力不强，且对当地市场刺激作用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和中国企业较有竞争力的大型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领域，对FDI市场扩大的作用有限。第三，中等发达城市的规模扩大快，高端劳动力的相对匮乏更为严重，市场贡献能力却提高很慢。因此，中等发达城市的人口流入对FDI流入的影响更多体现为消极影响。
3.FDI具有流入劳动力成本较高区域的倾向。从产业异质性来看，这是在华FDI产业升级的结果；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则各区域表现各异。在东部地区，FDI愿意选择劳动力价格低的区域；在东北和中部地区，FDI更倾向于进入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区域；在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作用不显著。这是因为，劳动力成本是随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增长的。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整体较高，FDI企业为了降低总成本，会选择进入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区域；而东北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但是随着FDI产业的不断升级，FDI企业会以劳动力素质优先为原则选择劳动力，因此将不惜进入劳动力成本较高却拥有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区域。同理，FDI企业在发达城市和中等发达城市中选择劳动力价格低的区域；在欠发达城市中则选择劳动力价格较高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或较低，是中国不同区域之间比较的结果。
4.政策因素对在华FDI区域选择影响显著。在改革开放初期，FDI的在华区域选择受到开放政策的约束。但人世后，开放的区域准入政策使约束减弱，行业准入的区域性鼓励政策、面向所有在华中外企业的普适性经济政策对FDI区域选择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各有特点。一是，东部地区有FDI长期积累的因果循环优势，2006年后的经济政策固然有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FDI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转移的效果，但新增的较高端FDI企业仍然愿意选择东部地区，这使得东部地区在2006年前政策效果尚好，但2007年后转为负向，并最终在长期上表现为政策效果不显著。二是，对中部地区而言，政策效果在2007年前有显著的正效应，这是因为中部地区正处于承接东部过剩产能转移的阶段，所有促进东部FDI增长的政策因素对中部地区也是有利的。但2007年之后，西部、中部、东北地区都享有相关区域性扶植政策，相互抵消了区域政策支持效果，而对产业转型升级要求的提高则抬升了FDI进入中部的门槛，所以转为负效应，在2002～2011年则表现为较弱的积极效应。三是，对西部地区而言，尽管在2000年就享受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带来的政策优势，但总体上产业配套能力差、地理位置偏远，不能满足FDI生产内部化的要求。2007年之后，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相继实施，西部的区域政策优势更被大大削弱了。四是，东北地区工业基础较为完备，产业工人技术水平较高且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使其得以借助政策力量加速吸引FDI的流入。
责任编辑：蔡强
经济投资融资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奥克谢最近接受了采访，系统地谈了他的投资哲学和投资方法，并对当下市场的状况做了解读。
问：你称自己有一个系统的方法。能描述一下投资过程吗？你是怎么产生投资想法的？
奥克谢：为了寻找投资想法，首先你要成为一个满怀求知欲的读者。一般我每天都要努力研究8到10个小时。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会寻找和当下宏观环境类似的历史时期，对其仔细研究。我现在是低负债，还是高负债？现在的经济衰退是什么类型的，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还是“库存衰退”？必须要明白，我身处何处。
就像现在，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我一直处于资产负债表衰退中，所以我翻阅美国过去200年的经济史，在过去200年里的八次经济衰退中，有一次是资产负债表驱动的衰退，就是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多元化在这种衰退中不能有效地降低投资风险。这种衰退很少见，复苏也比较缓慢，而且容易受到外部冲击。所以一般情况下，银行在这样的环境中日子会不好过。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日本，日经指数在1989年超过38000点，到2009年已经下跌到8000点。而且日本的房地产已经连续17年下降。
很多价值投资者是自下而上投资选股，我认为必须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者结合起来。作为他人钱财的管理人，我的第一目标是获得一个良好的风险调整后的复利回报。所以，投资者必须首先要防止下跌的风险。
按照沃伦·巴菲特的定义，风险是投资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由于我在过去很多年持有很多的公司，我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因此比大众更了解具体的业务。在买入百事可乐之前，我跟踪研究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83年，它在墨西哥的会计丑闻被曝光，我利用公司暂时困难导致的股票下跌而大举买入。
投资者需要时刻将公司基本面和股票价格进行综合权衡分析。我在1983年以9倍的市盈率买入了废物回收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在1989年以40倍的市盈率卖出。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再将其买回，虽然它现在比1989年的价格要低。
投资需要具体的工艺，作为业务分析师，你要了解如果市场不存在了，公司业务的价值为多少。然后当公司股票的价格具有吸引力时，你就要准备买入了。
问：所以你的分析过程主要是从经济大画面出发，你说现在处在一个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过程，你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投资什么样的公司？
奥克谢：我们来看看整体经济的债务水平。我的办公室座位对面有一个图表，显示美国的总债务占GDP的比例在1933年为299.8％，目前超过350％。巴菲特曾说，第一，不要损失你的本金；第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所以，如果你处于一个高债务的经济环境中，那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将非常乏力。
发达国家有这样的高债务水平，GDP的年增长率就会在1%左右，你错误的投资决策不能寄希望于经济或者股市顺风而得到挽救。因此在投资中，决策将更加困难。
我开始做投资时是1982年，道琼斯指数在800点以下，1982年到2000年，是一个巨大的牛市，牛市和熊市的周期往往会持续18年左右的周期。因此，在投资中你既要看供给和需求，也要看周期。一切都在改变。最近商品市场的繁荣周期上升至115个月，超过高科技股热潮，其历时113或114个月。我认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周期为114个月。一切投资都有周期性。所以你要明白，处于这些周期的何种位置。如果你处于18年的熊市周期中，比如1964年至1981年，道琼斯指数只上升1点。为了生存，你需要在买入时格外谨慎，并当价格处于泡沫阶段时出售（例如在1973年）。
问：你觉得上述情景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吗？
奥克谢：我只想说，考虑到整体债务水平较高，你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确定所投资的企业可以在一段去杠杆的严酷时期内茁壮成长。美国现在的债务水平比2007年或者2008年还要高，在发达国家你会见识到去杠杆化的力量。美联储对利率的压制掩盖了去杠杆化过程。
我的投资倾向于那些为大众提供必需品的优质企业的低价股，尤其是在快速城市化地区开展业务的公司。
问：在这种环境中，你认为什么样的公司会做得很好？
奥克谢：一方面，我喜欢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因此，我能选择的范围较广，然后我会发现，比如印尼的基本面非常不错，我所要研究的只是哪些国家的人们努力工作，他们是否注重储蓄，他们在追求什么。另一方面，我们都看到了中国乃至亚洲迅速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你要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口，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提供更多的必需品。现在个人护理和食品等必需品的需求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快2到3倍。现在全球有18亿中产阶级，并且每年增加1.5亿人，过15至18年可能会增加10亿人。在那些人的饮食中，蛋白质是基本必需品。中国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食品安全问题。
我正在寻找那些将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客户，并且十分关注客户对自身信赖的企业。我希望在市场悲观情绪浓厚时，买入这些企业，那时的价格会非常具有吸引力，可以使我在5年内获得2到3倍的回报。
问：当你听或阅读新闻时，你是否会受到影响？
奥克谢：我每天试图找到哪家公司在行业内是非常杰出的，当它们遭遇到媒体事件，面临短暂问题的时候，我将准备入场。真正的长期投资者也是以价格为导向的，伟大的投资者面对恐慌时都非常理性。因此，危机正是机会。当高质量的公司面临不断的负面新闻时，股价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反映了极度悲观的预期，但是实际结果只是稍稍不好，你可以承受很少的风险而获得较好的回报。
在美国政府医疗保健政策不确定时，我买入唯朋公司（WellPoint），最后获得了20%的年收益。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讲，衰退和萧条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这时股价很低。自1947年以来，美国经济衰退的时间不超过5%。
问：最近，人们都在思考如黑莓、惠普和戴尔等公司可能是价值陷阱。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企业是价值陷阱？
奥克谢：变化的技术，如数字化的趋势，造成了许多价值陷阱，比如诺基亚。泡沫破灭后的抄底也可能是价值陷阱，因为之前极度宽松的货币条件已经透支了需求。通常情况下，一个泡沫破灭后，公司股票价格会在底部很长时间。
问：在你看来，经济萧条的尾巴会持续很长时间，对吗？
奥克谢：是的，可以看看日本政府干预的结果。在美国，自1999年以来，我们有过令人难以置信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导致了一些投资泡沫。美联储现在的干预延长了洗盘过程，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纠正供应和需求。
问：所以你投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Philip Morris，当今世界上第一大烟草公司）、百事可乐、微软、沃尔玛等公司。关于菲利普莫里斯，你喜欢该公司的理由是什么？
奥克谢：我喜欢那些人们容易购买并且经常购买的产品，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最近全球人口超过70亿。大多数人只想在新的一天有一点点的乐趣。他们要了一杯咖啡，咬了一口巧克力，还有香烟，啤酒，可乐，等等，这些让他们有点愉快的东西。所以，我喜欢这样的事实，人们每天会自主的购买这些产品。政府并没有强迫他们购买，这不像风电或太阳能的安装，需要依赖政府的补贴生存。我想一个产品之所以获得人们的购买，是因为他们渴望一个更高的生活水平。
最近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有一个远离廉价仿冒品和追求更高质量的趋势，特别是在食品方面。他们要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人们希望购买有质量的西方品牌。俄罗斯人快要为立体脆（百事的一款产品）发疯了，因为他们爱它的味道。
问：所以是那些消费者直接消耗的产品，比如百事可乐也是一样？
奥克谢：是的。如果你看一下亚洲的人口，以及快速的城市化，企业需要快速的打开市场规模，作为一家小公司，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百事可乐的很多产品都是休闲食品，这都是快消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正在努力使产品质量更好。如果食物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快2至3倍，谁能保证供应呢？这将是乐购、百事可乐和沃尔玛等，因为你必须拥有足够大的规模。
杰夫·奥克谢（Jeff Auxier）是奥克谢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是一个以价值投资为导向的基金经理，截至2012年8月，奥克谢集中投资基金自1999年成立以来累计收益为125.53％，同期市场的收益率为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