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现代化 国家认同 国家制度建设
作者 杭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博士生。(北京:100102)
陈晓律先生在《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6期上发表的《法治化、民主化、社会保障制度化:英国发展经验的启示》一文,揭示了英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历程,提出了法治化、民主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化呈现递进关系,认为可以用上述“三化”补充我国原有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将“民富”和“国强”联系起来,使我国国民和国家在现代化层面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陈先生从英国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了我国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和重点,有助于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然而,美玉也有微瑕。陈先生在文中忽视了民主化、法治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化共同发展的一面,未能充分论述现代经济发展和“三化”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阐述“社会保障制度化”在国家获取国民认同的制度建设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国家认同和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结合上述三点意见,对陈先生的观点进行补充,以求赐教。
按照学界普遍的观点,国家认同是使国民和国家结合起来的桥梁。所谓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其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此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愿意牺牲自我。[1]国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效能,也标志着国家和国民结合的紧密程度和国民生活于国家中的舒适程度。国民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当个人确认了自己的国民身份,才会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自愿地担起责任。获取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成为国家制度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国家认同又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的认同:文化认同、政治法律认同和经济福利认同。国家制度建设则是和国家认同相配套的。尽管必要的顺序考虑和建设重点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上述三方面的认同在构建之时并非递进关系,不应该安排为数个阶段来依次完成,而应是同时施行、互相促进和制约的。
一
文化认同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2]学术界对于文化认同在国家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具有广泛共识。我国学者章太炎认为,国家的认同首先体现在文化认同上。安德森(B.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也肯定了文化认同的价值。国家管理方式的选择、发展方向的制定和凝聚力的强弱,都有赖于文化认同的类型和程度。文化认同的建构不仅仅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且对国家实现工业化、产业升级和经济福利再分配阶段的任务也极为必要。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达成陈先生文中所述的“精英群体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实现大众对国家的认同。大众认同的成熟度是民主法律认同和经济福利认同的基础。大众对国家的认同一方面是自然形成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的主动建设。
建设国家文化认同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和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近代以来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旧有文化秩序的冲击。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都有试图从文化上重新构建现代国家认同的考虑在内。建设国家认同可以借助于传统,将之作为迈向现代化社会中具有稳定性的成分,如英国借用王室作为唤起国家认同的举措。所借助的传统因素可能是表面具有传统色彩而本质已经增添了新的现代内涵,也可能是个别传统因素以新形式重新恢复活力。虽然传统因素可以成为社会稳定剂,但是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动荡的诱因。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分强调对社会现状的支持,阻碍了新时代国家实施最为重要的创新功能。所以,既不能抛弃也不能完全继承传统文化。
建设国家文化认同要处理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文化认同的产生不能仅仅依赖于本土文化,而是要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加以中国化。从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不骄躁不气馁,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加以融合创新,保持文化活力。
建设国家文化认同也要重视文化多样性。为了保持社会创新的活力,国家文化认同建设绝不意味着以一元文化取消文化多样性,出现全国“八个样板戏”、万马齐喑的局面。而是要形成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局面,实行有重点、分层次的文化引领。
二
所谓政治和法律认同并不复杂,即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的产生和应用必须得到国民的普遍认同。政治和法律认同是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公民社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公共利益创造了现代国家,同时为了维护各自单独的利益而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法律形式明确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范围,对法治的要求从此产生。作为对个人权利维护的另一种工具,也作为使国家保持效能和创新活力而不可缺少的制度,民主成为法治之外的另一项重要制度。通过民主参与,国民会表现出对政治制度自觉的拥护,也会产生对政治运作的信任。所以说,两者一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即“法治是要约束国家的权力,而民主则是要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动员社会”[3]。
如陈先生所作的总结,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是英国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两步。法治是主权在民理念落实到宪法层面上的结果,任何行政和司法权威都要服从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法治的制度保障是议会拥有足够的权力。民主建设有两条原则:尊重多数权利、和平移交权力和保护少数派权利。从法治和民主相辅相成性来看,如陈先生所言,要实现大众民主首先要有精英对规则的共识,个人人身安全受到保障,社会将政治看作是一种非零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从法治和民主相反相成性角度看,我们固然要承认法治共识的实现和法治制度的建立能为民主建设提供良好的前提,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民主建设自身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两者的发展过程不能完全独立,往往一个因素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伴随另一个因素的发展。在所谓“专制过渡”阶段,法治得以建立也有赖于“民主”力量的抗争,也是民主程序逐渐形成、民主力量逐渐壮大的时期。
将法治和民主结合起来的民主形式是代议制民主,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国家机关来履行国家权力,便利了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中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也在政府运作机制中确立了责任原则,最有助于创造国民对国家的政治法律认同。
三
经济福利认同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国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国民对国家使自己分享福利程度的认同。国民经济福利的需求是现代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国家履行经济福利职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础是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产生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国家的产生实质上是亚当•斯密所述的“理性经济人”为实现自己最大利益进行的选择。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渗透进现代政治领域[4],服务职能在国家所要履行职能中的比重越来越重。国家为国民提供某种直接的服务或产品,而使国民得以促进自己利益的程度直接和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程度相关。随着资本主义孕育的现代矛盾的发展,国家日益成为一种经济工具,不再局限于保护产权和取得税收,而是积极介入经济生产和分配领域,实行宏观调控、调整劳资关系、建设公用事业和推行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履行经济福利职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现代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引起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快速变动,从而需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化解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矛盾,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协调经济福利。具体来说,随着生产部门在社会生产中地位的变化,参与此部门生产的那批人的特征和生活方式也会变化。各社会群体地位的变动必然会带来社会的紧张,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这种变动孕育着各种冲突,甚至会引发对内、对外战争。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不造成社会长期动荡的情况下解决各种冲突,现代经济的增长才有可能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获得国民的广泛认同,在和平解决由于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冲突时起着关键作用。[5]为了消除或缓解上述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紧张,国家就需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履行经济福利职能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一,现代经济要求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改善。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所强调的,政府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维系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的作用,推动社会发展主要指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6]在现代化不同的阶段,国家履行任务的重点有所不同。国家所要履行的任务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实现国家统一,第二阶段实现工业化,第三阶段实现产业升级和福利化。近代以来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单位都是民族国家。历史经验不断证明,在完成国家统一后,保持统一后的政治稳定继续成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条件。在第二个阶段,国家任务的重点是促进资本积累。一方面通过将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来实现资本转移,另一方面通过限制大众的消费水平来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本。在政治上表现为压制群众的政治权利,其手段主要是限制选举权资格,以及查禁工会。在社会现象上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对立严重。这一阶段的社会需求主要来自于城市化。在第三阶段,充分工业化了的社会生产,迫切需要政府维持一个广阔的消费品市场。通过斗争,下层人民获得了民主选举权和工会组织权,促使政府去履行新的职能,过分的剥削在政治上也不再可行。这个时期也有新的问题,生产领域对技术创新的要求空前加强,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显著提高,从而对国家体制创新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国虽然通过福利制度化维护了社会稳定,却没有及时地实现产业升级,在现代化道路上终被赶超。现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在当今世界,世界各国都在抢占新技术产业的至高点,出现公司越来越大、国家干预越来越频繁的趋势,经济权力正在走向高度集中。经济权力的大量集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调节的强化。要么采取政府所有权的形式,要么采取大企业和大政府之间进行密切的信息和人事交流的形式。为了防止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甚至于倒退的死胡同,必须重新强化国家经济决策机构的职能,只有财力雄厚的国家才能发挥其必不可少的产业调控政策的作用。
其二,现代经济要求国家履行国民福利职能。换句话说,大众民主并非国家福利产生的先决条件,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自有其单独的发展逻辑。所以,本文不同意陈先生“三化”呈递进关系的观点。本文基于两点理由认为国民福利制度的建立源于现代经济的需求。首先,现代经济要求国家创造更大的消费市场。新经济形势下的资本权力将更超越于劳动者权力之上。除了高端的技术和专业人员,随着跨国生产组织的增加,普通劳动人员将更依赖于国家的保障。政府的主要职能将是缓和产业更新对社会的冲击,确保产业升级过程带来的失业人口能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同时确保有足够的市场去消费新生产效率下的产能和产品。其次,经济发展要求国家提供更高水准的劳动力。新产业要求劳动者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准,要求其受到更好的教育,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不仅仅在于教育福利,而且相关配套福利也束缚着受教育者可接受教育的年限。在这一点上,国家的现代化和个人的现代化结合在一起。
我国经济发展要求国家履行经济福利职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有步骤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开始在市场条件下配置资源,出现了各阶层在利益分配上的竞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实际应用中前重后轻,主要致力于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而忽视了国民分享的经济福利,导致社会矛盾逐渐激化。而且,经济的增长以人口红利的消减为代价,妨碍了产业升级,也阻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形成。动员、协调、整合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努力平息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引发的社会紧张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从更微观的层面来看,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之基础的家庭,其功能正在发生变化,需要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承担家庭分化出的功能。在现代经济的冲击下,生产早已和家庭相分离,社会保障却仍旧有赖于传统的家庭单元。然而,近年来传统封闭性内部再分配的家庭功能已经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而濒于瓦解。为保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养老、育儿和经济援助等功能都日益需要由国家来承担。
总之,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变动的过程,然而国家的作用相对稳定,即化解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紧张,并且促进经济不断地发展。无论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还是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国家建设都需要将国民经济福利放在突出地位。
参考文献:
[1]江宜桦、李强. 华人世界的现代国家结构. 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
[2]张汝伦.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 哲学研究,2001(2).
[3]埃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德. 宪政与民主. 北京:三联书店,1997:151-152.
[4]张友权. 市场经济与公民道德建设的互动分析. 理论与改革,2002(3).
[5]西蒙•库兹涅茨. 现代的经济增长:发现和思考. 布莱克. 比较现代化.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79.
[6]马丁•李普塞特. 政治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9.
编辑 杜运泉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而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长率上升，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长率下降，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率与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可充分验证这一论点。
关键词：FDI；经济波动；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FDI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日益明显。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通过贸易、投资、技术、劳动力和信息等多种渠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我国FDI流入量的不断攀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FDI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影响我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借助于研究FDI这一关键渠道和重要变量，探讨世界经济波动影响FDI的区域分布进而影响我国GDP增长的作用机制，拟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二、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模型
出于研究目的考虑和研究条件所限，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85—2005年的各项统计数据。用世界实际GDP增长率来反映世界经济的波动，世界实际GDP增长率的数据来自于《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我国FDI增长率经历了三次明显的高涨期：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以及2001年以后。这三个时期世界实际GDP增长率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下也同时处于下滑之中。而80年代初期（1983—1985年）、90年代初期（1991—1995年）以及最近五年我国GDP增长率则非常之高。与之相反，90年代中后期，FDI流入我国的增长率较低，199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这两个时期世界经济则相对繁荣，我国GDP增长率则处于较低水平，1989、1990年我国GDP增长率只有3.8%和4.1%，1998—2001年则在波动徘徊。样本期内的数据直观显示的结果是，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则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对许多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中发现，系统普遍存在二分岔现象，即系统中某个参数很小的变化会导致整个系统行为的剧烈变化，该参数被称为序参数。客观世界存在许多普适关系，认识了这些关系就可以通过两个问题间的相似性将一个问题的结果用到另一个问题上，这就为借鉴自组织理论模型构建本文研究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提供了依据。
增长）由政府的行为这个序参数决定，而FDI作为一般的参数对我国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第一，FDI对发展的影响不平衡，可能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更严重，加剧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工资上，使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工资差距加大；生产上，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满足我国富裕阶层和外国消费者的需求；区位选择上，投资在沿海富裕城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城乡差距扩大。
第二，从增加就业角度，FDI一般进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无益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
第三，使我国资源无法配置到对社会有益的用途上，进而使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形成恶性循环机制。
第四，FDI利用其经济势力影响我国政府制定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例如，过度的保护、税收减免、投资补贴、廉价使用土地等，这样获取相当多的政治、经济特权，使私人利益超过社会利益，使我国最终收益甚至为负，不利于其经济增长。FDI经常利用转移定价手段大量偷税漏税，给我国政府造成严重的税收损失。
第五，FDI企业可能会运用各种手段抑制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损害我国的长远经济利益。这些手段包括：抑制我国企业家的成长，运用自身的先进技术、世界范围的联系、广告技巧、关键的支持服务等兼并当地竞争者。
第六，从政治角度，强大的跨国公司会控制国内的资产和工作机会，在各个阶层的政治决策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它们甚至会直接贿赂我国的政府官员，通过政治捐献间接手段颠覆我国正常的政治秩序。
为了更好地验证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利用统计数据，运用一个较为简单的计量模型对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以及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以进一步验证它们的相关关系，并大致估测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FDI增长率以及FDI流入增长率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
首先对我国FDI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进行了回归，考虑到FDI国际转移对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滞后性，此处选用的数据是滞后一期的世界GDP增长率，回归结果如下：
FDICHN=127.4268-29.2285GDPWORLD
T =（3.7208）（-3.0409）
P值=（0.0017）(0.0074）
R2=0.3523F=9.2472
上面公式中：FDICHN表示我国FDI年增长率，GDPWORLD表示世界GDP年增长率，括号内为估计量的T值和P值。
回归公式显示，解释变量(GDPWORLD)的系数能通过T检验(显著性检验)和F检验，并且其P值极小，表明解释变量系数在99%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公式结果说明，平均而言，世界GDP年增长率每上升1%，我国FDI增长率会减少29%；反之，世界GDP年增长率每下降1%，我国FDI增长率会增加29%，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一结果和前面通过观察数据与是相吻合的。
对我国GDP增长率与FDI增长率进行回归后的结果如下：
GDPCHN = 8.4662+0.0451FDICHN
T =（13.8188）（3.7329）
P值=（0.0000）（0.0014）
R2=0.4231 F=13.9349
上面公式中GDPCHN表示我国GDP年增长率，FDICHN仍表示我国FDI年增长率，括号内为估计量的T值和P值。回归公式显示，解释变量(FDICHN)的系数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其P值也很小，表明解释变量系数在99.8%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公式结果说明，平均而言，我国FDI年增长率每上升1%，GDP增长率会提高0.045%；反之，我国FDI年增长率每下降1%，GDP增长率会减少0.045%，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这一结果也和前面数据结论相吻合。
三、对FDI相关性模型的分析
相关数据和回归结果都表明：在整个样本期(1984—2006年)内，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是负相关的，而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其具体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我国FDI增长率越高，我国GDP增长率越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我国FDI增长率越低，我国GDP增长率越慢。在FDI这一重要经济变量的作用下，我国GDP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同时还看到，尽管在整个样本期内世界经济波动明显，但我国FDI流入的金额除1999年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都在增长，而我国GDP增长率虽有起伏，但年均增长率在较长时期内仍维持了非常高的水平。上述结果的出现，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以及FDI区位分布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结果。
理解世界经济的波动性要注意两点：第一，由于当前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GDP在整个世界GDP中占有绝对优势的份额，比如，1992年仅仅美日德三国GDP之和占世界GDP的比重就达到49.4%，因此，世界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所决定的；第二，世界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波动都是同步的。由于发达国家GDP占有世界GDP的绝对优势份额且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具有明显的同步性。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由于市场体系、开放程度、经济实力等原因，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整体波动的同步性并不明显。伴随着世界经济繁荣与衰退不断交替的进行，FDI的国际区域分布就处于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由于世界经济波动主要受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影响且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同步，在世界经济波动的过程中，FDI国际分布的动态变化具有以下规律：当世界经济处于繁荣时期，FDI会大量流入发达国家；而当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FDI很大一部分会流出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过程中从发达国家流出的FDI并非规模均匀地流入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只会流入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其原因主要在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种稀缺要素，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FDI不可能惠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追求高额利润回报的动机促使FDI只会流入少数发展前景广阔、投资环境优良、能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和技术落后一直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大量FDI的流入，不仅直接促进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并且会带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配套投资，间接促进我国资本存量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FDI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我国相关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而当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会有很大一部分FDI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向发达国家回流，从而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FDI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的同时，发达国家整体经济的持续低迷促使很大一部分FDI从发达国家流出，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据统计，整个90年代，非洲吸收的FDI占世界FDI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2%，90年代末甚至跌到了1%以下。而我国吸收外资成绩斐然，特别是1993年后，连续9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FDI的国家，2002年以来，我国吸收FDI更是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资源与劳动力成本更低、市场规模更大、经济活力更强、能为FDI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因而我国成为这一时期对FDI最有吸引力的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不仅从数量上推动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弥补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资产质量，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FDI的流入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同时，FDI的流入给我国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长期存在的“技术缺口”和“管理缺口”，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FDI的大规模流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GDP的高速增长，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短期来看，最近20多年来世界经济的频繁波动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尽管我国FDI流入的绝对金额在样本期间内除1999年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都有所增长，但是FDI年增长率却处于起伏波动的变化之中。我国FDI年增长率的这种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经济的短期波动密切相关。当世界经济步入繁荣时期，我国FDI流入的金额虽然仍在绝对增加，但FDI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从而使我国GDP增长率的提高受到抑制甚至出现下滑；当世界经济陷入萧条时期，不仅我国FDI流入的绝对金额在不断增加，而且FDI增长率也会大幅上升，从而推动了我国GDP增长率的提高。
四、我国对FDI的管理建议
将我国FDI作为一重要经济变量，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波动、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世界经济波动影响我国FDI流入，并通过FDI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显示，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存在着负相关性，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则存在着正相关性。这一结果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以及FDI区位分布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结果。世界经济波动必然引起FDI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根据本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密切跟踪研究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和FDI区域分布的国际动向。世界经济波动和FDI区域分布的国际调整不仅在短期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更为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FDI大量流入我国只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变化这一机制在历史长河中某一时期的具体体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整体上处于低速增长阶段以及我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具有更好投资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从整体上走出萧条步入繁荣，FDI必定会出现回流；而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持续良好并采取了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和更加优惠的吸引FDI的措施，我国的FDI必定会出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分流，从而都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造成冲击。鉴于FDI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必须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和FDI区位分布的变化，同时还要关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吸引FDI的动向。
2.借鉴拉美和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加强对FDI流出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研究。拉美国家、“东亚四小龙”以及东盟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腾飞与经济高速增长受挫在很大程度上都与FDI区域分布的国际调整有关，而FDI区域分布的调整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认真总结和吸取。尤其重要的是，有必要加强对FDI流出我国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研究，这对避免或减轻FDI大量流出情况发生而给我国经济造成损失是极为必要的。
3.在继续吸引FDI的同时，增强自身资本实力，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从当前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考虑，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不断改善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环境，继续引进FDI使其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上，并加强对FDI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和吸收。同时，从长远考虑，必须努力增强自身的资本实力，加大对本国技术研发的投入，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减轻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过度依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应对世界经济波动和FDI国际转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诸多影响。
参考文献
[1]江小涓，李蕊.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J].中国工业经济，2002，（7）：18-23.
[2]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2，（4）：16-25.
[3]陈国宏，郑绍濂，桑赓陶.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关系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00，（3）：38-44.
[4]张天顶.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
[5]吴林海、陈继海.聚集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3，（8）.
[6]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1，（5）.
[7]陈涛.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2003，（4）.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经济一体化对国家和国家主权的影响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国家主权的限制、经济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文化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新课题三个方面论述了经济一体化时代，国家主权演变的主要表现，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积极应对国家主权演变、有效地维护我国国家主权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一体化 国家主权 利益关系
一、国际政治是从政治角度来研究国际社会演变和发展规律
当今，面对跨世纪的国际社会大转折时期，国际政治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其中有的是属于老主题需要新研究的，如战争与和平问题；有的是冷战后新突起的，如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问题；有的则是伴随世界经济国际化而出现的与国家主权碰撞问题，等等。新课题，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概括，需要有新的理论作预测。这是学术性研究，也是政策性研究。现就经济国际化与国家主权碰撞的问题谈一点看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和突出，主要表现在:
1.资本的国际化。其标志是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的国际化，以国际信贷为重要内容的货币资本的国际化等。
2.生产的国际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资源、工艺和劳动力的国家在更多更细的程度上进行分工协作，国际分工也日益深化:各国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整合中，更加紧密地与国际产业的更新和转移相结合，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形成生产的国际化统一经营网络。
3.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它表现在:跨国公司间的相互控制逐渐增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联盟更加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同类产品中更具竞争力的显然已是那些经过国际合作与支持的项目;国际技术转移、高科技產品的国际贸易及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多。在此以前，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探析国家主权的涵义也许是天经地义的，而如今，经济的触角已经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间的关系也从以战争手段掠夺领土转向以经济手段争夺市场。
二、区域性组织及一些国际性的经济机构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日益不可分割
这些国际性机构实际上已经深深地介入世界政治的运行轨道，对国家主权产生着越来越深的影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及欧盟、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由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全球性问题将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或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那些非国家行为主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肯定会积极参与。这就必然导致国家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国际利益势必出现多样化和分散化。当然，主权国家在面临这些矛盾与冲突时，并非是束手无策。
1.在当今，经济一体化趋势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和主权国家利益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给单一的主权国家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经济实惠。
2.为了巩固国家主权，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国家宁愿付出某种代价——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这种“让渡”是有条件的，即以不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为前提。如跨国公司为母国带来可观的利润，同时，为东道国提供了急需的资本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3.国家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享有自主权，即经济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家之间仍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及相互依存的国家仍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主权让渡的“契约”。因为任何导致主权国家对“侵蚀”其主权行为做出反弹的因素都会反过来“侵蚀”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
4.经济的联合毕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主权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影响它的因素除经济外还包括文化、传统、语言等更为深层次的方面。事实上，正是由于文化上逐渐趋同，才有可能在政治上达到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经济的联合，将欧盟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是其相近的文化观念，在这个层面上，主权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三、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也越来越引起更多的国家、政府及经济学家的关心
国家创新体制是指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各个国家也更加注重具有民族特征的多样性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的兴起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同步性。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等的发展部分地“侵蚀”了国家的经济主权，才为国家创新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基础。世界经济一体化似乎正在与国家创新体制构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都应当纳入世界轨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交流，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与协调。这同时意味着，要想发展也必须保持本国民族的特色，这也是国家主权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概言之，经济一体化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是为了共同的更多的利益，国家宁愿让渡部分主权，而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也不得不让度部分利益而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从而实现国家主权与经济一体化的“双赢”——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推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将来国与国之间会发生怎样的错综复杂关系，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是需要作前瞻性研究的。西方学者已经提出传统的国家间的外交将转化为国家与国家间、国家与公司间、公司与公司间的三维新外交。我国学者应该在这些新课题的研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都培炎: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3
[2]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13
[3]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4]刘英鹏:知识经济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和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3):64
[5]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8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如今，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对社会经济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电网运行中，通过相关手段，降低电网运行的损耗，提高电网运行效率，对提高电力企业经济效益，有着积极作用。
【关键词】电网 节能调度 降损
1 导语
电力电网的正常运行，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与人民的正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积极倡导绿色节能生活的时期，电网的运行发展，也要积极落实节能环保。电网电力的节能调度和降损，在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通过采取相关措施，实现电网电力的节能调度和降损。为社会节能环保，贡献力量。
2 电网现阶段节能降损的不足之处
电网现阶段的运行发展，节能降损并没有在电网运行中完全实现，电网电力的输送，线损较大。电网电力没有实现节能调度和降损运行，主要原因有无功管理工作没有落实、计量装置不符合相关要求、供电设备老化等原因。
在电网电力的正常运行中，变电站、台区等电力输送关键点无功电力不够，没有安装低压电力补偿装置。虽然有的基层变电站安装了低压电力补偿装置，因为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的落后，并没有发挥设备作用。有的地区，因为电力设备老化，给电网电力的正常运运行，增加了损耗。
原来高能耗的电力设备，仍在使用，以前的农村电网架设，因为经济发展原因，架设路线所使用输电线直径小、载流量大，线路损耗尤其严重。随着经济发展，原来的老旧设备已经不能满足正常需求，但是，因为电网电力相关设备的配置和管理没有达到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农村电网的电力输送，无法实现节能调度，更难以实现线路降损。农村电网的正常运行，保证了农村居民正常的生活用电，用户通过计费电能表，来对日常生活中的电力使用进行计量。一些农户家庭，对于电力计量装置的选择上，却依然使用以前的老旧设备。而且农村电网的电力配置，往往存在电力输送线路乱搭乱改的现象，给电网正常稳定运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在城市电网中，为了实现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减少线路损失，对电网进行了改造。但是，在城区电网改造中，忽略了电压线路的改造，导致目前低压线路的运行，线路长、接头繁杂，电力设备老化，不仅造成了电力输送过程中的浪费，更给电网的正常运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在电网的正常运行中，线路的负荷，对于电网电力的降损节能，也有着重要影响。在一般的市县电网中，形成放射状的开放式电网，为用户供电。用户供电线路一般是10kV馈线，线路运行负载，与用户的用电时间成比例。如果线路的运行负载，超过了线路的经济负载区域，就会造成电力输送的浪费。因此，在电网电力输送过程中，调节好输电线路的经济负载区域，对电网电力的节能降损有重要意义。
此外，电网电力输送峰值的大小差异，对电网的节能降损，有着深刻影响。电网的正常运行中，不论是居民用电还是工业用电，对于电力需求的大小，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需求，电网电力输送峰值的差异很大。电路输送线路的损耗，不仅与输送电流的增量有关系，还与电流持续增加的时间有关系。如果在电网的运行中，能根据电网输送电力峰值，调节相关设备，降低电网输送电流的增量和电流增加的时间，对于电网的降损节能，会产生一定作用。
3 电网电力降损节能的措施
电网电力降损节能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需要电力工作人员的齐心协力，通力配合，采取相关手段和措施，确保电网电力的降损节能工作，取得成效。在电网电力的降损节能工作中，首先要重视电力调度员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电力调度员作为电网正常运行一线的指挥者，有关电网正常运行的制度、规范、运行方式等，均是通过电力调度员贯彻落实。如果电力调度员在工作中落实好电力配送的相关制度、规范，完成科学的电网运行方式，对于电网电力的降损节能，必然有重要意义。
在电网的运行发展中，需要对电网电力的运行方式，进行科学合理的编制。电网运行中，要对关键设备的电力输送特性充分了解，对已经陈旧的设备及时更换，确保电网运行中各个设备处于最佳状态。电网电力的输送，无功电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造成电网运行损耗的增加。所以，在电网的运行中，对无功电压的管理，加强手段，采取相应的措施，优化电网电力输送结构，保证电网电力的输送，经济稳定。相关技术人员在电网的运行中，要及时了解掌握电网无功电压的实际情况，通过科学手段，改善电网网络结构，在相关设备上，充分利用好无功补偿设备，避免实际当中“欠补偿”和“过补偿”现象的产生。在电网电力的降损实现过程中，要注意安排好主变运行方式，电网调度人员，根据电网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实时对变压器的分接头位置进行合理调配，以降低电网运行的损耗。
在电网的运行中，要加强电网运行的经济管理，对电网运行所产生的各种数据，做好记录，方便后期的整理分析。相关技术人员，选择相应时间段对整理好的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借助现代大数据技术，找出数据内在联系，为电网的安全经济运行，提供数据支持。与此同时，还要通过数据分析，对电网运行的负荷，进行预测，提前做好相关管理措施，提供科学安全的电力保障手段，避免电力输送不均，造成浪费。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在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实现电网输送过程中电力的降损节能，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參考文献：
[1]温国伟.对电网调度降损节能技术措施的探讨[J].广东科技.2009
[2]杨爱华.长泰电网电力节能调度与降损探讨[J].现代企业教育.2012
[3]王倩；李贺平.电力系统线损分析能与节能调度降损措施探讨[J].科协论坛：下半月.2013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道路上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有代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论文以地区为分类，阐述了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前苏联及东欧模式以及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成效及存在的不足，进而就完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新思路。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经验；创新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8025
1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是面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我们这里主要研究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可分为三类。
第一，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实施这一模式，一般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会经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这一发展变化，这种经济模式能够通过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特点是：一是以国家进行干预，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等，对出口企业给予贷款和减少税收等鼓励出口贸易，这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当地企业的产业升级；二是积极推进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自由化；三是在产业结构上，农业所占比重较低，制造业和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
第二，综合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实施这一模式，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特征是农业部门的比重已显著下降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工业部门发展迅速，服务行业也得到较快发展。例如泰国是以农产品出口为主、进口替代工业为辅的综合性经济增长战略与政策，这种战略重视农业基础，工业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得到基础性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从属于农产品出口，这种模式是符合当时泰国国情的。
第三，菲律宾拉美二元断裂型发展模式。菲律宾与美国签订的关于经济贸易不平等条约对菲律宾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注入深刻的影响。这种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附性，菲律宾工业化的目的是为满足美国市场对菲律宾资源的需要，并用“本地制造”制成品取代进口商品，实际上都是由美国公司所生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严重的依附性，在发展后期给菲律宾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最终爆发了债务危机。
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的经济成效是显著的，在战后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新加坡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资源科学利用；提高了本国经济竞争力；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收入趋向公平合理等。据统计资料显示，新加坡在2014年GDP总量已达到27786亿美元，世界排名37位。
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是出口导向，主要面对的是国际市场，贸易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二是东亚模式由于受战后环境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追赶性质，这在发展后期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2]三是只是单方面强调增长速度和规模，忽视教育、管理、人才等。1970—1990年，东亚新兴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一时期，美国的贡献率为53%，相差较大。[3]
1997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正验证了东亚模式存在的一系列弊端，但这并不能否定东亚模式取得的成效。因此，如何调整和完善东亚模式，也成为重要问题：一是单纯依靠产品数量与生产速度已满足不了新形势下的发展需求，应追求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平衡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注重人才、技术、管理的良性搭配；二是改变片面依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外向型战略，转变为依靠出口、国内需求、投资共同发展的战略；三是对政府干预职能重新定位，不是完全摆脱政府干预，而是适当减少政府干预，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
2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在民族独立后，为推动经济增长，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政策，实行企业国有化，增加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在战后不同时期，拉美模式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
第一，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民族独立后，拉美国家虽然摆脱殖民地国家的控制，但依然依赖于殖民时期的国际分工体系。在原有基础上，拉美国家更加重视初级产品的生产，投入更多的土地，同时，大力建设交通、通信等国家基础设施，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提供基础性支持。与此同时，经历了工业革命后的拉美宗主国迫切需要原材料，于是，以原材料交换发展资金的模式应运而生，拉美国家逐步实现经济的发展。
第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拉美这一模式的实施，在初期取得了显著成功，使拉美国家实现了长达30年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4]这一模式发展后期，弊端逐步显现，尤其是对本国工业的过度保护，使其缺乏应有的国际竞争力。国内劳动生产率低下，造成产品价格偏高，一般高于同类国际市场产品，这使得拉美国家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单纯依靠政府保护发展是行不通的。
第三，新自由主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主要包括贸易、金融、税制等方面。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果，在债务危机之后恢复了经济的增长；经济逐渐向外向型模式转变。然而，拉美经济依然一时无法恢复到债务危机前的状态。新自由主义的过度推崇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分化严重，国家贫困人数增多，因此，拉美经济没有摆脱脆弱的状态，受到外界的冲击更大。
拉美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的经济模式都推动了拉美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人均GDP高达1000美元，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随后爆发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也显现出一系列的问题与弊端：一是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分化严重；二是经济结构严重失衡。20世纪40年代起实行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由于受这一模式自身内向发展特征的制约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拉美国家工业发展十分有限，没有形成完善的工业体系；三是过度依赖外资。拉美国家长期依赖外资，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在20世纪70年代，外债总额翻了13倍，达到23036亿美元；四是资源环境问题严重。针对以上问题，对拉美模式提出了以下几点调整与改革：首先，改善社会环境，努力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其次，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环境等；最后，合理引进与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发展民族工业的同时努力提高自身竞争力。
3前苏联和东欧模式
第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由列宁倡导，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得到全面贯彻和执行。从总体上讲，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它表现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前苏联在所有制结构式上，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二是在产业结构上，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排斥市场经济规律的计划经济形式；四是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管理权与经营权的集中统一，以部门管理为主，即条块管理。
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具有积极的作用，它使前苏联一跃成为工业化大国，也成为当时唯一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这一成就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震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很快使前苏联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也成为世界大国，强大的工业基础，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忽视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忽视价值规律对商品交换的影响；忽视农业及轻工业的作用；忽视了企业及劳动者自身的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前苏联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前苏联后期，这些弊端显露无遗，使前苏联经济逐步萎靡甚至停滞不前。
第二，市场经济模式。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及东欧的多数国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模式。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历史环境下推动的，因此这种转变在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各国的经济转轨形式有很大差异，以俄罗斯、波兰为代表的“休克疗法”比较激进，而其他国家，如匈牙利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转型措施比较温和。在戈尔巴乔夫采取渐进式措施对苏联经济进行改革时，苏联经济并没有得到恢复和增长，收效甚微。到1990—1991年，苏联经济濒临崩溃，叶利钦执政后，对俄罗斯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提出来了一系列“休克疗法”对经济进行改革。[5]
毫无疑问，实行市场经济模式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如俄罗斯从1999年经济开始复苏，通货膨胀率也逐年下降，经济逐渐趋于稳定，2000—2006年的GDP增长率平均在67%。到2006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但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实行激进的改革方式，甚至盲目照搬西方的模式，致使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突出的矛盾。在“休克疗法”实施以后，俄罗斯并没有出现经济回暖，衰退达到了40%，[6]因此，很多学者质疑这一模式的作用。
在21世纪，国内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国际联系也日益增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改革。首先，加强中央权力和法制建设。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苏联解体带来的政治动荡使各国重新选择经济发展模式，同时，经济模式的实行也需要高效和强有力的政权来保证实施；其次，遏制通货膨胀，吸引外资。[7]最后，积极改善国内经济环境，建立公平正义、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制。政府实行有效的干预措施，努力保护市场的自由，努力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积极性。
4中国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实行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第一，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之受前苏联的影响，新中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在资源配置上，实行计划调配；在分配方式上，实行低工资低消费；在经济管理上，强调计划管理；在城乡关系上，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并且城乡分割；在政企关系上，政企不分，政府制定企业生产计划。
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这有利于在较短时间调整1949年前残留的恶性经济波动，平稳过渡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困难时期。其次，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建设上，充分利用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集中建设经济，这奠定了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当然，计划经济模式也有很多弊端，这些弊端让计划经济在后期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忽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忽视效率，集体包干的运作方式，在发展后期人民积极性逐渐消退；政府包办一切，政企不分，政府统筹产供销事项，企业缺乏生产积极性。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国情相结合，它既不同于前苏联时期的完全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它是一种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虚实相间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概括为经济的“四主型”，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市场决定型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使经济得到空前繁荣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几乎每年按两位数的速度在快速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GDP为539万亿美元，而中国GDP上升为575万亿美元，2014年中国GDP已突破10万亿美元。这就是说，中国在2010年GDP就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这种快速发展的经济模式也凸显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在2014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相差较大，分别为28844元和10489元。二是地区发展水平相差仍然很大。这表现在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如2013年广东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58833元/人，上海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0993元/人，而中部省份河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4211元/人，西部省份西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6326元/人，差距较大。三是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增长方式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雾霾等问题日益显露。因此，贯彻和践行科学发展观，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与社会科学和谐发展，则是当代中国的战略抉择。
5结论
发展中国家是国际社会中一股重要力量，战后各国都积极努力探索出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虽然各国的发展模式不同，但都必须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本国实际，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取得良好效果。当然，各国也应该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完善，可以借鉴，但绝不是照抄照搬。在新世纪，发展中国家更应该不断完善和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沈红芳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研究[J].当代亚太，2003（5）：29-35
[2]贾彬东亚模式的历史局限和调整及其走向[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5（3）：128-129
[3]娄晓黎从东亚、拉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干预问题[J].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51-53
[4]流畅拉美经济发展模式分析[J].银行家，2013（6）：79-81
[5]丁汝俊俄罗斯激进改革战略——“休克疗法”再评析[J].俄罗斯研究，2005（1）：65-70
[6]王利众“休克疗法”与俄罗斯经济[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06-109
[7]韩爽俄罗斯金融制度变迁二十年：起点、方案与路径[J].俄罗斯学刊，2011（5）：12-18
[8]程恩富，王中保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J].前线，2009（10）：22-25
[作者简介]谢红燕（1990—），女，安徽安庆人，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居占杰（1962—），男，河南信阳人，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COVID-19疫情的全球扩散，东盟国家经济增速急转直下，各国官方和国际经济组织均大幅下调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于各国实施防控疫情的举措，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国内消费和投资下滑，生产和出口骤降，服务业遭受重创，失业和民生问题凸显。为应对全球疫情扩散对经济的影响，东盟国家将抗击疫情列为国家议程的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抗疫情、稳经济、稳社会和稳民生。各国纷纷推出经济援助配套计划，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加大财政支出，降低基准利率，稳定汇率和金融市场，援助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应对疫情的影响。“后疫情时期”，东盟国家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将取决于全球疫情的消退尤其是重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复苏。
关键词：全球疫情;东盟国家;经济衰退;经济政策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Economic Situation of ASEAN Countries in 2020-2021
WANG Qin
2020年， 全球疫情擴散导致世界经济全面衰退， 东盟国家经济增速随之急转直下， 普遍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应对全球疫情扩散对经济的影响， 东盟国家纷纷推出疫情防控措施， 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出台经济援助配套计划，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展望“后疫情时期”，东盟国家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各国经济复苏的前景尚未明朗。
一、疫情全球扩散背景下东盟国家普遍陷入经济衰退
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国际市场萎缩的形势下，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率普遍下滑，但各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弹性，多数国家经济保持中速增长。进入2020年，随着COVID-19疫情的全球扩散，东盟国家经济增速急转直下，普遍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国官方和国际组织均对未来经济走势做出悲观的预期。
在全球疫情扩散的形势下，东盟国家均大幅度下调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印度尼西亚政府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0.4%～2.3%，原订目标为5.3%，政府预期经济增速将创下1999年以来的最低点;老挝将全年经济增长率预期从6.5%下调至3.3%～3.6%;马来西亚预计经济增速从4.8%下调至-3.8%～0.5%，后再下调至-5.5%～-3.5%，政府认为马来西亚经济将陷入10年来的首次衰退;菲律宾预计GDP增速为-0.8%～0%，原订目标为6.5%～7.5%，政府判定国内经济将出现2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新加坡一再下调经济增速，从0.5%～2.5%下调至-0.5%～1.5%，再从-4%～-1%下调至-7%～-4%，后又下调至-7%～-5%，政府警示新加坡将面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泰国多次下调经济增速，从1.5%～2.5%下调至-6%～-5%，再下调至-7.8%～-7.3%;越南从原订经济增速为6.8%下调至5%，后又下调至2.5%～3%。据东盟主要国家的最新统计， 2020年前三季度，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97%、-5.32%和-3.49%;马来西亚为0.7%、-17.1%和-2.7%;菲律宾为-0.7%、-16.9%和-11.5%;新加坡为-2.2%、-13.2%和-0.7%;泰国为-1.8%、-12.2%和-6.4%;越南为3.82%、0.39%和2.62%。
印度尼西亚是东盟国土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GDP总额约占东盟的1/3。近十年来（除了2015年），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速均超过5%，成为世界各国年均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20年7月，世界银行首次将印度尼西亚归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2020年，印度尼西亚遭受疫情的冲击，并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亚洲国家之一。2020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印度尼西亚经济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同比负增长，私人消费、政府消费、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和进出口均出现负增长，除了信息通信和金融保险等少数部门，多数产业部门均全面下滑。印尼盾的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外汇储备下降。据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统计，截至2020年8月，疫情导致印度尼西亚显性失业人数超过977万人，显性失业率上升至7.07%①。COVID-19疫情使印度尼西亚的贫困人口比例再回升为两位数，即从2019年9月的9.22%回升至13.22%。
作为东盟第二大经济体，泰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2017—2018年，泰国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温、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使得高度外向型的泰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加上泰国国内的政治因素使得政府预算案被推迟，导致国内投资进度放慢而低于预期水平，2019年，泰国经济增速仅有2.4%。2020年，全球疫情扩散使得原本就低迷的泰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国内消费和投资下滑， 产出骤降， 出口受阻，成为东盟遭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20年前三个季度，泰国经济同比增长率均为负值。据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的报告，预计2020年，泰国经济增长率将下降6.0%，其中，私人消费支出和总投资额预计将分别收缩0.9%和3.2%。以美元计算的货物出口值预计将下降7.5%②。
近年来，菲律宾经济快速增长，由原先的经济低迷转向快速增长，自2012年以来，菲律宾经济增速连续8年超过6%，但逐渐呈现出减缓的趋势。2019年，菲律宾经济增长率为6%，是近年来的最低点。自2020年7月以来，菲律宾COVID-19确诊病例数一直处于高位增长。在疫情冲击下，菲律宾经济从快速增长陷入严重衰退，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率均为负值，菲律宾经济将出现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年度负增长。菲律宾经济增长的动因减弱，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停滞，外国直接投资下滑，业务流程外包（BPO）减少，国内重要的支柱产业——旅游业遭受重创，作为第二大外汇来源的海外劳务人员侨汇收入骤降。
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新加坡经济急转直下，政府一再下调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于新加坡属于高度外向型经济，国外最终需求下降严重冲击了新加坡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制造商减少出口，导致对新加坡中间投入的需求下降，进而引起跨境供应链中断;新加坡当地采取严格的疫情阻断措施，对该国国内市场导向的产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前三季度，新加坡经济均为负增长，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三大领域是与旅游相关的行业、面向消费者的国内服务业和建筑业。由于国内外旅行受到限制，首当其冲的是旅游相关行业，航空运输、住宿、娱乐和康乐行业陷入低迷;政府实施的熔断机制规定安全社交距离和禁止堂食，使得面向消费者的国内服务部门急剧萎缩;由于外国劳工感染病例激增，大多数建筑活动暂停和延迟。
作为东盟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越南经济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表现突出。2018—2019年，越南GDP增长连续超过7%。在全球疫情冲击下，越南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两手抓”。2020年，越南经济增长率为2.91%，成为东南亚实现经济正增长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2019年，越南进出口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2020年，越南进出口总额达5439亿美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额达2815亿美元，增长6.5%;进口额达2624亿美元，增长3.6%;贸易顺差达191億美元，创下5年来新高①。当然，越南经济仍然受到COVID-19疫情的重创。2020年前11个月，越南有9.35万家企业停产和解散;旅游业和航空业蒙受重大损失。2020年，越南接待的国际游客为380万人次，同比下降78.7%，旅游业损失530万亿越南盾;越南国家航空公司亏损超过15万亿越南盾，其他航空公司也亏损数十万亿越南盾②。
二、东盟各国应对全球疫情扩散的经济政策
2020年，为因应疫情全球扩散对经济的影响，东盟国家将抗击疫情列为国家议程的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抗击疫情，努力稳经济、稳社会和稳民生。各国纷纷推出经济援助配套计划，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加大财政支出，降低基准利率，稳定汇率和金融市场，援助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以减轻COVID-19疫情的影响和促进国内经济复苏。
（一）纷纷推出经济援助配套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全球疫情扩散的背景下，东盟国家积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加大疫情防控投入，援助受疫情影响的部门行业、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印度尼西亚在2020年2月和3月推出了10.3万亿印尼盾和120万亿印尼盾的经济刺激配套政策，政府削减当年国家和地方预算的非优先支出。4月，印度尼西亚发行近450万亿印尼盾的债券专门用于应对COVID-19疫情，政府还为21个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领域提供税务优惠。马来西亚于2020年2月宣布了200亿林吉特的经济振兴配套方案以应对疫情的影响;3月，新政府出台2500亿林吉特的一揽子刺激计划;4月，政府又公布了100亿林吉特的经济振兴配套附加拨款;6月，政府再出台总值为350亿林吉特的经济重振计划 （PENJANA），政府将直接注资100亿林吉特。菲律宾于2020年3月出台271亿比索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其中，31亿比索用于防止疫情扩散，20亿比索用于弱势群体，12亿比索用于发放失业救济金，140亿比索用于旅游业，28亿比索和10亿比索分别为农民渔民和中小微型企业提供无息贷款。新加坡政府推出5个总值近千亿新元的纾困配套，约占新加坡GDP的20%;政府动用520亿新元的国家储备金，相当于1996—2019年财政盈余的总额。泰国政府连续出台了两个疫情纾困计划，包括贷款、减税及向员工发放现金补贴等，援助规模分别为4000亿泰铢和2070亿泰铢;6月，泰国国会批准了1.9万亿泰铢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涉及金额占泰国GDP的11.4%，是现政府出台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公共卫生和救济措施、重建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及贷款和企业债券支持等。
（二）普遍降低利率，推行稳定本国汇率和金融市场的措施
面对全球疫情的扩散，东盟国家普遍降低基准政策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实施稳定本国汇率和金融市场的政策措施。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在2019年4次降息的基础上，于2020年3月再次降息25个基点至4.75%，并认为仍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同时，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发布了7项金融措施以维持本币币值和金融市场的稳定①。作为2019年首个降息的东盟国家，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分别在2020年1月和3月宣布降息25个基点，5月降息50个基点，7月再降息25个基点至1.75%。菲律宾在2019年两次降息和分3个阶段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后，2020年2月降息25个基点，4月、5月和6月又分别降息50个基点。泰国在2019年两次降息，将基准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2020年2月、3月和5月又3次降息，基准利率已下调至0.5%，创下历史新低。2020年，越南国家银行首次在一年内3次下调政策利率，政策利率下调1.5%～2.0%，存款利率上限下调0.6%～1.0%，贷款利率下调1.5%，以扩大资金流动性和降低融资成本。此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通过汇率调节下调了政策区间内新元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同时保持新元汇率可波动政策区间的宽度与中点不变。
（三）援助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打造社会保障安全体系
为了援助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东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政策措施。印度尼西亚先后推出的两次经济刺激配套政策均以中小企业为援助重点，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权威机构（OJK）放宽了对低于100亿印尼盾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条件。马来西亚出台2500亿林吉特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其中的1000亿林吉特用于支持中小型企业。随后，马来西亚宣布100亿林吉特的刺激计划，专项援助受疫情影响而陷入困境的中小型企业。泰国公布了应对疫情的1500亿泰铢援助措施，为企业提供最高授信为2000万泰铢的优惠贷款，在疫情期间支付的员工工资可以3倍额度减免企业所得税。此外，印度尼西亚实施6项家庭和社会援助计划，政府提高低价基本食品卡的补贴，加快分发待业卡，持卡者每月可获得100万印尼盾的补助金。4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将向370万名雅加达市民和周边4个城市的164万名居民提供60万印尼盾的3个月补贴，并以日常必需品卡、待业卡、电费减免和社会援助纲领等形式向国内1.03亿名居民提供价值大约65万亿印尼盾的援助，约有55%的人口已从中央政府得到了社会援助，此数据尚未包括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社会援助②。菲律宾推出2000亿比索的社会救济计划，旨在为低收入家庭和受疫情影响的行业提供援助，这也是菲律宾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社会救济计划。新加坡向失业者提供每月800新元的补助，以帮助他们寻找新工作或参加职业培训。泰国向约900万名失业者提供每月5000泰铢的援助。越南出台了史无前例的62万亿越南盾的救济计划，预计有2000万人从中受益。
（四）在防控疫情的同时，采取逐步恢复经济的措施
自2020年5月起，东盟国家疫情防控的形势有所好转，各国逐步开启经济恢复进程，并积极寻找疫情过后的发展方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成立国家经济复苏及处理疫情工作组，通过总统条例出台国家经济复苏计划，预定国家经济复苏的预算开支多达318.09万亿印尼盾，包括为中小微企业提供34.15万亿印尼盾的贷款利息津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税务津贴优惠，为B30生物柴油计划提供2.78万亿印尼盾的补贴，加速偿还国有企业和民众的垫付或补偿金共计94.23万亿印尼盾，为旅游业提供25万亿印尼盾的津贴，为中小微企业的新营运资本贷款提供担保和利息津贴约6 万亿印尼盾，为5家国有企业提供国家资金25.27万亿印尼盾，为6家国有企业提供32.65万亿印尼盾的营运援助，为需要资金重组的銀行提供35万亿印尼盾的国家资金等。越南宣布国家正式步入经济复苏时期， 政府提出要化解生产经营中的困难， 加快公共投资到位进度，保障民生和社会秩序。由于受疫情影响，越南全社会投资资金到位率增速创近年来最低水平，政府要求加大公共投资项目资金到位进度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如果公共投资到位率提升1%，越南GDP增速将增加0.06个百分点①。菲律宾财政部部长指出，政府将继续推行“大建特建”计划，在2019年该方案整改的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建设以刺激国内经济的复苏。同时，菲律宾工商部通过小型企业公司推出针对COVID-19疫情影响的重启企业协助方案，该方案旨在提供10亿比索的低息贷款以支持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资产规模不超过300万比索的中小微企业可借贷1万～20万比索，资产规模不超过1500万比索的企业可借贷20万～50万比索②。
（五）加强区域多领域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疫情暴发后，东盟国家将疫情防控放在优先地位，使得2020年东盟工作计划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受到影响。据东盟秘书处统计，东盟的200多项活动因此延期或取消。自2020年2月起，东盟开始寻求区域合作共同应对疫情的影响。越南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其政府总理阮春福发布了有关应对全球疫情的主席声明，各国部长还发布了关于防控疫情中防务、经济和旅游等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东盟协调委员会（ACC）成立了东盟公共卫生协调委员会紧急情况工作组（ACCWG-PHE），旨在促进东盟共同体跨部门合作。东盟各国外交部部长一致同意建立COVID-19疫情应对基金。第26届东盟经济部部长非正式会议及其相关会议发表了关于增强东盟经济恢复能力以应对COVID-19疫情的联合声明。4月，东盟抗击COVID-19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通过了《东盟抗击COVID-19疫情领导人特别峰会宣言》。6月，东盟国家经济部部长会议发布了《河内行动计划》，第36次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盟领导人关于团结协作主动应对的愿景声明》，旨在共同应对COVID-19疫情和恢复经济发展。11月，第37次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盟全面复苏框架》及其实施计划，以加快实施“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计划③。同时，东盟与主要伙伴国开展相关合作，如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发布了《东盟与中日韩抗击COVID-19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东盟与中日韩（10+3）经济部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在COVID-19疫情的背景下减少对经济影响的联合宣言等。
三、RCEP签署对东盟国家经济的影响
2020年11月15日，在历经8年间的4次领导人会议、23次部长级会议和31轮正式谈判之后，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正式签署，这标志着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的诞生。RCEP是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东盟国家最具“含金量”的自由贸易区，它对“后疫情时期”东盟经济复苏和区域一体化将产生深刻影响。
尽管东盟成员国发展水平不一，但东盟整体在RCEP经济体中占有重要地位。据东盟官方统计，2019年，东盟国家人口约为6.6亿，GDP为3.2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额为2.8万亿美元，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为1606亿美元①。目前，东盟人口总量在世界上居第3位（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在RCEP区域中居第2位;东盟是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在RCEP区域中居第3位;东盟是世界上第四大商品进出口贸易地区（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德国），在RCEP区域中居第2位;东盟是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最多的地区，在RCEP区域中居首位。
近年来，随着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东盟及其成员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不断深化，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和投资效应日益显现，逐渐改变以往高度依赖欧美国家的发展态势。目前，RCEP在东盟对外经济格局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2018年，在东盟十大进出口贸易伙伴中，RCEP經济体有5个，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6.7%;东盟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十大来源地中，RCEP经济体有5个，占FDI总额的40.1%。此外，RCEP成员是东盟及其成员国主要的自由贸易伙伴。RCEP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东盟的对外经济将更加倚重于RCEP国家，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将进一步加深。
作为东盟国家最具“含金量”的自由贸易区，RCEP的货物贸易最终零关税产品数量将超过90%，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水平显著高于原有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还纳入高水平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内容。RCEP通过采用区域累积的原产地规则，稳定和深化了区域内价值链;利用新技术推动海关通关便利化水平提升，促进新型跨境物流发展;采用负面清单推进投资自由化，提升投资政策透明度，这些都将促进区域内经贸规则的优化和整合。RCEP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将释放巨大的市场潜力，为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注入“强心剂”，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往来，也为各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外部动力，这有助于“后疫情时期”东盟国家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中美贸易摩擦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全球疫情扩散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了严重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高度脆弱性被暴露出来。“后疫情时期”，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必将加快，跨国公司将更加关注安全，促进本土化，重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因素，甚至涉及大国关系的政治因素。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实施了鼓励本国跨国公司从中国回归本土或转向东盟国家的措施，这将对东亚区域稳定的价值链网络形成较大冲击。RCEP签署后，东盟内部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贸易壁垒和投资限制逐步减少，这将有力提振区域贸易和投资信心，为东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稳定区域价值链和生产网络，扩展产业链和供应链，由此带动区域贸易和投资的持续增长。
四、展望2021年东盟经济发展
全球疫情扩散导致2020年世界经济陷入全面衰退，其严重程度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此次疫情使得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这也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形。由于COVID-19疫情的持续时间无法判定，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2021年，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也难以预料。
全球疫情消退之后，2021年，世界各国经济将逐渐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2%，其中，发达经济体为3.9%，美国为3.1%，欧元区为5.2%，日本为2.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6%，中国为8.2%，印度为8.8%①。据世界银行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4%，其中，发达经济体为3.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4.6%，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6.6%②。不过，即使是在全球疫情消退的情形下，国际市场需求也难以迅速扩大，全球价值链仍面临着重构和调整，商业和消费者信心恢复还需时日，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金融市场更趋于规避风险，国际旅游和商务旅行需求萎缩，因而“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不容过于乐观。
但近期，国际经济组织均预测“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将出现反弹，也上调了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1年，文莱的经济增长率为3.2%，柬埔寨为6.8%，印度尼西亚为6.1%，老挝为4.8%，马来西亚为7.8%，缅甸为5.7%，菲律宾为7.4%，新加坡为5.0%，泰国为4.0%，越南为6.7%③。据世界银行预测，2021年，柬埔寨的经济增长率为3%～4.3%，印度尼西亚为3%～4.4%，老挝为2.8%～4.9%，马来西亚为4.4%～6.3%，缅甸为3%～5.9%，菲律宾为2.9%～5.3%，泰国为3.5%～4.9%，越南为4.5%～6.8%④。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21年，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为4.5%，马来西亚为7.0%，菲律賓为6.5%，新加坡为5.1%，泰国为4.0%，越南为6.1%⑤。
不过，东盟国家的经济复苏最终仍将取决于全球疫情的消退，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较大。疫情过后，东盟多数国家经济可能会出现明显反弹，少数国家经济复苏可能滞后。由于东盟国家属于高度外向型经济，各国疫情后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复苏。据统计，2018年，东盟国家对外依存度（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高达94.3%，其中，新加坡为215%，越南为199.1%，马来西亚为129.7%，柬埔寨为122.6%。与之相比，美国对外依存度为20.9%，澳大利亚为34.7%，中国为34.5%，日本为29.9%，欧盟为68.7%，韩国为70.4%⑥。 目前，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伙伴集中在东亚和欧美国家，其中，东盟内部占23%，中国占17.1%，欧盟占11.2%，美国占9.3%，日本占8.2%，韩国占5.7%（2018年）。如果疫情后东亚地区经济率先复苏，将有利于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恢复。但若欧美国家疫情久拖未决，势必影响东盟国家的对外贸易，从而拖累其国内经济的复苏。
总之，跨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全球疫情扩散打乱了东盟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的步伐，阻滞了各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进程，制约了区域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将对各国融入区域生产网络带来新的挑战。在全球疫情尚未消退的形势下，东盟国家仍然处于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的两难选择中，2021年，东盟经济要摆脱严重衰退状况还存在不确定性，“后疫情时期”各国实现经济复苏仍需时日。
（责任编辑： 颜 洁）
①《疫情导致失业人数超977万人》，（印度尼西亚） 《国际日报》2020年11月6日。
②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uncil （NESDC），\"The Thai Economy in Q3/2020
and the Outlook for 2021\"， http：//www.nesdc.go.th.
①《2020年越南贸易顺差达191亿美元 创下5年来新高》 ，越通社，2020年12月27日。
②《2020年越南国际游客到访量达380万人次》， 越通社，
2020年12月29日。
①《央行七措施减轻疫情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和维持金融体系稳定》，（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2020年3月20日。
②《政府拨款65万亿盾支持消费市场》，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2020年5月13日。
①《加大公共投资资金到位力度》，越通社，2020年5月11日。
②《政府拨10亿供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复业》， （菲律宾）《菲律宾商报》2020年5月14日。
③ASEAN Secretariat（2020），\"ASEAN Comprehensive Recovery Framework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lan\"， https：//
asean.org/asean-comprehensive-recovery- framework-implementation-Plan.
①ASEAN Secretariat（2020），\"ASEAN Key Figures 2020\"，
p.3， p39， p47.
①③IMF（202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20\"，p.141， p.142， p.145.
②World Bank（2020），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0， p.207.
④World Bank （2020），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October 2020，p.52.
⑤ADB（2020），\"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Update\"， December 2020， https：//www.adb.org/outlook.
⑥ASEAN Secretariat（2019），\"ASEAN Integration Report 2019\"，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