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 农村社会学 农村社会学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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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迄今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曲折艰辛和持续进步，这一学科也不断成长壮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愈益增强。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也表现出日渐成熟的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莫过于这一学科的学术基本共识的形成和确定，我们甚至可以视之为学科成熟性的主要标志。在中国社会学走向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农村社会学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分支应用领域。无论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学术取向，或是追求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学术根基，还是承当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责任的学术立场，农村社会学都做出了难以比拟的独特贡献。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秉承了社会学先贤的事业和志向，并坚持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的学术理念。面对已经到来的新型城镇化、城乡社会变迁、城乡关系调整的新阶段，农村社会学和整个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将进一步凝练和提升，以往西方社会学的话语支配地位将持续弱化并面临终结。
一、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学开始起步，目睹了民族和人民经历的沉重灾难和无数艰辛，也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经历了万千磨砺和难以言喻的曲折跌宕，而今终于步入佳境并且成就辉煌。在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观察和深入研究中，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持续推动着学术的成长，这一学科的成熟性标志也日趋清晰，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在于学术基本共识的形成和确定。在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取向、学术根基和学术立场等重要方面，都贯穿着这种基本共识。
1.学术的取向：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
本土化和中国化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取向，其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首先遭遇了两大基本关系——中西关系和古今关系，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正是中国学者经过了艰苦的探索做出的选择。事实上，中国社会学在早期发轫过程即经历了理论上的重大转变。在当时，社会进化论是进入中国最早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源自于影响巨大的生物进化论。“在19世纪末，有人在杰出人士当中作过民意测验，以确定19世纪最有影响的10本书。结果显示，惟有《物种起源》出现在所有书单之中。”[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16页。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使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物种进化规则推广到了社会领域，形成了社会进化论。一定意义上说，生物进化论对于社会学学科的诞生极为重要，这一理论推动了“知识界和社会上的争论”，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社会学才作为一门有自我意识的学科诞生，因此关于社会秩序的概念深受生物学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社会进化论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一度是颠覆性的，它曾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学者观察和分析社会即历史的眼光。梁启超如是认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也;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故而凡“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无不以“进化之大理以贯通之”。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18-19页。严复也主张：“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治化极则”。严复：《论世变之亟》(1895)，参见《严复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然而，仅仅十余年之后，中国学者的观点再次发生了颠覆，几乎完全改变了他们对社会进化论的仰视。梁氏说自己对进化论“不敢十分坚持了”，因为“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吗?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3)，《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428页。严复则从自然进化论转向到了群学治乱论，认为进化的自然之道不能达到国家民族昌盛，善群才能进化，避免治乱轮回，因而群学为根本。严复的《群学肄言》便是这种转变的明证。从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对治乱盛衰的关注，后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理论表达，即“社会运行论”，当然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事了。
可以说，本土化和中国化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各学派的基本共识，这一点一直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乡村建设学派、综合学派、社区学派的理论传统之中，成为了这些不同流派的一个共有特征，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不仅是理论社会学的基础性研究始终执着的目标，也是分支社会学的应用性研究的不变方向，这一点在社区研究、家庭研究、社会调查、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行政、人口学、人类学研究中，都得到了明确无疑的体现。在今天，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对于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形成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更为自觉的追求。一方面，“社会学是作为西学的一种引入中国的，是一种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没有西方社会学就没有中国社会学。”“我们必须学习它们、弄懂它们、借鉴它们。”⑦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在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3年7月20日。同时，有了西方社会学并且在中国的传播，但是未必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西方社会学不能代替中国社会学，我们必须跳出西方，不断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⑦
在上世纪初期，梁启超就认识到：“学问本无国界，不能说，那是欧洲的社会学，这是中国的社会学，这样的分别一定说不通。不过原理虽无国界，资料却有分别，无论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那种学问，都有他独立的资料;为他国家他民族所无。根据某种学科，已经发明的原则，证以本国从新搜集的资料;或者令原则的正确程度加增，或者遇必要时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中国人无论在何种学问，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社会学方面责任更大，须看清楚了。一面我们责任重大，一面让我们自己发明的余地很多。”梁启超：《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载《社会学界》，1927年，第1卷刊。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本土化和中国化的付出和成就，足以告慰我们的学术先贤。
2.学术的根基：学术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在学术研究中，与学界同仁进行交流、对话和分享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学者们在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时须采用一定的学术方式并遵循一定的学术规则。因此，学术共同体内部会拥有一些能够反映共识和共享的方式及规则，如研究论题、分析视角、概念、范式以及文本和话语体系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从西方学术发展来看，从最初的自然哲学母体中逐渐建立了较完整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并分化出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即使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新兴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仅仅是近现代进程也已历时300余年。反观中国的近现代学术发展，从19世纪中后期或20世纪初期起步至今，仅有百多年的历史。其中一些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学科调整中被中断，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重建，目前才30多年的历史。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用30多年达到了西方用300多年才达到的水平，但知识体系和学术水平必须靠一点一滴地持续努力和逐渐沉淀，绝不可能像经济发展这样速成。因此，我国学术走向成熟并形成与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匹配的水平，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分支应用研究还是研究方法，前面还有一段长路。
如果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具备了一些重要品质和特征，那么人们应当会从中感受到它所反映的成熟性和高水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品质和特征，莫过于学术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从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来看，这种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品质和特征还不容乐观。在学术研究和活动中，各种既有的思想定势和观念制约发挥着隐而不见的无形钳制，大大限制了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生长和成熟。
譬如，所谓“普世主义”问题。对于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而言，几乎任何有效的研究都必须诉诸本国家和本社会的具体经验素材，或如贝克所言：“社会学分析的不是一般社会，而是各种社会”，“这就是说，有多少民族国家，就有多少社会。”[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因此，从这种本土性和具体性推论出普世性结论必须采取十分谨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然而，启蒙运动兴起、19世纪兴盛的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自视为“普世学科”。虽然事实上，这些学科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国中“只研究了其中少数几个国家”，但其目的却十分远大——试图从一种不变的人性假设推演出人类行为的规律。然而，变化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对此，“普世学科”做了这样的处理：“认为这种变化仅仅对文明国家来说才是正常的，所以这些国家有义务把变化施加于与之反抗的其他世界。”于是社会科学就发挥了一种作用：“作为描述不变传统的一种模式，它为我们了解其他世界如何被带入‘文明社会’开辟了一条道路。”[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9页。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社会科学也不断兴盛，这种普世的心态和抱负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强化。
因此，这些自认为普世的学科又衍生出普世的目标和依据。例如西方经济学以抽象的经济人和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前提和对象，从而奠定了这一学科的普世化依据和基因，从其推衍出的经济现象和行为规律都是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原则，因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利益最大化和效率化是不容置疑的普世价值，应当建立一整套普世的行动规则使之付诸实践，这就是后来我们目睹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过程。这样，被置于普世主义高地上的西方经济学论证了经济行为摆脱道德束缚和道义责任是正当的，理性人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而转移成本也是正当的，普世的强者因此就有了剥夺弱者的理由，这就以非常学术的方式为“他者”铺就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如果说以往殖民主义的大行其道是不够光彩的，那么现在的经济殖民主义和金融殖民主义的大行其道却能获得喝彩和赞扬，这类所谓普世的社会学科是有重要责任的，这是以学术为业的人们必须承担的良知和道义上的责任。
在所谓普世学科的想象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对立：普世性与历史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抽象性与具体性、单一性与多元性、同一性与异质性等等。对于学术而言，否弃了历史性、特殊性、具体性、多元性和异质性，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也就成为多余的和不可能的了。可以看出，这种普世想象的不兼容、不协调和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显然是大有问题的。因此，有必要重申以往的学术常识：人是社会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人是有良知的动物，人的行为应当体现道德的力量。同样道理，社会是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存在，一个社会应当拥有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人与社会这种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实践性、具体性和特殊性事实，是学术从业者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认知和认可的。而一旦如此，学术人就能够超越普世教条的束缚和限制，对自己的社会和民族形成深入的研究、分析和解释，这样的知识体系将不再被囿于纸上，而是活化的和有生命的，这正是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生活来由和现实源泉。
再譬如，所谓“文野之别”问题。费孝通是对这一问题醒悟最早、认识最深的中国社会学家。他通过人类学研究看到，当时的进化论思想家和人类学家，都将西方当成是全体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也就是将西方放在文明阶梯的最顶端。……所有的非西方文化都是在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残存”(cultural survivals)。费孝通：《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费老更为深透地看到了“欧洲从19世纪的对外帝国主义侵略，到20世纪前期的国家矛盾，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有着难以切割的密切关系，而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又曾是一代人类学前辈的信仰。”这是一个清醒的告诫：“文野之别”划下了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沟壑，也播下了观念和心理的隔离甚至仇视的种子，而且，强者的侵略和掠夺打上了文明的旗号，弱者无论屈从或反抗都抹不掉野蛮的标志。不管怎样说，这种区分使得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了。由于“这种对文化的价值评判戴着‘科学革命’的面具”，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这就促使人们对西方社会科学与社会的矛盾、纷争甚至战争之间的某种关系进行识别和深思。
学术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必然直面“文野之别”及其不同的变形。从一定意义上说，“文野之别”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母题，作为一种元符号和元象征构成的隐喻，其中寓有的隐蔽性、全息性的学术机理，不断再生出了社会科学中“文野之别”的种种新形态。譬如，在社会学中有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等二元划分。在法学中，对情理与法理、人治礼治与法治的划分，前者反映了具体语境的特殊规范，后者则体现了人类普遍的秩序准则，因而现代化也是具有普适性的西方法律不断移植到非西方社会并替代其特殊规范的进程。此外，政治学中的朝代国家或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划分，历史学中的历史世界与后历史世界的划分，等等。百多年来，追随和依循这类重重叠叠的“新文野之别”，中国学人试图“以野逐文”并“化野为文”，这一过程留下了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的重重曲折。这也许意味着，如果“文野之别”和各种“新文野之别”尚未破解，社会科学就很难称得上实质性的进步。杨敏：《当代社会变革中的“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社会学中国化视野下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3.学术的立场：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的责任
中国社会学从其起步之时，就坚持以鲜明的学术立场反映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大冲撞时期，也是中国社会面对千古未遇之变化的时期。外国势力的入侵，历次战争的失败，生灵涂炭、割地赔款、民生凋敝;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清朝帝制，也开始了军阀混战，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的加深，中国处于国运衰败、民族危亡的关头。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哲学和社会科学被介绍到中国来，社会学也随之引入中国。所以，社会学从传入之时就面对着一个历史期待——深入研究中国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以寻求民族自强、国运重振之道。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接受了民族和国家赋予的责任。在五四运动、大革命、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之中，都能看到中国知识界人士(包括社会学者)的参与。正如韩明谟所说的，“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近代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起来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地主王朝的统治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是分不开的。一门社会科学，象社会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特定的历史情况的反映。因此，社会学的内容，一定程度体现为文学家所说的‘时代的脉搏’。”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作为一门有强烈责任感的学科，中国社会学在民族存亡决战的关键时刻奋起，也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事业中有所作为，通过一代代学人的努力，确定了自己在中国学术史和学科史，包括近现代直到当代社会变迁过程的不容置疑的历史地位。百余年的曲折经历磨砺了中国社会学的学术风骨，同时也奠定了这一学科的重要传统。我很赞成曹锦清教授的观点：“我们要判定民族的未来，确定民族的立场，这是整个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③曹锦清：《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该文为作者在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新年第一次研讨会上的演讲，2011年1月8日，参见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cn/article/2011/1107/article_26098.html.同时，学术立场也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信仰问题。我想，信仰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世俗的信仰与宗教的信仰。世俗信仰植根于其世俗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文化具有的非宗教色彩的世俗底蕴，这一点可能是各种现存文化都不具有的独特之处。
世俗信仰不仅源于世俗文化的土壤，也是世俗理论的某种精华所在。中国文化的这种独特之处对有关信仰的理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许多具有世俗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就是世俗的上帝，没有上帝的民族崇拜民族。为什么崇拜呢?因为那里的‘活’有着意义。”③早在先秦时期，百家迭起、诸子争锋，世俗理论的发展异常繁盛、气象万千，基本确定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世俗化道路。尽管先秦诸子在具体观点上异质多元，但是，他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对合理制度与和谐秩序的求索，对社会避乱达治、长盛不衰之道的探寻，表达了一种共同理想。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中的世俗信仰包含着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宏阔的历史视野，对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和回答，对“天下大同”的美好追求。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对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具有某种崇高、神圣的意味。
二、农村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贡献
中国社会学从早期朦胧中起步，随着中国踏上近现代进程开始了自己的叙事。农村社会学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成长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农村社会学经历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体现着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学术品质。
1.以本土化中国化为旨向的农村社会学
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旨向是我国农村社会学的一贯基调，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或是方法运用方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一鲜明的风格。
譬如，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早期社区学派确定的学术旨向是：农村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基层社区。……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事实上，这一旨向是费老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基础。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江村经济》一著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开创一个新风气，“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看重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认为“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是最艰巨的，并强调“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马氏因之将中国社区研究视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形成。这种从一个个村落的研究积累逐渐扩展到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后来被Firth称为“微型社会学”，再后来被Freedman称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期”。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社区研究在引入功能主义理论、田野调查等方法和社区研究策略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又如，李景汉的社会调查研究也是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一个典范。他所做的大量社会调查中，定县调查尤为经典。他根据第一手资料明确指出，土地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尤为严重而急切，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若土地问题不得到解决，农业经济就会发生危机，整个社会经济亦将陷于崩溃。“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中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报告》，《社会科学》第1卷第2、3期，1936年。通过实地调查李景汉对土地问题、土地制度、农村、农民以及政府、政党及革命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极为深刻的认识。
再如，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明确认识到：“只有通过本土化、中国化的途径，才能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开花、结果。”郑杭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重要性的代表性人物。1938年他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理论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新阶段》，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对中国社会学的民族特性、中国特性和中国特点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坚持并推进了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旨向。“三十年来，农村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相伴相随，其研究内容日益广泛和深入。其中既有宏观层面的考察，也有微观层面的探索，可以说，时至今日，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覆盖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国社会的巨变，农村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农村社会学研究者给予了深入观察和追踪研究。例如，土地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准单位制”结束，所有制关系的多样性，农民职业结构的日趋多样化，农村新阶层(如农民工阶层、雇佣工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等)的特点及影响，农村组织及其关系的日趋复杂，村民委员会自治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农村基层组织的分类、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等研究。此外，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涉及了流动人口、农民工群体、户籍制度、农民工与市民、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农村留守人群(留守家庭、妇女、儿童、老人等)、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研究，等等。
2.追求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农村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在这一领域得到了突出体现。农村社会学对于反映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具体性和特殊性，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的本土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解释。具体地说，在知识性的载体和实体性的载体这两个方面，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都直接得益于农村社会学的不懈努力。
首先，就知识性载体而言，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积淀。早期中国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派，在农村社会研究和调查过程中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上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及生育制度理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阶级理论和矛盾论及实践论等等。在社会调查方法上运用并改造了功能主义方法、田野工作法、社区研究法、个案方法等，并形成了更有本土特点的具体方法，如毛泽东提出并使用的典型调查法、座谈会法，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发展具有原创性的贡献。他亲自进行的中国农村实地调查就有30余次，如《寻乌调查》(1930)、《兴国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3)、《才溪乡调查》(1933)等。毛泽东坚持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1页。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建，农村社会学翻开了新的一页。譬如，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农民的思想观念(传统道德、婚姻、生育、礼仪、时间等观念)以及竞争观、乡土观、知识观和人生观，还有文化、社会化、社会交往、社会变迁等，都涉及到了基础层面的理论研究。在中层理论研究方面，涉及了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经济结构、收入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职业结构、社会资本、精英类型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模式、途径、样态等研究。同时，农村社会学对分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如家庭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乡村治理学、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亦有重要贡献。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在社会调查方法方面，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不仅奠定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共同基础，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元化、个性化的深厚来源。所以，农村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成为了最具新意和探索价值的一个领域。如比较研究方法、历史方法、各种社会调查、各种社会实验以及实地观察法、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等。在定性方法方面，则注重引入和发展人类学的方法(田野工作法、民族志、访谈法、观察法、个案法)，对实地素材给予深度解析。在定量方法方面采用了各种研究技术，如调查技术、抽样技术、统计方法和技术等。同时，农村社会学也紧跟大数据时代的定量要求，依托国内各类数据库资源，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logistic模型等)，对农村社会宏观层面现象(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教育、人口变化，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层现象，区位特点、区域差距等)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明显强化，也为农村社会的政策对策制定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依据。
其次，就实体性载体而言，从事农村研究的本土学者形成了学术群体和共同体，不断推动着具有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中国学派的发展。早期农村社会学已经对社会学中国学派做出了卓越贡献，如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等，都是与农村社会学研究直接联系的。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推进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壮大。譬如，人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通过家族与宗族组织等现象及其深层结构和功能需求分析，涉及了心理、文化、历史、制度及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等领域。又如，政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围绕乡村治理问题，对村民自治、村级选举、农民政治参与、乡村关系、乡村治理类型以及乡镇政府的地位和角色、财政来源、运行困境与基层治理危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社会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在专业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更全面的作用，如在高校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编写和出版《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社会调查》国家级教材、建设农村社会学国家级精品课程和教学团队、在农村发展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建立农村社会研究平台等。在学术方面，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催生了多个分支领域，形成了农村发展、“三农”问题理论、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农村基层政权、乡村演变、乡村社区治理等研究，凝练出农村社会学的众多分支理论。农村社会学这种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很大程度上使社会学知识体系不再囿于纸上，从而体现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的特征。
3.农村社会学的社会责任和学术担当
农村社会学有着特殊的天然品质，这就是它的乡土性和民族性，这是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难以比拟的特质。因而也就不奇怪，一代又一代农村研究者将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视为当然责任，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如梁漱溟身处民族存亡之时，清楚地认识到“实民族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命运”，“……故必从头作起。由此开展出来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组织，为人类以前所无。”②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6、23页。他坚信“中国历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转变，社会要有一大改造，正须以奔赴远大理想来解决眼前问题。抑今日实到了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期，社会改造没有那一国能逃。”②梁氏将自己对本土文化的虔敬之情、对民族命运的赤诚之心倾注到了农村社会研究中，不仅是乡村建设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及新儒学代表人物。虽然他一生并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却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个传奇。
费孝通对自己早年的研究(如《江村经济》)很自谦，称之为一棵“无心种下的杨柳”，但其意义被视为“人类学跨过‘野蛮’进入‘文明’进行一次实地探索”。④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正是费老怀有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促成了他在学术上的远大志向，这就是通过“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走出的道路，把研究文明国家的社会文化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奋斗目标，④进而抹平“文野之别”。费老的学术实践开辟了从异文化迈向本土文化、从“野蛮社会”迈向“文明社会”的研究道路，因而成为了社会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费老后来用“和而不同”这四个字来概括我国文化研究过程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费孝通：《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文化自觉”的先河，这一过程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陈翰笙是农村社会学的又一典范。上世纪20年代，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他开始着手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明确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症结，进而确定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并指明其发展道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他主持了江苏、河北、广东的农村经济调查，形成的基本结论是：大地主是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因素，“现在中国的贫农，难有增加其土地之望。……国有及公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掠夺，他们非法的然而在事实上垄断了这些土地的地租。”“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参见《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4、59页。并指出：“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陈翰笙：《30年代的农村调查》，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诚如曹锦清所言：“回顾这六十年，复兴不可阻挡，我们要确立这个信心。中华民族要重新回到她曾经拥有的亚洲位置，这个趋势不可阻挡，这个目标一日不实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前的思维运动就不会停息，这是近代告诉我们的。”曹锦清：《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该文为作者在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新年第一次研讨会上的演讲，2011年1月8日，参见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cn/article/2011/1107/article_26098.html.当代农村社会学不仅秉承了学界先贤们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而且以更大的勇气对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城乡社会变迁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的两个侧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始终发挥着复杂的影响，这就使得理论视野更为开阔、研究内容方面更具涵盖力。在当代农村社会学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的重新思考中，可以看到这一变化。
首先，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可以说是以往城镇化困境和挑战的关键，并仍然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土地制度的调整包括土地流转等都会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转移，应当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获得更为合理的收益，促使农业用地实现适当规模化。其次，农业和农民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安全的一个大问题，这就使构建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村职业体系显得愈加紧迫。我国农业需要实现重大转变，形成规模生产和经营，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使“维系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和“促进食品安全的本地化食物体系”成为现实。再有，农村问题。在本世纪中期实现75%城镇化率、达到中级城市型社会，是中国城市化具有现实性的目标。要达到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76%～90%之间)和完全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90%)，必然受到人口规模和其他国情的限制。因此，新型城市化应当是新型城镇与亮丽乡村的并行建设的过程。此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其核心是农民市民化，其路径可分为“被动城镇化”和“主动城镇化”;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应淡化户口价值，将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利益进行分解。应促成城市中三大人口群体(即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在社会利益上的基本协调，推动三元化利益格局的柔化和同化趋向，不断增进“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化，是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必须的过程。郑杭生：《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红旗文稿》2013年第20期;李强：《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河北学刊》2013年第4期;李强、胡宝荣：《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钟涨宝、聂建亮：《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经济体制改革》2012年第1期;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出版社，2004年;曹锦清：《当前农村研究中的真问题》，《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杨敏：《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三农”发展格局》，《学术论坛》2013年第9期。
结语
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这一学科的学术取向、学术根基和学术立场等基本共识仍在继续凝练和提升。1997年，费孝通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理念，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同。2009年，郑杭生倡导“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学科特殊表现;2013年又论述了“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并指出这三个“再”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在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3年7月20日。从文化自觉到理论自觉又到“三个再”，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基调不断明晰和强化。当代中国社会学不会再囿于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
中国社会仍在持续的快速发展。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时期，我们将目睹新型城镇化、城乡社会变迁、城乡关系调整的新阶段，农村社会学将再次面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并在重新思考和研究中凝练出新的知识结晶，这种努力将使西方现代性叙事的话语支配地位走向终结，确立起城乡社会变迁研究以及整个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叙事和话语体系，中国农村社会将随之进一步展露前所未有的新容颜，真正迎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的发展时期。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针对传统的讲授式宪法学教学方法存在的教学内容抽象、方式单一、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结合目前地方高校推进法律教学改革，提高法律教学质量，引入案例教学法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同时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法律职业素养，提高实践能力等。
【关键词】宪法学教学；案例教学法；教学质量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和最大的法律效力。宪法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时代。当前，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信仰法律，坚守法治，成为了我国公民政治生活中的新常态。宪法学作为法学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宪法学的教学关系着如何在当代大学生心目中树立宪法的权威，做到自觉遵守宪法。传统的宪法学教学重理论，轻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个人能力培养，影响了宪法学的实际教学效果。因此，如何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宪法学教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传统宪法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抽象
传统宪法教学方式由教师指定一本教材，并围绕指定教材编写讲义、制定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复杂多样，既有国家性质、政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与精神文明建设、公民的权利等重大理论问题，又有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繁琐的宪法规定，同时还包括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很多制度问题，理论性强，内容繁多且很抽象。对于刚走进大学的新生来说，学习起来非常吃力。大多数学生学习宪法就是死记硬背，感到枯燥乏味，找不到学习的兴趣，缺乏积极性，从而导致学生对宪法的学习产生厌烦情绪。
2.教学方式单一
目前，宪法学教学采用传统课堂讲授，教学方式为演绎法，课程具体内容的讲解不是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而是以讲解法律概念为始点，然后系统地讲授理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采用自上而下灌输的教学模式，多数情况下教师的授课只是从理论到理论，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很少，学生处于被动接受既定宪法知识的地位，对教师的依赖性很强。首先，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内容抽象且容易脱离实际，会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宪法的兴趣，只靠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而不能理解宪法学理论的真正内涵。其次，这种教学方法教师占有主导地位，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教学方法进行理论授课，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忽视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究，压抑学生的创新思维，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从而影响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
3.理论脱离实际
目前，宪法学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主要进行晦涩而复杂的宪法理论讲解。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对宪法学学习缺乏积极性。现行宪法学教材，大多以宪法法典以及相关的宪法文件为依据进行内容的编排，使得教学过程中，教师进行教条式的讲解，而不重视对宪法案例或事例的介绍和探讨。对宪法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与运用理论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只掌握抽象的宪法理论，而不能分析和解决实际的宪法问题，最终会导致理论脱离实际，满足不了实践的需求。
二、案例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应用
案例教学法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的，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学习者知识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即将已经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作为个案形式让学习者去分析和研究，并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提高学习者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打破传统宪法学教学方法单纯理论说教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增强学生对宪法内容的理解程度的同时又提高了学生在实践中的运用能力。
1.宪法案例选择
案例的选择是案例教学法实施的关键。宪法案例要选择国内外经典的、有代表性的案例。比如，通过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让学生了解并掌握违宪审查的基本原理；选择“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来引发学生对法律平等保护的思考；结合德国宪政“西南重组案”让学生加深对各国国家结构形式的了解等。国内也有很多经典的宪法案例，比如，在社会各界引发激烈争论的齐玉苓案，通过该案可以让学生了解宪法适用及相关问题；通过引入云南“躲猫猫”事件，来讲解公民监督权的内涵及在实践中的运用问题；还可引入赵作海案、许霆案、孙志刚案、成都自焚抗拆事件、山西煤矿整合事件、上海“钓鱼执法”案件等在国内影响较大，全民关注度较高的案件来讲解相应的宪法理论，从而提高对相应宪法规范运用的认识。
2.上课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教师要在正确理解宪法案例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多的寻找与案例相关的法条或宪法性文件。其次，教师在上课前要针对选择的宪法案例设计问題，便于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对相应问题的思考，给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营造更多的空间，也可避免因学生对案例的分析不到位而导致讨论尴尬的现象发生。第三，教师应在每次上课前，将相关案例提前布置给学生，让学生提前熟知案例，事先查找、了解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以便在课堂上进行有准备的讨论。
3.课堂讨论
首先，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进行分组讨论。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有序的、有条理的按照一定的逻辑展开讨论。学生应积极地参与案例的讨论，对案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做出准确判断，并且能够提出相应的对策或找到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最后，教师要严格控制讨论的时间，尊重学生对案例的分析，且适时地给发言学生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激励，把控讨论的节奏和焦点。
4.案例模拟
宪法案例模拟是宪法案例教学的最高层次。宪法案例模拟，是指以宪法案例为蓝本，由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拟宪法事例发生的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促使其将掌握的知识转化为能力。在宪法案例模拟过程中，教师应掌控课堂气氛和模拟进度，记录学生模拟表演的闪光点及存在的问题，为点评做准备。通过对宪法事例的模拟，激活了宪法知识，培养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协调能力。
5.案例总结
在学生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模拟结束后，教师要对模拟和讨论的重点、难点和如何将宪法理论知识运用到相应的宪法案例中等问题进行总结。总结时应当避免主观臆断，对学生发表的意见不能简单用“对或错”来判断，以免打击学生的积极性。对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应给予积极评价，以激励学生积极的参与以后的讨论。
三、实施案例教学法需注意的问题
虽然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能很好的激发学生学习宪法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但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讲授式的教学方法，应将两种教学方式的优势相结合，力爭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同时，在互联网、多媒体等信息化时代，应当发挥现代各种网络教学资源的优势，将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同多媒体、网络等多种资源进行整合，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1.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相结合
案例教学法的目的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促使学生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进而培养逻辑推理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能够完整地、全面的灌输宪法学理论知识，从而形成法律思维。两种教学方式各有优缺点，不能把任何一个的作用扩大化、绝对化，而应使两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以满足法制建设新形势下对综合素质较高的法律人才的需求。
2.培养法律意识，提高综合素质
目前，地方高校推进法律教学改革，提高法律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培养大学生法的法律意识，提高综合素质。传统的教学方式存在教学内容抽象、方式单一、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这将不利于大学生法律意识以及法律综合素质的形成。而宪法案例教学法强调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能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宪法案例之中，亲身体会案情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和做出最终裁判的依据。这样能激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兴趣，提高法律推理能力，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促进多元化信息技术与宪法案例教学的整合
当今社会信息多元化，采用信息技术对宪法案例教学法进行整合相当重要，将宪法案例通过计算机技术，应用图文、音画、视频等手段，进行形象化的展示，对于化解宪法教学中的疑难问题相当有效。宪法教学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平台，把平时难得见到的典型案例、背景资料、宪法文库等变成常用的学习资料；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建立QQ群、微信群或通过电子邮箱联系方式，事先把相关的宪法案例或宪法视频的网络地址留给学生，让学生在课余时间事先预习或观看案例或视频。学生在课前观看或分析相关宪法案例或事例的基础上，课堂上直接就准备的观点或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分析。此外，课余时间，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在网络论坛或QQ上互动交流，对案件进行探讨，学生可以通过发手机微信的方式向教师发表自己对案例的看法。这种多媒体网络带来的教学手段的丰富，延展了教学时间和空间，大大提高了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有效性，提高了教学活动的效率。
四、结语
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大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这是对我们宪法教育工作者的鞭策，也是对广大学生的期望。针对传统的讲授式宪法学教学方法存在的教学内容抽象、方式单一、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引入案例教学法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同时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法律职业素养，提高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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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菲菲.宪法案例教学的探索[J].新课程研究，2015（04）：65-67
[3]陈庆.赵志梅.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03）：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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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橄.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J].经济研究导刊，2012（09）：254
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第3篇
右手拎着古驰（GUCCI）包，身穿红白长衫的小女孩跟随她的明星妈妈参加在香港举办的2018巴塞尔艺术展，身后还有一位女摄影师为她们拍照。小女孩面对着裸露的乳房，满载欲望的情杀，遮遮掩掩的中国传统屏风构筑的雕塑，东望望，西望望。
已進入第六届的巴塞尔艺术展一如既往地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场馆内是组织者、策展人和画廊构建的展览和叙事，场外则是流动的生活影像。在这个艺术场域里，展览的重要细胞是画廊，而画廊的核心是艺术家和其创作的艺术品，是整个画廊市场行为的重中之重。画廊需要面对的是整合艺术家的资源，关注的是如何与该画廊的艺术家建立好双向共赢的关系，此种紧密关系将会影响画廊实现其自身的目标和使命，这也是公共关系中所讲的内部关系（Internal Relations）的一部分。那么，到底画廊与艺术家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硕大的巴赛尔艺术展展板悬挂在展厅的显耀位置，导演胡刘斌先生注意到展板右下角的UBS（瑞银集团）标志。他说：这个UBS就像一个印章，一个落款，它好像是巴塞尔展览的作者。他认为如果UBS成为使这个展览得以与大众见面的最重要力量，就需要我们加以警惕。事实上，UBS自1994年起一直是巴塞尔艺术展的主要合作伙伴，到2018年为止已合作过24年。在这个艺术场域里，策展人、画廊、艺术家、买家、评论家等多种角色登台演绎。他们在艺术理念、权力、资金的三方角逐下，促成某种艺术的品味和趋势，延续艺术市场和产业的发展。《纽约时报》艺术批评家霍兰德科特（Holland Cotter）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到：“艺术产业意味着高价画廊、拍卖行与掌握艺术市场的收藏家们之间的联系……从权力的角度来说，权力分配的比例是颠倒的，以至于艺术界的基本功能已沦为劳动力源头。”法国著名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强调说：这整个场域是一个完全的“共谋”结构。
曾被法国艺术界多位知名人士签署公开信抵制的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出现在卓纳画廊展位前，获得众多媒体和粉丝的簇拥。法国艺术界人士曾敦促巴黎政府拒绝杰夫·昆斯赠予该市的作品《郁金香花束》（Bouquet of Tulips）。这件超大型的雕塑原本是为了纪念2015年巴黎Bataclan音乐厅恐怖袭击案的受害者而作，到目前为止仍处在争议之中。展览中也不乏众多娱乐明星的身影，包括周杰伦、吕良伟、李嘉欣、袁咏仪和张智霖夫妇等。新电影《Mirror Cookie》的导演Sophia Al-Maria与备受争议的女演员白灵在展览现场对话。白灵在该电影中饰演一位超现实的自己，重复地卷入名流、暴力、疯狂和纵欲、救世与毁灭等场景中。
艺术家用自己的感官去感知，并用多种物料展现人们未曾发觉的世界。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都是他/她感知的一种再现和重构。当欣赏者遇到看似普通的玻璃容器盛满水时，该玻璃材质可能是创作者经过不断尝试和组合多种物料创造设计而成的，艺术品则在不同的场域下承载着某种理念和构想。在艺术展览场域里，画廊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向参观者们解释着艺术家的背景和复杂的创作经历，试图还原艺术家的原始创作冲动。全球顶尖的高古轩画廊连续第六次参加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其代理的艺术家曾梵志专门为该画廊创作了油画作品《8》，早早地以数万美元的价格卖出。这种定制油画的合作关系，体现出了该画廊与曾梵志的紧密关系。众所周知，曾梵志的“面具系列”作品《最后的晚餐》曾以1.8亿港元成交，创造了目前为止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最高成交价。导演胡刘斌认为：“虽然我们不能苛求纯粹与金钱无关的艺术，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艺术与金钱是没有关系的。而当下的语境一直强调艺术需要良性的商业循环才能发展，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时候。”旅居北京的艺术家九口走召则对画廊和艺术家的关系比喻为婚姻，是一种关系的确立，利益的共享，责任的共担，还有之间的维护。
来自纽约的Acquavella Galleries是家族式的画廊，曾与英国艺术家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有长达20年之久的合作关系。法国画家和野兽派的创始人亨利·马谛斯（Henri Matisse）之子Pierre Matisse逝世后，1990年该画廊的负责人William Acquavella与苏富比合作，以1亿5300万美元买下Pierre Matisse Gallery画廊的所有资产，这笔巨额交易，奠定了该画廊发展的基础。显而易见，画廊的负责人需有极佳的投资眼光。Acquavella画廊总负责人，年近80岁的长者Michael Findlay向笔者表示：“参观者中很多人并不懂得欣赏好的艺术，大多数只是走一走，看一看。好的艺术作品需要慢慢欣赏。很多人买了画作，就马上卖掉赚钱，失去了欣赏作品的机会。好的艺术作品是可以值得收藏数十年，挂在家里慢慢地欣赏。”导演胡刘斌则分享到：好的艺术品意义指向不应过于明确，过于明确的指向会束缚欣赏者，会使艺术家和观众的关系过于简化。他强调艺术品最终应该能够启迪观众，带来无限空间的可能性。
另一个来自美国纽约的画廊Metro Pictures，与艺术家的关系可谓深之又深，他们的展品全部是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的作品。辛迪·舍曼是美国著名摄影家，以自己出演所有摄影作品中的主角为特点，并获得艺术界的认可。她的作品吸引人的是独特影像的生成方式。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黄专这样评价辛迪·舍曼，“她将她的摄影工作室变成为一个电影棚，用几乎和拍摄电影一样复杂的方式拍摄图片，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所有拍摄电影需要的角色：从导演、编剧、摄像到灯光、舞台、化妆设计，甚至演员都由她自己担当，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作品是纯粹自恋性的，相反，她以图像的方式使电影这门高度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大众视觉媒介成功地获得了某种新的视觉穿透力和社会批判属性。”事实上，Metro Pictures画廊的拥有者一直与辛迪·舍曼保持着牢固的友谊，他们是数十年的密友，经常在一起聚餐。只要摄影家辛迪·舍曼有新的作品，他们会第一时间推出和宣传。这种牢固的私人关系和友谊捆绑在整个作品的生成和推广环节。导演胡刘斌解释到：画廊和艺术家其实是相互共生的关系。画廊应承担更多的教育和培养的工作，它是欣赏者和创作者的一个桥梁，需要把先锋和优秀的艺术推广于大众并教育大众。这种共生关系其实是对整个艺术氛围的培养和创作者的双重促进。画廊与艺术家这种婚姻式的共生关系是艺术作品得以逐步被精英大众接受的基石。
笔者有幸采访了香港巴塞尔光映现场策展人李振华先生，他也分享了对艺术的一些看法：“艺术无处不在，而审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活中优雅的小美感就是艺术，它是方方面面存在的，在于怎么去发现。”提到艺术品的收藏，他说所有的收藏应有其内在逻辑，而当今的文化收藏是缺乏清晰目的的。他欣赏当代艺术家用毕生精力去做一些普罗大众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东西，去发现和探索未曾知晓的东西。他建议艺术家应多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他自己作为策展人的角色定位，都要深思艺术和非艺术的区别。他认为一座城市的风景是离不开人的，是由流动的东西串起来，是人和人的联系，是与图像和记忆息息相关的瞬间。试想是不是所有的物质之间都有裂缝，物质之间也会透过光？与李振华先生谈论艺术，笔者很容易被他的话语带入画面感相当丰富的图像中，循序畅游。其反思和细腻的言语，也是艺术家敏锐嗅觉的再现。
展覽中来自新加坡的STPI画廊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个画廊的特点是展出其创意工作坊中纸质和印刷品为主的艺术作品。他们的创意工作坊是与多位艺术家合作，探索实验性质的印刷和造纸技术，共同进行艺术创作。艺术作品的所有权属于该画廊，而艺术家则在作品被买家收藏后获得一定比例的回报。其中极具国际市场潜力的艺术家Dinh Q. Lê（黎光定）就与该画廊合作，该画廊工作人员参与编织他的艺术作品。Dinh Q. Lê出身于越南，10岁时移民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他隔着大洲大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待越南战争，并以摄影及越南民间传统草席编织手法，将越战时期受害者的黑白照片切割后重新编织，与寺庙影像结合，合成一个全新的视觉影像语言，借以引起大众对于越南战争更多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艺术文化中心主任兼教师董佳女士把画廊形容为经纪公司，代理兜售知名艺术家的作品，也在寻找青年艺术家。而展览的意义，她认为只要通过现场传达出思考和问题，就是有意义的。艺术家九口走召认为：“艺术没有高低之分，而是多层面多方向的，更像个球，你永远看不到所有的面，照顾不到所有人，所以不管怎样，存在即合理，艺博会会在在意艺博会的人那里生效。”
高古轩画廊、Acquavella画廊、Metro Pictures画廊、STPI画廊只是艺术产业中的一个缩影，他们谨慎地处理与艺术家的关系，并在艺术场域中担当代理人的角色。那如果画廊与艺术家这样一段长时间的“婚姻”关系破裂，利益的分割将会如何变化？笔者也许需要先成为一名有故事的艺术家才行。
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第4篇
[收稿日期]20100319
[基金项目] 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学分制下高校学业考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陕教高〔2007〕68号)
[作者简介]田建荣(1964),男,陕西彬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和考试理论研究。
[摘 要]从学生、学校、社会以及文化传统四个层面探微,认为高校学业考试作弊是学校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以追求分数为表象,以追逐位置和争夺资本为目的的主动“求生”策略,他们用异常的方式表达了对教育教学公平的渴望。而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对学生“超越”和偏离学校规章制度负有责任,反映了高校在教育理念、教学质量观、人才观、学生观等方面的迷失。当然,学历社会、考试社会中考试功能的畸变以及文化传统中重视考试的教育价值取向也隐含了高校教育逐渐由知识到标签的异化之路。对其防治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和长期性的过程。
[关键词]学业考试作弊;场域;学历社会;文化传统
考试作弊现象源远流长,它伴随着考试制度的诞生而出现。当今,学业考试作弊已经成为高等院校校园里一种频频发生的现象。这不仅违背了正常的教育规律,背离了考试目的,影响了教学质量评估的可靠性及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危及整个学校良好学风和校风的形成,助长了学生不良习气的养成。本文试从学生、学校、社会以及文化传统四个层面探析产生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原因,以期获得有效的解决策略。
一、学生:以分数争夺“场域”中的位置与资本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筑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不同位置上的各种力量不断地展开彼此间的博弈和争夺,“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1]。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利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力图对各种资本和权力进行垄断,并强加一种对自身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在各种场域之中不断地对场域规则进行内化,进而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使自己与场域规则协调一致,从而能在被场域物理空间容纳的同时,进入到其意义场域之中。在学校场域中,学生一进入学校,就从教师、家长那里体会到一个通用的准则:考试成绩是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主要乃至唯一标准。学生也切实感受到,考试成绩关涉奖学金、各类单项奖的评定,优秀学生、优秀干部的评选,学位的授予,研究生的保送,入党问题的考察,等等,一大堆和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无不牵涉到学业考试成绩。当分数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严重挂钩,并被扭曲为衡量学生的核心杠杆时,学生的学习领域也变得世俗和功利起来。
在学校,学生考试分数如何,首先决定着他们在班级场域中位置的高低和享受有限资源的多寡。在班级场域中,好成绩拥有者大约等于强势群体,那些考试成绩差的学生相应地就成了弱势群体,后者属于班级场域中资源的较少拥有者。弱势地位的学生或感觉到自己即将被置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为避免被清除在场外,“他们在遵守场域的入场规则的同时,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采取行动,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甚至部分地或彻底地改变场域的固有规则”[2]。出于对班级中有限资源的争夺,他们不会放弃每一个可利用的机遇来增加自己所拥有的资本,于是作弊行为如影随形,同考试相生相伴。学生通过这些“合乎情理”的行为,在短时期内就可以赢得老师的表扬、同学的认可、家长的满意,扩大自己在班级的影响力,拥有更多的资本,在存在于班级场域的物理空间的同时,进入更具有实质性质的意义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业考试作弊,是学生为了获得班级中某一位置而采取的手段,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为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而采取的行动,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部分地或彻底地改变场域的固有规则主动寻求生存的策略。也就是说,学生的这种位置追逐和资本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公平的缺失以及管理制度上的僵化。当我们慨叹学生的作弊行为时,应当心平气和地反思日常教育行为是否曾经有意无意地将本来就少有资本的学生置于弱势群体的地位。事实上,透过作弊学生的行为,不仅可以看出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对自己生存境遇的无奈和抗争,同时也可看出他们对生存策略的主动寻求和体验。
二、学校: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
社会偏离理论认为,由于规范的僵化和个人的主观因素等原因会导致个人偏离社会,即超越社会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去行动。制度和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保守性,规范总是落后于行为的变化。当规范成为限制人们行动的僵化模式、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时,人们就会冲破规范的束缚去行动,就会导致人们的越轨行为。错误理念指导下的僵化了的制度规范其危害性更大,也更容易诱发人的越轨行为。
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反映了高校在教育教学及管理制度上的僵化,特别是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虽然高校普遍采用了“学分制”管理,注重对学生进行“综合考评”,但是目前仍未能建立起科学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学生综合能力及素质考核评价体系。为了简化工作,保持评价的“客观公正”,许多教师在评价学生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分数高就是“硬道理”,结果造成衡量学生优劣的标准简化为学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可以反映学生的能力,但反映的只是一部分能力,并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素质。过分迷信考试,一份期末试卷成绩就成为评判学生在整个学期所付全部努力的唯一标准,这既不真实,也难以使学生信服。唯分数论的评价体系对学生作弊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学校一切以分数论,成绩好的学生总是倍受青睐;有些学校甚至将学生的考试成绩和任课教师的业绩、评聘、声名相挂钩;社会用人单位也只知道考高分的学生就是好学生,把学业成绩作为衡量人才的硬指标。当分数成为评价学生最有力的武器时,考分无疑被学生视为“命根”。考试一旦和学生(教师)的诸多利益挂靠,考试的反作弊力度将被削弱。
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也反映了高校考试形式的僵化、考试改革的迟缓。“高等学校学业成绩考试不仅是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教育中的许多职能正是因为有了考试而得到充分发挥”[3]。然而,考试是一把利弊兼具的锋利的“双刃剑”,在考试正面功能充分发挥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日渐显著。“人们深知考试具有不少消极的影响,但却无法取消考试”,“正确的做法不应是取消考试,而应不断对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加以更新和改革”[4]。但是,“我国高校长期以来不重视学业考试的改革和职能发挥,教学中存在考试内容陈旧、考试形式与方法单一、考试后无反馈等问题”[5]。尤其是在准确评定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后所形成的能力、素质,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方面,目前的考试方式还存在诸多有待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考试的形式及试题的类型,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会引起学生不同的学习方式。在功利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每次学业考试中学生、教师都特别关心能否顺利通过。尤其是学生,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取得学分以及其他众多利益。作为教师,既要遵从学校的教学管理规定,以便年终考核时能顺利通过,又要迎合学生,以便在“学生评教”中能顺利过关,所以他不得不选择固守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考试方式,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降低考试及格的要求,以便使学校和学生两方面都满意,于是形成了一个“教师讲笔记,学生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教学考试怪圈。显然,这种检测方式是达不到评定学生真实学习水平目的的,也不符合当今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
无论是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还是高校考试形式的僵化、考试改革的迟缓,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在教育理念、教学质量观、人才观、学生观等方面的迷失,反映了高校教育中存在的急功近利现象。当前的高校学业考试,正如布迪厄所言,“考试的逻辑在‘被录取者’和‘被淘汰者’之间,更加戏剧性的是,在会考的最后一名录取者和最前面一名淘汰者之间造成了绝对的不连续性”[6]。按学业成绩分等级区别对待学生,使学生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不均等,造成学生群体的两极分化,这已严重背离了教育为“人”的目的,违背了教育公平的理念,也诱发了考试作弊行为。“教育不仅仅要使人学会做事(to do),更重要的是使人学会做人(to be)”[7],而这个“人”不是千方百计获取高分的人。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体系及僵化的考试形式是高校教育异化的表现,还进一步加重了高等教育异化的深度。
三、学历社会、考试社会:考试功能的畸变
无论是学生的学习领域变得世俗功利,还是高等学校的急功近利,无不受到社会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学历社会、考试社会之下,社会的用人价值取向——考试成为一个“标杆”,文凭已是工作定向、职称提升和收入提高的敲门砖,这种引人注目的“文凭唯上”观念,潜移默化地指导了社会的价值取向。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学历、文凭的心态和倾向,即“学历社会”、“学历主义”。
学历社会“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用标准化、客观化的手段选拔人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置疑。但学历社会也带来了应试教育、功利教育、高学历消费等诸多弊端”[8]。学历社会的产生既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需求和教育大发展有关,也与人们争夺身份地位、权力和财富有关。当今社会,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提升阶层地位的措施和流动渠道,诱使各个群体竭尽所能地为教育投资,让他们的子女拼命追求高学历,千方百计进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一流大学、一流企业……为了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和人们的受教育热情,“学历社会”通过学校教育制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以考试分数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指标。在就业市场上,许多用人单位也明确标出“专业排名前10%”、“获专业奖学金”等录用条件。大学生就业上,分数可以决定其前途和命运,这就造成了学校为追求数量和效益,单方面抓学习成绩;学生为了在将来的求职市场上居于有利位置,想尽千方百计获取高分。时下教育目标在许多人的眼里已简单化为获得学历、文凭的“敲门砖”,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校园里“考证风”盛行,“逃学为上课”(逃思政课,上外语、计算机课)现象到处可见。功利性过重导致的直接后果还从根本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积极性,使学习成为一件被迫去做的痛苦的事情,使学校教育距离其本意越行越远,高校学业考试的功能也发生了畸变。学历社会下,教育的目的从旨在获得职业与生活所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转变成旨在获得高地位的职业,文凭成为社会的最重要的通行证,考试作为选拔和获得文凭的主要手段普遍存在于并指挥教育过程,成绩或分数在教育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这样,很容易产生激烈的考试竞争以及大量被迫为考试而学习的厌学者乃至舞弊者。
诚然,考试是现代社会育人、量人、选人的重要机制,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考试社会也有其利弊优劣,“当考试成为社会的轴心时,如果利用得当,考试社会将成为一个竞争公平有序和资源高效配置的社会。但如若将考试的选拔功能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便也可能将考试异化为社会等级划分的帮凶,将参加考试的人异化为一部迷失自我、缺乏灵性的‘考试机器’,考试社会也因此可能偏离正常轨道,走入一个盲目竞争的死胡同”[9]。考试背后隐含的是选拔贤能、能力本位的思想,因而当前的考试主要采取知识为主的质量评价标准。高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并非严格遵循知识形成能力素质,进而形成质量,并以此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理性逻辑,而是“逐渐地走上了由知识到标签的异化之路”,“高等教育已逐渐异化为一部分特定群体(具有接受高等教育资格的大学生特殊群体)获取社会‘垄断利润’的工具或手段”[10]。同时,考试功能也发生了畸变,表现为部分功能萎缩,部分功能夸大。学业考试本是检查学生德才学识、能力水平状况的一种方法,但在现实生活中,考试的推动功能、评价测量功能被片面弱化,而其选拔功能则被片面强化,考试几乎成为检测一个人具备某种资格和能力的惟一手段。在利益驱动下,许多人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必然在考试的过程中选择舞弊。
四、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考察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隐藏在学生、学校、社会背后那支巨大而无形的力量——文化传统的影响力。文化因素对社会、教育以及个人的影响是巨大、持久的。传统无可选择,正如历史无可选择一样。一个人从出生之始就要受到文化传统的包围。与人类置身特定的文化传统相类似,教育也要受制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顽强的、复杂的,就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而言,我国文化传统对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考试的传统。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是古人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和比较之后的历史选择。“唐宋以后,科举在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是贯穿帝制中国后期的一根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11]。科举制虽早在1905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的科举传统并没有因为此后的政治批判和社会运动而完全销声匿迹,它仍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我们周围”[12],与科举“无关”的现代人仍旧难以完全摆脱科举文化的影响。存在于社会和教育领域的学历主义、片面追求升学率、“状元情结”正是“科举幽灵”的现代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考试已广泛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而且基本形成了把考试结果作为教育机会获取和职业准入的重要乃至唯一依据,作为职业升迁的重要乃至唯一参考,民众因此形成了强烈而浓厚的“考试情结”,在校大学生也不例外。
其二,教育的功名化价值取向。我国一直被认为是重视教育的国家,特别是受科举取士以考促学的推动,中国古代形成了读书重学的浓厚风气。现今,读书至上的风气也并未改变。然而,我国的教育,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凝结了深重的功名化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扭曲了教育价值观和教育质量观。特别是求学与功名利禄的直接挂钩,在全社会造就了“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如今在教育系统内部,“以考试为重,以考分为重”的观念根深蒂固,仍然有许多人、许多学校把能否培养“名人”、“尖子”作为判断教育价值的基本尺度,人们普遍认为好成绩才能有好前途。学生自己也希望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家长,为自己扬眉。他们由于担负着太多的希望,承载着太重的压力,尤其是当他们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因成绩不同而得到的待遇差异时,心理难免失衡,行为也难免出现偏差。
其三,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特征。我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特点在于注意整体与过程,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传统教育中统一的人才观。在大一统专制的巨大力量下,这种整体性思维、统一的人才观延续至今,致使人们在思考、认识教育的过程中,不能设计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的教育目标,而仅仅以“圣人”“全面发展”的整体目标规范一切受教育者。人才观决定考试观,注重整体、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思维模式导致教育多采用僵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的组织管理方面,偏好搞“一刀切”,如统一教学形式、统一考试、统一答案,给人才培养造成极大的不利。统一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学对象整齐划一,缺乏个性,统一的标准考试要求大学生采取相同的学习方式,忽略了学生学习的差异性,导致部分学生厌学、厌考,应付考试。
其四,求稳喜静、注重传统的心理。客观自然环境造成了古代中国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农耕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条件,艰苦的生活使得中国人具有极强的韧性和耐心,加之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制,社会状态相对停滞,这些都决定了中华民族求稳喜静的性格和注重传统的心理。“以老为宝”的价值取向与浓重的权威化价值观念的锻压下,传统教育从价值取向到内容到方法,乃至师生的心态无不烙上尊古、注重适应的印记。当代高校教育强调对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的培养,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人士,对于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都越来越强调,而这种“适应”却被很多学生所误解。适应是具有选择性的,对那些腐朽丑恶的社会行为和现象,不仅不能去适应,而且要坚决地进行批判和改造。面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过多而盲目地强调对社会的适应,使学生从以前的谴责逐渐转向“适应”,这是有大问题的。一旦学生形成了与不良社会行为相适应的人格特征,作弊这一明显并非单纯的教育现象便拥有了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生长空间。
总之,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的原因是多层次的、极其复杂的,不仅是学生、学校、社会功利化倾向的结果,而且深受文化传统因素的制约。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的产生也不是一朝一夕,单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它的存在有着极其深厚、复杂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它始终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息息相关,当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及人们的高等教育意识还不足以为消灭作弊提供坚实基础时,那么,从根本上杜绝考试作弊必然会受到限制。因此,高校学业考试作弊现象在短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对高校学业考试作弊行为的防治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诸多方面的配合、支持和努力,也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尤其是文化传统观念中消极因素的转变与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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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建新)
An analysis of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from Sociology Perspective
TIAN Jianrong,LIU tao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tudents, colleges, socie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t puts forward that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 is a kind of survival strategy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weak in the school field to struggle for position and more resources. They express their desire for education equity in an unusual way. The score 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rigid examination type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disobeying the school rules. It reflects the lost of university in education idea, and in the concepts of teaching quality, talent, and student. Of course, the distortion of examination functions in the examination-orientated society and the educational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overemphasizes examinations in cultural traditions implies the alienated road from knowledge to label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prevention of cheating in examinations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 and a long-term process.
Key words: cheating in college examinations; field; school career-based society; cultural tradition
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对苏州市7个行政区10个不同的小区详细的调查研究，采取各种形式，对苏州社区休闲体育项目、参与休闲体育的目的、参与休闲体育的场所、休闲体育消费行为特征等作了分析和统计，表明苏州社区居民休闲体育方面消费能力有限，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意识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体育休闲场所还有待改善。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给出了完善体育服务体系的对策。
关键词：苏州社区；休闲体育；现状；对策
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推进全民健身的城镇可持续发展行动，是新世纪城镇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时代特色。各国专家和学者对休闲体育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推出大众体育发展计划，完善体育服务体系。如美国的《健康公司2000年》、英国的《90年代体育——迎接新的地平线》、新加坡的《2000年体育振兴计划》、日本的《迈向21世纪的体育振兴计划》、德国的《健身130全民健身计划》、澳大利亚的《生命在于运动》等等，都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大众体育和国民健康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我国全面健康观和全面发展观正逐渐的深入人心，人们对休闲的质与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使休闲活动更利于促进健康和促进社会发展，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北京体育大学的朱寒笑、西南师范大学的杨英对休闲体育的服务体系进行了研究。上海体育学院的莫再美对城市老年人休闲体育行为进行了研究。郭惠平等《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再思考》剖析了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存在的供求失衡。肖林鹏等的《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概念开发及结构探讨》分析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相关概念。本文通过对苏州社区休闲体育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苏州社区休闲体育服务体系的现状，并对改善苏州社区休闲服务体系现状作了详细的分析，并给出了完善体育服务体系的对策。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苏州市10个不同的小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范围涵盖古城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城郊结合部、其他市辖区及新农村小区。涉及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就业环境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群。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根据研究的需要，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收集相关论文和专著，在中国优秀学位论文数据库收集博硕学位论文，并在全外文数据库收集相关文献。并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全面了解本领域的研究现状。
1.2.2问卷调查法对于问卷的内容和结构有效性咨询过苏州大学等高校及社会体育学方面多位专家，得到普遍认可。对于问卷的发放，在2011年10月和12月先后2次对不同行政区的居民区随机发放相同的问卷，向居民发放问卷共1000份，其中回收958份，回收率为95.8％，有效问卷943份，有效率为94.3％。通过发放问卷及实地调研，准确详细地得到了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第一手资料。
1.2.3专家访谈法对江苏省体育局和苏州市体育局群体处以及苏州市各区县文体局主管群体的领导进行了专访，对目前江苏省群体工作尤其是苏州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有了较为宏观的把握。
1.2.4数理统计法将所得数据用Microsoft Excel软件和SPSS统计软件进行存储，运算和常规处理分析，找出制约苏州市社区休闲体育公共服务的因素，，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年龄分析
根据联合国人口分布原则，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分为：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此次渊查对象的年龄结构类型为偏向于青年型、成年型结构，样本分布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见表1)。21～30岁占32.66％，3l～40岁占28.10％，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表1苏州市调查居民年龄分布情况年龄(岁)20岁以下21-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0岁以上
2.2社区居民休闲项目比较
表2为苏州社区居民闲暇时间休闲项目选择。从表中可以看出苏州市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主要用于看电视、上网。选择体育运动的只有31.5％，数据表明苏州市城市居民大部分利用闲暇时间看电视、上网，通过电视和网络来获取各种信息，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意识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表2
苏州社区居民闲暇时间休闲项目选择
2.3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目的分析
表3为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主要目的比例分布。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居民强身健体目的占71.5％，娱乐放松目的的占56.3％。在城市居民的心目中运动休闲的强身健体和娱乐放松作用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休闲体育既不受限于体育竞赛的种种严格规定，也不追求高水平的运动成绩，而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形式用来度过自己的余暇时间，从而达到强身健体和娱乐放松的目的。社区居民喜欢在充满欢悦和谐的气氛中，达到增强体质、促进健康。表3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主要目的比例分布
2.4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场所
活动场所是社区居民进行健身活动的重要空间，是展开休闲体育必要的空间因素。表4为社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场所分析。从表4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对具有公益性、公共性特点的“公园、广场”、“住宅小区空地”、“单位的体育设施”、“公共体育场馆”选择表现了一定的集中趋势。社区居民休闲体育活动场所要离居住处进，无额外消费的公益性的场地设施锻炼是公众的首选。通过表4可以看出，社区居民偏好于在熟悉的环境与熟悉的人一起锻炼，追求一种大众化、团体化的锻炼氛围。发展公共体育设施是增加改善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环节，为今后的休闲体育场所建设与布局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
2.5社区居民休闲体育消费行为特征
体育消费指对体育活动的经济支出，包括实物型产品支出和观赏型产品支出，适当的体育消费是体育活动得以维持和进行的基本前提，体育消费水平也是反映体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表5为居民每月的运动休闲消费情况。
如表5所示，体育消费每月不足50元的占总数的50.3％，50-100元的占总人数的28％，300元以上的占总人数的4.6％。社区居民休闲体育消费基本基于免费的形式，体育消费水平较低。男女每月的体育消费支出上存在差异，男性的体育消费支出大于女性体育消费的支出。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为了满足广大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求，构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势在必行。苏州市经济条件好，体育生态环境也不错，根据本市实际情况，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且以落实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理念、切实保障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础，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区与满足广大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求并重的多元化、全方位的苏州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3.2建议
(1)改善社区公共活动场地。
(2)提高全民休闲健身意识。
(3)多渠道筹备资金投入。
(4)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完善。
(5)培养休闲体育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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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长对子女教育高的期待，对子女学业表现的重视，不断加大对家庭教育投资，在很早各地区均出现了很多家长陪读现象，本文主要以我校周边陪读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我校部分班主任老师为研究对象开展调查，发现我校陪读人数已超过了半数之多，陪读的主要形式是走读回家父母陪读，家长陪读的原因主要以延长学习时间和加强对孩子的管理，同时还有不少孩子不能适应学校的住宿环境而走读。通过调查发现家长在陪读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克服了重重困难、定顶住了重重压力，但依旧有不少家长表示陪读效果不佳。家长陪读的大部分目标是以严格的管理促成孩子的学业成绩、以牺牲自己的形式换得孩子高成就。当然在调查中也不乏一些家长在陪读的过程中与学生一起学习进步、与孩子一起面对问题、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促成了孩子健康人格和坚毅品格以及顽强拼搏的精神气质的形成。最后我们针对本次调查结果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如改善学校住宿条件、家长科学陪读的建议、建议学校参与组织相应活动教育学生要在陪读期间懂得感恩学习自立成就自我等。
关键词：高考;家长与孩子;陪读;
一.研究的背景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目前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高中阶段很多家长成为陪读大军的一员。特别是对于寄宿制高中，家长陪读现象更为严重，甚至有很多家长不惜放弃工作全身心陪读，家长精力和财力的大量付出，那么陪读对孩子的发展是否产生了积极作用，以及作为教育过程中的附属产物，对于学校的教学和学生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呢？为什么家长和学生选择走读？这背后有哪些原因呢？陪读现象是否有利于对学校的育人目标的达成？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的关注和研究。
在2019年6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总体要求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围绕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养人才、造福人名的工作目标，深化育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坚决扭转片面应试教育的倾向，切实提高育人水平，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来职业发展打好基础，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育人乃国之大事，现在的陪读现象在育人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很少关于和深入研究，随着陪读现象的加剧，陪读应该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高中不仅是学生学业提升的黄金期，也是学生行为习惯以及品德精神品质培养的关键期。我们的教育要培养适应社会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陪读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呢？
二.我校陪读整体情况的分析
目前我校走读学生760人左右，占学校50%左右，我校为一所寄宿制省重点高中，每年的高考成绩斐然，是金普新区高中中家长和学生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同时来到我校的学生也都是在中考中的佼佼者，家长和学生对学业和成才非常重视，随之而来的就是近几年陪读现象的增多，在调查我校班主任后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走读学生比例大概由原来的的三分之一左右徒增到二分之一左右，有的班级甚至能达到走读四分三左右，也就是班级只剩下十几二十人住校，而且我们调查后了解到目前留在学校选择住校的学生多为家里较远无法走读或者家里没有车交通不便或父母工作繁忙无法照顾孩子或经济条件工作性质不允许无法就近陪读而不得不住校，可以认为在没有走读的学生中大部分是因现实困难而无法走读才选择了住校，走读就意味着家长陪读，可见我校陪读已经成为我校的主流群体。
通过搜集的数据了解到我校陪读有几种类型：近距离家长接送型陪读，学校附近租房型陪读，附近买房子型陪读，远距离坐班车型陪读，其中家长亲子接送型陪读占比较大，其次为班车型陪读，第三位的为租房性陪读（近几年逐年增多）。根据陪读成员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父母陪读型，母亲陪读型，祖父祖母陪读型，其中父母陪读最多，在租房陪读中母親陪读型最多。通过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家长对学生的重视，以及对学生的财力和精力的付出是巨大的，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三.我校陪读原因的分析
我们主要对部分陪读家长和学生展开了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父母选择陪读的原因分析有：（1）健康照顾型，父母关心孩子健康情况，给孩子争取更多休息时间和营养补给;（2）陪伴帮助型，想要有更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孩子在学校有不会的可以在家解决掉疑问，在学习方面给孩子提供一定帮助;（3）管理监督型，孩子比较散漫，自学能力差，通过陪读监督和管理他们的行为习惯;或者孩子自理能力不强，在学校不能符合住宿生的基本要求;（4）延长学习型，学校的学习时间不够，想让孩子在家多学习一段时间，其他原因。经调查发现选择最多的是第四种类型，其次是第一二种类型。
学生走读的原因：（1）选择更舒适的环境;（2）学校离家较近;（3）在家中学习资源更多;（4）有家长的约束管理。学生在选择走读的原因中占主要的是可以多学习还可以查找资料，为了提高学业成绩。其次是为了舒适的睡眠环境，部分学生提到学校冬天冷，夏天热不能洗澡等住宿环境的问题，再次是自理能力差以及自制力差选择家长约束。
四.陪读带来的影响
家庭和社会方面：家庭方面增加家庭的支出，加大家庭负担;同时促进亲子关系，丰富父母的工作生活，增加父母与孩子间交流。在社会方面，促进了周围经济，在调查期间我们还发现周围陪读房的价格水涨船高逐年递增，很多一中家长成为租客，陪读期间家庭的消费也都发生，促进了周围商圈的经济;也造成学校周边早晚上学放学期间的交通拥堵。
下面以我们调查中一位妈妈写的陪读感言为例：我和孩子爸爸只是出了问题的时候集中火力批评教育，细想起来效果其实是不大的。从表面上看，孩子是坐在那儿似乎是学习了，但明显内区力不足。后来偶然和别的家长交流的时候，她的陪读经历启发了我，让我知道家长的陪读是利大于弊的。孩子在学习，日子是苦的，但是有家长的陪伴，或是指引，哪怕是亮一盏灯，对孩子也是极好的。孩子会知道再苦的日子，也会有一盏灯为她亮着，因为有一盏亮着的灯，刻苦读书的日子也是幸福的。就用我的亲身经历来说，之前没有陪读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孩子在家里上网课，开学后，孩子的成绩急剧下滑。在发现问题之后，我开始了陪读。当我尝试用纸条、当面谈话、把孩子当朋友一样相处后，正处在青春期、叛逆期的孩子心也开始变得一点一点的柔软，首先是允许我来到她的房间了，慢慢地接纳我坐在她旁边了，逐渐地开始分享同学的故事、她自己的想法。因为疫情再一次上网课时，经过孩子的允许后，我陪她一起听课，鼓励她发言，在网上课堂和老师互动，这个时候我发现她是兴致盎然的。后来的日子，我拿着高中必读的《红楼梦》在她一旁读着，氛围很和谐，气场也很适合学习。在合适的时机，我瞄一瞄、瞅一瞅她做的练习册，对她的学习方法有了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再一起比赛背背单词，经过那么几次之后，我发现孩子在学习劲头方面比以前积极了。所以，对我而言，对我的孩子而言，尤其是对我们家这种内驱力不足、目标感不强的孩子来说，陪读是很重要的，因为陪读，我们更加了解了孩子，也可能会发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知道孩子都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她的哪些学科有优势，哪些学科薄弱，进而去寻找原因、解决问题。虽然三年学习最终的结果，我们无法预知，但是从孩子的学习态度的转变，我还是很欣喜的，回望陪读的这些日子，我觉得能和孩子一起奋斗、一起感受高考来临的氛围，这是一笔用金钱也无法衡量的财富。
家长方面：通过这段感想我们看到了陪读家长最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提高，对孩子的认识以及家庭教育的认知也在陪读中不断提高;随着亲子关系的改善同时家庭幸福感也不断增进。家长从不懂陪读到慢慢懂得如何陪读走了不少弯路，从盲从到高质的陪读是需要一定的科学指导和理论借鉴的，从保姆型陪读到教练级陪读更是需要家长不断改变自己的家庭教育理念与亲子沟通技巧，陪读不是衣食住行照顾好、手机电脑管得好这么简单，陪读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但也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们深深的感受到高中陪读带给家长的疲惫不堪与焦虑不安，但也看到了陪读家长在陪伴孩子慢慢蜕变过程中收获的欢愉与走进孩子心里的那份小幸运。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学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和焦虑，在孩子们看来每天回到家父母一直都在身边，自己内心有种依赖感和安全感;回到家中可以将一些不跟同学说的话，毫无忌讳地跟爸爸妈妈倾吐出来，增进自己与父母的沟通，互相吐露心声;在熟悉的环境中学习，还能减缓自己在平常生活当中的心理压力;自己自制力差父母能够随时监督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习状态，给予建议和帮助，对于自己目前取得的成绩，自己认为大部分功劳在于自己的父母;可以有效且方便利用现有的学习资源;还有些同学表示自己担心陪伴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少，走读可以很好的陪在父母身边;还有孩子觉得陪读过程中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付出，自己内心更加懂得感恩，學习也更加有动力。
从学校的管理和育人目标达成上来看：陪读对于我校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学校宿舍管理的压力，家庭教育的辅助力量变大，但同时也存在着家庭教育管理不利造成的教师管理难度;对于学校育人目标有一定侧冲击，陪读弱化学生自理能力培养，还有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以及吃苦耐劳品质的培养，在学校住宿是脱离父母在生活上短暂脱离父母保护的一个很好的历练机会，然而走读会造成一部分孩子出现过度依赖父母，自己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不能很好与同寝室同学相处、处理好同学之间的关系等。
五.我校陪读现象调查后的建议
调查中发现很多家长在陪读中存在着焦虑和盲目现象，陪读应根据自己家庭的现实情况而选择是否陪读，陪读中应更加重视家庭教育和家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转变家庭教育理念和目标，以促进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为目的。人的成长与环境比密切相关，陪读增加了家庭环境的作用时间，建立优良的家风（勤俭、自强、团结、诚信），书香、民主幸福的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和影响是深远而有意义的，希望每个家长都能优秀的陪伴着。
当然学校也可以通过家长学校定期交流和家长会指导等方式，引导家长学会陪读、科学陪伴，通过班会等形式教会学生尊重父母，放下手机与父母多沟通;学校要加强学校的教育形式和方式，倡导学生进行家务劳动，培养学生自理能力，不定期开展家庭式劳动教育;我校在管理中在不断强化学生自理能力，尽管学生走读，但我校每名学生在中午都会回到宿舍住宿，大大增强了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一定的独立自理能力。
培养健康的品格，健全的人格，以及深厚学识的未来人才，是全社会和全体教育工作者的目标，科学陪读是一门学问，家长完全以学业成绩为目标压榨式陪读是一种不健康的陪读，在陪读的过程中还要注重学生身心的健康和亲子情感的交流，以及自理能力的提高。高中阶段的陪读正在以它独有的方式慢慢浸润着学生的心灵，需要每一个家长在陪读中不断反思提炼出适合自己孩子的正确陪读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去探索与发现其中蕴含的奥秘。同时也需要家校合作开启正确的陪读打开方式，同时缓解家长的焦虑，共同助力孩子的成长和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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