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

2023-09-17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贯彻新的发展观,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服务向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经济体制,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保持无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金融业的三大支柱是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当前,正处于深水领域的中国金融改革,迫切需要现代金融创新,要更加重视勇于战斗、勇于创新的延安精神,推动其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是空前的改革取得最终胜利。中国实体经济——银行业生存的基石——的融资渠道仍由银行主导,实体经济和银行两者相互依赖,相互生存和发展。

关键词:实体经济;金融创新;问题与对策

一、金融创新内涵及重要意义

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增加新的金融工具的金融创新,是企业家将企业元素进行的新组合,是一个由利益动机驱动的缓慢而持续的以获得现有金融体系和金融工具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的发展过程。金融创新背后的基本经济力量是通常会导致金融职能执行方式的改善的竞争。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及货币信贷的不断加强,商业银行的振兴,信用卡的广泛使用,移动支付等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利率市场化的出现,都是现代金融的创新,都是金融创新的产物,金融创新是必然的[1]。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实体经济是中国当前国民经济的基石,我国正朝着现代经济发展的传统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发展迫切需要现代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意义如下:

1.加大了交易方式,工具,服务和融资技巧的创新,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金融机构通过创新方式加强风险防范和控制现代手段,可以提供轻松满足市场上各种投资者需求的优质的服务和广泛的金融产品,不断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

2.充分发挥了信用创造的积极作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金融机构管理方式的创新以及新技术,新工具,新服务和新教育的使用,大大增强了金融机构积累资金的能力,使得规模收益增加和经营活动成本降低,进一步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盈利和创新能力。

3.引入了支付和结算系统,有利于提高支付速度和清算能力,提高了周转速度和资金使用效率。与以前的处理方式不同,为降低流通成本和成本并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实现了支持企业发展的目标,当今的金融机构将计算机引入了支付和结算系统,从而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和结算支付能力,金融机构利润的实现也为服务企业奠定了基础。[2]

二、金融创新的方向是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创新的源头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具有虚拟属性的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长期相互依赖。马克思在资本理论中将金融部门定义为虚拟部门,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流动性在为实体服务的过程中逐渐变得相对独立,通过长期有序积累,成为所谓的虚拟部门。从金融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看,具有自我增强功能的虚拟部门——金融发展的第一个基础是实体经济,这是实体经济未积累到一定阶段的客观必要条件。从实体到虚拟的财务分离,如果没有外部公共权力来指导,将变得越来越激烈[3]。近年来,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领域的创新更多地为金融本身服务。有鉴于此,为避免金融领域流通最终使实体经济无法获得有效的金融支持,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通过政策干预等外部因素,通过金融领域的创新,使得金融创新服务于实体经济,努力促进对实体的金融支持和为实体的整个过程提供服务的金融创新的方向。实体经济是国家的基础。金融创新不仅是指企业间接融资的创新,还包括实体经济的主体直接融资的方式的创新。间接方式和直接方式都是促进实体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实体经济分布的金融创新的主要方向,其最终目标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国民经济就像沙漠中的建筑物。

三、金融创新助力实体经济问题

1.金融创新带来的垄断问题

技术创新和监管创新都属于金融创新。垄断的具体方式表现为技术垄断以及企业实体的执照和资格[4]。如果只有少数机构提供这种服务,会出现垄断。在法律保护的框架内,处于技术垄断地位的企业实体或许可证的拥有者可以经营,这将对实体企业的管理行为和融资行为形成现实压力。

2.金融创新中可能会有反复试验

金融创新有时意味着反复试验。一方面由于过度收集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者信息和数据,金融创新可能侵犯了消费者和个人的隐私权。另一方面,无论是金融行业本身的持续改进和发展,互联网领域的金融技术创新很容易形成主导平台,统治者的模式将对其他进入者形成强大的障碍,在主导平台之后则是巨大的金融支持。同时,例如P2P丑闻类似,都存在强大的壁垒。

四、金融创新助力实体经济对策

(1)建立中小企业多维金融服务体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银行已从提供单一贷款服务变为提供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全面的金融服务,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因为市场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企业不仅需要更多的融资,在金融创新过程中,还衍生出风险管理和信息管理的需求。在保证自身安全运行的前提下,银行业应创新相关业务,改革服务,坚持将风险防范和控制纳入创新的重要内容,加快全面风险体系的建设,逐一检查每个环节的风险点,有效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此外,在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银行业应以实现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有效结合,全面评估风险和收益,并试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从风险识别中实现全过程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和控制完全融入产品设计中,确保测量,控制,监视和处置按照流程规范操作,保证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

(2)加强对金融发展创新的监管。

融资体系在发展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风险,也就是说,这时我们应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完善有效的监督。现在,虽然我们已经引入了许多监管措施,但应努力减少金融服务的中间环节,管理企业的杠杆率,防止金融系统内的自娱自乐的资金自我流通,让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直接针对真实企业。其次,要管理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抑制多种衍生金融工具的投机活动,认真识别和制定衍生金融工具,否则这对实体经济非常不利[5]。最后,为了不让企业承担过多的负债,需要严格监督上市公司资金使用,避免过多的债务使企业承担金融危机的风险。

(3)建立业务可持续发展机制。

支持实体经济是金融机构的天职,但是不能完全将金融实体的弱势归咎于金融机构,虽然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但是,追求利润也是金融机构的“本性”。真诚,并提供真正的黄金和白银,有效,坚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是优质金融。但是,无论金融市场多么好,对于那些无法挽救那些管理不善的实体企业,企业还应该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建立业务可持续发展机制,吸引金融服务,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奕彦.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分析[J].时代金融,2019,0(33):16-17.

[2]金洪飞,万兰兰.基于选择抽样的银行危机先行指标研究[J].财经研究,2014,0(5):54-63.

[3]张倩,刘璐.现代银行业危机预警研究[J].经济问题,2011(1):101-104.

[4]马海峰,谢志刚.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国际比较分析——以英国Vehicle和General和中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为案例[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3):56-61.

[5]杜金岷,李繼伟.资本项目开放中的银行危机预警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4):1-9.

(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预防腐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群众监督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深入发展,广大干部放松了自己的黨性修养,滋生了一系列背离人民群众的腐败思想,忘记了自己当初的信念,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窃取了党、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严重损害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就必须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和作风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建立健全、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建设,构建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权力运行中的监督作用。

1 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想、政治、组织、制度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力度,这是我党从严治党的强烈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问题决定》中提到的“不适应现在的形势、新时代的任务和要求,同时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等六大严重问题”,说明了我们要急需加强对党的管理和治理,这样才能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水平。如何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以及怎样加强、改进党的建设是我党面在新形势下对新队伍建设的强烈要求。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要准确地把握机遇,迎接新的挑战,才能更好的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八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要把党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就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巩固,并且要经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从而才能更好地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把我们党建设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政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服务水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维护好、发展好和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就是要加强广大干部的思想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的党性修养,让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利益观、道德观、权利观、和群众观,从而真正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加大中央对腐败的预防和惩治力度,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建立国家其他制度的基础。我们要加强该制度的建设,必须从中央做到民主,实行权利公开,大力加强党内的民主制度建设,使广大人民代表明白自己的权利是谁给予的,应该为谁服务的宗旨。中央是全国的中心机构,也是全国的权利中心,党要始终加强广大干部的思想教育,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做到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认真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从而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提高党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能力。加强党的领导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起到保证作用。要大力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让广大干部树立牢固的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思想;加强中央对政府的监督力度,政府是党的一系列政策,路线和方针的执行机构;加强对其的监督,有利于国家权力的民主化和制度化,让国家权力在阳光下得到有效的运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2 加强和完善党的预防腐败制度建设

首先,党和国家历来就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制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曾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一些错误,虽然与当时的一些领导人的思想和作风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相关制度没有建立和健全。没有良好的制度,就导致某些人肆意妄为,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的根基。所以要加强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想有效预防腐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其次,预防腐败的基本要求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中纪委十七届二次全会强调:“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证明,预防腐败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等十六字方针,同时还要做到“四个结合”,其中对于广大党员和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突出强调制度建设对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性,所以在生活和工作中不仅要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还要加强他们思想中的制度建设,用制度来管人。制度建设是党在新时期要反腐倡廉的基本要求,而且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形成一套健全、完善的反腐体系,才能为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加强和完善党的预防腐败制度建设。但是怎样有效解决这个有关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呢,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健全的、完善的、能够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同时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同时,也要构建权利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胡锦涛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同时要坚持任何人在制度面前都没有特权的权力。而且要牢固树立用制度约束自己的思想,并且在生活和工作中要带好头,坚决用制度来管人,更重要的是要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加强和改进党的制度建设对于预防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只有大力加强制度建设,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滋生腐败的深层次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牟利、不正当行为的发生;才能把腐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所以要党和国家必须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

3 完善法律体系,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

(1)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用法律的手段是惩治和预防犯罪,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强制手段。随着我国立法工作步伐的不断加快,可以说,目前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方面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发展,对我国的立法工作提出了许多更新、更高的要求。为了构建科学、完整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央必须从源头上加大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

首先,加强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没有对预防腐败制度形成深刻的认识,缺乏对自身强有力的思想教育,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方针政策,没有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经不住外部环境的诱惑和考验,从而对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所以必须加强、改进对预防腐败工作的宣传力度。

其次,加强和发挥监察机关的作用。“一直以来,由于党和国家的反腐败监督机制和体制不够完善,同时法制建设较落后,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的监察力度和监察工作不到位,所以加强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才能更好的预防腐败问题的滋生。”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才能更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预防和惩治腐败。

最后,加大基层的反腐力度。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些地方的反腐力度不够强,其具体的表现是基层的办案力量有限、基层的办案技术和手段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以及中央对基层的关注力度不够。

(2)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要全心全意对待他们,做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对于他们的困难,我们要用心去听,从实际出发,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要加强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在生活和工作践行“三个代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让广大党员和干部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真正做好预防腐败的工作,离不开“教育、领导、监督”以及“机制,法制,体制”等等,而且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

胡锦涛说:“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要我们首先要树立人民群众的立场,从思想、感情和工作上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有可能依靠群众,将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在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要依靠人民、调动人民,才能圆满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以及法治目标。”我们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腐败制度体系,必须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只有发挥他们监督作用,才能更好的预防和惩治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我国长治久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伟大复兴。

4 结语

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的党性修养。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法治能力和法治体系的现代化,构建权利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加大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才能更好的预防和惩治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我国长治久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建党8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EB/OL].(2006-06-30)[2014-10-25].http://www.chinadaily.com.cn/hqkx/2006-06/30/content_630244.htm.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3]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会上做重要讲话.强调反腐倡廉[EB/OL].(2008-01-15)[2014-10-26].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8-01/15/content_9538299.htm.

[4]王传雄.预防腐败要重视制度建设[EB/OL].(2011-11-28)[2014-10-25].http://www.ganbu.org.cn/Article.asp?ArticleID=15569.

[5]胡锦涛为何强调“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EB/OL].(2011-01-11)[2014-10-26].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1/11/4216904_0.shtml.

[6]蔡文成.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形态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1.

[7]范巍.国家廉政体系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9.

[8]何增科.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03).

[9]贯彻实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纲要》过程中的新问题及新情况的调研报告[Z].

[10]邹铨.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研究述评[J].湘潮(下半月),2010,(05).

[11]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EB/OL].(2007-10-24)[2014-10-25].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_11.htm.

[12]赵苑达.《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纲要》辅导读本[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宏观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宏观经济教学陷入困境,如何培养既懂得宏观经济原理,又具备良好分析宏观经济问题能力的学生十分重要,课程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变革理论教学内容、转变教学方式、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和建设教研团队对教学改革提出了几点思考。

关键词:宏观经济; 教学方式; 考核体系; 教研团队

宏观经济学是高校经管类重要的核心课程,不仅是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更是培养能力和塑造品格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体制和团队建设方面都需要进行改革创新。

一、变革理论教学内容

当前全球性宏观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经济的困境反映的是经济理论的困境;经济的危机也反映了经济理论的危机。当主流经济学对目前的经济现象,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解決,更无法解说时,需要经济学的创新与重构。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是用寻找标准答案的教学方法培养简单用书本批判现实的学人。思维的定势认为宏观经济问题存在着一个普遍适用的真理,即以教科书的原理作为衡量经济事务的标准,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来讨论经济政策的选择,以至结论严重脱离现实。事实证明我们并没有找到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当假定的有效性与现实性无关,假设的检验与假定的现实性无关时理论是失去意义的。所以西方经济学并非普世理论,在教学的时候应该需要加入中国经验,以探索和更符合现实的姿态来对待现有的理论,更符合社会当前的认知水平。课堂的学习研究则是很好的探索平台,这样对教与学都有很大的提升。例如政府提供的经营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分歧最大的领域。特别是政府本身作为管理者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

二、转变教学方式

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主要以课堂教师为中心,通过定量、模型、归纳和演绎等方法分析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课程理论与实践有时存在较大的差距,模型和经济变量通常比较抽象难以掌握。教材内容多范围广,数量化分析和动态化分析不断增多,增加了教与学的难度。针对基本情况,应该转变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中心,增强学习兴趣,提高思考探索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等现代教育设施为教育提供服务。实现案例教学、讨论和课后教辅尽可能实现共享共用。例如中国的房价挑战了所有的经济学原理,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就是直接简单对比给结论,中国的房地产早就应该崩盘了。可以借助视频、年鉴数据、基础设施配套和中国经验等通过QQ、微信和讨论园地等探讨。如果高房价是个错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是市场出错还是教科书出错?有些人习惯地将这一切归罪于政府政策,但“正确”政策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政府放手不管,听任“看不见的手”调节,情况真的会变得好起来吗?

加入翻转课堂、研讨式教学为学生创建一个主题搜索和场景选择的方式,让学生提前研究,讨论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有了学习的动力和感染环境,整体的学习将进入自我良性循环的过程。

三、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传统的考核评价体系比较单一,缺乏对创新实践应用能力的评价。结果式评价只要尽可能多的要求学生期末考试能够取得高分就完成目标。考前突击,死记硬背,并没有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建立全过程评价体系,多种评价方式相结合,反映学生学习真实水平。全过程主要指学生学习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学习情况,包括重点难点掌握、分析能力提升和学习态度等。多种评价方式指建立开放的、多元的、综合的评价。把学习过程从知识掌握、能力培养、应用发展等角度进行分解,多角度、多维度、多目标展开评价。

四、建设教研团队

教学改革关键在于教师的认识水平和创新水平。改革需要对现实有充分的认知,认知改革创新的重要性,认知传统教学和先进教学的距离,认知优秀教学团队和普通教学团队的差异。教研团队建设可以通过转化和引进逐渐实现。

团队要能够对课程进行细化、研究,分析教和学两方面如何更好的融合,形成更好的学习自动循环创新机制。通过团队课程带头人,定期组织开展研讨交流和培训,积极与企业、政府对接,增强案例和前沿认知。改革团队评价体系,采用积分机制和绩效挂钩,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梁三金,余雷,方玲.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若干思考[J]巢湖学院学报,2017(4)

[2]苏华山,张运峰,吕文慧.宏观经济学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大学教育,2016,(12):167-169

[3]杨春学.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一种历史的考察[J]经济学动态,2019(10):11-23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经济适用住房出租牟利,供不应求,缺乏退出机制等问题凸显,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尚存在缺陷。笔者以武汉市为研究切入点,讨论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的问题,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 经济适用房制度 经济适用房 武汉

一、背景介绍

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它是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住房。2002年底由国家计委和建设部下发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对经济适用住房的概念作了说明:“本办法所称经济适用住房,是指纳入政府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享受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供应的普通居民住房。”2004年,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又给经济适用房下了定义:“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经济适用房是国家为低收入人群解决住房问题所做出的政策性安排,

武汉市在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94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2005年开始全面推行经济适用住房网上登记,计算机摇号和签约网上备案工作,从程序上保障了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的公平,公正,公开。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已经作为“武汉模式”在全国推广。但是2009年武汉市发生的“六连号”事件暴露了申购经济适用房造假,资格审查形同虚设等问题。为了避免“六连号”事件的再次发生,武汉市修订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对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和审批作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另外经济适用住房出租牟利,供不应求,缺乏退出机制等问题凸显,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尚存在缺陷。笔者以武汉市为研究切入点,讨论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的问题,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

二、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经济适用住房出租牟利

近年来武汉经济发展很快,很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人也富裕起来,已经购买了其他的住房,甚至多套住房,很多住户将原来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出租牟利的现象泛滥。武汉市明文规定,个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不得用于出租经营。但是经济适用住房监管薄弱,持法偏软,大部分经济适用住房出租被查出后都只是整改,因为出租而回收经济适用住房的案例屈指可数,经济适用住房租赁已屡见不鲜了。

(二)经济适用住房“适用性”不足

经济适用住房大部分建在城市的外围和自然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虽然满足了中低收入者的居住要求,但是生活却没有那么方便了,有的居民是迁移来的,很多人需要重新寻找谋生手段。部分新建小区配套设施不全,交通不便,经济适用住房“适用性”不足凸显。而周边配套相对成熟的武汉后湖的经济适用住房小区君安花园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欢迎。由此可见,地点偏、交通不便、生活配套不足是经济适用住房“不适用”的主要原因。

(三)经济适用住房供给不足

近年来武汉市旧城改造工作的推进,经济适用住房面向拆迁户的比例增大,面向社会供应的比例有限。而经济适用住房可以上市,这样就出现了一面是城市“公房”远远供不应求,一面又出现了“公房”被人出售牟利的局面,富人将房买下然后抬价转卖,出现“套利”行为,造成有限社会资源的严重不公平分配。通过对 2006年2月至2008年5月武汉市公开发售的22个经济适用住房项目进行统计,公开发售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套数只占总套数32.6%。而登记人数却远远高于公开发售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套数。自2005年推行摇号购房以来,绝大多数项目的供求比例都在1:10以上。

三、对策和建议

(一)严控经济适用住房租赁

武汉市对经济适用住房出租的管理措施还比较严格。根据2009年《武汉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修订稿)》,购房人擅自出租、经营或违反规定转让的,由区房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依规定收回或按合同约定处理,并取消其再次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但是仍然有经济适用房被出租的现象。建议首先规范房产中介机构的居间服务,严禁其为经济适用住房进行代理出租,一旦发现立即处理,没收非法所得。其次接受群众举报,一旦有中介或者个人进行经济适用住房出租,均接受群众的举报进行处理,同时将被处罚的房产中介和个人名单公布,以便于群众今后对其更好的监督。

(二)经济适用住房选址的适宜分布

经济适用房空间上的隔离易带来的社会阶层的隔离和心理上的隔离。英国政府新建住房采取分散建房的途径,即政府通过规划手段,强制要求新的住宅建设项目必须有一定的低收入居民住房。这个比例一般占项目建设总量的15%-50%①。建议借鉴英国的做法,将经济适用房与普通商品房小区结合分布。这样即能满足不同收入阶层居住的需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中心城区的配套设施和交通的便利又能满足经济适用房居民的需要。

(三)完善经济适用住房发售方式

借鉴新加坡的订购抽签制度,在修建经济适用住房之前规划,统筹供应。尽量靠近城区,交通方便,以便利用现有的公共设施,发挥经济适用住房的“适用性”。新加坡的定购抽签制度是指政府首先将拟建的组屋项目及其空间位置进行公布并接受居民的订购。在掌握了每个不同位置项目的需求情况以后,政府再对建造计划进行调整,在实在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再采取抽签方式,中签者交付定金和20%房价款,两年之内政府负责交房。新加坡实行订购制度以后使组屋建设计划更加切合实际,缩小了各地区,各类型新房的供求差距,真正实现“订单式生产”。让政府在经济适用住房真正破土动工之前可以掌握不同项目供需状况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在宏观上对建设计划做出调整。

(四)扩大保障覆盖面

无论是经济适用住房的购买者还是廉租房的受惠家庭,都要求拥有本地户籍。而事实上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迁移,这些“新移民”常年租住、工作在城市里,是城镇的实际居民,他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却不能享受最低的住房保障。这些人多处于低收入阶层,他们只能在城中村及在城乡结合部租住低标准的住宅,从而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反映社会公平,建议保障对象的面应将常年在城市务工而没有城镇户口的低收入人群纳入保障体系。

(五)规范化严进,有条件化退出

应该根据职工工资,家庭收入,家庭结构等因素,综合界定购房目标群体,严格执行经济适用住房认购申请和审核制度,同时向社会定期公布,让公众参与监督。从获取经济适用住房共有产权之日起,住房社会保障部门依据购租房档案每年对其进行一次普查考证。具体由住户申报、社会公开、公平普查核实。在经济适用住房的摇号过程中除了请公证机构公证以外,同样也可以请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监督,并通过网络进行视频直播,以增强操作的公证性和透明性。

建立和完善经济适用住房准入和退出机制,实行经济适用住房动态管理,完善责任机制与监督机制,建议尽快建立经济适用住房的退出机制,已经购买其他住房的应将原来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退出,政府按照规定回购,这既能缓解当前经济适用房供给不足,供求矛盾的现象,又能有效地实现经济适用房的循环使用,保障经济适用住房的社会保障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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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培生.武汉房地产年鉴2009.中国大地出版社.

[9]张永岳.国际房地产概述.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元社会结构

城乡统筹发展

一、“三农”问题已呈现出复杂的多维度特征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始终面临着化解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大使命,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和关联度是有差异的。1978年之前,农业问题的核心是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促使农业剩余流转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初始来源;相对地,农民和农村问题由于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和城乡流动的实质隔离而并不突出。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内生的激励难题,乡镇企业的兴起则为农村劳动力的“社区性”流转提供了通道。在此阶段,农业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控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农民通过农业经营和社区就业而实现了稳步增收,农村的社会进步、民主管理、文化供给等问题尚不显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结构转化、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促使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呈现出交织态势。农业生产呈现出“过度”与“不足”的周期震荡,农村劳动力流转更多采用跨地域、跨产业的“农民工”方式,农村要素流动性加速、农业产业收益下降又延迟了农村社会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才开始以“三农”问题来代指原本分散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

以“三农”问题来代称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表明我国已进入一个需要用系统思维来理解“三农”问题的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化和社会结构转变.化解“三农”问题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具有“工具理性”,而社会发展具有“价值理性”,增长的终极目标是要提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保持了年均增速超过9.8%的持续增长态势,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并未呈现持续收敛趋势。显然,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如果不能有效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则增长必定难以回应提升居民福利水平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期发展必须将化解“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在延续,应对金融危机的出路是通过刺激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来形成对出口导向战略的接替,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是农民支付能力不足且消费意愿偏低。2007年占总人口55.1%的农民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仅为25.6%,在农业发展受阻、农民增收迟缓的背景下,要大规模地启动内需并回应外部冲击是困难的,化解“三农”问题有助于通过内需增强来形成对外部冲击的回应。显然,无论是从实现持续发展还是从应对外部挑战的角度看,化解“三农”问题均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农业供给能力增强与农业发展的约束条件

“三农”问题在产业层面主要表现为农业发展问题,此问题的实质是如何通过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来确保农业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来开展国际贸易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居民福祉,然而,从安全性角度看,提高国内供给能力始终应作为我国确保农业安全的主导方式。我国如果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自身的食品消费问题,则不仅面临国际市场能否、愿否供给的风险,而且面临着国内非农产业能否为农民创造就业岗位的挑战。如果对上述问题不能做出肯定回答,则单纯强调比较优势可能就不是一个理性选择,提升本国农业供给能力就依然具有实践意义。

既然提升农业供给能力是重要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理解我国农业供给能力的变动方向。农业供给取决于两组因素:要素以及要素的组合效率。从要素角度看,在技术给定的条件下,农业产出取决于土地、水、劳动、资本的投入状态。就耕地而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耕地面积已经呈现出缩减趋势,城市化“挤占”的主要是城市近郊、平坦、肥沃的优质耕地,因此在耕地面积缩减的同时耕地质量也趋于恶化。就水资源而言,水资源空间分布与农业生产空间分布的“偏差”呈现出增大趋势。我国农业生产中心已具有显著的“北移”特征,H农业生产的“北多南少”与水资源的“南多北少”之间的偏差趋于强化。就劳动而言,农村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要方式进行跨产业流转。而流出劳动力基本是年轻、人力资本含量较高、劳动能力较强的“精英”。就资本而言,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而在产业资本回报率有差异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将资本转向非农产业的“虹吸效应”。概言之,我国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土地、水、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均存在条件弱化的倾向。

在要素供给条件恶化的背景下,农业供给将“被迫”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源禀赋差异会诱发出两类农业技术进步:以美国为代表的机械化、劳动集约型技术进步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生物化、土地集约型技术进步类型。就我国而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意味着农业发展应更多考虑生物化和土地节约方式,这样才能在土地短缺情形下增加产出水平。然而,农业技术进步程度最终取决于农户的需求能力与意愿。当前,在我国农业经营零碎化的背景下,农户预期农业经营对最大化自身收益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其在有限耕地面积上采用技术进步的动机将受到抑制;同时。农业生产面临着较为突出的自然风险,且农村资本具有单向流出的显著特征,农民通过投资来改进技术的能力也就较为低下。显然,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状态恰好阻碍了技术进步需求,这表明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效应是不稳定的。

农业供给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农业发展不仅是一个数量和规模问题,而且是一个结构和品质问题,“粮食安全”本身包括数量和品质两个层次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已趋优化,农产品品质也在提升;但是横向比较而言,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品质安全仍存在提升空间。首先,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已呈现间接粮食消费占比上升而直接粮食消费占比下降的态势。然而。直接粮食向间接粮食的转化效率整体较低,农业加工转化流程难以适应居民消费结构转变。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必将在关注食品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食品品质。食品是经过生产、加工、流通等多个领域才最终进入消费环节的,因此,我国应着眼于“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产业链,形成较为完整的食品安全检测机制。其次,农业具有产品、要素、市场等多重贡献,且农业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休闲体验等功能日趋凸现。由此,我国不仅需要克服“面源”污染等问题以提升农业生产率,而且需要通过

产业结构调整来凸现农业多功能性。最后,粮食价格、食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特征。我国历次通货膨胀均有较为显著的粮食价格或食品价格先行的特征。导致粮价波动的因素包括居民的需求强度、政策的调整影响、国际市场传染等,实现国内粮食市场平稳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形成与市场化和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农产品定价机制。

三、农民收入的结构特征与增长的制约因素

农业问题是“三农”问题在产业层面的体现,农民问题则是“三农”问题在主体层面的体现,此问题的指向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的机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历程是:1978-1985年出现收敛态势,1985年之后在波动中拉大,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36:1。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且持续表明农民尚未充分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消费能力受到收入的刚性约束。农民收入源于四个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7年这四种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3.0%、38.5%、3.1%和5.4%,由此,可以主要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增收问题。

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角度看,农民增收取决于家庭经营的产品类型和产业结构,也取决于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和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可见,农业现代化的中心是农民本身的现代化,即从不愿冒风险的“生存导向”的行为者转化为对部门间获利机会、市场价格、利润和财富积累敏感的现代经济行为者——资本家式农民。当前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面临三重制约。其一为产业结构制约,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农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和副业收入,而我国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的特征并未改变,2007年农业收入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占比仍高达59.4%。其二为产业特质制约,农业在生产领域面临着相对于其他产业更为突出的自然风险,在消费领域面临着需求难以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展的市场风险.在交易领域面临着农产品当期价格决定下期生产的滞后调整状态。其三为谈判能力制约,分散化、零碎化经营方式导致单个农户不具有市场谈判优势,生产资料销售企业和农产品收购企业在交易中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农户由于定价劣势而经常面临着“增产不增收”等状况。

从工资性收入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工资收入均有了显著增强,但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依然面临着较多的制约因素。首先,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依然显著,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为11.3%,劳动力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为40.8%,这表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其他产业。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则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仍有持续性。其次,即使农村劳动力具有强烈的流转动机,但由于人力资本特征和体制性安排,农村劳动力流转通常需要支付较高的流转成本,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劳动市场和二元社会保障,更是缩小了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的选择范围,抬高了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的进入壁垒。最后,即使农民可以顺利转入非农领域,但农民工的产业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特征,导致其就业主要聚集在城市中薪酬福利较低的行业,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者为1.318亿人,其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的人数分别为4248万人和2866万人,两者在外出总人数中的占比为54%,而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工资分别为各行业平均工资的85.5%和78.1%。

四、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维度与多重挑战

区别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单向度特征,农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在空间层面的表现,它具有超越单纯经济学的复杂性特征,农村问题的实质指向是通过社会意义的体制改进来持续推进农村社会协调发展。1978-2007年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中的占比已经从82.1%降至55.1%,然而,当前农村人口规模依然有7.28亿人,农村人口占比依然超过50%,即使未来我国城市化率仍以年均1%的水平持续增加.则根据趋势预测,2030年我国仍然约有5亿农村人口。即使在考虑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我国农村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也应摆在战略高度进行对待。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集中表现在二元社会结构依然显著。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二元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逐步消减,这首先表现在城乡生活型公共产品配置失衡。当前.我国城镇已基本构建起较为系统的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养老、教育、医疗和就业等社会保障依然处于缺位状态,农民保障在某种程度是主要依靠子女和土地的“自我保障”类型。2007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和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182.4元/人.月和102元/人.月,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和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70元/人.月和37元/人.月。从养老制度来看,城市实行的是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社会统筹帐户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待遇确定型与缴费确定型相结合、共济特征较强的养老制度安排,而农村采取的是个人缴费、个人帐户、缴费确定型、共济特征较弱的养老制度安排。显然,在生活型公共产品或社会保障层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依然是显著的,这种差别也导致承载着公共品均等化功能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步维艰。

二元社会结构不仅表现在生活型公共产品配置领域,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型公共产品配置领域。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向方面具有“重城市、轻农村”的偏向,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表明:2006年水利投资资金来源于国家的村占9.56%,来源于集体的村占13.39%,来源于其他的村占6.63%,无资金的村占70.42%。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选择了以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基点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财政配置的“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是发展战略的逻辑必然。改革开放初期,公共产品提供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依然具有路径依赖效应,而分权化改革和GDP考核方式则导致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提供公共产品.由于对区域GDP贡献度相对较低,分散化农户对决策的影响度相对较小,以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这加剧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财政扭曲”和“政府失灵”。

农村社会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而且表现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农民不仅需要在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也需要社会文明、民主权利、文化需求的更大满足。从政治角度看,当前农村政治发展需要进行两重努力。其一,从决策和监督角度看,应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增加基层农村代表的占比。根据现行《选举法》,我国在分配人大代表名额时,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分配。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理念应在上升为国家意志后积极转化为民主政治的实际行动。其二,从基层民主的角度看,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指向的村民自治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主要形式,然而,在执行层面需要回

应:如何规避民主选举中上级的违规越权干预?如何化解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实际决策中的矛盾?如何预防民主选举可能出现的“廉价选票”和“恶人治村”?从文化的角度看,在经济社会急速转型的背景下,农村的文化需求扩张速度可能快于文化供给增长速度。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精英”已流转到城市和工业,这加剧了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萎缩,而农民工返乡带回的商业文化又会“侵蚀’’传统文化.农村文化的原生态、多样性面临着挑战。随着农民的流动性增强以及分配差距的拉大,如果不能对农村不同群体进行细分并进行适应性供给,则农村的文化生态很可能会出现“富者奢侈、贫者堕落,,的态势。

五、“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与突围思路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瓶颈,,并未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绩效,但依然面临着农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持续推进的使命。在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转变、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三农”问题在表现形态、形成原因等方面均具有系统性特征,理解这种系统特征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前置条件。

从表现形态而言,“三农”问题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关系。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的产业发展问题,农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体发展问题,农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协调发展的地域发展问题。农业和农民问题属于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相关的经济活动,农民收入增长取决于农产品供给水平以及农民在其他产业的工资性收入,而农村问题包含了从经济活动到社会、文化、政治活动的多个维度。显然,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外延依次扩大,前者对后者具有基础作用,而后者对前者又具有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具有互动特征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农业、农民和农村内部也具有受多因素影响,从而应综合进行考虑的特征。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需要考虑生产要素的获取,更要考虑通过技术一制度创新来提高要素的组合效率,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技术一制度创新能否实施又取决于创新主体的供给能力和需求强度。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需要考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就农民纯收入两大主要来源而言,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民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农产品市场价格紧密相关,而工资性收入又取决于农民在非农领域中的就业机会、报酬水平和流转中的交易成本。农村社会发展不仅体现在农产品持续供给和农民收入增长等经济层面,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发展能否伴随和促进农村的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文化繁荣等非经济层面。事实上,农村的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文化繁荣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其他诸多因素.显然,我国的“三农”问题并不是单个要素、单个领域的问题,而是涉及多种因素、多个领域的系统性问题。

就形成原因而言,“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三农”问题更是产业特征、资源禀赋、市场改革和政府政策等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就产业特征而言,农业活动对自然的依赖性导致其在生产领域面临着较高的自然风险,在消费领域面临恩格尔定律揭示的需求下降的市场风险,在流通领域面临生产难以随着需求进行即时调整的经营风险,这种产业的弱质性导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产业,从而出现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的态势。就资源禀赋而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农业经营的土地、水资源相对高度短缺,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以及农民社会保障的实质缺位导致农业发展只能采取分散化、小农式的经营模式,分散化、小农式的经营模式不仅从需求层面缩减了农业的技术一制度创新空间,而且从决策层面弱化了农民在生产资料购置和农产品销售领域中的谈判能力。就市场改革而言,市场化改革为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和地域的流动提供了条件,由于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收益率存在差异,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出的趋势。特别是,农村极度短缺的资本通过正规型和非正规性金融方式的非农化流转,加剧了劳动力和土地追随资本而流向非农产业,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的要素动员能力面临着严峻挑战。就政府政策而言,户籍制度所承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较为突出,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中,由于城市居民的谈判能力更为突出、城市项目的增长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其公共产品供给依然带有较为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特征。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发展理念需要依托具体的机制设计才能被有效执行并实现预期目标。

从化解思路而言,“三农”问题应从部门和地域关联的角度给出化解路径,囿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内部来找寻化解出路与问题的系统特征难以契合。就农业发展而言,必须从大产业角度出发去不断提升农业产品供给能力,单纯从农业(尤其是传统种植业)角度去理解农业发展是狭隘的。国际经验显示:农业现代化内生的机械化和生物化程度的提高是以非农产业发展为前提的,农业经营过程中的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迂回生产程度提高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均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可见,以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为指向的农业发展必须要和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接。随着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不仅应该从直接粮食生产领域拓展到粮食加工、储藏、转化、运输和消费等众多领域,而且种植业和养殖业内部也应随着市场需求而形成多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就农民收入增长而言,农民增收需要考虑农民自生能力和外部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显然,不能单纯从农业或农村的角度来构建农民持续增长的常规机制。在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的前提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将“被迫”更多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特别是,在农民收入中占比不断提高的工资性收入应受到格外关注。为了提高工资性收入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持续努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梯度转移为农民非农化流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通过教育和培训体系改革为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创造有利条件,这两者需要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有实质性的推进。就农村社会发展而言.农村社会发展应该放在整体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进行对待才能够最终实现,消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仅有赖于整体经济具有持续高速增长和财富创造的潜能,而且有赖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能够促使现有的城市偏向战略得到根本矫正,前者是能否充分“做大蛋糕”的问题,后者则是能否有效“分配蛋糕”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来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进步。然而,由于“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特别是在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双重制约的背景下,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依然面临着不确定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乡二

元经济社会结构并没有出现持续缩减的趋势,1978-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差距出现了明显的缩减趋势;1985-2002年,农村改革滞后于城市改革,城乡经济社会差距出现了在波动中拉大的态势;2002-2008年,农村改革加速推进,但由于问题的惯性特征和政策的滞后效应.城乡经济社会差距依然较为明显。另一方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通常被概括为“少取、多予、放活”,这从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六个1号文件可以得到证实: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这些理念和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我国也在努力形成与“三农”问题系统性特征相吻合的政策体系。然而,现有政策较多偏重“少取”和“多予”,即过多强调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输血”而忽略了“造血”功能,且在实践层面政策的关联性和执行力仍然面临较多挑战,迄今我们尚未构建起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基于“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化解“三农”问题需要不同产业和部门形成协力机制.由此.“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是一个正确且适时的战略部署。从突围的关键点来看,化解“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并以此来逐步缩减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不仅会从激励角度形成农业发展的内生力量,而且会为农村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角度看,持续并快速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均具有不可逾越的重要意义。持续并快速提高农民收入的要害是农民在更有利的经营环境中增强自生能力,即收入增长的“造血”功能要远远重要于政府外部的“输血”功能。基于此,当前化解“三农”问题、尤其是提高农民增收能力的努力方向应为:其一,在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引导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组织化,在生产领域鼓励农民发展“农有、农治、农享”的自发性合作组织,在经营领域放宽农民进入产业链上游供应和下游营销领域的进入壁垒,农业经营规模的“做大”可以提升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能力,农业产业链条的“做长”可以促使农民更好地进入产业链的高附加值领域,农业项目盈利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吸引更多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领域。其二,继续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提高来推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制造业向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背景下,应将“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以主体功能区为载体结合起来,在稳固制造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同时拓展各种服务业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引致效应,积极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产业政策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为了与就业需求相对接,必须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来实现农民职业转变与身份流转的同步化,通过教育和培训体系改革来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含量和薪酬福利水平。其三.必须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和社会保障供给力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紧密相关,而社会保障供给则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成本、消费能力和流出强度。当前我国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为政策主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最能充分地体现上述政策思路,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应更加突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关注,并应尽量规避过度投资于城市大型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所诱发的结构性扭曲问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现代金融经济;经济泡沫;问题

我们国家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泡沫也开始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一个消极的影响。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泡沫没有被严格的制止,如果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对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一、现代金融经济中经济泡沫的含义以及类别

(一)经济泡沫的含义

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经济泡沫是由于过度投机导致了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不匹配,造成了商品价格出现了暴涨和暴跌的现象。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因为大量的资金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全部地聚集在一个行业当中,并且,在这个行业中不断地进行运转,造成了经济在这个时间内出现了扭曲和膨胀的状况,也会使得其他行业经济降低。企业内的资金上涨并且价格逐渐地减少,经济朝着预想的变化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危机。经济泡沫会使得资产在短时间内暴涨和暴跌,因此,在经济泡沫阶段中金融投资就变得非常的火热。经济泡沫最容易发生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中。经济泡沫是因为投行内的活动,使得经济市场的价格发生了变化最终经济发展不平均。在现有制度的影响下泡沫经济试图在寻找一个平衡点,但是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

(二)经济泡沫类别

1、房地产所产生的泡沫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国家和政府最为关心的话题就是应该采用怎样的办法将现阶段房地产的经济泡沫进行控制,这是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1]。房地产在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供需关系不仅仅是依赖商品房间价格展示出来的,这样的问题就导致了房地产经纪泡沫的出现,同样,也是非房地产泡沫问题的核心。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房地产价格已经超过了最高的标准,并且和我国经济发展严重的不匹配。通过分析大量的数据不难看出,中国房地产的价格非常高,并且一般家庭已经不能负担得起这样的价格,越来越多的人面对这样的房价望而却步。引起房地产价格升高的因素有很多,资源开始大量出现在房地产的市场中,同时,房子的价格太高使得人们无力支付导致了资源浪费更多的房产搁置。

2.、股票市场所产生的泡沫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证券市场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并没有达到相关的要求,也没有落实到位。证券市场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使政府监督管理职能和范围更加的明确。因为,证监会是我们国家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中心,它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因为政府有一些关于制度的限制,造成了证监会的监督管理职能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这样的结果就是股市泡沫的核心。在经济市场发展的状态下,价格是不会因为供需的关系而发生变化。我们国家的股市在近几年发展中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使得股市投资的资源越来越多。绝大多数的投行都是利用人工的形式来对股市进行相关的操作,同时,还有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股票市场中所产生的舆论进行控制保证低买高卖,最后使得资金的差价变得很多以此来达到盈利的效果。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经济制度也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在股票交易的过程中想要获得更多的收益,就导致出现了灰色交易,在这样的过程中就会有人将内部消息进行利用对股票进行操作和控制。所以,想要控制股票市场的泡沫就需要将股市投行的操作进行规范,确保股民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股票交易。

二、现代金融市场经济中经济泡沫出现的原因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

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常迅速,这就造成了现代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管理不是很完善。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资金炒作。在炒作的过程中人们想要获得更多利益就忽略了很多的因素,使得經济发生了停滞,这就给金融市场和市场经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同样,这也就给经济泡沫带来了发展和生存的空间[2]。站在宏观的角度上来看,这对经济发展有着严重影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科学合理的进行资金投资。

(二)约束机制的原因

现代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状态中,面对经济泡沫的发生以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最主要的是没有制定出一个合理管理措施和办法,来对其进行调整和落实。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可以预见和控制经济泡沫出现的,就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管理以及不规范,使得经济泡沫经常发生。最常见的就是在进行投行的活动和支付资金的时候,没有对其进行实施的监管,进而出现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在实际经济市场中依旧还会有很多人认为虚假的繁荣是经济正常发展的表现,这样的想法也造成了经济泡沫的出现。

三、现代金融经济中经济泡沫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政府要加大力度对金融经济进行控制

想要对金融经济中的经济破泡沫进行合理的控制,就需要政府出面对其加大干预的力度[3]。第一点就需要建立科学合理以及完善的金融制度,以此来帮助和引导金融经济的发展方向,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好的对经济泡沫进行控制和防范。第二点就是政府和国家在制定金融政策的时候一定要积极地响应相关制度以及控制工作,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对金融经济进行指导,使其可以健康合理的发展下去。结合总体发展的情况不难看出,政府一定要利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对金融经济进行干预,这样可以控制经济发展的方向,防止经济向传统的发展模式随意的发展导致经济泡沫的出现。

(二)政府应该对房价进行合理的控制

深入分析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不难看出,房地产的价格在近几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价格是水涨船高。在这样的状态下国民生产总值也是不断的上涨。在短时间内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的确是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收益的提升,但是通过长久考虑可以看出,因为房地产发展的迅速使得房价不断地上升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望而却步,群众已经不能支付起这么高的价格。更重要的是由于房价升高使得更多的资金向房地产进行流动,进而降低了其他一些实体经济的资金投入。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房子的价格太高会导致人们对房产的购买欲望逐渐降低,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价格太高会使得人们开始租房而不考虑买房,这样就造成了房地产出现了资源浪费的情况,房地产出现闲置,使贫富差距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三)控制好股票市场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发展股票市场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到其中,这也使得我们国家的证券交易市场也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在进行股票交易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资金买进和卖出,这样的交易就会使得人们对经济价值没有足够认识,在之后进行模拟经济基础上就会造成股票交易市场出现泡沫。除此之外,在股票交易市场中还存在着很多交易上面的问题,这些违反法律的操作会影响股票市场的正常交易,对国家的经济结构有着严重的威胁,最主要的是股票市场泡沫的情况变得更加的严重。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相关部门还要对股票市场的价格严格的进行控制,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欲就破坏了股票市场的规范,从而给国家带来了不可逆的损失和影响。还要将实体投资的价格和虚拟的价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对一些异常的企业进行深入的调查。针对上市公司来说,净收益率也需要控制在一定区间内,在运营的过程中超过了规定的范围,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制止。

(四)将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在金融经济的过程中会发生非常多的资金流动,在资金流动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因素对金融经济产生影响,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金融经济就会面临上涨和暴跌使得金融风险变得非常高。人们在进行金融投资的时候会对经济发展的走向有着一个乐观的心态,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就会盲目投资大量的资金,这样的操作就会造成经济泡沫。针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对金融经济市场进行约束和规范,降低经济泡沫的出现。在进行金融交易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来执行,絕不能因为私欲就打破了法律的防线进行违法的操作。与此同时,还对加大力度对企业内资金的控制,避免其利用非法的手段获得收益对金融市场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泡沫不是只存在着弊端,但是泡沫经济的确是给我们国家经济带来了非常大的打击。针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合理科学的监管和控制,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这类经常容易出现经济泡沫的行业进行控制,防止其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冯湃.关于现代金融经济中的经济泡沫研究[J].中国市场,2017(34):50-51.

[2]李婷婷.关于现代金融经济中经济泡沫的探讨[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02):17-18.

[3]原洋.谈谈现代金融经济中的经济泡沫问题[J].中外企业家,2019(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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