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学感想范文第1篇
我是一名药学的学生，所以一点都没有上过医学课程。当初选择全科医学概论这门选修课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只是在学分多的基础上稍微有点兴趣，想有点知识以后有点小病可以自己看。但是当我去听周教授的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发现全科医学是那么的博大精深。在我的脑海里，只有专科才是好的，全科是最不好的，什么病都看。但是上了课之后，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原来全科医学是那么的重要。
全科医学是一个面向社区与家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学专业学科，是一个临床二级学科;其范围涵盖了各种年龄、性别、各个器官系统以及各类疾病。其主旨是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范围、以整体健康的维护与促进为方向的长期综合性、负责式照顾，并将个体与群体健康融为一体。而全科医生是接受过全科医学专门训练的新型医生，是执行全科医疗的卫生服务提供者，是为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优质、方便、经济有效的、一体化的医疗保健服务，进行生命、健康与疾病全方位负责式管理的医生。
专科医疗和全科医疗负责健康与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专科医疗负责疾病形成以后一段时期的诊治，其宗旨是根据科学对人体生命与疾病本质的深入研究来认识与对抗疾病。当遇到现代医学无法解释或解决的问题时，专科医疗就不得不宣布放弃其对病人的责任。在这种意义上，专科医生类似于“医学科学家”，即充分体现了医学的科学性方面。由于专科医疗强调根除或治愈疾病，所以我们有时称之为治愈医学
全科医疗负责健康时期、疾病早期乃至经专科诊疗后无法治愈的各种病患的长期照顾，其宗旨关注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病，无论其服务对象有无疾病或病患，全科医疗都要为其提供令人满意的照顾，也即它对自己的“当事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全科医师类似于“医学服务者”与“管理者”，其工作遵循“照顾”的模式，其责任既涉及医学科学，又延及与这种服务相关的各个专业领域(包括医学以外的行为科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等)，其最高价值既有科学性，又顾及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即充分体现了医学的艺术性方面。此外，随着社会进步和民众健康需求的增加，基层医疗的公平性、经济性与可及性日益显现，于是关于经济学的考虑也成为全科医疗中重要的价值之一;这更体现了医学的公益性。
专科医疗处于卫生服务的金客塔的上部，其所处理的多为生物医学上的重病，往往需要动用昂贵的医疗资源，以解决少数人的疑难问题。其方式为各个不同专科的高新技术。全科医疗处于卫生服务的金字塔底层，处理的多为常见健康问题，其利用最多的是社区和家庭的卫生资源，以低廉的成体维护大多数民众的健康，并干预各种无法被专科医疗治愈的慢性疾患及其导致的功能性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涉及服务对象的生活方式、社会角色和健康信念。 课虽然结束了，但是我全科医学路还是会继续走下去····
经济伦理学感想范文第2篇
0819070065周双双08仁护3班
精神病院这个名字听得多了，人们总是对这个名字有一种畏惧与排斥的心理。这个学期我们去了精神病院见习，首次接触精神病院，其实它也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阴深与恐惧的。我们身为未来的护士，更不需要以别样的目光、别样的心理去看待它。只知道，它和别的医院一样，都是一间医院。
带领我们小组的带教老师把我们带到住院部的某一层楼里，在那铁闸里有一个可供饮食与活动的大空间，里面住着的全是女病人。
带教老师先带我们到示教室里，给我们重温一下精神分裂症与情感障碍的一些特征、表现和护理措施，然后再打开铁闸让我们和里面的一些病人聊聊天，了解她们的情况。
在带教老师讲课的过程中，她教导了我们面对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应如何进行自我保护与确保病人的安全，然而，我最为关注的仍是一些情感障碍的病人。带教老师说一些慢性的情感障碍的病人对外界是无什么反应的，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困死了在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中，他们的内心是一层叠一层沉默的雪，最初的情绪积压在心中，长久未能得到宣泄，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记忆变得模糊了，甚至跌入了潜意识中，情绪的积压找不到痕迹。所以他们不懂得去倾诉，不懂得去表述自己，他们的内心封锁在那重重的沉默中，解不开最初的情绪的结，而只会在那个心结上不断地增添沉默的结，由于他们内心积聚了太多太多的沉默，不懂诉说，所以他们的情志也渐渐变得散漫，脑子也渐渐变得空洞，思维也变得迟缓，所以他们会回避亲友，回避与外界之间的接触，慢慢的，便发展到对外界事物无反应。而其实他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之复杂的，复杂到完全沉默，复杂到找不出病因的痕迹。
我想：如果是一个对外界事物无反应的病人，除了要接受药物治疗之外，还必须配合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认知治疗和支持性心理治疗。心理治疗的租子阻滞有太多，所以支持性心理治疗为治疗的最基层。治疗者必须是一个优秀的聆听者，专心的倾听病人的诉说，以亲善诚恳的态度取得病人的信任，让病人毫无顾虑的倾诉内心的苦闷，鼓励病人疏泄内心不良的情绪，并能以同情、理解、谅解的态度对病人的诉说不加评判地接受，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理解和支持，并与病人合作去治疗其疾病，给予病人治疗的信心与康复的希望。
在与病人的交谈过程中，摸索病人的性格特点与思维模式，以及深入地探索其内心的真实情感。如果病人已经无法说出其内心的痕迹，治疗者可以问病人原本的性格、原本的生活是怎样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支持与鼓励病人诉说其内心的情绪与痕迹，让病人感觉到你是在全心全意地帮他，他也便可以开怀地与你倾诉。探寻病因是离不开问话的，也可以从问话中逐步地推出其病因与疾病的过程，帮助病人认识自己心灵的痕迹。在谈话中，要听出病人思维上的漏洞与认识上的偏颇和贫乏，并对病人作出理由充足、适合其心理特点的解释，帮助其消除疑虑，增强信心。人的烦恼往往来源于思维，但你烦恼了，往往是因为你用错了你的思维方式，引导病人去换一种与原来逆向的思维去分析问题，烦恼往往便会自动消失。要给予病人鼓励和良好的心理暗示，激发病人的积极心理，让病人更好的配合治疗和更努力地去改善自身的情绪。
带教老师给我们复习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后，便开铁闸让我们和里面的病人沟通交流了。我们一小组的人和带教老师围成一张台，然后带教老师陆续叫了三个病人来，她在我们面前询问病人的情况，并介绍其病情给我们认知。
第一个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常有幻听的女士，第二个是常开心自笑的女老师，第三个我的印象有点模糊。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个女士。她说她常听到一个男人跟她说话，但看不到那个人。韦护长问她那个男人有没有叫她不要吃、不要睡，她说没有。她说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自己也不认识他，只是听到一把声音在和她谈话，什么都看不到。韦护长问她有没有和那个男人说话，她说有。她的声音还带点激扬和悲亢地说：“我不是讲那些话，我是讲述自己的心，我是用心来和他交谈的!”
然后带教老师的问话结束了，我们接着和第二个、第三个病人交流。这时候，我看见刚才第一个病人独坐在一张桌椅上，沉默不语，情感低落，沮丧忧虑的低着头。我想过去跟她谈谈心，哪怕只是表示一下关心对于病人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但我连这样的时间都没有，她们马上便要开饭了。
我看着她那孤独、沮丧、忧伤的表情，回想起她刚才的那一句“我是用心来同他交谈的!”，我想她除了有精神分裂症之外，还同时存在着抑郁症，又或许是抑郁症伴精神分裂症。精神病是分神经性和心因性的，我不知道她属于哪一种，又或许两种都有吧，我相信她是存在着心因性的成分的。她也不是完全沉默的那一种，我还能够对着一片虚无的空气来讲述自己的心。我听她那一句话激动的声音，我想她内心深处是很渴望去倾诉的，但为什么她不与身边的人倾诉呢?还是她未能找到一个足够信任、足够关心她和支持她的聆听者?会不会是因为她很想诉说自己的内心，然而却得不到满足，而这种日积月累的内心冲突致使她幻听出身边有一把陌生的声音来聆听她的心声，与她交流呢?这只是我的推断，我不敢确定，要探究真正的原因还得与病人多接触才知道。或许那一把声音是她最信任的声音吧，听不到那一把声音，就像是身边没有了可以倾诉的朋友一样。我想如果我是她的护士，我会以关怀的心耐心地去鼓舞她向我倾诉她内心的情感，希望以真诚的爱心来换取她对我的信任，取替她所幻听出的那一把声音的位置，希望这样能够医治她的幻听，然后再与她进一步的做心理治疗。
或许我接触得太少，或许我想得过于简单，但我仍相信有些精神病人是能够治愈的。或许有一天，当他们恢复了正常人的心理，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希望人们能够以平常的目光去看待他们，不要歧视和排斥她们，不要让他们的心灵再一次受创!
经济伦理学感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功利；道义论；自由发展观
F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逐步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以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功利主义价值观为依托的市场经济体系，在中国的运行也导致了不少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平等问题、社会正义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等。
这些问题的产生引发了我国学者对经济伦理学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王小锡教授在结合东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为框架，强调了经济问题的伦理道德属性，并将伦理道德引入到生产力要素中，成为独立的“道德资本”。厉以宁教授认为道德力量的调节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在经济活动中应充当市场和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对于贫富悬殊问题他则设想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夏伟东教授则认为中国是在“理论准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入市场经济”的，对伦理道德的功用认识不清，主张“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樊纲教授也同意经济学的分析离不开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并强调经济学应该是接受现存的“人性”后再做自己的分析，而不是预先假设了“人性”再去分析。对于伦理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乔洪武、汪丁丁、万俊人等一批学者均有深刻的论述。
西方对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财富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才重要，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后东西。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也提倡道德情操作为经济学的内在基础，只是后来经济学与“工程力学”的结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庇古开创福利经济学，到埃奇沃斯、帕累托、阿罗等的理论贡献，西方经济学开始注重到收入分配等伦理层面；布坎南则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对道德与效率的冲突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答方式；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则明确提出对个人行为进行伦理经济制裁的主张；而阿马蒂亚·森基于自由-权利概念提出来的发展观，则是将伦理道德内化于经济活动秩序的完美结合，是经济伦理学的道义论回归。
森的自由发展观与西方伦理思想诉诸内己的特性相匹配，该理论具备了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开放性特点，所强调的自由-权利概念内涵丰富，对于解决我国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极高的理论参考价值。本文试图将自由发展观与康德的道义论伦理思想进行整合，以此为森的自由发展观建立一个更加牢固的道德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学论证将更具说服力和发展潜力。这是本文的一大亮点和创新之处；当然，若处理得不好，也会成为文章的败笔。
2 “功利”与“自由”所理解的经济“权利”
边沁的功利主义和康德的伦理观看似差异很大，由它们引出来的实践权利也大不相同。由功利主义伦理观引出来的权利，特别是边沁的观点，可以称为基数效用论，讲究效用数量，实践权利是由实践结果的效用值来决定的。这样，它的裁决权是外化的效用数量值。道义论伦理观引出来的权利，尤其是由康德开创的自由概念，强调行为的善良性，实践权利是由实践的动机来决定的。这样，它的裁决权就内化成了善良意志。
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按照边沁和康德的理论，两种伦理观所衍生出来的权利概念必然能够而且一定要在经济领域一以贯之地实行，而且两者只能择一而行；否则，便是成了人格分裂者。粗略来看，边沁的权利是一种求之外在的手段，而康德的自由权利则来自我们心中的自律裁决，是一种诉诸内在的本质手段。
但是，当我们回到康德的“任意的自由”概念时，问题便迎刃而解。康德的自由包括技术层面和道德层面：技术层面受到感性的干扰，本能一般是短视的，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做出冲动行为，这种短期的结果决定论，正是功利主义伦理观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所在；道德层面则超越了感性体验，强调了行为者动机的单纯性，但动机具有内在性，难以得到考证，使得操作性不强。由此来看，两种伦理观在康德那里都得到了体现，但是作为哲学家，康德认为只有道义论伦理观才具备坚固的基础。但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康德会更加同意边沁的立法原理：“大自然利用人的贪图享受和爱慕虚荣的弱点，让我们尽量去追求自己的自由的任意和外部感官的满足，同时却借此暗中实现着自己的意图，即为我们在内心感到自己的道德价值而做准备。而这正是自由作为一种在外部世界中的法制状态下的合法性的‘权利’的意义。”康德也认为，作为自由显现在外部世界的权利主要表现在我们的感官体验上，而这也是边沁的立法原理基础所在。在《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却是行不通的》一文中，康德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权利出于自由”，但它“并不是自由意志本身，而是自由意志的外在关系”；并且它还不是一般的经验现象，而是从理论通往实践的中介。
至此，我认为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伦理观都比较赞同把功利最大化作为外部世界的一种行为准则，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实质权利也该由功利原则确定。至少，可以认为在康德和边沁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3 经济伦理学的道义论回归——森的自由发展观
然而，作为社会的发展结果，物质不断增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生理需求，还需要正视生活本身以及生存环境等问题，例如人们享受经济成果的权利、避免饥荒的权利以及高水准的受教育权利等。而这些在传统功利主义伦理观里面几乎毫无涉及，更加没有谈论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意义。
在边沁时代，资本主义处于资本的积累时期，人们的生活质料没有得到完全满足，这时使用“功利”或“效用”来衡量经济的发展主要也就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即纯感性（感官体验）需求。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过程，人们的生活质料得到了极大满足，纯感性需求也趋于饱和，甚至有些国家这方面的需求已经饱和到了麻木的地步，感性刺激已经不能满足人的需求，进一步的，需要更高的追求，即普遍的纯理性需求。但是如何把这种需求内涵扩大到经济领域，这需要对经济伦理观做颠覆性的修改。作为经济学的“良心”，森进行了这样一种尝试，创立了自由发展观——既有对感性的超越，又同时被理性所规定。
3.1 自由概念泛化、具体化，使得自由发展观更加开放、兼容
由功利最大化（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支撑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饥荒、不平等、公共物品等，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加阻碍了社会的整体发展。森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于实质性地转变经济伦理观：“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假定，即认为人们仅仅被个人利益所驱使，而价值标准和规范简直就不起作用”，“在许多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范围本身，也可以通过适当地培育起对上述问题（不平等问题以及公共物品问题）敏感的伦理观念来加以扩展。市场机制与多样价值观念的相容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它，并同时探求拓展体制安排以超越纯粹的市场机制的局限性”。由此，森提出了自己的自由发展观：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自由是什么呢？森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自由是一个具有内在多样性的概念”。这个“自由”概念还是很宽泛的，但强调的是内在性，即不依赖于外物而能独立存在。森是从自由的过程层面和机会层面来理解自由的，“这里所采用的自由观涉及到确保行动和决策自由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给定的个人与社会境况下所享有的机会”。自由的过程层面，是一种程序性的自由，确保主体存在的环境能给它以一个公平谋生或者享受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规范，按照这种规范，（这种规范一般具有强制性，例如法律），主体能与其他人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技。自由的机会层面，是一种能力的机会自由，用森的话来讲就是可行能力的自由、实质自由，确保主体能在所给的环境中进行体面的生活或者这个环境造成一个结果——扩展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在这个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获得至少不比别人差的生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实现或者保留这种能力的权利。由此可见，自由的过程层面强调的是公正、公平，自由的机会层面则强调平等，这就是森自由概念的内在性。按照康德的自由定义，森的自由这种独立力量与公正、平等相伴相生。
森的发展观与康德的道德观一样，都是通过内省而得。康德认为，内省而得的事物固然具备内在稳定性，但放到现实却未必能行得通。森在理论上没有克服这个难点，所以他沿用了康德的范畴概念，列举了能在现实中对应的五种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同时，森也没有断定工具性自由只有这五种（甚至没有断定工具性自由的可列举性），这种有保留的处理方法，使得自由的现实范畴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与充实。
为什么选择自由发展观呢？换言之，自由发展观能解决理性经济人逐利行为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吗？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导论中说，自由是一个广阔的视角，“从扩展实质性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发展，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目标——正是它们才使发展变得重要——而不仅仅是某些在发展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手段”。这里，森暗指转变经济伦理观的必要性，以及价值标准和规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森的自由发展观以自由作为内在基石，既想拥有价值的稳定性，又想具备现实的操作性：自由发展观的评价性原因和实效性原因。评价性原因是指自由的增进应该成为评判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准，这与康德道德层面的自由相对应；实效性原因指的是人的自由主体地位决定了发展的全面实现，人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凸显自我获得自由的能力，亦即康德技术层面的自由。同康德一样，森也没有完全否认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的现实意义，“在承认更博大的价值观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失察明智的自利追求以及粗鄙的物语和贪婪所发挥的广泛作用”。
这里可以看出，森的自由发展观吸收了道义论伦理观的内在稳定性因素，又保留了理性经济人的技术层面因素。经济发展问题，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能很好地解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则在道义论伦理观内在价值的稳定性那里得到解决。至于森对工具性自由的阐发以及有保留的列举，也显示了森对理性有限性的默认，以及人类认知能够不断深化的乐观态度。
3.2 自由发展观倡导权利分析法
在现实世界，康德默认了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因为他找不出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更好原则。但是，森却从“权利”与“自由”的关系中，找到了分析经济现象的一个新方法，即权利分析法。
在1970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森发表了经典论文“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文章证明，在个人偏好无限制条件下，帕累托最优原则与最小自由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帕累托原则是解释现行经济秩序能顺利进行的基石，它解释理性经济人在实效性评价方面的最大化作用；而最小自由原则是评判社会发展的最低标准；二者的不可调和性说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不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感性需求和理性需求。换言之，按照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建立的社会功利最大化成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的，一部分人欲望的满足必然侵害到另一些人的利益。
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必须在帕累托原则与最小自由原则之间作一取舍。森选择了后者，并倡导权利分析法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主要手段。森说，“支持基本自由以及与此关联的关于权利的阐述的理由在于：第一，它们自身固有的重要性；第二，它们在提供实现经济保障的政治激励因素上的后果性作用；第三，它们在价值观和优先主次的产生、形成上的建设性作用”。由此可见，森赞成康德“权利出于自由”的观点，并坚持把权利概念延伸到现实世界。在康德那里，权利被定义为“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之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权利分析法，探讨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本该呈现的关系。所谓的权利分析法，主要体现在交换关系上：即“我”本身拥有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的这些资源总和可以交换到什么东西，并强调对“我”需要的东西的实质控制权和使用权。在分析饥荒问题时，森侧重分析人与物，即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分析粮食总量。因为就算再多的粮食，只要有人与此无关，也会遭受饥荒。
权利分析法侧重的是具体个人分析，反对总量分析。因为总量的满足，并不代表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得到了满足，而在极端分化的分配规则下，总量的恰好满足，往往意味着大部分个体的不满足、权利遭到严重剥夺，这正是最小自由原则所不能容忍的。
3.3 权利分析法下的自由发展观逻辑结构
森的自由发展观与权利分析法是完美组合的，自由是价值世界的最高标准，权利则是自由在现实世界的显现，两者配合起来，使得发展观理论浑然一体，是伦理经济学对道义论的一次完美回归。下面是我根据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和《贫困与饥荒》这两本著作，概括出来的自由发展观论证框架。
预设：可行能力禀赋的正反馈机制成立，即每个人都拥有自身的可行能力禀赋，这些禀赋组成了各自的选择权集合，并且通过不断地使用自身禀赋，人们可以扩展自身的选择权集合。
森假设：自由表示选择权大集合，发展的手段和目的就是扩展自身选择权集合。
论证：（1）我们把扩大选择权的过程叫作发展；
（2）对于每个人而言，自由都是“好”（Goodness）的，每个人都想扩大自身选择权集合；
（3）因为自身选择权集合里面的東西能促使我们获得自身选择权集合之外的选择权，从而扩大自身选择权集合，所以扩大选择权集合是发展的手段。
结论：自由是发展的目的和手段。
3.4 对森自由发展观的评价
第一，森的自由发展观具备高度的自洽性。首先，森的自由发展观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精神气质——道德的内在性基础。作为人类的最高价值标准，自由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稳定性。亚当·斯密把《国富论》建立在我们的道德情操之上，森做了相同的处理，但却选择了一个更高的标准——自由。其次，把自由作为发展的目的和主要手段，使得自由发展观能形成一个独立闭合的理论体系：从理论体系外来看，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形成一个封闭式的逻辑框架；从理论体系内来看，自由概念的多样性又使得该理论能够不断发展推进，还能兼容吸收好的理论研究成果。
第二，从思考问题的方式来看，与传统经济学简单的线性思维模式相比，森想通过理论对现实的无限逼近来完整地描述经济现象。他论证五种工具性自由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把经济问题与政治、法律、文化以及社会等综合起来，采用的是复杂的综合性思考问题方法。
第三，森的发展观也存在某些缺陷以及方法论上的不彻底。首先，森的发展观保留了理性经济人的原则，承认物欲追求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这是道德层面的自由对技术层面的一种妥协。其次，森沿用了康德现实世界与自由世界的划分方法，把工具自由作为两个世界的连接桥梁，他的权利分析方法也主要集中在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上，并不能说明达到了价值世界（自由世界）的标准。作为对价值世界的回应，森把发展看成是对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社会承诺。这里，森并没有对自由的可能性做出现实论证，而仅仅是奢望于社会承诺。森自由发展观的实现问题在理论上成了一座“空中楼阁”，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总的来说，森的自由发展观是对现代主流经济发展观念的一种深刻反思，正式提出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实质自由的扩展，让我们把发展的重点集中在每个人身上，而不仅仅是总体的经济增长数据。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科学发展观还需要在不断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完善，毫无疑问，森的自由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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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学感想范文第4篇
［摘 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从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着手,分析了目前的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伦理底蕴。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行为;伦理底蕴
［
1 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
在西方,经济与伦理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崇尚经济活动中的善行,强调善是经济活动中的目的,经济活动只是达到善的手段。在近代,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经济与伦理得到了较完善的结合。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考察了个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国富论》中，以人的自利本性为基础,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两部分别讨论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著作中,各出现了一次“看不见的手”的提法。斯密说：“(富人)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定义,它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况且,既是“看不见”,似乎也无法具体说出那只“手”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综观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论述的思想,我们可以抓住“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它隐喻的是一种建立在利己行为基础上的调节私利与公益关系的市场力量。
按照斯密的理解,“看不见的手”是具有伦理特性的。《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激发了富人们的同情心,使得他们能够与穷人们分享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完全地将生活必需品据为己有;《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在个人追逐私利的同时,无意识地、自发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扩展。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沟通了私利与公益,表明了他对市场自身伦理调节力量的信任。由于他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因而,“看不见的手”被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崇,奉为圭臬,并成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前提。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眼里,“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具有无穷的魔力,它伸向哪里,哪里的市场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调整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须其他力量的干预,只要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社会伦理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此看来,被神化了的“看不见的手”兼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发展的双重功能。
在斯密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中,对“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首先,市场伦理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发形成既保护个人利益也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伦理秩序,个人和组织不能从外部予以干预,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是对市场伦理秩序的破坏;其次,市场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谁,在市场面前都是平等的经济主体,都有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权利,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和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再次,市场保障了个人主动的道德选择自由。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不受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迫,市场反对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道德性强制；最后,市场推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在个人追求利益增值的同时,不需要刻意地考虑公共利益,因市场力量的作用,对私利的追求无意间也能使公共利益自然增长,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
到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那里,对“经济人”的含义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但穆勒也指出,“经济人”只是一种抽象,而非现实的人本身,它是对人的实际行为的一种不完全精确的假设,因此得出的结论只在抽象意义上为真,一旦运用于实际就要进行修正。
遗憾的是,近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忘了经济的伦理意蕴,朝着“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发展,“经济人”成为一个模型和分析工具,排除了任何伦理因素的考虑,其主要原因是“边际革命”以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使用数学方法并依据数学模型进行“演绎”的科学,应该说,经济的数学化是一种进步,它能使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更加精致,但由于过分忽视人的丰富性研究,把理性经济人归结为数学符号的简单化趋向,使经济学成为“象牙塔之中的黑板经济学”(科思语)。对此,马丁•霍利斯与爱德华•内尔讽刺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阐释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潜在假定存在于投入与产出、刺激与反映之间,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曾结婚也不是单身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爱狗、爱他的妻子或喜欢儿童游戏胜于喜欢诗。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们知道无论他要干什么,他会不顾一切地以最大化的方式得到它。”
而丧失伦理内涵的“经济人”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条件,而是在危害市场经济。凯恩斯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正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 这是经济学家的忠告,值得我们深思。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割裂开来,而且将“经济人”的思维逻辑大规模地侵入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用德国学者彼得•科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当代的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的趋势,即把经济学和它的范例变成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普遍而终结性的理论。”这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缩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数学化、模型化热塑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新的转机。其一,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研究对象。当今理论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稀缺和人的欲望达到合理的配置。也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满足人们的欲望,并将这些商品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的学科。既然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稀缺,还要研究人的欲望,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层面对价值定义的论述。我们知道,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而资源又具有稀缺性,这就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为避免或缓和这种冲突就必然使人们的欲望超越人性本能的放纵,同时又要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这就需要一整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没有这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人类将失去满足自身欲望的操作能力。其二,质疑经济数学化、模型化。一般来说,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它不单是投入产出的物质或数量问题,还有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主要理论贡献充分表明,行为手段、伦理道德、制度变迁等作为经济活动的变量已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示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征上来”。
以上是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回归:即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体现的是“经济人与道德人要统一”的思想。而从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单纯强调经济人的思想,酿成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丰富、精神文明匮乏,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严重的局面。如今,许多学者重申经济人与道德人应统一,呼吁要加强经济伦理建设,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曲折回归,是西方社会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总结概括出来的,体现了道德发展的规律性。这使得我们要深思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蕴到底是什么。
2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经济与伦理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伦理属上层建筑范畴。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对经济伦理具有决定作用,经济伦理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伦理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经济伦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经济伦理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经济伦理也必须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看,经济行为是伦理规范的源泉和载体,伦理规范则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和价值取向,二者相互渗透,缺一不可。
市场是研究经济伦理的舞台。美国经济学家A•斯密德认为,市场是一种伦理的制度,“无论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市场,总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规则……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存在不具有基本伦理判断的市场价值,缺少了伦理价值,交换不是变坏,而是无交换可言。”
2.1 市场经济蕴涵伦理精神
著名的经济效率原则——帕累托最优境界,把边界定为“每个人的利益增进不得以减少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标准上。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作合乎逻辑的展开,就可演绎出诸多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首先,利益导向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人们必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又必须以增加积累为前提,增加积累要求人们勤俭、节约、聚财,正因为这样,“勤劳致富、勤俭节约、合理利己、正当求利”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支柱。同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诱发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遵循“两利相权取其大”的集体主义原则,其最低要求是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即正当求利,合理利己。其次,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它内在地要求人们遵循以下规则互动:承认他人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拥有相同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意志和决定。显而易见,如果不遵循人格独立、平等、公正、诚信规则,交换便无法进行。可见,市场经济推动独立人格的发展。再次,根据供求规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是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得人们必须把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根植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因为不把社会生产置于社会需求基础之上,商品就难以实现其价值,更谈不上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市场经济是通过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来获取利益的,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又一规律,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竞争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而竞争需要有公正的环境,所以,竞争要求人们具有公正诚信的品质。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活动不但有其特有的规律和规则,而且有这些规律、规则决定的经济伦理,这些经济规律、规则与其自身演绎的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当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反作用于这些经济规律、规则时,就能保证经济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在遵循和违反的两个层面上,或展现人性伦理界定或道德导向,使得经济活动符合人的目的;或违反经济伦理道德,最终阻碍经济活动的发展。
2.2 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伦理蕴涵于市场经济之中,有其经济基础,但伦理道德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掌握利用,就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规则要求的科学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落后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第一，科学的伦理道德能指导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在正当求利的经济行为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科学的道德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第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作为“伦理资本”,创造经济利益。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运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必须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的和谐协作合力,并因此促进有形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出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 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底蕴
上面谈到了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底蕴？
第一,认可和保护产权。通俗地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交换关系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但实质上是反映了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中的核心是产权的让渡,即产权关系的平等交换。产权是指人们对某种经济物品所有的一定的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等。而这些权利需要社会的认可与保护来维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分不清谁是产权的独立占有者，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何以会使利己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何能有经济主体之间的逐利竞争。
第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性质,赋予了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基础伦理条件。它主张通过规定经济主体成员一般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义务,赋予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和行动的经济价格。另外,劳动者自由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就形成了最合理的人员安排结构,有利于劳动者个性的发展,有利于人尽其才。
第三,经济公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公正作为处理和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应当”之理,自然就来自在生产与交换中所呈现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由这一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经济公正的核心要求就是自愿。即只有一个人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正的生产与交换就是在生产与交换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出于自愿,这就意味着其中没有欺诈,没有胁迫,没有垄断,没有强权。经济公正的第二个要求是公开。由于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自己所用来交换的东西和打算交换的东西之间,人们对自己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所以双方都“应当”公开与交换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利于对方作出正确的效用判断,实现交换的利益增额。经济公正的第三个要求是平等。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就意味着:任何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交换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无偿占有另一方的劳动,交换双方有权向对方挑选符合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有权计较自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是否在交换中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经济上的平等主要是与物质财富的分配相联系,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平等，即竞争规则和分配规则对所有人具有同等效力,运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的平等。
第四,追求效率。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促成的,即市场经济的自由、利己、交换、竞争、分工的性质促成的。正是由于经济主体的利己行为、市场竞争的强制力,才有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交换的存在,经济主体才能在追求各自所需的价值中,各得其所。同时交换又是推动分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竞争的外部压力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专业水平越来越高,从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国民经济得到了长期、快速的发展,社会产品不断丰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契约观念。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要强化契约,鼓励市场交易的契约化,树立起契约观念。与之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伦理要求广泛树立起契约观念,促进市场交易的普遍契约化。此外,还有经济的公平性和制度的道德性等。
参考文献:
［1］许崇正.伦理经济学再论——经济选择与人的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甘绍平.伦理智能［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3］黄家瑶.经济哲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A•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翟晓英(1972—),女,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在读博士,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经济伦理学感想范文第5篇
城规091王泽驹2011年4月
居住、工作、游息与交通四大活动是研究及分析现代城市设计时最基本的分类。
一、居住
(一)居住问题：
1.人口密度过大、缺乏空地及绿化，生活环境质量差;
2.房屋沿街建造，影响居住安静，日照不灵;
3.公共设施太少而且分布不合理。
建议：住宅区要有绿带与交通道路隔离，不同的地段采用不同的人口密度。
(二)居住区建设：
1.在过度拥挤的地区中，生活环境是非常不卫生的，而恰恰相反，人口稀疏的地区，却常常在最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特享各种优点：气候好，地势好，交通便利而且不受工厂的侵扰。
2.住宅区应该计划成安全舒适方便宁静的邻里单位。
二、工作
(一)工作问题：主要是由于工作地点在城市中无计划的布置，远离居住区，并因此造成了过分拥挤而集中的人流交通。
建议：有计划地确定工业与居住的关系。
(二)解决方法：
1.工业必须依其性能与需要分类，并应分布于全国各特殊地带里，这种特殊地带包含着受它影响的城市与区域。在确定工业地带时，须考虑到各种不同工业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功能不同的各地区的关系。
2.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之间的距离，应该在最少时间内可以到达。
3.工业区与居住区(同样和别的地区)应以绿色地带或缓冲地带来隔离。
4.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而且不引起扰乱危险和不便的小型工业，应留在市区中为住宅区服务。
5.重要的工业地带应接近铁路线、港口、通航的河道和主要的运输线。
三、游憩
(一)游息问题：主要是大城市缺乏空地，城市绿地面积少而且位置不适中，无益于居住条件的改善。
建议：新建的居住区要多保留空地，增辟旧区绿地，降低旧区的人口密度，并在市郊保留良好的风景地带。
(二)建设具体手段方法：
1.新建住宅区，应该预先留出空地作为建筑公园运动场及儿童游戏场之用。
2.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将败坏的建筑物加以清除，改进一般的环境卫生，并将这些清除后的地区改作游憩用地，广植树木花草。
3.在儿童公园或儿童游戏场附近的空地上设立托儿所、幼儿园或初级小学。
4.公园适当的地点应留作公共设施之用，设立音乐台、小图书馆、小博物馆及公共会堂等，以提倡正当的集体文娱活动。
5.现代城市盲目混乱的发展不顾—切的毁坏了市郊许多可用作周末的游憩地点。
四、交通
(一)交通问题：主要是城市道路大多是旧时代留下来的，宽度不够，交叉口过多，未能按照功能进行分类。并认为局部放宽、改造道路并不能解决问题。另外，办公楼、商业服务、文化娱乐设施等过分集中，也是交通拥挤的重要原因。 建议：从整个道路系统的规划入手，按照车辆的行驶速度进行功能分类。
(二)解决手段：
1.需要一种正确的调查与统计资料，以确定街道合理的宽度。
2.各种街道应根据不同的功能分成交通要道，住宅区街道，商业区街道，工业区街道等等。
3.街道上的行车速率，须根据其街道的特殊功用，以及该街道上行驶车辆的种类而决定。
4.各种建筑物，尤其是住宅建筑应以绿色地带与行车干路隔离。
在《雅典宪章》的大纲中还提到以下几点问题：
1.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保留名胜古迹以及历史建筑。
2.城市的种种矛盾是由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土地私有而引起，并提出了城市应按全市人民的意志规划。
“雅典宪章”于1933年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简称CIAM)得到了通过，正式改名为《雅典宪章》。此后，这一文件多少年来一直是欧美高等建筑教育的指针。1977年12月，一些城市规划设计师聚集于利马，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进行了讨论，讨论时四种语盲并用，提出了包含有若干要求和宣言的《马丘比丘宪章》。 “在今天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针对《雅典宪章》以后的城市规划基础上都是依据功能分区的思想而展开的，《马丘比丘宪章》在对40多年的城市规划理论探索和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雅典宪章》所崇尚的功能分区“没有考虑城市居民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结果使城市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
对比《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最大的进步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继承和发展。
1.它认为城市是一个动态系统，要求“城市规划师和政策制定人必须把城市看作为在连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
2.在对《雅典宪章》的继承基础上，《马丘比丘宪章》在分区概念、住房问题、交通运输、城市土地利用以及自然资源与污染。
3.在城乡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 建筑——城市——园林绿他的再统一是城乡统一的结果。
与《雅典宪章》的主导思想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组成部分相比，《马丘比丘宪章》的目标是将这些部分重新有机统一起来，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关联性。
以下是《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在意识形态上的的不同之处：1.
《雅典宪章》的思想基石是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
《马丘比丘宪章》宣扬社会文化论，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
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人类群体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
2.
《雅典宪章》将城市规划视作对终极状态的描述;
《马丘比丘宪章》更强调城市规划的过程性和动态性。
出了以上两部宪章之外，作为本世纪在建筑规划界颇具影响力的文献之一----《北京宪章》，是在1999年6月23日，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而通过的由吴良镛教授起草的《北京宪章》。《北京宪章》总结了百年来建筑发展的历程，并在剖析和整合20世纪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成就与问题以及各种新思路和新观点的基础上，展望了21世纪建筑学的前进方向。
针对城市病发展得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环境祸患 、混乱的城市化 、技术“双刃剑” 和建筑魂的失落等。宪章分析了它们都互相关联、互为影响、难解难分„„是建筑师社会责任感地体现。
《北京宪章》主要的一点是从传统建筑学走向广义建筑学，它要求完善以下一些方面的内容：
1. 循环体系：着眼于人居环境建造的建筑学
2. 技术与人文相结合，及多层次的技术建构
3. 文化多元：建立“全球一地区建筑学”
4. 广义建筑学的方法论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重申格罗比乌斯(W.Gropius)•的下列观念是必要的：“建筑师作为一个协调者，其工作是统一各种与建筑物相关的形式、技术、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个观点不可避免地对建筑功能的研究一步一步地从房屋引向街道，从街道到城镇，最后到更广阔的区域规划。我相信，新的建筑学将驾驭一个比如今单体建筑物更加综合的范围;我们将逐步地把个别的技术进步结合到一个更为宽广、更为深远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设计概念中去。”
建筑学的发展必须分析与综合兼顾，但当前宜重在“整合”。提倡广义建筑学，并非要建筑师成为万事俱通的专家，而是要求建筑师加强业务修养，具备广义的、综合的观念，从事哲学思维，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能随时扩充知识，与
有关专业合作，寻找新的结合点，解决问题，发展理论。
世界充满矛盾，例如全球化与地区化、国际和国家、普遍性与特殊性、灵活性与稳定性„„未来建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赖于我们善于分析、处理好这些矛盾;一些具体的建筑设计也无不是多种矛盾的交叉，例如规律与自由、艺术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技术与场所、以及趋同与多样„„广义建筑学就是在承认这些矛盾的前提下，努力辩证地对其加以处理的尝试。
为此，建筑师要追求“人本”、“质量”、“能力”和“创造”......在有限的地球资源条件下，将广义的建筑学视野、整合的建筑学内容、融贯多学科的方法，作为综合创造的新的起点，建立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平的人居环境。
经济伦理学感想范文第6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行为;伦理底蕴
［
1 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
在西方,经济与伦理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崇尚经济活动中的善行,强调善是经济活动中的目的,经济活动只是达到善的手段。在近代,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经济与伦理得到了较完善的结合。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考察了个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国富论》中，以人的自利本性为基础,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两部分别讨论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著作中,各出现了一次“看不见的手”的提法。斯密说：“(富人)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定义,它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况且,既是“看不见”,似乎也无法具体说出那只“手”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综观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论述的思想,我们可以抓住“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它隐喻的是一种建立在利己行为基础上的调节私利与公益关系的市场力量。
按照斯密的理解,“看不见的手”是具有伦理特性的。《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激发了富人们的同情心,使得他们能够与穷人们分享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完全地将生活必需品据为己有;《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在个人追逐私利的同时,无意识地、自发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扩展。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沟通了私利与公益,表明了他对市场自身伦理调节力量的信任。由于他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因而,“看不见的手”被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崇,奉为圭臬,并成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前提。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眼里,“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具有无穷的魔力,它伸向哪里,哪里的市场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调整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须其他力量的干预,只要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社会伦理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此看来,被神化了的“看不见的手”兼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发展的双重功能。
在斯密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中,对“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首先,市场伦理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发形成既保护个人利益也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伦理秩序,个人和组织不能从外部予以干预,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是对市场伦理秩序的破坏;其次,市场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谁,在市场面前都是平等的经济主体,都有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权利,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和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再次,市场保障了个人主动的道德选择自由。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不受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迫,市场反对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道德性强制；最后,市场推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在个人追求利益增值的同时,不需要刻意地考虑公共利益,因市场力量的作用,对私利的追求无意间也能使公共利益自然增长,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
到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那里,对“经济人”的含义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但穆勒也指出,“经济人”只是一种抽象,而非现实的人本身,它是对人的实际行为的一种不完全精确的假设,因此得出的结论只在抽象意义上为真,一旦运用于实际就要进行修正。
遗憾的是,近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忘了经济的伦理意蕴,朝着“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发展,“经济人”成为一个模型和分析工具,排除了任何伦理因素的考虑,其主要原因是“边际革命”以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使用数学方法并依据数学模型进行“演绎”的科学,应该说,经济的数学化是一种进步,它能使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更加精致,但由于过分忽视人的丰富性研究,把理性经济人归结为数学符号的简单化趋向,使经济学成为“象牙塔之中的黑板经济学”(科思语)。对此,马丁•霍利斯与爱德华•内尔讽刺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阐释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潜在假定存在于投入与产出、刺激与反映之间,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曾结婚也不是单身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爱狗、爱他的妻子或喜欢儿童游戏胜于喜欢诗。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们知道无论他要干什么,他会不顾一切地以最大化的方式得到它。”
而丧失伦理内涵的“经济人”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条件,而是在危害市场经济。凯恩斯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正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 这是经济学家的忠告,值得我们深思。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割裂开来,而且将“经济人”的思维逻辑大规模地侵入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用德国学者彼得•科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当代的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的趋势,即把经济学和它的范例变成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普遍而终结性的理论。”这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缩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数学化、模型化热塑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新的转机。其一,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研究对象。当今理论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稀缺和人的欲望达到合理的配置。也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满足人们的欲望,并将这些商品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的学科。既然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稀缺,还要研究人的欲望,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层面对价值定义的论述。我们知道,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而资源又具有稀缺性,这就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为避免或缓和这种冲突就必然使人们的欲望超越人性本能的放纵,同时又要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这就需要一整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没有这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人类将失去满足自身欲望的操作能力。其二,质疑经济数学化、模型化。一般来说,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它不单是投入产出的物质或数量问题,还有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主要理论贡献充分表明,行为手段、伦理道德、制度变迁等作为经济活动的变量已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示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征上来”。
以上是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回归:即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体现的是“经济人与道德人要统一”的思想。而从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单纯强调经济人的思想,酿成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丰富、精神文明匮乏,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严重的局面。如今,许多学者重申经济人与道德人应统一,呼吁要加强经济伦理建设,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曲折回归,是西方社会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总结概括出来的,体现了道德发展的规律性。这使得我们要深思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蕴到底是什么。
2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经济与伦理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伦理属上层建筑范畴。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对经济伦理具有决定作用,经济伦理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伦理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经济伦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经济伦理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经济伦理也必须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看,经济行为是伦理规范的源泉和载体,伦理规范则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和价值取向,二者相互渗透,缺一不可。
市场是研究经济伦理的舞台。美国经济学家A•斯密德认为,市场是一种伦理的制度,“无论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市场,总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规则……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存在不具有基本伦理判断的市场价值,缺少了伦理价值,交换不是变坏,而是无交换可言。”
2.1 市场经济蕴涵伦理精神
著名的经济效率原则——帕累托最优境界,把边界定为“每个人的利益增进不得以减少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标准上。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作合乎逻辑的展开,就可演绎出诸多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首先,利益导向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人们必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又必须以增加积累为前提,增加积累要求人们勤俭、节约、聚财,正因为这样,“勤劳致富、勤俭节约、合理利己、正当求利”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支柱。同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诱发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遵循“两利相权取其大”的集体主义原则,其最低要求是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即正当求利,合理利己。其次,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它内在地要求人们遵循以下规则互动:承认他人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拥有相同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意志和决定。显而易见,如果不遵循人格独立、平等、公正、诚信规则,交换便无法进行。可见,市场经济推动独立人格的发展。再次,根据供求规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是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得人们必须把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根植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因为不把社会生产置于社会需求基础之上,商品就难以实现其价值,更谈不上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市场经济是通过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来获取利益的,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又一规律,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竞争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而竞争需要有公正的环境,所以,竞争要求人们具有公正诚信的品质。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活动不但有其特有的规律和规则,而且有这些规律、规则决定的经济伦理,这些经济规律、规则与其自身演绎的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当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反作用于这些经济规律、规则时,就能保证经济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在遵循和违反的两个层面上,或展现人性伦理界定或道德导向,使得经济活动符合人的目的;或违反经济伦理道德,最终阻碍经济活动的发展。
2.2 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伦理蕴涵于市场经济之中,有其经济基础,但伦理道德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掌握利用,就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规则要求的科学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落后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第一，科学的伦理道德能指导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在正当求利的经济行为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科学的道德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第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作为“伦理资本”,创造经济利益。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运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必须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的和谐协作合力,并因此促进有形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出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 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底蕴
上面谈到了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底蕴？
第一,认可和保护产权。通俗地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交换关系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但实质上是反映了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中的核心是产权的让渡,即产权关系的平等交换。产权是指人们对某种经济物品所有的一定的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等。而这些权利需要社会的认可与保护来维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分不清谁是产权的独立占有者，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何以会使利己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何能有经济主体之间的逐利竞争。
第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性质,赋予了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基础伦理条件。它主张通过规定经济主体成员一般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义务,赋予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和行动的经济价格。另外,劳动者自由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就形成了最合理的人员安排结构,有利于劳动者个性的发展,有利于人尽其才。
第三,经济公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公正作为处理和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应当”之理,自然就来自在生产与交换中所呈现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由这一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经济公正的核心要求就是自愿。即只有一个人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正的生产与交换就是在生产与交换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出于自愿,这就意味着其中没有欺诈,没有胁迫,没有垄断,没有强权。经济公正的第二个要求是公开。由于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自己所用来交换的东西和打算交换的东西之间,人们对自己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所以双方都“应当”公开与交换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利于对方作出正确的效用判断,实现交换的利益增额。经济公正的第三个要求是平等。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就意味着:任何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交换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无偿占有另一方的劳动,交换双方有权向对方挑选符合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有权计较自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是否在交换中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经济上的平等主要是与物质财富的分配相联系,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平等，即竞争规则和分配规则对所有人具有同等效力,运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的平等。
第四,追求效率。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促成的,即市场经济的自由、利己、交换、竞争、分工的性质促成的。正是由于经济主体的利己行为、市场竞争的强制力,才有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交换的存在,经济主体才能在追求各自所需的价值中,各得其所。同时交换又是推动分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竞争的外部压力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专业水平越来越高,从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国民经济得到了长期、快速的发展,社会产品不断丰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契约观念。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要强化契约,鼓励市场交易的契约化,树立起契约观念。与之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伦理要求广泛树立起契约观念,促进市场交易的普遍契约化。此外,还有经济的公平性和制度的道德性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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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翟晓英(1972—),女,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在读博士,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