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哲学 中国文化艺术 中国哲学
一
“哲学”属于西方话语，但在近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它已经成为对我们的精神活动进行描述的文化框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存在的意义上承认并接受了“哲学”。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是对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进行反思，并以“发问”为主要特征的精神批判活动。这是从历史中搜寻的对于哲学的具有普泛性的规定，以此把握人类各种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意义，是有广泛可理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观察视阈。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活动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紧密相连。
二
自晚清学者黄遵宪把“哲学”这个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哲学就逐步附着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成为我们的精神文化框架。与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对话主题相适应，在哲学上形成了一个寻找属于中国哲学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当以上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胡适、冯友兰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上所做的工作为代表。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以西方哲学立场优先为特征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与扛鼎之作，而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以及现代新儒家等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则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在这些学院派哲学创作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实用理性的姿态进行了以马克思命名的哲学创作，叫做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在中国哲学的创作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解放以后李泽厚在哲学体系上的探索工作也应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应该说，一百年多年中国哲学的创作史，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哲学文化框架(这种框架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释解、改造中国本土文化，构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场景需要的“新”哲学的过程。不管这些哲学是否能成为公认的体系，这种创作中国哲学的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到当代的风景。
第一，“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主题。无论是从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中国近代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哲学自从成为中国的本土话语，便与中国的历史命运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对话，还有已经融入我们政治、精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话题域。第二，就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讲，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哲学之述”与“哲学之作”的历史与经验。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叙述方法上，既要汲取科学理性的问题意识，在哲学之“追问”中依人类的思维逻辑去构造合乎理性的解释系统，又要在“形而上”的“根源意识”中寻找人类所拥有的终极情感。
三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的产物，而且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用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且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像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都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四
这种靠拢的趋势，也同哲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西方的自然哲学正在走向与东方思想有许多显著类似的方向，这不仅是由于自然科学发展，而且是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人们困于近视的和无情的实用主义、意志逐渐崩溃，道德逐渐堕落，由于精神生活找不到出路而彷徨无所依归，纷纷把视线转向伟大的东方。他们需要一种信仰，不是对外在神抵的信仰，而是对自己的信仰。他们需要一种伟大的人格理想与和谐的伦理结构，来维持前进的力量。愈来愈多的学者们指出，只有中国精神文明的伟大和谐，才是未来世界的希望。有人预言，中国的精神文明，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的主导。他们甚至宣称，如果不是这样，人类的前途就将十分渺茫。不论这种说法有多少根据，起码艺术上和美学上的表现论在西方的兴起，同这种倾向是一致的。明乎此，我们应该对祖国文明的伟大价值有充分自觉的认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了创造这样高度的精神文明，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年代，付出了沉重的、看不见的代价。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绝不是历史的非生产性的开支。“何期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它不仅已经成为不可征服的中国人民的脊梁，而且愈来愈成为世界文明的希望。
艺术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中国的古典园林源远流长，本文主要以中国古典园林中的空间与美学之间的联系展开，具体分析传统园林的造园布局以及空间中的形、神、气的统一，目的在于把握传统与创新的源流关系，吸取精华，大胆创新，使现代人的生活空间和环境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并且在满足现代人多种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创造出与自然界更为协调的建筑空间艺术。
关键词：古典园林；空间；美学；意境
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形成了以“有假为真，苑自天开”的美学思想，从而在具体形式上体现出本乎自然、超越自然的天然图画形式。与西方古典园林不同，中国古典园林虽不是纯粹的建筑，但却融合了一切建筑手法在内的高级艺术形态。任何设计观念都离不开一定的美学原则，而美学思想又建立在深刻的世界观——哲学的基础上。在西方，以数为原则的几何审美观占有重要地位，在这种“唯理”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园林追求的是人工美或几何美，认为人工的美高于自然的美，因此，西方园林的风格为规则式几何园林，在园林建设上，它强调轴线、对称，注重空间比例关系。而中国古典园林追求的是天然美，它本于自然，又高于自然，是把自然美和人工美高度融合的产物，进而达到情感、精神上的升华，形成风格独特的中国写意山水园。造成中西方园林艺术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者对意境态度的差别。也就是说，西方园林主要注重形式美，而对意境的追求才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核心。画家作画讲究“胸有丘壑，意在笔先”，这一画理同样适用于造园艺术。这里的“意”，一方面指造园之初就应该对园林的总体构架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指要对园林各景物融入一定情感，营构一种意境，空间随着意境的变化，可放可收，可大可小。
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是一种空间艺术，造园之初便非常讲究总体布局。《园冶·立基》中论述道：“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先乎取景，妙在朝南。”也就是说，造园过程中，确定主要景物在园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把其他景物纳入园中，而不是毫无次序地一次把所有的景物塞入园中。如：拙政园——江南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它位于苏州市东北街一百七十八号，是苏州园林中最大、最著名的一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堪称中国私家园林经典。拙政园分为东、中、西三部分，远香堂为中部主体建筑，围绕远香堂，东部叠黄石假山，山势一直延伸到远香堂南，堂东北山顶处建绣绮亭，堂西设倚玉轩，堂北凿一水池，临池设观景平台。站在堂中环观四周，四面景物尽收眼帘，仿佛在画中一般。拙政园的布局疏密自然，其特点是以水为主，水面广阔，景色平淡天真、疏朗自然。它以池水为中心，楼阁轩榭建在池的周围，其间有漏窗、回廊相连，园内的山石、古木、绿竹、花卉，构成了一幅幽远宁静的画面，代表了明代园林建筑风格。拙政园形成的湖、池、涧等不同的景区，把风景诗、山水画的意境和自然环境的实境再现于园中，富有诗情画意。淼淼池水以闲适、旷远、雅逸和平静氛围见长，曲岸湾头，来去无尽的流水，蜿蜒曲折、深容藏幽而引人入胜；通过平桥小径为其脉络，长廊逶迤填虚空，岛屿山石映其左右，使貌若松散的园林建筑各具神韵。整个园林建筑仿佛浮于水面，加上木映花承，在不同境界中产生不同的艺术情趣，如春日繁花丽日，夏日蕉廊，秋日红蓼芦塘，冬日梅影雪月，无不四时宜人，创造出处处有情，面面生诗，含蓄曲折，余味无尽，不愧为江南园林的典型代表。
中国的古典园林运用小中见大、明暗开合、敞闭自如等空间对比手法，欲扬先抑，突破空间的局限性，使空间富于变化，力求达到“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神奇境界，创作出“咫尺山林，多方胜景”的艺术空间。也就是将具有明显差异的两个空间安排在一起，通过对比作用而突出各自的特点。例如把大、小悬殊的两个空间放在一起，当由小空间进入大空间时，借助小空间的对比、衬托，大空间将给人以更大的幻觉。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为了达到小中见大的效果，多采用欲扬先抑的方法来组织空间序列，即在进入园中主要景区或空间之前，有意识地安排若干小空间，从而达到突出园内主要景区的作用。
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面积大都很小，如：苏州留园仅20000平米 。为了求得意境的深远，留园的入口部分巧妙地运用了分隔、明暗变化，同时又相互连通，使空间显得格外深远。比如，苏州拙政园占地5200平米，共分为东中西3个景区，中部作为全园的精华之所在，其中又包括许多景区和院落，如见山楼与池水平桥，由廊桥柳荫环绕，组成一个既与外界有所分隔，又使内外相互穿插的空间；花厅玉兰堂紧靠住宅，自成一个封闭的院落，院内广植玉兰，并沿南墙筑花台，使建筑与自然结合得自然贴切；廊桥小飞虹与水阁小沧浪横跨水上，与周围亭廊组成水院；枇杷园和海棠春坞分别用云墙和花墙分隔，各成小院，成为园中之园。正如陈从周在《园韵》中所说：“园林空间越分隔，感到越大，越有变化，以有限面积，造无限的空间，因此大园包小园，即基此理”。园林与建筑空间，隔则深，敞则浅。中国古典园林分隔空间的手法很多，妙在利用山池、花木、廊桥、厅堂，而少用围墙。正如《园冶》之所谓“花间隐榭，水际安亭”，“围墙隐约于蔓间，架屋蜿蜒于木末”。通过游廊，将景点组织起来，延伸了空间，步移景异，给人以境界迭出之感。在组织水面景观中，桥起着点缀水面景色，分隔空间，增加风景层次，引导游赏路线等作用。廊桥在园林中应用较少，拙政园的“小飞虹”廊桥是运用得颇为成功的佳例。假山叠石可以遮挡人们的视线，增加景象层次，扩大景深。如拙政园进入腰门后的湖石假山，犹如屏障使人们不能一眼看到全园景色，从此绕过去，便进入主景区，显得豁然开朗。运用隔景手法划分景区，不但把不同意境的景物分隔开来，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体味某一意境，而且使游人在不同的景区间穿行时，感到别有洞天。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古典园林在强调分隔、划分景区时，并没有忽视彼此之间的联系。园林中大量设置完全透空的门洞、窗口，从而使被分隔的空间相互连通。门洞、漏窗构图多为自然式图案。固然这些图案本身有其形式美，但更重要的是透过门洞、漏窗可以使人产生极其深远乃至不可穷尽的感觉。沧浪亭漏窗门洞共有108式，其中环山89式，园内复廊一面邻河，一面环园内假山，人行廊内，借助廊墙上的漏窗，园内的山林和园外的流水互为呼应；漫步廊外，眼前是潺潺流水，透过漏窗，园内的山林若隐若现。正如陈从周在《中国园林谈丛》中所说：“园外一笔，妙手得，对此之运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园林艺术首先是空间艺术。在造园过程中，如果只是把山水、植物、建筑等诸多造景要素散布于园林中，而不注重由诸多要素结合而成的园林空间的围敞闭合，那么就如同在画廊中看画一样，各幅画面都是分立的，而不能给人以整体的感受。要使游人真正融入统一的园林景象中去，必须创造丰富多变而又不失为有机整体的园林空间。园林作为可居、可游、可赏的所在，不仅在于其空间的实用性，更在于其艺术的统一性。
由此可见，中国的古典园林是对空间整体设计的建筑艺术，它持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来源于蕴含在空间中的形、神、气的统一。它创造的是一个能与人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的建筑群体空间环境，体现出中国古代哲人与造园师对空间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三维的静态空间，而是在园林中加入了四维的时间和五维的心理时空，在空间的引申和时间的延续中与人的感情意趣产生交流，从而获得整体的空间艺术形象。它所体现的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建筑立面的外观，而是一个群体的空间艺术。与古人遗留下的建筑艺术相比，我们今天的园林设计缺少的正是这种对空间意境的理解和把握。单个的亭、廊往往被片段的使用，成为代表园林形象的一个标志符，而外来文化的侵入，以及对传统文化生吞活剥式的搬用，更是产生了许多不中不洋的环境垃圾。因此，在深刻理解传统建筑艺术成就的真正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应结合今天建筑行业的发展，在实践中把握传统与创新的源流关系，吸取精华，大胆创新，使现代人的生活空间和环境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并且在满足现代人多种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创造出与自然界更为协调的建筑空间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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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庄逸苏，潘云鹤.论大学园林[J].建筑学报，2003.
作者简介：李永燕（1975—），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美术学院艺术硕士在读，现为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攻方向是服装设计与制作，公开发表论文10多篇，从事服装设计专业教学十几年，主要讲授服装设计、时装画、服饰图案等课程。
艺术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自然在与艺术的关系中长期处于劣势，传统美学和主观自律性的审美理念都贬低自然审美，忽视自然的本真力量。当代艺术现场语境拓展的现状促进了审美基础的客观性转向，这有利于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自然力的交互作用迎合并进一步促进了艺术现场语境的拓展维度，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构建了融合自然，语境，审美者三位一体的多元化互动空间。对自然力交互作用的关照匡正了自然与艺术的关系，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
关键词： 当代艺术;自然审美;现场语境;自然力;交互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追求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环境问题和自然审美成为了美学批评的热点话题。从逻辑先后顺序上看，自然审美当早于艺术审美，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关于自然审美并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方法论体系和价值观。相反，历史上的大多数理论都倾向于艺术美学，艺术审美在很早就达到了自觉，并在以后的不同时期不断进行着改进和完善，形成了庞大而丰富的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学兴起和成熟后，自然和自然审美便被整体忽视，自然的有机之美和本真力量不能如其本然地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自然物在被欣赏中常被主体视为文化和经验的附会产品，成为了人类意识再创造的形式符号。
当代艺术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对传统审美经验的反思，很多艺术行为以现场的流动性和语境的多变性来抵制人类中心主义固化了的主观自律性。现场语境审美维度的拓展已经成为主导当代艺术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就为自然在当代艺术中的应用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同时，自然物的有机之美和自然力的交互作用也极大地促进了艺术现场语境的拓展，引发了语境的流动性以及其内部产生各种新奇关系的可能性，这也进一步奠定了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回归的基础。那么自然审美能否在当代艺术中建立合适的审美模式？在与艺术的合作中能否达到审美自觉，从而解决自然应当审什么和怎么审的问题呢？本文即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地探索和回应。
二、当代艺术现场语境拓展中的审美基础
（一）当代艺术语境拓展的现状
语境，常指语言环境，影響语言上下文关系的时间、空间、物理、文化、情境等一系列因素都可称之为语境因素。从逻辑上看，语言的应用和形式的选择应当充分适应或关照语境因素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不是通过主观的语言形式去篡改和固化语境因素。语言形式的主观化和自律性即是脱离和固化语境的结果。
当代艺术理论已经充分意识到语境固化的危险，它不仅导致艺术创作和欣赏沉溺于主观风格化的形式泥潭，同时也使审美主体丧失了对现实关照的热情。因此，当代艺术致力于对语境流动性和变化性的探索，在语境拓展中挖掘艺术发展的现实动力。这种反思不仅只针对理念固化的主观自律性，同时也是对当代艺术语境现状的内在体现。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史教授权美媛在论及当代艺术空间语境时谈到：
“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未玷污而保持纯洁的理想主义空间，从根本上被自然风景的物质性或者混杂而平淡的日常空间所置换。艺术空间不再被视为一块空白的石板，擦拭干净的书写板，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点。处于这种上下文中的艺术对象或事件，是要让每一个观看主体通过亲临现场，在对空间拓展和时间延续的感官即时性中进行此时此刻、独来独往的体验。”[1]32-33
现场是当代语境呈现的现实基础，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点客观存在，其间充斥着各种语境因素交互的关系网，一个现场即一个有机的力量场域。作品不能回避或孤立这个力量场域，相反它要激发场域当中的力量互动，与之建立一种真实且充满生机的联系。“现场感”即审美主体对作品与现场语境联系的感官体验，它是主体对现场内在交互力量的直接反馈，同时也是当代艺术审美的现实基础。现场的流动性和易变性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特征，这也是导致语境整体拓展和局部变化的逻辑原因。由此原因，主体的审美模式也应随之作出调整，美国当代艺术家罗伯特·巴里就现场性作品谈到自己的立场：
“现场性的作品，涉及到既定地点的环境成分。现场性的作品在规模、大小和方位上取决于现场的地形状况，不管它是城市、风景区还是围着篱笆的建筑工地。作品变成现场的一部分，从观念和感知两方面参与对现场组织的重新构建。”[1]33
现场组织即对现场语境因素关系的综合把握，即时性和偶发性的现场特点使语境因素间的关系不断变化。欣赏者不能以一种固化的欣赏模式去套用多变的语境关系，而要根据语境因素的变化适时重构自身的感知，培养自身以一种积极而敏锐的态度去融入现场，去发现语境关系互动中的变化维度和张力。由此可知，现场语境的关系空间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关照的主要对象。
（二）当代审美模式建立的基础
伴随着语境因素的日益丰富和整体语境的拓展，当代艺术的总体叙事结构都在朝着一种现场语境化的方向发展。由此，相应的审美模式也应随之作出基础性的转变。针对当代艺术审美基础转向和重构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具体讨论：第一，从主体出发，分析审美态度;第二，从客体出发，分析审美范围;第三，从功能出发，分析审美价值。
1.审美态度（aesthetic attitude）作为一个概念指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形成的对待客体的一种主观化的心理倾向。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美主体感知对象的方法和方向，是审美经验在主体意识上的直接体现。因此，审美态度属于后体验的主观心理产物，从逻辑先后顺序上看，审美态度的产生应在审美欣赏之后，并且应以审美欣赏作为其建立的基础。审美欣赏（aesthetic appreciation）作为一个概念常具有过剩的抽象意义而无法具体界定，原因在于人们惯于以后经验的主观理念直接将审美欣赏理解为多样性的审美态度，而不是单纯的将其视为前经验的审美过程。从最朴素的意义层面理解，审美欣赏的概念应指主体对客观对象感受、体验和判断的实践过程。这一概念还原了审美欣赏的初衷，即发现和体验客观之美。利用这一概念并结合上述当代艺术语境拓展的现状，便可以从朴素欣赏的角度为当代艺术中的审美态度建立一个逻辑基础，即发现和体验现场语境空间的客观之美。由此基础，我们可以从传统典型的审美态度和模式出发进行反思性的讨论，通过对比进一步建构合理的审美态度基础。美学理论家阿诺德·博林特在其《走向环境的现象学美学》一文中谈到：
“审美体验的静观模式已经被稳固地确立为正统学说。这种学说认定艺术品是独立的对象，与它周围的一切事物完全分开，与其余的生活完全隔离。”[2]
“静观模式”建立在“审美无利害”的态度之上。自18世纪以来，“审美无利害”的观念由夏夫兹博里、哈奇森、康德、斯托尼茨等人的总结和发展，逐渐成为自然和艺术审美的典型理念。由此理念，还生发出许多审美形式，诸如自然审美的对象模式、景观模式、“画意”观念，以及艺术审美的“距离说”，“为艺术而艺术”等。这些形式和“静观模式”一样旨在营造一种孤立的无利害的审美语境，这种语境的成立需要两个主观前提：（1）将客观之物主观对象化，切断其与环境的客观联系;（2）自设语境，将审美空间缩小到适合主体和孤立的对象静观独处的范围。“静观模式”要求从主客两方面脱离现实生活，这就导致其审美语境变为固态的平面化，艺术创作变成主观的风格形式化，审美理念形成封闭的概念化。很显然，“静观模式”不符合当下审美语境拓展的现状，对其反思就要突破“审美无利害”的态度，还原主客两方面的语境联系。主体应充分尊重审美对象自身的客观之美以及其与环境的联系，不能运用主观的概念去固化和封闭语境联系，而应以客观的体验去发现和挖掘语境联系的丰富性。因此，主体的审美态度也应随之改变：（1）由自设语境变为尊重语境并参与其中;（2）由关照自身内在的主观自律性变为关照现实语境。
2.审美范围（aesthetic range）的概念从客体的层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审美范围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现实之物;狭义的审美范围指在一定的审美语境下，人们能够知觉到的现实事物。对审美范围的分析旨在解决当代艺术现场语境中人们能够审什么和应该审什么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立足于语境现状这一客观基础。传统的艺术理念习惯于将审美对象孤立于周围的环境，其审美范围就容易被固化为单一的类型，如雕塑审比例;中国画审笔墨;音乐审节奏;诗歌审韵律等。这样的理念在形成自觉后就会无视审美活动的时空基础，产生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主导的主观自律性。这种自律性要求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形式认同感，即审美范围在任何时候皆为审比例，审笔墨，审节奏，审韵律等主观固化形态。对上述理念的反思，应从分析当代艺术现场语境拓展的原因入手，而导致这种拓展实现的原因有二：（1）现场的变化流动性导致语境的不断变化;（2）语境因素之间的互动促使语境空间内部关系的丰富性。根据这两个原因我们便可以为当下的审美活动建构范围。原因（1）可解决能审什么的问题，即审美地关照具有流动多样性的变化场域;原因（2）可解决应审什么的问题，即审美地关照现场语境中客观之物的有机之美以及其与语境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两点，也可看出当代审美范围与传统理念的不同，它具有适时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是艺术环境化的真实写照，而不是主观自设语境的形式自娱。
3.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从功能的角度出发指在审美过程中主体发现或体验到客体的功能之美。而功能之美的概念又指：
“一物之功能与其审美特征有机相关，换言之，一物之审美特征源于其功能，或某些与其功能密切相关之物，诸如其意图，用途或目的。”[3]
由此概念可知，物之美来源于其功能，审美过程中客体展现出的种种审美特征的基础也源自其功能。审美价值的实现也是物之功能展现和延伸的结果。在明确此逻辑关系后，我们还需明确功能的来源问题，即功能来源于审美主体的主观自设还是来源于客体自身的客观属性？例如，一幅绘画具有装饰房间的功能，这个装饰功能是来源于人们认为绘画可以装饰空间的观念，还是来源于此幅绘画所画景物以及表现手法所呈现的视觉力量等具体的客观属性？如果前者成立，便会产生这样一种逻辑推演，即如果此幅绘画可以装饰此房间，那么所有绘画便都可以装饰此房间。如此类推，一幅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便可以装饰一间室雅兰香的中式房间，这显然不是一种恰当的装饰功能。如果后者成立，也需要尊重一个客观前提，即此幅绘画的客观属性与此房间客观的环境氛围相适应。由此分析，便可为审美功能的成立创建客观基础：（1）审美功能来源于审美对像的客观属性;（2）审美功能的实现要求审美对象与其所处的空间环境形成恰当的互动关系。此功能基础进一步反思了人类主观自律性的传统，将当代审美价值从主观立场还原到发現客体有机功能之美的客观立场之上，这不仅有利于重构艺术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时也可以拉近人与自然环境的距离。
通过上面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当代审美模式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从内到外，从主观到客观的转向。这种转向集中作用于艺术现场客观的环境空间，当代审美基础即得力于对此空间的关照：（1）对审美对象有机客观之美的关照;（2）对审美对象和空间内语境因素交互关系的关照。接下来我们便借此基础具体分析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和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
二、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和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
（一）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
自然美在艺术中的回归指自然审美在艺术中重新找到了确立的基础和价值，如果我们承认客观的感知是审美的先决条件，那自然审美从逻辑上便应早于艺术产生并影响艺术审美模式①。由此逻辑顺序，回归一说便不能成立，但事实却是自然审美在艺术和艺术美学兴起后便销声匿迹，无人问津。这一现象导致人们对自然美产生一种主观误解：即自然低于艺术，自然无客观的美，是艺术赋予自然以美。现在谈自然美的回归，我们就要先弄清楚自然先前失宠的原因。德国理论家阿多诺在论及此问题时谈到：
自然美为什么会从美学的议程表上拿掉呢？其原因并非像黑格尔要我们所信的那样，说什么自然美在一个更高的领域（指艺术）中已被扬弃;自然美之所以从美学中消失，是由于人类自由与尊严观念至上的不断扩张所致。该观念发端于康德，在席勒和黑格尔那里得到充分认识。后两者将这些理论概念移植到美学之中，其结果，在艺术中，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除非他将存在归功于自律性的主体。[4]
从阿多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点自然美被搁置的原因：（1）传统美学固化了艺术高于自然的错误观念;（2）人的主观自律性被抬高到极端的地位，从而忽视一切纯客观的自然因素。在传统的艺术观念中，审美的价值和基础是主观的自我关照，即享受主体赋予客体观念、符号意义的和谐性与自律性，以及从这种自律性中所产生的主观满足感。由于艺术是这种主观自律性呈现和表达的最佳形式，所以就被推向了高高在上的神坛。自然美的客观属性不利于这种自律性的发挥，所以就变成了被曲解，附会和忽视的对象。自然要在审美中重新确立地位，就要突破这种主观自律性，建立客观的审美基础。上文已经讨论过当代艺术审美基础三方面的客观性转向，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自然在这三个方面对客观性转向增益与否来判定其在当代艺术审美当中应获得怎样的地位。
1.自然对客观审美态度的增益：在分析自然对审美基础客观性的增益与否之前，我们先要了解自然物本身的一个内在属性，即有机自然力客观的交互作用，自然物内部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先验的，有机的力量交互联系。这种属性使人们很难脱离环境而孤立地审视自然物，如我们对一只鸟进行审美，当它自由飞翔时，我们会同时关照蓝色的天空;当它静止休息时，我们也会同时关照它所栖息的树木;即使将它关在笼子里面，我们也会产生这个笼子是否适合于它的疑问。所以我们很难设想在真空中存在着一只鸟是什么样子，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真空的环境也必定会成为我们关照的对象。相反，一幅绘画就不存在上诉这样的属性。当我们在美术馆看画时，很少考虑画与美术馆的环境有何联系，甚至有些时候也不关心画面当中所画的是什么，我们关心的仅仅是色彩、笔墨、比例、构图、透视等形式关系是否和谐。由此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自然较人工艺术品的一大优势，即自然力能够触发审美对象与审美现场的环境产生有机的互动联系。在明确此优势后，我们便可确认自然对当代审美态度的客观性转向有所增益。首先，自然力与环境空间现场的交互作用推动了人们对现场整体语境的关照。其次，自然力不仅作用于现场环境，同时还作用于审美主体，使审美者不再主观地评定作品，而是客观地参与并体验现场。
2.自然对审美范围客观性的增益：上文谈到当代审美范围具有适时和开放性的特点，其客观性转向建立在现场语境内部关系的丰富性和外部流动性的基础之上。首先，从内部关系的丰富性上看，自然本身的物相、物性就有别于人造艺术门类的单一自律性，具有新奇和丰富多变的特点。同时，自然物内在的有机自然力又可以主导自身和现场语境因素之间建立丰富的互动关系。其次，从现场变化的流动性看，很多传统的艺术对象为了审美的恰当性都习惯于在特定的现场空间内被欣赏，如绘画在美术馆，音乐在音乐厅，舞蹈在大剧院等。相反，自然物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特定现场的束缚，如，我们欣赏一支美丽的花朵，可以在美术馆里，也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当然也可以在山间溪流旁，甚至是在牢房中也不会有太多的违和感。这一方面得力于人们不习惯对自然物做固化的类型欣赏，另一方面，自然物本身的有机自然力对变动的现场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可以适时与不同的现场建立最新的互动关系。
3.自然对审美价值的客观功能性增益：上文我们针对传统“审美无功利”的观念从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当代审美价值的客观基础。美来自于对象的功能，而审美功能则来自于对象自身的客观属性，要实现审美功能就需要对象与所处环境之间形成恰当的互动关系。由此逻辑推演，传统审美在脱离语境联系的孤立空间内欣赏人造艺术自律性的形式符号意义，其最大功能就是关照审美主体的内心，从而强化其内在的自律性观念，使其变为一种主观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固化了艺术审美的模式，同时也将人的生活平面化。相反，自然物本身具有客观的有机之美，这种美通过自然力的交互作用不仅能与变动的现场环境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同时也能吸引审美主体参与到环境中来体验和发现这种美的互动过程。自然之审美功能即拓展艺术现场语境的关系维度，并通过审美关照拉近人与环境之间的距离，重建生活的立体视角。
通过上诉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艺术现场审美语境的客观性转向不仅为自然建立了审美基础，同时自然也促进了艺术现场语境的拓展，开启了当代审美模式的多元化路径。因此，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实属必然现象，下面我们就结合实例来看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在当代艺术中的发挥。
（二）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在当代藝术中的应用
自然先天的优势决定了其在艺术中的回归，自然物在当代艺术中的应用也得到了很多当代艺术家的共识。针对艺术现场中自然物应当怎样审和审什么的问题，我们应当建立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此模式的建立需要尊重两个前提：（1）尊重自然物的客观属性，挖掘其内在本真的有机之美;（2）充分考虑现场语境与自然物的交互关系。根据前提（1），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应当具有独立客观的自然审美特性，这一点可借鉴薛富兴为自然审美建立的客观对象特性系统：
自然对象特性系统应当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 一曰物相，即自然对象、现象的外在感性表象; 二曰物性，即决定一对象为该对象的内在本质特性; 三曰物功，即特定对象诸要素、特性相互合作，共同服务于该对象之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功能; 四曰物史，即特定物种自然对象在地球生命史上的产生、持存和进化史，或独特命运史。[5]
物相、物性、物功、物史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将自然物的客观之美展露无遗。同时，这一系统也是自然力生发的基础。但要完成自然力的交互作用，就必须首先完成前提（2），使自然物，现场语境和审美欣赏者形成一个客观的互动整体。只有在互动联系中，自然物的物性和物功才有针对性的实体意义;只有在联系的时空变化中，自然物的物史才有发展的客观基础。若无前提（2）自然审美将变为仅关照物相的形式解读，自然便容易被人的主观自律性所利用，成为被观念曲解，改造和附会的形式符号。因此，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 旨在尊重自然物客观属性的基础上感受自然力与现场语境的交互作用：欣赏物相在现场的表达形式;感受物性与语境因素之间的冲突，矛盾与融合;体验物功在现场语境流动中的变化和意义;审视物史在语境拓展中新的发展方向。
自然物在当代语境现场中的应用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1）将自然物纳入艺术现场;（2）将艺术现场设立于自然当中。
将自然物纳入艺术现场的优点是可以利用自然力的交互作用促进新的语境关系生成，从而缓解语境固化的危险，改变人们看待事物的常态，建立多维视角。很多当代艺术家都乐于且善于运用自然物，尤其是将动物形象直接纳入艺术现场的作品最具代表性。如：蔡国强的《撞墙》将狼群形象引入美术馆;达米恩·赫斯特的《死者对生者无动于衷》将鲨鱼标本放入玻璃柜中展出;徐冰的《网》将羊置入由铁丝网封闭的空间中等等。这类作品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德国当代艺术家博伊斯的《我爱美国，美国爱我》（如图1），艺术家将自己和一只荒原狼同置于一个密封空间内共处5天。开始狼对艺术家存有敌意并撕咬他身上的毡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狼习惯并接受了人的存在，艺术家也试着与狼交流，并最终拥抱了这头狼。在这件作品中，我们能看到狼野兽的外表，也能感受到他凶残的本性，开始时它使得现场空间充满了恐惧的气氛，但随着自然力与现场语境以及艺术家的交互融合，这种恐惧感慢慢消减并变得温和且恰当。我们完全可以忽视艺术家用意，将自身置入艺术现场去感受自然力与语境的冲突和交互融合的过程。相信亲身体验过这件作品的人都会从个人的立场重构自己对自然和生活的认知维度，这也正是自然在当代艺术中的美和价值所在。
将艺术现场设立于自然当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大地艺术，将地表、岩石、海岸、沙漠等自然景观直接当做审美现场使用的方式意在消除自然与艺术的界限，从而将人从固化的自律性意识当中解放出来，让审美进入客观的天地自然之间。
最著名的大地艺术当属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的《螺旋状防波堤》（如图2）.
艺术家利用玄武石，沉淀的盐晶和泥土在犹他州的大盐湖上铸造了一个长1500英尺，宽15英尺的螺旋状地表雕塑。亲临现场，我们就会发现作品看似改变了自然的外貌，但长期处于与自然力交互共存的环境中，也使其自身刻上了自然的标签。这件作品建于1970年大盐湖的一次干旱期，此后伴着汛期的更替，雕塑也随着水位的上涨和下降而时隐时现。近期大盐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干旱期，湖的体积也在逐渐缩小，雕塑长期裸露在湖面之上经受着风化和盐碱的侵蚀，作品整体外貌也在随之改变。面对被自然吞噬的危险，艺术家本人却坦言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自然对他作品造成的影响。此时的作品在与自然规律的互动中已经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自然的影响，作品本身才显得美。
三、结论
自然审美和艺术审美是否天生对立？艺术又是否确实高于自然？为什么会产生的这样的疑问？原因在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主观自律性观念主导了整个审美过程，这一观念要求审美脱离语境，在孤立对象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无功利”地静观。由此，自然和生活中的客观物就成为了没有实体意义形式符号，任由人们曲解，附会和改造。传统美学加强和固化了这一自律性的观念，从而导致了审美上的两大缪见：（1）艺术至高无上，被抬上了神坛;（2）自然美索然无味，被驱逐于审美之外。
当代艺术在语境拓展的现实基础上要求对主观自律性和传统美学进行反思。其审美基础也在语境拓展中发生了客观性转向：主体的审美态度从孤立和匿造语境变为尊重和关照语境;客体的审美范围由关照单一性的自我变为关照客观物的有机之美和多样性的语境联系;功能性的审美价值由追求和谐的形式符号意义变为挖掘客观物的有机属性与语境间恰当的互动关系。审美基础的客观转向不仅反思了主观自律性的弊端，同时也为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建立了基础。
自然能够在审美当中重新确立地位，一方面得力于当代审美基础的客观性转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自身内在的自然力交互作用，这种自然力的交互作用不仅可以促进艺术现场语境关系的流动变化性，同时也可以吸引审美者参与到语境空间的互动关系当中，形成自然、语境和审美者三位一体的互动空间。通过对这种自然力的关照也可以在当代艺术现场中重构自然审美模式。
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旨在当代艺术现场中解决对自然应当审什么和怎么审的问题，它要求欣赏自然物相在现场的表达方式;感受自然物性与语境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体验自然物的功能在现场语境变化中意义;审视自然物的历史在语境拓展中新的发展方向。在关照自然力的交互作用时，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欣赏自然，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自然和艺术的看法：艺术不是生来就具有的“美”气质，相反，是自然赋予艺术以实在的美。形式符号中的观念美毫无生气，它只会固化我们的生活，讓我们远离自然。只有在自然力主导的语境变化中体验到多元化的客观之美，才能使审美变得鲜活，使生活变得立体。
注释：
①关于自然审美早于艺术审美并为艺术创造心理基础的观点请参看：薛富兴.自然与艺术：关于自然审美的恰当起点[J].理论与现代化，2013（2）：76-82.
参考文献：
[1]佐亚·科库尔，编.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M].王春辰，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32-33.
[2]阿诺德·伯林特.美学与环境[M].程相占，宋艳霞，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5—16.
[3]格林·帕森斯，艾伦·卡尔松.功能之美——以善立美：环境美学新视野[M].薛富兴，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正文2.
[4]西奥多·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09-110.
[5]薛富兴.自然美特性系统[J].美育学刊，2012（1）：11.
\"Interaction of Natural Forces\"
—— The Return of Natural Beauty in Contemporary Art
WANG Zhen
Key words： contemporary art; natural aesthetics; scene context; natural forces;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王之刚
艺术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领导行为应是一门科学，遵循一般性规律；领导行为还应该是一门艺术，讲究审美技巧，讲究个性化创造．遵循特殊性规律。创造性、灵活性、愉悦性是领导艺术的审美特征。创新性不离规律性、适度性体现灵活性、艺术性结合科学性、协调性达到和谐美是领导艺术的实践机理。
[关键词]领导艺术；美学；创造性；灵活性、愉悦性；机理
[作者简介]梁振南，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副主编，副教授，广西 南宁530007
转变领导方式、改进工作方法、提高领导艺术是新时期做好领导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领导的方式、方法、艺术是并列的三个概念。一般人将领导的方式、方法合并为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相对。对于领导方式、方法，许多高校教材都作了系统、深入的阐释；但对于领导艺术，却多语焉不详。学界对领导艺术的本质、特征、运行机理也少有论及。在领导者的实践中，许多领导者将领导艺术仅视为个人经验的雕虫小技，认为它没有多少带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律可寻，因而不努力去从理论上把握它、实践上运用它。如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要想“提高领导艺术”就只能是一句空话。钱学森说过：“领导干部真正运用的不只是领导科学，而是领导科学的艺术。”为了对领导艺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领导活动中真正做到提高领导艺术，发挥出领导艺术应有的作用，有必要对领导艺术的本质、特征、实践机理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从审美的视角切入，就领导学和艺术学相交叉融合的现象进行理性的分析，进而对领导艺术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规律作出阐释。
一、“领导艺术”的含义和作用
在“领导艺术”这个术语里，“艺术”的释义可从两个层面上进行：
第一层含义：艺，指技能、技术、技巧；艺术，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艺术性，指表现技巧的完美程度。“领导艺术”既然称为“艺术”，就意味着它与领导方式、领导方法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它应该是一种超越了一般化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具有创造性的、达到完美程度的、技巧性的领导方式方法，或者说是具有艺术性的领导方式方法。
第二层含义：“在希腊语中，‘艺术’一词兼有两种含义，一是美的作品；二是创造、技巧、技艺。艺，在古汉语本义为‘植，为治’。《广雅·释诂》中认为，善植善治者有技能，所以也有美和技巧的涵义。”从这里，可以认为艺术必须是“美的”和“审美的创造”。由此可推，领导艺术应该是“美的”领导方式、方法，是具有审美性质的领导行为。
综上所述，真正的领导艺术必须具有以下两方面质的规定性：第一，创造性地运用领导技巧解决一般人无法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第二，具有审美价值和讲究审美规律。
领导行为应是一门科学，遵循一般性规律；领导行为还应该是一门艺术，讲究审美、技巧，讲究个性化创造，遵循特殊性规律。领导方法同领导艺术是普遍性同特殊性的关系；领导方法是领导工作规律性的反映，具有普遍性；领导艺术则是领导者根据不同环境，结合个人特点，对科学方法的创造性的具体运用。领导方法是基础，领导艺术是领导方法的升华；领导工作一旦达到艺术的高度，就会产生质的飞跃。可见，提高领导艺术，对于搞好领导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领导艺术的审美特征
(一)创造性
艺术品产生的途径是创作；艺术品的价值在于创新；艺术的发展动力在于不断创造新的艺术样式；艺术家的成就在于独创。正如克罗齐所说；“一种独特的表现，就是说，一种独特的形式，才使诗人成其为诗人。”总之，没有独特的创新就没有艺术。
同理，领导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因为他是富有个性特质或独特表现形式的领导方式、方法。可以说，创造性是领导艺术最基本的特征。美国哈佛大学领导学专家海弗思在其著作《没有简单答案的领导艺术》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领导是一种没有简单答案的艺术”，揭示的就是领导艺术的创造性特征。创造性是领导艺术的生命。
与创造性相联系的是个别性特征。领导艺术既是对前人的创新，也是独具特点的领导方式，即具有个人独创和不可重复的特点。美国著名的领导大师戴尔·卡耐基说过：“领导绝非只有一条正确的路，其实，优秀的领导人个性五花八门……我们用不着找一个最成功的领导人，设法去模仿他。因为不管你多么努力，也不过是个翻版。真正对你最有效的领导方式，必须是发挥你个人的特质所形成的适合你的领导风格。”“空城计”是诸葛亮在特定环境、特殊条件下成功采用的“计谋”，是他的领导艺术，而如果是别人运用此方法或其本人将之放在另外的环境条件下重复使用，就未必奏效。因而可以说，领导艺术具有不可重复的个别性性质，具有一次性的特点。
(二)灵活性
艺术无定形。领导艺术与一般的领导方法突出的不同在于，领导方法可以形成一种规范化程序性的模式，它甚至可以建立一定的数量模型输入计算机操作系统，进行工作过程控制。而领导艺术则不同，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所说，领导艺术是一种“非程序化决策”的过程；美国著名管理学家H·普里尔所说，领导艺术是无固定模式的活动。领导艺术与领导方法的不同之一在于它具有超出常规的随机性，往往能因时、因事、因人、因环境而异地采取技巧灵活地处理问题而获取成功。相反，在领导活动中，如果只是简单地“照章办事”，希望掌握几条“规律”、“原则”，去“放之四海而皆准”地“领导”，往往难以奏效。所以，领导艺术的价值就在于超出常规活用技巧取得成功。领导艺术的灵魂在于一个“活”字，正如钱学森所说，领导工作“要加‘艺术’，不可能那么死，要活一点”，一个“活”字说得深刻到位。大凡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有杰出领导才能取得卓越成就者，都是与他们卓越的领导才能、灵活的领导艺术分不开的。
(三)愉悦性
艺术作品最基本的内涵是形象和感情；以形象感人和以情动人是艺术作品产生审美教育作用的途径。因此，带给读者观众以美的享受是作者创作的任务，这是艺术审美的愉悦性特点。据此，领导艺术作为艺术，也具有愉悦性的特点。领导艺术的愉悦性是指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创设和谐的双向沟通环境，以形成具有愉悦气氛的审美场，使被领导者置身其间能产生愉悦感，从而易于认同领导决策、领导意图，乐于接受领导意见和贯彻领导指示。领导艺术愉悦感的产生，取决于领导者的形象和感情。
1 形象。具体生动而感人的形象是艺术存在的基本形式，创作主体正是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去使读者观众受到感染、得到教育的。在领导艺术中，领导者的形象对于被领导者，同样具有重要的认识、教育、审美作用；能引起被领导者愉悦的领导形象是领导方式、方法容易产生效果的重要影
响因素；领导形象是领导者的视听形象和人格形象的统一体。领导者如具有高尚的人格(人格魅力)，具有良好的行为举止、工作作风，及在群众中有良好的口碑，就树立起了良好的领导形象；当被领导者面对这样的领导时，就会产生审美的愉悦。
2 感情。以情感人是艺术作品产生审美教育作用的途径之一。领导艺术中的愉悦性还依赖于领导者在面对被领导者时能以满腔的热情去感染被领导者。中国有句成语：“心悦诚服”。这里，心悦是前因，诚服是后果。人的情感是理智的先导，具有选择性。许多情况下，情感会决定人的态度取向和心理强度，从而决定人的行为指向和行为强度。聪明的领导者会认识到情感的巨大力量，在人际沟通中善于把握对方的情感取向，有意识地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催动对方产生愉悦美好的情感，避免不良情感的产生。如果领导者是个富有同情心、感情丰富的人，且在进行沟通时能主动抛出感情的纽带，架起沟通的桥梁，将心比心，以情感人，在人的情感深处求得回声和共鸣，那么，被领导者一方就会受到情感的浸染，心灵的感应，获得审美的愉悦，就会乐于接受领导者的意见，听从领导者的指挥。总之，注重领导者自身的形象和感情，营造出愉悦的沟通环境，是领导艺术的一大特征。
三、领导艺术的活动机理和实践探析
要深入把握领导艺术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应联系到领导的实践活动机理进行探讨。领导艺术又是以一般的领导方法和领导经验为基础的；正确认识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对领导艺术规律把握的深化；处理好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关系，有助于领导艺术的运用和提高。
(一)创新性不离规律性
能创造性地解决棘手矛盾，处理好突发事件，这是领导方法上升到领导艺术高度的重要表现。而要达到此，有赖于领导者具备非凡的创造力。不过，领导艺术的创造性，并非离开了领导目的、领导原则的求新求异，并非离开一般的方法越远越好。有效的领导艺术往往是在继承一般的领导方法的基础上，遵循着领导方法的一般原则规律，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地采取非常规的领导方法，它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规律性与独特性的统一。
(二)适度性体现灵活性
领导艺术的灵魂在于一个“活”字。但是，并非盲目地灵活到无可捉摸就是领导艺术。正确理解领导艺术，还要摆正灵活性与适度性的辩证统一关系。适度性指的是领导艺术讲究灵活要“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具体意思是“抓住机遇，把握分寸”，即包括掌握“火候”和有“分寸感”。
“火候”，是时间概念，指的是施行具体领导行为的时间。领导行为太晚了不行，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早也不行。因此，需要审时度势，适时地行动；越是复杂多变的问题，越要审时度势。掌握好“火候”，就是该快时要快，该慢时则慢，快慢之间见艺术。比如说，一些该及早处理的问题，宜快，因为“该断不断，必遭其乱”；而一些不宜过早下结论和过快处理的问题。则宁慢勿急，稍安勿躁，以免因考虑不周产生漏洞难以弥补，同时也是给被领导者以心理上的准备，以利于领导行为能顺畅通达。
“分寸”，也称为“度”，是空间和量的概念，指的是领导行为对事物限度的控制。“管而不死，放而不乱”说的就是分寸感问题。处理好分寸感就要掌握“过”与“不及”的尺度，这是数量界限，是量的规定性。“过”与“不及”都不是领导艺术的灵活性所需要的。“过”突破了数量界限，量变引起质变，事物就会因量变的过度而走向反面；“不及”则产生不了应达的效果。所以，领导工作往往是过与不过之间见艺术。
“分寸”的掌握还表现在争与让的适度上。具体表现在：原则要争，非原则要让；大事要争，小事要让。即对于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坚持原则，坚持党性，决不退让；而对于那些非原则性、非重大、非关键性的问题，则应该尽量退让，特别是不要与群众争利益。既不能遇事皆让，也不能样样必争。列宁说过：“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这是对争与让艺术的原则性理论和实践性经验。
领导者对“分寸”的控制，表现在领导行为的多方面上，如在具体的领导权问题上，领导者应掌握的分寸表现在：权力制约——“授”、“控”有度；善于控权——信任而不放任；善于授权——分身有术。诚然，领导行为的分寸感的把握并非易事，因为社会问题的数量界限没有仪器可以计量，全凭领导者的仔细观察，深入思考，正确判断。分寸感的把握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要随着矛盾的发展随时调整寻找新的数量界限，因而需要领导者的灵活机动。
(三)艺术性结合科学性
领导艺术具有创造性、灵活性、非常规、非程序、个别性等特征，但这些特征与领导科学的原则性、规律性、理论性并非相悖。以其中的灵活性为例，它就与原则性存在着必然性的基础关系。何谓原则性?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的指示、规定以及一个时期的计划要求等；它们是领导工作的依据。何谓灵活性?它是指贯彻落实上级指示时，依据实际情况变通处置问题的能力和手段；它是实现原则性于实践过程的表现方式。在具体的领导活动中，是不能离开大原则要求随意处理问题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前提、根据；灵活性是体现原则性的具体特殊形式。其实，领导科学总结的是领导活动的一般规律；而领导艺术运行的是领导活动的特殊方法、方式。领导活动的科学性归纳的是领导活动的科学理论；而领导活动的艺术性是领导活动的具体实践形式。领导科学着眼于领导活动的整体；领导艺术着眼于领导活动的个体。然而，这些方面的前者与后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无个性则无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领导活动的科学性作为领导活动的规律性为领导活动的艺术性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指导，而领导艺术是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形式。反过来说，领导行为若离开了领导实践，领导艺术就无法发现和揭示领导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也就产生不了领导科学。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指挥艺术，创造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艺术，这是领导艺术表现出来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普遍规律与特殊方式的统一的最好说明。
(四)协调性达到和谐美
和谐(又称多样统一、杂多归一)是形式美的最高境界。协调是重要的领导艺术，它通过整合协调，使领导内容能由多样达到统一，部分成为整体。所以，协调是使领导活动达到整体和谐美的艺术手段。
领导者的工作千头万绪，怎样才能使工作更有成效，靠的是合理分布、协调运筹。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用“弹钢琴”的通俗比喻说
明领导的协调艺术。他说：“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为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相互配合。党委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这个著名的“弹钢琴”方法，揭示了这样的领导原理：第一，要统揽全局，即“十个指头都要动”，要有整体观念；第二，要区分主从、轻重、缓急，不用同样密度同样频率；第三，要运筹协调，使各方面工作有机配合，有序进行。
领导协调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下列几方面：其一，抓中心、抓重点、抓大事。不能事不分大小轻重，平均用力，而要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抓大放小，避轻就重，先急后缓，区分工作的层次性、有序性。要做到此，靠的是协调运筹艺术水平的高低。
其二，突出主要矛盾，抓纲张目。中心工作做好了，就能带动其他工作；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矛盾就会迎刃而解。这就是纲举目张。中心工作、主要矛盾是纲，非中心工作、非主要矛盾是目；抓纲的同时，又要注意统筹兼顾的问题，否则就可能顾此失彼，只纲举而目不张。
其三，控制关键点，占领制高点。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佩雷特提出了“二八”原理：在任何特定的群体里，在任何特定的工作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比如占20％；非重要的因子占多数，比如占80％。因此，只要能够控制关键点因子就能控制全局。这一原理的核心是控制关键点。一个领导者，如果事无巨细样样关注，既浪费时间精力，也无必要。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关键意义的因素上，控制住了关键点，也就控制了全局，正如通俗比喻为“牵牛牵住了牛鼻子”。占领制高点，即掌握工作主动权；分清了工作的轻重缓急，并适时地、恰当地对应尽早处理的问题进行处理，对应重点解决的问题加大了力度，使这些问题及早尽快得到了解决，这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领导工作区别轻重缓急大小先后，这只是协调艺术的一个方面。对协调艺术的整体性理解，还应包括对相对于中心、重点、大事、主要、关键之外的问题和事情的整合处理。如中国的发展，采取先东部沿海，后西部、中部这种由局部到整体的推进模式，采取的就是整合协调的领导艺术。协调的目的是达到局部均衡、整体和谐。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领导艺术的分析，不难看出，领导艺术并不神秘，它是独特的但又是有规律可寻的、富有魅力的具体领导方式、方法。领导艺术与领导科学并非水火不相融，领导艺术是领导方法的创造，是领导实践经验的升华。对于领导工作，一般的领导科学解决轮廓问题，而一些分寸感强、难度大的问题，则需要领导艺术才能得以解决。所以，领导方法是基础，领导艺术是关键。“转变领导方式，改变领导方法，提高领导艺术”这三句话，各有侧重，但成为了领导艺术的领导行为，其本身就是领导方式已转变、领导方法已改变的具体表现之一。因为这是某些领导方式、领导方法已上升为领导艺术的高度。因此，正确认识领导艺术的本质、特征、活动机理，充分估价领导艺术的重要作用，重视领导艺术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对于搞好新时期的领导工作意义重大。
艺术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嵩山位于今天的河南郑州登封境内，其地理位置处于古代中国的“中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公元前21世纪，中国最古老的都城——夏都阳城建立于嵩山东南。龙山文化晚期，从夏迄周，国家政治中心都位于距嵩山400公里范围内的区域，由此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文化区域概念——“中原”。
城邑、文字、青铜器是中国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它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的嵩山文化演进过程中，成为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地域。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均以这里为中心腹地，可以说明中原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的最后形成。在中国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以嵩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具有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构成当时中国境内诸文化的核心，成为推动中国境内各种文化交汇激荡的摇篮，孕育了中国文明的形成。
位于嵩山南麓的阳城被视为“天地之中心”，随之嵩山至迟在公元前11～前8世纪的周代就已被命名为中岳(《周礼》)，很早就被帝王选中作为礼制活动场所，即帝王以此作为与天神沟通对话的神圣之山。自春秋时期开始，帝王到中岳嵩山进行“封禅”，并从此确立为制度，被后世历代帝王所遵循。因而这里兴建了满足祭祀活动所需的建筑，保留至今的东汉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以及由太室祠延续演变而来的中岳庙，正是这种礼制封禅文化兴盛的证明。
中国佛教的发展始终以依托政治力量为特点。佛教在嵩山的发展正是由于嵩山具有紧邻政治中心汴、洛两京的区位优势而成为近畿名山。因此这里很早就成为著名的佛教文化中心，并一直延续至今。现存的嵩岳寺塔、净藏禅师塔、永泰塔、会善寺大殿、少林寺及初祖庵、塔林，还有数十处佛寺塔刹遗迹，表明佛教文化是嵩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嵩山文化的另一特点在于这个地区的文化教育活动，也是因为“中”的区位在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而聚集、发生的。例如在宋代，因为嵩山离都城不远，便于知名学者前来讲学，于是就有了嵩阳书院这样的知名书院。宋代正当中国建立书院初期，嵩阳书院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的四大书院之一。
嵩山还是古代科技活动的场所，由于阳城自古就被视为大地的中心，成为中国天文学家进行天文观测的重要地点。相传周代即已在阳城开展天文观测活动，故唐代在其址竖立石表名之日“周公测景台”，元代又在其后建立观星台。
嵩山历史建筑群各自所在的山水环境、景观面貌均十分优越，它们背倚嵩山，群峰环绕，古树葱郁， “形势绝胜”，是为古代建筑选址和环境处理的优秀范例，其环境艺术感染力至今犹存。
以嵩山为背景所形成的多种文化景观，自公元前21世纪起一直绵延至今，其所具有的儒家文化、宗教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的载体，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体现出不同的兴旺与发展，但其始终作为一个文化景观的整体而存在着，其中的各单体之间有着紧密地联系，从各个侧面勾画出作的才能。嵩山历史建筑群以悠久的历史和多样的类型，表现出人类创作的智慧。
中国封禅文化的杰出建筑范例
中国历代国君封禅祭祀山神的活动，从春秋初年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这种活动的产生，并引起历代封建帝王的热衷，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帝王们不得不关注大自然对农业的影响，他们对于不能控制的自然现象只好祈求“神”的帮助，并通过礼制崇祀活动，来强化“君权神授”的观念，确立其皇权的正统地位，将单纯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转化成为礼制规范。
有些朝代提出以礼为治国之本，并称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以此作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因此从嵩山开始的封禅活动一直延续不断，在空间上发展成五岳，随着嵩山被命名为“中岳”而出现东、西、南、北岳。在时间上长达近二千年之久。
封禅活动，起源于嵩山，发展成五岳，影响到全国，嵩山成为这种封禅活动的鼻祖。到过嵩山的皇帝有汉武帝、武则天、乾隆等，每年的封禅活动即使皇帝本人未能亲临，也会派大臣前往。历代有案可查的封禅活动可达数百次之多。
以太室阙、中岳庙为代表的嵩山礼制文化建筑，是祭祀山神举行封祀活动的场所。汉代太室阙为礼制建筑太室祠前的门阙，距今已接近1900年；由太室祠演化成的中岳庙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岳神庙宇。从保存在中岳庙内的《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可以证实，现存的中岳庙大体上还保留着近一千年前这座祠庙的庙制格局。中岳庙既保存着始建初期的遗物——太室阙，又保存了近一千年前该庙的金代图碑，这在国内是少有的，在岳庙类建筑中是无与伦比的。其他岳庙建筑群的完整性与之相比皆显逊色，且无见证其历史格局的图碑留存，嵩山的礼制建筑成为全国同类建筑的形制典范。
中国古代建筑以群体组合为重要特征，由太室阙和中岳庙构成的建筑群，是古代祠庙建筑群空间处理的杰出范例。从太室阙开始，具有长长的前导空间，过遥参亭、天中阁后，建筑沿着纵轴均衡布局，左右对称，经过四进院落，空间逐步收紧，之后才到达庙内最重要的崇祀空间——中岳大殿(峻极殿)，殿前两侧廊庑并列，气氛肃穆庄严。其后的寝殿、御书楼院落空间缩小，富有人文氛围。后部远处山上的黄盖亭成为这组建筑空间交响乐的尾声。在中轴的两侧还有几组附属建筑，皆作小院落形式，烘托着中央群组。
中岳庙整体上采用传统的前朝后寝格局，个体建筑殿字形制尊卑有序、等第分明，大殿巍峨壮丽，廊庑平淡简素，共同塑造了气势不凡的建筑群，体现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建筑群总体布局的深刻影响。它反映了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公元10～12世纪的礼制建筑的空间艺术成就，表现了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群体空间处理手法，被后世各种大型建筑群所借鉴。 在登封，除了太室阙之外，还保留着另外两组汉阙，即启母阙、少室阙，它们常常被统称为汉三阙，作为极少的汉代建筑遗存尤为珍贵。其造型朴拙，既具有石构建筑的典型面貌，又在细部处理上反映了木构建筑的若干特点。三阙身上的200余幅形态夸张、富有浪漫气息的画像，是雄大深沉的汉代艺术的集中反映。通过那一幅幅的画面，向人们诉说着汉代的社会生活面貌。有的画面描绘着中原地区有关夏民族的传说、图腾以及有关当时统治者或民众的故事；有的表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游戏场景，如踢球的“蹴鞠”，牛虎相斗的“角抵”“斗鸡”“猎兔”“训象”等。还有的刻画了西域魔术，反映着中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凡此种种都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缩影，透过这些生动的画面把人们带到二千年前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
一部具象化的中国佛教建筑史
在佛教传人中国后的第三年即东汉永平十三年(70年)，嵩山开始建造佛教寺院，至今这里还保存着许多各个时期的宗教建筑遗物。嵩岳寺塔为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砖塔，至今已有近1 500年，净藏禅师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八角形砖塔，距今已经1260年；永泰寺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尼寺，其中的唐塔为唐代密檐塔的杰出代表；创建于北魏时期的少林寺由常住院、初祖庵、塔林等三部分组成，少林寺是禅宗祖庭同时又是武术故乡，其基址一直未变；初祖庵大殿是中原地区仅存的北宋木构殿堂的精品，为宋代建筑的典型代表；少林寺塔林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僧人墓塔群，自唐至清延续一千多年而建造不绝，反映了少林寺及其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和宗教制度等多方面的历史信息。从这些佛教建筑遗存可以看到其既表现出佛教传播对政治的依附性，又真实记录着佛教建筑与西域、印度的文化交流，其不同年代的佛教寺院和佛塔展示着中国佛教建筑的发展变化，在中国佛教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佛塔是中国佛教建筑中最具有特点的建筑，佛塔的位置变化反映着佛寺平面构成的变化。早期的佛寺建筑群由中国传统院落式建筑群发展而来，只是在其中添加了佛塔，作为“佛”的象征，同时也是礼佛的对象。因此早期的佛寺建筑群多以佛塔为中心，这种佛寺构成的年代在公元2～6世纪，嵩岳寺是中国这个时期惟一留存于世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公元7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以佛殿为中心的布局，塔的位置有的在佛殿前，有的在殿两侧，还有的在寺院建筑群之前、后或旁边。唐代的永泰寺塔即属于在寺院旁边的例子。宋代的少林寺内的塔则属于在寺院佛殿旁边的例子。这几座寺院中佛塔所处的不同位置，正是不同时期佛寺平面布局发展的例证。
佛塔退居次要位置以后的寺院平面构成模式，可以少林寺为代表，其在寺院中轴线上布置着山门、大雄宝殿、方丈殿、立雪堂、千佛殿，形成层层院落，主要殿字两侧布置钟楼、鼓楼、配殿。这座在嵩山脚下展开的佛寺，充分利用山地地形，院落层层抬高，空间疏密有致，个体建筑严整对称、等第分明。寺院中轴两侧的建筑布局错落变化，但又不失寺刹之庄严。
嵩山佛教寺院中保留的若干具有特色的殿堂建筑，无论从文化上还是从技术上衡量，它们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作为禅宗祖庭的少林寺，其北部保存至今的初祖庵，是纪念禅宗达摩初祖的庵堂。来自印度的高僧达摩，在佛教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初祖庵中的达摩面壁亭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直接见证。少林寺的发展显示着禅宗作为佛教文化中最兴旺的宗派，在嵩山有着深厚的基础。
同时少林寺又是少林武术的发祥地，早在唐代，少林武僧就曾经为抗击兵匪保护寺院作出贡献。寺中的明代建筑千佛阁和清代建筑白衣殿、地藏殿中均留有壁画，真实的记录了明清两代少林武僧练功的场景。这种禅武结合的寺院，在佛教发展史上也是个性独具的。
嵩山佛教寺院中的木构佛殿尚存有宋、元、明、清不同朝代的遗物，宋代的初祖庵大殿、元代的会善寺大殿、明代的少林寺千佛殿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初祖庵大殿是一座造型优美的宋代木构建筑，采用制作规矩的斗拱承托着出檐，室内的木构架却尽其自然不拘程式，利用木材天然的弯曲顺势抵抗弯矩和剪力，转角节点部位巧妙地依靠悬挑的斗拱将荷载传给构架。这个大殿所采用的石柱、石制墙裙，是宋代石刻艺术精品，石柱上的宝相花、莲荷花婉转自然，化生童子神采奕奕。初祖庵大殿建造的年代几乎与北宋官方颁发的建筑法规《营造法式》成书的年代相同，它的技术做法和装饰手法可算是对《营造法式》规定制度的注解，无论是斗拱的尺寸，做法，还是构架的结点处理，无不遵循《营造法式》。其石构件所采用的雕刻题材、花纹品类、雕饰手法也与《营造法式》中的石作制度规定相同，是宋代建筑遗物中珍贵的实例。
会善寺大殿显示着元代木构建筑的典型特征，总体造型端庄、典雅，在嵩山的木构建筑中其技术做法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少林寺的千佛阁为明代木构建筑，白衣殿为清代木构建筑，这两座殿宇则体现出明清时期河南地方性木构建筑的技术特点，这种做法使得寺院建筑风格更加世俗化。
嵩山的佛塔，历史悠久、形式多样、数量众多，其形制分属密檐塔、楼阁塔、亭式塔、喇嘛塔等各种类型。其用材包括砖、石、琉璃。其高度从40米到1米多均有，其平面形式包括正方、长方、六边、八边，十二边、圆形等不同形态，且体量差异大，造型丰富，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 嵩岳寺塔作为佛教鼎盛时期北魏的遗物，在佛塔的型制上有着极大的开创性。它的建造与公元6世纪初中原有过一次西域沙门大规模迁入的背景有关。从塔身上段的抛物线形轮廓，下段塔门采用的火焰券形门洞和壶门狮子的装饰等，反映了中土建筑艺术与西域、印度的交流。该塔整体秀丽、刚劲而挺拔，细部制作精致而质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这座塔更以其先进的结构方式——简体结构而夸耀于世，堪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简体结构建筑。19世纪在现代建筑中开始出现简体结构，这种结构至今仍被作为高层建筑首选的结构方式之一，其优越的力学性能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嵩岳寺塔采用砖叠涩砌筑的简体结构，设计严谨精密，技术手法科学合理，足以承受较大的侧向荷载压力，保证了塔体的稳定。塔上所使用的砖，为经过严格挑选的高质细腻的青砖，耐压和耐腐蚀性都很好；砖层间采用黄土泥作为黏合材料，塔外壁所敷白灰皮不仅具有美观的效果，同时还对塔壁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可防止雨水渗入砖砌体。此塔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风雨、雷电、地震等自然侵袭而巍然屹立，反映了我国古代工匠杰出的才智。
永泰寺唐塔是唐代佛教兴盛时期的遗物，纯粹以砖砌筑，造型简洁，不加雕饰。塔身轮廓也是和缓的抛物线形，秀丽挺拔，每层砌砖精确而质朴。永泰寺的明塔采用喇嘛塔式样，造型秀美，在嵩山地区的明代佛塔中属上乘之作。
净藏禅师塔比例和谐，细部刻画精致，是最早的八角形塔的遗例，也是我国现存单层古塔中造型最优美的实例之一。
少林寺塔林中的塔更为丰富多彩，“塔林”是这座寺院埋葬历代高僧遗骨的墓塔群。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佛教建筑迅速汉化，然而高僧墓葬却仍保留着印度佛教萃堵波(Stuba)的遗俗，塔林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出现的建筑。少林寺塔林是中国现存佛寺中最大的一处墓塔群，向人们展示着唐代以后不同时期墓塔在年代、造型、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变化，从中可窥见砖塔发展之一斑。古塔的形式、大小、层数的多少所具有的等级制度之烙印，反映出佛教建筑也无例外的受到儒家伦理文
化的制约。塔林中还出现了个别镶嵌、雕刻八卦图案者，表现出佛、道文化的相互借鉴。塔林中的喇嘛塔则是禅宗与其他佛教宗派之间相互融合的产物。
嵩山的古塔记载着中国古塔发展的历史，反映着不同时代艺术风格之变化，是中国古塔建筑艺术的宝库和重要代表。
具有杰出的世界性价值的科技建筑——观星台
建于元至元年间的科技建筑——观星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杰出的天文建筑。天文的观测是制定历法的基础，在中国对于历法的重视可以追溯到远古。处于“地中”的阳城自西周以来历代一直是重要的天文观测场所，古人有所谓“立竿见表”，用来观察时间的变化，后来采用“圭表”测日影，根据日影长短和方向来确定节气，寻找日、月、星、辰运动的规律，作为制订历法的依据。“圭表”由圭和表组成，表是直立的竿子，圭是南北方向平放的尺子，多用石材或铜材制作，两者共同组成一座测量日影的仪器。一般的表高8尺，由于表的长度较短，测量精度受到限制。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建造的观星台，通过砖砌台体来构成圭表，台身为砖砌覆斗形建筑，有明显收分，下大上小，下边宽16米多，台高9.46米，在台身北面，设有两条对称砖石踏道，可盘旋登台。台的北侧中轴线位置从台底到台顶设有竖向凹槽，凹槽的南壁垂直向下，这个凹槽相当于直立于地面的“铜表”，这种特殊的表不会因刮风下雨而受到影响，于它的顶部架设横梁，从台底至横梁总高40尺(相当于12.8米)。台底地面在凹槽正北用36块青石平铺成石圭(俗称量天尺)，通长31.19米，圭和表互相垂直，用以测量日影的长度。
整个观星台造型端庄巍峨，如同一座建造精密的天文仪器。观星台的表总高是原有8尺之表的5倍，圭的尺寸也随之加大，并在圭的表面放置可以平移的“景符”，将日影通过小孔聚焦，使测量太阳投影变化的精度大大提高。郭守敬利用这种新型的圭表以及他发明的仰仪、简仪等天文仪器共同测得天文数据空前精密，观星台与全国各地总共27处观测点所得到的观测成果，为修改历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于是在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中国诞生了一部新的历法《授时历》。利用观星台所测得的数据接近现代科学仪器，例如回归年长为365.2425日，比现在采用的阳历仅差0.0003日，相当于26秒。《授时历》科学价值巨大，曾远播日本、朝鲜、越南。比16世纪末产生在欧洲的格列高利历法早了近300年。观星台整座高台所用青砖坚固，砌筑十分精确，反映了13世纪中国科技建筑的建造水平。
见证中国五代～清末(公元10～18世纪)教育发展的嵩阳书院
书院建筑是中国古代教育建筑发展的组成部分，保存至今的最古老书院有嵩山的嵩阳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等。嵩阳书院曾经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嵩阳书院设立之时正值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全国及各州县均设立有官学，除中央官学之外，地方分别有“州学” “府学”“县学”，属于从基础文化到专科文化的学校。书院的性质与官学不同，是具有研究院性质的学校，专门邀请有威望的学者前来授课，嵩阳书院就曾有著名学者郑遨、种放，理学家程颐、程颢等人来讲学，至今院内留有二程(即程颐、程颢)于北宋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在此讲学时手植的槐树。嵩阳书院以传播理学而著称于世。大政治家司马光曾在此编写过著名的《资治通鉴》的部分章节。在唐宋之际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如蒙正、赵安仁、钱若水、陈尧佐、滕子京等人皆出于此。
嵩阳书院采用院落式格局，前后共五进，最初的建筑有讲堂、斋房、藏书楼等，以后陆续增建了先圣殿、道统祠，以及程朱祠、丽泽堂、三益斋、四勿斋，添修了泮池，显示出对儒学的推崇。从这座书院所设祭奠先师的殿堂、讲堂、斋舍、藏书楼等，可以看出其虽由寺院改建而成。但仍不失宋代书院规制。
书院内的个体建筑皆采用硬山顶、灰砖墙、木菱花窗。它们那高耸的山尖、山墙螭头上的砖雕，乃至窗子上的木菱花，都表现着浓郁的地方建筑特色。院内还保留了汉代以前栽植的柏树，树龄达4500年。嵩阳书院地处嵩山脚下，背靠峻极峰，南临双溪河，东侧更有叠石溪缓缓流过。环境优雅，是一处学术研究讨论的绝好场所。
嵩山历史建筑群的综合文化特征
1 嵩山历史建筑群所反映的儒家文化影响
嵩山历史建筑群包涵古代的礼制、宗教、民俗，乃至于域外文化，呈现出彼此交融共存的特征。但作为强势文化的儒家文化却深深地影响着其中的每一种文化，当时依托儒家文化所形成的礼制规范不仅有专门的礼制建筑，用于举行专门的崇祀活动，而且左右着其他类型的建筑。观星台作为天文建筑，在总平面中却与祭祀儒家圣人的周公庙、帝尧祠结合在一起。嵩阳书院作为中国最早的直接传播儒家学说的场所，也设有祭祀儒家圣贤的殿堂，并有很多名人在此驻足，反映着嵩山作为东方儒家文化核心地之一的长久凝聚力。宗教文化本是从外域传人者，在嵩山不但寺院殿堂构成、布局仍难脱礼制规范，就连墓地也要区分长幼高下。
2 嵩山历史建筑群与环境的亲和性
嵩山历史建筑群位于太室山、少室山及其临近区域，每个建筑群所处的环境大多山水形势优良，建筑群布局因山就势，高下自如。所选地段的小环境，皆背山面水，共同特点是或河水从前流过，或涧水绕门。中岳庙太室阙以南有奈河，少林寺山门前有少溪河，嵩阳书院门前有双溪河、东侧有叠石溪，永泰寺有来自东侧的永泰小溪，凡此种种皆如是。二千多年来，这些山水环境基本保持良好，每幢文物建筑周围的山水环境均无根本性的变化，大量的古树名木被保存下来，成为自身历史真实性的直接见证，为人们留下了古代建筑选址的优秀案例，正如墨子所指出的那样，“高勿近早而水足用，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嵩山历史建筑群虽然近水，但因本身处在缓缓的坡地上，均无需沟防而泰然。
3 借助砖石雕饰诉说历史
嵩山历史建筑群中存在大量精美的砖雕和石雕，向人们诉说着当时的社会生活、人们的好恶、时尚的追求，形成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汉三阙所雕的动物，总体造型强劲有力；嵩岳寺塔上的砖雕狮子简练传神。初祖庵石柱、槛墙的雕刻更是生动自然；塔林中的元代砖雕花卉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栩栩如生。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尽收眼底。建筑群中还有众多的古代碑刻、壁画等类型的文物遗存，也成为人们从另一面解读作为文明发祥地的中岳嵩山，在文明起源和文化融合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嵩山历史建筑群中还保存大量碑刻，其中如《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的碑体造型、雕刻技艺和书法艺术均为上乘，为唐代碑刻的代表作，同时还可以从该碑的字里行间读出立碑人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反映了唐明皇受奸相左右乞求长生不老而荒疏政务，致使唐代由盛变衰的历史。少林寺的《达摩一苇渡江碑》反映着佛教禅宗与少林寺的密切关系。其他的几百通碑，在我国古代碑刻发展史以及雕刻史和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堪称中国古代雕刻和书法的艺术博物馆。大量的题额、铭记包含篆、行、草、隶、楷各体，反映了汉代以来中国书体的演变历程。
以嵩山历史建筑群为载体的嵩山文化景观，集中代表了中国古代核心区域的文化，它的传承、发展造就了色彩斑斓的中国传统文化。
嵩山历史建筑群保存的真实性、完整性方面更是无与伦比的。不但在总体布局上，而且在个体建筑中；不但在环境遗存上，而且在群众对其认知上皆可举出若干例证。那些历代的有着纪年的建筑、碑刻遗物，有着几千年树龄的古树，乃至历代众多的文献，无不见证着它的历史。同时从它们在文化史、科学史、建筑史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更证明其是完全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的。
艺术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一、“版画”与“当代艺术”的概述
1、广义与狭义“版画”的概述
广义的版画概念有无限扩展的可能性, 前提是因为当下图像复制技术的更新速度快。与十九世纪照相术取代版画复制的时代相比, 这一百年来复制技术的进化速度是翻倍的发展。从照片发展到电影, 胶卷进化为磁带, 电脑的普及使显像走向了数码, 虚拟图像对现实的模拟能力甚至超出一般的真实而更加理想化, 更具创造力和视觉冲击力, 并且不需要任何印制的过程, 随时随地便能大量的复制和广泛的传播。这样看来, 所有可复制的图像从版画的间接性和复数性来说都可以归为是版画概念的进化。
狭义的版画概念应包括三方面:1) 复制概念。2) 版画家使用平、凹凸、漏等方式进行创作。3) 用于媒介的版画。
2、当代艺术概述
在西方, “当代艺术”的概念, 客观上是相对于现代艺术一词来说的, 经过中西方文化碰撞, 我们认为当代艺术应从如下方面理解:1) 当代艺术可以理解成一个时间范畴的概念, 我们生活的多元化国际社会环境就属于当下、当代。在当代, 我们对于艺术的兴趣远远超过对艺术的认识, 艺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另一角度来说, 当代又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概念, 其更属于一种实验和创新的艺术表现, 其是对传统艺术的批判与创新, 是从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2) 当代艺术没有规定的原则与条框, 这也是区别于传统艺术创作的重要特点。对于当代艺术来说, 其创作实践与标准并存, 艺术的表现方式只是人们表达情感的媒介。
二、“版画”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分析
1、“版画”在当代艺术中的呈现状态分析
在当代艺术环境中, 版画这门艺术形成了一种传统、独立而且具有复制功能的绘画方式, 与此同时, 版画这门艺术与其他艺术类型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包容。在当代艺术这一概念中, 版画在具有复制概念的同时, 还具有发展、改造、表达的功能。从整体上来说, 版画的边缘性位置非常突出, 从一种角度来说, 版画承担着复制这一传统的艺术功能, 属于艺术传播的重要途径;从另一种角度分析, 版画一直处于其他画种发展的附属地位。与此同时, 版画与其他门类艺术之间相互借鉴、互相利用, 不仅增加和丰富版画的内容, 正因如此, 版画朝着不断包容、不断扩展的趋势发展, 这又使得版画传统概念进入边缘地带。随着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艺术家选择版画作为表达情感与艺术观念的重要渠道, 更能真实、客观、全面的反应我们身处的当代社会。
2、“版画”在当代艺术中的多元化发展与创新
版画这种年轻、古老的艺术, 其经过了单纯复制图像到创作画种的阶段历程, 发展到今天, 版画已呈现出原创、复制以及创作媒介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发展局势。随着拍照技术的发明以及广泛应用, 版画的“复制”功能逐渐被替代, 这也使得版画这种形式成为美术艺术中的重要派别。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 各门派艺术繁荣发展, 在当代版画又相当繁盛的局面出现在我们眼前。与其他艺术发展相同, 版画的发展花样众多、变化多端, 再加上现阶段技术的不断发展变化, 这也给版画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这种延伸与发展, 一方面会不断丰富版画语言的表现力, 与此同时, 还会打破人们对版画的传统概念与经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 八十年代之后, 版画这门艺术的发展范围不断拓展, 逐渐与其他画种相融合、相接近, 不同观念的融入、多样化的风格, 进一步展现了其丰富的表现力, 版画发展朝着多样化与快速化迈进。当代版画艺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彻底打破了传统艺术发展的边界, 这已成为了当代艺术学者不断追求的重要目标。例如, 站在版画艺术角度分析, 版画发展已经历了从平面作品到立体作品的阶段, 从小巧作品到整面墙的作品, 从手工操作到机器拷贝等阶段。现阶段, 版画的界限逐渐模糊, 设计、美术、版画等概念之间互相兼容和重叠,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电脑扫描技术的进步, 版画发展将会进入全新领域。目前来说, 部分国际版画展览会上作品内容非常丰富, 涵盖了声光影像、印刷媒介、雕塑、绘画素描等多方面的媒体材料。就我国而言, 八十年代版画经历了纯化发展过程, 这直接改变了传统版画落后、粗糙的现象, 发展到九十年代, 版画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版画本体性语言建设迅猛, 并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媒介。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版画发展都是在对本体语言的纯化与延伸, 但是, 也出现了一部分对纯技法、主题刻意追求的作品, 这种版画作品与艺术发展规律、版画技术相背离。另外, 复制技术的迅猛发展, 极大促进了版画艺术的丰富, 进一步扩大了版画内涵与概念, 进一步提升了版画的独特魅力与艺术色彩。
三、结语
新时期以来, 当代版画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各种思潮更迭, 迅速演进, 二十来年的躁动与急迫, 现已趋于平静, 真正的丰富与多元化体现出了当代版画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天, 无论是版画语言的重新思考与深层研究, 还是传统版画革新的积极推广以及当代艺术为消除盲目性和模仿性的努力, 整个版画界都面对自身的生存现实和生存身件, 面对东西方传统而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
摘要：在当代艺术大众化、国际化、多元化格局的影响下, 版画作为与其他艺术等同的媒介, 一直处于当代艺术中的边缘地带。本文试图通过版画概念和版画的基本美学来阐述版画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第一:版画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分析。第二:版画之美在艺术创作中的具体应用。第三:版画概念在当代艺术中的延伸。
关键词：版画,当代艺术,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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