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金融外交中国际金融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随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交往和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外交在各国对外交往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金融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一个分支(1)，被各国普遍作为在国际事务中保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自然也成为美国维护其金融霸主地位的首要工具和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中，这一手段集中体现在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
金融外交中国际金融论文 篇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与中国外交
2008年年底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以协调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危机的大平台的角色而备受世人关注，与此同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也逐步高涨。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促成了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在提高基金组织作为国际机制的合法性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本次改革中，中国积极谋求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发言权，在基金组织中获得了与自身经济实力更相匹配的地位，承担了相应责任，正向多边国际合作积极参与者稳步迈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表明，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并非单个国家所能维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正是为了在这一领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截至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184个成员国，特别提款权总份额214亿(333亿美元)，可借款总量相当于2082亿美元，是唯一调整国际货币关系的政府间国际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成立以来，其职能根据成员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要而不断变化。20世纪70年代，成员国对固定汇率作用产生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建议。80年代区域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又进一步扩大到危机管理。时至今日，其主要职能仍是调节国际收支，维护汇率稳定，但使用手段包括了提供贷款、外汇援助、政策建议等多种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其整体的运作机制同商业银行十分类似。成员国向IMF缴纳一定份额，其在组织中的投票权与决策权即由所缴份额决定。IMF会根据各成员国的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额、国民收入、经济波动性四项指标确认一国的缴纳份额。成员国的投票权包括基本票和加权投票权，根据各国所缴纳的份额，每10万个SDR可增加一个投票权。此外，成员国每借出40万单位的SDR则增加一票，因此身为债权国的发达国家相应地拥有更多票数。在进行投票表决时，IMF采用特定多数制。根据IMF章程，21类经营性问题需要经过70％多数通过，18类重要问题需要85％多数通过。
通过加权多数表决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起了基于“比值平等”思想的合法性，实现了实力、责任、权力三者联动。在没有独立激励的情况下，单个国家在集体决策活动中首先计算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不会采取行动促进集团目标的实现。加权决策机制给予成员国与其实力相符的激励，从而有利于主要大国积极承担责任，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高效决策。另一方面，IMF的加权表决制考虑到了国际金融领域内国家实力不平衡的现状，如果片面追求一国一票的绝对平等主义，会激发大量的“搭便车”行为。加权表决制使得IMF获得发达国家的有力支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效率因此大幅提高。”
但是进入21世纪，IMF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空前繁荣的全球资本市场带来的问题已超出《國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管理范围，IMF现有决策机制的一系列缺陷也浮上水面。由于IMF贷款常常带有政治方面的附加条件，大国控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受痛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议程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是改变长期由霸权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正式爆发，拖延已久的IMF改革终于进入各国首脑的议程。
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倡议
在二十国集团华盛顿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已经在2008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亚欧峰会上宣示了中国在基金组织改革上的立场。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欧洲在危机中看到了限制美元、甚至结束美元霸权的机会。可是，拥有最多外汇储备的中国并没有“一边倒”地站在欧元国家的一边。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保护自身外汇资产的利益诉求，因此不希望以急剧的方式结束美元的霸权地位。在2008年11月的G20华盛顿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在2009年4月举行的G20伦敦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改革方案：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加强和改善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二是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三是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涵盖了执行董事会改革、高级管理层改革和份额分配改革等几大方面，其中的核心是份额的重新分配。二十国集团峰会进一步凸显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治理改革中的分歧。欧洲不仅建议将IMF执行董事会的表决多数由目前的85％降低至80％，还试图将欧元区的执行董事席位合并，合并后的“大欧洲”代表份额将高达32％。如果这一倡议获得通过，欧洲将取代美国拥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唯一否决权。这些改革倡议只是发达国家集团内部的调整，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无裨益。因此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独立提出了治理改革的具体谈判目标。在匹兹堡G20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郭庆平和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表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份额应与发达国家平等。目前发达国家在基金组织总共拥有60％的投票权，而发展中国家只拥有40％。中国认为，这一投票权比例应该得到改变，以逐步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50％对50％的比例，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的合法性。
随着金融危机触底反弹，谈判各方立场逐步趋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逐渐成形。在2009年9月24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峰会上，拥有超额代表权的发达国家承诺，将向代表权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少5％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份额评审与分配仍将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按照每五年审核一次的既有规则运行。与中国最初设定的转移10％的份额、达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份额平等这一谈判目标相比，中国取得的是有限的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开始出现了转变。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会后表示，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5％的基金份额中，中国获得的增幅最大。
从治理改革的进程和成效来看，发展中国家必须学会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寻求自身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悖论是，改革必须由现行的决策机制来决定。而在现行的治理框架下，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实质性改革都必须获得霸权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决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治理改革步履维艰，主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不肯放弃在基金组织中的既得利益。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各方力量平衡出现了变化，美欧等发达国家才会在保留单边否决权等特权的前提下，有限度地接受治理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以
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极与发达国家对话、协商，成为积极参与国，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影响力，促进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也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中的中国外交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金融秩序完成了布雷顿固定汇率体制崩溃后的调整，经济全球化由此得以全面推进，这一体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想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分工，经济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获得显著提高，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起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21世纪初，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要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因此在外交政策中提出“负责任大国”的定位。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定位进一步调整。面对变局，中国有两种选择：或是学习欧盟，制定一项全面的未来国际金融战略，逐步建立与中国经济空间相适应的金融空间；或是步日本后尘，对美欧关于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提议权宜应对，予以拖延。显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构建和运作，承担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的实质成本，才能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为建设性的改革者。200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在伦敦峰会上取得了突破，与会领导人同意将基金组织的可用资金提高到7500亿美元，并增发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配额。基金组织的可借款总量比危机前翻了3倍，SDR总量翻了10倍。2009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草案，新興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共获得1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其中中国新增90亿美元。2009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发行SDR债券，中国在权利与义务平衡、分摊与自愿结合的原则下，积极支持基金组织扩大融资，购买500亿美元的基金组织债券。这些举措，既有助于提高基金组织的治理能力，也维护和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要求日益强烈，国际上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声增强，国际金融危机使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由此，中国外交应当开拓视野，审时度势，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充分利用当前的外部机遇，调整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可以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参与国的角色。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近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公共产品供应队伍中的后来者，中国的加入必然冲击既有利益格局，会与长期占据国际体系支配地位的霸权国和发达国家发生一定矛盾。因此，以现有国际机制为基础的多边合作，对于确保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平稳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就是一个对国际机制从熟悉规则、掌握规则、运用规则，再到制定和完善规则的过程。只有进入国际机制内部，中国才能利用现存制度安排的开放性，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而在权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积极谋求修改既有机制的规则，参与创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改革的时间表也已经明确，将在2011年1月之前完成份额转移评审。尽管下一步改革的幅度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由国际机制代替霸权国维持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发展，达到令人满意的治理绩效。
(责任编辑：李瑞蔚)
作者：周 晨
金融外交中国际金融论文 篇2：
21世纪初期美国对华金融外交
[摘 要]随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交往和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外交在各国对外交往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金融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一个分支(1)，被各国普遍作为在国际事务中保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自然也成为美国维护其金融霸主地位的首要工具和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中，这一手段集中体现在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
[关键词]经济外交；金融外交；美国；中国
二战后，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开启了美国金融帝国的时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霸主地位受到了来自欧元、日元的挑战，美国为了维护其金融霸主的地位，金融外交成为其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以及世界多极化的趋势的加强，美国的霸主地位相对衰落，一心想重返旧布雷顿森林秩序的美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政府不断在双边、多边外交等场合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一、金融外交的界定
（一）概念的界定
当今国际社会中，金融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金融问题能否处理得当关系到一国、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何界定金融外交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我国学者张学斌认为，金融外交是围绕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建立、调整和改革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活动。(3)
笔者认为，金融外交应该从主体、客体和形式三方面把握。即一国政府代表（政府首脑、国家元首、政府涉外机构代表）或国际组织，围绕着国际金融活动而展开的，以金融为手段追求政治目的，或以外交为手段追求金融目的的双边或者多边范围内的对外交往活动。广义的金融外交不仅包括货币金融方面，还包括国际经济援助和国际经济制裁等。本文谈论的金融外交属于狭义范畴，即货币金融外交。
（二）金融外交的由来
1947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成。通过这个体系，美国享受了50多年的特殊优惠。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崛起，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存在的弊病（特里芬难题），美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此后直到20世纪末，各大国展开了维护霸权与挑战霸权的一系列金融外交活动。整个这个阶段的金融外交有着浓厚的霸权和反霸权的色彩。
虽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但是凭借着雄厚的科技、军事和经济实力，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霸主地位仍没有得到改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美国金融外交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其金融霸权的地位，进而巩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以便更好的享受霸权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
二、美国对华金融外交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就交锋经历了从政治到贸易，再从贸易到金融领域的发展，当然很多时候是多种问题复杂并存的局面。美国对华金融外交是在美元的长期疲软的背景下展开的，美国需要在日本和欧洲以外的地区找一个新的打压对手，这样斗争的矛头便指向了中国。
（一）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表现
2003年2月22日的七国财长会议上，日本提出了一个类似当年“广场协议”的提案，以此为起点，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2003年9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访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进行讨论，从此掀开了美国对华外交的序幕。美国对华金融外交形式以首脑和双边外交为主，同时配合多边外交。
1.首脑外交：2003年9月5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各国的货币应由市场主导，而非由政府主导，但是同时他也表示会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问题。2005年5月，小布什访华期间，就明确呼吁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机制。
2009年奥巴马政府执政，奥巴马在上台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坚持了小布什时期的强硬政策，不断对中国施压。2009年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奥巴马在和总理会谈中表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以解决中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紧张形势。但是随后，奥巴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2011年1月奥巴马第4次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美汇率战趋向于缓和。中美汇率基本保持在1:6.3左右的水平，与2003年相比，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幅度达到23.8%。(4)笔者认为，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掌握着世界最大份额的美国国债（截止2011年底，中国总共持有美国国债11595亿美元）(5)，美国政府必须避免，在强压之下中国政府出现抛售美国国债转而购买他国国债的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财政亏空严重，美国金融需要中国的资金支持。
3.双边外交：2005年第二轮中美经济对话时，美国就组成专门的人民币汇率工作组对中国施压。2007年10月，中美第三轮经济对话展开，埃文斯在访华期间就明确表示金融市场的开发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2007年，在美国国内形成了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小高潮(6)，迫于来自美国的压力，2007年人民币汇率再次升值，达到1美元折合7.7898人民币，从2005年7月汇改到2008年初，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14.2％，(7)其中大部分的升值发生在战略经济对话之后。这充分说明，双边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重要工具，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已经达到了部分目的。
4.多边外交：自2003年美国对话金融外交展开以来，多边外交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在2003年APEC财政论坛上，斯诺就通过多边外交的方式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游说，要求人民币升值。2005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小布什也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发难，要求中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机制。2010年，加拿大举行的七国财长会议上，美国更是利用多边外交的场合，联合日本，西欧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对外升值。就汇率问题可以说美国已经取得了显著地成功，如下表所示，从2003年到2011年，美元折合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已经上升23.8%。
（二）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运作及原因
1. 国内运作：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提上美国政府的日程，主要得益于利益集团的驱动。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等利益集团先后组成劳联—产联(AFL-CIO)和全美制造协商会(NAM)，这些组织代表利益集团通过国会议员向国会和政府不断进行游说，并先后组织了健全美元联盟和公平货币联盟，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中国于2005年7月12日实行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但美国的利益集团仍不满意， 2005年全美制造商协会在其发布的《NAM2005中国贸易议程》中表示，目的是使人民币汇率升值40%，随后NAM敦促财政部等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施压。2007年5月，美国最有影响力的8个金融贸易团体联合组成了“接触中国联盟”。同年9月，美国花旗银行、沃尔玛等160家企业也联合起来，呼吁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
在维护其美元霸主的地位上，美国政府利用了国内制造业集团的诉求，以及金融利益集团对打开中国金融市场的愿望，不断在双边，多边的场合下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为其世界霸主目的服务。因为，金融霸权的基础有三：开放的金融市场；操纵他国汇率的巨额资金；金融工具。(9)对美国来说从来不缺巨额资金和金融工具，美国政府需要寻求的就是开放的金融市场。
2.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原因：美国这一系列的行为可谓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确实存在利用人民币汇率升值来扭转长期对华贸易逆差的目的。但事实上，国际收支赤字是美国为了达到通过印刷美元而不是付出它的实际资源来获取外国资源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机制。虽然从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已经大幅升值，但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2005年7月至2011年12月，尽管人民币升值23.8%，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现状一直没有改变。如表1所示，2005年的数据为2022.78亿美元、而2011年的数据为2730.63亿美元。
根本原因是美元的长期疲软，造成投资者对美元信心的下降，同时金融危机等各种原因促使美元的国际清偿能力也有所下降，美元霸主的地位受到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的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的真实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来巩固美元的坚挺地位。一旦美元霸权得到稳固，那么美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也得到巩固。
三、对华金融外交下的获益
美国不断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在美国政府一系列的金融外交活动背后，受惠的不仅仅是其霸权利益。笔者将其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三部分。
（一）政治利益
政治利益也就是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地位的利益，也可称为霸权利益。美元的坚挺与否关系到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能否稳固，所以美国对外活动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着美元问题展开的，从二战后一直到现在，这一过程的本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比如，《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签订都是围绕着巩固美元霸权地位展开的，如今的中美汇率战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和手段展开的。
在美国霸权地位得到巩固的同时，受益的还有领导人和政党集团。每当临近中期选举，人民币汇率问题肯定会成为国会，个别党派的炙热议题。这似乎成为美国领导人连任和赢的国内支持率的惯用手法，无论在小布什时期，还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人民币汇率问题都是其巩固政权的工具。
（二）经济利益
美国发动对华金融外交以扭转贸易逆差为借口，而制造业利益集团为其霸权行为奠定了社会舆论基础。在经贸方面，美国是有很大获益的。从2003年起，美国打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幌子，通过“301条款”对中国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制裁。这样，美国制造业达到了短期扩大出口的目的，保护了美国本土制造业，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的一些失业率的问题。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所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三）利益集团利益
作为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背后推动者，利益集团是最大的受惠者。本文所说的利益集团主要分为两类，即制造业利益集团和金融利益集团。作为金融大国，美国的大部分金融资本集聚在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手中，倘若这一部分人的利益不能保证，将对整个美国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对华金融外交中，金融利益集团发生作用主要是在2007年以后，这主要是因为2007年2月的时候，美国国内就出现了金融危机的信号。这些利益集团出于自保，必须通过打开国外金融市场的方式获得资金来源，而中国市场作为就成为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更为重要的是，制造业利益集团出于贸易保护主义也将矛头指向了中国，这两种利益集团就出现了联合的趋势，从而推动政府进行对外决策。中国金融市场的打开有利于金融利益集团在中国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从而达到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目的。
四、应对措施
美国对华金融外交是部分利益集团的推动，将其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通过利用国会和社会舆论的工具上升为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展开的一系列以人民币汇率为中心的外交活动。其目的旨在巩固其霸权地位，从而回到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特权”时代，即美国不用“挣外汇”，而可以印刷自身国际支付手段的方式，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从而支配其他国家创造的财富(10)。
笔者认为，面对来自美国的金融霸权行为，中国政府应该从三方面来应对：
第一，坚持人民币汇率属于内政的立场。一国汇率问题属于内政范畴，任何国家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干涉。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在应该坚持这个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汇率改革，以更好的融入世界金融体系。
第二，加强金融体制改革，利用外汇储备手段来和霸权抗衡。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是显而易见的(11)，但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需要符合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完成之前，中国可以利用外汇储备来应对来自美国的霸权行为。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量为31811.48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债为11547亿美元，大约占中国外汇总量的38%。(12)如此大量的美国国债客观上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13)。因为，当中国的中央银行把美元加入其国际储备时，也就是把等价值的资源从其国民手中转出为美国收支赤字融资，从而也为美国联邦预算融资(14)。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在金融领域需要中国的支持，美国政府害怕来自中国的大面积撤资，从而造成其金融体系崩溃的局面。
第三，灵活利用多边外交手段。当今国际社会中，多边外交显得越来越活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国家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但与霸权国美国相比较，仍然有很大差距。美国独大的局面，短时期内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与之进行挑战的。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目的下，中国可以和亚洲有着相同历史文化的国家，以及和“金砖五国”在国际会议等多边场合形成一致的声音来对抗美国。另外多边外交也是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式。
注释：
（1）Nicholas Bayne， Financial diplomacy and the credit crunch: the rise of central bank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ll/winter 2008， Vol.62， No.1。
（2）晓健.金融外交：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J].红旗文稿，2010（15）。
（3）张学斌.经济外交与国际经济秩序[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63。
（4）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数据计算所得。
（5）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
（6）周叶菁.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82。
（7）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数据计算所得。
（8）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网站（http;//www.pbc.gov.cn）和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网站（http://www.census.gov）统计。
（9）陆钢，倪稼民，著.金融外交—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政治分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160。
（10）陆钢，倪稼民，著.金融外交—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政治分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11。
（11）何中顺.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261。
（12）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其中，百分比数据为笔者计算所得。
（13）张幼文，刘曙光，主编.中国经济外交论丛2009》，[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228。
（14）[美]迈克尔·赫德森 著，林小芳，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53。
作者简介：窦晓博（1989-），男，黑龙江大学 外交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外交。
作者：窦晓博
金融外交中国际金融论文 篇3：
中东金融发展现状及中阿金融合作前景展望
相比农业和工业部门，中东国家金融部门出现时间相对较短。1929年在巴勒斯坦建立的阿拉伯银行标志中东现代银行的兴起。经过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的石油美元繁荣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中东金融部门发展迅速，伊斯兰金融更是突飞猛进。然而，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中东金融仍处于边缘地带，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很有限，并表现出“排他性”的特点，主要包括信贷信息环境恶化、私营部门信贷不足、管制过严、新银行进入市场门槛高、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以及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落后。为什么中东金融远离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本文以新制度金融理论为基础，从地缘政治、石油美元、伊斯兰教、商业文化环境以及金融全球化这五大方面分析中东金融发展的现状，同时对中国与中东国家金融合作的前景做出展望。
中东金融发展滞后
就宏观经济指数而言，例如存贷款占GDP比例，M2/GDP比例，中东国家的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然而，中东地区较高的金融深化指数并不意味着较高的金融竞争力。世界银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东地区金融部门竞争力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地区，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很有限。中东各国较高的金融深化程度并没有转化为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权，没有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该地区积累的巨额资产并没有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上，转化为生产力。从长期来看，中东地区金融中介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石油美元提高经济效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并保持稳定发展，依赖于多少石油美元被用于生产性投资上。然而，中东金融部门丰富的资源和企业外部融资的缺乏构成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分离，这种“排他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银行主导金融体系，是中东储蓄和投资主要渠道，但其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企业主要依赖间接融资而不是直接融资。保险和养老金市场发展水平都很低，且大部分保费收入和养老金资产投资于政府债券而不是实体经济。这缘于政府过多参与经济、公共部门人员过剩、私营部门创造就业乏力、家族企业以及利益集团阻挠等因素。
二、银行国有股比例高，对信贷流向、经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产生重要影响。银行信贷青睐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企，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信贷文化薄弱，金融保守主义普遍。居民储蓄投资率低，银行融资以短期贷款为主，贷款主要流向商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工业和农业。此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限制了外资银行和私人银行的发展。海合会国家私人银行相对较多，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经营成本明显好于其他国家。银行绩效指标最差的国家是也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吉布提、摩洛哥和约旦。
三、金融基础设施不足，普通大众获得银行服务的机会较少。从银行分支机构、每1000人拥有的存贷款账户、ATM机、POSE机，网上银行等基础设施来看，中东银行基础设施不足。世界银行报告指出，21世纪以来的石油繁荣促进了中东金融部门发展。然而，这些正面发展仅使该地区60%的人口受益。
四、各类开发基金效率缺失。阿拉伯开发基金设立的初衷是促进经济整合、地区一体化以及倡议阿拉伯联合项目，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该目标并没能实现。总之，中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待提高，中东地区国家亟需进行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和经济绩效，以建立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使之成为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中东金融发展滞后的制度原因
新制度金融理论提出了制度安排与金融发展这一新的理论命题，认为金融发展不应仅仅是金融资产不断积累和丰富的过程，更应该是建立合理的制度，实现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制度是决定交易成本大小、风险管理水平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关键因素，因此制度因素决定金融发展。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以及社会文化、宗教、社会资本、自然禀赋等非正式制度，对金融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新制度金融理论中的“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因此，笔者将影响中东金融发展的几个重大变量——地缘政治、石油美元、伊斯兰教、商业文化环境以及金融全球化等因素都列入制度范畴。每种变量内部和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中东国家金融体系的兴起、成长和未来发展都有关键作用。
一、地缘政治危机对中东金融发展具有破坏性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地缘政治危机，尤其是冲突和战争，对一国金融发展的打击极具破坏性。战争不仅带来生灵涂炭、财产损失，还导致政治动荡、社会不安、法律法规缺失和投资者信心不足。海合会国家因为政局稳定、地缘政治环境较好（科威特战争、海湾战争对海合会金融发展影响有限），金融发展最具竞争力。伊拉克、伊朗、也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等国受战争之累，经济和金融发展非常落后。黎巴嫩还因为长达15年的内战导致贝鲁特金融中心陷落。时至今日，教派纷争和黎以冲突不断抵消了黎政府重建地区金融中心的努力，其已被迪拜、巴林甩在后面。“9·11”事件以及随后爆发的反恐战争（包括金融反恐），对中东传统银行和伊斯兰银行的国际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并冲击了伊斯兰金融慈善事业。因此，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和地区根本不可能提供良好的制度规范，提高金融绩效更无从谈起。
二、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发展功不可没
中东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与自然资源禀赋——石油息息相关。从海合会国家金融体系发展轨迹来看，尽管石油美元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海合会国家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该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在中东地区金融中心巴林、迪拜和黎巴嫩三个国家和地区表现得非常突出，迪拜和巴林在海合会成员国中石油储量最少，黎巴嫩则几乎没有石油储备。然而，三国发达的金融制度依托周边国家丰富的石油美元从而造就了该地区的三个金融中心。按新制度金融理论的观点来看，海合会国家和黎巴嫩金融交易成本低，因而金融绩效高。
三、伊斯兰教对中东金融发展具有两面性
宗教信仰也是影响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对债权人权利保护程度有着关键的影响。伊斯兰教直接促进了伊斯兰金融的发展，但对以利息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金融表现出极大的抵制。伊斯兰金融的兴起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伊斯兰现代主义对经济生活的改革实践，更是第三世界伊斯兰国家希望发展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通过宗教文化在金融领域的集中诉求。国际金融危机后，伊斯兰金融成为投资新宠。然而，伊斯兰金融资产在本国以及全球金融资产中的比例还是微不足道的，对全球化的影响也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强，这直接导致中东地区资本市场不发达，保险市场落后，储蓄及投融资意愿不强，伊斯兰金融只能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形式，并且只有在与世俗行政制度、法律制度、世俗意识形态以及世俗银行的不断协调中，才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四、商业文化环境总体不利于中东金融发展
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传统社会文化来看，中东商业环境缺乏竞争力和活力，对中东金融发展而言，抑制的作用大于促进的作用。中东各国，尤其是非海合会国家（黎巴嫩除外）普遍存在交易成本高昂的问题，在制度建设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独裁专权、世袭制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影响了中东金融改革的效果。中东大部分国家商业环境表现为垄断竞争型，北非地区甚至还是垄断型的。国有银行私有化也被那些大型私企或是政府的裙带关系获得，与中小企业无缘。腐败、产权保护不足、信用程度低，致使银行主导金融体系以及私人投资意愿不强。在金融压抑的情况下，国有部门享有金融资源特权，私营部门（中小企业）受到信贷歧视，很难扩大规模，从而抑制了经济活力。其次，从法律制度看，中东国家，无论是共和制还是世袭制，其商业法规基本沿袭西方法律体系，涵盖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然而，中东法律法规并没能有效保护私有产权，在做生意是否容易方面、企业竞争力方面、透明度方面以及获得信贷难易程度方面，还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这一切都加大了企业和社会的运营成本，即交易成本。最后，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中东长此以往的家族、部落关系为纽带的信任关系形成了一种隐性契约，外部市场框架并没有形成，反而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西方世俗享乐文化对伊斯兰传统文化带来强烈冲击，社会道德规范风气日下，市场主体之间信任度越来越差，导致个人和家庭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持有股票，也就更不容易获得金融中介机构贷款，从而影响金融绩效发展。然而，中东地区三个金融中心都不是石油大国，他们的金融发展就更多受益于充满活力与竞争力的商业文化环境。
五、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深化的显著作用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它似乎属于外生变量。然而由金融全球化带来的中东金融自由化和改革开放却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对中东金融深化有着显著作用。因为金融发展的过程，不仅仅是金融总量不断增加和结构不断合理的过程，更应该是制度不断变迁和完善的过程。中东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实际就是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通过私有化的产权制度改革，打破了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扩大，并随着私营部门的发展，促进金融发展。通过银行法规、证券法和资本法的出台，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不断提高私人部门获得银行信贷的份额，推动银行业竞争。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和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现代化的理念和技术，挑战了国内金融利益集团在金融市场中的垄断地位，促进金融创新和竞争市场的建立。可以说，这些自由化举措就是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来扩大产权，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进金融深化。
地缘政治、石油美元、宗教和商业文化环境等因素是中东国家金融发展的关键变量，尽管不是决定变量。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中东国家的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制度变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石油美元、伊斯兰教更多地体现为积极影响，地缘政治危机和商业文化环境则主要表现为消极影响。但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外部力量例如金融全球化的塑造力也很突出。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金融合作展望
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时代，深化金融合作是关系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东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表现出兴趣，并开始以合办投资公司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受政治、经济、价值观念以及体制约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方金融合作非常少。进入21世纪，中国和海合会国家的金融体系均不同程度对外开放，加之双边贸易和投资不断扩大，双方开启金融合作之路，主要采取几种方式：一是金融组织间的直接联系，包括开设分支机构代表处、签署合作协议、信息共享等;二是银企合作，包括银行做担保的项目，贷款、融资等;三是资本市场合作，包括合作协议、参股金融机构、股票交易等;四是成立投资公司，例如科威特中国投资公司;五是成立共同基金;六是伊斯兰金融合作。2006年是双方金融合作的一个里程碑，当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海合会国家石油美元高调竞购。中国工商银行已在迪拜、阿布扎比、多哈、科威特和利雅得开设分支机构。
中国和中东国家已经认识到开展金融合作是互利双赢的新领域。快速增长的经贸总额、企业的融资需求、庞大的投资资本以及政治外交领域的日益密切，更加表明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12年9月中阿博览会中阿金融合作分会发布《中阿金融发展战略框架倡议》，成为首份中阿民间组织发布的框架性金融文件。中国“一带一路”大战略和中东国家的“向东看”政策遥相呼应，中国与中东国家的金融合作步入快车道。2014年9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在迪拜纳斯达克发行人民币“酋长债”，2015年6月8日中国工商银行在迪拜纳斯达克举行5亿美元债券挂牌交易仪式。海湾主权财富基金也加大对中国投资力度。2015年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累计获得在中国A股市场上15亿美元的QFII额度;卡塔尔投资局累计获得10亿美元QFII投资额度，科威特投资局也已拥有15亿美元的QFII额度。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受到中东国家欢迎，越来越多的双边贸易投资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未来双方金融合作领域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展银行合作。适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要求，推动中国银行业在海合会国家设立分行，为中国企业在海合会地区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应重点关注和支持中方有实力的公司对投资项目、出口设备和承包工程的融资需求，带动中国长线产能在所在国发展。在控制和有效管理风险的前提下，借鉴跨国银行在海合会的经验教训，涉足银行投资理财业务，加强在反洗钱等领域的合作。
二是适度引进“石油美元”和海合会主权财富基金。在石油天然气工业下游领域吸引海合会直接投资，同时注意以三方合作模式弥补“石油美元”缺乏技术含量和市场效应的劣势。
三是加强对伊斯兰融资方式的研究，探索利用伊斯兰融资的形式，以支持穆斯林聚居地区的发展，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目前中国香港在开展伊斯兰金融方面已然风生水起，中国内陆城市宁夏是中国政府认定的中阿博览会永久举办地，也在探索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2015年6月15日海合会最大股票市场沙特Tadawul市场宣布对外资开放，中国企业可探索研究在海合会国家股票市场投资获利甚至直接上市的可行性。
四是加强政府间合作。在金融合作领域，针对外资银行限制较多、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低、资本市场规模较小、金融市场透明度差等问题，应推动中阿双方相互开放金融市场，发挥中阿合作论坛、中阿博览会、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对话等平台机制的作用，加紧推进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谈判协定。
鉴于影响中东国家金融体系的制度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环境、商业文化环境、石油美元、伊斯兰教和金融全球化，双边金融合作必须在金融全球化大趋势下充分考虑双边法律、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商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和影响，还要做好长期的规划，尤其要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应对中东地区突发的地缘政治风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
作者：姜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