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消费—生态”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
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篇1：
文化消费生态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建构研究
〔摘要〕 针对当下文化商品化大潮引发的文化消费生态危机，有必要规范化建构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这也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建构该体系的目标是使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内生态主体和外生态环境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有机融合的生态关系。文章基于跨学科视野，运用规范研究法，在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之间寻找消费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平衡点。引入生态学上的“生态位”和“生态链”的概念研究内生态主体之间的关系，运用用PEST变量模型分析法分析外生态环境。最后提出要不断强化对文化消费者的引导和对文化消费市场的调控，促使良性的文化消费生态形成，倒逼文化生产生态回归正轨。
〔关键词〕 文化消费;文化消费生态;文化消费生态危机;文化治理体系
〔
一、 文化商品化大潮引发的文化消费
生态危机
在我国当下的消费社会和“大众消费狂欢”“大众文化狂欢”语境中，文化商品化大潮引发了文化消费生态危机。这一危机既是经济领域的，更是文化领域的，需要我们从经济与产业、文化与社会两个视角加以关注。
在经济领域，文化消费生态危机的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消费上的价值失范造成文化市场道德失范和竞争失序。当下大众文化消费已经在量的规模上完全碾压了精英文化消费，大众成为了最主要的文化消费主体。由于大众在消费上往往存在过分自由化、个性化的倾向和随大流、无意识的盲从惯性，其价值判断的标准相对较低。因此当大众文化消费成为文化消费市场主流，难免引发文化消费上的价值失范问题。因为此时价值判断标准较低的大众是文化市场所要迎合和诱惑的第一对象，市场不但迎合其口味，还无所不用其极地诱惑其注意力，不惜把作為文化商品的格调从“通俗”不断降格逐步向“庸俗”“低俗”甚至是“媚俗”方向发展。并利用“算法推送”模式把一系列“三俗”文化内容推送成高点击率、高浏览量的“网红头条”，毫无道德底线地展开市场竞争，难免导致文化市场乱象频现。例如，2018年上半年，快手、抖音、火山等短视频直播平台上就出现了“14岁早恋生子”“全网最小二胎妈妈”的17岁姑娘的直播秀，并获得40多万次的播放量和5万粉丝，收到500多万次点赞，一举成为“网红”，其影响力令人惊骇[1]。更有甚者，2017年已在国外被封禁，却于2018年初流入国内，在多家视频平台播放的充斥软色情暴力内容的儿童“邪典”动画片播放量高达数十万[2]。如今，此类现象不断冲击社会公序良俗，造成恶劣影响。
第二，文化消费上的全民娱乐盛况造成文化产业泛娱乐化。当下，一提起文化消费，一般民众最先想到的通常是看电影、看直播、打游戏、去娱乐场所等强娱乐性的文化消费活动，而不是阅读、培训、咨询等发展性的文化消费活动。而且大众传媒还不断制造出大众娱乐的狂欢景象，线上和线下社交场所中的人们均围绕着娱乐而开展社交，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商业区亦大肆渲染这种娱乐氛围。“娱乐至死”已不是一句杞人忧天的骇人之语，而是真实地描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状态。“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1）在盛况空前的娱乐场景中，娱乐产业不但是文化产业的支柱，而且已经完全渗透在文化产业的方方面面，造成文化产业呈现泛娱乐化发展态势，产业内部结构严重失衡。2018年3月工信部发布的《2018年中国泛娱乐产业白皮书》 指出：2017 年我国泛娱乐核心产业产值约为 5484 亿元，同比增长 32%，预计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将会超过1/5[4]。2018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472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2%，比上年提高0.06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12.8%[5]。可见，泛娱乐产业增速增幅均远远高于文化产业整体增速增幅，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这种情况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其发展红火，忧的是其发展显得过于任性，创造的社会效益往往不及经济效益。
第三，文化消费上的消费异化造成文化产业多层面异化。显然，消费者喜爱什么，产业就会生产什么，市场就会供给什么。“文化殖民化”异化现象导致了文化产业局部呈现西化色彩，浮荡资本主义情调[6]。“技术殖民化”异化现象则导致一些文化科技企业片面炫技，弥漫技术浮夸风。而种种非理性的消费异化行为，如痴迷偶像、沉迷游戏、无度打赏等更导致了一些文化传播平台大打“眼球经济”牌，紧盯某些消费者的低俗眼光，频频突破道德底线，扰乱社会公序良俗，挑逗蛊惑消费者。而文化消费不足现象作为“文化消费异化”现象的一个层面也普遍存在于我国当代社会，反映了当下国民不尚文化的“反智主义”心态，导致文化产业经营主体投大众文化市场所好，大量生产弱文化性、强娱乐性的产品。
同时在精神领域，文化消费生态危机的也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文化消费上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态危机[7]。这一倾向的产生有双重因素，一是我国文化产业日渐自由化和庸俗化，以模棱两可的价值标准迎合最广大的受众，对于意识形态属性这一文化生产的根本属性持“无所谓”的态度，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二是普罗大众作为最主要的文化消费者，往往表现出一种“任性”的消费态度，片面强调消费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文化消费中片面追求情绪宣泄、感官刺激、纵欲享乐等，偏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倾向在消费领域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左右。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其具有高度流行性的大众文化产品进行传播，如欧美影片中大量夸示资产阶级奢靡放纵的消费方式，我国大众受此影响颇深。
其次，文化消费上的价值观泛化倾向造成社会文化生态危机。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大众触手可及形形色色的文化内容，也被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观所包围——打开手机，随意浏览微信段子，刷“朋友圈”，看小视频……就不知不觉就被灌输了某种价值观。而当前文化传播又呈现出泥沙俱下的现状，大众很容易被大量植入良莠不齐的文化价值观影响而导致价值观泛化，逐渐丧失价值判断主动性，安于接受传媒灌输。就会造成大众在文化消费上极容易被传媒诱导，欠缺主体意识，不动脑子地被各种“现象级”文化商品牵着鼻子走，虽然这其中也不乏精品，但更多的是掺杂着许多糟粕。并且，价值观泛化还进一步造成了审美观偏差。如被泛滥的“伪鸡汤文”文风所“洗脑”的大众，面对真正有营养的文学作品时，反而觉得“不对胃口”;被一张张刻意打造得“婊气”十足的“网红脸”所迷惑的大众，面对无人为加工之痕的自然美时，反而无法欣赏，觉得不够迷人、不够惊艳、不够挑逗;被各种亦真亦幻的人造蜃景、华丽炫目的科技奇观所吸引的大众，面对造诣更高超、内容更扎实的质朴的民间手工艺、纯粹的表演技艺、原汁原味的艺术作品，反而觉得平淡无奇、无趣甚至是无味。“文化科技殖民”和“文化科技异化”这双重因素共同造成了传统的艺术形式、真实的艺术场景、简单的艺术风格正在被大众所抛弃。
最后，文化消费上的西化倾向还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危机。虽然近几年在我国文化产业界，中国风渐热，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开始广泛地受到国人追捧，文化产业创意者和经营者也越来越注重挖掘中国题材，彰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文化日现锋芒。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经济—文化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下，在大的文化环境下，西方文化产品占用绝对的市场，西方价值观念也更深入人心。以电影消费为例，好莱坞影片在国内的真实票房绝对超过国产影片。仅看面上数据：2017年，票房前十的影片中，国产4部，进口5部，合拍片1部;15部票房“10亿+”的影片中国产片仅有6部[8]，国内影业与国外差距明显。这种文化西化本质上是西方主导并推进的“文化殖民主义”。如今我国文化虽尚未被“全盘西化”，但显然已被“半盘西化”，我国传统文化面临生存危机。
二、 多维结构的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亟待规范化建构
面对我国现存的文化消费生态危机，应当着眼于长效治理，着手于制度建设。首先要规范化建构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这也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建构起这一体系对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作用。
文化消费生态既关乎经济层面上消费生态，亦关乎文化层面上的文化生态。因此，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必然是一种多维结构的体系，详见图1。整体观之，其跨越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力求协调消费生态和文化生态，以期平衡两者关系。从生态圈的圈层结构上看，消费生态圈是经济生态圈的一个次生态圈，文化消费生态圈是文化生态圈的一个次生态圈。消费生态指在消费市场上的一系列消费活动中，消费供求双方的依存关系（即生产和消费、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依存关系）和消费文化的变化态势，显著影响着市场经济生态。而关于文化生态，我国文化史学家冯天瑜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美国文化生态学家斯图尔德理论[9]的基础上深化和延展了“文化生态”概念的内涵和外围，建构了全面体现文化的纵向历史演化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将“文化生态”界定为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相互调适的关系。认为文化生态环境的结构是“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组织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既浑然一体，“又分别经过崎岖的过程，通过层层介质对观念世界施予影响”[10]（48）。文化生态学即“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11]（29）。
在经济维度上，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应当作用于三个维度：第一结构维，即文化消费结构，指文化消费的结构占比和结构趋势;第二市场维，即文化消费市场，指市场供求关系和竞争秩序;第三产品维，即文化消费产品，指产品供给与消费态势，即“供给侧”与“需求侧”变化态势。在文化维度上，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亦应当作用于三个维度。第一符号维，即文化消费符号，该体系应当着重培养我国消费者产生对“中国符号”的偏好;第二观念维，即文化消费观，包括消费意识形态、消费价值观、消费审美观等;第三消费者维，即文化消费者，涵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消费方式、消费心理、消费行为、消费能力和消费潜力等。这样的一个多维结构框架呈现出文化消费生态系统是一个包涵经济、文化多个生态子系统的复杂结构[12]，体现了文化消费生态研究典型的跨学科性。
建构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的目标是使作用于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内外因——内生态主体和外生态环境（内主体和外环境）——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有机融合的生态关系。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进行规范化建构，对内主体的生态位格局和生态链构型进行研究和规划，对外环境的各种因素进行预判和治理，可建立PEST变量分析模型。
其一，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内生态主体有三：一为文化消费者;二为文化经营者，包括文化生产者（文化企事业单位）和文化经纪人;三为文化管理者，包括政府内部相关部门和政府外部相关机构（民间第三方机构）。要研究这些内生态主体之间的关系，必要引入生态学上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这一概念生态位一词首先由J·格林内尔提出。他将生态位看成是被一个种（或一个亚种）占据的最后分布单位，因而强调生态位的空间概念;而C·埃尔顿把生态位确定为有机体在其群落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特别强调其与它种的营养关系，所以实际上指的是营养生态位。G·E·哈钦森指的既包括空间位置（生境），又包括生物群落中的功能地位，提出生态位是位于几维资源空间中的超体积。近年来许多动物生态学家和理论生态学家则将生态位与资源利用谱等同;而有的植物生态学家把生态位看作为植物与所处环境的总关系。上述各学者对生态位尽管各抒己见，但生态位的内在涵义，不外是有机体和其所处生境条件之间关系以及生物群落中的种间关系。各种生物因其各自独特的生存方式而各自占据特有的生境。参见：罗肇鸿，王怀宁主编的《资本主义大辞典》，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9页。。生态位指每一个生物个体、每一种生物种群在生物群落中所占据的时空位置、所处的生态位势，与相关物种的机能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群落内一个种与其他种的相对地位和相关作用[13]。生态位又称小生境生境，又称“生态因子总和”。指直接影响生物群体的那些环境因素的综合。参见：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的《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2页。或生态龛，表示每种生物生存于特定生态系统中所需生境的最小阈值。在不同的生物群落中，同一生態位可由不同物种占据，其间必展开竞争，直到一方胜出，最终占据该位[14]（838）。生态位竞争现象不仅适用于生物界，也适用于与经济界，适用于研究文化经济生态，进一步适用于研究文化消费生态。运用“生态位”概念，可以研究文化消费者的消费竞争态势、文化经营者的市场竞争态势、文化管理者所处的管理位势。进而对于文化消费生态从“态”和“势”两个层面进行治理。“态”指各个内生态主体所占据生态位的状态，或言分布状态，呈现为一种相对静态;“势”指各个内生态主体的生态位互动变化之势，反映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动势和趋势。
进一步运用生态学研究方法，还可以引入“生态链”（ecological chains）这一概念。1941年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提出“食物链”概念，其后概念不断衍生、拓展，产生了“生态链”理论，并于20世纪80年代起，被广泛地应用到工业、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15]。生态链指生态系统内各生物体之间的链式依存关系和这种关系所生成的链状环流结构[16]（139）。这一概念可用以阐释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内生态主体之间环环相扣和不断循环的关系结构，并且是多向循环流转，而非单向线性循环，详见图2。即文化消费者和文化经营者相互依存，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者的市场行为，决定了文化市场生态，从而决定了文化消费生态;文化管理者对文化消费者和文化生产者都实施监督管理，对于文化市场生态和文化消费生态进行治理。
其二，这里用PEST变量模型分析法来分析我国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外生态环境。变量P（Political）指示政治政策环境，变量E（Economic）指示宏观经济环境，变量S（Social）指示社会文化环境，变量T（Technological）指示科学技术环境。从这四个变量来分析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外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和发展趋势，既要看到机遇，更要发现挑战，从而制定相应的治理对策，详见表1。
通过分析变量P（Political），可以发现政治政策环境方面，得益于“文化强国”战略全面实施，文化消费迎来发展机遇，全国多地出台政策、开展试点拉动文化消费内需。然而，目前看来，政策效果有限，文化消费市场呈现“叫好不叫座”与“冰火两重天”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这类政策的思路主要是依靠政府补贴文化商户，促进价格下降，从而激发消费热情。但是由于这些政策主要着力于撬动以舞台艺术为主的小众文化消费市场，如：戏曲、戏剧、交响乐、芭蕾舞等，相对于大众文化消费（流行/通俗文化消费）而言，这些属于高雅文化消费，和我国普通民众还有相当距离，当前这部分观众还未被培养起来。民众的消费热情并不是单纯的降价惠民就能拉动起来的。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治理对策：政策导向由“惠民”转向“育民”，即：从单纯依靠价格杠杆激发消费潜力，转向大力培育民众艺术欣赏能力和高雅文化情趣。
通过分析变量E（Economic），可以看到宏观经济环境方面，文化产业正成为我国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市场不断繁荣，文化产品不断丰富，文化消费势头必然更加旺盛。然而，“供不应求”矛盾依然存在。“供不应求”并非供给总量不足，而是供给总量过剩和相对不足并存，本质是“供不适求”，根本上反映了精神文化层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针对此问题，治理对策是改革“文化供给侧”，谋求“精准供给”。政府相关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可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研判各个群体的消费偏好，定期发布调研报告，向文化经营者提供指导信息。
通过分析变量S（Social），可以看到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社会文明程度渐高，文化氛围渐热。当前，新型消费文化更加凸显“文化”，文化消费成为新消费潮流——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所消费的商品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位。同时娱乐消费、体育消费和旅游消费等文化消费项目也带动了新的消费潮流，许多民众开始炫耀文化消费，在微信朋友圈内晒观演、健身、旅游等活动，展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彰显生活品质和文化格调。这既是一种很好的现象，有利于文化消费发展。但另一方面，“文化消费异化”现象也很触目，主要表现为无理智地盲目性消费（疯狂追星、无度打赏网络主播等），无节制地沉迷式消费（沉迷游戏等），无道德底线地违背主流价值观消费（色情文化消费、迷信文化消费等），无文化自信地被“文化殖民化”消费等。对此严峻问题，要整治文化传播领域，重点整治以网络平台（网站、移动网络、自媒体等）为主的大众传媒。
最后通过分析变量T（Technological），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环境方面，文化科技日新月异。科技是一柄双刃剑，新的文化科技催生新的文化消费热点，既为文化消费发展带来机遇，但也容易造成消费者片面追求科技感而忽视文化产品的实质文化内容这一问题，为文化消费生态发展带来挑战。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数字时代、智能时代长大的年轻一代，受到追求新奇炫目科技效果的文化消费现状影响，日常文化消费中更偏重视觉特效，而忽视其中文化内涵，长此以往，无疑会造成文化消费生态的失衡。因此，要治理文化消费生态，就要想方设法引导消费者文化消费审美情趣，使文化消费的重心落在文化，而不在于科技外壳。
三、 以良性的文化消费生态倒逼
文化生产生态回归正轨
消费既是生产的终点，又是生产的起点。消费对于生产具有反作用力，有什么样的消费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文化消费对于文化产品生产和社会文化再生产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因此，要实施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使良性的文化消费生态形成，倒逼文化生产生态回归正轨。这就要不断强化对文化消费者的定位、定态、定勢引导，对文化消费市场的定向、定调、定度调控。
对于文化消费者的引导，一要分别定位，进行需求分类对于文化消费的分类已有很多通约性标准，如：从文化消费和网络媒介的关系划分，分为线上文化消费、线下文化消费;从文化消费的商品形态分，分为虚拟文化消费、实物文化消费等;从文化消费的载体形式和技术手段分，分为数字文化消费、非数字文化消费等;从文化消费的商品“卖点”分，分为体验式（沉浸式）文化消费、互动式（参与式）文化消费、审美式（观赏式）文化消费（如购买艺术品、看演出等）等;从宏观“大文化”产业经营门类划分，分为阅读消费、娱乐消费、体育消费、旅游消费、文创消费、艺术品消费、教育培训消费等。然而，对于文化消费需求分类的研究还显得相对不足。。首先可以从文化消费需求的差异上对于消费者进行分类（详见表2），进而分析和预判每一类型的消费者既在和潜在的消费活动，然后进一步运用市场定位方法，分别对处于高、中、低端目标市场的消费者进行引导。主要可以从动机、区域、年龄、群体四个角度进行初级划分，除了动机是主观因素，区域、年龄、群体均是客观条件，这种分类方法做到了主客观结合，且偏重客观。二要依境定态，解读消费情态。这里的“态”是指“情态”或“心态”，即消费者在不同的文化消费情境下进行各种类型文化消费时的情感状态或心理状态。如进行社交型（社团型）文化消费时外向、开放、合群（如迎合潮流）的情态（心态），进行家庭型（居家型）文化消费时温馨、轻松、浪漫的情态（心态），进行自娱型（自修型）文化消费时内向、专注、自恋（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的情态（心态）等。对于消费情态，需要通过研究消费心理来进行细致、深刻的解读，进而加以调节。三要远观定势，把握消费趋势。在对消费需求进行分类，对消费者进行定位;对消费情境进行分析，对消费情态进行解读的基础上，就可以对消费趋势进行把握，从而因势利导。如果文化消费趋势良好，则进一步推动。反之，如果发现不良的文化消费趋势，则要先定位，锁定这一不良消费群体。然后定态，研究导致不良文化消费产生的特定情境和特殊情态（心态）。最后定势，扭转这一不良趋势。
对于文化消费市场的调控，一要明确定向，突出方向引领。由于投入市场的所有文化产品都反映并且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产生直接的作用。因此，要重视对文化消费市场进行定向调控，使文化市场按照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发展，突出社会效益，形成崇尚社会主义文化，抵制资本主义文化。遵从消费伦理，反对消费主义，追求文化内涵，摒弃低俗内容的消费氛围和市场环境。二要鲜明定调，保持文化基调。我国文化发展的基调应当是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引导和培育古风、地域、民俗、民族等中华特色文化消费市场不断发展，通过文化消费，彰显文化本色，延续华夏文脉。三要适当定度，规避市场缺陷。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旦超过其承载限度，就必然适得其反。市场调节机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缺陷，一个市场消费热点一旦产生，便会有大量经营者蜂拥盲从、照搬模式，往往导致市场同质化和过度竞争，进一步导致市场消费生态恶化。例如“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全国各地兴起特色小镇建设热潮，同质化问题严重，导致“特色不特”。许多小镇缺乏特色产业支撑，一味靠文化旅游产业带动，然而由于人为打造的文化缺乏原生性、根本性特色，虽在短期内能吸引游客，拉动消费，但久而久之，消费者产生审美疲劳，其发展后劲便显得不足。面对这类市场机制缺陷导致的某一类型消费市场过度发展的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定度调控。
四、 结 论
建构文化消费生态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这一研究命题的提出直接缘起于当今社会文化商品化大潮引发了文化消费生态危机，这一危机不仅仅发生于经济领域，更严重地影响了文化领域。对此，亟待从经济和文化双重维度，建构一个治理体系。结合文化经济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看，文化消费生态是消费生态的一个重要层面，不但作用于消费生态，影响市场上消费潮流和消费文化的走向，进而影响产业生态（特别是文化产业生态），还进一步作用于文化生态，影响整个社会文化外环境和文化内心态的发展，对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起一定作用。需要阐释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文化消费生态对于文化生态的影响，并非是说对于生态学意义上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在这一术语中，“生态”是主题词，即文化的环境。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于1955年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倡导成立专门的学科，目的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在借鉴斯图尔德观点的基础上，对文化生态的内涵进行了较全面深刻的探讨，主要有以下三种认识：1.文化生态是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2.文化生态是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与其生存空间的环境及其变化相依相伴，文化生态是一种文化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综合;3.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智慧、生存策略，具有鲜明的特点。文化生态的基本因素与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文化系统必然是由文化主体及其環境共同构成，而文化主体可以具体划分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等类型;2.文化系统是一个各部分、各因素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内部又可以存在不同的等级和层面，大系统可拥有若干小系统;3.文化系统内部同样有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流动，这种流动具有交互、反馈、循环 以及自我调节等特征，并且其自我调节能力随着系统内部文化数量的增加而增加;4.文化系统在整体上又是运动、变化的，这些运动、 变化是可感可测且在一定程度上经验可控制性的，或者说可以是优化，也可以是退化。这反映出，文化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的基本特点。参见：王旭烽主编的《生态文化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170页。的影响，而是侧重于说明对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生态的影响，即“文化生态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积淀，是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生存方式和区域现实人文状况的反映”[17]。文化消费生态对于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包括包括对于文化观（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生态、多元文化生态、文化艺术生态、文化人才生态等的影响，直观地体现为对社会文化风气、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18]（46）。因此，文化消费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文化消费的社会效益问题。本文初步设计了一个治理体系框架，旨在体现治理的导向性，并且尤为关注消费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力，期待以政府相关部门为主题，通过正向引导消费者和发挥市场调控职能，使良性的文化消费生态得以形成，文化生产生态必然得以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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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Key words： cultural consumption; cultural consumption ecology; ecological crisi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作者：徐望
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篇2：
“消费—生态”悖论的伦理意蕴
摘要：“消费—生态”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
关键词：“消费—生态”悖论；消费自由；消费公正；伦理意蕴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不仅是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变革，更是消费目的与消费本真的回归，体现了消费的生态化走向。消费是确保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人类的消费是以一定的生态损耗为基础的，是自然过程。因此，消费与生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生态损耗为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则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为前提。消费与生态之间以各自的张力构成了“消费—生态”悖论（consumption-ecology′s paradox）。正如学者指出的，“在现代化建设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似乎只要从事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张扬，并进而会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要保护和维持已有的伦理道德和生态环境，就只能牺牲发展和忍受贫穷。消费社会更把这个悖论深化了”①。这个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影响，探究消费方式生态化的实践途径和具体方式。
一、消费悖论与生态悖论
悖论原本是一个逻辑学的范畴。自古希腊说谎者悖论诞生以来，悖论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逐渐从逻辑学范畴扩展到其他的领域。悖论的英文是Paradox或Antinomy。“Paradox”的原意是指“同人们通常的见解相抵触的理论、观点或说法”，它既用来表示超脱世俗、似是而非的科学论断（即所谓“佯谬”），也用来指称越规违理、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即所谓“谬论”、“两难论”）；而“Antinomy”则是指“自相矛盾的语句”。在历史上，悖论包括了一切与人的直觉和日常经验相矛盾的结论。它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逻辑悖论。它指的是，有命题P，如果断定它是真的，那就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假的；如果断定命题P是假的，又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真的。第二种为佯谬。某些论断看起来好像肯定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却是对的。如“白马非马”、“鸡三足”等。第三种为谬论、两难论。某些论断看起来是对的，理论似乎非常充分，似乎非常符合逻辑，但实际上却是错的。②
消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们通过消费活动，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越多的商品就越能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类更幸福呢？答案并非如此。在消费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超出了基本生存需要的范畴，消费的真实目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的内容由单纯对物的需求演变成对物的符号价值的追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人们在幻想与实际中成为消费者，消费者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背离了消费的真实目的，出现了消费悖论。
生态悖论最先是在1997年由西南农业大学88岁高龄的叶谦吉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生态悖论是指一切有悖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协调发展的错误理念。可见，生态悖论是相对于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而言的，要求它统一整体协调发展。③生态悖论现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矛盾性。人与自然之间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然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改造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是矛盾的两面。如果只一味地开发与利用自然，必然导致生态悖论现象。二是不协调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生态悖论现象的出现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三是急功近利性。人类为了追逐眼前利益，不惜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必然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
生态悖论现象的产生是人与自然矛盾作用的结果。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斗争的实践，表明了其产生的客观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从主观上讲，生态悖论属于人类认识论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运动和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认识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得出与事物本质、客观规律相悖的认识。
消费悖论是人类消费行为超过自然生态容纳、承载限度所导致的，并由此必然带来生态悖论。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是延续人类文明的重要手段，生态则是人类延续文明的重要基础，二者缺一不可。消费与生态关系的失衡，必然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二、“消费—生态”悖论的深层逻辑
“消费—生态”悖论所赖以存在的前提是：消费是无限的而生态是有限的。其意涵是：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如若没有道德对其制约，欲望性的无穷消费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消费主义的张扬，进而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道德的审慎力量，否则就只能妨碍消费、忍受贫穷和牺牲发展。
“消费—生态”悖论表面上看是生态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实际上，它的背后隐藏着深层逻辑。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具体来说，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从思维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
“消费—生态”悖论在表面上是消费、生态矛盾作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它是特定思维方式的产物。“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与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复兴及其工具理性的高扬密不可分。工具理性是一种以手段有效性而不是目的合理性为宗旨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工具理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它有效地提升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领域与范围，推动了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然而，由于过度张扬工具理性，导致了工具理性霸权，工具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甚至是唯一尺度。霍克海默明确指出：“当理性放弃了自己的自主权，即不能就人的生存问题说出什么来，不能从内容上对这些问题表示什么态度，不能从关心人类解放、指导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明行动的目标，而只关注于用何种工具和方式对自然界进行最有效的征服时，理性就成了一种工具……它的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面的作用膨胀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④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消费不再是维持人类满足基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方式，而是成为了人类满足过度欲望的工具。在工具理性过度高扬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生态耗竭的时代。
2.从社会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
传统的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增长和数量扩张为单一目标，弘扬经济理性，打破了经济发展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人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第一，从主体角度讲，经济理性主张以人的本能为尺度进行社会活动，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第二，从价值的角度讲，经济理性注重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第三，从目的合理性角度讲，经济理性是一种支配目的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它仅仅关注以有效的手段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第四，从理念上讲，经济理性坚持以经济效应最大化为指向。在经济理性的刺激下，人们在消费领域逐渐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更多意味着更好。在经济理性主导的传统发展观中，消费不再是人们为了生产生活的正常活动方式，而是成为了实现资本继续增值、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生产力，“不消费就衰退”逐渐成为共识。从此，消费与生产、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目标的单一化必然会破坏生产、人的需要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3.从个人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
人的需要原本来自于人的内心的真实意愿和兴趣，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原本是人存在的方式，也是自我实现的必由途径。但在异化社会，劳动的异化蕴含着人的需要的异化，意味着人需要劳动不再是出于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劳动之外的生存需要。这是一种出于人的本能的动物性的需要。需要关注的是产品，而不再是活动过程本身。对生存的关注必然体现在对产品的占有上。在商品社会，产品被它的符号——货币所取代，对产品的占有转化成了对货币的追求。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产品，其享用应以享用者具备相应的本质力量为前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享有产品的人并非具有相应的本质力量，在原本无力享用却人为强制占有的情况下，享用者必然会采取与对象本身不符的方式或手段，造成了对消费对象和人的身心的破坏。如果人的需要完全脱离了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以对物质产品的不断占有为中心，那么人的需要就沦落为动物性的需要或异化的需要。异化的需要试图通过对物质产品或商品的高度控制与占有来获取所谓的“地位”。由此必然形成“消费—生态”悖论。
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交换结构，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基础之上的。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是停留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上，而是更加关注消费品所象征的身份地位、流行时尚等符号价值。消费的符号化使得对物品使用价值的需要演变为对物品符号价值的追逐，对物品实际价值的渴望演化为用虚拟价值堆积起来的符号的热捧。财富和物品“构成了一个全面、任意、缜密的符号系统，一个文化系统，它用需求及享乐取代了偶然世界，用一种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⑤，而符号消费需要大量的物品来不断地更新、维持符号价值的存在，必然有许多新的流行产品取代一些“落伍”的产品，以此来保证符号的意义层出不穷，不断满足人们的符号消费欲求。然而，每一次符号消费的过程，都是来自自然生态的原料的不断攫取，消费废物的不断丢弃的过程。由于符号消费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忽视，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藐视和忽略，自然生态不过是不断炮制符号价值的工具而已。消费的“符号化”，一方面导致人们在盲目的消费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对人生幸福的思考，颠倒了人生目的和手段的位置，人们在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陷入了难以挣脱的精神上的空虚和迷惘；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欲望的无止境和符号消费的无限性，严重违背了生态学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人们自己也忘记了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份子应有的伦理精神，也迷失了自身在宇宙世界中的价值坐标，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态生存，陷入了海德格尔所称的“被抛入世界”的无根状态，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恶心”。
三、道德制约消费的可能性
面对越来越难以成为人类依靠的生存环境，人类除了有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类未来生存境遇忧虑的本能反应外，是否还应该增加些对自身消费行为、消费逻辑的理性自觉与伦理审视？消费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它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不仅受个人消费能力的限制，而且受消费伦理观念的影响。即人们消费多少、怎样消费也是道德伦理问题。“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充分暴露了道德约束、监管的乏力。
市场社会遵循的原则是资本的运行逻辑。从现实看，拉动内需、鼓励消费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社会以禁欲和节俭为美德的传统消费伦理观。在市场社会里，资本的运行逻辑造成了需求世界和供给世界的分离。生产与消费绝不仅仅为满足人的实际需要了。市场经济造成了庞大的商品堆积和被物包围的世界。当供给与需求具有直接同一性的时候，生产与消费之间就不存在相互构造的问题。即有什么样的生产，也就有相对应的消费。然而，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世界与需求世界保持了相当的张力，为二者之间的相互构造奠定了现实基础。一方面，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是虚拟的、可能的。虽然人存在占有和表现的欲望，但是它同样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供给世界对欲求世界构造是现实的。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如果没有占有和表现欲望，即使有庞大的商品堆积，也不可能开启全面的消费运动。
市场社会是物质丰裕的社会，物质丰裕总比匮乏要好。因为人们始终想往：创造财富就是创造幸福，占有财富就是享受幸福。而正如波德里亚所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环境史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⑥不断增长的物质世界等待着人们去消费。令人费解的是，市场社会里的消费创造了使人幸福的前提，为何却并没有创造幸福本身？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反思和追问并没有成为人们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消费社会，消费欲望的总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自身和自然生态的承载限度。大量的消费实践表明，消费欲望的膨胀和满足并没有带来人们向往的和谐和幸福。试图通过消费数量的几何增长以全面提升幸福指数的努力是徒劳的。人们的占有和表达欲望连同实现这些欲望的社会设置暴露了诸多的危机。重思消费合理限度和合理消费边界的社会运动成为了消费发展的必然要求。
消费自由是消费主体自觉、自主和自愿的消费行为。消费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等，选择不选择、接受不接受商品和服务，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而所谓消费公正是指消费权利与消费对应的一种均衡关系。自由和公正都是人们的永恒追求。但是在自由和公正的紧张关系中，自由往往具有优越性。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崇尚的经济自由往往容易走向经济自由主义，从而带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层严重等现象，而经济公正正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后果的反思和修正。在消费领域也同样是如此。消费自由也具有相对于消费公正的优越地位。消费自由的张扬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的不公正。
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往往容易使人们高举消费自由的口号，肆意地放纵着无止境的欲望，并以物态的形式迅速地膨胀，造成人们对生存与发展状态的空前紧张。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享受幸福，然而，“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和满足的生活。消费只是达到目的，即达到幸福的手段。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⑦。消费在本质上已成为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消费成了目的本身，幸福就是消费更多、更新、更好、更贵的商品。在这种消费目的与消费手段的颠倒关系中，消费已经不再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正常行为，而是已经成为了难以控制的病态行为。
伴随着消费意义迷失的是人类自我的迷失。在消费社会，人不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价值只存在于消费与享受中，不再具有主体价值，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彻底丧失了。“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正常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纵欲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人们普遍地感到空虚无聊、生活的无意义，浮华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⑧过度追逐物质消费的人类，逐渐失去了精神追求，丧失了基本的评价、反馈能力，在消费上只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几千年与自然交往中形成的朴素、和谐道德被抛弃，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等生态理念也早已经被消费“占领”了。
与此同时，消费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也走向了失衡。在正常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消费与生态之间应该保持着良性循环、适度平衡。人类的美好生活不仅需要一定的消费，更需要良好生态。然而，现实却是“我们的消费者生活方式供应的像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高脂肪饮食以及空调等东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才能被供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的伤害”⑨。高扬的消费自由催生了过度的消费行为，过度消费导致了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环境退化，生态平衡被打破。
“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表面上，消费自由崇尚消费主体的不受强制性，似乎与消费公正无关。与动物的消费活动不同，人的消费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同时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消费目的和意义在感官满足和生命维持的基础上，朝向人性的丰富和完善、人的自由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消费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维度的行为。而公正作为处理公共关系的伦理，凸显的是社会成员交往中的恰当关系。消费中的消费产品、消费方式、消费过程等都与社会和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消费也是公共关系的一部分，难以免于公正与否的道德评价。
虽然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消费自由的权利，但是每一个人的消费自由又是与平等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平等，消费自由就失去了普遍性特征，也就没有了消费公正。因为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人与人之间的消费自由是否平等，成为消费公正的重要内容。因此，消费公正注重的是建立在每个消费主体消费自由基础上的内在平等。消费自由作为一项权利具有相对性。人们在享受消费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对应性要求正好说明消费自由是受到消费公正的制约的自由，消费自由不能以损害消费公正为前提。
注释
①郑红娥：《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中国城市消费观念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②余式厚、汤军：《悖论·谬误·诡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③叶谦吉、于法稳：《人·自然·社会—生态悖论思考之一》，《生态经济》1997年第1期。
④[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⑤⑨[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30页。
⑥[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⑦[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蒋重跃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⑧陈芬：《消费主义的困境》，《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思齐
作者：曾建平 黄以胜
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篇3：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的认识
[摘 要]生态消费是在反思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必须坚持的消费方式。目前，我国学界对于生态消费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完全赞同和欣然接受的乐观态度，人们也逐渐接受生态消费的理念。但是在实践中，很多所谓的生态消费模式并不“生态”。本文对异化的凯恩斯主义消费观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生态文明；凯恩斯主义
生产与消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对核心概念。在充分肯定生产对消费之决定作用的同时，要深刻理解消费对于生产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消费不仅“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而且为生产提供着“目的”和“动力”。或如马克思所说，当生产与消费“自己实现时，也在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①。在处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时，自然就会引出“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问题，因为要想使生产和消费相适应，就不仅要根据人们的消费需要建立合理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也要对人们的消费予以正确引导，建立合理的消费模式。“消费模式”是对一定社会中消费现象的总体描述和概括，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关于消费决策消费过程、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消费组织、消费机制的总体特征”②。就外延而言，它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的自然模式，包括自然生态资源状况、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消费模式实现的物质技术条件；二是消费的社会模式，包括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思想意识、经济政治制度、道德宗教和政策法律等消费模式实现的社会条件。
一、生态消费观念的形成
伴随着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最后到生态文明的更替，人类消费模式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采集狩猎文明阶段，从消费的自然模式看，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同一，遵循自然规律并维持完美的生态平衡；从消费的社会模式看，人们共同占有采集和猎取而来的消费资料，实行原始的公有制。农业文明的出现是以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为标志的。随着镰刀、锄头、犁铧等金属农业工具的出现和农田开发、农作物栽培方式的兴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被动地顺从自然转向人对自然的最初控制，这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次质变。尽管如此，此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依然十分有限，故在消费模式上依然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由此，在农业文明时代，“消费”通常被视为一个贬义词，消费经常处于道德、宗教或其他法律行政命令等强制性力量的控制之下。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新的生产技术得到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迅速膨胀的生产力在带来物质的迅速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就实质而言，这一矛盾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从“生产”的维度入手，主张减少和控制生产；第二种思路是从“消费”的维度入手，提倡通过刺激和扩大消费，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说前者是马克思的解决思路的话，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凯恩斯的解决方式。当时，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了凯恩斯的解决模式，即通过种种方式刺激消费以剔除资本增长的绊脚石。随着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不仅在政府层面上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而且资本家们也借助大众媒体大力赞颂并提倡“消费”，农业时代“消费”的贬义意味不仅完全消褪，而且“消费”还一路高歌并晋升为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与消遣的“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②具体来说，消费主义是一种奢侈性、浪费性消费，是用最快的速度将手中的物品消费出去，其直接后果是对自然资源的暴力掠夺与大肆破坏。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推进，人类的脚步变得越来越快，以至于地球家园难以承受人类的需求，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③于是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行为。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外，可能还要考虑生存的前提。实际上，凯恩斯刺激消费需求以解决经济危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权宜之计，“消费主义”最沉重的代价是资源能源枯竭、环境持续恶化和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人类开始仰仗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来解决生存的困境。“人类社会通过创造发明来控制和改变环境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的增长，是回应挑战、解决问题的潜力的显示。但从生态学角度看，这个过程又表现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一系列更为复杂、为害更烈的破坏环境。”④因此，这种对科学和技术的盲目依赖，无异于饮鸩止渴，无非推迟结果出现的时间罢了。于是，人们开始试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消费模式，产生了很多描述未来消费模式的名词，比如低碳消费、绿色消费、生态消费、适度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等，其中探讨最多的就是生态消费。
二、我国生态消费研究述评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叔莲研究员即提出“中国式社会主义消费模式”问题，并对其特点进行了详细归纳。他认为，在处理生产和消费关系时，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消费模式；当时知识界存在的那种把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消费”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消费模式的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在他看来，尽管“高消费”确实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爆发起到了一定的延缓作用，但“高消费”必然伴随着“高浪费”，它带来的是剥削程度和贫富悬殊的加剧，是工人债务的增加和人们思想上的空虚苦闷与道德堕落①。可以说，周叔莲的论述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消费模式提供了重要思路。大约同时，“消费经济学”在我国开始建立，它以“人们在生活消费过程中结成的整个经济关系，即消费关系”为对象，研究社会经济活动中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之间的关系②。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确立的“消费经济学”主要限于“人与人的关系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将消费仅限于人与人之间已远远不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包括消费行为在内的人类活动的主要症结所在，这成为“生态消费”问题在我国提出的主要历史背景和依据所在。
20世纪90年代，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缓解二者之间的突出矛盾，“使中国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使环境质量、生活质量、资源状况不再恶化，并得到局部改善”，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正式提出“引导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论题。同年，黄志斌和赵定涛联合发表《试论未来的生态消费模式》一文，成为学界探讨“生态消费”问题的最早文献之一③。国内学者对于生态消费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看待生态消费，认为生态消费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学界流传最广。比如有学者认为，非生态消费模式的困境引发了人们对于生态消费模式的思考；以尽可能低的物质消耗去换取尽可能高的生活质量的生态消费模式，是人类迎接美好未来的理想模式。这种观点认为，生态消费不是超前消费、浪费消费、污染消费或过度消费，而是适应生产发展水平、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为基准、以自然生态正常演化为限度的自觉调控、规模适度的消费④。刘新新对“生态消费”的界定，就是对以“自觉调控、规模适度”为核心的概念的延伸：“生态消费是建立在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是一种高层次的理性消费。它是指消费水平是以自然生态正常演化为限度，消费方式和内容符合生态系统的要求，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助于消费者健康的一种自觉调控、规模适度的消费模式”，他提出：“生态消费的发展是推动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途径”⑤，并强调生态消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胡江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生态消费指的是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符合生态系统要求、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助于消费者健康、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⑥。邱耕田更是直接将生态消费称之为“生态化的消费”，认为它指的是一种既符合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行为①。汪秀英对生态消费的界定以邱耕田的概念为基础，认为：“生态消费是一种生态化的消费模式，它要求人们的消费建立在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上，在对生态环境给予保护、爱戴与贡献的前提下满足消费需求的一种消费理念。生态消费的约定条件要求消费具有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等特征。”②
二是从生态需要层面看待生态消费。据司金銮考证，“生态需要”源自俄文，出自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③。就我国而言，叶谦吉于1987年最早提出“生态需要”概念，为生态消费的提出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尹世杰将“生态需要”视作“生态消费”的起点，认为“生态需要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需要”，并从生态需要、生态环境、生态产业、生态文化等四个方面对生态消费进行了研究④。鲁长安也是从生态需要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消费”的，他认为“生态消费是一种着眼于生态需要”的消费方式，有助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⑤。李贯岐将生态需要同生活需要、生存需要相结合，提出生态消费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思想意识基础上，提供服务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同时使服务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内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要”⑥。
三是从人本主义的视角看待生态消费，以突出人的理性和主体作用。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以刘志飞为代表，他认为：“生态消费是消费观念、消费方式乃至人的生存方式等的革命，反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和消费观”⑦，强调生态消费是对西方消费主义的超越，是人自觉、自主的选择。从人本主义视角看待生态消费，并不是我国学界“生态消费”观念的主流，但这一观念在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那里却是大行其道。
大体而言，目前我国学界对于生态消费普遍采取乐观态度。以此为基础，学界近年来将对“生态消费”问题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对“生态消费模式的建构路径”的探讨方面。比如尹世杰提出，要将发展生态产业、开拓绿色市场、培育优美生态环境、建立和完善生态法制体系作为建立生态消费体系的具体路径⑧，这成为此后建构我国生态消费模式的主要路径，李贯岐、蔡普民、钟芸香等学者均持大致相似的观点⑨。
三、对凯恩斯主义消费观念的批判
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仅仅通过扩大消费来刺激企业生产，那样容易导致过度生产、产能过剩等问题；也不能鼓励个人过度消费，那会导致大量抛弃、大量浪费等现象。因此，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已逐渐不被人们所接受，生态消费的模式越来越被人们所青睐。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所谓的生态消费模式打着生态消费的旗号，其实并不“生态”，实际上成为消费生态。例如，目前很多商家从生态消费中寻求巨大商机，通过兜售生态、环保理念销售商品，大大增加商品特别是农产品的附加值以攫取利润等。此处所谓的生态消费，只是虚假、伪劣的生态消费，它的着眼点不是生态，而是消费，是打着生态的幌子去行消费之实，其所遵循的是资本的逻辑，仍然没有走出消费主义的藩篱。这种所谓的生态消费仍是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观念。
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有效需求，为现代资本社会消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的政治危机提供理论支撑，实际是以消费主义缓解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或者说，是从消费着眼去解决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认为，“资本是不能脱离消费而自我存在的事物”，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和对象”，资本的顺利运行有赖于有效需求的提高和消费的持续增加。凯恩斯从资本流通的角度将消费纳入对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之中，以有效需求不足代替生产过剩去解释经济危机，由此构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大厦①。凯恩斯主义的实质在于，它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领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而是从消费和流通的领域去寻找原因。凯恩斯的理论由于顺应了人类欲望这一本能的导向，以满足欲望为基本途径，往往更易于被人们所接受。在经济发展史上的某些阶段，凯恩斯的理论曾一度成为主流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可否认，凯恩斯通过扩大有效需求，的确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的政治危机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凯恩斯主义事实上只是暂时缓解甚至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只是通过人为地创造和控制消费，将危机转向生态领域，其直接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向生态领域蔓延。凯恩斯通过人为地创造和控制消费，将危机转向生态领域，因而造成异化的生态消费，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现象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②。
我们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症结不在消费而在生产领域，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凯恩斯不仅不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不批判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而且企图转向消费领域以掩盖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它仅仅只是调整了消费品，进而将关注的对象转向是不是节约的、健康的、绿色的产品。这种仅仅着眼于生态消费品的所谓生态消费，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消费的欲望追求，而且使其忽略了消费行为及其过程是否符合生态环境的要求、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观念注重的仅仅是消费品本身的绿色化，强调的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对节约的、健康的、绿色的产品的使用，着重考虑的只是某些群体、国家、地区的消费需求，因而也难以体现环境正义。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消费的概念，但他对消费异化观念的批判却为当前研究生态消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在马克思看来，消费与人的联系比生产更为密切，消费先于生产而存在，人与自然界持续不断的物质交换是人类社会延续最基本的前提。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变成了对物的无限占有，逐渐被异化。在异化消费中，财富成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③，人们“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①。另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也都大篇幅地论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大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无法弥补的裂缝。笔者认为，马克思将其消费思想建立在生态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融合，这是一种真正的生态消费观念，其合理性不仅在于这种消费行为的形成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生态消费概念中对消费至上思想的狭隘理解，符合人对自身本质的最高要求，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消费的本来意义是通过对人类需求的满足而不断促进人的自由本质和发展要求，因此消费是人类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成了目的本身，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满足虚假的需求。这种消费至上的价值倾向，把消费者引向欲望的满足和对于物的崇拜之上，它偏离了以人为终极关怀的文化视野，忘却了人类追求幸福的初始目的，不断诱发和催化人们膨胀的物质欲求，从而让人陷入了消费的异化。就像法国学者波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②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要求消费活动符合生态价值观，它以人的精神存在为归宿，旨在通过健康而合理的消费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大自然，人类的自由也因此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本来法则。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不仅仅将生态视作一个自然生态学的概念，更将之视作一个生态伦理学的概念。也就是说，生态在此被用于标示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③，它体现出生态伦理的要求，即要求人类消费活动和经济活动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进行④。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将生态伦理高度统一于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之中，这有助于恢复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人类消费活动能否健康、永续地进行，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其自身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人类永远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良好的生态是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乃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开展都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前提和基础，生产的目的不仅仅是提供生态化的消费品，还包括消费过程、消费结果的生态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意味着：在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基础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对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作者：孙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