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防治腐败问题哲学思考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高校财务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以权谋私、覆盖面广、隐藏性是其典型特征。因此，研究高校财务腐败问题，不能单纯地从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单一学科视角对高校财务腐败进行一般性研究，而是应把生态学纳入高校财务腐败研究视域，根据生态学综合、整体、系统、结构功能等分析方法，通过借用生态学语言体系全面破解高校财务腐败形成的生态机理。
防治腐败问题哲学思考论文 篇1：
行为视角下官员腐败特征及其治理策略
〔摘要〕腐败已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反腐工作，反腐败斗争逐渐进入常态化。研究发现，官员腐败行为呈现出多样化和阶梯状发展态势，以权谋利、受贿、滥用职权、违反“八项规定”等腐败行为比较突出。需要通过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实施政府权力清单制、加强思想教育、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等途径推进反腐败斗争。
〔关键词〕
社会网络分析；腐败行为；中心度；从严治党；十九大
〔
（一）问题的提出
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关系着党的执政基础，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腐败问题已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顽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高度出发，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上台伊始提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到十九大报告提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意志。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做到有腐必反、除恶务尽”。〔1〕为有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党和国家先后出台和修订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政策文件，不断扎紧反腐败的制度笼子，同时，深入推进“三严三实”和反“四风”学习教育活动，进行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中央巡查全覆盖和常态化，一大批腐败份子得到惩治。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显示，2017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1008起，处理干部71644人，形成有力震慑。在推进反腐败斗争常态化的新时期，找准腐败问题的突出表现和根源，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是今后夺取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关键。
（二）文献述评
目前，围绕腐败问题和腐败治理，学界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国家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概括来说，主要从以下五个视角展开：
一是从制度角度出发，认为制度性缺陷是导致腐败问题频发的原因，何增科（2003）从新制度主义出发，认为约束机制的软化与激励机制的扭曲、机会结构的畸形发展一起构成了转型期中国腐败猖獗的主要制度原因。〔2〕罗也骁等（2015）则认为，财政分权带来的晋升激励和地方政府强化本地资源汲取能力所引发的政府规模扩张是中国式官僚腐败频发的制度性原因。〔3〕制度论者认为，解决腐败问题，要从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反腐败的制度笼子，不仅要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以及完善干部监督制度等〔4〕，还应发挥教育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的教化作用。〔5〕
二是从法律角度出发，认为法律不健全、法律执行不到位、法律意识不强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因素。解决腐败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反腐败立法，包括预防腐败行为的法律、查办腐败案件的法律和懲罚腐败犯罪的法律。〔6〕另一方面，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反腐败斗争，“应从廉政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的完善、权力授予和运行的有效监督、执法执纪机构的权能保障、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法治素养的提高等方面着力”。〔7〕
三是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腐败是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获取租金的一种“寻租行为”。过勇和胡鞍钢（2003）利用寻租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有的腐败形式———行政垄断的本质、成因、形式、特征进行了分析。〔8〕陈朋（2017）提出，利益共谋与交换是圈子腐败的基本动因。〔9〕化解腐败问题的经济根源，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有学者提出“可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绩分配相结合的灵活工资制度、廉政优政期权制度与公务员终身成就奖制度等相关制度，将政府公务人员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并且长期维持其个人利益与市场利益之间的均衡”。〔10〕
四是从社会角度出发，认为腐败问题与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社会和公众监督等存在紧密的关系，比如，何家弘（2015）认为，重人轻规、送礼成风、公私不分、喜爱特权等社会习俗是生成腐败的重要原因。〔11〕柯珠军等（2014）认为，人情的义务性取代了制度的规范性，导致制度在面对通过人情往来而形成的私人关系时失去了其应有的规范作用，由此导致和加剧了腐败行为的滋生与蔓延。〔12〕对此，促进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形成良好的反腐败文化是预防腐败问题的社会基础，具体措施包括惩处中介人〔13〕、构建人情腐败预防体系〔14〕、重塑反腐的道德文化〔15〕等。
五是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认为腐败问题与政府职能设置不合理，权力运行不规范，机构不健全，监督不到位，惩罚力度不足等存在密切联系。有研究发现，内幕信息交易型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与转型期发展主义模式下政府对市场不合理的干预和权力行使的不规范有着紧密联系。〔16〕因而，推进反腐败斗争，要从政府内部着手，通过信息公开〔17〕，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构筑合理有效的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18〕。同时，构建国家审计推动腐败治理的路径体系〔19〕，并加强并完善对高级别官员的监督和管理〔20〕。
现有文献研究显示，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角度探讨了腐败的表现、特征、成因及危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这些研究为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进一步加强反腐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一是侧重于理论研究和静态研究，从理论上探讨腐败的根源，忽视了腐败行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二是在对策研究上侧重宏观和中观层面，对具体如何进行反腐败缺少研究，导致对策建议难以落实，缺少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三）本文的研究进路
基于问题意识和文献研究，本文从微观着手，尝试从官员腐败行为角度出发，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反腐败的可行路径。首先，通过政府网站、法院判决书等途径梳理官员腐败行为的相关数据和资料，对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简要介绍，说明研究的具体思路。其次，运用相关软件，从可视化分析、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核心—边缘结构四个层面对官员腐败行为进行分析，总结腐败行为的基本特征。最后，结合分析结果，提出具体的反腐败策略和对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1.研究对象的选择
基于数据可得性、行为的典型性、案例警示性考虑，本研究以十八大以来副部级以上官员的腐败行为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本研究以中央纪委发布的被查公告、提起公诉的缘由以及法院审判情况等为资料来源，将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为受贿（sh）、行贿（xh）、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且不能说明来源（ffsr）、贪污公款（twgk，包括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等）、以权谋利（yqml，包括利用职权为亲属、企业和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和岗位调整等方面提供方便）、玩忽职守（whzs）、滥用职权（lyzq）、腐化堕落（fhdl）、违反生活纪律（wsf）、道德败坏（ddbh）、与他人通奸（tj）、违反“八项规定”（wb）、非法获取和泄露国家和工作机密（xm）、不如实向组织交代问题和对个人信息等进行隐瞒不报（mb）、入党材料和年龄等信息弄虚作假（nxzj）、干扰、妨碍和对抗组织审查（dkzz）、从事迷信活动（mxhd）、从事贿选等非组织活动（fzzhd）、搞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qqs）、违规插手其它活动（wgcs）和从事营利活动（ylhd）等21类。据统计，自十八大至2017年10月，共有18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因违纪违法被查处，剔除因涉及军队保密等原因没有公布具体违纪违法原因的成员（共45），还剩140人。据此，本研究以这140名成员为研究对象，具体统计他们腐败行为的具体表现和原因。
2.样本的基本情况
图1显示的是样本的基本情况。从性别上看，男性居多，共有138人，女性仅有2人；从被查时间上看，呈现出倒U型，2012年有2人，2013年有17人，2014年达到最大值，共有40人被查，此后，逐年降低，2015年有31人，2016年有28人，2017年有22人，说明反腐败斗争进入常态化时期；从任职机构上看，以地方为主，省级层面共有97人被查处，其次是中央部委等机构，共有30人被查，最后是国有企业单位，共有13人被查；从级别上看，副部级最多，共有118人，其后依次是正部級（16人）、副国级（5人）和正国级（1人）。
（二）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
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不仅是一种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更是一种研究社会结构关系的新观点”。〔21〕社会网络分析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有着以下几方面显著特征：首先，网络分析的聚焦点是关系和关系模式，而不是行动者的属性；其次，网络分析可以是多层次的，从而能在微观、宏观之间建立连接；再次，网络分析可将定量资料、定性资料和图表数据结合起来，使分析更透彻深入。〔22〕 MultiNet、NetMiner、StOC-NET、STRUCTURE、Pajek、UCINET等是社会网络分析法常用的软件，其中，ucinet软件是最常用的，能够处理的原始数据为矩阵格式，提供了大量数据管理和转化工具，本研究就使用ucinet软件。
通过运用ucinet软件，构建官员腐败行为的矩阵图（如图2）。同时，通过可视化分析，分析腐败行为网络的特征和趋势，了解哪些行为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哪些行为处于边缘，从而对官员腐败行为进行整体性了解。进而，对官员腐败行为进行点度中心性和中间中心性测量，进一步验证不同行为在腐败行为网络中的作用和地位，为今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腐败治理提供依据。
三、腐败行为的关联性：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一）官员腐败行为网络可视化分析
官员腐败行为网络之间共有21个节点，将官员腐败行为的矩阵数据图导入UCINET6.212软件的Net Draw 绘图工具可以生成官员腐败行为的可视化网络图形（图3）为了更好地进行分析和表达，图3中的各个腐败行为的名称用拼音字母缩写进行标记。通过官员腐败行为的可视化网络可以清晰地描述腐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根据官员腐败行为的可视化网络图形，可以发现，整体而言，官员腐败行为存在两大趋势：一是腐败行为的综合性，即官员的腐败行为不是表现在某一方面，而是存在多种腐败行为，这从图形中缺少独立点可以反映出来；二是腐败行为的集中趋势，即官员之间存在相同的腐败行为，这可以从图1中辐射线相对集中表现出来。具体而言，官员腐败行为网络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核心层是腐败行为的高度集中区，也是官员腐败行为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受贿（sh）、以权谋利（yqml）、滥用职权（lyzq）、违反“中央八项规定”（wb）、对抗组织审查（dkzz）、搞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qqs）五种形式。其次，次级核心层是腐败行为的相对集中区，体现一部分官员存在相同的腐败行为，比如，不向组织如实回答和交代问题，存在瞒报行为（mb）；从事迷信活动（mxhd）；挪用公款、长期占用公共财产、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等贪污公款行为（twgk）；从事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fzzhd）；为个人职务升迁等进行行贿（xh）。最后，边缘层是不具有突出性的官员腐败行为，主要有违规插手其它活动（wgcs），违反生活纪律（wsf），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且不能说明来源（ffsr），从事营利活动（ylhd），与他人通奸（tj）等十种形式。由此可见，官员腐败行为呈现出形式多样化和相对集中的趋势，其中，经济利益是官员腐败的主要动机，无论是直接的受贿，还是间接的以权谋利和滥用职权，最终目的都是为获取经济利益。2012年，随着国家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一大批官员因违反“八项规定”得到惩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干扰、妨碍和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日益凸显。因而，在国家扎紧制度笼子的同时，如何将制度落于实处，提升官员廉洁行为的自觉性，正确对待组织审查，减少查处阻力，形成不会腐、不敢腐、不能腐的良性循环，应是未来腐败治理的关键。
（二）官员腐败行为的点度中心度
中心度是社会网络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之一。个人或组织在其社会网络中具有怎样的权力，或者说居于怎样的中心地位，这一思想是社会网络分析者最早探讨的内容之一。〔23〕社会网络分析往往采用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三个测量结果来描述具体的“关系”（权力）。换言之，在官员腐败行为关系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的行为相对于其它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支配权。
点度中心度具体描述网络中某个点与其他点联系的数量，根据点度中心度，可以测量出网络中各腐败行为的联系度，点度中心度越高，说明它在官员腐败行为中越处于中心位置，其影响力越大，行为表现越突出。运用UCINET6.212软件对2012—2017年国家查处的140个副部级以上官员的腐败行为的点度中心度进行测量。通过图4可以看出，官员腐败行为的点度中心度呈现出阶梯状分布，其中，以权谋利和受贿处于顶端，这意味着官员腐败行为主要是利用自己的职权、职位及其影响力为自己、亲属和他人谋取相关利益。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普遍性，谋取经济利益是官员腐败行为的主要表现，这也可以从官员被提起公诉的主要罪名是受贿罪进行说明。其次，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国家相继出台了“八项规定”等政策措施，并加大对党员干部的审查力度，但由于党员干部对反腐败斗争和制度约束认识不足、消极应对，导致干扰、妨碍和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八项规定”，不如实汇报实际情况等违纪违法行为日益突出，成为仅次于以权谋利和受贿的突出问题。再者，权、钱、色之间的交易，滥用职权，从事迷信活动，贪污公款，违规插手其它活动等行为处于第三阶梯，这主要反映出党员干部思想迷失、党性不足，对权力责任认识不足，职权划分不明确，缺少监督机制等问题。最后，违反生活纪律、从事贿选等非组织活动、与他人通奸、泄露国家和工作机密等11项行为处于底层，这一方面说明官员违纪违法行为逐渐多样化，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尽管这些问题尚不构成官员违纪违法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但需要关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三）官员腐败行为的中间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具体地说，如果一个点处于其他点对的捷径（最短的途径）上，就说该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24〕利用中间中心度概念，我们可以观察不同形式的腐败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处于其它两个腐败行為之间，从而衡量该行为的控制程度。运用UCINET6.212软件可以测量官员腐败行为的中间中心度，如图5。从图5可以看出，受贿、违反“八项规定”、以权谋利、对抗组织审查和滥用职权的中间中心度最高，在行为网络中处于“中介人”的位置，这说明其他官员腐败行为通过这些行为建立了联系，从而进一步说明，要治理腐败，要从这些突出问题着手。值得注意的是，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的中间中心度相对较高，这说明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问题日益突出，应引起重视。
（四）官员腐败行为的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结构分析的目的是研究社会网络中哪些节点处于核心地位，哪些节点处于边缘地位。在ucinet软件中，通过Network→Core/Periphery路径可以算出官员腐败行为的核心—边缘结构，如图6。从图中可以看出，受贿和以权谋利行为处于官员腐败行为网络的核心，其余行为处于相对边缘地位。
四、新时期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对策思考
本研究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12-2017年140名被查处的副部级以上官员的腐败行为网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腐败行为呈现出多样化和阶梯状分布，官员腐败行为表现在多方面，而不仅仅表现在经济腐败方面，其中，受贿、违反“八项规定”、以权谋利等腐败行为表现突出，玩忽职守、道德败坏、弄虚作假等腐败行为并不具有普遍性。从具体层面看，经济腐败和职权腐败是官员腐败行为的主要表现，具体表现在受贿、以权谋利等方面；随着法律制度和政策文件的不断完善，以及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违反政策规定、对抗组织审查、不如实交代问题、隐瞒不报等行为日益凸显；生活腐败已成为官员腐败行为的重要表现，如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从事迷信活动、与他人通奸等，这说明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理想信念丧失和党性意识不足等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未来反腐工作应根据官员的腐败行为特征和趋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将宏观制度和政策与微观具体举措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社会局面，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具体而言，新时期推进反腐败斗争，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一）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加强经济腐败的查处力度
目前，经济腐败是官员腐败行为的主要表现，但目前对经济腐败的治理主要是事后治理，忽视了腐败治理的预警机制，而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可以构建经济腐败的预防机制。何家弘（2014）总结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五项功能，如可以让民众监督官员的财产及其增长情况，从而增加官员进行权钱交易的难度，减少腐败的机会；可以加强对官员行为的约束，进而使官员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以防堕入贪腐的泥潭；可以加强对官员财产的监控，从而防止社会财富流向海外遏止“裸官”的腐败；可以增加政府的透明度进而加强官员的民主意识，并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可以改变官员的特权思想，进而增进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平等观念。〔25〕随着经济腐败问题的日益凸显，官员财产公示是应对腐败问题的必由之路，对于如何实施财产公示制度，可从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等层面进行展开。具体来说，一是要制定《财产公示法》，明确财产公示的对象，科学界定财产范围，明确财产公示的程序，确立财产公示的方式，明晰财产公示的监督及法律责任等，为具体实践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加大对财产公示的审查，采取定期审查和不定期审查、抽样审查和全面审查、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等不同形式，及时检查官员财产公示情况，对于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要重点审查。三是从财产申报走向财产公示，通过网络公示，自觉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这也有利于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和约束作用。
（二）实施政府权力清单制，规范权力运行机制
职能不明确、权力运行的封闭化、缺少监督和约束机制是导致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公款的主要原因。实施政府权力清单制是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具有简政放权、依法行政、优化权力运行流程等功能，汝绪华和汪怀君（2017）认为，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由权力清单、负面清单与责任清单三部分构成： 权力清单——政府应该干什么，“法无授权不可为”； 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 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26〕实施政府权力清单制，一方面要根据工作内容，科学设置清单标准，制定权力清单，合理划分职权范围和明确工作流程，同时，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时调整、增加或减少政府职能；另一方面，要从制度走向实践，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仅要严格按照清单行使权力，还应通过编制政府权力清单手册、发放宣传单、网上公示等，方便公民查阅和了解政府部门权力范围和内容，为公民监督政府权力运行提供依据。此外，政府权力清单制应与其它制度相配合，共同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作用，如建立问责机制，对于违规插手其他活动、滥用职权等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司法问责。
（三）加强思想教育，提升官员反腐败的自觉性
对反腐败斗争认识不足、思想落后、信仰迷失是导致官员腐败行为的思想根源，对此，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反腐败思想教育，提升官员反腐败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其从思想上意识到反腐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正确对待组织审查，提高自身拒腐防变的决心和能力。进行典型案例教育，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从正反两方面，对典型案例进行梳理和总结，在全党和政府内部进行广泛宣传，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洗礼；完善党建活动，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活动，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服务意识和法治意识，破除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官本位”意识和“圈子文化”；加强马克思主义科学教育，自觉抵制迷信活动和非组织活动，树立“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的思想意识，不插手、不参与、不从事企业营利活动；加强生活纪律教育和道德教育，发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传统美德，严格要求自己，抵制不良生活习惯，提升道德意识和境界。
（四）发挥社会力量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官员腐败行为和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发展趋势，生活腐败相对经济腐败更加隐秘，仅靠政府力量难以有效应对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必须发挥社会力量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走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之路。首先，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和监督作用。曲金华（2017）指出，新媒体反腐扩大了群众的政治参与，促进了政治环境的净化，推动了廉政建设主流政治话语的形成，集中体现出多重政治价值。〔27〕发挥新闻媒体的反腐作用，一方面，政府要积极主动与新闻媒体沟通，及时回应新闻报道，新闻媒体也要发挥政府“千里眼”和“顺风耳”的作用，保证报道的真实性，并监督政府权力的有效运行；另一方面，推动新闻媒体与政府反腐败融合，创新反腐败形式，比如，建立网络反腐平台，利用微信、微博、论坛等收集、回应、发布反腐信息，通过漫画、格言、视频等形式宣传反腐政策和措施。其次，发挥社会团体的组织、人才和技术优势，赋予社会组织提起公诉权，鼓励社会组织监督政府权力的运行，对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等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最后，发挥广大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主体性作用，不仅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主动向政府提供官员腐败信息，还要扩展公民参与渠道，如完善信访制度、开通微信举报功能、设置政府反腐举报专栏等，并及时回应公民参与。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使反腐败由政府主导逐渐走向政府与社会共同推动，塑造良好的反腐文化氛围，使得腐败分子无处可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C〕.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22.
〔2〕何增科. 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上篇）〔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1）.
〔3〕罗也骁，段龙龙，胡春. 财政分权、政府规模扩张与官员腐败——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15，（1）.
〔4〕辛向阳.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5）.
〔5〕姜琪. 腐败与中国式经济增长——兼论腐败治理的社会基础〔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6〕何家弘，张小敏. 反腐败立法研究〔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6）.
〔7〕邵景均. 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反腐败〔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2）.
〔8〕过勇，胡鞍钢. 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2）.
〔9〕陈朋. 圈子腐败现象及其治理路径透析〔J〕. 中州学刊，2017，（7）.
〔10〕赵泽洪，王京雷. 腐败的新动向及其防治〔J〕. 中州学刊，2012，（1）.
〔11〕何家弘. 中国腐败犯罪的原因分析〔J〕. 法学评论，2015，（1）.
〔12〕柯珠军，岳磊. 人情视角下我国腐败行为的文化透视〔J〕. 开放时代，2014，（2）.
〔13〕岳磊. “关系”视野下的中介腐败及其治理——基于丁书苗案件的个案考察〔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14〕贺培育，伍新林. 论人情腐敗预防体系的构建〔J〕. 湖南社会科学，2015，（3）.
〔15〕王佳，经纬. 腐败及其治理：基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思考〔J〕. 浙江学刊，2011，（3）.
〔16〕陈尧，段伟. 内幕信息交易型腐败：一种新的腐败动向〔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17〕陈晓运. 信息公开与腐败治理——以G省国土资源信息公开实践为例〔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0）.
〔18〕李桂荣. 完善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构筑防治腐败的“三不”有效机制〔J〕. 求实，2016，（5）.
〔19〕彭华彰，刘晓靖，黄波. 国家审计推进腐败治理的路径研究〔J〕. 审计研究，2013，（4）.
〔20〕陈刚. 上行下效：高官腐败的示范效应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2）.
〔21〕林聚任.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前言第2页.
〔22〕费钟琳，王京安. 社会网络分析：一种管理研究方法和视角〔J〕. 科技管理研究，2010，（24）.
〔23〕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9.
〔24〕刘军.整体网分析 UCINET软件实用指南（第二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129.
〔25〕何家弘. 反腐败的战略重心与官员财产公示〔J〕. 法学，2014，（10）.
〔26〕汝绪华，汪怀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内涵、结构与功能〔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
〔27〕曲金华. 新媒体反腐的四重政治价值〔J〕. 人民论坛，2017，（23）.
【责任编辑：刘彦武】
作者：张诚 刘祖云
防治腐败问题哲学思考论文 篇2：
高校财务腐败形成生态机理与惩防体系设计
高校财务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以权谋私、覆盖面广、隐藏性是其典型特征。因此，研究高校财务腐败问题，不能单纯地从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单一学科视角对高校财务腐败进行一般性研究，而是应把生态学纳入高校财务腐败研究视域，根据生态学综合、整体、系统、结构功能等分析方法，通过借用生态学语言体系全面破解高校财务腐败形成的生态机理。
一、高校财务腐败形成的生态机理
（一）社会宏观生态环境具体包括：
（1）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外复杂环境，我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追随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恢复战争的创伤，并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作为对历史的借鉴，严惩腐败行为，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贪官被处以极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证了政治清明。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以改革开放为标志，我国逐步进行渐进的社会转型，并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导向。但是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鼓励个人追求私利为目的的行为，在社会经济向市场机制转变的同时，原有的非市场的伦理和意识形态正在失效，新的适应市场体制的规范尚未形成，社会的行为失范，道德真空难以避免”（杨龙、王骚，2010）。目前在高校内部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财务管理机制和制度正在被打破或失去作用，而新的监督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在短时间内没有建立或完善，这一时间和空间的断层为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2）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我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当世界的滚滚车轮驶向工业社会，并相继完成两次工业革命进入现代社会时，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在萌芽状态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都没有成长起来。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取得较大成就，但是农业人口占全国较大比重的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我国还是农业国。人们的小农意识强烈，思想封闭，社会交往不多，经济往来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可以忽略不计，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社会风气相当纯朴。随着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人们的利益往来增多，个人自利行为大行其道，一些利益至上论，拜金主义现象逐渐增多，并有扩大的趋势。所有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消极腐败现象也影响到曾是一片净土的高校。有的单位和个人受社会负面效应影响，诱发了拜金主义的思想，在经营创收活动中乘机为个人捞好处，从中滋生贪污、行贿等问题，导致财务腐败的产生。
(二)高校中观生态环境 具体包括：
（1）高校财务管理制度。过去高校的经费来源是单一的财政拨款，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办学自主权的不断增加，目前高校的经费来自多渠道筹措，由于新的制度没有及时跟上，旧的管理制度无法全面监控学校的经费收支，于是财务管理方面也产生了不少易发腐败问题（王宣勤，2009） 。现代管理最主要的特色是制度管理，高校财务管理应该依照法律，通过组织各种财经活动，处理各种财务关系，以实现学校办学为目标，在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工作中，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是管理工作的基础。完善的高校财务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是财务活动和资金安全、有序、有效运行的保证，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和财务风险的治本措施，是全面推进法治财务的重要保证（李美瑞，2007）。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相关的预算和决算必须严格执行，对各种经费的批准和报销的权力也应该掌握在不同的负责人手中，管理上也需要理顺关系。因此建立财务管理制度的任务十分繁重，而目前有关人、财、物的管理制度尚在完善，使得这方面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一些环节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此利益关系密切的人员觉得有机可乘，在一些环节弄虚作假，为自己或所在的小单位捞取不正当利益。
（2）监督与信息反馈制度。目前高校的财务管理很简单，监管很落后，存在不少监管死角，很多方面没有被纳入监管的视野；体制上的缺陷也成为各高校监督监察部门工作开展过程中的 “瓶颈” 。由于客观原因，学校财务部门对各单位资金管理工作的检查、指导和督促也显得不够。对于高校的财务部门以及相关人员来说也应该有相应的制约机制，更加重视信息的反馈，加强监督。一些高校由于专业财务管理人员的缺乏，监督机制严重不到位，财务、审计和纪检监察部门间工作联系缺乏，多部门共同治理和协同监控的作用尚未得以显现，作用还没有应有的发挥。没有达到凡事有人负责、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人监督的要求。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在这方面的作用没有引起重视，非常容易出现暗箱操作和违规行为的产生。而且，信息反馈的不畅通，纠错机制没有形成，如此以来，高校财务腐败现象不可避免。
（3）财务管理的执行机制。人们往往认为只要拥有良好而完善的制度就可以减少违规现象的发生，这是不全面的，制度的执行困难一直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大难题，现实中还存在制度陷阱，对权力的监督很难，只有制度切中要害，执行畅通才是良好的制度。一些高校的财务制度不可谓不完善，但是仍然会出现财务腐败，原因在于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制度成为摆设，外行领导内行、外行管理内行，人治高于法治。一般来讲，高校领导掌握院校人、财、物等方面的管理权力。由于缺乏有关约束机制，财务机构和人员容易产生明哲保身的思想，很难对其进行监督控制，导致高校经济责任制难以落实，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财务的机制得不到有效执行（狄旭，2010）。当前高校经济责任审计的力度不够、范围不广也是高校容易出财务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主体微观生态环境违纪违法行为在本质上主要是相关财务管理人员的思想变质和心理失衡，导致思想蜕化变质、心理失去平衡，理想信念丧失、法纪观念淡薄，私欲之心滋长、贪财之心膨胀，把金钱视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本来财务管理人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掌握法律法规，具备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责任感，同时努力学习专研业务，更新观念，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而如前所述，在宏观社会环境影响下，一些财务管理人员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没有职业道德，为了一己私利或是一些其他的原因，钻制度的漏洞，为他人和自己捞取非法利益。
二、基于内部控制设计的高校财务腐败惩防体系设计
高校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环节，应该建立良好的财务管理制度。笔者基于内部控制理论，从事前、事中、事后的角度提出建立高校财务腐败惩防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财务管理预警机制。 （1）加强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的思想教育，提高认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反腐败必须在教育上下功夫，解决主观因素犯错。高校要通过各项思想政治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权力腐败的消极危害性，理解和认识反腐败的深远意义，做到思想上不滑坡，增强干部的自控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财务人员应该保持自己的职业操守，认真完成财务工作，及时进行财务汇报、统计。（2）建立健全财务管理法律制度。为了有效的解决高校财务腐败问题，就应该制定一部有效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包括校内财务管理制度实施细则及办法、领导干部任期审批制度、各系、各部门经费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经费审批制度、各项费用开支办法、工程招投标制度、集中采购制度、收入管理办法、校内创收管理办法、校内分配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有效开展财务管理工作，遏制财务腐败。（3）加强高校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力。规范财务手续，加强费用管理，使资金管理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增强财务收支透明度，从源头上有效预防腐败现象发生。从近几年高校查出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看，大多涉及到人、财、物等关键部门，这与一些具体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弊端密切相关。所以高校必须在管理的各环节上查漏补缺，强化、完善责任制，使责任主体到位，形成管理工作中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避免纪检监察与主管部门之间相互勾结；同时，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建设，使制度安排健全、规范与科学，力图使制度建设成为腐败分子“无法为，不能为”的坚固堤防，减少腐败机会，抑制腐败发生率。
（二）注重财务管理过程控制。（1）增加财务信息透明度，定期清查财产。在纪检、监察部门内部，以“财务机构惩治和预防腐败专项检查”的名义进行立案，以年度或半年度对财务机构反腐败情况进行自查和抽查（史伟民，2008）。确定财产清查具体措施以及奖惩制度等，以便财产清查时有章可循，及时发现问题，查找原因。清查财产能够约束领导人对学校资金的挪用、私吞、截留。（2）制定内部审计制度，定期进行财务审计工作。对会计资料和档案进行定期审计，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财务活动中的错误和弊端，完善财务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高校审计部门应深入了解学校内部工作情况，结合学校实际从规划制定、经费投入、项目融资到招生就业、教学科研等具体方面的进行内部控制。（3）进行财务预算，严格财务审批。合理进行财务预算能够有效的控制收支，保障资金的正确使用。严格地对财务申报进行调查审批，注重财务的使用状况，杜绝财务腐败。从学校的整体管理框架来说，进行财务预算能对学校资金的使用起到规范作用。（4）加强财务管理监管机制。首先，明确监督对象。即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拥有财务审批权的领导，以及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其次，监督方式的多元化。一是强化专业监督部门的监督能力，发挥纪检部门的主导作用；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实行部门与部门，个人与个人只见到相互监督；三是发挥民主监督，公开财务信息，使群众、舆论对财务进行监督。
（三）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责任追究是指领导干部在管辖范围内发生了重大问题，虽然自己不是直接当事人，但因负有领导责任，就要受到追究。高校财务腐败是高校现今需要防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了惩罚当事人，告诫后人，高校应该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一是建立责任机制，就是明确责任对象，在高校中各个领导应该明确划分权责。在出现重大问题后，根据所划分的权责，对其责任进行评定。二是建立严谨的追究制度，就是事后进行惩罚。当个人和群体对学校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时，学校可以依照制度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可将其移交法律机关进行法律制裁。在这整个过程中，应当做到实事求是，有责必问，有过必究。
三、结论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着深度改革和巨大发展时期，对高校财务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多年来，我国高校财务腐败事件屡屡发生，其中原因，既有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有高校财务管理制度环境的不完善，更有财务管理人员个人私欲的极度膨胀。这对高校财务管理是一个严重的冲击，高校财务反腐工作刻不容缓，防范于未然的意识要时刻保持。因此，从事前、事中、事后的角度构建内部控制制度，完善高校财务腐败惩防体系对于治理高校财务腐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杨龙、王骚著：《政府经济学》，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王宜勤：《对高校近年易发、多发腐败问题的思考》，《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2期。
［3］李美端：《对高校财务监管问题的思考》，《经济师》2007年第10期。
［4］平光英、张拴刚：《高校腐败产生的原因及防治对策》，《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狄旭：《新时期加强高校财务监督的思考》，《当代经济》2010年第2期。
［6］陈修辉：《高校违纪违法行为的产生原因与防治对策》，《三明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
［7］宁华强：《内部控制理论在反腐败制度创新中的运用》，《学习月刊》2011年第1期。
［8］黄春萍、代利平：《高校内部控制问题与对策》，《财会通讯》2011年第8期。
［9］屈向宇：《加强高校财务监督的探讨》，《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10］史伟民：《关于构建高校财务机构腐败惩防体系的工作思路》，《科技创新导报》2008年第5期。
［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高校财务领域腐败惩防体系建设研究”（编号：11SKP02）、重庆文理学院校级科研立项项目“防范高校国有资产流失的治理模式探索”（编号：Y2010ZC3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西部新建本科院校融资风险防范研究”（编号：12YJC88009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编辑刘姗）
作者：田书芹 鲁布碧 孟柏林 杨腾飞
防治腐败问题哲学思考论文 篇3：
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摘要:腐败问题是困扰世界各国的普遍问题,也是当前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阻力和毒瘤。本论文立足我国现实政治社会情况,阐述了我国腐败情况的现状、腐败演变趋势和腐败现象的蔓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平正义环境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分析了我国反腐败工作在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完善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了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净化党政干部队伍、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几方面建议。
关键词: 腐败制度建设民主政治腐败成本
Key word: Corrupt System construction Democracy Corrupt cost
作者简介:李晓鹏,茂名学院文法学院教师,助教;广东省茂名市官渡二路茂名学院官渡校区文法学院,525000。
腐败(corruption)是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困扰的问题,而在我国,现今阶段腐败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当前我国的腐败案件发生次数虽然较前些年有所减少,但呈现出腐败官员年轻化、基层政府腐败问题突出、腐败方式多样化、腐败行为隐蔽化等特点;同时在对官员的选任方面,“带病提拔”、“任人为私”、“买官卖官”的违法违纪行为也呈现出高层化、隐蔽化的特征。腐败现象的突出和行为的多样化,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浪费,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权威,引发官员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当前我国腐败问题发生的多样化,增强了我国防治惩治腐败现象、端正党纪国法的迫切性,对净化党政官员队伍、建立以切实维护和保障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民权益的公共事物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重塑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权威、强化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一、腐败的定义和危害
对于“腐败”的定义是多样的,国内外学界关于“腐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不少学者将腐败定义为官员以非法的方式牟取私利的过程,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1]也有部分学者指出腐败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风气的堕落,是一种社会整体现象[2]。但总体而言,普遍接受的共识是,“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运用手中的权力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牟取个人私利的现象,即通常所说的“以权谋私”。西方经济学界也通常用“寻租”(Rent-seeking)来概括腐败,主要指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获得好处(租金)的现象。
何增科总结了腐败行为构成的要素和目前被我国归入消极腐败现象范畴行为的类型。腐败行为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第一,腐败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公职人员;第二,腐败行为的动机或目的,通常是追逐私人利益;第三,腐败行为的手段,通常是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第四,腐败行为的方式,通常是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第五,腐败行为的后果,通常是公共利益或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目前被我国归入消极腐败现象范畴行为的类型主要是:⑴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特别是其中的经济犯罪;⑵部门或行业性各种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⑶利用公款进行奢侈性消费和挥霍浪费的不正之风;⑷党员干部腐化堕落道德败坏行为等。[3]
政府官员作为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中,实际上是在代替作为最高主权者的人民行使公共权力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的,也就是说,民主社会中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像股份制企业中股东和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由此,由纳税人支付工资和福利的政府官员应该且必须为公众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并增进公民基本权益。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和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一样,必须依照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受人民群众监督,对人民群众负责,将维护、实现和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职责和最高目标。而腐败恰恰是作为公共权力被委托人的政府官员违背人民意愿以公权谋私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权益,违背了“委托-代行”关系。因此,无论是在其他国家还是我国,腐败问题都是不可容忍的,必须严加惩处,严肃纪律、净化政府官员队伍以保证公共权力代行者不破坏权力委托关系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二、 当前我国腐败发生趋势
我国腐败问题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当时经济领域逐步放开,民营经济开始发展,但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配给领域还是由国家掌控,这种部分的市场开放导致供需之间的不平衡,由此那些主管物资计划与分配的部门开始运用对生产资料的掌控和配给权力受贿以行方便或倒卖稀缺物品,尤其是在双轨制确立以后,“官商”、“官倒”大量出现,助长了这种“以权谋私”情况的出现;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腐败现象开始从部分政府部门的“以权谋私”向各类政府官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司法腐败等方向延伸[4]。何增科也指出在转型期我国腐败发展演变的诸多特征:⑴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⑵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⑶腐败行为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就连被视为社会良知的守护神的新闻出版界和学术教育界也未能幸免;⑷就腐败行为动机来看,因公型腐败、徇私型腐败和逐利型腐败同时存在,其中逐利型腐败呈恶性发展的趋势,后者主要表现在不少腐败分子谋财谋权不折手段不计后果(有人甚至雇人杀害妨碍自己仕途的人),贪色图名达到丧失廉耻的地步,奢侈挥霍常常一掷千金几近变态疯狂的程度;⑸就腐败行为的制度性成因来看,传统型腐败、过渡型腐败和现代型腐败同时并存,其中以过渡型腐败为主,但在经济领域现代型腐败的发展势头不容忽视,佣金、回扣常常成为商业交往中公开的秘密;⑹就腐败交易双方利得情况来看,互惠型腐败有演变为勒索型腐败的内在趋势;⑺就腐败行为的后果来看,轻微腐败和一般腐败每天都在大量地发生,普通腐败犯罪增长势头不减,重大腐败犯罪或者说腐败大案要案呈现上升势头;⑻就公众对腐败的宽容程度来说,出现了“两头热中间冷”的局面。[5]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我国的腐败情况主要呈现了一下几种演变态势:“在形态上,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变,货币形态又向虚拟货币形态转变;在领域上,由消费资料领域向生产资料领域转变;在环节上,由商品流通环节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6]原来主要是通过收送礼物进行私下交易;其后发展到直接的现金交易和买官卖官、基建和采购等审批项目的行贿受贿,官商勾结,特权和特钱相结合的权钱交易;再其后就发展到腐败方式更加多样和隐秘,股票投资或股权赠送、商品房低价买卖或赠与、权钱与权色交易、包庇洗钱走私甚至主动索贿等,各行业各领域的腐败案件所呈现出来的腐败行为方式令人瞠目结舌。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的腐败发生呈现出以下趋势:第一,腐败官员年轻化,越来越多中青年官员涉入腐败案件,违反党纪国法公然收受贿赂以权谋私;第二,基层腐败现象增多,一些基层官员尤其是乡镇以下的基层官员,通过在工业征地、农用地的承包与开发、城中村改造、商品房建设的征地补偿等大量收取贿赂;第三,领导干部大案要案频发,近年来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纷纷涉入腐败违纪案件落马;第四、腐败方式多样化高智商化,从原先直接的权钱交易、权物交易演变到行贿方帮助官员进行投资、分配股份红利、洗钱,甚至送官员子女亲属出国考察或留学等;第五,经济问题与生活作风问题同时暴露,不少落马的党政官员不仅犯有经济问题严重,生活作风方面也堕落腐化,包二奶养情人比比皆是,同时二奶情人也推动了这些党政官员进一步堕落腐化、违法乱纪。
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除了上述呈现的一些新趋势以外,传统的腐败方式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一些重点部门、关键领域依旧是腐败的重灾区,从而呈现出新旧多种形式的腐败行为并存的状况。另外,部分消极行政或行政不作为、玩忽职守现象的背后也隐藏着贪污腐化问题,某些具有审批权、监管权的职能部门收受贿赂后有意的不作为从而导致重大安全事故责任事故的发生,造成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也是现今我国的引发或伴生腐败的现象。目前我国尚处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行列[7],腐败现象还极大地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阻碍着公平正义的社会的建立。
三、防治腐败的对策设立
腐败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改革措施不完善、不同步造成了“变革阵痛”,从表现上说可分为思想道德和价值观的混乱与制度建设的不完善这两大方面。因而,防治腐败也必须从这两大方面入手。
⒈强化党风党纪建设,净化社会风气
作为执政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党纪建设和反腐败力度不仅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也决定着生死存亡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同时中国共产党能否净化党风党纪,保持党的良好形象,也对社会整体风气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因此,强化党风党纪建设,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对于防治和惩治腐败,增强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有着核心的作用。
强化党风党纪建设,首先要抓好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领导干部的自律性、自觉性。因为领导干部不仅是实际的最终决策者,也是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所以领导干部能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能不能塑造良好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素养,对于整个党政干部队伍的建设,起着带头作用和表率作用。其次要加强对全体党政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培养,在思想政治上铲除腐败产生的主观基础。最终以党政机关为先导,带领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净化社会风气,为社会营造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
⒉推动政府廉洁自律机制建设和完善
政府作为具体政策的实施者,作为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控者,是防止和遏制腐败的直接对象。政府的行政权力往往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政府的特许权力常常与腐败现象相伴随,所以推动政府的廉洁自律机制的建设和完善,规范政府代行的公共权力的运行范围和方式,对于防治和惩治腐败有着关键的作用。单纯寄希望于党政官员干部在思想道德上廉洁自律是靠不住的,只能通过廉洁自律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加以规范和约束。
在当前,推动政府廉洁自律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主要是以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强化对政府的特许权、审批权、监管权的监督,杜绝“特权”吸引“特钱”、“特钱”收买“特权”现象的发生,约束最容易产生腐败的行政权力的合法运行;另一方面是健全“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公务员考核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任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将官员和公务员的录用和考核纳入法制轨道,杜绝“带病提拔”、“买官卖官”、“尸位素餐”现象的发生,使公共权力的代行者真正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
⒊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监督权力运行
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治腐败蔓延的基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反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8];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都反映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但作为民主政治的本质的“公平公开参与”却是不变的,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公共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状况下运作,所有公民都有权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对政策制定和施行的参与、对错误政策造成的损失进行追诉当中,由此可以有效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管,遏制“公权私用”、“公权滥用”现象的发生,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应该是拓宽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渠道、创新公民监督公共权力运作的方式、提高公民监管公务人员的效率。同时应该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其他社会团体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和效力,并且加强和深化基层的直接民主和差额选举制度,保证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公职人员的选拔和任免、公共权力运转的监管和约束、公共财政的支取和使用等各个环节的有效参与,打造阳光管理,“防止决策失误、权力失控、行为失范,做到公开、公平、公正”[9],把公共权力运作和公共事务管理真正置于公民和社会的监督之下,还原公共权力的委托人和代行者的正确关系。
⒋加大惩处力度,提高腐败成本
所谓“腐败成本”,是指不正当的权力运用使权力使用人付出的代价,它可以划分为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道德成本等方面[10]。腐败作为官员利用国家和公民赋予的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的违法行为,必须要严加懲处,增大腐败成本;而长期以来我国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社会转型期制度建设不健全,政治的法律的盲区太多,造成腐败成本偏低。
如果从行为动机方面进行分析的话,“当公务员廉洁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时,他就具有廉洁的动机;当廉洁潜在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廉洁一生’。由于腐败行为并非都能被发现或被公正地裁决,且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腐败动机由此产生,并支配行为人实施腐败行为。”[11]由此,作为一种追偿性成本,腐败成本必须要大于腐败收益,否则就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12]因此,在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方面,一方面必须加大惩处力度,从经济、政治、法律和道德等各方面增加公务人员腐败成本,使官员在制度上不能贪,在动机上不敢贪;另一方面应该提高公务人员廉洁收益,尤其是廉洁的政治收益和道德收益,大胆选拔任用和大力宣传表彰能够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公职人员,为党政干部队伍和全社会树立表范。
总体而言,腐败并非某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的挑战;腐败也不是单纯的政府或公职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而是社会整体道德失范、风气不良的综合影响。因此,反腐倡廉不仅要“治官”,也要“教民”;不仅要强化思想道德教育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培育,也要在完善廉洁自律机制建设,强化防治腐败制度创新,形成一种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局面,以党员干部带头、政治事务公开、社会群众参与、法律惩治强化的方式来予以惩处、纠正和预防,最终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田军:“构建规范机制 提高腐败成本”,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号
[2]参见王传利:“公众腐败存在的证明”,载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8月号
[3] 参见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上篇)”,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
[4]参见周淑真、聂平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和反腐败战略思路的变迁”,载于《探索》,2009年第1期
[5]参见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上篇)”,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
[6]辛宇:“反腐败的沉思与启示”,载于《党政干部文摘》,2009年第1期
[7] 参见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上篇)”,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
[8]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78页
[9]杨月江:“加强制度建设是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关键”,载于《理论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
[10]参见田军:“构建规范机制 提高腐败成本”,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号
[11]黄茜、谢平贵:“关于加大‘腐败成本’的几点思考”,载于《理论与当代》,2004年第九期
[12]参见田军:“构建规范机制 提高腐败成本”,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号
作者：李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