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历十五年》精选心得体会1000字

关于《万历十五年》精选心得体会1000字（精选12篇）

关于《万历十五年》精选心得体会1000字 第1篇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一府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一精一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一逼一，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一性一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一性一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一性一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一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关于《万历十五年》精选心得体会1000字 第2篇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作者以大历史观来看待历史，作者从技术的角度通过对典型历史人物的分析，展示了明朝文官执政下的一些社会现象，从对人物命运的分析中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端。万历年间是文官集团执政比较成熟的时期，因此整个时代也散发着文人的气息——重道德轻法律，重文化轻武力。所谓的法制不是从技术的角度去实行，更多的体现的是道德的衡量。整个朝廷上下奉行低薪制度，以至于腐败盛行。“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

关于人治与法制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依据。所以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政府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造成政府不用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组织上的原则已不能处理当下的问题，只能以人事调动代之。

.文官集团的考查制度造成了中国官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出现——乡谊，年谊。优秀皇帝的职责乃是平衡。

文官集团的“阴阳”

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也参与了对立阵营。

调和这种阴阳皇帝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

明朝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顽固不磨的真理。

政府公务员待遇不合理，地方官没有实际力量足以应付环境的变化。官员们一面标榜的仁义道德的阳，一面又私底下收受贿赂。所以海瑞成为所处环境的异类，一方面他的德行被推崇一方面又被文官集团所排斥，因为社会已不允许这种特立独行的出现，海瑞的行为触动了文官集团的“阴”面。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1000字 第3篇

然后到了这学期，由于我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加之有前车之鉴，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读下去。于是花了差不多4天的时间，每天阅读四五十页，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期间为了能更加了解其中历史，我还在B站上找了关于张居正的百家讲坛。看完这一遍之后，对本书有了一些了解，对明朝的历史也是，甚至对于整个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都有了一些思索。也算是读了这本书的一些收获吧。

这本书之所以难读，我觉得正是它的优点吧——正经、堆料十足。里面所叙述都有章可循，大量引用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言辞中肯，极少有不正经，片面的言辞。这是一本畅销的学术性著作——欠缺畅销书的通俗易懂，不能像畅销书那样一目十行那样就能懂得其中所写，反之你应该一行一行地认真去读;但是这本书又比其他的学术性著作容易读的多，像看小说一样。我觉得书名也取得不错——万历十五年。取一个年份来当书名，里面有什么奥秘吗?说实话我也是被这个书名吸引的。

说到书名，就要提到书的内容了。我觉得，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引子，引出了书中故事的前因后果。书中所讲的人物，有六个，分别是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出来万历皇帝做两章来论，其他五人各做一章。但是每章并不是脱节的，相反，者些人只是相应章节里的主角，其他人充当配角。书中讲述了这些人，这些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宿命般的结尾，余韵悠长。

关于《万历十五年》精选心得体会1000字 第4篇

《万历十五年》记录了公元1587年前后历史事件的枝端小节，敏感而准确的定义，全书看似以六个人物的视角展开，以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分为七个章节，大如抗倭，小如妃嫔斗争的历史事件，各事件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均为历史的重点。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创作开辟了新天地。

《万历十五年》从表面上看是写人物事件，实则讲的是成熟的文官集团给大明王朝带来的影响，上至万历皇帝、首辅，下至武将、思想家，都不能摆脱文官集团的控制。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主宰者，统治者。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德为说辞，作为工具，操纵国家，形成了一个以道德实现统治目的国家。而国家缺乏真正意义的法律，大明帝国只不过是个空壳而已。文官集团具有阴阳二面性。“阴”是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嚢，以此谋取个人益，“阳”是官员多少怀有忠信仁义理念，能够在关键时刻舍身取义，也就是官员的大义与私心形成的阳与阴的二个方面。

大明王朝走向没落，并非没有人才，并非他们不努力。宋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并非一开始就是昏君。“万历中兴”、“万历三大征”，都是万历年间的大事件。并且万历居帝位48年，是大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从公元1572年即帝位，一度勤政上进，支持张居正改革，具有千古明君潜质。中后期受制于文官集团才选择了消极逃避，疏于政务，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由立储事件可以看出皇帝宽容柔弱的性格，在面对文官系统牵制时竟无还手之力。被后人称为“千古一相”的大学士张居正，自担内阁首辅以来，以铁手腕建章立制，大胆进行改革，压制文官“阴”的释放，短期内取得了震慑效果。他的具体做法是: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用贤能，对蒙采取安抚睦邻政策；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统一役法--摊丁入亩；田租征银，官收官解；治理黄河，效果显著。由改革发展，太仓积粮可用，国库钱财400多万。国家空前一片繁荣。这就是“万历中兴”。张居正几乎以一人之力挽大明于既倒，成功为朱家王朝续命数十年。但权谋只是改革强国的工具，张居正终因树敌太多，死后受到了天子和文官集团的清算。大明王朝失去了复兴的唯一可能性。而继任首辅申时行奉行折衷主义，左右逢源，调和阴阳矛盾，以超级和事佬姿态做事，这种老好人，并未能改变文官的阴阳性，只是为自己的明哲保身。而南京都察院御使海瑞可谓大美的人格，最美的逆行。他倡议恢复开国重典之制，改革田赋制度，实行井田制。限制豪绅地主兼并土地，并致力还田于民。试图来挽救腐败的大明帝国，刚直迂腐，不畏权贵，连前首辅徐阶也不放过。贪贵污吏们纷纷改漆黑大门以掩盖朱门之豪奢。海瑞罢官抗逆在民间后世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可称为反腐英雄。被百姓称颂的“海青天”死后银两不过十两，薄田不过四十亩，与当朝二品大员的身份格格不入，可见其清廉之至。

明朝后期重文轻武，戚继光是帝国最后的荣光。他不仅是军事家中的政治家，又是政治家中的军事家。一个真正肩扛国家之命运，毅然决然奋力前行的人。他发明火器，改进作战装备，在福建东南沿海抗倭，训练明长城守军，戚家军战功卓著，声名天下，令敌人闻风丧胆。有力的捍卫了国家尊严。晚明还出现了一位思想启蒙运动开创者，他就是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他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在文学方面，他提出“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主张创作“绝假还真”，反对历史保守主义，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倡导“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他无情地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由此可发现，大明帝国不缺人才，是儒教误国，腐朽的官僚制度是罪魁祸首。重道德轻法制，重礼仪轻细节，重人事轻制度，不能为国家选拔人才，系统无法革新和修复，不能发现消极，及时更正，不能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国家走向衰亡的结局。可见是否有完善的制度，有效的立法司法体系，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万历十五年》前后发生的史实，读完后令人掩卷深思。在僵化腐朽的管僚制度下，文官系统口口声声的道德下，道德只适用于能够自我约束的群体，所谓的封建道德体制下，被主宰者悲哀的命运，对每个人都适用。打破道德的桎梏，重视礼仪，选拔人才，选贤任能，并用健全的法制规范整个国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能不断革故鼎新，才能形良性循环发展。当年万历皇帝心怀虔城步行二十里到天坛祈雨，不也令上下人心激昂，万民归心吗？通过考试为国家选拔优秀的人才，在好的体制下，多年寒窗苦读选出的才子，无不感念皇恩浩荡，为国尽忠效力。有了人才，上下一心，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又怎会有后金在东北虎视耽耽，迅速崛起呢？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000字 第5篇

说到《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1976年58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用英文完成的《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中文书名为《万历十五年》。

众所周知，发生于16即万历四十七年的辽东战役，是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转折点，而明军的失利，其根子仍在其官僚制度。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都有“税重民穷”的说法，但是黄仁宇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情况，到明代到达了极点，而他写作《万历十五年》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万历十五年》)

不管判断什么，都可以以“道德”为武器，看不惯谁，罪名找不到好办，从道德上出文章。

还有很多都是琐碎的事，张居正父亲死了，可张居正是身居要职辅佐皇帝的重要任务，他应该不应该去辞官守孝?于是，儒家的一堆大道理就又来了，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

形式高于一切、道德高于一切，道貌岸然的儒教建立起了一套完美的表面世界，同时大家在潜规则下继续尔虞我诈贪污受贿结党私营，一套儒教理论，一套潜规则，两者互不干涉的组成了这个封建王朝。

《万历十五年》的开篇这样写道：

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但结尾却如此：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纪录。

万历十五年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年，但黄仁宇老先生却暗喻一个“黑洞”，依旧祥和的太平盛世的背后，可能整个体系早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明神宗开始怠政，逐渐沉湎于酒色中，后来爆发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朝廷里党派林立，党争不断，即“东林党争”，明神宗疲倦其中，索性不上朝，即演变成后来的：

“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由此可见，万历十五年是张居正改革后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看似影响不大，却意味深远。这一年丰臣秀吉即将统一日本，为后面的侵朝拉开序幕，虽然后来明朝与朝鲜联合抗击，日本侵朝失败，但明朝也损失大量国力。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精选 第6篇

—题记

记忆中的天子，记忆中的皇帝，是穿着嵌着玉龙的皇袍，带着串着一条条珠子的皇冠，高高在上地坐在列主列宗所传下来的皇位上。他的一个指令，所有人都要听之任之，甚至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代表着上天的指令。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去，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深藏其中的悬秘，是他才能无法施展的无奈，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他人的关注，是他的私生活受到他人的干扰。

皇帝，这两个字眼让人联想起的便是“九五之尊”这四字。那么，你肯能会问，即是九五之尊，那么他会受谁牵制?有怎样牵制呢?其实，皇帝受臣下牵制在过往朝代中不少，但是过往朝代的皇帝好像都能选择出正确的决定。李世明之时，虽有多数官臣进谏，但那只能算得上是建议与指责罢了，李世明也会听从臣下正确的建议而采取措施。而万里在任时却与之不同，万历很小的时候就上任了，受着臣下的辅佐，所以官臣进谏已经算不上是建议，而是带这威胁之意。

明朝时代是极重视礼仪和仪式的，明朝时也是主张以道德、伦理治国，而不是以法制国。早朝和午朝是明代以来特例独行的，早朝过往的举行是风雨无阻，礼仪也极其讲究，到了万历之时才被罢免了。而经筳是皇帝不可免去参加的一种仪式，经筳是通过讲历史来劝谏皇帝。虽极为繁琐，但万历皇帝仍作为学生未缺席过。

转折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以及立嗣问题上。作为皇帝的老师兼首辅张居正先生，生前有着功名，用自己的权利压制一切反对他的势力。死后，各种污名被清算，受贿赂，动摇皇帝的决策，各种罪名使皇帝对自己的老师连一点的敬仰之情都不剩。立嗣的争执，万历想要“废长立幼”却不能直接提出，万历便一拖再拖，最后不得已，只能听从文官的安排。经历了各种变故使万历看透一切，本对生活无热情可言，现在只对生活充满厌倦，他开始消极的方式对待，以无为治国。最后他连经筵也不出席。受阻之后，他便不再出紫禁城一步。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官集团出现了“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小事倒有人夸荐”仗权欺人的形式。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以致出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种局面。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其实，作为老百姓更为好些。虽没有九五的权利，但有着柴米油盐简单的乐趣：虽没有九五之尊高高在上的霸气，但有着自己内心的自由。虽被称为庶民，但也有着贫穷的快乐。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九五之尊，并不是最完美的，因为皇帝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九五却是处处受绊。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的1000字 第7篇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精选 第8篇

一 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

在分析、对比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历史)，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符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一定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可以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可以自保，冯保可以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同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

二 “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面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这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但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对比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 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但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后来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可以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老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老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老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因此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 这本书带给我们的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只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面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但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五 总结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精选 第9篇

一、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做论文，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二、谈谈这本书。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书中有如下论述：“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它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缴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一千两。与其相似，全国布满了这段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书中可见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犹以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症结。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不得善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原来只有英文版，后应国内读者要求，才有了中译本。其英文版原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于很多历史学者忽略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年份里发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却以审慎的态度洞悉了这段时间内那些看似细枝末节却可以以小见大的变化，才能由此独到的见解。

三、谈一谈引申出来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为例。海瑞作为一个御史，尽他的责任，直言敢谏，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直指皇帝的过错，实为清正。而他的作风不但皇帝看不惯，连朝中百官都人人对他的行事习惯有怨言，其中不乏许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固然令人尊敬，却没有一人按照他这个榜样来办事。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另一套为大众所接受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这正道上已是人迹罕至。

举一例说明：当时朝廷上派遣钦差到各地巡查。名为巡查，实则捞油。每到一处必是明里或暗里的向地方官员要好处。而地方官员也正好趁此机会送钱打点，一则为自己官场升迁打基础，二则可以保住官位，在所辖之地横征暴敛而不被处理，两厢情愿，心照不宣，何乐而不为?而两袖清风的海瑞可不管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钦差几次暗示却反被海瑞参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己的那点事儿也被揭发。

按理说海瑞的做法并无不妥且是极为正确，可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必定是要引起惊涛骇浪的。何也?是时此种上下官员的交易方式已经不再是地下的受贿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趋势。系统之中的每个个体已经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找到了晋升的途径和维持生计的办法，习惯成自然，只要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场已经形成，为什么要改变呢?偏偏就在此时，海瑞半途杀出，非要搅个天翻地覆。一旦当前的系统被颠覆，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定位去适应新的规则和关系，现在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就不知道能否找回，谁愿意去改变呢?海瑞的行为就像一个印第安部落里闯入的欧洲人，无异于砸天下所有当官的饭碗。习惯了一套可以让他们获益的规则的人们会在有人想颠覆它的时候奋起反抗的，习惯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因此被碰得头破血流，15年赋闲在家，晚年凄惨。制度造成了这一切。

结语、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1000字 第10篇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齐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最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能够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就应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最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以前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最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最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构成了鲜明的比较，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必须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精选 第11篇

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

关于《万历十五年》精选心得体会1000字 第12篇

失败与救赎：两千年传统溃退之必然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从此往后的六个世纪、五百多年，中国与欧洲西方世界一同迈入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然而，如钱穆所言，西方历史在这一阶段是进步的，中国却是退步了。欧蒲台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有关衰落的研究”，全书犹如“一纸诉状”。七个章节讲述了六个主要人物，其结局均是悲剧。黄仁宇以一个年号、六个人物为镜，折射出近代中国这部失败的历史。“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文末的这一句结论，有如一声沉重的叹息。其实，凡中国人对祖国近代史都不忍卒读，百年以前祖国之落后与窘迫，仍足使百年后的子孙无地自容。

正因知祖国之耻，黄仁宇汲汲于用“大历史观”来观察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及进程。《万历十五年》揭示了近代中国失败之因由正是“宪法危机”。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宪法精神，以道德代替法律和技术治理国家，文官系统越来越僵化;以“平衡”为国家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拒绝变化和创新，法律和技术都得不到发展，这些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1587年，16世纪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如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出现了国际贸易的需求和行动，明代的行政首长乃至整个文官系统却一再漠视、拒绝和镇压这种需求。殊不知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已是世界历史发展大势所趋，顺者昌、逆者亡。自此，东、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和先进的分水岭已经形成。此后纵仍有清代“康乾盛世”的强盛之景，不过是大国天朝“死而不僵”的回光假象，这个曾为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一步一步走向落后挨打的颓败结局。

黄仁宇毫不掩饰对祖国现代性的渴望，不止在一部作品中多次强调“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强调法律和技术的发展，强调数目字管理的实现等。然而，迈向现代化的障碍却并不能仅在技术层面得到解决。其另一本著作《中国大历史》也承认，“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因此，他认为，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实现“现代化”，方为近代中国落后和失败的救赎之道。只是《万历十五年》更侧重从文化的角度，研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官文化及民族精神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张力。

黄仁宇曾提及其现代性理论深受马克思·韦伯的启发和影响。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的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从文化精神宗教的角度描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动力。他认为，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有直接影响。在中世纪，教徒们为了追求救赎，完全从尘世间隐退，认为这是达到救赎的唯一途径。宗教改革后，尘世中的禁欲主义者认为现世便是他们的责任，财富的享受虽是禁止的，但是致力从事经济活动是他们的天职。假如成果伴随获利的结果，就会被认为是上帝赐福给信徒的显示。而韦伯所定义的资本主义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一致。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韦伯认为，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则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万历十五年》阐述了类似主张，即“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为韦伯观点提供了一个儒学思想于东方国家经济现代化之负面影响的实证注脚。

诗和远方：西方文明范式超越之必要

《万历十五年》成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亦即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因此黄仁宇在著书之际没有目睹波澜壮阔的三十年成就。中国发展至今，正如任正非对华为的评论一样，已经步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世界史上没有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中国当今程度的经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能直接移植中国;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能走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雄伟步伐。

黄仁宇的赤子之心以及由此激发的对中国失败原因与发展前路的探求，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无数智贤勇烈的救国图存一脉相承，与近现代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努力一脉相承，也难免一脉相承地落入现代化话语窠臼。从16世纪中期出现国际贸易萌芽起，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频繁，随后便出现全球化浪潮的开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对于人类社会是否存在某种普世的价值和终极的发展状态有了更多关注和讨论。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后现代学者们提出，“现代性”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几乎与“资本主义”等同，这是“西方中心说”的典型谬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活动的丰富，人们逐渐更倾向于认同现代性的多元化。资本主义并非每一个国家迈入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和必经阶段。黄仁宇也承认，“当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定的必要。”中国近六、七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及成果已充分证明资本主义并非摆脱贫穷、落后、失败的唯一出路，那不是中国人民和全体人类唯一的远方。既然如此，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应重新审视。

纵观中国哲学史，儒学思想具备适应社会发展的弹性和能力。从孔子作为“至圣先师”，系统地构建儒家的学术体系，后有孟子和荀子分别发展出儒学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派;到汉朝，董仲舒把阴阳家和儒家的思想相结合，适应了当时汉朝建立政治社会新秩序的需要，使儒学成为国家的教义，确立了独尊的地位。到唐代，韩愈应时代变化之需，重新解释大学、中庸，吸纳佛、道两家的观点形成“新儒家”。“新儒家”到宋代又分成“理学”和“心学”两个学派，前者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人物，又称“程朱理学”。

“心学”则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人物。《万历十五年》所言明代以儒为宪指的就是当时作为科举考试指定内容的朱子理学。不仅近现代学者，在明代中后期的知识分子援引了陆王心学的观点对程朱理学做出了反思和批判。发展至今天，陆王心学在中国和世界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