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翻译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内容摘要：“翻译研究”学派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比利时和荷兰等西欧“低地国家”兴起一种以探讨译文的产生和作用为主的学者群体。以詹姆斯·霍姆斯为代表的学者们把“独立学科”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翻译研究学派的诞生和发展促进了翻译学学科的建立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翻译研究论文 篇1：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翻译研究文化转向逐渐成为了现如今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所谓文化转向其主要指的是，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开展自己的讨论。对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而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是由翻译研究的两大主将勒菲弗尔与巴斯内特共同提出的，无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到来，还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学意义。本文也将针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研究进行相关的阐述。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比较；文学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翻译研究文化转向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从上世界七十年代起，国际学术界随之出现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景象，那就是，国际上不少的文学家、哲学家、以及文艺理论家等，都对翻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且在对翻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表了自身独特深刻的见解。与此同时，在这场风靡的研究风向中，国际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与巴斯内特等人随之从自身的立场表明了，“翻译并非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这一观点。该观点的提出不仅使得研究者们纷纷跳出了原先狭隘的仅仅只关注两种语言文字转化的传统翻译研究层面，而且使得研究着们在更为宏达的文化交际、以及比较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而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之下，这个观点也就逐渐被人称之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此外，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到来也在极大的程度上使得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如何突破语言，突破文学也成为当今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针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研究，本文将通过现如今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历史及必然性，文化转向为国内译学研究带来的影响，以及比较文学之间的意义这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
1 现如今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历史及必然性
对于翻译文化转向而言，现如今翻译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文化转向这一观点，其并非偶然，而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大概来讲，这原因主要来源于19世纪德国的施莱尔马赫与洪堡对翻译语言本质的论述。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施莱尔马赫在某科学院术的讨论会上曾宣读过论文《论翻译的方法》，并在该论文中注意到了说话人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双重关系。通过施莱尔马赫的《论翻译的方法》可以有效的看出，施莱尔马赫不但明确的表示了自己对翻译的立场，而且施莱尔马赫在翻译研究上已经跳出来单纯从语言转换层面看翻译问题的视角，以及让现如今的人们看到了译者进行翻译时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另外，在同一时期的德国哲学家洪堡也曾从语言的实质性角度否定了译文与原文对等的可能性，并在极大的程度上赋予了译作相对的独特性。有了施莱尔马赫与洪堡对翻译语言性质的论述做铺垫，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所以会出现在七十、八十年代而不是更早的时候，其原因主要可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西方译学界本身的原因。通过国际译学界的发展来看，在五十年代前，无论中外，译学界关注的重点一直都是该如何翻译，直到五十年后，有一批语言学家进入到了翻译研究领域，并为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风向标。虽然这一批语言学家的介入使得译学界在极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换新，但语言学家在翻译研究上根本没有突破传统的认识。这样不仅使得他们的活动经常被局限在了文本之中，而且无法承担文化转向的任务。第二，西方学界的文化研究在1970年代之前还没有形成主流。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西方学界是在上世界7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文学理论研究。
2 文化轉向给现如今国内译学研究带来的影响
针对我国的翻译研究而言，起初的时候，我国对于国外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并不敏感，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也就是文革结束不久的时候，国门初开，我国译学界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国外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在了解过后，我国相关人员随之接受了纽马克等人的著作，以及理论。在实践的不断推移之下，国外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更是进一步深入到了国内，国内人员也在此时深刻感受道路他们信奉了几千年的译学理念。忠实的翻译官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另外，一些人面对近年来引进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信仰”和“环境”的消解，认为传统翻译标准“信仰”、“忠实”的“神话”即将终结。作为翻译的最高水平，“化境”标准也被认为类似于“解构理论”。因此，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思想可能会逐渐消失，最终消失。以上这些原因的出现实际上大都是来自于对文化学派译学理论的误解，以及缺乏对译学理论历史根源的认识。针对现如今的翻译时间活动而言，根据相关的记载可以了解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的翻译实践活动都有着好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几千年的历史时间中，文学名著，以及社科经典作为人们翻译的主要对象，在对这些原著进行翻译时，翻译者都怀揣着仰视的态度进行，所以，不难理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是大部分翻译家的核心翻译观。此外，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到来，不仅对我国译学界关于归化的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国内的异化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谓归化与异化其主要指的是，我国译学研究者心中的一种翻译方式。而归化与异化这种翻译方式与译者当时所身处的时代风尚有着莫大的关系。
3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
通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过比较文学加布吕奈尔等人合作的《什么是比较学》一书中可以了解到，布吕奈尔等人所表达的观点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比较文学与其他艺术一样，文学首先翻译现实、生活、自然，然后再是公众对它无休止的翻译”这里所指的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转化，而是把翻译的内涵扩大到文学艺术对现实的再现，以及扩大到文学作品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其次，不能之比较文学界，在译学界的时候，早也有学者从一种更广的角度上去理解翻译这种性质。针对这点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随之提出了新观点，“理解就是翻译”。并表示，当我们在读，或者是听过去的一段话时，我们都是在翻译。然后，乔治·斯坦纳所表达的另一观点与布吕奈尔等人所表达的观点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那就是：文学艺术的存在，以及一个社会历史的真实感，都与没完没了的统一语言内部翻译有着极大的关系，即使我们有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行翻译。而对过去东西的翻译则是现如今人们保持文明的重要条件。翻译作为现如今社会当中无处不在的一个行为，通过乔治。斯坦纳所表达的观点可以说：哪里有交往，哪里就会有翻译。此外，美国当代的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更是将翻译的定义改写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并把翻译视作为了与文学批评、传记等一样，都是对文本的改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另外，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也曾强调过，“创造原文、以及原文文学的都是翻译，而一切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将反映出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所以，从实际的角度看，翻译不仅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而且是让文学在社会中产生的作用。”总之，从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的角度看，勒菲弗尔实际上就是把翻译理解成为了一种对原文的改写，或者是重写，而这种见解在时间的不断退役之下逐渐得到人们的深入理解。在加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其不仅为文学关系提供了新的层面，而且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揭开了新篇章，所以，翻译者是否愿意接受现如今的这种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是否是某种赞助人力量强加给他的一种制约因素，也就成为了译学界相关学者所需要深思的问题。
4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翻译研究文化转向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通过上述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比较文学意义的阐述可以了解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揭开了翻译研究的新篇章，而且展现出了比较文化研究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因此，相关人员需要对其加以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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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文雄.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J].社会科学家，2006，（05）：193-197.
作者简介：陈如斯，女，汉，福建宁德人。
作者：陈如斯
翻译研究论文 篇2：
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观研究
内容摘要：“翻译研究”学派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比利时和荷兰等西欧“低地国家”兴起一种以探讨译文的产生和作用为主的学者群体。以詹姆斯·霍姆斯为代表的学者们把“独立学科”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 翻译研究学派的诞生和发展促进了翻译学学科的建立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本文着重介绍了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观的要点，希冀借此了解和探索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趋势。
关键词：翻译研究学派 代表人物 理论要点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进程可以理解为“转向”式的发展，每次转向都来自于理论研究领域的理论突破或者理论革新，理论突破的结果是促使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细化和新的研究群体（学派）的诞生，如美国学者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又如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Holmes）把“独立学科”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这两次理论变革都在观念和方法论上给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翻译理论研究“转向”式的发展概括起来可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转换：从规定性研究转向描述性研究，从源文本转向译文本，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转向文本的社会文化层面等等，这种研究趋势促使翻译的文化学派及其理论出现并逐渐占据西方翻译研究的主流地位。 本文将对翻译研究学派几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论观进行梳理，以期了解和探索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趋势。
一.詹姆斯·霍尔姆斯： 翻译学科的构想
詹姆斯·霍尔姆斯被西方译学界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学科建设方面。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发表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的论文。该文着重探讨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名称、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宗旨和研究范围等方面的问题， 第一次把“独立学科”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中， 提出了关于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构想，并提出了著名的翻译学学科框架图。该篇划时代的文献也被翻译学界视为翻译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1]关于上述观点，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认为， 詹姆斯·霍姆斯的理论观“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得一切和翻译有关的现象都成为研究目标”。此外詹姆斯·霍尔姆斯在其描写翻译学的理论观点中还融入了文化概念。他指出翻译的成品有一种文化因素的影响， 主张将翻译放在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中进行研究。虽然他没有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做详细论述，但能够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在当时可谓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发端：将文化要素引入翻译研究。
二.塔玛·埃文·佐哈尔： 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佐哈尔也被视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他从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的角度于1979年首次提出多元系统理论，他认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都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又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由多个相交甚至相迭的系统组成。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理论术语。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2]；所以佐哈尔在阐述多元系统理论时，着重讨论了翻译作为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里所占的位置。多元系统理论的面世使翻译研究超越了以往的文学及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对于当今翻译研究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创见作用。
三.吉迪恩·图里：描述翻译研究学说
吉迪恩·图里在对希伯来英语翻译文学进行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尔姆斯的描述性翻译理论，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译学理论和方法。图里不仅在理论上分析了描写研究对翻译研究学科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基础上对以经验方法进行的描写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图里理论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探索如何接受译语的文化背景条件与特征， 研究文化交际的规则及翻译现象的规律。 简言之，描写翻译研究在实际研究中积累丰富的事实根据，不仅对翻译行为做出详尽的描述和解释，从而有充足的根据做出合理的预测。他倡导的描述翻译学， 其理论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 极大的促进了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确立。翻译描述使翻译从聚焦于语言转换过程和翻译本身转向到翻译之外，并开始和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研究等诸多相关学科联系起来，从而使人们对翻译有了一个全新的的认识。
四.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文化构建
巴斯奈特和勒菲弗爾共同倡导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构建的宏观背景下，提出文化视角下开展翻译研究的理论观。在两人合作出版的《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中，巴斯奈特撰文分析了翻译研究的性质、翻译研究的范围、翻译研究的文化视线等方面的理论问题。她认为，翻译不是纯粹地语言转换的行为，而是根植于相关文化深处的一种行为；翻译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互动；翻译对等就是源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或文化层面上的对等。[4]
勒菲弗尔（Lefevere，1992）的文章则主要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所施加的影响和操控。他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源语文本在文化层面上的改写（rewriting）”。[5] 勒菲弗尔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一“改写”的过程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是来自于文学系统的内部，由译者等所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他们关心的往往是诗学文本本体； 另一个则来自于文学系统的外部，即拥有促进和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和机构，即赞助人（patronages）。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对文学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控制。所以到翻译实践的层面上，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翻译家的意识形态（主动和或被强加的意思形态）和当时文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勒菲弗尔将意识形态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他的理论观从意思形态层面对翻译研究作出了新贡献。
五. 结语
简言之，翻译研究学派的文化观点主张在研究翻译时更关注翻译源语译语文本所受到的外部文化社会的操控和影响。 但他们因同属文化学派，其理论必然会有相通或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不再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来研究翻译，而把翻译研究与外部世界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去探讨翻译目的、策略、翻译文本的形成等与翻译活动相关的问题。有人批评文化学派脱离了翻译本体论研究，过于强调文化等因素对翻译的限制和影响，但文化学派的研究确实为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6]。必须说明的是，每位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都能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每个体系也许会从多个角度有分别有侧重的进行阐释，因此限于篇幅只能列举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观点或选择其侧重点来辨析。
参考文献：
[1]马士奎. 詹姆斯·霍尔姆斯和他的翻译理论[J]. 上海翻译科技，2004，（3）.
[2] 张南峰，《多元系统理论》[J]. 中国翻译，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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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ermans，T. 1985.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A]. In T.Hermans（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C]. London： Croom Helm：7215.
[5]Lefevere，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Routledge，1992.
[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004.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作者：程可
翻译研究论文 篇3：
翻译研究中的“真”“简”“全”问题研究
摘 要： 人类社会的相互沟通随着经济的发展愈加密切，人们在交往密切的同时，各种语言之间也加强了联系，这就需要把本民族的语言翻译成对方的语言，以便于沟通，翻译工作由此产生。为了使翻译的文字最大限度地切合原意，翻译研究工作逐渐发展起来，人们在不断争论的同时，逐渐形成大家公认的翻译原则，即“真”、“简”、“全”，也就是翻译者要利用最简洁的语言，全面、真实地再现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作者的情感和经历。
关键词： 翻译研究 真实 简易 全面
1.翻译研究中的“真”
1.1直译和意译之争
语言翻译的方法简单来说有两种，即直译法和意译法。这两种方法自产生以来就一直争论不断，其中较著名的争议就是我国大文豪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先生二人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在二人的带领下，直译派和意译派的争论至今存在，没有胜负之分，但是谁也不能说服谁。
鲁迅先生认为，翻译作品不能把原文的意思改变，只有忠于原文的翻译才能使读者对原文正确认识，甚至写成文章表达自己的翻译主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就是其中一篇，鲁迅先生一生都在追求真理，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翻译工作的热衷，最大的目的是使读者感受到原著的情感，他强调：直译原著有两大优点，一是最大限度地翻译原著的精神，一是通过直译形成一定的规模影响意译，甚至取代意译，因为在鲁迅先生看来意译就是没有根据地胡编乱译，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
瞿秋白先生却认为直译法不能把原著的美感充分反映出来，而意译法就可以充分反映原著的美感，如果过于注重忠于原著就会影响读者对原著的审美感受。
由此可见，直译和意译的方法争论焦点是真与美的选择，那么只有找到二者的结合点才能真正促进翻译工作的进步。
1.2“真”与“美”的结合
在人们的观念中，可以简单地将翻译定义为取某个作品中的文本意义，将其放入到另外一种语言中，达到为其他语言人群服务的目的。因此翻译所要寻求的真实即是作者包含在原文文本中的意义，这种“真”存在于作者的文本中，译者不能强加给它其他各种可能性的解释，翻译要再现另一种语言的品格应当在尊重原文真实性的基础上加以美化，让读者感受到美好。在笔者看来翻译研究的“真”与“美”并不矛盾，求真是翻译的低标准，求美是较高标准。
2.翻译研究的“简”
2.1翻译趋简的原因探讨
2.1.1翻译内容和形式的复杂性
翻译的运作程序包括理解、转换、表达等环节，将另一种语言形式用一种新的语言系统进行准确表达需要综合选择各类语言符号并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对它们进行准确的组合、引申或者浓缩表达。翻译的形式和内容是纷繁复杂的，部分外国作品相当深奥，要译介抽象的、具有哲学高度的作品是一项非常艰难的重任，若是不将翻译的语言简化，即使将作品完完全全地翻译出来读者也很难理解，这样复杂的内容和翻译形式要求译者对作品加以简化。
2.1.2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为跨语言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多种多样的交流方式，幻灯片、投影仪、手机等便利的沟通方式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各种科学技术的使用大大减少了前期翻译中所必需负载的目标信息量，为简译的实行提供了便捷条件。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和交流人员专业性的增强使得交流双方在语言使用的共通性和连续性上得到巩固，为翻译的简化提供可能。
2.1.3翻译人才的不断增加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及人们的求知欲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不同于母语的语言形式，就我国而言，通过英语四六考试的人越来越多，各种日语、韩语、法语培训机构也为更多的人掌握外语提供了便利渠道。人们掌握了别国语言之后便能从事简易的翻译活动，从自身的生活方式出发对所读的外国书籍加以解释和翻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翻译活动趋向简化。
2.2简译的意义
现代人们接受的信息量愈来愈大，在译介作品中注重简译法的使用，采取严谨的态度对待文化艺术作品的精华部分，将经典作品的精髓很好地传递给现代人，让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更多信息量，充实自己的大脑。同时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并了解他国语言，这为人们的交流打下良好外语基础，民间交流的日益频繁使得翻译活动更趋于平民化，简译法符合人们的交流方式，让人们的社会生活更丰富。
3.翻译研究中的“全”
3.1翻译的全面性与其对立面
总体而言大部分作品在内容上是能够被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人们理解的，即作品的大部分是能够被译介出来，让不同语言文化区域的人们实现对作品的理解。但是还是存在一部分作品中的内容存在“不可译性”，这种源语文本或单位并不能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单位，强加翻译并不能实现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译者翻译起来困难重重，读者阅读时也感觉十分困惑与茫然。可译性更多地关注语言的共性，它注重让作品翻译更全面、完整；不可译性关注的则是语言的特殊性，由于不可译性的存在，翻译出的作品必定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并不矛盾，可译性的存在并不以否定可译性为前提，正是由于不可译性的存在才显出可译性的珍贵，翻译界也在努力使不可译性转化为可译性，还原作品完整、全面的面目，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关注语言的不同层面，他们之间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共同服务于作品的译介。
3.1.1语言的可译性
人类社会在普遍有着共同的心理和审美取向，尽管语言、地域上会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对同一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活动上有着一致性。基于人类的这种共性，与此相关的语言便具有可译性。以英译汉为例，有些英语的俗语同中国人的语言习惯的内容和基本形式是基本吻合的，在修辞手法、语言色彩上也具有一致性，这样的语言符合两地人们的语言习惯，翻译起来较为容易。例如：To praise to the skies（捧上天去）.A drop in the ocean（沧海一粟）.To laugh off one’s head（笑掉大牙）.有些语言形式同期内容有很大差异，这样的作品就不能进行直译，而应结合两地语言文化形式及人们的心理进行一定的转换，例如中文中的“人山人海”译成英文应当是“so many people”，直译成“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就闹笑话了。
3.1.2语言的不可译性
翻译工作虽然有一定的原则可以遵循，但是有的问题不是单单遵循翻译原则就能解决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由于民族的差异，地域的差异，各语言之间也存在不可逾越的差异，也就是在一些极具民族地域特色的事物上，是不能进行翻译的，这就是语言的不可译性。龙是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图腾，是一种吉祥的动物，炎黄子孙都自认为是龙的传人，它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西方人看来“dragon”，也就是龙仅仅是一种动物，且十分凶恶，人见人怕，那在这样的文化差异下，要把中国的龙的寓意译成西方语言就感觉十分困难。还有中国一些民族流传下来的巫术，有的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果译成其他民族的语言就让人难于理解了。
3.2将不可译性转化为可译性
要保证翻译作品的全面性就要努力将作品的不可译性转化为可译性，我们可以使用音译法和译文加注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其他地区人们的作品和文化。在汉语中存在很多音译词，例如拷贝（copy）、维他命（vitamin）、逻辑（logic）、幽默（humor）等，部分是音译加意译，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种语言形式。加注是一个比较好的转化方式，在一文下面加上具体地解释，告诉读者这种语言文化形式在所读作品的地区广泛存在让读者对这种语言文化加以深刻理解，从而达到可译性的目的。
4.结语
翻译工作是一项繁琐、艰巨的工作，这就要求翻译者在提高自身修养和能力的同时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笔者论述的“真、简、全”就是对翻译工作的一种技巧的总结，翻译者应该在翻译工作中不断探索，总结，以期把各种作品完美地再现给读者。
参考文献：
[1]申连云.翻译研究中的“真”、“善”、“美”[J].中国翻译，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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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