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评估范文

卫生评估范文（精选9篇）

卫生评估 第1篇

1 发达国家的应用情况

1.1 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首先开展HTA的国家。1972年在国会成立的O T A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是世界上第一个HTA机构, 其经验被广泛借鉴。但由于对其性质的争论及来自医药企业的压力, OTA于1995年被国会停止资助并解散。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是以私立机构为主的市场化体制, 因此在政治、财政和商业等多方面力量和因素的影响下, 目前美国没有权威的全国性评估机构, 数十家公立和私立机构基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进行HTA工作。

公立机构方面和联邦层面, 影响力较大的H T A机构主要包括美国健康与公共服务部卫生保健与质量研究所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AHRQ) 、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Medicare) 与医疗救助计划 (Medicaid) 中心、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药物效能评估项目 (Drug Effectiveness Review Project, DERP) 和退伍军人事务部药品福利战略管理组 (Pharmacy Benefits Management Strategic Healthcare Group, PBMSHG) 等。

AHRQ接受联邦财政拨款, 基于与其合作的三个外部研究网络, 主要对卫生技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评估, 部分情况下也包含比较效果研究和经济性评价。与OTA类似, AHRQ也面临着各利益相关方的压力, 并且由于时效性 (通常需15至18个月完成一项评估) 和与私有支付方的关系问题, 其结果的影响力受限。

Medicare和Medicaid是美国最大的由财政支持的医疗服务支付方。Medicare的管理机构设有专门部门进行HTA工作, 并根据结果决定是否将某项卫生技术纳入保险覆盖范围。其决策可在联邦和地方层面进行, 但在联邦层面, 法律禁止在决策时考虑技术的成本或成本效果的因素。针对药品的H T A则相对独立, 主要由Medicare Part D项目负责, 评估经费受财政支持、但由合作的私立机构具体执行。Medicaid中的H T A与决策可由各州独立进行, 在评估中也经常会购买非政府机构的服务。

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D E R P项目是公立学术机构进行HTA的代表, 其研究结果被十几个州的Medicaid部门所采用。此外,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 a t i o n a 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虽然没有专门的部门或计划进行正式的HTA, 但会在对部分卫生问题做出临床实践决策时进行循证技术评估, 或对新药申请进行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估。

私立机构方面, 美国的商业保险、药品福利管理的覆盖率远高于公立医保, 垄断程度也较高。其中商业医保市场由Aetna、Cigna、Kaiser Permanente、United Healthcare和Well Point五大公司占有了50%以上, 而Caremark、Medco、Express Scripts和Well Point Next Rx控制了近70%的处方药品福利管理。这些商业机构通常都有相当大规模的机构负责HTA工作, 在评估时不仅考虑卫生技术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 同时更重视对经济学特性的分析, 以保证所做的支付或覆盖决策符合自身的商业利益。但与公立机构的HTA相比, 商业机构进行的HTA往往缺乏透明度, 特别是在评估方法和决策过程方面。

1.2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医疗卫生系统由公共与私人卫生服务提供者共同构成, 总卫生支出中约70%来自政府的资助, 在卫生决策中直接发挥了HTA的支持作用。1993年, HTA即开始被用于药品定价和报销。目前联邦层面最权威的HTA机构是药品福利咨询委员会 (Pharmaceutical Benefits Advisory Committee, PBAC) 和医疗服务咨询委员会 (Medical Services Advisory Committee, MSAC) , 均为独立的评估机构。

PBAC针对药品 (包括疫苗) 进行评价并提出建议, 为决策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PBAC是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 成员包括临床医师、药师、临床药理学家、卫生经济学家和消费者代表等。HTA由该委员会委托给有合作关系的大学等学术机构完成。如果PBAC的评估结果是建议推荐, 申请者将与药品福利定价管理局 (Pharmaceutical Benefits Pricing Authority, PBPA) 进行价格谈判。HTA结果和价格谈判结果将提交卫生部, 由后者决定是否接受该药品进入医保支付目录 (覆盖全国90%以上药品市场) 和谈判价格。值得一提的是, PBAC虽没有进入目录的批准权, 但具有否决权;对于治疗目前缺乏有效药物的、罕见或严重疾病的且疗效明显的特殊药品, 可按照“救助规则”降低对成本效果方面的评估标准。PBAC一般需要申请者在下一次审评会议前17周之前提交申请, 之后在会前完成评估。

MSAC负责对医疗服务与器械等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等相关证据进行系统评价, 就是否提供公共资金支付向决策部门提出建议。MSAC进行HTA的时限平均需要13个月。与PBAC不同, MSAC对医疗技术的评估可以按照顺序进行优先评估, 但药品评估则须评估每一个申请的药品。PBAC和MSAC均未对经济学评估结果设定任何支付阈值。当技术价格较高时, 两机构可以要求建立一个风险共担协议 (Risk-Sharing Agreement, R S A) , 从而设定特定的报销资格, 并与企业分担风险。

此外, 由于澳大利亚的HTA强调对新技术的评估, 在评估范围之外的卫生技术由各州进行评估。同时, HTA也在医院层面推广使用。医院引进的新的医疗技术如需报销, 则需要进行评估, 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使用HTA结果作为判断是否引进药品的决策参考, 在购置大型医疗设备等计划中使用HTA的情况也正在不断增加。

1.3 英国

英国目前实施的是以公立医疗服务为主、私人医疗服务为辅的医疗体制。其中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 既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英国人接受医疗服务的最主要渠道。

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评价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 是国家级的卫生研究管理与评估机构, 其资金来源于NHS;其职责是评估卫生技术市场准入和提供临床诊治指南, 以确保为患者提供最高标准的临床治疗服务, 同时确保进入NHS体系的卫生技术具有符合标准的临床效果数据和成本效果。NICE的H T A由独立的评估委员会组织开展, 通常委托外部独立学术机构参与评估。评估委员会由临床医师、药师、护士、管理人员、流行病学专家、卫生经济学专家和患者代表约25人组成。评估推荐结果分为4个级别:推荐、有条件推荐、只用于试验和不推荐。通过评估的技术能够直接进入NHS体系并在3个月内获得财政支持。

NICE的HTA分为单技术评估 (Single Technology Appraisal, S T A) 和多技术评估 (M u l t i p l e Technology Appraisal) 。前者指针对某一种适应征的某一项技术进行评估, 后者指对一项以上的技术 (如一类药物) 或某一项技术的多种适应征进行评估, 常包括对已发表的评估的再评价。评估委员会对HTA的经济学结果设定阈值, 以断定被评估的技术能否引进NHS:对于每增加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的成本低于2万英镑的技术可以批准;对高于3万英镑的技术通常不予以批准;界于2万和3万英镑间的技术, 将进行综合性判断, 若投票达成共识则予通过。

由于英国特有的政体, 中央政府将部分权力下放至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区, N H S体系中部分权力便是其中一部分。各个地区的药物与治疗委员会 (Area Drug and Therapeutic Committees) 有权决定对新的卫生技术是否批准引入各自的NHS分支体系。苏格兰医药协会 (Scottish Medicines Consortium, S M C) 和威尔士治疗与毒理中心 (All Wales Therapeutics and Toxicology Centre, AWTTC) 分别负责两个地区的HTA评估工作, 这些机构亦属于NHS系统, 但与NICE独立开展工作, 并与当地的大学等学术机构关系紧密。同时, 与NICE不同, SMC只进行快速的、单个技术的HTA, 评估依据主要来自申请者提交的材料。

此外, 英国国家健康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 NIHR) 设立专门的HTA基金项目, 对NHS系统内的学术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以鼓励相关大学、第三方机构进行高水平的HTA研究, 包括约克大学、利物浦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英国医学杂志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 循证中心等机构。该项目分为委托型和研究者发起型, 其结果服务于地方政府决策者、政策制定者 (包括NICE) 、研究者、NHS医疗卫生专业人员、NIHR等其他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

1.4 加拿大

加拿大医疗卫生系统由联邦和省级 (地区级) 构成, 后者是提供服务的责任主体, 并须遵照联邦卫生法案才能获得联邦的转移支付资金。加拿大的H T A亦在国家级和省级同时进行。HTA在卫生决策中作用不断加强, 政府正逐步强化其监管作用, 减少决策中的直接干预。在联邦层面, 加拿大药品和卫生技术局 (Canadian Agency for Drugs and Technologies in Health, CADTH) 是进行HTA的唯一机构。企业是HTA的申请主体。针对非抗肿瘤药品的HTA由CADTH的普通药物评价 (Common Drug Review, C D R) 负责, 抗肿瘤药品的H T A由基于安大略省抗肿瘤药评估程序的联合肿瘤药物评估机构 (Joint Oncology Drug Review, JODR) 负责。评估时限为19至25周左右。全国性的推荐意见基于上述HTA结果做出。由于各省 (地区) 有自己独立的医保和处方集, 是否将卫生技术纳入支付范围由各省 (地区) 决定, 通常与推荐意见一致。

人口最多的魁北克和安大略两省有单独的H T A机构。魁北克卫生技术与服务评估局 (Agence D'Évaluation des Technologies et des Modes D'Intervention en Santé, AETMIS) 由魁北克省政府设立, 属省级评估机构。其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首个加拿大HTA机构卫生技术评估委员会 (Conseil D'Évaluation des Technologies de la Santé, CETS) , 主要为魁北克省卫生部门以及医疗卫生系统的决策者提供建议。

加拿大的一些大学和医院也有相关机构进行HTA工作, 其评估以学术需要或医院运营管理使用为目的, 形式和方法各有特点, 对各省 (地区) 的HTA起到支持和补充的作用。

2 国际HTA组织的情况与特点

2.1 国际卫生技术评估协会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HTAi)

该组织的成员来自超过65个国家, 秘书处设在加拿大。其宗旨是加强卫生技术的临床、经济与社会影响的研究、教育、合作与信息交流, 促进制定合理使用现有技术与鼓励新技术的政策。协会内部根据与HTA相关的不同问题领域设立10个分组 (Interest Sub-Groups) , 包括HTA中的伦理问题、与监管机构的关系、基于医院的HTA和HTA的公共卫生影响等组别。

2.2 国际卫生技术评估机构网络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Agencies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AHTA)

该组织的成员包括33个国家中的55个非盈利的、与国家或地方政府相关联的HTA机构, 主要来自北美、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目前秘书处设在加拿大。其主要功能是促进H T A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推动H T A的研究与公布以用于循证决策。工作内容包括举办提供“导师”培训与帮助、联合HTA项目、制定“INAHTA Checklists”流程规范, 报告分类与分级等。

该组织与英国国家健康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R e s e a r c h, N I H R) 合作开发了N I H R-H T A数据库, 提供目前INAHTA会员机构及其他HTA机构正在进行和已经发表的HTA研究的免费数据检索。

2.3 国际创新与变革技术信息网络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 on New and Changing Health Technologies, Euro Scan)

Euro Scan是HTA机构的协作网络, 宗旨是交流有关创新性药品、医疗器械、卫生干预措施、医疗程序等卫生技术的重要信息动态, 以支持决策、促进新技术的使用。其工作目标是评估与交流相关信息、扩展信息来源渠道、研究进行早期技术评估的方法以及发布与早期鉴别和评估相关的信息, 以实现对新兴技术的早知晓与早提示 (Early Awareness and Alert, EAA) 。所有Euro Scan的成员均是INAHTA的成员, 两个组织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此外还有欧洲卫生技术评估网络 (European network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EUnet HTA) 、亚太卫生技术评估网络 (HTAsia Link) 和美洲国家卫生技术评估网络组织 (Red ETSA) 等。

3 结论

从HTA在美、澳、英、加四个国家的发展和应用情况可以看出, 其在卫生决策方面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各国的医药卫生体制不同, 对HTA的运用也有差别。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是以公立医疗为主体的国家, HTA在这些国家的卫生决策和临床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 并且在不断的丰富和扩展。美国是医疗卫生高度市场化的国家, 私立机构是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 商业保险占据重要地位, 因此HTA较为分散, 且对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不同利益相关方应用HTA的方式和目的各有不同。

同时这些国家均形成了包括政府、大学、研究所、医院等多层次的HTA体系, 根据不同的政治和卫生体制占有不同的比重, 发挥着相应的作用。HTAi和INAHTA等国际HTA组织不断完善并发挥作用, 促进了各国HTA机构之间及与医药产业之间的交流, 促进循证决策的推广和实践。这些都为我国基于自身国情及医药卫生体制的特点建立HTA体系, 推动HTA在卫生决策和循证实践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机遇。

参考文献

[1]Sullivan SD, et al.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 Health-Care Deci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C].Value in Health, 2009 (12) , Supplement 2:S39-S44

[2]Taylor R.Using Health Outcomes Data to Inform Decision-Making:Government Agency Perspective[J].Pharmacoeconomics, 2010 (19) Suppl.2:33-38

[3]Lavy AR, et al.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Research in Five Jurisdictions:Insights for the US[J].Pharmacoeconomics, 2010, 28 (10) :813-830

[4]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Agencies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EB/OL].http://www.inahta.org, 2015-04-06

小学体育卫生评估报告 第2篇

来 源：恒德小学 发布日期：2011.06.15 阅读次数：480 索取号：3101070129-306007-2011-001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2011年中小学体育卫生和艺术教育专项督导和自查工作的通知》(沪教委体[2011]31号)要求，根据普陀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转发的《中小学体育工作督导评估指标体系（试行）》和《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贯彻〈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评估方案（试行）》文件要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自查，现将自查报告如下：

一、学校基本情况：

创办于1998年的恒德小学，坐落于桃浦紫荆苑小区内，占地10200 M2，绿化达面积3700 M2，现有17个教学班，是普陀区内的一所全日制公办小学。学校整体布局合理，环境优美，设施先进，文化氛围浓厚，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良好基础，是学生和教师学习、生活的理想场所。

学校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具有一支有责任意识，有爱生情怀，有专业素养，有奉献精神的教师团队。学校成立专家工作室，聘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和名师导教师之教，导学生之学。

办学至今，恒德的教师、学生获得市、区各类奖项600多人次。学校先后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ESD实验学校、上海市花园单位、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上海市气象科普特色学校；普陀区文明单位、普陀区首批素质教育实验校、普陀区科技教育特色学校、普陀区绿色学校、普陀区体教结合先进学校、普陀区卫生健康校园、普陀区未成年人教育先进学校等多种市区级荣誉称号，被确立为华东师大“新基础教育”实验推广校、上海市愉快教育基地校。这些成果将引领恒德人去追求更卓越的教育。

恒德小学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学校根据科技教育发展需要，建成了校园“气象科普园区”,开展了“气象七彩行”科普教育活动，成立了气象预测小组和气象预报员队伍，浓浓的氛围激发着恒德学生探究科学奥秘的激情。学校围绕 “自主学习、和谐发展，奠基人生”的办学理念，确立了“务实、创新、文明、和谐”的校风；“严谨、善诱、乐教、求真”的教风；“乐学、善思、悟真、求新”的学风，催人前行。

恒德小学将“体卫艺教育”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之一，充分发挥体艺教育的特殊育人功能，精心组织一年一度的体育节、艺术节，充分体现“全员参与、个性张扬、内涵丰富”的特点。开齐、开足音乐、体育、美术等基础型课程。借用外脑，选拔校内优秀教师，开设鼓乐、腰鼓、书法、足球等拓展型课程，形成版画、舞蹈、古筝、鼓乐等特色课程，初步架构校本体艺拓展型课程体系，其中，版画校本课程已经开发完成，在区内部分学校推广。学校合唱队已经在区内合唱大赛中崭露头角，正昂首迈步走向市级大赛的舞台。课本剧《禁毒教育三字经》、《世博三字经》，多次参与市、区演出；三位体艺教师分获区教师技能比赛一等奖，学科教学评比二、三等奖；舞蹈获区艺术节一、三等奖；器乐获区艺术节二、三等奖。学生在全国性绘画比赛中屡获大奖，古筝、水粉画先后有77人通过不同级别考级。学校在市小学生足球赛、区田径运动会上，均获出色成绩，在区广播操比赛中获得两个二等奖，每年向区少体校输送田径、举重、划艇等项目运动员。2010年12月，学校获得上海市“健康促进学校”的荣誉称号。经过几年来的辛勤探索，学校体卫艺的教育特色正在逐步形成。

二、健全工作制度，强化组织管理：

学校根据《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和《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把体育、卫生和艺术工作纳入学校三年工作规划划和学年工作计划之中，由校长领导，分管教导分工负责，教导处、总务处、体育室、卫生室和艺术组具体落实，校少先队大队部协同配合，学校制定了和“体育、卫生及艺术教育”有关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保障了学校体育、卫生和艺术教育工作的全面落实。

学校把“健康第一”作为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为准绳，专门成立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健康教育小组由校长亲自担任组长，教导处、团队、总务处、工会、体育、卫生等部门的负责人及保健教师为组员。各组员负责各自分管的条块，形成全校健康教育领导网络。

校领导经常深入体育组，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充分调动体育教师的积极性；教师自身也积极进取，爱岗奉献，学校教导处把日常体育工作纳入体育教师工作量，教师常年参加两操的组织管理及课外活动的管理工作。分管卫生的校长和卫生老师负责学校卫生工作的全面管理，定期召开各部门联系会议，检查卫生工作，落实情况和改进措施；教导处合理安排学生的作息时间，保证体育课、课间操、眼保健操和课外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使学校卫生工作能顺利进行；工会部门负责督促教师自觉规范行为，发扬良好师德，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总务处负责做好卫生保障工作，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为师生创造一个整洁、美丽、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

为了使学校学校体育、卫生艺术工作落到实处，我校先后制定了“学校每学期体育教研组工作计划“、“学校每学期卫生工作计划”、“学校每学期艺术工作计划”、“争创健康校园实施方案”、“食堂工作人员制度”、“饮食饮水制度”、“学校禁烟制度”、“环境卫生检查评比制度”，以及常见病防治目标，通过制度监督，强化网络管理。我校的艺术工作能够依据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的要求，面向全体学生，以育人为宗旨，夯实艺术教育常规，通过开展各项活动拓宽艺术交流的渠道，丰富学生文化生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增强学生的艺术素质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教育的全面落实。为了促进常规教学的规范化，艺术组的各位教师能积极、认真学习教学常规，特别以课程改革为动力，严格实施新课程标准。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自觉执行《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美术教学大纲》。

三、重视课程建设，提高教师专业能力

“提高自身素质，掌握体育教学的基本能力”是学校体育教研组的共识。体育教研组的老师们积极参加各级别教研组活动，严格按照学期初制定的各项计划进行教育教学工作，尤其在教学方面。开学初制定的教研组工作计划是进行活动的指南针。全组教师做到时间、地点、人员、活动内容四落实。全体教师对不同年级的不同任务、要求、内容，认真备好自己的课。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由于教师的共同协作与努力，使我校的体育教学工作迈上了新台阶，学生们学到了新知识，掌握了基本技能技巧，都能自觉自愿地参加体育锻炼，从而促进了学生体质的良好发展。周芳老师的符合儿童特点的情景式教学及儿童化语言与儿歌教学，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其乐，激发兴趣，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吴鸿刚教师的低年级规范化教学，使学生从小懂得讲文明、守纪律，高年级游戏化教学，使学生真正享受到体育的乐趣。通过富有实效的实践与反思，全组教师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卫生工作主要通过健康教育课和各种德育活动来实现。学校卫生室加强健康知识培训，服务师生。学校先后请普陀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普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普陀区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我校师生做健康知识讲座，学校保健教师外出培训归来也对全校师生作健康培训讲座。内容广泛，如：风水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与处理，禽流感、人禽流感的防制策略与措施，学校及幼托机构常见传染病知识培训等。学校利用每周0.5课时的健康教育，通过广播、黑板报、宣传栏、校园网、校园视频转播等形式传授健康信息，让大家了解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逐年提高学生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增强师生的健康防病意识。学校还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心理健康讲座，接受健康心理知识的熏陶。加强对班主任的心理辅导，教师通过专题教案和教学渗透教案，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学年结束时，撰写具有代表性的心理个案。学校在三、四、五年级开展心理健康自助活动课及青春期健康教育课。在五年级女生中渗透青春期健康知识，使学生初步掌握青春期生理、心理方面的知识及其解决办法。艺术工作由学校艺术教研组负责落实和展开。恒德小学艺术教研组由两位音乐教师和两位美术教师组成。两位音乐教师严格执行《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中器乐进课堂的规定，结合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保证每位学生学会一种小乐器，低年级学生以竖笛为主，中高年级则掌握口琴的吹奏技法。美术学科在教学实践中以丰富、直观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在课堂教学中，艺术组的教师们能够充分发挥骨干作用，用新的教学理念、现代化教学手段努力完成教学计划。音乐组薛雅婵老师执教的《黄昏》，通过黄昏二声部轮奏的学习，让学生感受到不同演奏方法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像回声一样”“有立体声的感觉”这些发自学生内心的言语，都表达了对美的体验和感受，得到专家和区内教师的一致好评；沈静老师执教的《美好的童年》在“普陀杯”专业能力评优活动中积极参与，通过艺术组教师的集体智慧集体备课、听课、评课，通过努力也让人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美术组的两位教师也在实践课《迷人的夜景》、《两个人的故事》和《不同的扇子》中对学生构图能力的培养作了研究和探索。

四、精心组织各类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学校体育工作除了按照课程标准开足开好体育课以外，还非常重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2010年我校548名学生体能测试成绩进步明显，及格率近99%，优秀率接近36%。平时学校重视学生“两操”管理，体育工作坚持普及与竞技相结合，体育兴趣小组的辅导老师常年坚持，其他教师各尽其责，分工配合。学校长年开展学生的体育训练，开好田径运动会，促进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近年来，我校在普陀区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上海市小学生足球比赛中，我校参赛的运动员均获得了出色的成绩。更值得一提的是，我校年年向普陀区青少年体校输送了多名田径、举重、划艇、击剑等项目的运动员。在普陀区广播操全校学生集体评比、师生共同展示评比，两项比赛均喜获二等奖。学校鼓励师生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如每年一度的秋季田径运动会、教工趣味运动会比赛活动等，锻炼了师生身体，活跃了学校气氛。每年十二月都要举办校体育节，2009年底，由我校组织举办的“健康迎世博，快乐共分享” 桃浦社区第十四届全民健身节闭幕式暨“恒德杯”社区趣味运动会，创设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使大家在活动中感受运动的乐趣，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学校历来把培养学生自觉的卫生意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作为抓好文明校风的重要内容之一。校园管理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定期检查与抽查相结合，加强学生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教育，将卫生教育与检查考核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卫生意识，学校重视学生用眼卫生教育、加强防近视眼，防蛀牙教育，做好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的预防工作，传染病高发季节，每周对教室及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学生每天的晨检工作天天做，每学期一次定期对学生进行视力检查，每学年对一年级进行一次血色素的监测，对一、四年级的流脑的接种，对全校学生的一次体质营养分析，对一、五年级的体格检查，每两年一次的全校学生粪检等等，检查结果在成长册中都反馈给家长。开展儿童心理健康辅导，开辟心理咨询室，及时对学生中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咨询和疏导，关心单亲儿童，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周活动，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增强自我教育能力，培养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学校定时进行卫生教学宣传讲座，提高学生对日常生活卫生知识的知晓率。通过讲座、黑板报、宣传窗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和卫生知识教育，特别对禁烟和吸毒等教育，在各学科渗透的基础上，通过专题教育等形式，利用“无吸烟日”、“国防禁毒日”等宣传时机，强化教育，增强了学生的毒品预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每个学生都争做“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人。同时，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深入持久的教育，通过宣誓签名、小报制作比赛，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强化师生文明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

每年一届的校园艺术节是校园艺术活动的盛会，09学年以“民俗风、世博情、祖国颂”为主题的艺术节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迎世博为契机，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比赛很好地展现了我校学生热爱祖国、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加强与社区、社会的交流，为学生搭建平台，在活动中增强学生的艺术交往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培养个性和良好的人格。2011年的艺术节以“童心向党”为主题，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红歌赛中，同学们用激昂的歌声、饱满的热情、独特的创意来赞美祖国、歌唱未来，抒发了同学们热爱祖国的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望；在红色经典小故事讲演活动中，同学们激情奔放，用饱含深情的诗句以及惟妙惟肖地表演，赞颂祖国的强大、畅想美好的未来，极大的增强了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责任感和自信心，激发了同学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发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决心；在本次书画、创意小制作活动中，共收到了同学们百余件作品。书法、绘画作品描绘了同学们幸福、快乐的的生活以及对祖国的祝福，小制作体现了同学们奇思妙想，各项比赛充分展示同学们的才智和灵性。

五、“软件从严，硬件从实”，保障学校“体卫艺”工作的有效开展。

近年来，我校十分重视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特长，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软件从严”是指在教师培训，活动设计，组织管理上精心构划，逐步提高。“硬件从实”则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逐步改善“体卫艺”工作的条件。为了抓好体育、卫生和艺术教育工作，学校加大了经济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学校配备了各种先进的教育教学设施：各教室均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实现了多媒体辅助教学；拥有科常室、图书室、电脑房、多媒体教室、舞蹈房等专用教室，还有一个综合性活动教室。校园电视台、闭路电视系统和无线网络系统覆盖全校，满足了当前教育教学活动的需要。出于学校“校安工程”的考虑，有些准备在今年添置的物品和器材目前暂时先放一下，为的是能够将有限的专项经费真正用到刀刃上。但可以肯定的是，学校在体育器材配备和场地已经达到了《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的基本标准》。正在校安工程改造的校舍也按照最新的标准予以落实，学校还准备借校安工程之机辟出两间教室用作美术专用教室，创造条件形成学校的“水粉画”教学特色。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恒德小学一定会以一所设施齐全的，设备先进的现代化新型学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卫生装备保障效能评估方法研究 第3篇

随着国家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国防军队建设的投入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一系列卫生装备列装到部队, 在遂行卫勤保障任务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当前科学技术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许多高新技术被运用于医疗卫生装备, 集众多高新技术于一体的卫生装备如何在战现场复杂环境下保证正常使用是卫勤科研人员需要研究的新问题。卫生装备保障效能评估, 是指利用科学可靠的评估方法对卫生装备卫勤保障能力进行评价, 即以卫生装备或卫生装备组成的系统为评估客体, 评估其卫勤保障综合效能过程, 衡量其达到主体需求的程度[1]。通过对卫生装备保障效能的分析与评估, 可以明确卫生装备保障的实际水平和状态, 认清存在的薄弱环节, 使部队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使用、管理卫生装备资源, 提高卫生装备的保障能力。

1保障效能评估的复杂性

所有卫生装备都是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使用的, 都处在一个特定环境中, 而环境是在此条件下作用于卫生装备所有外界影响和力量的总和, 也是其产生物理和化学作用, 进而影响物资装备性能的工作条件[2]。现代医疗设备精细化程度高, 测量化验准确度要求高, 所得数据直接关系到诊断治疗的正确性。因此卫生装备保障效能评估的复杂性应该包括战现场环境复杂性和卫生装备自身复杂性, 一方面需要研究环境与装备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对装备的影响, 另一方面还需要针对卫生装备自身进行研究与分析。保障性能评估既包括单件装备保障效能的评估, 也包括多个卫生装备系统整体效能的评估[3], 这2个部分密切相关、相互联系, 单个卫生装备效能是实现系统整体效能的基础, 系统整体效能是多个卫生装备效能的有机组合。

2保障效能评估的主要方法

效能评估研究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电子设备可靠性研究, 美国国防部于1952年成立电子设备可靠性咨询组, 于1957年发表了《军事电子设备可靠性》研究报告[4]。20世纪60年代初期, 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以效能为研究目标的工业界武器系统效能咨询委员会 (weapon system effectiveness industry advi- sory committee, WSEIAC) , 开始强调系统费用——效能分析评价, 它给出的定义、要素、模型在相近领域内被广泛采纳和吸收, 至今仍是武器装备效能评估中最通用的范式[5]。通过文献检索可知, 目前装备评价方法主要有定性评价法、试验评价法和定量评价法[6]等。定性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性能对比法、专家评分法、性能指数法等[7]。试验评价法主要包括试验统计法、作战模拟法。定量评价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8]、WSEIAC模型法[9]、模糊综合评判法[10]、灰色关联度综合评估法[11]等。定性分析法主观性较强, 试验评价法成本高、周期长, 这2种方法应用均有一定局限性, 本文重点对定量评价法进行分析。

2.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是美国运筹学家Thomas L Saaty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初, 在为美国国防部研究“根据各个工业部门对国家福利的贡献大小而进行电力分配”课题时, 应用网络系统理论和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12,13], 它将决策的有关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 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刘鹏等[8]在装备保障方案评估的应用研究中运用AHP方法建立了3层评价体系, 设定目标层为装备保障方案评价体系, 准则层包括任务成功性、 战备完好性与保障可行性, 最底层方案层包括保障工作可靠度、任务效能、保障效益、任务成功概率、使用可用度、保障服务时间、保障过程费用、保障部署力量、保障规模, 通过计算权重向量得出装备保障方案优劣顺序, 认为该方法可以有效克服思维模糊性和随机性给决策带来的影响。然而有研究者认为AHP方法为每一层次都给予定量表示比较复杂[14], 对于一些系统的固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做出精确定量描述, 认为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模糊层次分析 (fuzzy AHP) 效能评估方法可以弥补AHP法的局限性或不足。

2.2 WSEIAC模型法

WSEIAC模型法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工业界武器系统效能咨询委员会 (WSEIAC) 为美国空军建立的, 旨在根据“有效性” (A) 、“可信赖性” (D) 和“固有能力” (C) 3大要素评价武器系统[9,15]。该模型把这3大要素组合成一个可反映武器系统总体性能的单一效能量度 (E) , 在国内有人又称之为ADC模型法[16]。它规定系统效能指标是武器系统有效性A、 可信赖性D和固有能力C的函数, 用一行向量E (1×m) 表示, 即有E=A×D×C。张志毅[4]在其硕士论文野战卫生装备效能评估模型研究中运用了ADC模型, 根据效能结构将野战卫生装备分为7类, 并分别建立了各类装备效能结构模型, 选择了较有代表性的野战消毒灭菌挂车进行了试评估, 与以往评估相比, 具有突出优势。但该方法对医用器材评估是否适用仍值得讨论, 即该方法能否适用于构造和工作原理简单的装备需要进一步研究。

2.3模糊综合评判法

Bellman与Zadeh于1970年提出了模糊决策思想, 后经Dubois等改进使决策问题转化为在多判据情况下对给定备选方案进行排序择优的问题, 于是就产生了模糊综合评判法[5]。所谓模糊综合评估就是应用模糊数学理论, 结合系统工程中定性定量分析方法, 把工程设计要素和模糊因素解析化、定量化, 其关键技术是建立问题的层次结构模型, 确定各设计因素隶属度函数分布, 并建立模糊关系[13]。张珂等[10]在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法的卫生装备效能评估研究中, 运用该方法对我军与外军等6种装甲救护车保障效能水平进行了评测, 根据德尔菲法设置三级评估指标体系和权重, 带入模型评出优、较好、一般3个等级, 认为结果符合卫生装备实际效能水平, 方法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但李坤等[17]指出该方法只能横向比较类似装备间的性能优劣, 不能全面反映装备整体效能, 评估对象比较局限。

2.4灰色关联度评估法

灰色系统理论是邓聚龙教授于1982年提出来的一门新兴理论, 其通过特定方法描述信息不完全系统并进行预测、决策、控制[18]。灰色系统的关联分析主要是对系统动态发展过程的量化分析, 它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间的接近程度, 实质上就是各评价对象与理想对象的接近程度, 评价对象与理想对象越接近, 其关联度就越大[19]。张珂等[20]以装甲救护车为例对其保障效能水平进行了灰色关联度排序, 认为该方法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邓力等[21]认为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对评价结果有较大影响, 采用灰色关联度法确定权重既重视专家经验又考虑评价指标的模糊性, 提高了评价结论的准确性。

3评估方法的比较

以上4种卫生装备保障效能评估方法可以通过建立模型和运用相应的数学方法进行运算, 在给定环境和空间条件下都可以作为量化工具进行评估。 除以上4种方法外, 仍有其他多种类似方法的研究。 虽然不同评估方法建立模型基于的理论和方法各不相同, 但总体上依然是以数学建模为导向, 评估应用以单件卫生装备效能为主, 以验证性模型建立为主。4种卫生装备保障效能评估方法的优缺点比较见表1。

4讨论

卫生院辐射安全评估报告 第4篇

XXX卫生院高度重视医疗辐射安全，放射科在院领导的规范管理和有效监督下，2010业务工作的开展平稳有序；软硬件设施基本完善，医疗安全进一步得到了保障。我院放射科现有XXmAX射线机一台，机器设备运行正常，并通过了县检测机构的年检。科室分为观片室、机房、操控间、暗室和候检厅，从业人员均经过放射防护相关专业知识培训。

放射科科室的整体空间布局和机器设备的安装严格依照国家相关规定设计，机房面积、墙体厚度等经上级测评，均达到了相关设置的技术标准；机房各房门安装了铅制防护层；机房外的显眼位置安装了警示灯和防辐射警示标语；控制台设有射线个人剂量计，每年交由上级主管部门检测。科室工作人员防护意识较强，进行操作前认真检查机房门窗是否关好，并在非必须情况下严禁陪同人员进入机房，以防止和减轻二次辐射产生的危害。在进行诊视床操作时首先穿上铅制防护裙，并尽可能缩短操作时间，尽量减少射线对被检者的损害。摄片时认真仔细，操作规范，极力避免因主观因素而造成的重复检查。

我院放射科各项防护制度和操作规章完善，并实行制度上墙；科室工作人员能严格执行正确的操作流程，严守岗位职责，认真落实辐射防护与监测工作；X光片及诊断报告分月分袋存档，过期显、定影液按存指定容器存放，并按要求回收处理；科室人员能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和考核。

卫生评估 第5篇

1 国外研究现状

许多机构和学者对本国的应急部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调查评估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主要有5种用于卫生应急相关能力评价的问卷: (1) 州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评价问卷。由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全国紧急事务管理协会联合研制, 该问卷作为评价州和区域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自我评估手段, 为争取美国财政部门对相关地区发放灾害应急援助金提供理论依据。 (2) 州和地方公共卫生准备和应急能力评价问卷:由美国联邦政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研制, 用于在政府投入的公共卫生准备和响应项目中评价卫生机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目前, 美国大约一半的州和800多个地方公共卫生系统采用该测评工具。 (3) 公共卫生绩效评估—突发事件准备评价问卷:是美国国家疾控中心通过国家公共卫生绩效标准项目, 并结合突发事件的特点而制定的一份评价问卷。 (4) 医院应对能力评价问卷:由夏威夷卫生管理协会编制了评价医院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问卷, 整个问卷包括12项危机管理功能, 全面系统地评价医院公共卫生机构应对公共卫生威胁和突发事件的能力[2]。 (5) 针对公共卫生人员测试:针对目前应急能力考试主要是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开发的网络在线应急知识考试和美国州和特区流行病学家委员会制定的流行病学能力评价问卷。两种测试性问卷内容涵盖了突发事件应急知识的各个方面, 对于参与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的工作人员的有一个综合性、客观的、具体的评价, 衡量公共卫生人员卫生应急能力水平, 对薄弱指标加大培训力度, 综合性提高疾病预防控制人员的突发事件应对观念和教育水平。英国国家审查办公室主要职责是对英国整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系统作了详细评估和建议, 曾多次评估英国整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系统的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并在报告中指出了卫生系统中问题和参考意见[3]。另外,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分别采用自行开发卫生应急能力评估问卷针对医疗卫生机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医疗救援能力进行评价。

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卫生应急相关研究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状态, 多数研究处于自行设计和探索阶段, 尚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 仅适用卫生系统中的一个层面或一部分地区, 适用于全国的评估体系仍在不断完善和结合实际的修改阶段。其中, 许多问卷的编制主要依从德尔菲法、文献复习、概念建模、相关性分析、小组讨论和访谈法等方法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 整个系统层面, 李建国等[4]通过专家咨询和现场调查筛选指标等方法构建了县级公共卫生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涉及当地经济、人口、公共卫生资源和医疗卫生单位。胡国清等[5]应用文献复习、概念建模技术和德尔菲法编制《省/地市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问卷》, 该《问卷》提供了理论层面的论述和可行性方案, 对以后省、市级调查问卷的形成给予框架支持。刘志等[6]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制度框架体系的内容进行讨论, 提出制度设计和建设应具有适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观点。王文娟等[7]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分配资源解决问题的职能, 编制出政府应急能力指标体系。江田汉等[8]选择反映突发事件应急准备能力的定性与定量指标, 并采用简单加权求和法计算得分, 该方法能够识别突发事件应急准备能力与突发事件固有风险降低需求之间的符合程度。 (2) 机构层面的评价问卷: (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评价, 高姝等[9]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身的特殊功能和性质,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 结合访谈和问卷调查, 建立起综合评价模型, 着重研究和考察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监测和疫情应急处置能力, 对于评估基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卫生应急能力提供可行性建议。赵琦等[10]通过专家讨论、定性研究等方式, 以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级综合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为评估起点, 构建县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漆莉等[11]运用层次分析法, 德尔菲法, 综合评分法建立综合评价模型, 构建了疾病控制机构卫生应急能力综合评价模型及评价指标, 为建立适合中国的疾病预防与控制系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参考。 (2) 医疗机构评价, 张慧等[12]利用因子分析法、文献综述等方法初步构建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和调查问卷, 使用该问卷模型应用实践所评价结果具有很高的信度值。陈虹等[13]首先通过已有文献建立应对能力评价初步指标体系, 再结合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和因子分析法提出了军队数字化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综合评价模型。于瑞敏等[14]在卫生流行病学调研基础上, 结合文献、经验判断, 专家讨论、利用风险矩阵分析方法, 提出集训演习中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评估调查模型, 不断健全我国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评价的研究。 (3) 个人层面的评价工具:目前, 我国个人层面的评估工具开发的应急评价工具很少。吕筠等对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州和地区流行病学专业人员委员会发布的《政府公共卫生机构中流行病学专业人员应具备的应用流行病学能力》进行汉化,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提出我国流行病学专业人员核心能力草案。该草案主要利用8个方面对卫生行政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中从事公共卫生方面工作的人员进行评估。 (4) 系统和机构层面相结合评价问卷:2012年卫计委发布了我国的《卫生应急能力评估调查问卷》。目前, 该问卷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虽经实践发现仍有一些不足:如内容涵盖不全, 评价指标不够详细, 评分标准太过笼统, 出现地区不适用等情况, 但是对于我国的卫生应急能力水平的评价迈出了一大步, 经过不断探索和完善, 对指导我国卫生应急能力建设的发展提供巨大帮助。

卫生评估 第6篇

关键词：卫生装备,效能评估,模糊模式识别,模糊综合评估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救灾、反恐、处突、维和、维稳等多样化军事行动日益增多、渐趋复杂。特别是汶川抗震救灾行动,是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指挥困难、环境险恶、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执行的一项特殊的多样化任务,是对应急医疗救援体系的一次实战检验,对完成其他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任务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要想建立科学的应急医疗救援体系,卫生装备建设也要满足一定要求。由于固定医疗机构在卫勤保障中采用的卫生装备与平时的装备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仅对用于前沿地带伤病员急救和紧急救治、伤病员后送和后送途中的救治、作为固定医疗机构补充的机动医疗单元加以探讨。

1 卫生装备效能评估方法研究

效能评估方法有很多种,按评估的主客观程度可分为主观评估法、客观评估法和综合评估法。其中,主观评估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SEA法、专家调查法和直接给出法等;客观评估法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理想点法等;综合评估主要包括ADC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灰色评估法以及神经网络评估法等[1,2]。上述的评估方法各有其优缺点。

从目前收集文献看,ADC法和层次分析法已分别用于评估卫生装备的综合保障效能[3,4],但都存在着评估主观性较强,评价指标不能完全反映卫生装备实际效能等不足。同时,虽然卫生装备的各项战技指标是确定值,但对其效能的分析,缺乏全面准确的认识[5,6]。卫生装备的各项指标与卫生装备效能之间存在的模糊关系恰恰是模糊综合评估法所解决的问题。模糊评估法是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从多个因素对被评判事物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判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充分考虑因素的模糊性特点,以及在评估中人为因素造成的主观性,不但采用定性评估,而且进行定量评估,突出各自的优点,弥补各自的不足,使评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7,8]。

对卫生装备效能的模糊评估,实际上是通过对卫生装备各项评估指标的模糊识别,判断其属于某项评估等级的隶属度。单纯使用模糊综合评估的加权和方法过于简单,不足以反映模糊评估中识别的过程。因此,本文采用基于模糊模式识别的模糊综合评估方法,评估卫生装备的效能。

2 卫生装备效能评估研究

2.1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卫生装备的效能评估涉及到许多学科,技术复杂,系统性、综合性强。在建立评估指标体系时,除要遵循科学性、可靠性、统一性和联系性等一般指标分析的原则除外,还需要体现卫生装备自身的特点:(1)适合各类装备度量评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通用性;(2)指标之间应尽量避免交叉,即指标之间要尽量保持独立;(3)指标的概念要明确、直观,便于实际使用和度量,具有可操作性。本文依据影响卫生装备保障效能的因素,构建卫生装备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2.2 效能评估指标权重确定

卫生装备评估中不确定属性较多,通常采用的定性方法较个人决定有很大的进步,在权重确定上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随着装备的发展其种类越来越多,各指标包含的信息量的差别越来越大,在权重中应将装备的客观信息考虑进去。而且各指标之间必然要有相互影响,在权重中也要体现这一点。本文采用德尔菲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

2.3 基于模糊模式识别的模糊综合评估方法研究

2.3.1 确定模糊集

依据建立的卫生装备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可确定评估因素集:

对卫生装备效能进行评价,评价等级分为四级:H={h1(好),h2(较好),h3 (一般),h4(较差)}

2.3.2 指标相对隶属度(隶属函数)公式[9]

已知对卫生装备进行识别的指标参数向量

式中,xi评估装备第i个指标。i=1,2,…m。

依据评估集H,对指标参数向量进行识别,则有指标标准值矩阵:

式中,yi级别h指标i标准值,h=1,2,…c;i=1,2,…m。

应用相对隶属度、相对隶属函数的定义建立对卫生装备进行识别的参考连续统或参照系。首先确定参考连续统上关于装备的极点,然后在参考连续统上定义对装备识别的指标相对隶属函数。

通常指标分递减型与递增型两类:从1级到c级指标参数值减小;从1级到c级指标参数值增加。

递减型指标对装备相对隶属度(隶属函数)为:

式中,ri为i值指标对装备的相对隶属度;yi1、yic指标i的1级、c级标准值。

h级指标标准值对卫生装备的相对隶属度(隶属函数)为:

式中,Sih级别h指标i标准值对装备的相对隶属度;yih级别h指标i的标准值。

递增型指标对装备相对隶属度(隶属函数)为:

h级指标标准值对卫生装备的相对隶属度(隶属函数)为:

2.3.3 模糊模式识别模型[9]

用式(3)、(5)把指标参数向量(1)变换为对卫生装备指标的相对隶属度向量:

用式(4)、(6)把指标标准值矩阵(2)变换为对卫生装备的指标标准值的相对隶属度矩阵:

将卫生装备的m个指标相对隶属度rir2…rm分别与矩阵S的第1,第2,…,第m行的行向量:S11 S12…S1c,S21 S22…S2c,…,Sm1 Sm2…Smc,逐一进行比较,可得卫生装备的级别上限值amax和级别下限值amin。

设卫生装备对各个级别的相对隶属度向量为:

式中,uh卫生装备对级别h的相对隶属度,h=1,2,…c。

可根据模型式(10)求解。该模型称为模糊识别模型。其中,当dk=0时,即时,uk=1为一特例,它相当于ri=Sk,i=1,2,…m。根据物理概念分析,此时卫生装备百分之百的归属与级别h。

2.3.4 基于模糊模式识别的两层次综合评判

将模糊识别模型与传统的模糊综合评判结合起来,把卫生装备效能划分为两级不同的单元,即基本单元和综合单元,对其进行两级评判。第一级对基本单元由若干个基本指标作为单元的输入,用模糊模式识别模型进行评估;第二级对综合单元由若干基本单元的输出作为输入,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进行评估。

设卫生装备效能中有t个并列的基本单元,根据规定的c级标准值,可得各基本单元对各个级别的相对隶属度向量:u=[u1 u2…uc],其中u表示考虑各级标准后对某基本单元的评估结果或输出。记第l个基本单元的输出为lu=[lu1lu2…luc],令luk=vh,l=1,2,…t;h=1,2,…c,这些基本单元的输出构成综合单元的输入,则该综合单元的输入为t×c阶的模糊矩阵Vt×c=(vh)。设t个基本单元的权向量为ωi=[ω1ω2…ωt],,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该综合单元的输出或对各个级别的相对隶属度向量为

式中,“O”为复合算子,可采用多种形式,本文选用线性加权算子M(●,⊕)。

2.3.5 综合评估结果的判别方法

根据综合单元的输出B (即卫生装备对各个级别的相对隶属度向量)对评估等级进行识别,通常采用最大隶属度原则。

但是,当相对隶属度向量B中的隶属于某一等级的最大隶属度大于0.5时,可用最大隶属度原则进行评判;当B中的隶属于某一等级的最大隶属度小于等于0.5时,最大隶属度原则不适用。同时,最大隶属度原则只选取隶属度向量中的最大值,没有充分利用全部信息,显然是一种缺陷[10]。

因此,论文使用相对状态值H来评判评估结果

可以综合利用级别变量h的全部相对隶属度信息,使评估结果更为全面与客观。

3 卫生装备效能评估实例分析

卫生技术车辆具有野战条件下实施医疗救治和随行保障能力,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和工作可靠性,即可独立使用,又可组配成不同规模的机动医疗系统[11]。

野战手术车在这次抗震救灾医学救援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选取野战手术车进行卫生装备效能的实例评估分析。通过资料的收集,对野战手术车的技术参数进行整理,依据建立的评估指标体系,确定评估指标及各级别隶属度函数。见附表。

野战手术车10个基本单元实际指标的相对隶属度向量(见图1)。

依据野战手术车各指标的权重,分别对10个基本单元(见图2)应用模糊识别模型(10),求得10个基本单元关于4个标准级别的相对隶属度向量

从而得V

已知野战手术车10个基本单元的权重向量为:wl=[0.15 0.1 0.05 0.12 0.05 0.05 0.05 0.06 0.12 0.25]

按模糊综合评判模型(11),采用线性加权算子,则

野战手术车效能状态值H=2.18,非常等级二级,卫勤保障评判结果为一般,与实际基于专家经验的实用鉴定法评估结果一致,符合装备实际水平。评估方法具有一定准确性和可行性。

4 总结

选取野战手术车进行实例验证,评估结果与装备实际效能相符。基于模糊模式识别的综合评估方法适用于卫生装备卫勤保障效能的评估,对卫生装备能力的提高有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牛作成等.军事装备效能评估方法探究[J],电光与控制,2006,13(5) :98～101

[2] 张剑.军事装备系统的效能分析、优化与仿真[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

[3] 张志毅.野战卫生装备效能评估模型研究[D],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2004

[4] 郭立军.卫生装备效能评估系统[D],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2002

[5] 张志毅等.军用装备效能评估综述[J],医疗卫生装备,2004,(5) :28～30

[6] 侯俊胜等.测井多参数模糊综合评判和灰色综合评判的对比分析[J],测井技术,2000,24(1) :32～35

[7] 李坤等.基于模糊贴近度的武器装备效能评估[J],电光与控制,2008,15(4) :24～26

[8] 陈廷明等.模糊综合评判法在装备选购中的应用[J],舰船科学技术,2004,26(5) :16～18

[9] 陈守煜.工程模糊集理论与应用[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

[10] 杨纶标,高英仪.模糊数学原理及应用(第三版)[M],广州:华南理工出版社,2001

我国卫生技术评估文献的计量学分析 第7篇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卫生技术评估,医学技术评估

技术评估在20世纪60年代, 首先兴起于美国,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技术评估概念, 于90年代起在国内推动和开展卫生技术评估工作。近几年国内研究人员对卫生技术评估工作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由于该技术是医学科学决策的重要技术, 尚未广泛普及, 因此有必要对此做文献计量学分析, 并为今后的研究、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来源和统计方法

本文分析的文献全部来源于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 该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其知识来源于国内公开出版的6100种核心期刊与专业期刊的全文。笔者统计所选文献发表时间限定为1997-2007年 (由于受文献发表时间差的影响, 年度分布中2007年统计数据不全面) , 以"卫生技术"和"评估"作为关键词, 运用逻辑匹配运算式"AND"进行精确检索。而使用关键词"医学技术评估"和"卫生技术评估"所检索到的文献仅作为本统计的参考、补充, 经筛选、重整理得到93位著者在37种期刊发表的卫生技术评估研究有效论文119篇。

2 数据结果分析

表1提供的数据表明:1997-1999年间是卫生技术评估研究的前期, 这一阶段研究文献极少, 发文量4篇, 仅占总发文量的3.36%。这一时期的研究奠定了卫生技术评估的基础。从2000年开始, 文献数量呈增长趋势。仅2001年发文量上升为26篇, 占总发文量的21.84%, 是2001年以前的3倍, 表明这一时期卫生技术评估的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壮大阶段。但在随后的几年内, 发文量相对逐年减少, 尤其是2005年出现了低谷, 年总发文量5篇, 占总发文量的4.20%。随后的两年2006-2007又呈上升趋势, 发文量24篇, 占总发文量的20.16%。进一步说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卫生技术评估在临床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近10年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新领域、新理念, 人们对其认知过程是缓慢、迂回的。

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文献发表量的不稳定性跟统计者所选关键词、主题词、检索技巧不无关系。这是文献计量学分析的一大弊端, 也是本文样本搜集的一个局限。

注:发表该领域文献1篇的著者有76位。

发文量是衡量研究者在某一领域研究成果的指标之一, 也是有效传播其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衡量某位学者对某个领域所作出的贡献, 一般是通过其发文量、期刊被引次数、影响因子等重要的评价指标。由于卫生技术评估研究是个新兴领域, 发展时间短, 故其文献被引次数不容乐观, 故此次统计只能从作者发文量入手。

从表2得知, 发文量在3篇之上的研究者有:李幼平、祁国明、樊宏、蒋涛、何俐、李静、李大平、汪苏华, 总发文量33篇, 占论文总数的27.73%。其中李幼平教授发文量最多, 为14篇, 其次为祁国明。故可推测, 两位前辈为该领域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较大, 他们是卫生技术评估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值得欣慰的是, 从数据库检索统计获悉, 张鸣明、樊宏、刘鸣、何俐、李静、汪苏华等都属高产作者。其中, 汪苏华学者在1997年就撰文医学技术评估, 是最早见文的作者之一, 其《卫生技术评估的特点》发表在《中国卫生事业杂志》上。他们是该领域的活跃的研究带头人, 是该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

网络检索获悉:1989年浙江大学黄擎明教授率先在国内开展具有代表性的定量及系统的技术项目"核发电技术评估", 其专著《技术评估》一书的出版, 标志着我国技术评估这一科学体系的形成。1992年11月在成都举行了全国第一次技术评估学术研讨会, 至此, 技术评估工作在国内才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1]。

理论上讲, 文献多产者一般是该学科领域中最活跃的研究者或指导者, 相对地论文质量也较高,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与发展方向。通过计量学来分析多产著者的研究动向, 有助于了解该学科领域的新进展。值得说明的一点:由于存在著者合作现象, 笔者在统计著者数上有一定的误差和偏颇。加之, 数据库收录相关文献时间滞后现象, 那么依据研究者的发文时间来判定研究者进行研究的的时间就显得很牵强。

笔者在阅读相关计量学文献得知, 利用数据库对某一领域的期刊进行计量学分析, 探讨期刊文献的分布和界定核心期刊, 国内不乏报道。

表三数据表明:卫生技术评估研究文献分布相对集中在循证医学、卫生政策管理领域方面, 载文78篇分布在13种期刊上。这13种期刊分布情况为:《中国循证医学》45篇、《中华医院管理》6篇、《中国卫生事业管理》5篇、《中国医院》5篇、《华西医学》4篇、《中国医院管理》4篇、《卫生软科学》4篇、《医学与哲学》3篇、《中华医学科研管理》3篇、《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3篇、《中国药物经济学》3篇、《医学信息学》3篇、《国外医学.卫生经济分册》3篇。其中发文量5篇以上的是前4种刊物, 而《中国循证医学》发文量45篇, 占总发文量的37.81%。提示国内已经至少有13种期刊开始重视卫生技术评估研究。这些期刊中, 有省级地方性杂志、更有权威性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和"中华"、"中国"杂志。这些刊物的共同点就是开辟了卫生技术评估专栏, 促进了卫生技术评估全面健康的发展。

3 我国卫生技术评估发展趋势分析

结合上述诸研究者对卫生技术评估的研究。结果证实:我国在该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3.1 卫生技术评估研究成果

我国HTA工作起步较晚, 但近几年来发展迅速。1994年在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成立了HTA中心, 并同时创办了《医学技术评估》这一内部刊物。随后相继成立了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技术评估研究中心和北京医科大学的医学伦理研究中心。这三个评估组织分别做卫生经济、生物技术和医学伦理学的评估。1997年在华西医科大学成立了中国循证医学中心, 由卫生部直接领导。现已建立起我国第一个临床试验数据库, 将成为卫生技术评估的宝贵信息资源。1999年该中心经国际Cochrane协作网批准成为该网的第15个合作中心, 是亚洲唯一的Cochrane中心。2001年又在成都开始筹建中国的HTA的中心[2]。

3.2 据本文计量学分析结果

从发表文献年代看:1997-1999年间是卫生技术评估研究的前期, 这一阶段研究文献极少, 但奠定了卫生技术评估的基础。2000-2001年文献每年呈数倍增长趋势, 相关文献发文量达31篇。表明作为一种方法学, 国内卫生技术评估的理念已经逐渐被医学领域的决策者, 管理者所熟知和认同, 人们对卫生技术评估研究日益关注和重视, 其研究领域逐步扩大。

从载文期刊分布可看出:仅2000-2007 (上半年) 年间就有33种期刊登载卫生技术评估相关文献, 共计115篇。其中中华医学系列杂志10篇;中国医学系列杂志78篇;医学院校学报4篇 (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3篇) ;实用医学类杂志1篇;国外医学系列分册3篇;省市医药7篇;图书情报信息类杂志8篇;循证医学类杂志46篇 (包括中国循证医学杂志45篇) ;其他10种。载文量在2篇以上的期刊共计17种, 其中: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45篇) 发表论文数量位居第一, 该刊是国家教育部主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承办的学术刊物。《中华医院管理》 (6篇) 发表论文数量位居第二, 居第三《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5篇) 、《中国医院》 (5篇) 。本文载文期刊中带有"中华""中国"字样的属权威性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老字号"期刊。这些期刊是全国科研管理工作者支持并参与医学科研管理的各级卫生行政领导、医药卫生事业、有关专家、科学管理理论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 是卫生技术评估研究的主要来源期刊, 是医学卫生管理领域的核心期刊, 是获取卫生技术评估信息的重要来源。

从著者的角度看, 此学科虽然发展时间不长, 但还是涌现了一批核心作者。有93位从事循证医学、卫生管理、医学领域的学者、研究者对卫生技术评估开始关注并着手研究。正是诸专家不苟的研究激发了该研究领域的诞生, 奠定了该领域的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1]樊宏.刘越泽.国内外卫生技术评估研究现状及应用《.国外医学.卫生经济学》, 2007, 24 (2) :73.

卫生评估 第8篇

1 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调研的方法。通过系统检索Pubmed、EMbase、维普、CNKI等中英文数据库,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卫生部网站,共筛选出60余篇相关文献,内容涉及绩效评估理论与模型、国内外儿童卫生监测与评估的研究与实践等。

2 卫生绩效评估相关理论模型

2.1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系统绩效评估模型

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题为“卫生系统改善工作增进绩效”报告,提出了分析不同国家卫生系统绩效的框架。这一框架包括3个主要目标[4]:①改善人群健康(健康结果),不仅是指降低疾病负担,还包括改善人群分布情况,减少健康状况分布的不公平性;②满足人们除改善健康之外的普遍合理的期望(反应性),包括尊重个人的尊严、个人和家庭对自己健康和治疗的自主权和隐私权,以及卫生服务利用者的反应能力,如服务满意度、是否及时注意患者要求、卫生机构的基本设施和环境等;③为疾病费用负担提供公平的筹资保障(公平性),每个家庭应该公正地支付卫生费用,保护一个人不因卫生保健费用而带来经济收入上的风险。该绩效评估框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评价卫生系统的主要目标,为比较不同国家的卫生系统效能奠定了基础。

2.2 Donabedian卫生服务质量评估框架

1966年,Donabedian描述了从结构、过程和结果3个方面评价卫生服务质量[5]。该框架将医疗卫生服务看成是一个由结构、过程和结果构成的系统,其中结构反应了卫生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主要包括卫生服务提供者的技术配备、资源分布结构和组织结构等;过程指卫生服务的活动顺序和协调水平,包括服务提供者如何提供服务和消费者怎样获得服务两大方面,是供需双方交互作用的过程;结果是指人群健康状况因卫生服务而出现的净变化。三者的关系是,结构要素使过程要素成为可能,过程要素促使产生短期结果(即中间结果),最终促使产生健康结果。

2.3 加拿大初级卫生保健绩效评估逻辑模型

加拿大政府部门常采用卫生系统绩效评估的概念框架反映卫生资源的效果,即人群健康状况的改善。这一概念框架包括卫生投入、各项活动、卫生产出和健康结局4个方面。基于该框架,加拿大财政委员会建立了初级卫生保健绩效评估的逻辑模型,从投入(资源)、活动、产出、短期(直接)结果、中间(间接)结果和最终结果6个方面进行评估。其中,投入(资源)、活动和产出反映了初级卫生保健的效率,可通过内部控制和管理加以调节;直接结果、中间(间接)结果和最终结果反映了初级卫生保健的成效或效果,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该逻辑模型认为,最终的结果是卫生系统内部很难控制的,其他相关部门或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因此将影响健康的外部因素纳入评估框架。

3 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儿童卫生绩效评估相关研究和实践

3.1 国际组织

通过系统的文献检索尚未发现国际组织开展的专门针对儿童卫生绩效的评估活动和研究。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实施的儿童与青少年卫生工作评价、妇幼卫生工作评价,以及联合国儿基会开发的世界儿童状况监测指标体系均为评价儿童卫生绩效提供了参考。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儿童、青少年健康与发展进展报告》中总结了33个国家关于儿童和青少年卫生工作的评价指标,并将儿童卫生评价指标归纳为投入、产出、儿童保健质量、结果和健康状况5个方面[6]。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修改了上述指标,形成了妇幼卫生工作全球监测与评价指标框架。该框架包括不断递进的4个阶段,即投入-产出-结果-健康状况。其中,投入部分主要包括政策与政治、人力资源、费用与筹资、后勤/供给等指标,重点是关键的妇幼保健政策;产出部分包括服务提供、服务质量、服务获得及给家庭提供信息等指标,重点是提高服务质量;结果主要是“覆盖率”指标,涉及熟练卫生人员护理、新生儿护理、母乳喂养和辅食添加、微量元素补充、免疫规划、儿童疾病综合管理等,重点是加大干预措施覆盖率;健康状况重点关注高死亡率的地区和人群、某些特定原因所致死亡以及针对这些死因的特定干预措施。该框架的目的是为了评估各国妇幼卫生工作的进展情况,因此它非常关注过程指标,特别是提供了哪些服务、服务质量和覆盖率如何。

联合国儿基会通过其开发的世界儿童状况统计与监测指标体系,监测195个国家或地区的儿童发展状况,并通过每年发布的《世界儿童状况》全面总结和评价各国儿童状况,以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7]。该指标体系涉及儿童生存与发展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基本状况、营养、卫生、艾滋病、教育、人口、经济、妇女、儿童保护等9大类的141个指标[8]。

3.2 美国

美国对儿童卫生绩效的评估活动通常以妇幼卫生的形式开展。目前在国家层面主要有两种评估工具,即Title V项目妇幼卫生经费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简称为Title V“24”)和Title V项目能力评估指标体系(Capacity Assessment for State Title V,CAST-5)。二者均是对特定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估,采用同一个概念框架,即能力-过程-结果。其中能力是指人力、信息、机构、经费、管理等投入指标,过程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产出指标;结果包括项目绩效、满意度和健康结局指标[9]。不同的是,Title V“24”比较关注妇幼卫生经费的产出和结果,CAST-5更加关注妇幼卫生服务能力和过程。

Title V“24”指标体系是由美国妇幼卫生局与国家Title V项目组于1998年共同开发的,包括18个评价妇幼卫生经费绩效的考核指标,如新生儿疾病筛查率、母乳喂养率、儿童医疗保险覆盖率等;6个妇幼卫生工作结果指标,如婴儿死亡率、1-14岁儿童死亡率等。CAST-5指标体系是在Title V“24”基础上开发的,以弥补Title V“24”指标体系对能力关注的不足。CAST-5用于对Title V项目能力和实施过程进行评价,包括过程指标、能力需求分析两部分,其中过程指标反映了10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绩效,对于每项服务又有3-9个指标来评估[10]。

3.3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曾于2001年制定了国家卫生绩效考核框架,但因儿童卫生具有特殊性,所以并不完全适用。2004年,澳大利亚卫生部经过一系列的专家讨论、修改后,制定了针对儿童发展的评估框架,共包括27个国家核心指标和44项策略,全面覆盖了儿童健康、发育和福利领域,其中2/3的指标重点关注儿童卫生。在此基础上,2008年卫生部进一步完善了指标体系,新的指标体系主要分为儿童健康状况、促进儿童健康的措施、影响儿童的不利因素(不良生活行为)、儿童学习与生长发育、儿童家庭和社区环境、儿童安全和体系活动等7个方面的39个具体指标[11]。由上述指标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以儿童健康结局为出发点,将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纳入评估框架。这些因素不仅包括儿童保健服务等卫生系统内部因素,还包括来自于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等卫生系统外部因素。

4 国外相关理论模型与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4.1 绩效评估涉及行为与结果

目前学界对于绩效的概念尚缺乏统一意见,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绩效不仅包括行为的结果,还包括行为本身。国外的理论及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理论方面,本研究所介绍的3种模型除关注结果要素以外,还将反应性、过程、投入、活动等行为要素纳入其中。在实践方面,除了死亡率等结果指标外,还包括卫生投入、服务提供等行为指标。这就提示我们,在构建儿童卫生绩效评估框架时,不仅要重视儿童卫生的结果——儿童健康状况,还要关注影响儿童卫生结果的行为活动。

4.2 评估框架多以结构-过程-结果为基础

尽管不同国际组织或国家的评估目的不同,但其评估框架多以Donabedian提出的结构-过程-结果为基础。以加拿大为例,其初级卫生保健绩效评估逻辑模型包括投入、活动、产出、短期结果、中间结果和最终结果6个方面,其中“投入”对应“结构”,“活动”和“产出”对应“过程”,“结果”则进一步细化为短期、中间和最终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的评估框架也存在类似情况。此外,也有研究指出,结构-过程-结果框架相对于其他卫生服务评价理论而言,具有可操作的优点。

4.3 注重影响健康的卫生系统外部因素

在卫生领域,绩效的结果指标主要体现在健康状况的改善,而影响健康的因素不仅仅局限于卫生系统,通常涉及遗传、环境、生活方式与行为以及卫生服务等多个方面。因此,国外非常注重影响健康的卫生系统外部因素。例如,澳大利亚儿童发展评估指标体系除了卫生指标外,还包括影响儿童的不利因素、家庭和社区环境、教育等内容;加拿大初级卫生保健绩效评估逻辑模型更是明确提出影响绩效的卫生系统外部因素。对于我国而言,儿童卫生的绩效水平也不仅是卫生系统能决定的,同样会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必然涉及财政、环境、教育等相关部门的工作。因此,儿童卫生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应围绕儿童健康,纳入卫生系统以外的,反映相关行政部门、学校、家庭行为的指标。

5 本研究提出的儿童卫生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框架

近些年来,随着绩效评估理论、技术和方法在我国的逐步推广和应用,妇幼卫生领域的绩效问题逐渐成为决策者关注的重点。通过系统的文献检索发现,目前我国尚未开展专门针对儿童卫生的绩效评估研究或实践。本研究根据文献调研的结果,同时结合我国儿童卫生工作的现状,初步提出了儿童卫生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框架。

5.1 总体思路

改善儿童卫生绩效、提升儿童健康水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社会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通过对绩效评估相关理论和模型、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的文献回顾,同时结合专家意见,本研究在构建儿童卫生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框架时,需要以儿童健康为中心,以系统理念为基础,以社会宏观环境为背景,从影响儿童卫生和健康发展的社会各个方面与重要环节着手,客观、全面地反映儿童卫生绩效。儿童卫生绩效的影响因素不仅局限于卫生系统内部,除了卫生指标外,还应纳入相关部门的关键指标。

5.2 基本框架

本研究建立了儿童卫生投入-产出-结果的框架结构。儿童卫生投入、产出与结果具有较强的逻辑关联性。首先投入要素是产出要素的前提,没有充足的儿童卫生投入,不可能提供儿童保健服务、实施干预措施,更谈不上服务覆盖率;第二,产出要素是投入要素的中间结果,也是结果要素的基础,没有系统、优质、公平可及的保健服务,不可能改善儿童健康结果;第三,结果要素为制定投入政策、改善投入水平和结构提供依据。因此,儿童卫生绩效评估是投入、产出和结果要素不断递进的、循环的过程(见图1)。

5.2.1 儿童卫生投入

儿童卫生投入是指卫生、财政、医保、环保、教育等多个部门在儿童卫生领域的软件与硬件投入,主要分为政策制定与落实、资源配置两个方面。其中,政策制定与落实包括妇幼卫生经费投入、儿童医疗保障、儿童卫生多部门协作、疾病防控等内容;儿童卫生资源配置包括儿童卫生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基本设施设备等配置情况。

5.2.2 儿童卫生产出

儿童卫生产出是基于投入而开展的各项活动,涉及医疗保健机构、行政管理部门和需方的5个方面活动,具体包括:医疗保健机构开展的儿童系统管理、儿童保健服务提供、疾病筛查与干预;卫生行政部门对儿童卫生服务实施监管;需方对儿童保健知识的知晓情况和对儿童卫生服务的满意程度。

5.2.3 儿童卫生结果

儿童卫生结果是儿童卫生投入和产出的最终结果——儿童健康状况,具体包括儿童生存状况、营养水平及患病情况。对儿童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将为改善儿童卫生投入提供决策依据。

6 小 结

任何指标体系都需要具备一个恰当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合理分配评估内容、科学选择评估指标。本研究采用文献调研的方法,综合借鉴不同理论模型和研究实践,尝试构建适于我国的儿童卫生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目的是为进一步开展评估工作和研究奠定基础。但是,由于绩效评估在妇幼卫生领域应用的时间较短,儿童卫生方面更是缺少相关实践,本研究提出的指标体系框架是否科学、可行和合理还需要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并进行现场验证。

参考文献

[1]朱春奎.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2]蔡志明,陈春涛,王光明,等.绩效、绩效评估与绩效管理--基于对建立医院绩效评价体系有借鉴作用的述评[J].中国医院,2005,9(3):67-72.

[3]王芳,王云霞,卢祖洵,等.平衡计分卡与妇幼保健机构绩效评价和绩效管理[J].中国妇幼保健,2008,23(19):2631-2634.

[4]WHO.The Health Systems:Improving Performance[R].2000.

[5]龚幼龙.卫生服务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55.

[6]WHO.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progress report 2009:highlights[R].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0:29.

[7]Introduction to UNICEF's work on statistics and monitoring.http://www.unicef.org/statistics/index24287.html.

[8]UNICEF.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2011:Adolescence An Age of Opportunity[R].New York: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2011:81-137.

[9]Arden Handler,Holly Grason,Marjory Ruderman,et al.Assessing ca-pacity and measuring performance i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J].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journal,2002,6(2):115-126.

[10]Capacity Assessment for State Title V(CAST-5).http://www.am-chp.org/programsandtopics/CAST-5/Pages/default.aspx.

卫生评估 第9篇

1 卫生装备技术配置评估在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位置及意义

1.1 卫生技术及卫生装备技术

卫生技术的诠释源自美国技术评估局(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OT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1978年,OTA把卫生技术定义为“用于医疗保健的药物、仪器设备、内外科程序及相关的组织管理系统和支持系统”[4];1998年,WHO进一步归纳为“用于医疗保健的药物、仪器设备、内外科程序及其相关知识和组织管理系统、支持系统”[5]。两者共性的要素是阐明了卫生技术涵盖有硬件和软件,作用性质分为直接技术和间接技术,WHO更强调了“相关知识”这一要素与硬软件技术的连动作用。卫生部《医学技术装备管理概论》起用“医学装备”一词以对应国际较统一的英文表达medical devices,替代了习惯上所用的“医疗器械”,是指用于卫生领域并具有显著专业特征的物资和装置的统称,主要包括有医疗器械、仪器、设备、实验装置、器具、材料等物资[6]。而依据卫生技术的定义,其中的“仪器设备”作为装备技术是卫生技术的重要组分之一,具有两个属性,一是静态属性-物质,二是动态属性-技术,在卫生事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仪器设备”是以某种技术形式体现的[7]。因此,作者认为卫生装备技术(healthcare device-technology)更为适宜。

1.2 卫生装备技术配置评估及其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中的意义

卫生装备技术与卫生事业发展间有着明确的正向、负向相互作用特征,从整体上推动了卫生进步,也促进了新医学学科形成、医学模式改革和流程转变[8],但随着对卫生需求的日益增加,加之技术市场的驱动诱导作用,带之而来的是配置和应用不当酿成的资源浪费所产生的负面效应[9,10]。一些国家政府部门在分析引起卫生费用上涨的若干因素中均把卫生装备技术配置不当和昂贵装备技术滥用放在第一条,WHO告诫发展中国家更应值得注意[11]。因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国际化课题。

我国政府强调卫生装备技术工作的总体方针是“合理配置及其有效利用”。加强医疗卫生四大体系的建设,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涉及到诸多环节,不乏与卫生装备技术相关。这就要求卫生装备技术管理要配套于中国的卫生改革,其中要重点解决的仍然是“配置和利用”问题。合理配置是有效利用的前提,卫生装备技术配置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和供应过程,应当遵循科学的评估模式、运作体系及制订相应的政策加以规范。因此,需要进行卫生装备技术配置评估(healthcare devices deployment assessment,HDDA),密切结合我国卫生改革实际进行配置评估理论、优化配置模式及方法学的研究。

卫生装备技术配置评估是以卫生单位、卫生项目的技术定位为基础,以其卫生技术流程和相应卫生装备技术的指标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模式对卫生装备技术需求和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评估,以寻求适宜的装备技术配置方案。因此,并不是单纯地派生于卫生技术评估(healthcare technology assessment,HTA)。而“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将成为指导卫生装备技术是否达到优化配置的工作准则。

2 卫生装备技术配置评估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国内外对卫生装备技术配置评估的研究进展较快,主要集中在配置效率、利用效率的调研和配置评估的模式与方法学的探索等方面。

2.1 卫生装备技术配置效率

国外研究趋势主要倾向于针对某些高新技术的研究为配置卫生装备技术提供循证,较集中在大型卫生装备技术的配置效率研究上,研究结果提示大型卫生装备技术配置增多、分布不均酿成医疗卫生费用逐年上涨[12]。产生的政策影响是许多国家对大型卫生装备技术的配置总量做出宏观调控,实施严格审批。意大利对大型卫生装备技术实行的是按人口比例的控制机制;法国建立了非常严格的规划和调控体制,对大型卫生装备技术实行的是配置上限制度,且基本达到了控制装备过度增长的目的;加拿大也实行了严格的购置审批制度,对大型卫生装备技术的购置必须取得省级或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批准的依据是居民的需求及相关因素;美国医疗保险部门还以控制高新装备技术报销费用等方式进行间接限制,如当PET进入市场初期仅批准报销肺部检查费用[13,14,15]。

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陆续有对特定卫生区域和大型卫生装备技术配置效率的调研报道,结果提示我国卫生装备技术配置呈极化现象。一是配置不均衡、公平性差,这主要表现在过多地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带和中心大城市,据统计全国CT 87%集中在大中城市、13%分布在县城医院,我国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的人口数占全国人口的60%,而CT拥有量仅占全国总数的29%,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则以40%的人口分享了CT总量的71%[16]。二是忽视基本卫生装备技术配置,以致某些基层卫生部门难以开展基本的卫生服务。张玉坤等认为乡镇卫生院的基本卫生装备已有所改善,但从总体上看仍存在短缺和不配套的现象,据1991年初对22所乡镇卫生院调查统计,有18所乡镇卫生院放射科不能开展胃肠造影与静脉胆囊造影;27.3%不能开展普通摄片,90%以上乡镇卫生院病床单元设施配备不齐或严重不足[17],可见,乡镇卫生院现有装备技术尚难支持完成与其功能定位相符的医疗任务、不能完全适应广大农民医疗卫生的基本需求。

在配置布局的合理性评估上,雷海潮提出绘制劳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和计算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方法,以提高居民对大型卫生装备技术的地理可及性,改善公平性[16]。张鹭鹭等建立了按病种的医疗需求强度(medical demand intensity,MDI)指数法,从垂直强度与水平强度两个方向对MDI进行“立体”测量,提出了按MDI等级配置卫生资源的政策性建议[18]。这些研究为我国宏观制订配置标准、微观考核效率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国逐步加强了对大型卫生装备技术的配置规划管理,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实施阶梯配置、研究制定装备标准[19];对规范我国大型卫生装备技术的布局,指导各地区及基层卫生部门的装备技术配置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2 卫生装备技术利用效率

卫生装备技术利用效率是检验技术有效利用状况的评价指标,同时也可为配置评估是否合理反馈信息。某些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已配置的大型卫生装备技术的利用效率尽管在个别地区、个别医院、个别装备品目有较高的利用效率,但总体上低下,处于“吃不饱”状态。如对西安地区CT和MRI利用效率的调查分析表明,开机率均普遍低下,CT平均为39.2%,MRI平均为46.8%;山东省CT利用率仅为42.4%;而上海、成都CT使用率分别为96.0%和92.5%[20]。个别地区和医院的利用效率虽然较高,但存在盲目滥用、有效性差、阳性率低,故有报道认为有些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对某些大型装备技术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致使高科技设备变成了纯体检性质的检查[21]。引发的思考是要从源头上解决卫生装备技术利用效率低下问题,还是应先解决好优化配置评估。

为提高卫生装备技术的利用效率,国外研究组织已开始配置标准的研究,并通过与HTA相结合提升装备技术的使用效益。对放射线类装备技术,荷兰法律中引用了欧洲普遍使用标准,政府还为有关卫生装备技术品目设立标准,并限制个体使用及购买,而荷兰实用科学研究组织更着眼于研究卫生装备技术的合理使用及其安全性等问题[22]。法国通过制定控制技术的直接与间接政策,控制一些大型装备技术,如CT、开心手术与放射疗法,以改善大型装备技术的分配效率与使用效率[23]。美国注重把HTA渗透在装备技术的配置评估环节,部分公立和私立评估机构也涉入此项工作,美国医院也是HTA的参与者[24]。

2.3 卫生装备技术的配置评估模式与方法

2.3.1 论证与问卷调查早期采用的卫生装备技术配置评估方

法主要是论证评估[25,26,27,28,29],后期发展为问卷调查或两者结合的方法。杨辉等采用Delphi法对北京市29所县、区级医院万元以上的大型医疗仪器设备的购置、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30],王芳等利用调查问卷对武汉市7个中心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备配置情况进行普查并进行了公平性分析[31],这些调查结果为卫生行政部门制订合理的卫生装备技术配置标准提供了决策依据。

2.3.2 综合配置评估模型在探讨卫生装备技术配置方法的过

程中,各国都在积极开发和利用综合评价方法以得出适合本国的量化配置模型,使得配置评估的结论可为政府制订政策提供更直观、更定量化的信息。英国约克大学卫生经济研究中心认为,对缺乏卫生保健可及性、健康状况较差和流动性大的人群在进行区域卫生资源分配时应给予更多的关注。该中心在研究资源配置的公式上不断考虑和调整了许多测算要素,提出了卫生服务利用、供给和卫生保健需要三者相互作用的模型,后称之为York模式。其他国家也遇到类似问题,开展了相应的卫生改革,提出不同的卫生装备技术配置方法,如瑞典的“斯德哥尔模式”等[32,33]。我国学者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雷海潮等以CT为样本,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定量研究与装备配置量相关的社会经济、人口、地理、卫生方面的因素,建立配置规划量的预测模型[34]。张志锋等采用管理科学逻辑模型法(logic model)、统计学方法,运用基于关系数据库的“三库”结构构建医院卫生资源结构优化配置理论模型-数学模型-决策支持系统,并将此评估模式应用于某三级乙等军队医院,经实践检验该研究成果可针对不同规模医院生成个性化卫生资源配置方案[35]。索再萍等采用一种改进的多目标决策法作为卫生装备选型评估方法,建立了卫生装备选型指标体系和选型模型[36]。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VE)是一门已在企业管理等领域获得成功应用的评估技术,是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方法,应用在卫生装备技术的管理方面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石善冲等采用卫生装备技术功能指标及其成本指标建立了价值工程方案评估的网络层次分析法结构模型[37],使得配置结果更符合实际。2.3.3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配置评估模型近年研究提示“对医疗机构购置设备缺乏客观的评价依据,配置与管理不仅需要一个宏观的量化规划,也需要一个针对医疗机构的微观准入标准”[38]。因此,人们转向微观或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计量卫生经济学研究以寻求答案。WHO推出的基本卫生技术包(essential healthcare technology package,EHTP)是一种优化临床诊疗流程和卫生技术配置的管理工具,通过这种运作模式,对卫生技术实施优化干预,将有限的卫生技术投入到最具有成本效果的服务项目上,以促进和改善服务提供的绩效。黄葭燕等尝试将EHTP运用到单病种质量管理,提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新型病种管理模式,并选择了浙江省一家二级综合性教学医院作为样本医院进行研究[39]。崔泽实等认为卫生装备技术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实质上也可以认为是其技术功能的配置及其利用效果、效益的体现,并提出要重视卫生装备技术功能配置管理的观点,评估应用需求与装备技术功能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最佳的硬、软件技术功能配置方案[7]。

3 讨论与展望

综合文献评阅,国内外学者从宏观经济学入手对卫生装备技术配置评估模式的理论与方法学进行了较系列的研究,同时也开展了大型卫生装备技术诸如CT、MRI等配置评估实践。但目前尚未构建出较系统的卫生装备技术配置评估指标体系,而且现有研究多为后期评估,与政策制订、与卫生单位装备实际相脱节。根据我国卫生改革和四大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在卫生装备技术配置评估理论、宏观与微观结合的配置评估模型和方法学等方面还亟待进行深入研究。

摘要：本文在讨论卫生装备技术配置评估对我国卫生改革以及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中的现实意义的同时,系统综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和适合我国的配置评估方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