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力范文

政策执行力范文（精选12篇）

政策执行力 第1篇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力,政策效能

一、基本概念及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意义

公共政策是政府实现其对社会各领域事务的管理, 保证良好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工具, 公共政策执行则是把公共政策从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转化为现实效果的动态过程。在现实生活中, 随着政策问题和政策环境的日益复杂、多变, 公共政策执行的难度越来越大, 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日益突出, 严重影响到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不仅降低政策的效益、削弱政策的权威性、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甚至将可能造成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无序和混乱。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 研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失灵问题, 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与十分紧迫的, 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公共政策的含义及其系统构成

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 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方法、条例的总称, 其实质表现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公共政策系统是由公共政策、政策相关者和政策环境组成, 包括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内部各种相互关系的整体。

(二) 公共政策执行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府为有效的管理各项事务, 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和态势, 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策问题制定适合的解决方案, 而且经过公布在社会上之后, 就会进入该项政策的最终执行。它具体是指政府运用相关政策, 采取对外宣传、组织实施、监督等具体手段, 将公布的政策通过执行逐步得到具体的执行效果, 来实现政策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政府也通过其实现执行力的和政策效能的显著提高。

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公共政策的执行是实现该项政策目标的最基本的前提因素。例如:某项政府的决策若没有得到及时的转化, 并付诸于实施和执行, 该项公共政策的目标就很难达成。第二, 政策执行是检验政策正确是否的唯一标准。公共政策经过贯彻执行, 会推动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会体现出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不足和问题, 还可以根据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去及时修正和补充。使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更加明显执行效率更加高效。第三, 公共政策的执行会对政策执行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的执行人员和政策执行的相关部门如果不能正确的地把握该项政策的内容和目标, 不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 适应社会的环境, 则会产生政策执行失真, 预期目标难以实现。反之, 如果采取有效的方式, 对政策的要求完成良好, 政策所要达成的目标就会大幅度的提高。

(三) 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内涵

1.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政府履行行政职能的主要手段之一, 其目标实现程度的高低, 直接决定着各级政府的行政绩效水平。公共政策执行力作为管理领域的新概念, 它不仅决定着政策方案能否实现, 以及实现的程度和范围, 也是衡量政策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 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能力状况进行科学的考察和分析, 就显得十分必要。

2. 执行力

执行是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具体过程, 执行力就是指组织执行战略, 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 或者说是完成执行的能力和手段。也就是说, 在形成了决策, 制定了具体的计划之后, 达到目标的具体行为就是执行, 而确保执行完成的能力和手段就构成了执行力。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把执行力定义为:通过一套有效的系统、组织、文化或操作方法等把决策转化为结果的能力和手段。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 有了想法没有行动, 或者有了行动看不到预期的结果, 都是执行不力的表现。

3. 公共政策执行力

公共政策执行力就是指在不断变化的公共政策执行环境中, 政策执行主体依据一定的理论、原则和模式, 采取一定手段和方法, 能动的利用各种资源, 把公共政策转化为预期目标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能力,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在不同时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执行力具体包括:领会力、创新力、思考力、计划力、预测力、组织力、决断力、控制力、应变力、学习力、指挥力、沟通协调力、评估力、调整力、问责力等等。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理解, 它是各级政府部门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政令法规以及上级决策指令的能力, 是政府通过人员流程、决策流程和运行流程来保证工作目标实现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力贯穿于政府活动的整个过程。它不仅受到执行者自身素质的影响, 同时还受到政策本身、政策主体、政策资源, 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它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其考核、度量和提升都具有一定的难度。

二、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与政策效能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 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不相协调

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会处于不同地位和不同的分工, 相应的利益需求也会为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需求。这些利益需求经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碰撞会产生利益冲突。公共政策的执行应有效解决利益不相协调的问题, 处理利益冲突。

目前我国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央不断将权利下放至地方, 地方政府的权力得到增强, 这也有效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与财力的增强, 也使地方的利益需求进一步膨胀, 从而出现了地方与中央的不同。部分地方政府在施行政策时, 经常从自身利益出发, 甚至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在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往往会出现部分执行、选择执行等情况。由此可以看出,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是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力与政策效能得不到很好发挥的主要原因。

(二) 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

政策执行是在政府组织和领导体制的基础上, 通过配置分配权力和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行政行为。对政策执行进行的监督是防止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失控的有效方式, 其也是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组成。特别是在利益主体较多的前提下, 每个主体为满足自身所需, 都会想方设法影响该政策的执行, 这时加强政策执行的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所需监督的政策执行对象主要是相应的政策执行人, 所需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政策执行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速, 人们对权力制约、反腐防腐的认识已经逐步深入, 参与社会监督意识日益增强。但公众往往更注重于廉政监督, 而轻效能监督。对政策执行监督仍然是我国行政监督体制建设的一个薄弱方面。目前, 我国政府某项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重大失误, 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多半是突击检查、重点整顿的办法, 监督的方式局限于听汇报, 看材料, 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使政策执行失控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 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需要加强

政策需要由执行人员实施, 而执行人员的素质会对政策执行的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合格的政策执行人员应是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敢于负责的。他必须将政策的实质与当地的实际结合, 在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执行的前提下, 有创造性地执行政策。如若政策执行人员缺乏理解政策、把握政策和制定执行计划的能力, 就会导致政策执行的失真和失误。我国在政策执行中所出现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执行人员素质不高造成的。

三、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 有效提高政策效能的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升是国家政治的重要前提, 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而公共政策执行是政府有效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环节, 政策执行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在社会转型时期, 为防止公共政策执行失控, 有效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 提高政策效能可采取如下措施。

(一)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的执行环境

公共政策的执行环境虽然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 可以不断改善客观的环境为我所用, 使其朝着有利于公共政策执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 公共政策诉求在环境中产生, 而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又受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 公共政策反作用于环境, 使政策环境发生一定的改变。政策环境制约着决策者的行为, 限制共政策实施的规模和范围, 因此公共政策必须与环境相适应。同时, 也要求公共政策本身要有前瞻性, 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

(二) 完善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配置, 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整合

在加强中央对政策宏观调控的同时, 给予地方对具体政策的自主权, 确保中央政策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稳定性, 使其朝着公共目标方向有效执行。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强调政治体系的整体与统一。对体系内各层次、各要素进行利益整合可以实现政治体系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客观要求。鉴于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会使得政府政策执行不力, 那么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必须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整合。首先, 地方利益要服从中央利益, 应把全局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二是中央政府政策制定时要综合考虑地方的利益需求。由于我国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 各地利益会出现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必然会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得以反映。

(三) 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

公共政策合法化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为了使合法化的公共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另一方面为防止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权力滥用, 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发生, 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必须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和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首先, 必需确保监视机构的位置独立。监视人员的选拔、任用、分配等不受同级党委和政府管辖, 确保位置的独立。其次, 要强化政府的监督职能。我们要通过健全和完善监督机制, 从制度上加以保证, 为其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第三, 实现政策制定信息的公开, 加大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可以通过举行政策制度的听证会等方式让公众参与到公共政策的执行并实施监督。第四, 发动公众、媒体对政策执行加以群众监视。推行民主监视制度, 并将其落到实处, 用法律作为其有力的后台, 确保民众监视体制的有效运转和起到应有的作用。第五, 建立树立行政责任制, 对执行进程中出现严重问题导致政策失灵的官员要追究其责任。

(四) 提高公共政策质量, 完善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

公共政策的制定反映了国家意志, 只有体现民意, 反映民情、符合实际情况并且科学合理的政策才能被社会公众认可。因此, 良好的公共政策必须保证其法制化、科学化及民主化。

1. 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合法化

公共政策制定合法化就是利用法制手段规范、约束决策行为, 将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纳入法制化轨道, 使公共政策更加合理、公正, 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首先,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要规范经过论证, 公共政策只有经过了严密的论证征求意见, 才能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规范与可靠。其次, 政策的制定要保证其法定程序的合法性, 这种法定程序的获得可以通过立法机关通过, 或者经过得到立法机关明确授权的有关部门的认可。

2. 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科学化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化是公共政策具有合理性、明晰性的保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从问题的提出、目标确定、调查研究、方案评估、咨询论证至拍板确定, 都应按照科学决策的要求严格规范, 自始至终都要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必经程序, 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 以保证决策程序的完备化、决策论证的民主化、决策方法的现代化以及决策方案的优选化。

3. 加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开和民主

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必须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必须体现出人人平等的原则, 所以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公众的积极配合, 只有集中了公众的智慧, 才能很好的避免和解决决策失真的问题, 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力和政策效能。

(五) 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 提升群众对政策的认知程度

1. 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及其政策认知水平

公共政策的执行人员可以比作是是政策实施中的“舵手”, 政策执行者的素质直接决定了该项政策执行的方向和结果。所以, 我们要求政策的执行者提高其自身的能力和水平, 在执行政策时要规范其行为, 不被环境因素所影响导致政策执行力的降低, 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具体政策来说, 应提高政策执行者的政策认知水平。使政策执行者对执行的目的、内容及实施步骤有正确的了解、认知。当一项政策制定和公布后, 首先应组织好相关的政策执行者对政策深化学习, 使其真正了解政策的目的、价值及、顺应范围、实施条件以及与自身的利益关系, 已达到对政策的认知。其次, 努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执行主体的知识结构。执行人员的知识存量大, 有利于对政策的充沛看法, 不至于导致政策问题的片面性。

2.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完善政策传达机制

政策的传达离不开对政策信息的宣传, 加大对政策的宣传力度, 有利于执行人员及群众对政策的了解。充分了解政策的顺利执行与他们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首先, 树立完整的信息传达网络。传统的信息传达渠道是单一的、垂直的, 由各级政府之间传达, 难以满足群众对政策知情要求, 也无法顺应现代社会对政策进程高效要求。随着传达技术的开展, 电子邮件、电话会议等传达方式的出现, 促进政策信息传达开展的多元化。政府的微观政策可以经过媒体、电视、互联网等方式传达给群众, 提高政策的时效性的同时, 不仅实现了信息的保真度, 还可以及时失掉市民对政策及政府的反应信息。再次, 建立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互动机制。任何的政策都触及利益的调整、分配, 假设执行一项公共政策的成本钱大于收益, 群众就有能够对政策采取不协作、规避的态度, 因此, 政府应该和群众之间建立互动机制, 及时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及时对政策作出必要的修正。

(六) 加强政策研究, 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

科学合理地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 可以很好地解决“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根本措施。科学合理的政策应当具体而明确, 含糊不清、不可衡量的政策在执行中实际上是无效的。因此, 必须加强政策科学的研究, 在坚持实事求是前提下, 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 并使其得到有效的执行。首先, 政策的制定要有科学合理、指导思想明确。我们在政策时制定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策制定的理论指导。其次, 政策制定要建立在社会客观实际的基础上, 要坚持实事求是, 充分反映客观现实, 切合我国实际, 给予地方适度的自主权。第三, 政策制定要遵循严格的程序, 严格按照科学的程序来决策、确定政策实现的目标、拟定方案、征求意见等, 按照科学严密的系统过程完成政策的制定。最后, 要建立起民主化的决策机制。要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种社会团体以及政策的研究组织能够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去, 使公共政策真正充分集中民智、反映民意, 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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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劲歌, 周莹.信息失真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 2011, (6) .

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综述 第2篇

摘要：乡镇政府是我国政府层级中最基层一级的行政机关，是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其政策执行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利益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实现。本文从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研究意义、概念界定、不足现状、原因分析以及提升对策等方面对当前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的研究作了简要评述，提出了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问题后续研究可以探索的角度、方法和方向。

关键词：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

一、研究意义

美国政策学者艾利森曾说过，“在政府工作中，为了实现政府政策的目标，方案确定只占１０％，而其余的９０％取决于有效的执行”。可见，政府政策

①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政府制定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政策变成现实，这依赖于各级政府对政策的有效执行。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政权组织，直接面对数以万计农民，是政府机构系统的触角、基石和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国家意志在地方输出的最终端，其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着农民对政府的信任。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尽管现在城镇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的数量，但总体来说，我国城市化的水平不高，农村人口仍占据着较大比例，提高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将中央或上级地方政府的惠农政策有效地落实到农村地区，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带来的好处，对于巩固党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中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二、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概念的界定

对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概念的界定可以从分析乡镇政府政策执行的特性入手，乡镇政府政策执行特性表现在：

①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3.一是最基层性。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政府组织中最基层一级的行政组织，处于政府机构金字塔的最底层，是与农民群众接触最直接、联系最紧密、交流最频繁的一级政府。同时，作为政策执行的最后一个环节，高质量、最真实地将上级惠民政策在村镇中加以执行，对于提高乡镇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执行性。“决策少、执行多”是乡镇政府在行政管理中的一大特征，“就乡镇政府所执行公共政策的来源及比例，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80%来源于上级政府、15%来源于同级政权（乡镇党委、人大政府）、5%来源于其他公共组织或政治实体。” ①结合对乡镇政府政策执行特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力作出以下界定：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上级制定下发的政策，通过制定政策实施方案，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将上级政策意图加以实现的一种能力。

三、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现状

关于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现状，许多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比较强的，但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基层乡镇政府的职能也出现了较大的转变，而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农村发展和广大农民利益实现，因此，有必要认清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现状。归纳起来，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政策的敷衍执行。许才明认为这是政策执行无力的表现，表面上制定文字上与上级一致的实施方案，而实际上出于个人或局部利益的原因，将其束之高阁，甚至背地里还干着与上级政策背道而驰的事。政策敷衍类似于荷兰学者H.布雷塞斯(Hans Bressers)和M.霍尼赫(Mac Honigh)所说的“象征性合作”，即“如果中央政府的政策合作限制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而中央政府又无法检查时，地方政府多会采取象征性合作的方式。因为地方政府不愿意公开拒绝与中央 ① 许才明.乡镇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问题研究[J].学术论坛.2009,（9）.政府的合作。” 政策敷衍不仅影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影响了上级政策 ①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恶化了政策的执行环境。

（二）对政策的选择执行。选择性政策执行在基层政府中较为普遍，某些乡镇领导干部为了地方或个人利益，对上级政策进行选择过滤，中途截留，避免使政策内容传达到目标群体和利益相关人。这一现象实质破坏了上级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扰乱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导致政策变形和执行走样，妨碍了政策整体性功能的发挥和政策目标的实现，甚至最终造成政策执行失败。

（三）对政策的附加执行。潘瑾认为，附加性政策即所谓“土政策”是打着贯彻上级政策要结合当地实际的旗号，自立一套，自行其是，制定的不切实际的做法，结果是损害了大局，使上级的政策得不到贯彻落实，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或小团体利益。附加执行是政策灵活性严重扩张的表现，各地所制定的“土政策”、“土规定”不仅复杂扭曲了政策执行活动，同时扩大了原政策的调控对象与范围，消耗了更多政策资源，也助长地方保护主义。

（四）对政策的替代执行。“替代执行的最大特点是政策的变异性”，近

②年来，随着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地方政府所获得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自主权有所增大，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使自身利益获得最大化，在政策执行中采取偷梁换柱的做法，这些做法与原政策貌合神离，对上级和对下级都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最终使上级政策名存实亡，使上级政策目标无法实现。

（五）对政策的机械执行。机械地执行政策不仅造成政策执行效力低下，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导致执行结果偏离政策目标。这种不讲条件的机械执行上级政策，其执行也只是流于形式上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的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

③ ① [荷兰]H·布l雷塞斯，M·霍尼赫:《政策效果解释的比较方法(中译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2期，第119页。② 霍海燕:《当前我国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理论探讨》2004年第4期，第87页。③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六）对政策的无力执行。造成政策执行无力的原因包括上级政策执行成本的高昂和政策执行资源的缺乏，也可能由于上级政策缺乏科学性，超越了下级政府的执行能力，导致了下级政府无法将政策执行到位。其次，乡镇缺乏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造成了对政策执行的“有心无力”，何林深、常坤从乡镇缺乏政策执行良好的法制环境、乡村宗族势力对政策执行影响的干扰、乡村落后的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分析了乡村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四、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关于导致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原因，学者们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仲艳君从政策自身因素、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政策执行机制、政策目标群体障碍和政策执行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闫磊认为：政策执行财力资源不足、政策执行人员素质不高、政策目标出现偏差与冲突、政策对象相对保守、乡镇政府权威流失、乡村利益整合与协调难度加大及缺乏健全的政策执行监控制度是当前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低下的原因。常坤认为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低下的原因主要是乡镇政府行政体制不完善、缺乏良好的执行环境、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执行主体综合素质不高和乡村社会文化观念落后等五个方面造成的。周定才认为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原因可归结为：对政策执行的不重视、执行主体素质不高、政策执行机制不健全、利益配置失衡。中央民族大学贾雅茹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不高的原因。主观原因是：执行人员对政策的认知度不高、执行人员缺乏公共理性、政策宣传力度不够以及政策执行过程缺乏控制，使得政策执行偏离了政策执行目标。客观原因是：政策执行资金不足、政府信任度低、政策本身的原因。

五、提升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对策

对于如何提升我国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概而论之，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和素质。政策最终是人来落到实处的，政策执行力的高低与乡镇政府政策执行人员素质的高低有直接关系，常坤认为提升乡镇执行人员素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学习培训，提高人员素质；二是加强思想教育，培育执行理念；三是创新手段，用技术作支撑；四是强化监督机制和建立执行力问责制。闫磊认为可以从提高乡镇政府的人员“准入门槛”、加强对乡镇政府人员的培训、改革现有乡镇人事奖惩制度等方面着手。

（二）主张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高质量的政策为基本前提的，而高质量的政策则需要有科学的民主决策制度作保障”。许才明认为，乡镇政府执行的政策主要来源于上级

①政府。因此，对于上级政府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决策水平，要注意做到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决策体制；二是在决策内容上要尊重农村实际。贾雅茹则提出从明确规范上级政策的执行内容、明确政策执行主体、注重政策执行效益三个方面来提高上级政策制定的合理化，促进乡镇政府对上级政策的有效执行。

（三）主张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学者们多是主张从改善政策执行的政治文化环境、行政管理环境、经济环境等方面着力，为政策执行提供有效的保障。另外，政策环境还具有复杂性、差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因此，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某些突发事件的发生，会对政策执行造成影响，因此政策执行主体需要引起一定注意，不断调整执行方式，与特定的政策环境达成平衡，才能使政策得到成功执行。

（四）主张加强政策执行机制建设。关于加强政策执行机制和制度的建设，学者们的观点看法趋于一致，多是从改革权力配置机制、建立健全政府利益调节机制、健全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加强对乡镇人员政策执行的评估、规范政策执行的监控机制、建立政策执行绩效评估制度、完善农民监督参与机制、建立执行问责制等方面进行分析，强调不断推进政策执行相关机制和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从而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

六、总体性评述与研究展望

总体观之，学术界对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是一个系统庞杂的工程，从现在的研究进程来看，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不多，因此还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是涉及理论研究，且 ① 丁煌《: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多是侧重于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现象及原因分析，针对性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相对缺乏。

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问题本身具有普遍性，我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对我国乡镇政府进行具体的分层次、分类别的针对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针对性，找到研究的新视角和突破口。其次，也要注重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实证研究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只有获取第一手客观资料，才能归纳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在对政策执行力的研究多是停留在规范性分析上，“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每一句话都没用”。因此，有必要在日后的研究中逐步加强实证研究，通过访谈观察和调查研究来揭示一般结论，依据客观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提出符合本地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提升路径，只有这样，该领域的研究才能得到深化，研究成果也才能得到转化。参考文献：

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力情况调研 第3篇

【关键词】土地流转；执行力；调查报告

为了解当前农村土地政策的执行力状况，笔者于2015年7月13日到9月1日在河南省某地进行了历时近两个月的调查。课题组对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结合试调查的反馈结果定稿，最终敲定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与问卷结构的安排。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求客观、全面的反映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力的现状。笔者需求选取了15个行政村和5个自然村，每个村做25份调查问卷，共计500份。在调查中又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两户村民做深入的访谈。调查和访谈的对象主要是普通村民，也涉及少量的村干部。此外，调查组还要求调查人员对乡镇负责干部进行访谈，以从政策层面了解目前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力背景。通过调查，课题组共回收有效问卷500 份、访谈记录 2份、土地承包合同书2份。课题组在对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后，将有效数据输入专门制作的问卷统计软件中进行数据处理并得出统计结果。

**县为农业大县，农耕收入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每户可承包使用的耕地面积直接决定农耕收入的多少。在问及“您家平均每口人有多少亩地”的时候，有232人回答平均有1-2亩，占总调查人数的46.4%，所占比例最大；回答平均有2-3亩的有141人，占总调查人数的28.2%；回答平均有0-1亩的有83人，所占比例为16.6%；而所占比重最少的为3亩以上，占8.8%。“平均每亩地的年纯收入为多少元”这个问题一共有311人作答，有71.7%的人回答自家耕地每亩的年纯收入为800-1600元，有22.19%的人回答是1600-2400元，有5.14%的人回答是0-800元，还有0.96%的人回答是2400元以上。就所调查的平均情况而言，农耕收入能保证供给一个家庭最基本的消费支出，耕地为农民提供了保障功能。当问到“您对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了解吗”，共有500人回答，回答非常了解的占8.4%，基本了解的人占68.8%，不了解的占22.8%。调查小组在调查的过程中对所占比例最大、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基本了解的人进行了进一步的问询，这类人回答如是：只知道国家允许农村土地流转，具体怎样流转就不知道了。通过对这二组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农民对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同时也认为此政策的执行情况良好，此政策能满足农民对耕地的需求，保障农民基本的生活。

从以上调查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省某地的土地流转政策执行情况基本还是令人满意的，下面笔者主要从农村耕地流转的方式和程序、流转面积与流转耕地特征、流转后农民的收入与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与合同的签订情况四个方面进一步剖析其执行情况。

一、流转方式与程序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调查组对农民会选择怎样的流转方式进行调查，结果显示，73.1%的人会选择交由同村人耕种，65.4%的人会选择交给亲友耕种，22.1%的人会选择托管，33.7%的人选择交给种地大户耕种，2.9%选择让从事畜牧业的人使用，仅0.96%选择让从事非农业者使用，还有1.9%选择其他。这充分说明，农民还是比较热衷于期限短、流转面积少、流转对象为熟人的传统流转方式。就流转程序而言，流转方式的不同在极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流转程序的不同。

二、流转面积与流转耕地特征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4.03亿亩，比2013年增长18.3%，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0.4%。据河南该省农业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流转总面积3393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土地的34.8%。调研组可以通过政府统计的大数据，就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得到具体数据，了解目前我国农村的土地流转状况。故而本次调研问卷设计者从政策的客体——农民角度出发，设计了“您家的土地有无流转（包括转入与转出）”这一问题，以探究人数的比例情况。其中回答有流转的有189人，占37.8%，没有流转的有311人，占62.2%。此比例与笔者搜集到的国家与河南省农村耕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比重相差不大。

三、流转后农民的收入与流转土地的用途

农村土地流转是为了创新土地经营方式，便利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节省人力资本的投入，整合社会人力资源，以达到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流转后有17.44%的农民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有69.77%的农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只有9.3%的农民认为土地流转后生活基本不变，另有3.49%的农民认为生活质量下降。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实施后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农村土地流转后绝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得到提高，生活质量得以改善。那么，农村土地流转后其用途是什么呢？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有81.4%的人会使用流转后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有13.95%的人会发展畜牧业，还有4.65%的人会建厂等发展非农产业。

四、流转期限与合同的签订情况

流转期限的长短直接决定了种植流转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对流转土地的使用规划与投入情况。根据调查我们发现，流转合同的签订情况与流转期限的长短呈正相关关系，流转期限越长，流转合同的签订也就越多。流转合同签订情况更与土地流转接受对象有直接关系，据我们调查，只要是单位接受流转土地，都签订有流转合同，而农户个人承接流转土地，绝大部分只是口头协议。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村土地流转中，只有36.54%的农户签有流转合同，占63.46%的农户是没有签订流转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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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对策研究 第4篇

一、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内涵及构成

(一) 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内涵

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是指政府内在的能力和力量, 也是一种执行力。是在一定的基础条件下, 影响政府组织执行的因素, 如执行潜力、执行转化绩效 (包括政府公共政策自我控制能力和政府公共政策社会控制能力) 在执行的过程中, 经过转化, 在执行结果和执行过程上所具有的表征。

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整合力, 是通过自身的执行潜力, 选择合适的方法、手段恰当地把公共政策落实, 把这种力量转化和整合, 达到预期的目标。

美国学者艾利森曾经说过, 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 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 而其余的90%取决于政策有效的执行。由此可见, 任何一项政策方案, 即使再正确、再完美, 要实现预定的目标, 达到理想的效果, 都有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

(二) 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构成

执行力是执行潜力和执行转化绩效在执行过程中的表征, 包括过程和结果。所以根据政策执行过程把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分为5个方面:

1.政策宣传。把公共政策相关信息进行传播, 让广大民众了解政策信息, 同时政府搜集相关的政策信息, 与民众进行信息互动和沟通。在这个过程中政策信息传播的力度与强度就是政策信息传播力。

2.选择执行方案。根据执行环境和实际情况, 在执行方案中选择最优或者次优方案, 尽可能地具体、切实可行。在执行力方面表现为执行方案抉择力。

3.调配资源。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 把人力、财力、资讯、物力、技术等政策执行资源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比例组织起来, 使执行资源配置、落实, 发挥执行资源的作用, 表现为执行资源调配力。

4.协调关系。在执行中, 要解决矛盾冲突, 协调处理关系。因为在执行的过程中, 由于组织结构不协调, 利益冲突等原因, 使关系难以协调, 政策难以执行。在执行力上表现为执行协调力。

5.监督控制, 责任追究。也就是执行监控力。一般而言, 为了使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落到实处, 必须对执行过程进行控制和监督, 防止执行变异, 偏离方向。

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由政策信息传播力、执行方案抉择力、执行资源调配力、执行协调力、执行监控力5个方面构成。

二、公共政策执行力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 公共政策执行力存在的问题

1.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其具体的表现是:你有政策, 我有对策, 替换性执行;为我所用、曲解政策、选择性地执行;避实就虚, 软拖硬抗, 象征性执行。加塞搭车, 搞土政策, 附加性执行。凡此种种, 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在利益的驱动下, 随意地变通政策, 钻政策的空子, 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扭曲、失真、变形、走样。

2.厚此薄彼、执行不当。一些执法部门和执行人员由于政策水平低或道德素质差, 或是出于“寻租”谋私的心理, 或是由于对政策理解不透彻, 而不适当地使用自由裁量权, 对不同的政策目标团体 (即政策直接作用影响的对象) 采取不同的标准, 一杆秤两个星, 一碗水不端平, 严重违背了政策的公平、公正原则, 损害了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

3.政策执行不配套。新老政策之间、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之间, 不同领域和部门的政策之间、法规政策与实施细则之间, 不协调、不配套, 甚至相互矛盾、互为抵触, 一方面给政策执行带来困难, 另一方面也给执行者寻找漏洞钻空子造成可乘之机。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 一些政策执行者往往采取“优选法”——直接上级的优先, 其他上级的靠后, 强势部门的优先, 其他部门的靠后, 领导个人指示的优先, 集体名义作出的靠后, 于己有利的优先, 其他方面的靠后等等。这种现象往往使政策本末倒置, 国家受损、群众吃亏, 是公共政策难以有效执行的一个突出表现。

4.政策执行缺乏创新, 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套套、老办法, 把政策执行理解为照搬、照抄、照转, 以会议落实会议精神, 以文件落实文件精神, 以讲话落实讲话精神, 是一种典型的教条式、应付型的执行。

(二) 公共政策执行力普遍现状的原因分析

1.执行主体能力有限

(1) 公共行政道德素质低下。

有些执行主体公共行政道德素质低下, 工作态度不端正, 官僚主义严重, 对岗位认知有偏颇, 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政府工作的思想, 缺乏在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理想。

(2) 执行能力有限。

执行主体不注意学习, 政治素质低, 不能准确理解上级的意图和政策的精神, 对政策精神理解不透, 导致政策贯彻起来“走样”、“变形”, 知识水平有限, 对中央和上级的有关政策浅尝辄止, 不求甚解, 凭经验主观片面地理解和执行政策, 使执行不能正确地体现政策目标。缺乏行动力, 对政策贯彻不及时, 行动迟缓。

2.政策本身存在缺陷

(1) 政策方案不合理, 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上级政策不切合实际, 理论上可行, 在实际中无法执行, 这种情况又可以看作是主观原因, 即政府官僚主义。

(2) 政策方案含糊不清, 模棱两可。

政策方案具体明晰是政策执行有效的关键所在, 也是对政策执行进行评估和控制的基础。不明晰的政策会给政策执行主体带来方向上判断不准确, 导致在实践中得不到有效执行, 而且会导致政策界限不清以及对政策的随意变通。

(3) 政策朝令夕改, 缺乏稳定性与协调性。

政策稳定是政策有效执行的保证。政策是否稳定, 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政策执行主体及政策客体对政策的认同和接受程度。政策的稳定可以使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客体之间建立起持久的忠诚、信任和认同, 这有助于政策有效的执行。

3.执行环境的制约

(1) 政策运行机制的缺陷。

执行过程缺乏科学管理, 执行准备、组织实施、统一指挥、协调配合、监督控制诸环节管理水平不高, 制约了政府执行力水平的提高。

(2) 政策执行监督制度不健全。

政府缺乏一整套政策执行的标准、规范和制度, 诸如科学的政策执行程序, 执行监督体系, 绩效考评体系, 责任追究制度丧失了政策执行的公平性, 滋长了政策执行中权力的腐败。

(3) 政策目标团体的态度。

政策的有效执行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目标团体顺从和接受的程度。目标团体顺从接受政策, 政策执行就会顺利成功, 目标团体部分接受政策, 政策执行就会增加难度, 目标团体拒不接受政策, 政策执行就会受阻失效。有时来自目标团体的不合作, 甚至会引发灾难性后果。

三、提升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对策

(一) 强化政策执行人员的责任意识是提高政策执行力的关键

责任意识对提高政策执行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所谓责任意识, 就是我们常说的责任心、事业心和使命感, 是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所持有的态度和关注的程度。责任意识是一种高尚的政治品格。责任意识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境界。责任意识的强弱表现出信仰与追求的高低, 表现出对政策执行倾注热情的深浅。是否具备较强的责任心, 是决定政策执行力高低的关键要素。俞可平认为“善治要求政府运用法律和道义的双重手段, 增大个人及机构的责任性”, 因此, 要提高政策执行力就要增强政策执行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使他们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要激活政策执行人员的个人责任意识, 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 政策执行人员应积极改变自己, 不断超越。另一方面, 组织也需要通过塑造优秀的执行文化和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来影响和促使政策执行人员进行改变。

(二) 改进决策方式使公共政策的制定科学化, 政策的可行性逐步提升

制定理想化的政策, 是公共政策取得满意效果的前提, 也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电子政务环境下制定理想化的公共政策成为了可能。首先, 由管理信息系统发展而来的政府决策支持系统, 通过网络技术、数据建模、批处理技术以及人机对话技术, 实现了公共决策的数字化和网络化, 为政府各有关部门提供多种决策分析方法和备选方案, 对决策者起到了“支持”和“辅助”作用。使公共决策由个别领导“拍脑袋”转化为数字化的科学过程, 提高了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此外, 电子政务环境下, 政府上网、政务公开, 公众可以及时方便地了解到各项政策法规规划及制定的最新动态。“信息不对称”的消除, 使得公众可以随时方便对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开展即时的建议、批评和监督, 公共政策制定走出“黑箱式操作”转变成为“透明式操作”, 其合法性必然得到提升。

(三) 从制度上入手, 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增强公民说话的分量

在这一点上, 除了要完善各种制度之外, 还可仿照“工会”和“农会”的做法, 建立标的群体自己的组织。组织不同于群体的一个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有独立的权力和正式的制度, 这样才能够让标的组织与政府公平对话, 并平等地获悉执行信息。在政策的执行问题中, 就可有力地表达标的群体的意愿。用制度化的途径来保证目的群体的地位, 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皮正茂.关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思考[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2005 (2) .

[2]杨京芳.我国政府执行力的现状与对策[J].行政与法, 2007 (2) .

[3]聂展, 周东升.论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影响[J].新视角, 2006 (9) .

[4]万玲, 何华兵.从利益角度分析地方政策执行问题的解决机制[J].行政论坛, 2004 (9) .

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力反思与出路 第5篇

当前，教育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教育的期盼日益强烈。但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不仅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限制孩子们的思维想象空间、制约其全面发展，而且还催生出众多社会问题。顾明远、陶西平、郭振有等学者曾从教育理念、制度和实施路径等角度对中小学生减负问题作过深入探讨与研究，我国各级行政部门也颁布实施多条减负政策，但收效甚微，并未获得满意的政策效果。科学理解和分析这一社会性教育痼疾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出路，破解减负政策执行不力的教育难题，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与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休戚与共的教育大事。

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表征及其不良影响

（一）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的表征

“减负”的内涵因我国教育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过诸多变化。我国当前中小学减负政策中的减负内涵主要是指减轻“超越个人承受能力的课程学习负荷”。根据我国现代基础教育发展阶段的时间分野，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以学生的身体健康为突出主题的减负政策；“文化大革命”时期以调节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负担为中心的减负政策；改革开放至今以克服过重学习负担给学生的全面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核心的减负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各类的减负政策对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减轻虽有一定作用，但政策的执行效果仍不明显。首先，各类教育调查报告显示，减负政策执行之后的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依然沉重。“教育部对京、津、沪、冀、辽中小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书包越来越重、学习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视力下降，很多学生不堪重负”；“另一项义务教育课程调查发现，有的学校一周课时竟多达58 节”。其次，政策文本的内容和表述方式折射出执行力度不足。从内容上看，政策文本从1979 年《中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对学习时间的笼统要求，到2013年“史上最严”《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对招生、编班、教学、作业、评价、补习等方面操作性更强的明确规定，表明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政策执行力提升的强烈诉求。由于先前政策的执行不力，国家教委于1990 年甚至冠之以“重申”二字印发了《关于重申贯彻〈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再次，社会培训市场规模的急剧膨胀既表明了减负政策的执行不力，也间接增加了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201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引文指出：“2016年社会培训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辅导机构教师规模700万至850万人，培训学生超过1.37亿人次（我国2016年在校中小学学生人数约为1.82亿）。” 最后，大量减负政策的循环出台是政策执行不力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国家教委几乎每隔一年就颁布一次减负政策法令，2000 年首月 10 天内，国家更是连续发布了三份减负指示。虽然减负政策法规大量出台，但执行效果差强人意，“因学生负担过重而诱发的恶性案件屡次发生，使人措手不及，瞠目结舌”。种种教育现象已表明，减负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已成我国基础教育的诡异难题。只有找出导致政策执行主体不作为的学理原因，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高效施行减负政策，较好地解决减负问题。

（二）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的不良影响 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所导致的超负荷的学业负担给学生、家庭乃至社会和教育本身带来连锁的负面影响。学生层面上，过重学业负担对时间的占用会导致学生睡眠不足和日常体育锻炼缺失，影响他们的身体发育，造成不可逆的生理伤害，为成人后的社会生产劳动埋下隐患；过重学业负担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也极易导致学生心理问题，影响其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甚至导致学生社会性发育迟缓、产生反社会人格；过重学业负担还易于削弱学生的学习兴趣，泯灭学生的探究天性，导致中小学生在经历了基础教育阶段超负荷的学习之后，很难在大学期间继续保持很高的学习热情，做到学术研究上的厚积薄发，终使“钱学森之问”一语成谶。从家庭层面来看，过重学业负担也是当前许多中国家庭难以承受之重。“核心家庭”结构客观上决定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我国家庭的主要问题，孩子的沉重学业负担常常使整个家庭疲惫不堪，严重削弱家庭的其他社会职能。堪忧的是，过重学业负担对学生身心的损害也使家庭和社会对教育本身诟病颇多，不公正地贬低了我国的教育声誉，恶化教育生态环境，部分催生了我国出国留学生的低龄化趋势和国际生的单向输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国际化教育的良性发展。“减负问题是我国教育界持久未解的难题，是党和国家基于民族未来发展考虑而日益关注的新焦点。”

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探析

（一）中小学减负政策过程中理性观的冲突

减负政策过程主要分为制定、执行、评估和总结四个阶段。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核心环节，政策执行主体的态度、能力和执行权力的使用是影响政策执行的最主要因素。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等是减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主体，他们的价值判断与追求是否一致、理性观以及政策执行权力的使用是否冲突，直接影响减负政策的执行成败。

所谓理性，究其实质是对价值诉求和实现手段的系统算计。“价值是不可能依靠科学方法判断高低的，因此不同价值体系之间无所谓哪个更为理性。对于行动者来说，只要他服务于某一价值体系，且有系统地、一丝不苟地奉之为行动的守则，则为理性。”“价值理性主要是以支持或确定终极目标为主，而不计算现实的利益得失。它不以个人功利为目的，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目标甚至可以牺牲眼前的利益。”而工具理性工于精确计算和预先计算，把行动与个人看得见的利益紧密相连，“是以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作为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手段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价值理性追求的终极目标深邃而高远，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目标与价值的实现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工具理性则更关注具体的、短期目标的实现，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就教育的价值理性而言，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活动把人类已有的文明积淀建构到学生身上，开发学生潜能，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社会培养高素质公民，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政府是国家意志的代表，其教育政策的制定更多秉持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更多考虑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久意义，追求通过教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政府的政策行为多建立在价值理性的基础之上。学校和家庭则不同，他们更多秉持“主智教育”理念，更加关注教育的短期利益，考试成绩几乎是唯一的终极目标。他们即使对难以承受的学业负担怨声载道，但在行动上从不会有丝毫懈怠。工具理性告诉他们，如果真的执行了减负政策，他们一定会在考试与升学上输得很惨。学校和家庭被动裹挟在冷酷的生存或被淘汰的市场法则之中，无力坚守教育的价值理性，只能视教育为实现学校及学生与家庭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下去的唯一手段。他们对减负政策的执行秉持工具理性是逻辑必然。所以，减负政策制定主体的价值理性与政策执行主体的工具理性的冲突几乎是一种天然的存在。

社会介于政府、学校及家庭之间，社会对减负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影响兼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特征。一方面，更快更好地发展是社会永恒演进的客观规律。在这一点上社会和代表国家的政府对教育所秉持的理性观是相一致的，均会基于价值理性作出教育策略的选择；但另一方面，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职能部门，社会对教育的诉求有很强的即时性，即教育必须为社会的当前发展培养人才而无暇虑及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特征。因此，社会对于减负政策执行处境的反应是尴尬两难的。

持有不同价值追求的不同理性观必然导致行为主体不同的决策和行动。价值理性意味着教育必须牺牲因为增加学业负荷而带来的所谓短期利益，是对工具理性的否定。追求全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价值理性，促使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制定和推行减负政策。但是，学校和家庭等政策执行主体却从工具理性出发，通过执行权力的选择性裁量，消极推行甚至抵制减负政策而造成政策执行力的耗散，导致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内生断裂。其结局就是政府部门总是因为前一个减负政策的执行阻滞而不断出台新的减负政策，形成“政策出台—执行不力—政策再出台”的恶性循环。

（二）权力机制对减负政策执行的影响

科层制中的权力关系在政府与教育系统之间以及教育系统内部形成了权力制度：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拥有制定政策的权力，学校等机构拥有贯彻相关教育政策的权力，权力的运行与相互作用也自然成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本源性力量。因此，减负政策能否得到很好执行，各教育主体基于理性观的权力使用是决定性影响因素。换句话说，如果推动各相关教育主体政策执行的权力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相互冲突抵消而逐渐耗散，政策的执行就很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

“权力”一词的最初诠释是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力”。“甲对乙拥有权力是指甲能使乙做乙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是权力的经典定义，描述的是明确使用权力的行为。在此定义基础上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二维权力观”和“三维权力观”概念，权力的概念内涵也渐次扩大，纳入了权力运行机制中的隐性权力。彼得·巴查赫等认为，权力可以借助 “议程控制”和“动员偏见”等隐性的权力使用行为使权力施加对象的利益受损或获益。斯蒂文·卢卡斯则把权力划分为明确使用的权力、依托无形力量的权力和形成自觉服从的权力三个维度，权力使用效果会随权力维度的提高而变得更加明显。卢卡斯曾这样评判形成自觉服从的权力：“行使权力的最高境界难道不是权力主体要求权力客体形成符合权力主体意志的思想吗？也就是说，难道不是通过控制权力客体的思想和欲望，达到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的服从吗？” 从卢卡斯三维权力理论来看，国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相关减负政策，逐级下发并命令执行，即是明确使用权力的政策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减负政策的循环下发和教育恶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说明减负政策的执行仅仅依靠第一维度明确使用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被政府和行政部门明确使用的权力只涉及减负政策的推行，而使之被有效执行的权力主要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归属于第二和第三维度的权力范畴。只有社会、学校和家庭都能把减负的权力使用上升为自觉服从，减负政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卢卡斯“三维权力观”对权力的静态描述揭示了减负政策执行权力的不同维度与效力，却无力指明问题的解决路径。法国政治学家米歇尔·福柯从动态视角把权力解释为“某种循环流动的东西”，“（是）某种仅以链状形式发挥作用的东西”，“权力通过一种网状组织被使用和实施，个体总是处于同时经受这一权力和运用这一权力的位置，个人是权力的载体，而非其作用点”。“权力的施展是一些行为作用于另一些行为的方式。”在减负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学校、家庭和社会都是权力网络上的权力节点，既是权力的施展对象（权力客体），又是权力的施展者（权力主体），完全有能力依据自我认识与价值判断作出利己的权力施展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减负政策的执行效果。由于政府与学校、家庭所秉持的不同理性观的冲突，学校和家庭很难采取实现政府减负政策目的的执行行为（权力施展）。毕竟，“权力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实施”。减负政策的执行意味着学校和家庭必须要付出他们眼前的既得利益。因此，在当前教育语境下，我国中小学减负问题的破局关键在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家庭等对于减负政策要形成较为一致的价值判断，重构相关教育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使政策执行成为利益各方协调一致的自觉服从。

沟通理性视角下减负政策执行力反思与出路

价值理性式微和工具理性膨胀导致推动减负政策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阻滞，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不力问题的解决还需以利益各方的理性观和执行权力的理性协商与沟通为前提。基于对工具理性的制约与调节，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理论，发展了“主体间性”概念，认为“社会实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参与各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交互性主体之间的关系；社会群体只有通过理性沟通，批判和反省被社会系统所扭曲的现实，在相互尊重、彼此了解的基础上，追求真理共识，形成共同意志，才能够很好驾驭行政设计与技术设计的发展”。我国中小学减负问题涉及诸多利益相关方，只有政策制定与执行主体之间通过理性沟通达成“真理共识”，形成统一的价值判断，化减负政策的执行为各方基于自觉服从的协调一致的权力运用，中小学的减负问题才能有得以解决的可能。

（一）加强教育生态系统内部诸元素之间的理性沟通，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目标

教育是相对独立的完整人工生态系统，学科知识传承是系统内关键而非唯一的教育生态子系统。超负荷学业负担是个别教育生态元素畸形发展的结果，是对教育现实的扭曲。“将减负和学业负担问题置于更加宽广的视域中，会发现它与素质教育、课程改革、创新能力培养等基础教育的重大议题密切相关。”因此，加强学校场域内各教育元素的理性沟通，促进所有教育生态元素和谐共生的协调发展，达成教育生态系统内部发展的动态平衡和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的空间均衡，为学生提供德智体美等全方位的优质教育，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这是执行减负政策的有效路径。

（二）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理性沟通，提高教育效率，真正实现减负增效

促进“减负”与“增效”之间的理性沟通可以通过教学效率的提高实现这两个似乎对立命题的和谐统一，使增效成为减负的重要实践路径。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好的）教学方法可以使学校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使学生）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也将学生获得最大学业收益而不逾越学习的规定时间作为教学是否最优的评判标准。教育学家的经典论述意味着教育者应该把学生真正置于教学主体地位，重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主体间性，通过师德建设和教师专业化发展等手段实实在在地提高受教育者的学习效率，减轻受教育者的学习负担。

（三）推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理性沟通，实现教育改革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基础教育问题，因循“主智教育”理念的高等教育生源选拔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一直都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隐性推手。失去高等教育相关改革的支持，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将演变为 “文本要求多、行动落实少，表面形式多、实际成效少的政治正确的仪式化改革”。部门割裂的“碎片化”减负政策虽可安抚民众，却难以让教育各方达成减负共识。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隐匿在“钱学森之问”背后的恰恰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改革上的理性沟通的缺失。“钱学森之问”的根本原因与答案既在高等教育，又在基础教育。从学业繁重的基础教育走来，大学生的学习动力、兴趣和创造力尚存几何？缺少对高等教育生源选拔制度与“唯智力论”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联动改革，没有教育制度创新和系统性改革支撑的减负政策在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方面注定难有作为。

（四）畅通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理性沟通，实现价值判断与教育合力的双重统一

学校和家庭基于“成绩决定一切”的先验，把教育质量、学校声望和学生与家庭的未来单纯诠释为学生的考试分数是对基础教育的现实扭曲，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演变成“在同系统上受到扭曲的交往和在貌似合法的压制的条件下形成的（扭曲的）对象领域联系”。迫于升学压力和对孩子未来的担心，家长总是单方面让孩子承担过于繁重的学习任务，使“减轻的书包重量很快又被填补起来，造成学校（即使）减负，家长（也）增负的奇怪现象”。“尽管主智主义在欧美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是（其）固有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在教育实践中的消极影响也开始出现”，“主智教育”的“知识传授、智力发展与人格发展之间的教育的基本矛盾”也越发突出。学校教育应该为孩子一生的幸福奠基，而不应把孩子的智力教育作为学校的唯一价值追求。毕竟“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才是我国教育的根本目标。家长更应该为孩子的长远发展和人生幸福多一些考虑。从孩子对未来社会的贡献来说，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良好的综合素养等显得越来越重要。只有学校和家庭在教育本质意义方面多作沟通与协商，对孩子的教育作出正确而一致的价值判断，形成以正确教育目标为指向的教育合力，减负政策的执行才能获致良好效果。

（五）实现教育生态系统与教育环境之间的理性沟通，制约工具理性膨胀

教育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社会活动的价值取向对教育政策的执行必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目前社会上的“文凭歧视”现象愈演愈烈，不断为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推波助澜。不管待聘岗位对人才类型有何特殊要求，为数不少的用人单位都要求岗位申请者的本科出身必须是“985”或“211”大学，否则一概不予录用。这种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失范行为给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带来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号称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目标，对基础教育不择手段地索取高分学生。“我们当然需要并有能力继续支持我们的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培养我们的拔尖创新人才，但我们还需拓展思路，布局整个体系，支持所有学校的特色发展。”适合学生性格能力特点的学校才是学生真实意义上的好学校。当学校、家长和孩子都盯着全国这一百多所大学的有限席位时，其竞争之惨烈、后果之严重着实难以想象。既然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社会就有责任与教育理性沟通，为教育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给教育以正确导向。

政策执行力 第6篇

关键词：反腐倡廉；廉政政策；执行力

廉政政策执行力主要是指，廉政政策执行的能力或者效果，廉政政策执行的能力强或者效果好，就可以说廉政政策执行力水平高。①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最大的一个领域之一就是反腐倡廉不断深入，国家一系列廉政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从中央的“八项规定”的出台和中纪委监察部带头展开的一系列反腐倡廉行动，“老虎苍蝇一起打”，一些国家级、省部级贪腐官员的纷纷落马等等的举措，就可以看出，我国廉政政策的执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加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配合反腐倡廉的行动中，全民反腐，塑造廉政的政治之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的廉政政策执行力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一、我国廉政政策执行力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国家反腐倡廉行动的实践及其廉政政策执行现状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廉政政策执行力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廉政政策认知不够

例如执行主体对于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执行的重要性理解不够、判断不足，导致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执行形同虚设，如果能够充分理解其重要性，那么财产申报制度在执行起来就会顺利得多。

（二）廉政政策执行权威不足

权威的最好体现就是领导能力的强弱。在我国，领导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的顺利与否。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久久不能得到实施，无不与地方领导干部缺乏执行政策的决心和勇气有关。

（三）廉政政策执行主体受到利益的驱使性强

利益驱动“顽症”的存在，是我国廉政政策执行力存在问题中最显著，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从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和公务用车制度都可以看出，执行主体受到利益的驱使性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廉政政策执行主体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始终不会执行对己不利的政策，或者变相执行、盲目执行、附加执行、选择执行等。廉政政策执行主体受到利益的驱使性强，使得廉政政策执行力大打折扣。

二、我国廉政政策执行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廉政政策执行的法制因素分析

法制因素是制约我国廉政政策执行力效果发挥的主要因素。由于现阶段我国廉政政策执行法制不完善，造成了许多政策漏洞，政策执行认知不足和权威不够问题就是由于法制的不完善而产生的。廉政政策执行没有完备的法制保障，廉政政策执行力的效用就不能很好发挥出来。

（二）廉政政策执行组织因素分析

我国现阶段的组织结构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有着庞大的组织体系。在我国有党的纪律检查系统、政府的行政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内的反贪污贿赂局，这是三个不同的系统，并且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行使纪检和监察两项职能。庞杂的机构体系，容易产生职能交叉的情况，也易形成机构重叠的弊端。

（三）廉政政策执行主体因素分析

个人在政治领域中的行为与在市场领域中的行为相比，除了具体环境有所不同之外，基本人性并无本质的区别，也是在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②对于我国的廉政政策执行主体来说，也存在经济人的情况。在我国，一些下级廉政政策执行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视上级的廉政政策，妄自扭曲、变相执行，结果导致廉政政策执行力无力发挥效果。

三、提升我国廉政政策执行力水平的对策

（一）需要加强对廉政政策的理解能力

要加强我国廉政政策法制化进程，许多廉政政策不能只是停留在方针政策、条例、办法、措施等阶段，部分成熟的廉政政策需要通过法制化途径上升为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法，加快制定我国的《反腐化法》或者《反贪污腐败法》。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要切实根据中央的指示来抓我国廉政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创新，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的反腐倡廉制度。中央的“八项规定”是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新的创举就是最好的廉政政策制度。

（二）需要加强廉政政策执行领导能力

一方面要加强廉政政策执行中领导干部的独立地位。在我国廉政政策执行中，确保执行中领导干部的独立地位，有利于增强领导能力，最终可以顺利执行廉政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强廉政政策执行中领导干部的权力。较强大的领导能力，可以保证较强的廉政政策执行力。

（三）需要提高廉政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

执行主体应该加强政治素质修养，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是有着很高思想觉悟的群体，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群体。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是我国廉政政策执行有效发挥功效的思想保证。执行主体需要加强专业素质的提升，需要加强学习管理理论知识，提高管理水准，这样才能提高专业素质。作为廉政政策执行主体，需要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廉政政策执行主体要以身作则，廉洁自身，不能知法犯法，要严格执法。

四、结语

随着我国反腐倡廉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央与地方一系列廉政政策的不断出台与完善，只有不断解决廉政政策执行力存在的问题，我国廉政政策执行力水平才会得到进一步新的提高，最终也才能更好地治理腐败，塑造良好的廉政环境，展现出良好的政治风貌，切实让廉政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实现公共利益。

注释：

①李成言、谷雪、俸锡金：《廉政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②倪星：《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

参考文献：

[1]李成言，谷雪，俸锡金.廉政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影响 第7篇

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在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中, 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影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因素进行分析, 力求把握其规律并进行规避, 保证公共政策有效执行, 这也是实现公共政策执行的关键。

一、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积极影响

促使政府制定出科学的政策执行方案。利益集团参与公共政策过程, 有利于兼顾各方面利益, 扩大公民参政的范围, 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和民主。政府公共政策的每个问题都包含各种不同甚至冲突的利益, 在民主的政体下, 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应该倾听大多数人的意见, 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争取影响政策的过程, 在这种影响下, 政府便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竞争后所造成的均衡。利益集团影响下的政策均衡, 一般来说是公正、合理的, 从而促进政府政策执行的科学与民主。

提高政府绩效。利益集团参与公共政策执行, 有助于提高政府绩效。利益集团根据自己集团的利益, 群策群力, 能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提供有关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方案和技术性服务。利益集团来自于群众之中, 代表部分群众的实际利益, 也代表部分群众的知识、经验、技术等文化水平, 因而利益集团在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互动中可以提出自己的合理性建议和意见, 从而有效地为公共政策执行那个主体提供更为实际的方案, 起到“政府助手”的作用。

有利于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监督与制约。随着利益多元化和民主社会的到来, 利益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有效地提高或增强更多利益主体表达一致的渠道和实现愿望的机会。

二、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消极影响

加大公共政策执行成本, 影响执行效益。利益结构分化增加了公共政策执行利益分配的复杂程度, 利益集团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政策不符合自己的利益时, 则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 采取各种行为和手段, 使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实际效果严重偏离公共政策的初衷, 公共政策的社会价值即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也就难以真正落实, 这样公共政策执行效益也就大打折扣, 抵制和削弱政策执行及效率, 加大了政策执行成本。

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公共利益。由于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多局限于自己的利益角度范围之内, 而不愿为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做出牺牲。因此常常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

导致执行偏差。政策执行偏差是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某项具体的政策过程中, 由于各种因素影响而导致的政策执行效果与政策目标的偏离并产生了不良后果的政策现象。利益集团从本集团利益出发对公共政策执行行为进行预期, 并将这种预期的结果与自己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 若政策执行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需求, 就不给予接受和支持, 并且这种预期与实际利益差距越大, 则对公共政策执行的阻碍就越大, 即“有利就执行、无利就变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也就反映了作为目标群体的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反映。由于利益集团势力强大, 利益需求强烈, 目标一致, 行动同步, 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或压力就更大, 更容易导致政策执行偏差。

本文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影响, 利益集团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游说或说服、利用宣传工具、采用诱导手段、集体性行动、通过行业协会、法律以及一些非法的手段对公共政策执行进行影响。利益集团对政策执行力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利于促使政府制定出科学的政策执行方案, 有利于政治的沟通和利益的表达, 能够缓解社会冲突, 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 有助于提高政府绩效, 有助于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监督与制约。但是利益集团对政策执行力也有消极的一面, 如加大公共政策执行成本, 影响执行效益, 影响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权威, 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公共利益, 不利于坚持公共政策执行的公平原则, 导致执行偏差等。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促使利益团体分化, 强化公共政策执行权威,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救助力度, 构建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调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强化利益团体在政策过程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创新公共政策执行制度, 塑造良好的政治价值观, 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

摘要：政策制定以后, 需要将政策理想转化为政策现实和政策效益, 唯一的途径就是政策执行力。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很多, 本文选择了利益集团这个点来研究, 主要目的在于想了解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 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执行力不仅会产生积极影响, 还会出现消极的影响, 其通过什么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 实现其集团利益的, 以及对公共政策的依法执行能够提供哪些有效启示。

关键词：利益集团,公共政策,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寿祺.美国的利益集团与政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2]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政策执行力 第8篇

政策执行以提高执行力为重要条件,执行力高,则政策执行到位,成效显现充分,反之亦然。影响政策执行力的因素很多,有政策本身的科学性问题,有政策执行环境的匹配性问题,然而最具能动性的还是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问题。

国家的发展与政府政策紧密相关,因此政策能否有效执行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执行公共政策是政策的执行者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或目的通过各种措施和手段,使得政策内容变为现实的过程。执行主体素质能力的高低则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基础,而执行过程又与监测效率紧密联系,特别是对执行主体以及影响政策执行相关因素的监测,是保证政策顺利执行的重要依据。实时的监测和监督体制能够有效避免政策进入执行误区或出现偏差。

本文就当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监督不力、不到位等现象,给出深层次的分析和探讨,改善影响政策目标实现的不利因素,最大化地实现政策效果。

2 当前影响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因素分析及现状

2. 1 政府政策执行力内涵

国内外学者都对政府的执行力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中山大学的英勇波博士这样定义 “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即准确理解政府的目标及方向,精心设计方案,并对政府的人财物、制度等各种组织资源进行集中有效的使用,从而有效地实施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完成政府既定目标的政府内在的能力和力量。

政策的执行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执行的效果,究其原因不难得出: 政策执行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同时各影响因素与执行环节之间是一个相互相联系且相互制约的统一体。政策执行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如图1 所示。

2. 2 因监测不力所引起的政府政策执行力突出问题及原因

2. 2. 1 政策执行不到位———执行主体对政策的领会能力不足

政策主体是保证政策执行的关键,而执行主体包括政策的执行人员以及执行机构对政策的领悟能力都对政策执行具有重要影响。我们知道政策执行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动态过程,其执行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意外因素,例如: 信息的不充分、有限理性、既得利益的偏好,倘若执行过程疏于监测,很可能出现政策执行不到位现象,具体表现为: 一是执行主体对政策的理解不透彻,曲解了政策本意,使得政策执行偏离原有方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部门之间互相推诿,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执行主体过于理想化,对于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欠缺考虑,一味地推行政策行进的速度,无法获得预期的政策效果; 三是执行人员的素质达不到要求,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导致政策在传达、宣传、执行中的失真、失当和失误。

2. 2. 2 政策执行歪曲———执行主体的综合谋划能力不高

我国政策一般是由上级部门规划或制定的,通常实行为“自上而下”的执行模式,正是因为这种政策制定模式和执行机制,对执行主体的素质和能力要求相对较高,一旦执行主体的综合谋划能力不够,极易出现政策的曲解、误解情况,导致最终的政策执行歪曲。

纵观目前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不难看出,在利益的驱动下,钻政策空子现象时有发生,变相地曲解政策的原本意图。典型的表现有,我们所熟知的有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管是多么科学、合理的政策,一旦触及了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利益时,为了避免自身的利益受损,则阻碍或歪曲政策实施的手段层出不穷;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没有明确上令下行的职责,不依法办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屡见不鲜。对于合意的政策千方百计加快执行速度,不合意的政策,能拖则拖,无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更谈不上依法办事。最为典型的要数政府部门的公务激励制度,官员的政绩是激励和晋升的重要标准,这就导致了许多地方官员一味地为了追求政绩,在执行的过程中使政策偏向自己有利的方向,最终使得政策执行歪曲。

2. 2. 3 目标群体阻碍———执行主体缺乏自我完善能力

目标群体的顺从和支持对于政策的实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问题所涉及的目标团体的行为越复杂、人数越多越不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反之,政策执行越容易,越有效。例如当前社会,政府对于水污染治理相关政策不胜枚举,但是水污染现象依然严重,水污染的问题依然是关注的焦点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水污染类型繁杂,同时涉及企业、政府环保部门以及个人等多方面因素使得环境治理的政策行进困难、执行迟缓,政策执行的效果不明显。

2. 2. 4 政策执行过度———执行主体的资源配置能力低下

政策执行过度是指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基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过于夸大政策思想,过度使用资源,而使政策偏离初衷。另外执行主体的资源配置能力低下,也有可能使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些甚至产生负面的效益。例如: 前些年为了适应现在社会的发展,缓解学生的压力,推行的素质教育,其初衷是为了全面提高和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避免应试教育给学生带来严重的负担,但是素质教育在推行的过程中过度地强调素质,禁止占用学生的业余时间,使得多地学校出现禁课,放任学生学习,有的甚至因升学的压力出现违规开课现象,既不能保证学习效率还进一步摧残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过度地放大素质教育的作用,执行主体竞相争取资源和其他利益工具来为我所用,而没有看到过分夸大的政策和资源利用不当带来的负面效应。还有最近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没有注意到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出现过度放水的现象,其最终的表现结果为素质教育政策执行过度,货币政策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不当,达不到政策预期结果。

3 以监测为视角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建议

对政策过程加以监测,是保证正确的政策能够正确的贯彻实施,并及时发现和纠正可能的政策偏差,同时监测时间的差异化也对政策的顺利实施起着重大影响。如何对政策执行过程实施有效的监测,笔者给出如下所示的监测流程图见图2。

3. 1 加强对政策执行的过程监测,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完善监督制度,扩展监督的路径

加强政策的监测体制建设刻不容缓,首先,必须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监督主体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还包括目标群体以及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其次,进一步完善监督体制,并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纳入法律化、规范化的范围。具体表现为明确政府作为以及不作为的情况,防止政府部门之间出现相互扯皮,推诿的情况,将职责明细化,从国务院到省级政府再到地方政府确保政策的行进,严禁抵制政策的行为,对于不执行,过度执行以及歪曲执行的情况给予法律上的严惩; 最后,扩展监督的路径,合理利用社交媒体以及群众的监督作用。

3. 2 增强目标群体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提高执行主体能力

目标群体是政策的受众者,亦是政策的对象,故而是政策监测的重要力量,很大程度上,政策执行带来的益处越大其目标群体越顺从,对政策的接受度也就越大,越有利于政策的执行和进一步的推行,反之目标群体主观判断自身利益受损,不利于政策的推行。公开、透明的执行过程是增强目标群体认可度和信任度的关键原因。

执行主体能力的提高在于不断学习,综合掌握各种能力,正确理解政策内涵,做到规范化、法律化的推进政策实施; 时刻保持与时俱进思想,及时把握政策走向,积极应对政策执行带来的变化情况,针对反馈,适当进行政策调适,减少政策在目标群体之间的摩擦; 勤动手、多接触提高沟通、协调能力,确保掌握政策执行的进程,并与相关部门之间沟通有无,协同开展; 最后,培养法律意识,按照现有法律规范执行操作,切实做到有法必依,同时力求向社会公开,让目标群体知晓政策的进度,公开监督使其向透明化的方向发展。

3. 3 基于现实情况合理选择政策工具,实现多样化的监测路径

由于政策工具既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亦是政策的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政策执行过程中选择何种政策工具,用哪一种标准来评价该政策工具的效果等问题对政府能否达成既定目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综合来说,选择正确合理的政策工具离不开现实的具体情况: 一是政府在执行政策之前,要明确政策的目标,因为一般的目标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并且目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可能的转变,同时能够获得政策实行之后所带来的政策效果; 二是不同的政策工具本身具有自身的特性、使用范围及优劣,选用政策工具时,要以政策的目标为前提,避免因选用不合适的政策工具导致政策的实行带来相悖或是负面的影响; 三是注意历史相似情况的政策工具选择,是对于当前政策能否顺利实行的前车之鉴; 四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工具和社会化工具这三类工具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受到现有的意识形态的制约。有效地针对不同的政策工具来进行不同的监测路径选择。

3. 4 针对监测反馈,及时评价政策的执行效果

由于政策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永远无法准确的完美预知,因此对于政策的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监测与反馈就变得至关重要。对于事前的政策分析,首先,对政策的问题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实施政策的决策指标、选项、优势以及劣势、预期结果,实施和评价的步骤以预期政策的可能结果。其次,在实施中对政策或者计划进行实时分析,防止意外情况的改变,确保政策按照原有的设计路线行进。最后,也是监测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在政策实施之后进行所有相关情况的记录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进行翔实的记录,来为政策的下一步开展提供依据,弱化政策实施带来的不利的负面影响。针对不同的政策实施情况,合理科学地选择政策监测的技术和方法,以保证得到的数据和记录情况更加准确,注意记录以外情况的发生,减少外生变量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学——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于凤荣,王殿春.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对策研究[J].行政论坛,1995(3).

[3]徐江雁,王志云.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提升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报,2008(1).

[4]杨晓静.公共政策环境研究——基于功利原理角度[J].商品与质量,2011(6).

[5]贾杨.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分析及其困境化解——以环境政策为例[J].长白学刊,2015(2).

[6]周国雄.论公共政策的执行力[J].实时观察,2007(6).

[7]王学杰.我国公共政策的执行力的结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8(7).

[8]万益飞.依法治国视角下的执行力提升[J].中国市场,2014(39).

政策执行力 第9篇

20世纪中期,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加速进入工业化时期, 政府公共事务开始日趋繁杂, 为了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公共事务, 公共政策研究兴起。二战以后,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 在西方各国的政府层面, 开始越来越关注公共政策对于政府应对公共事务日趋增加的压力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力。

1. 标志:哈罗德·拉斯维尔 (H arold D.Lasswell) 和丹尼尔·勒纳 (D anielLerner) 于1951年发表《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的新发展》以来, 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正逐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话语之一, 甚至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次“科学革命” (德罗尔语) 。

2. 公共政策在西方兴起发展的整个逻辑是由于西方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存在着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和遵循模式, 但市场经济自身有其无法克服的弊端。首先, 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企业家, 他们通过市场追求的第一目标就是为了获取利润, 社会责任是第二位的, 这种无序的竞争会让整个社会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陷入混乱。而这个时候, 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是无法解决的, 西方社会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3. 西方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失调, 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存在着共性的问题, 这也是本文中之针对西方市场经济失灵分析的一个落脚点和出发点, 即:市场失灵——政府介入——公共政策。

4. 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共政策概念的描述。国外学者, 例如:“现代行政学之父”伍德罗·威尔逊观点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 (D avid Easton) 观点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

国内学者陈庆云认为:公共政策 (PU BLIC PO LICY) 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 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另外, 孙光认为, “政策是国家和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总目标而确定的行动准则, 它表现为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调节的政治措施和复杂过程”。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部门在特定的条件下, 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准则或采取的政治行为。其本质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其具有政治性、权威性、强制性、公共性、偏好型、稳定性、适应性、特定性、普遍性的特征。基本功能有:导向功能;政府依据特定目标, 通过政策对人们的行为和事物的发展加以引导, 使得政策具有导向性。调控功能:指政府运用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各种矛盾进行调节和控制。分配功能:必须解决分配给谁 (W H O) ?如何分配 (H O W) ?分配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调动积极性。

总之, 西方学者对于公共政策的政策主体范围认识相对宽泛, 而大陆学者对于公共政策主体更多限于政党和政府范围内。这主要是因为西方社会非政府组织体系相对发达, 而我国整个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很薄弱, 在整个政策执行的过程还缺乏有效的处于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缓冲地带, 缺乏政府与其政策执行对象之间的联系的桥梁。

二、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分析

政策活动由于涉及面广, 参与者多, 因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一项政策的制定、执行等环节中, 不仅包含有政府行为, 还包括执行者个人以及人民群众的行为, 执行后产生的许多效果也是始料未及的。目前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适应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制度体系还有待完善

1.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明晰。

中央的权威性和政令统一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积极性之间的发挥还缺乏一个有机的平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在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 做出了大量前瞻性的探索, 但是就现状而言, 中央和地方关系还缺乏制度化、科学化的规范。例如, 中央和地方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的施行后, 在财权分配方面, 中央具有了绝对权威地位, 这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贯彻中央决策是必要的, 但在激活地方活力, 培育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有所下降。

2. 有关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法律体系尚待建立。

进入新时期以来, 中国立法进程显著加快, 其实质就是为了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虽然, 我们在有法可依的法律制定层面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是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环节上还做得不够完善, 公共政策的整体的、有机的法律体系还不能够真正适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因素

1.执行主体人格化影响。

我国的政策执行更容易受到人格化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人员的文化背景、价值偏好、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对政策执行的好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的公共政策在执行中, 更容易收到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文化的影响, 由于法制的不完善和各种客观因素的交叉叠加, 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政策受到执行主体个人人格化的影响和冲击。

2.执行主体“经济人”驱动。

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也带有“经济人”的性质, 具有自利性。当他们掌握政治资源, 执行国家政策时, 很容易运用所得到的资源使其利益最大化。

3. 官本位思想。

管制与服务思想的转换。我国正在大力打造服务型政府, 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依然有着强大的阻滞力, 必须大力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宣传和培育力度, 让各级公务员能够尽快地转变思维观念, 接受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第三, 政策执行客观环境

政策资源缺失。长期国家政策资源分配的不平衡造成了地方经济的现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是, 许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原因就是政策执行过程中, 没有更多考虑均衡发展, 政策过多给予了东南沿海地区, 而中西部在政策资源上相对欠缺。当然, 近一段时期以来, 国家提出了许多重大发展战略, 例如西部大开发, 中部崛起, 振兴老工业基地等举措, 就是为了解决政策资源分配不均衡, 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地区不均衡的现状。

三、提升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对策

第一, 构建规范、有序的政策执行制度体系。首先, 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寻求平衡点。只有在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等各个方面达到制度化的平衡, 最大限度尊重中央权威的同时, 实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 才是提升政策执行力的最佳途径。推进依法治国, 运行法律手段构建公共政策执行体系。

第二, 塑造政策执行的能动执行主体。首先, 大力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 也就是各级公务员的执行素养。近几年来, 我国加大了对公务员招考的力度, 大量的知识化、年轻化的群体进入到公务员队伍中来, 对于提升整个公共政策执行的主体——各级公务员, 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其次, 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务员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必须对公务员的考评机制、任职提拔等一系列流程进行严格的管控, 通过制度约束和科学的公务员考评机制, 实现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有效性, 实现公共政策在制定出台后, 全面贯彻落实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 营造政策有效执行的社会环境。首先, 新闻媒介的广泛宣传。尤其是充分重视网络舆情的导引和掌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我国社会中, 网络虚拟社会初步形成, 虚拟社会中的网络舆情如何引导和掌控, 成为目前网络宣传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政策的实施和贯彻离不开整个舆论大环境的帮助, 而网络就成为一个较低成本, 较高收益的选择, 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媒介在宣传方式和宣传效果上的不足。同时, 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方式, 让广大公众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来, 相对高的参与度, 在引导和利用民间智力资源和减少政策执行阻滞力方面具有良好效果。

第四, 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没有监督就没有良好的执行力。鼓励公众参与监督, 打造阳光政府。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只有让公众充分参与监督, 政府才不敢懈怠, 政策执行才不会有偏差。另外, 充分利用互联网这种新型的社会宣传工具, 推行网络监督, 吸取网络民意。

三、结语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 必是一个公共政策执行体系不断改革完善的过程, 不断地进行“纠偏”和“调适”, 最终才能够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政策制定及执行体系, 提升政府执行力。

摘要：目前, 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两个转型期: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转型期内, 中国的政策制定、实施必将面对越来越多的不可预知的困难和压力, 为应对这些问题, 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探索解决路径。笔者认为, 中国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建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化、法治化、制度化的现代公共政策体系, 在实践中提高政策执行力。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力,对策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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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莫勇波.论政府执行力及其组织构建[J].理论导刊, 2005, (6) .

政策执行力 第10篇

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会计准则体系。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中, 《资产减值》准则由于与国际会计准则有较大的差异, 格外引人注目 (王建新, 2007) 。准则赋予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越来越大, 其目的是要求企业根据环境的变化探索和选择适宜的会计政策, 以保证会计信息的更加真实和公允。而现实经济生活中, 很多企业把会计政策选择当作利润操纵的工具, 且形式多样、防不胜防, 造成极大的危害。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 会计的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由于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 导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 最终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因此研究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可以有效地遏制不正当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本文旨在研究投资者保护执行与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以《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三大减值准备 (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存货减值准备以及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的会计政策为例, 选择沪深两市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 从投资者保护执行情况这一视角研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对于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问题, 大量学者做过有建设性的研究。蒋义宏、魏刚 (1998) , 孙铮、王跃堂 (1999) , 陈小悦、肖星、过晓艳 (2000) , 杜斌等 (2002) , 陆宇建 (2002、2003) 等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进行过实证研究, 认为不少上市公司存在6%和10%现象, 即操纵会计盈余使ROE达到6%和10%以上, 从而获得配股资格。陆建桥 (1999) 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摘牌”或被“特别处理”, 存在“重亏现象”和“微利现象”, 也就是在亏损年度显著调减盈余;在亏损前一年和扭亏为盈年度显著调增盈余。王跃堂 (2000) 以1998年A股公司三大减值政策 (短期投资、存货和长期投资减值) 的选择为例, 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及其经济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选择与未选择三大减值政策的两类公司的特征有系统偏差;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三大假设”, 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李增全 (2001) 对1999年我国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在未被要求强制执行减值政策时, 一般选择不计提或很少计提减值准备。B股公司中提取减值准备的公司比例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高于A股公司中提取减值准备的公司比例。当1999年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执行“四项减值”时, 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少提, 具有亏损动机、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司和具有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一般会选择多提。根据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申请增发新股和配股也有连续三年盈利等类似规定。公司为达到配股的条件, 往往利用资产减值会计等手段操纵盈余 (陆宇建, 2002) 。关于投资者保护与会计政策的选择, 相关研究还很少。对上市公司而言, 投资者保护执行的越好, 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操纵盈余的可能性越小。根据上述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 投资者保护执行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

假设2: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 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

(二)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是三项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为了调查企业会计政策的经济动机, 必须明确一项会计政策的运用是减少还是增加利润, 而存货减值政策、短期投资减值政策和长期投资减值政策的运用必定是减少公司的利润, 因此以三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为研究对象。投资者保护执行依据中国证监会要求相继公布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以2004年至2006年沪深两市所有的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 在样本的选取中, 剔除属于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三项减值准备数据缺失的企业;其他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其中三项减值准备计提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其他数据均来自深圳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 最后得到三年都披露减值准备的公司共1947个样本数据。

(三) 变量定义

(表1) 给出《自查报告》所设定的21个答卷问题及所构建的投资者保护执行指数 (Investor Protection Enforcemen Index, 以下简称IP) , 其方法与沈艺峰 (2009) 相同。 (1) 被解释变量。AC:公司计提三项资产减值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长期投资减值损失) 情况.公司未计提时取0;公司计提三项减值准备时取1。 (2) 解释变量。IP:投资者保护执行指数;RAC:虚拟

注:1.0.000表示很小的数, 不为0.

2.**表示双尾1%显著性水平;*表示双尾5%的显著性水平市年限和负债资本比率与减值计提 (AC) 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 回归分析

鉴于因变量为属性变量, 应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表5) 列示了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 投资变量, 当公司有配股倾向时 (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在区间[6%, 7%]或[10%, 11%]上的公司) 取1, 否则取0;DL:虚拟变量, 当公司有扭亏倾向时 (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在区间[0%, 1%]上的公司) 取1, 否则取0;ST:虚拟变量, 当公司被特别处理时取1, 否则取0。 (3) 控制变量。LEV:负债资本比率, 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SIZE:公司规模, 公司总资产取对数;AGE:公司上市年限;CFO:每股经营现金流量;ROA:总资产净利润率;AUD:虚拟变量, 当年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1, 否则取0;Year:年度哑变量, 属于该年度取1, 否则取0, 回归分析中用year05, year06分别表示会计年度2005与2006年, 用于控制外部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影响;IND:行业哑变量, 按照2001年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进行分类, 样本公司共21类, 本文以机械、设备、仪表类 (C7) 作为参照 (表2) 。

(四) 模型建立

为了分析投资者保护执行与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 借鉴Zmijewski和Hagerman (1981) 的回归分析模型 (下文简称Z—H模型) 对决定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以上述可能影响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各个因素为解释变量, 以会计政策选择为被解释变量, 建立如下分析模型: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从 (表3) 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三项减值准备计提的均值约为0.7, 总体来说公司倾向于提取减值准备, 因为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这三项减值会减少企业的利润, 因此, 对那些已经连续两年亏损的公司为了避免被摘牌的处罚, 或许会通过少提或不提减值准备这一会计政策免于处罚。投资者保护执行指数的平均数为14.7, 投资者保护执行情况仍不乐观, 可以说, 我国仍属于投资者保护执行情况较差的国家 (陈冬华等, 2008;陈信元等, 2007;肖珉, 2008) 。15%的公司为获得配股资格有操纵业绩的倾向;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比例约为88%, 而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比例达12%, 这可能预示着A股公司在执行会计政策的过程中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二) 相关性分析

(表4) 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Pearson相关系数都没有超过0.5, 表明共线性的概率较小。另外, 投资者保护执行指数与三项减值准备计提 (AC) 呈现负相关关系, 说明投资者保护执行的越好, 公司计提三项减值准备的可能性越小;证券市场的ST规定和配股政策与三项减值计提呈现负相关, 表明被特别处理和有配股倾向的公司倾向于不提三项减值, 而有扭亏动机的公司则倾向于计提三项减值以进行“大洗澡”, 然后在下一年度将减值准备予以转出, 达到扭亏目的;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净利率与减值计提显示为负相关, 可能是出于利润平滑的动机, 即如果公司连续亏损, 在连续亏损的第二年可能会做大亏损, 使公司在接下来的年度能扭亏为盈;审计意见的相关系数符号为负, 即与三项减值计提是负向关系, 也就是说, 计提三项减值的公司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可能性越小;公司规模、上者保护执行对会计政策选择有负面影响, 且回归系数在5%水平统计显著, 这一结果支持假设1。配股倾向的系数为负号, 与会计政策有负面的作用, 说明有配股现象的公司执行三大减值政策的可能性更小 (王跃堂, 2000) ;扭亏倾向的系数为正, 说明有扭亏倾向的公司倾向于在当年计提减值准备, 为以后扭亏做好准备;证券市场的ST规定统计结果是显著的, 其符号为负, 说明被特别处理的公司倾向于不提减值准备, 以免被摘牌处理, 这一结果支持假设2。负债资本比率对会计政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可能说明债务契约对公司的筹资行为还缺乏明显的约束作用, 实际上由于债务契约的压力, 负债更多的公司可能更加倾向于选择提高公司净利润的会计政策。公司规模对会计政策有显著影响, 且符号为正, 说明公司规模越大, 越倾向于计提三项减值准备。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总资产净利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有显著影响, 从系数的符号为负号可以发现, 经营业绩越差的公司, 计提减值的可能性越大, 似乎说明这些绩差类公司很可能在利用三大减值政策恶意的做大亏损 (bigbath) 。上市年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公司治理结构, 从表中看出其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 符号为正, 说明上市年限越久的公司, 越倾向于选择计提三项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 这证实了经理人员在利用三大减值政策的出台卸掉包袱, 当然也不排除经理人员在利用三大减值政策为经营失败寻找借口。审计意见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有显著影响, 其系数符号为负, 说明越是计提三大减值政策的公司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可能性越小。

注:***表示双尾1%显著性水平;**表示双尾5%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注:***表示双尾1%显著性水平;**表示双尾5%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四) 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做了以下测试:剔除三倍标准差以外的异常值;用投资者保护实施 (自查报告7—19项) 作为替代变量衡量投资者保护执行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投资者保护实施与会计政策选择在10%统计水平显著, 审计意见与会计政策选择在10%水平上显著, 结论与前述基本一致。即投资者保护执行与监管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以2004年至2006年度披露了三项减值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投资者保护执行以及证券市场监管政策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 投资者保护执行的越好, 公司越倾向于选择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证券市场的扭亏政策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而证券市场的ST规定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对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有监督作用。其政策启示是, 政府除了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外, 还要加强证监会的监管,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等, 这样才能提高监管的水平和效果。本文存在以下局限:由于本文是以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前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我国新《资产减值》准则第十七条则明确规定,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公司有可能利用2006年大量转回资产减值准备, 而在计提时会更加慎重, 这可能会给研究结论带来一定的偏差;虽然本文分析了配股政策、扭亏政策与是否被特别处理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还有其他的监管政策并没有在模型中考虑进去。上述局限使得理解本文的研究结论需要谨慎, 也是以后研究改进之处。

摘要：本文以新会计准则实施前的2004年至2006年度报告了三项减值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考察了投资者保护执行与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控制了其它因素的影响后:投资者保护执行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且符号为负;配股政策与扭亏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而证券市场的ST规定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投资者保护执行,监管政策

参考文献

[1]王跃堂:《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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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珉:《法的建立、法的实施与权益资本成本》, 《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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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ooth L., P.R.Rau, A.Demirguc-Kunt and V.Maksimovic.Capital Structure in 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 ofFinance, 2001.

浅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 第11篇

摘要：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反映的是大多数公民的利益诉求。本文总结归纳我国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对策。

关键词：地方政府 政策执行 地方利益

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具体情形多种多样，但就一般意义而言，政策执行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自行立法”，变相执行政策。隐瞒政策信息，神秘执行政策。逃避矛盾，消极执行政策。曲解政策意愿，盲目执行政策。

二、地方政府政策执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从人员方面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双方能动性不强。

地方政府“人事行政”的人治色彩使政策执行主体素质得不到保证。虽然从形式上看，各级行政组织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层级化与部门化的体制。但实际上，行政层级越低，其组织的权力运行所呈现出的人格化倾向越严重。

（二）从制度方面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权力配置机制不合理，横向上“党政”权力关系没理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无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信息沟通机制不完善。

三、地方政府政策执行问题的防治对策

（一）塑造能动的政策执行双方

1、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从“进”的环节保证地方政府公务员对基层政策的认知能力，增强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感。在“管”的环节上要加大培训力度，完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主体的知识结构，强化对政策的了解和运用。

此外，目前，我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很少对公务员进行业务知识、政策水平等方面的考试，致使很多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熟悉相关的政策。因而，要改变这种状况，要进行强制性的学习。严格政策知识考试和运用。地方政府公务员既能牢一记政策，又能灵活运用政策;既树立执行政策的坚定性，又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注重操作的灵活性。

2、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权力配置机制

（1）处理好政策执行中“党政”权力冲突

按照精简、统一和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与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实行党政领导合理兼职，分工不重叠，这样既保证了决策的高度统一，又提高了辦事效率，避免了地方领导班子中存在的地方党委重大决策与政府执行中的脱节现象，也纠正了地方领导成员之间职责定位不清的问题。二是从职能上解决。地方党委主要从大方向上把握中央或上级政策的方向和操作原则，而具体的执行交由县政府各部门解决。这种党委领导各项工作，党政合理分工的良好协调机制，使得政策执行能够形成一种合力，避免由党政矛盾引发的政策执行中沟通和协调方面无所适从，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和目标的一致性。

（2）明确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权力关系

要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来处理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工作关系。既要保护上级政府的主导地位，又要适度增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自主决定权，从制度上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行政行为。运用法律手段确认地方政府与省市级政府的职能权限和利益分配，建立并健全地方政府与省市级政府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从总体上形成“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新型政策执行体制，避免中央政策在经过层层下达后的政策失真。

3、建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约束机制

为使政策理解偏差、贯彻不力、执行失误，甚至违背政策、对抗政策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责任者身上，以使政策执行的责任明确，增强执行者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意识。对地方政府而言，应建立健全以下几项制度:

（1）推行政策执行公示机制

执行公示机制是指执行机关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向社会公开明示自己的执行范围、执行内容、执行标准、执行程序、行为时限和惩戒办法的方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从而提高执行效率和质量，保证公正、合法地实现政策目标。推行政策执行公示机制主要着眼于公开执行依据、加大政策执行的透明度，确保政策执行不暗箱操作。

（2）建立政策执行考核机制

地方政府应成立政策执行评议考核领导小组，由县政府法制办专人负责，切实加强对全县执行评议考核工作的领导。各执行部门也应成立相应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评议考核网络体系，为评议考核制的高效运行提供组织保证。建议将地方政府目标考核机构从属于同级人大序列，其人员编制单列，工作经费也在预算中实行单列。

（3）建立政策执行目标责任制

政策执行目标责任制是围绕政策目标和政策计划的实现而展开的。根据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在实际建立过程中，应该细化执行目标，责任表述应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责任状应明确责任期限和责任人，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主动配合，以致影响执行进程，甚至造成目标难以实现的执行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人员才能真正意识到政策执行的责任感和危机感。

4、建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沟通协调机制

完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沟通协调机制，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在地方政府内部建立专门的沟通协调机构。二要畅通政策执行信息沟通渠道。要建立双向沟通的通畅渠道，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和横向沟通畅通无阻。三要缩短沟通距离。沟通距离越长，中间环节越多，信息失真率就越高，沟通效果就越差。四要实现沟通手段和技术现代化。要善于利用现代通讯设备和网络技术，巧妙策动大众传播，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减少周转环节，保证信息交流的准确性。五要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的协调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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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雅厦.影响我国政策有效执行的原因及其对策[J].闽江学院学报, 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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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钧. 公共政策:哲学解读与制度分析——论公共政策的自负、惯性、私利及其改进[J]理论与改革, 2001,(05)

政策执行力 第12篇

1政策目标突出“三放”

政策是由特定的主体制定或执行,并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1],标示着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指的是政策制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2]。国家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出台,即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或政策工具确定创新创业方向和布局,对于构建系统化的政策体系,提升创新能力,增加创业机会,营造创新创业环境,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干意见》立足改革创新的全局,立足创新驱动引领的方向,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是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3]。其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集中体现为: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强调坚持深化改革、营造创业环境,坚持需求导向、释放创业活力,坚持政策协同、实现落地生根,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模式创新,突出抓好“放宽政策、放开市场、放活主体”。“放宽政策”是要通过“构建普惠性政策扶持体系”,促进形成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有利于创业创新的良好氛围;“放开市场”是要“改革完善体制机制”,通过建立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资金链引导创业创新链、创业创新链支持产业链、产业链带动就业链”;“放活主体”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创新创业主体的积极性,更加主动地投入创新创业活动,让千千万万创新创业者汇聚起发展经济社会的巨大动能。

2政策工具突出“八扶”

政策工具是基于价值取向目标,在政策执行中所选择使用的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从这一角度看,《若干意见》是国家引导和调控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动的基本手段,也是直接作用于创新创业活动的政策工具。《若干意见》既通过政策工具激励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行为,改善创新创业要素供给,培育创新创业载体,提升服务能力,又通过政府支持协调等保障手段,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创业政策扶持,构建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创新创业生态,为创新创业增强支撑和保障作用。具体体现在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强创业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创业人才培养与流动机制,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和统筹力度、完善普惠性税收措施、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作用,优化资本市场、创新银行支持方式、丰富创业融资新模式,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引导机制、拓宽创业投资资金供给渠道、发展国有资本创业投资、实施创业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加快发展创业孵化服务、大力发展第三方专业服务、发展“互联网+”创业服务、研究探索创业券和创新券等公共服务新模式,打造创业创新公共平台、用好创业创新技术平台、发展创业创新区域平台,支持科研人员创业、支持大学生创业、支持境外人才来华创业,支持电子商务向基层延伸、支持返乡创业集聚发展、完善基层创业支撑服务等八个扶持方面。

3保障措施突出“二联”

政策保障措施是确保政策执行的方案或方法。《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强政策协调联动、加强政策执行督导。《若干意见》提出,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政策协调联动机制,统筹做好已出台与新出台政策措施的衔接协同,加快政策执行传导进程[4],确保政策措施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和落地性,“全力打通决策部署的‘最先一公里’和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3]。

4结论及国家政策的地方执行建议

创业是创新的载体和实现形式。《若干意见》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历史新高度出发,提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性指导意见,促进了坚持创新发展的制度创新,成为构成国家创新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释放和创造经济增长的活力动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从而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潜能,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提升国家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作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统领,《若干意见》是我国大众创新创业政策框架的顶层设计,明确的目标定位、工具选择、保障措施,从战略层面突出了政策性的宏观指导功能。

国家政策的地方执行是地方政府结合实际深化落实国家政策目标的实践,更是国家政策目标价值实现的行动过程,从这个意义而言,地方政府承担了国家政策促进者、实践者的重要角色。由于大众创新创业的实践性活动和全社会广泛参与性特征,突出需要各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践路径的有效性与国家政策顶层设计的统筹性相结合。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国家政策宣传力度,既能促使创新创业者能更多地获得国家政策的战略性、前瞻性的指导,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产生创新创业的自主动力,同时又能促进社会组织对大众创新创业的关注和参与,不断健全信息咨询、智力支持、资金帮扶等社会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应出台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地方政策措施,强化与国家政策总目标的一致性和有机衔接,构建地方政府具有务实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践性的协调运行政策制度框架,健全大众创新创业的政策导向机制和执行机制,创造政策合力,进一步发挥政策工具的激励功能,消除各种制度障碍和制约因素,为千千万万创新创业者营造适合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和良好生态环境,促进形成大众创新创业持续涌现、良性发展的局面,促进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空间。

摘要：社会的创新活动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为推动形成大众创新创业的良好局面,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大众创新创业的相关政策给予引导和保障。国家政策的地方执行是国家政策的落实和实践层面,有助于上下协力,建立完善的创新创业制度机制和系统化的政策体系,保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本文基于对《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及其相关政策文本的学习和阐释,提出了地方落实执行国家政策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创新创业,政策,价值取向,地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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