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红色小提琴声乐艺术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凡是喜爱小提琴的朋友都聆听或演奏过一首叫做《四季》的小提琴乐曲。这首作品分为“春、夏、秋、冬”四个乐章，借助小提琴优美的音色与出色的技巧，与乐队相映生辉，通过对鸟鸣、号角与雷雨以及生活情景的模仿，描绘出大自然一幅幅生气盎然的美丽图画。这首作品是由300多年前，17世纪的意大利伟大作曲家、小提琴家维瓦尔第创作的。
红色小提琴声乐艺术论文 篇1：
陈钢小提琴作品解析
【摘要】陈钢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交响音乐作曲家，他为小提琴艺术的民族化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从作曲家的三个时期来分析他为小提琴创作的独奏曲，论述了陈钢创作中宽广的“民族4L"路线，对于西洋乐器“民族化”道路更是功不可没。
【关键词】陈钢；小提琴；创作；民族化
陈钢1935年3月10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家庭。其父陈歌辛(1914～1961)是当时上海一位很有名气的作曲家。在1930年代被誉为“音乐才子”，1940年代被称作“歌仙”。在艺术世家和热爱艺术的父亲的熏陶教育下，陈钢逐渐成长起来了。10岁左右时，陈钢向匈牙利的钢琴家瓦拉(Walla)学习钢琴。在1955年，他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又师从于丁善德院长和苏联音乐专家阿尔扎马诺夫学习作曲与理论。这些都为陈钢打下了坚实的创作基础。
一、早期作品(1950年——1966年)
《梁祝》的诞生为陈钢的作曲生涯拉开了帷幕，1958年，正是狂热的大跃进时代，“民族化”、“群众化”等口号是当时人们议论的焦点。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小提琴的何占豪，与丁芷诺、俞丽拿等人组成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志在探索小提琴在演奏上的“民族风格”。
当这个重任落在他和何占豪的肩头上时，陈钢还是一名大四的学生。尽管两个人在文化背景，气质性格上迥然不同，但在创作过程中却配合得协调默契。在乐曲创作中，两个人不但有共识，而且拥有当时青年所特有的纯情、无私和奉献的精神。那一次合作，不仅仅是表层的旋律加配器的“凑合”和“撮合”，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从乐曲的情韵、色彩到结构、语言的高度统一，浑然一体的“融合”。这样的合作对于他来说，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成功之例。，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属于标题音乐。作品以浙江的越剧唱腔为素材，按照剧情构思布局，综合采用交响乐与中国民间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它是一部单乐章的协奏曲(由一种独奏乐器与交响乐队相互竟奏的音乐体裁)，其结构为奏呜曲式。作者挑选了梁祝故事中的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和坟前化蝶三个主要情节，分别写入乐曲中的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
这首绚丽多彩、真挚感人并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的交响作品，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作了大胆的创新和成功的尝试，在国内外演出均受到热烈的欢迎。群众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
二、中期作品(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那时候的中国全被一片阴暗所笼罩。许多艺术家遭到迫害，大量的优秀的音乐作品禁止演出，已经走上正轨并取得一定成绩的中国小提琴艺术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严酷的政治重压下，包括小提琴在内的外来乐器的演奏与创作几乎被彻底中断，建国以来形成的创作、演奏力量遭到了彻底的洗劫。
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产生，得到当时文化主要当权者的赏识，使“文革”开始后被宣判“死刑”的钢琴恢复了一线生机，从而引发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相对活跃时期。对于小提琴来说，有一点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那就是“样板戏”一律用管弦乐伴奏。
此时，才从“牛棚”里走出来的陈钢，还来不及擦净刻在他身上的凌辱和伤痕，就霍地从被以往的角落里揭笔而起，一个接一个地谱写了一首又一首的小提琴珍品，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他通过那些在非常时代，用非常的心境、非常的笔触所谱写的具有非常的力与美的“红色经典”。来呼唤人性，弘扬生命。这些作品在最近被收集在《红色小提琴》曲集中。是陈钢中期作品的一个总结和收录。
陈钢的《红色小提琴》曲集共包含9首作品。对中国的近代小提琴音乐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作品可以说整整影响了三、四代人。“红色经典”作品不仅体现了中国那个时代的特征，培养了一代小提琴音乐人才，而且已经是现今国内音乐院校小提琴教育中的重要教材，为中国小提琴音乐宝库中的经典。
在《红色小提琴》曲集中，可根据不同的题材分为四种：
1 根据革命歌曲改编的小提琴独奏曲有《金色的炉台》、《恩情》、《恋歌》。这些改编的小提琴曲应该说在去除了原来歌功颂德的歌词以后，旋律还是相当优美的，节奏上普遍偏简洁明快，音色对比明显，音域跨度范围很大，音乐表现很夸张，具有很强的音乐欣赏性。尤其是改编后的曲子充分发挥了小提琴的音色特征，小提琴是最近人声的乐器，描写性叙述性很强，好像在听一位老人在娓娓道来一个个发生在“红色中国”里的动人故事。
2 根据少数民族音乐改编的小提琴独奏曲有《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苗岭的早晨》。陈钢把民族风情表现的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在结构上多采用“小提琴自由节奏的引子+歌曲旋律主题+充分展现演奏技巧的若干变奏或插部+主题再现引发高潮+坚定有力的高潮性结尾”的形式。错落有致。这些作品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优美灵动的民族音乐语青和令人眩目的技巧，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是小提琴舞台上常演不衰的保留曲目。不少外国乐团和演奏家也都在演奏他的作品。
3 根据地方民歌改编的小提琴独奏曲有《我爱我的台湾》、《鼓与歌》。陈钢在创作中大量吸取了民间音乐素材，将声乐化的旋律器乐化，尽量发挥小提琴的特长。经过精心处理、加工，这些作品听起来非常完整。
4 根据革命样板戏京剧改编的小提琴曲有《刀舞》、《打虎上山》。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展现了小提琴的演奏技巧。
这部《红色小提琴》中的作品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小提琴作品的技巧运用，复杂的和弦、飞速的经过乐句、远距离的隔弦大跳、各种滑音、泛音、顿弓、跳弓等，很多都是帕格尼，尼式的技巧，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技巧极大地丰富了小提琴的表现力，与当时其它中国小提琴作品相比，是技术上的飞跃。
这些被历史顽强地保留下来的“红色经典”。其实就是在“黑色年代”里所发出的金色回响!他的音乐之所以能一直那么潇洒、鲜活、挥之不去地活跃在音乐舞台上，并在多年之后，依然会令人们荡起心灵的双桨，是因为它能将“原生态”的民歌、戏曲作为“基因”和“载体”、并在将之提炼生活后，注入了自己灵魂，自己的经历；然后，才能生发出一个个崭新的生命活体，而这些崭新的生命活体也证实了他所独具的力与美的交响。
三、近期作品(1976年至今)
自1976年9月，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接着是平反昭雪、拨乱反正。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人民开始走向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小提琴艺术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小提琴艺术也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良好的社会环境，半个多世纪的艰辛积累。当代小提琴艺术，在教育、演奏、研究、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这个时期，陈钢对“民族化”的探索更向前迈进一步，他努力通过各种手段去体现中华民族的风韵，创作题材特别注意意境的营造，从民间音乐及其表现手法、民族精神和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获取灵感。创作中大胆吸收借鉴了现代作曲技法，着眼于吸收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精神，而不局限于对某些现代技法的直接应用，不拘一格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技巧之间寻求共通因素。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大潮中求同。
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被称为《粱祝》的姊妹篇。继承了《梁祝》的基本结构，用不同的场景构成不同的段落，由“娉娉汉宫”、“萋萋塞外”，“峨峨青峰”作为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的内容。它采用单乐章结构为形式。从广东音乐和粤剧唱腔中汲取一些养料作为音乐素材。继承了《梁祝》抒情戏剧性传统，选择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传说人物为题材，想通过它表现一种悲剧的美。在更加广阔的背景和更加丰实的层次上，揭示了一个性格复杂的古代女子的人性美。
在不同的时期，陈钢创作了不同的作品，如果说《梁祝》是在一个纯情的年代传达的一个纯情的话，那么《红色小提琴》就是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发出的一种燃烧的激情，而到《王昭君》呢，是饱经坎坷的一种深情。一路走来，都离不开一个情字，这是作曲家用一生在谱写音乐的篇章。陈钢用自己卓越的艺术搭起了国际交流的桥梁，在国际的音乐文化通道中，他是一个先行者，同时也是一个卓越者。
作者：张 蒙
红色小提琴声乐艺术论文 篇2：
“红发神父”维瓦尔第：在孤儿院的音乐生涯
凡是喜爱小提琴的朋友都聆听或演奏过一首叫做《四季》的小提琴乐曲。这首作品分为“春、夏、秋、冬”四个乐章，借助小提琴优美的音色与出色的技巧，与乐队相映生辉，通过对鸟鸣、号角与雷雨以及生活情景的模仿，描绘出大自然一幅幅生气盎然的美丽图画。
这首作品是由300多年前，17世纪的意大利伟大作曲家、小提琴家维瓦尔第创作的。作品在当年就受到热烈的推崇，时至今日，历经如此久远的岁月，仍然盛演不衰，足见其隽永深厚的艺术魅力，可与日月同辉。
维瓦尔第是巴洛克时代最为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一生创作有大量声乐、器乐和宗教作品，以及一些歌剧和奏鸣曲。在巴洛克时代早期，协奏曲只是为人声与乐队而作的被称之为大协奏曲的作品，维瓦尔第却发掘了多种乐器作为独奏的协奏曲形式，同时作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他对小提琴协奏曲的贡献尤为突出。维瓦尔第创作有500多首协奏曲，其中有300多首是为小提琴而作的。其他的是为大提琴、双簧管、长笛、大管等乐器而作。在这些作品中，有大部分是为独奏乐器而作的，他特意为独奏乐器创作了更为有趣和激动人心的片段，并赋予了独奏乐器更多的演奏技巧。维瓦尔第创立了“标题音乐”的先河，特别是确立了三乐章（快-慢-快）的协奏曲形式，对同时代及其后的协奏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与众不同的是，维瓦尔第的音乐生涯及其丰厚的音乐创作，与他在一所孤儿院的漫长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不解的渊源。
维瓦尔第，1678 年3月4日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康波格兰多附近的一个住所。他的父亲曾学习过理发技艺，也是个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后来终于成了一名职业的音乐家，在孤儿院教授小提琴，并成为教会乐团的成员和当地音乐家协会的创建人之一。“红发”（红色的头发）成为他的主要特征，当然这一特征也遗传给了他的儿子。
无疑，父亲成为了幼年维瓦尔第称职的小提琴教师。后来父亲将他送进圣马可教堂的公爵小教堂，18岁时他被任命为那里的小提琴手。1703年3月23日维瓦尔第成为神父，负责带领众僧侣做弥撒。一天，维瓦尔第在念弥撒时，突然想到一首赋格曲。他离开祭台记下主题，然后才回去继续念完弥撒。为此，他被送上宗教法庭，以后不允许他再主持弥撒。虽然维瓦尔第的神父生涯就此宣告结束，但他的别号“红发神父”却流传了下来。
在维瓦尔第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一所始建于1346年的仁爱孤儿院，它经过多次的扩建，收容了很多孤儿和弃儿。1701年6月5日，仁爱孤儿院里的弗朗切斯科·加斯帕里尼被任命为“合唱指挥”。1703年8月，他通过决议聘用了三名新教员教中提琴、小提琴和双簧管，维瓦尔第被聘为小提琴教师，后来还兼任中提琴教师，以及负责乐器购买与修理的工作。
“红发神父”在新的职位上尽心尽力，凭着高超的技艺在仁爱孤儿院站稳了脚跟。当时，维瓦尔第作为小提琴手和作曲家已经声名远播。1705年，维瓦尔第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12 首奏鸣曲》。
在其后的近30年间，维瓦尔第的音乐创作一直与仁爱孤儿院息息相关。他的大多作品都是为这个孤儿院的孩子们和乐队而作的。
一份有关维瓦尔第1735年8月再次被任命为仁爱孤儿院的乐队指挥的材料记载：他有义务对“学员的”所有乐器演奏提供指导；孤儿院的女孩子们“演奏小提琴、长笛、管风琴、双簧管、大提琴、巴松管——总之，任何乐器也不会难倒她们。”他为她们“创作了除300多首—把或多把小提琴协奏曲之外，还有15首长笛的，2首竖笛的，3首短笛的和1首两支长笛的；8首协奏曲由管风琴演奏；20首双簧管的和3首两支双簧管的；27首大提琴的和1首两把大提琴的；39首巴松管的；此外，大约50首协奏曲中这些乐器互相结合或与其他独奏结合。”他的音乐创作与孤儿院的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1739年，威尼斯发生经济危机，孤儿院由于费用紧缩，许多职位成为空缺。1740年，垂暮之年的维瓦尔第离开了留下一生辉煌的威尼斯，前往维也纳谋求出路。天不假年，这位受人尊敬的音乐家于穷困之中在维也纳去世。后来，在维也纳圣斯特凡大教堂的亡者登记簿有载：“尊敬的安东尼奥·维瓦尔第，世俗牧师”于1741年7月28日逝世，安葬在“贫民墓地”。
（莫文）
作者：莫文
红色小提琴声乐艺术论文 篇3：
奏响时代的红色主旋律
奏响时代最强音，谱写时代新华章。2021年，在迎接和庆祝建党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上海文艺界不忘初心，践行使命，积极担当作为，传承红色基因，推出了一大批以“建党百年”为主题的舞台新创作品，种类涵盖音乐、舞蹈、话剧、京剧、昆剧、沪剧、越剧、淮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多层次、多维度、多面向地展示了上海红色文化中的丰富内涵。
在音乐与舞蹈方面，部分新作在紧锣密鼓的安排下，已完成试首演，并将继续打磨提高，以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最成熟、最完美的姿态迎接党的生日。据悉，上海交响乐团将于“七一”期间举办“建党伟业”专题音乐会，推出由出生于不同年代的4位作曲家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的最新音乐作品—“50后”贾达群的乐队协奏组曲《逐浪心潮》、“60后”于阳的交响乐《中国颂》、“70后”郝维亚的交响诗《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80后”杨帆的交响诗《父辈》。4位作曲家以不同视角和笔法，将个人感悟融于时代大潮，将人文思考融于历史叙事，和而不同地传递了所有人可以感同身受的理想信念和家國情怀。
上海爱乐乐团则提前用三年多的时间委约7部新作，于今年集中推出“红色情怀”系列演出。其中，已经91岁高龄的著名作曲家吕其明，为建党百年献上了自己的最新创作。2020年，他被逆行出征、抗击疫情的广大医务人员感动，提笔创作了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今年春节，吕其明又创作了弦乐合奏《祭》，献给为民族解放捐躯的革命烈士们。而另一位“90后”、青年作曲家龚天鹏交出了自己的交响乐《百年颂》，在恢弘壮阔的音乐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开天辟地到盛世韶光，带领中华民族一路奋斗，谱写民族复兴史诗的伟大历程。此外，还有徐景新的声乐套曲《永恒的丰碑》、赵光的小提琴与大提琴双重协奏曲《石库门随想曲》、刘隽皓的交响曲《红色情怀》……不同年龄的作曲家们用自己真诚的音乐想象和富有个性的创作技法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向观众展示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原创芭蕾舞剧《宝塔山》是上海芭蕾舞团为庆祝建党百年推出的红色题材作品，已于5月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全球首演。该剧讲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来自上海的进步青年梦安、欧洲归来的学子明华和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为信仰从四面八方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故事。延水河边，宝塔山下，中国青年抱着一颗颗滚烫执着的爱国之心，接受党的教育，把个体融入集体，把艺术融入土地，最终蜕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富有戏剧张力的肢体语汇，充满时代风格与现代概念的音乐旋律，以及以“历史素描”感为依托的舞台呈现，让这个发生在宝塔山的革命故事显得动人且迷人。信仰的力量也借由海派芭蕾的典雅与细腻，在新时代焕发出新光芒。
坚定主旋律创作的新认识
什么是主旋律？回归词语的本义，“主旋律”这个词来源于音乐，代表着主要曲调，它是贯穿整部音乐作品的主要旋律部分，是整首音乐作品的核心。延伸到更广泛的文艺领域，主旋律作品，即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作品。“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一个时代文艺的主旋律，必然是和一个时代的主题与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人将主旋律作品与其他作品进行泾渭分明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将“主旋律”与“艺术品质”进行了对立。也是在这个思维的影响下，主旋律创作一度被认为是特定节点、定向生产的命题作文，因为“定向”“命题”所以艺术必然要向主题俯首。其实，这样的解释是对文艺创作的一种误读。思想上的主旋律与艺术上的秉持创作规律并不必然矛盾。主旋律作品如何在坚持艺术品质的前提下赢得观众认可和青睐，不仅应该是创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更是新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明确指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强调“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他指出，文艺要出精品，“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中国文艺指明方向，极大鼓舞了艺术家唱响主旋律的创作热情;文化自信的底气鼓起文艺的精神风帆，使得新时代的主旋律创作理念愈见成熟，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愈见丰富。
在红色音乐经典中，吕其明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用饱含激情的音符，写下一首首传唱大江南北的名篇。4月29日，在上音歌剧院演出的“上海爱乐乐团红色经典交响音乐会”上，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的压轴演出，上海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张艺执棒演绎吕其明的代表作《红旗颂》《铁道游击队》，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以及近年吕其明新创作的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和弦乐合奏《祭》，收获观众长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在演出结束后的致辞中，91岁高龄的吕其明这样说道：“首先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向我们亲爱的党即将到来的百岁生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最热烈的祝贺！《白求恩在晋察冀》和《祭》分别是去年和今年创作改编完成的，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给予批评指教。”说到动情处，他激动地表示：“回想这70年，我只是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践行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用音乐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鲐背之年的我将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为党、为人民写作，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与贡献！”
“为党、为人民写作”，便是贯穿吕其明人生和作品的“主旋律”，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他始终和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1956年，26岁的吕其明为电影《铁道游击队》配乐，创作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1965年2月，35岁的吕其明临危受命，短短一周就写出了《红旗颂》，深情描绘了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这部作品在第6届 “上海之春”开幕式首演，随即成为了每个国人心中最熟悉的旋律之一。吕其明从未放弃对《红旗颂》更臻完美的追求，多次打磨修改后，在该作品首演54年后才最终定稿，并在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进行了首演。修改后的《红旗颂》在尾声配器中，加强了国歌旋律，让爱国主义的激情更显澎湃，征服了全场观众。在4月29日晚的音乐会上，现场观众感受到的正是他精心定稿的《红旗颂》。
即便已是91岁高龄，他依然笔耕不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是吕老在新冠疫情期间受“白衣战士”坚守抗疫一线的激励所完成的。作品立意高远，主题明晰，既写了白求恩的心路历程，也用一定的篇幅表现了根据地军民与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关系;既表达了对白求恩的崇敬和缅怀，也讴歌了不顾生死捍卫人民生命安全的白衣战士。在音乐上，这部随想曲也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清晰的画面感、叙事性，同时流淌着真挚动人的情感，既有艺术高度，又雅俗共赏，充满了真诚与崇高的力量。
弦乐合奏《祭》酝酿于今年春节期间。“春节期间，我看到我们国家战胜疫情、脱贫攻坚的报道，非常欢欣鼓舞。可热闹的大年三十刚过，在大年初一时，我的心就冷静下来，并且感到一种悲悯。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有一个晚上，我一直激动到晚上十二点，通宵未眠，由此及彼，我想到了为新中国诞生而牺牲的烈士们，想写一部作品歌颂、缅怀革命先烈，庆祝胜利，于是有了《祭》，獻给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吕其明说。
“吕老师的作品为什么总能打动人，旋律出来一下子直击人心？因为他真的是用心、用全部的情感投入创作，而不是仅仅依靠技法与技巧来完成作品。吕老91岁高龄，崇高的东西在心里没有磨灭，这就是作品的魂。”原前线歌舞团团长王勇这样评价。
历数吕其明70年来的作品，95%都是主旋律作品。对他来说，主旋律创作从不是一项任务或者应制作品，他也从不考虑报酬和名利，而是用倾注心血、用真情实感讴歌美好与崇高。他无私地让《红旗颂》成为“公共财产”，任何单位出演都不收费。90岁写《白求恩在晋察冀》，91岁写《祭》，都是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初心的念念不忘：“1945年9月1日，在老乡的家里，在油灯的照耀下，我一个15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向党宣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作，这是我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也是我音乐人生的信念和追求。”而那些所从这个基点出发的澎湃情感，正是他的作品打动一代又一代人的秘诀所在。
吕其明说：“唯有从心里流淌出来的音乐才感动人心;只有扎根土壤的作品，才有生命力。《红旗颂》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人喜欢，只因为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感和人民对党、对祖国的感情在乐曲中交汇和共鸣。”
继献礼十九大的《启航》、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潮》之后，《百年颂》是青年作曲家龚天鹏创作的第三部红色题材交响乐。在历经两年打磨、三度试演、数次修订之后，这部备受期待的交响曲在5月进行了首演。作品以激昂亢奋的气势和汹涌澎湃的情感，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功绩，表达了当代中国人民对党的信赖和拥护。
有了前面两部重大革命题材创作积累的经验，龚天鹏创作《百年颂》时更显状态。5月正式出现在观众面前的《百年颂》采用了古典交响乐的四乐章结构，以纯器乐的音响表达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引领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壮丽史诗。音乐以一段深情的“序”开篇，引出“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四大乐章，极富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然后，各乐章相继表现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奋斗历程，从党的庄严诞生到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伟大觉醒、再从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飞跃。作曲家为这每一个阶段性的发展都设计了主题鲜明的音乐形象，并由同一个庄严而神圣的四音动机贯穿全曲，以象征永不动摇的信仰与初心。在全曲极富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感情色彩的烘托下，作曲家本着“为人民而创作”的艺术理念，为听众提供震撼人心、鼓舞斗志的艺术享受，也进一步探索了将主旋律题材国际化的可能性。这位年轻而富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表示，希望这部作品“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能传递跨越时代的情感，引发当代人的共鸣”。
创作《启航》时，龚天鹏参观了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嘉兴南湖、北京鲁迅故居等地，并一次次踏访上海一大会址，尽可能在历史的发生地捕捉历史的足迹。他查阅文献、请教历史学家、考据史实，最终从当代青年的视角叙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场景，用音乐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怀和最伟大的胸怀。这一次，为了《百年颂》的创作，他则更加深入系统地研习中共党史，在真实的历史回响中寻找那一缕心灵的共振，将百年峥嵘浓缩于激荡澎湃的音乐之中。经过多次创作与修改，最终确定了《百年颂》古典交响乐的四乐章结构，以党的百年历程的时间线索依次第展开讲述。龚天鹏认为，与戏剧、舞蹈其他文艺作品相比，交响乐的优势在于，在讲述百年的主题上它能诗意地抽象与凝练，同时又具有形式上的宏大与思想上的深度，“因此我决定用《百年颂》这个题目，正面地去展示党的百年”。
在龚天鹏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近代中国史的缩影，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是“无缝衔接”的，讴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在讴歌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实践。“既然历史已经为中国人民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的我们，就应该保持一种高度信赖、坚决拥护的态度，去参与祖国的建设。”龚天鹏说。
对于主旋律创作，龚天鹏认为：“之前，很多人把命题创作和艺术追求对立起来，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每个时代的艺术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莫扎特、贝多芬、巴赫，他们的作品哪个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但他们在创作的同时追求着艺术的极致，最终的作品便超越了时代局限性，打破了国界。我们对主旋律创作要有一个新的认识，跳出思维的束缚，达到艺术追求和爱国情怀有机结合。文艺工作者更应该向自己追问，为了这片深爱的土地，你要做什么，为后人留下什么，而不单单是要在某个节点完成某个任务。”
在海外留学时，龚天鹏最渴望的就是能以中国青年的视角、世界性的音乐语言，来呈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未来。毕业后他选择回到上海，站着自己的土地上写作。“作为一名上海培养的作曲家，我扎根在上海，是上海文化建设的一员，尽自己所能一步一步地创作属于这个时间、属于这座城市的作品，我责无旁贷。”他这样说道。而写出能够经久不衰、获得国内外乐团认可的时代主旋律，则是他的最终目标。“瓦格纳、贝多芬等伟大作曲家的许多经典杰作，早已跨域国别与历史，能激发全人类的共鸣，但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他们的交响乐又是带有各自民族的特征与表达，每一位伟大的作曲家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和热爱的土地。我渴望将中国厚重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民族抱负，融入国际音乐语汇之中，用最直接的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龚天鹏说。
寻找主旋律演绎的新形式
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树立了新的目标任务，新的阶段性特征也赋予了文艺创作新的时代使命。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如何用深刻的思想表达和动人的演绎抒写家国情怀、唱响主旋律？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上海舞台上出现越来越多受到观众喜爱的主旋律作品，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海》、沪剧《挑山女人》等作品，不仅得到了主流市场的认可和欢迎，又鲜明地体现了主流价值观，实现了主流市场和主流价值的融合，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主旋律也能出市场爆款。
在这些“好看”和“好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当下创作者理念的转变。他们对时代的关注和思考正在不断进步，对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孤立地定制”，而是主动探索，用艺术的方式将主旋律与多元化的追求和谐统一起来，从而打破了观众对主旋律题材的抗拒与偏见，甚至为之津津乐道、趋之若鹜。在文艺多样化的格局之下，用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寻找文艺中的表达，才能让主旋律找到艺术突破的可能、赢得观众青睐的可能。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上海芭蕾舞团用原创芭蕾舞剧《宝塔山》做出了自己的寻找。《宝塔山》聚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讲述他们的所思所想，刻画他们的进步成长，带领观众重温那段峥嵘岁月，用芭蕾独有的艺术形式回应时代提出的精神命题，让红色基因由一代代青年传承弘扬，让信仰的力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光芒。
《宝塔山》的最主要特征是将鲜明的理念与形式对比置于同一语境中，探索通过对比所营造的艺术感染力，使主题在多样变化的形式中得到表现。
百年党史，百年辉煌，延安精神是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石库门里诞生，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斗争探索，辗转大半个中国，长征到陕北落脚，在延安窑洞里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如今，这段历史化为芭蕾舞演员足尖的优雅与坚定，化为宝塔山下秧歌的烂漫与果敢，化为革命青年吹响的号角与洒落的鲜血，将观众带回那段浪漫激情的峥嵘岁月。
《宝塔山》向观众具象地展示了来自上海的进步青年梦安、欧洲归来的学子明华和千千万万爱国青年在来到延安后，足尖的芭蕾化为热火朝天劳作的“开荒舞”，军民鱼水情深的“纺织舞”，以及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群舞。该剧的编导刘立功说：“我在创排时弱化了《宝塔山》的叙事性，希望能用芭蕾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具有象征性、代表性的舞段去讲述那个时代的人与事，用真情实感去追述百年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
在舞台设计上，为突出《宝塔山》的年代感及地域特色，创作团队以延安最具代表性的美术形象古元版画为灵感，结合芭蕾的艺术审美，在保留古元版画基本元素的同时进行了简约化和现代化的处理。全剧共设计制作223套服装，这些服装在色彩上采用了具有一定灰度的莫兰迪色，富有现代美感。男女主角明华和梦安的穿着从序幕中时髦的呢马甲、西装西裤和真丝喷绘连衣裙到之后的军装、绑腿军裤和白衬衫、蓝色过膝裙，无不体现着他们在延安的人生转变。在音乐上，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以此融合了民族音乐、音乐剧、圆舞曲、爵士等多种音乐风格，并选用了经典歌曲《南泥湾》和民歌的旋律，创作出富有画面感和感染力的音乐作品。
无论是意象上的“上海”与“延安”、故事上的“文艺青年”与“革命战士”，还是表现形式上的“海派芭蕾”与“陕北秧歌”，这些强烈的对比都勾起了观者无限遐想，富有探索性的实践也拓宽了海派芭蕾与主旋律表达的疆域。“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中国文艺的圣地，用海派芭蕾讲述延安故事，用文艺致敬延安精神，意义非凡”。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表示，“我们对革命前辈满怀敬意，也希望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我想通过上海芭蕾舞团艺术家们的演绎，舞剧中文艺青年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浪漫的革命情怀和扎根人民、艰苦奋斗的时代热情，一定能引起广大当代青年的共鸣。”而融入了民族舞、秧歌舞、现代舞等元素的《宝塔山》，也展现了海派芭蕾的兼容并蓄。用辛丽丽的话来说：“这部作品要用芭蕾这一舶来品的语汇与中国民间舞蹈结合，创造新的语汇，讲好中国故事。”
探索主旋律的新机制
主旋律作品形态的提质增效，离不开良性的创新机制的激励。一部优秀的主旋律作品的出现，不应该仅是一个成功的个案，更应该成为艺术创作生产的导向，引导更多佳作的诞生，让主旋律作品由一味追求“节点”和“产品”转向对“质量”和“品牌”的投入。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说：“我非常欣慰地看到，现在很多作曲家都回归到主旋律的创作当中。交响乐团必须得有自己的作品，而艺术大国的建设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作品。作为国家乐团，要有责任、有使命、有担当、有前瞻性地不遗余力地做这些事。”
作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及最有影响力的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曾首演过多部红色经典作品。冼星海的《神圣之战》、王云阶的《抗日战争》、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丁善德的《新中国》《长征交响曲》、吕其明的《红旗颂》等多部被记入中国音乐史的作品均由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奏响。
在建黨百年之际，上海交响乐团延续了红色作品演绎的传统，同时尝试了突破传统单一委约方式，同时委约了4位不同代际的作曲家，呈现不同代际的音乐家对建党百年中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的思考。虽然是“命题作文”，但上海交响乐团对于这次委约并没有进行过多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定，而是给予了作曲家充足的空间，让他们能个性化地展现对信仰和理想的理解和诠释。
于是，观众可以看到，“50后”贾达群以毛泽东诗句“心潮逐浪高”（选自《菩萨蛮·黄鹤楼》）为标题写就了乐队协奏组曲《逐浪心潮》，用一种厚重来承载建党百年的文化和精神内核。“60后”于阳的交响乐《中国颂》以浓郁的中国音乐风格，融合浪漫主义的抒情性、印象主义的色彩性和现代主义波澜壮阔的交响音乐语汇，展示中国当代音乐的一种新风尚。“70后”郝维亚成长于一个热爱诗歌的年代。在他看来，文学中那些难以延展的氛围和情感，可以在音符里得到充分释放。在《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中，大型管弦乐队与女高音的对话表达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砥砺前行。“80后”杨帆的交响诗《父辈》脱胎于热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音乐，浓缩了他对上海的情怀，也融入了他的音乐语汇和创作技法，以此来表现他对父辈、前辈们的崇敬。
作为作曲家来说，委约作品“同台竞技”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对此，于阳说：“一个作曲家的一生都难得遇到这样一个重大题材，我们把自己的个性、人生、感悟都融入到了作品之中。值得高兴到是，面对同样的主题，我们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作品。”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认为，当下的主题创作遇到的突出问题是“时间短、任务紧”，为了更快更高效地完成任务，院团长首先会考虑最具影响力、最容易出成绩的合适人选，作品品质则是第二位的考虑。“就像是开盲盒，开出来后才知道里面有没有有价值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弊端就很明显。“第一，大量委约创作集中在少数大家身上，年轻艺术家的机会便大大减少。有好作品的年轻人没有机会演出，心血只能放在抽屉里。与此同时，没有演出机会的作品也说服不了别人。而接受委约的大家，也很难保证每一部作品都能全情投入。第二，现在的委约作品大多比较‘窄’，各地都有主题任务，每家都要演独家，分散到每个作品的演出面就窄。时间段也很窄，作品完成后，演一两遍就结束了，后面来了新任务，原先的作品就不会再花力气去推广，对于那些优秀的委约作品来说，这种昙花一现是非常可惜的”。
在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对国内外优秀创作机制的参考借鉴后，周平设想了比较理想的创作机制，“第一，有一个基本的‘蓄水池’，先从中筛选出有潜力的作品，即便这些作品是以简易方式呈现的，我们要有发现优秀作品的能力。然后，再进一步打磨，精准投入。如此这般，成熟的作曲家和有才能的年轻都可以得到公平的待遇和机会。第二，好作品就要常演，哪怕不是今年的主题。如果每年有更多人、甚至更多不同的团队一起呈现优秀的委约作品，得到来自各个层面的丰富感知和回馈，对作品进行进一步修改，进一步推出，或者有多方资金的共同支撑，这些作品必然会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
基于委约创作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一次，上海交响乐团打破常规，在建党百年的主题委约上探索交响乐创作和演出的新机制。首先，以群体性委约的方式，让不同作曲家的差异化表达，共同汇聚到同一主题之下，丰富庆祝建党百年的主题意涵。“我们感到，当下文化娱乐的方式丰富多样，新时期创作的红色主题作品要想获得以前那样的欢迎，难度很高。通过群体性委约的方式，我们希望把作品的格局和规模扩大。我们在选择作曲家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南方和北方都要有不同年龄的代表人物出现，不能只选择上海的作曲家。这次我们合作的4位作曲家，都是有自己成熟风格的艺术家，作品辨识度很高，当他们一同呈现时，主题也有了比单一委约更丰富的内容表达。”周平如是说。
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杨燕迪认为，上海交响乐团这种创新的委约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行业标杆。“音乐是非常抽象的，很难有具体的叙事或细节的描画，作曲家如何对这厚重、复杂的百年有一个总体性的感悟，是很大的挑战”。在他看来，4位作曲家都做出了积极深刻的回应，“这样一个宏大命题，采用什么音乐语言非常重要，四位作曲家的技法和呈现都不一样，但都达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除了创新的委约方式，上海交响乐团还以“多团共演+多地巡演”拓展原创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半径。去年12月，上交将各地专家请进音乐厅，在现场聆听主创阐述和片段视听后进行研讨。根据专家的反馈意见，作曲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改打磨。然后，这几部作品又由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三团联合在北上广三地新年音乐会上试演片段。4月15日起，上交开启“庆祝建党百年红色巡演”，历经北京、杭州、赣州、长沙、武汉、延安六城演出，巡演曲目既有经典演绎，也有新时代的创作，表达的是同一时空的内容，但又通过不同作品中不同音乐语汇的变化让听众感受到时代的前进。委约作品得到了多次展示，让作曲家能直观感受作品在音乐厅里的演出效果及观众反馈。周平说：“演出实践对作曲家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让他们有修改提高的空间，使得作品呈现更完善。比如杨帆在巡演每一站都在调整，不断修改。指挥俞峰的处理也是每场有调整，演奏者对作品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先做巡演，给二度演绎创作带来了非常大的优势。”
多维度的手段和方式也扩大了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力。在周平看来，《红旗颂》能达到今天的国民度，不仅只是因为作品好，也是“一遍一遍演出来的”，这才使艺术品质和传播力度最终集结成了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上海交响乐团根据近年来在演出推广、办节办展上累积的丰富经验，在进行庆祝建党百年的演出时，联结更多传播外延，增强传播力度和广度。比如，随红色巡演一同出行与各地观众见面的，还有“聆听·百年回响”声音互动装置。声音互动装置精选了2首具有代表性的红色经典，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和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现场观众在场内聆听熟悉旋律的同时，还可在场外装置内留下自己的所感所想和对党的诚挚祝福。场外除了装置的互动体验，上交还制作了精美的红色文创，让观众把演出的记忆带回更多的生活场景。
回归上海的“建党伟业”专题音乐会，也在6站红色巡演的基础上扩充曲目，4部委约作品分成四场，整合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品一起演出。演出同时还将举办红色音乐展览，调动多维度的手段，释放观众更多的共情度和内生体验认识。4场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孙一凡、张橹、俞极、黄屹接力执棒乐队，邀请宋元明、王秀芬、陈剑波、袁晨野，艾力开木·艾尔肯、万捷旎、陆轶文等中国实力独唱音乐家、青年独奏家同台献演。以上海交响乐团的品牌影响力，让更多年轻人集结起来、登台亮相。“这轮我们的指挥全都是‘80后’‘90后’，乐队也以年轻乐手为主。我们特意组织这样的队伍，是因为艺术的代际传承非常重要。如果老人喜欢的作品，年轻人根本不听，不唱，也不了解，都去看动漫了，那就是艺术传播的失败。必须让后辈新生力量来做，自己演奏，自己感受，自己探索，自己表达，让年轻的观众听，那么他们对红色主题、对党史的认知和感受就会不一样了”。
讲活历史故事、用活红色资源、搞活宣传形式，上海交响乐团打造精品委约，为上海的红色文艺累积了新鲜血液。“各个国家、各个时代，交响乐都在做主旋律创作。交响乐的艺术特性，让我们在红色主旋律的创作上，愿意以一种更开放、更宽泛的概念去理解它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当下的主旋律创作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创作者要打开思路，不要拘泥于形式，用更加现代、年轻人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去完成这种表达。对于院团来说，我们希望看到创作者的由衷创作，而我们要做的是让优秀的作品能留下来，打得响、传得开。”周平这样说道。
2016年建党95周年之际，上海启动了“五年百部”优秀文艺作品原创工程，努力以一批文艺精品力作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五年来，上海文艺工作者围绕党在上海诞生、从上海出发这一主题，充分挖掘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加大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力度，先后推出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今年是“五年百部”文艺创作的收官之年，也是上海庆祝建党百年、全面小康重点主题创作成果的丰收年、检阅年。这些题材多样，视角多元的音乐舞蹈新创作品，见证了上海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不同年代的创作者以飽满的创作热情、丰沛的艺术语言，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他们一起汇聚在上海文艺的“红色的浪潮”中，讴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亿万人民书写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作者：忻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