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科学问题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本文在探析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四次历史性飞跃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分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所在，提出了科学地看待科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点，为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提供理论借鉴。
第一篇：科学问题论文范文
关于科学与伪科学问题的科学、哲学、文化对话
编者按：近期，科学文化界发生了一系列有关科学文化的争论，内容涉及怎样划分科学与伪科学、反伪科学是否会妨碍科技创新、反伪科学是否会妨碍传统文化的继承、反伪科学与法制建设的关系等方面，这些争论以及争论的氛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了让公众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并将争论引向理性探讨，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一次深入座谈。本刊整理摘编座谈会上一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希望这些争论、讨论能够在知识界引起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科学文化问题的更多思考，同时我们也希望营造一个各家争鸣、和谐交流的氛围，以期达到更好的讨论效果。
王志新(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共同体主要是指一些从事探索自然规律并以此为职业的科学家。这个群体不是完全自我封闭的，但是有一些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基本的判断都是在科学共同体内完成的。一般情况下，科研论文要在国内外公开杂志上发表。现在，我们强调国外多一些，原因是中国的科学相对西方的科学而言差距很大，无论从科学家群体来说、从数量来说、从质量来说，差距都很大。另外，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国际上一些很好的主流杂志，都是在世界范围内聘请审稿人。杂志的名声是根据杂志发表的好论文而建立起来的。当然论文发表了也不一定对，即使很好的杂志，如Nature、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也有错的，也有假的。但是，因为是公开发表，所以可以质疑，可以反驳，杂志也可以回应，这样经过多个来回，错误可以得到纠正。所以我们强调，第一，文章要在公开杂志上发表，要经过比较严格的评审;第二，要经得起别人的质疑;第三，文章即使发表在好的杂志上也不是最终的定论。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科学共同体内，一个新的科研成果可能一时得不到认可，但不会永远得不到认可。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时也是很标新立异的，但是最终它还是能发表。我认为科学界内部，科学和“伪科学”这样的争论基本上不存在。一个成果不被认可，一个结论错了，论文不予发表也就是了，很少提“伪”。之所以会有这个争论，跟新闻界有很大的联系。新闻界可以报道一些科学事件，但是重大的科学结论基本上要经过科学共同体比较严格的评审、在比较过硬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后，才应该报道。否则，仅仅通过一些小道消息或研究者自己所说，会给民众一个误导，包括某些掌握资源分配的人也可能被误导。像水变油事件，就是在分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媒体炒作产生了误导。
所以，关于伪科学，如果大家都通过正常的程序，如果没有媒体的炒作，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但是，如果其中还涉及到个人利益、商业利益，并且通过媒体炒作，那么科学共同体就有责任、有义务出来说话，指出它不是真的。
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关于科学最大的分野不是科学和伪科学，而是科学和非科学、科学和反科学之间的分立。对于科学是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弄清楚什么是非科学，跟非科学一比较就知道什么是科学。
为什么科学和非科学这个本来非常清楚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却成了争论的问题?这主要是现实中的两个问题引起的。一个是伪科学的问题。伪科学本身不是科学，但自己声称是科学，而且常常通过非共同体的力量来证明自己是科学。另外，非科学的东西同样会有了不起的成就和影响。但是在中国的特殊的语境下，科学通常代表着正确，代表着有价值，如果不是科学，仿佛就是不正确的、无价值的，所以就要争取得到科学的认可。这是一个语境问题。媒体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大家都愿意看，其实就是这个特殊语境的社会背景问题。
另外一个是国外前沿的反科学思潮。反科学是针对科学主义的，但是，在我国反科学显然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反科学思潮认为，科学和技术有异化的倾向，其实这是哲学研究和社会批判当中很正常的事情。在我们这里问题就显得很严重，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还不是很发达。在这样的环境中去反科学，就会被看成是与主流的要求背道而驰。反科学之所以现在不能讲，我想也是这样一个社会背景的问题。其实，伪科学和反科学都是可以研究的，但是伪科学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含义，研究反科学是要了解它究竟是为什么批判科学和技术，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弘扬科学精神。
宋正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民间科学的数量和科研成果多年来迅速增长已成为重要的社会事实，而学术界似乎无视这种情况，更未见相应的政策。主要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上的非共识重大原创新科技成果又常被打成“伪科学”，如三大伪科学冤案、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刘子华八卦宇宙论、李世辉典型信息法、多种非经典重大天灾预测法等均被打成“伪科学”;进而又把阴阳五行、汉字优越论、中医等中华文化也打成“伪科学”。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科学”、“伪科学”问题的深刻关注。因此，尽快明确科学定义，拿出切实有效的科学纲领有助于打破混乱局面，已成当务之急。
以现行的科学方法和现有的科学成果评判“科学”和“伪科学”，其权威性是值得怀疑的。已有的科学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自然要尊重、要学习，并且在科研活动中应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不要迷信，已有的科学成果并非绝对正确，即使已被公认的重大理论也可能被推翻或进行重大修改。前者如地心说、燃素说;后者如牛顿力学发展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达尔文量变进化论发展到包括生物大绝灭大爆发的进化论。由此可见，在(尽快)判断挑战性、重大原创科学思想、成果是不是科学时，科学方法、科学成果这两方面似乎都缺乏权威性。
只有坚持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才能真正的尊重自然、探求自然规律。我们认为，科学标准应是以科学精神为纲，正确应用科学方法，辩证地对待已有的科学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现阶段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混乱局面，以加快科学未来发展的脚步。坚持科学精神也将对中国科普政策、民间科学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我们现在的讨论，概念很混乱，什么叫科学、什么叫科学主义、什么叫反科学、什么是伪科学，根本就搞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概念问题要澄清。
什么是科学?和空间、时间、社会、人这些概念一样，科学属于大概念。大概念是比较难下定义的，而且下一个定义往往很难得到共识。但是科学的内涵还是基本清楚的，而且是公认的。第一，它是一种知识体系，第二，它是一种研究活动，第三，它是一种社会建制。它的外延，虽然有分歧，但是，大体上也能取得共识，科学主要指的是自然科学，当然也包括一部分社会科学，也可能包括人文学科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人文学科不叫人文科学，它是非科学，非科学并不见得就没有意义，并不见得比科学不重要，有人说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不是科学家，而是孔子、佛
陀、耶稣、甘地这些人物，我觉得讲得很明智。
什么是伪科学?本身不是科学，而是非科学，但是还要冒充科学，而且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和危害，这才叫伪科学。如果只是自娱自乐，未给社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使用纳税人的钱，或者在社会上造成思想混乱，那么这种东西就得反对。
什么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中性意义的，另一种是贬义的。中性的科学主义是指科学家对科学整体的一般看法;贬义的科学主义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方法万能论，比如说实证方法、理性方法、真理方法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一切学科;第二个就是科学万能论，因为现在的科学很发达，所以就有些人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都能解决。当然不能否认科学、技术对解决这些问题还是有帮助的，帮助可能有大有小，有些问题可能没办法干预，但是认为科学是可以包揽一切的，那肯定是错误的。
还有反科学的问题。反科学和反科学主义不一样，反科学主义是针对科学主义的，是反对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的，这样的反科学主义是对的。而反科学是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而且反对科学的核心价值，如实证主义、理性主义这些东西，所以应当把反科学和反科学主义区别开来。反科学有自己的群众运动，它是一个社会运动或者是一种社会思潮，但是当它一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时候，就构成了“反科学一主义”。
刘兵(清华大学教授)：
关于民间科学这个事情，这里面争论的其实是科学观甚至是人生方面的问题。民间科学这个问题特别复杂，包括对民间科学的研究者、评论者甚至民间科学自身，其实都是有意无意受到了没有想到的背后的一些东西的影响。
为什么叫民间科学?有人认为，民间科学完全可以自娱自乐，为什么要打着科学的旗号一定要进入主流科学共同体里头?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远远超出这个事件本身的背后的原因，诸如我们对于科学代表正确的强调，对于现在的主流科学成为资源的掌握者以及形成相应的这种体制等，由于其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导致民间科学必须要找到那个承认。那么，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很多人强调一种所谓多元的、宽容的科学观，当然这是泛泛而谈，不过有一个不能有害于社会的前提，很多人把这个有害于社会归之于伪科学，但在本质上这首先不是一个伪科学的问题。危害社会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不用科学名义来欺骗的也有很多，现实经济诈骗也有很多，有经济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来解决。所以，在这样一种观念下，如果我们消解了背后的一元的、唯一占有真理的、唯一代表正确的观念和方法，那么实际上这些问题就都消解了。在政治体制上我们还有一国两制呢，如果我们不把它视为一个权宜的策略，而视为一种真正深刻的思想的话，甚至很针锋相对的东西都同样能够并存和多元，那么我们在科学上为什么就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在一个宽泛的文化里，我觉得这些争论本来是可以消解的，可以多元共存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标准恰恰才是我们说的和谐，才是一个和谐社会的理想。在一个和谐社会里，代表各种利益的各方都可以有自己利益的一种表达，大家可以竞争。如《科普法》，大家争论可操作与否，其实都是表面的问题，实际上是把一方为主的利益推广到了整个社会，本质上背后是一种一元的观念的指导，至于可不可操作其实只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把一方的标准加到整个社会群体，变成一种普适的要求，就跟多元出现了冲突。因此，我呼吁倡导一个多元的宽容的科学观，以此消解对我们现实不利的一些争论，造成一种更和谐的社会状态。
刘华杰(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的伪科学问题很复杂，我在《中国类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只给出了伪科学的元定义。鉴于有人误读我的定义，现在我再次重复一下我在第132页给出的定义为：“定义A：把非科学的东西说成是科学，则此种声称是伪科学。”书中接着说：“注意，这个元定义并没有直接描述伪科学的实质内容，但阐明了一种规则。”提请注意的是，我的定义中，后半句的主词是“声称”，而不是“东西”。
举一例，假如你们看这一只喝水的普通杯子(用M代表，M是非科学)，此时我声称(用c代表)：“瞧一瞧，看一看，这是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按我的定义，我的主张C是伪科学，此元定义并不说M是不是伪科学。而有的人在此语境中恰好认为M是伪科学，这当然是不得要领的。
现在宋正海先生关注的是从《科普法》中剔除“伪科学”字样的问题，这本身并不要求在汉语中废除“伪科学”一词，甚至也不要求人们不可以反对伪科学。我重申，现在我仍然反对伪科学。过去我的一些做法欠妥，应当道歉，这只是就具体做法而言。我反对伪科学这一总的态度没有变，也不能变。
《科普法》中是否写入“伪科学”字样，当初立法时，就有不同意见。《科普法》的问题很多，“伪科学”字样问题只是其一，但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要说的是，这部法律应当重写，并且应当改名为《科学传播法》。原有的《科普法》过分强调了某个部门的利益(如第12条)，该写的许多内容没有写进去，不该写的套话却写了不少。
王淇(中国政法大学博士)：
时下，科学家们就“伪科学”争论不休，《科普法》一时也成为争论的焦点。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需要法律来规范吗?
首先，科学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而法律是对公正的永恒诉求。可以认为，在涉及权利保障的情形下，法律的存在才既有必要性，又有正当性。关键在于，这部法律需要保护的权利何在?
该法规定“公民有参与科普活动的权利”。公民作为权利主体，根据《宪法》第3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当然可以参加科普活动，也可以不参加科普活动，从权利的本质来讲，的确具备了权利行使的自主性，但是，权利本身所要求指向的利益何在?显然，它不过只是公民的自由，而无法上升到权利的层面。相反，《科普法》里很多国家积极能动的身影，在揭示了这一立法理念：科普不仅是一种公益事业，接受科普也是公民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大家都要积极配合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宏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的工作。如此一来，一方面，纸面上的权利主体直接面临着客体化的危险，另一方面，科普这项事业的各级推动人，因为法律的授权取得了管理的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毫不夸张地说，权利一旦萎缩，或者，权力一旦异化，都将与《科普法》立法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次，作为争论焦点的该法第8条规定：科普工作应当坚持科学精神，反对和抵制伪科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科普为名从事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这一被科学家的不同阵营用来互相攻击的法条，从立法技术上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条文。所谓合“法”，是指它从形式上看，勉强能算符合法律
的“行为模式一法律后果”的规范要求，而所谓非“法”，是说它从实质上，违反了法律规范的精神。
一方面，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科学发展的规律，都告诉我们科学的认定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因此，极有可能在科学和伪科学的角力中，错失了科学，拥戴了伪科学。那么，法律在权衡科学的进步和科学话语权的归属时，基于利益衡量的思路，应当竭尽全力优先考虑前者，而不是以法律的形式，将潜在的压制合法化。另一方面，科学还是伪科学，科学家尚无定论，法律又如何做出裁断?况且，真正的法官，是时间的检验，最终，由历史事实来说话，确认所谓的科学是真还是伪。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旦超越这个界限，法将不法。另外，该法第30条这样规定：以科普为名进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或者骗取财物，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伪科学”在第8条出现之后，就再没有下文，万一有人从事“伪科学”的活动，能否按照第30条处罚?也就是说，可否将以科普为名进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等同于“伪科学”?恐怕也不能这么简单处理。
最后，从该法的结构和行文来看，管理法的特色十分鲜明。对《科普法》来说，最重要的目的应当是无论国家和社会是否提供各种科普活动，民众都能随时随地地获得他们需要了解的科技知识，而最大的遗憾就在于，除了规定“公民有参与科普活动的权利”之外，再也没有公民可以主张的权利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管理也好，社会责任也好，保障措施也好，都有一厢情愿之嫌，而公民究竟怎么看待科普，想以什么方式接近赛先生，国家反而在所不问了。
蒋劲松(清华大学副教授)：
在特定条件下，科学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伪科学也可能会有正面价值。例如，黄维当年在狱中从事永动机的研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这项伪科学研究产生了非常良好的统战效果，对社会很有利。这是伪科学在科学之外具有正面价值的典型例证。
伪科学活动也能产生正面的科学价值。科学哲学家已经证明实际上不存在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普遍适用的科学研究准则。这不是科学哲学家无能，而是对于所提议的任何一个普遍准则，科学哲学家都能成功地找到反例。伪科学活动虽然不符合科学活动的一般研究规则，而且往往达不到其预定的目标，却常常能产生一些具有科学意义的结果。李约瑟先生的研究工作表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许多成就，都是那些一心要炼出仙丹的道士们所做的成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炼丹是伪科学活动，但不能否认其对化学的正面价值。
作为知识体系的伪科学可能会有科学价值。某个理论在科学上不能成立，没有足够的依据，如果把它当作是科学理论，那就是伪科学，但它在科学上仍然会有其意义。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里有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康德的星云假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取得突破的重要基石。它从来没有被科学家普遍接受，严格推敲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其思路跟现在许多伪科学理论的思路差不多。但是，它对于后世自然观的突破乃至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比很多实实在在的科学成就带来的影响更大。
作为社会建制的伪科学可能会有科学价值。现实中科学的社会建制是有缺陷的，科学共同体得出的集体结论不一定是科学的，因为很多外部因素干扰着科学共同体。《中国健康调查报告》就描述了医学共同体由于受到大型医药公司非常深重的影响和控制，那些以科学名义发布的医学和营养学结论往往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共同体之外的观点往往反而是正确的。如果把这些观点称之为科学，我们可以说这是社会建制角度上的伪科学，虽然它可能是真理。所以，在科学共同体已经受到制度性的外在力量干扰的情况下，外部力量对科学共同体的干预可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传统的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不应该受到特定价值观念的影响，否则就是伪科学。著名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的“立场认识论”认为，这种备受推崇的中立性，可能正是实现客观性最大化的障碍。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宗教偏见、民族情绪、性别意识、阶级观念等非普世主义价值可能促进科学发展。这方面案例很多，如毕达哥拉斯的宗教观念之于数学研究，太阳崇拜之于哥白尼日心说，阶级意识之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之于生命科学等等。总之，由于科学自身的有限性，在特定情况下，伪科学可能带来正面的影响。
罗嘉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科学与非科学分界的标准是越来越相对化了。托勒密学说属于科学早已不成问题，玻尔一度提出违反能量守恒定律的假说，同样被看成是正常的科学活动。近年来的“科学大战”中，占星术的“伪科学”帽子是否要摘去还成为了问题。当然，约束条件还是有的，这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及其裁定。尽管随着科学革命的到来(范式的更替)，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会被彻底打乱。
蒯因和库恩以来，知识论科学哲学的整体论转折提出了科学形态的多元化问题。当前有一些学者认为：来源于古希腊的直至20世纪的西方科学，只是第一次科学革命，其特征是还原论的科学思想和公理化的方法。而正在到来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中，东方的整体论和实用化科学方法将成为最有利的工具。吴文俊院士还用“数学机械化证明”的成果和中国传统数学“寓理于算，不证自明”的特点来论证这种可能性。这种看法不仅肯定了科学形态的多元化及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也要求我们深化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到科学技术就是有效的知行体系。
这样，我们就完全不能赞同把中医(包括其理论基础阴阳五行说)视作“伪科学”，进而断言“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的论调。1984年，李约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演，有学者问他对阴阳五行怎么看，李约瑟说：这也是一种“范式”。他不仅对阴阳五行在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还指出“中国人的思想在这里独特地避开实体而抓住了关系”。德国汉学家波克特认为阴阳五行是一种约定标准。这意味着可以将阴阳五行关系网络看作一个形式化系统。他不久前发文章认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著名哲学家葛瑞汉等人强调阴阳五行是一种关联性的思维，是分析理性所达不到的。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尝试用非实体主义的关系实在论、关系本体论来阐释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沿着这条思路下来的。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有关科学、伪科学、非科学、反科学等问题的争论，迫使我们回答究竟什么是科学?我想提出的参考答案是，科学(以下所论及的科学均指自然科学)的首要内涵可能不仅仅是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而应将其拓展为人类有限的知行体系。
近30年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提供的分析、批判和描述表明，科学活动的本质并非如
自然之镜一般被动地反映现实呈现的世界，而是在仪器与工具(包括计算工具)所允许的水平上介入自然——由此所获得的理论假说与其说是表征客观的真理，不如说是人类操控世界的脚手架。因此，科学不单是理论性的，技术性也是自然科学不可分割的本质特征，尤其是自培根以来的现代科学应该视为技术化科学。正是基于这一视角，科学的实际目标不是(实际上可能是不必要)将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而是在探究和建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将猜测性的规律(因果链)转化为行动的规则，科学活动从来就不必然地归结为追求正确无误的真理，而可界定为对操控世界的可能性的寻求，即我们可以将自然科学视为人类的有限知行体系。
面对潜科学、不科学、非科学、伪科学之类的指斥，任何被认为或自诩为科学的知行体系都有辩护的权利和接受质疑的义务。谈到质疑，必须注意的是，一方面，任何人类的有限知行体系原则上是可错的，但是像现代科学这样的知行体系，已经建立起了复杂而庞大的知识网路、行动网络乃至信念网络，因而具有极大自我调节能力，要想从根本上动摇其理论根基，或者从外围引入根本性的创新，绝非易事，这可能是民间科学不太容易认识到或不太愿意承认的;另一方面，传统的知行体系也不可回避批判性的质疑，李约瑟在肯定阴阳五行思想甚至谅解沈括因为受其制约而错失发现置换反应的同时，也曾经尖锐地指出：“像五行论这种以一概全型的理论，由于长期被人毫无批评地接受，结果使这些化学现象，迟迟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这种情形究竟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那才是我们所要追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就难为那些理论洗脱了。”出现此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对观念性的理论的神圣化，结果导致了以鲜活的现象比附具有无限解释力的理论，而不是从行动的效果反观知识的有限性并寻求更佳的可实现性。这种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做法所导致的思想惰性无疑是值得反省的。
赵南元(清华大学教授)：
关于伪科学的问题，现在构成一种争论，实际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伪科学这个提法不应该写在法律上，没有可执行性，法律不能判断科学;法律确实不能判断科学，但是法律可以提倡科学，并不负判断责任。例如我们的宪法支持科学艺术，宪法不负责判断谁是科学、谁是艺术，但是可以原则上支持科学。《科普法》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延续了宪法的做法，它支持了科学的一个方面，就是批判伪科学或者说是反对伪科学。
有人说伪科学就是那些弄虚作假的所谓的科学不端行为。我觉得，这里有一点首先要弄清楚，伪科学不是科学界内部的事情，它是一个科学界外部的事情，而科学不端行为是科学界内部的事情，无论是抄袭剽窃、伪造数据，这些都跟伪科学没关系。
反对伪科学会不会打倒传统文化?这个说法也毫无根据。因为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伪科学是伪科学，如果非把传统文化混进来说成是科学，那科学有权声明它不是，这里面不存在打倒的问题。所以，传统文化有传统文化的地位，但是它不是科学就不是科学。
反对伪科学会不会妨碍创新?我想这个创新指的是科学的创新，艺术创新不包括在内。那么，反对伪科学会不会妨碍科学的创新呢?也不存在这个问题。科学创新只有放到科学内部才是创新，在科学的外部自称是科学，对于科学的创新是没有意义的。
肖显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些人持有科学主义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成了一个正确的代名词，成了一个拥有了它也就拥有了力量、权威和真理的存在，成了合法、合理、正确、有用、可行等的代名词。而现在，如果以科学主义的态度去反伪科学，不可避免地会强化科学主义的社会观念，导致更多的人把科学当成人类知识的唯一典范，当成获取幸福的唯一工具，当成真理和正确的化身，如此会反过来促使一些人把本不是科学的当成科学以获取利益，从而导致伪科学以新的形式和更广泛的方式出现。这虽然能够反掉一些伪科学，但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强化了伪科学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科学主义，反过来又促使伪科学的产生及泛滥，这样是不能真正有效地从根基上反伪科学的。
由于科学主义是产生伪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反伪科学，首要的就是要反科学主义，在获得对科学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态度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走下神坛，还科学以本来面目，把科学的还给科学，使人们对科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观念，使科学及科学文化不再成为我们社会的真理的化身、所有认识和行动的标准及指南，这样，伪科学才会减少或削弱。同时，也才能使人文走上正坛，提升非科学如人文社会科学等的价值，还非科学以本来面目，把非科学的还给非科学，非科学也就没有必要凭借科学的名义获得其合法性和权威，如此，人们也就少了一份伪造科学或者假冒科学的动力，伪科学也就会减少。如果不反科学主义，任由科学主义观念在中国盛行，那么中国的伪科学将会越来越多。
刘序盾(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文化委员会主任)：
一段时间来关于“伪科学”的争论不断，而且不仅是在圈子里还在社会媒体上都展开了辩论。我以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起码不像过去那样不公开对阵，而是相互阴着报材料，总希冀着得到上方“圣裁”，然后挟着政治权力的威势一举攻克对方。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耳朵识字起就关注这个领域，各个大案和事件都亲身经历，对于今天的进步感慨颇多。兴奋之余，也发两点感想。
首先，科学研究要与政治问题相区别。不可凭藉行政的力量和政治权威的力量，来指认何为科学，何为“伪科学”。关于科学的真伪之争原本并不存在所谓的主流地位。比如上世纪80年代对于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真伪之争，就几乎没有正反方政治地位的差异，起码是不突出。直到90年代揭露“水变油”骗局时还十分谨小慎微，生怕惹出政治问题来。不像后来想像的那样什么打假英雄以主流自居一付正气凛然的样子。反伪人士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处于非主流，承受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压力的，某些时候比较起来甚至是处于弱势，很有些反潮流的样子。
反对伪科学的群体什么时候趋向主流了呢?应该是在反法轮功的时候，这时的地位才产生了变化。
科学界的争论是很正常的事情，哪一方都曾经有过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来自政治权威压抑的经历和体验，因此避免争论中的政治化倾向和反对政治权威介入争论，应该成为大家共同恪守的规则。
再有，科学研究与法律的关系。科学就是对于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于人类自认为已知的某些领域的继续探索。而探索是不应该设置禁区的。记得当年揭露某人以推广“水变油”技术构成危害社会的经济诈骗行为的报道刊登出后，沈鸿院士曾写了个条幅给我，“大胆探索，谨慎推广”。这八个字道出了科学研究的真谛。科学研究要鼓励创造和创新，这里没有禁区也不应该预设，凡是公民都有思想和探索的自由与权利，不应该受到干涉和指责。你研究“水变油”、研究“永动机”都不违法，没有谁可以用法律的名义禁止。
法律应该管的是哪一段呢?它应该管的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你这个方法和理论未经过证实有效就去推广应用，自己聚敛了财富而对社会和他人却造成了危害，这才涉及到法律。事实上“水变油”也正是因为涉及经济诈骗才引出法律的介入，如果仅仅是研究，谁也不能以“伪科学”之名给定罪。因此在科学研究领域，法律也要自重，不可管得太宽太严，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法官所能认定的，法院也不是科学研究的“裁判所”。
大胆探索——体现了对于科研未知探求的宽容态度;谨慎推广——体现了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严肃态度。当火药味争论变成理性平等的对话，当双方都尊重对方的权利并恪守自己话语和行为的边界，当媒体不再视哪边权势大就一边倒地倾向哪里，这对于健康我们社会的人文生态和科学生态，一定会大有益处。
由于篇幅有限，以上整理摘编的只是研讨会发言的一部分。在本次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卢风主张用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即多元性和反本质主义来分析科学，认为科学不可能成为汇聚和囊括一切的整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发言认为，政治力量介入反伪科学可能会导致反伪科学异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吴岩认为，应该根据语境的不同来讨论科学的内涵，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和谐社会应该允许“伪科学”这个词成为一个中性词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编审林坚主张在普及自然科学的同时，大力推进“人文科普”，改变目前科学与人文分离严重的状况，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中国中医科学院马晓彤对中医做了定位、定性与定向的思考，对中医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做了说明，主张在现代化过程中复兴中医。
(本刊编辑孟玮、尚国敏、孟凡礼根据会议发言整理)
第二篇：关于科学看待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研究
【摘 要】 本文在探析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四次历史性飞跃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分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所在，提出了科学地看待科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点，为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优越性
1 前言
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的200年发展历程中，既经历过凯歌高奏的高潮阶段，也经历过发展的低潮时期。在现如今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变化的现在，理清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科学地看待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对于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在探析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四次历史性飞跃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分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所在，提出了科学地看待科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点，为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提供理论借鉴。
2 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
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其经历了高潮和低谷，既有革命性的胜利，也有挫折后的沉沦，在这接近200年地发展历程中，逐渐沉淀成生动的教科书。总的来说，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发展中共出现了四次历史性的飞跃，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地蓬勃发展。
第一次理论飞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及其他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构建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第二次飞跃是列宁主义的产生。列宁创造性地运用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率先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实体，使科学社会主义获得了崭新的内容。从此，开始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次飞跃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同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第四次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面对新的世纪、新的实践、新的任务，在总结发展经验，分析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崭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3 科学看待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
3.1正确认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历史经验告诉我，任何新兴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都要在挫折中发展、在挫折中前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彻底否定，是一种彻底决裂与传统腐朽观念的社会制度，在其发展中必然要受到敌对势力的不断攻击和破坏。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正面的和非正面的战争，将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消灭在这个星球上。但是，我们必须要时刻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制度体系，就像是恩格斯所言：“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发展中的“迷雾”是暂时的、也是难免的，而且将来必将会多于现在。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断克服，否则我们活着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决不能因为一时的挫折而丧失奋斗的勇气，失去前进的方向。”
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话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但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科学看待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东欧剧变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根本上在于其社会信仰上的改弦易张，导致执政党质的嬗变。而苏联解体则是教条般地发展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状态日趋“僵化”，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国家某些领导人专制化的走右倾取消路线，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最终导致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所以，东欧剧变是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单纯走教条化、专制化的路线必然会失败。苏联解体则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搞社会建设不容考虑的原则问题。
3.2科学地看待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要透过问题的现象看本质。在搞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中，不少人会把社会主义发展优越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优越性作比较诚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是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环境下被提出来的，这样就产生了先进社会制度与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将长期制约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但是，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就探索出了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内综合势力在短短几年内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现无遗。所以，如果仅仅用片面的、静止的观点来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優劣性，把社会主义发展的优越性没有表现出来看作是不具备优越性，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到任何先进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波浪的，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列宁曾经说过：“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定阶段，其优越性的体现也必然会有挫折和低潮，关键在于我们正确地认识、科学地看待，坚定不移地坚持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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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峰，李佳.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多样性的统一——兼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人民论坛.2008(02)
作者：刘红丽
第三篇：自觉地从科学文化高度认识和处理科学教育问题
摘要：阐述了从科学文化高度认识和处理科学教育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从整体主义角度看科学和科学文化，并且用来引领、指导科学教育，是一场重要的变革和转型。介绍并评价了即将出版的《文化视野下的科学过程教育》一书，认为该书可以从科学文化高度拓展视野。
关键词：科学文化;科学教育
文献标识码：B
自从中共中央、国务院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作为基本国策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可是，与此相对而言，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却差强人意。著名的“钱学森之间”一语中的，引起国人强烈共鸣、郁闷难消，颇能说明问题。
说到我国科学教育的过去，笔者不由地想起科学社会学创始人、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J.D.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对20世纪40年代之前欧洲科学教育做过的一段描述：“科学教学的先驱们原以为把科学纳入教育课程会消除古典学术所特有的因循守旧、矫揉造作和往后看等缺点，可是专业教师们使理解化学反应和阅读维吉尔的《伊尼德》一样变成枯燥无味、背诵教条的事情。至于说到学习科学方法，那就完全是一个笑话。实际上，为了教师的方便，为了适应考试制度的要求，学生不但没有必要学习科学方法，相反地倒有必要学习恰恰相反的东西，那就是全盘接受教师和教科书所教的东西，并且在教师要求之下把它复述出来，不管他们自己是否觉得有意义。受过教育的人对招魂术或者占星术的骗局(更不用说种族理论或者流传的神话等更危险的骗局了)的反应说明：在英国或者德国进行了五十年的科学方法教育并没有产生任何明显效果。学习科学方法唯一之道是一条漫长而痛苦的个人经验的道路，我们至多只能指望培养出少数能学到某些科学技术的人和为数更少的能对这种技术加以利用和发展的人。”他的上述批评简直也像是对我国科学教育说的!
我国科学教育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怎样认识、又怎样解决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这里涉及科学文化问题，需要从科学文化高度来认识和解决。
文化“是人的活动及其文明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或凝结的结果。”“文化的变迁或转型总是人的世界的最深刻的变革，因为它代表着人的根本生存方式的转变。”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变革、发展的优秀成果，“科学是文化之高度专门化的一支”，“它反映着在近代西方文化越来越走向建制之专门化的趋势：一种在政治、经济、宗教和家庭建制以及在科学中出现的趋势。”科学文化是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及其成果历史地淀积、凝结成的人的存在方式的总和，是一种先进的文化。
科学文化蕴含的人的存在方式主要包括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活动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等等，它们蕴涵在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之中，也存在于科学活动主体的精神世界，体现为世界观、信仰、价值观、思维方式及思想感情等等。狭义的科学文化集中表现为科学精神，表现为用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来实事求是，来研究、处理有关问题;它包括科学思想、科学观念，以及科学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行为习惯、价值标准、工作方法等等。广义的科学文化指的是人类创造的各种科学成果与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体现、表达科学思想、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物质载体，以及以科学探索为目的的仪器设备。科学文化离不开物质基础，否则，不仅一些科学思想难以表现，而且整个科学都会成为玄学，也不会有今天的丰富的科学文化。因此，广义的科学文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物质、规范、精神三个基本层次。对于科学文化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其当代特征可以相应地从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个层面上展开，精神文化是科学文化系统的核心与精髓。
在分析主义、还原主义影响下淡化、甚至舍弃文化内涵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是低品位的、有可能迷失方向。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还原主义提升到整体主义，进入到新的境界并且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所以它才成为高层次的文化。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根同源，都来自于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都是社会文化的相对独立的形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又各有侧重，它们在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不断融合，汇聚成人类文化(社会文化)的长河，承载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愚昧走向智慧，从贫困走向富裕，因此被称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两个车轮”。美国学者小摩里斯·N李克特认为：“自从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文化发展的步伐就迅猛地加快了，而且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基本上处于领先地位并激励着文化的其他方面在发展中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科学是一种‘加速’文化发展的形式”。
“科学文化是不同文化中最具有共同性的部允其核心的精神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是二十一世纪中中国人应该具有的重要文化。在学习西方科学文化进行科学教育的同时，我们需要把它吸收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加以改造、创新和发展。”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启发人们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形成了文化进步的基础，科学的创新、价值取向成为先进文化的活跃前沿。科学文化在文化体系中，发挥着基石和先导的功能，—直在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
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深刻地，并将继续影响着人类社会，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
科学文化不但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而且具有促进个体发展的功能、影响人类后代的成长，这决定了科学文化的巨大教育价值。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总是在影响(特别是通过科学文化影响)“人的生产力发展”，影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所以科学家总是热情地关注教育并在科学教育方面发挥作用。一些科学家在求真过程中表现出的思想情操和高尚人格也是人文精神的瑰宝。
在科学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因素的现代社会，发挥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价值是十分必要的。首先要发挥它的导向作用，注意挖掘现代科学文化的内涵，并用来指引科学教育的改革;要抓住重点，同时又妥善处理好科学文化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科学教育是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之_，科学和科学文化的价值是科学教育的立论基础。要深化科学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科学教育的水平，必须了解科学文化的教育功能，自觉地用科学文化为科学教育导向，把科学教育融入先进的科学文化而不是背离。
科学教育的演变历史表明，只重视科学知识、科学理智(包括科学方法、科学策略、科学观念和能力)的科学教育是狭隘的，它不能使人避免偏离正确的方向，其根源在于片面地追求所谓“纯粹科学”以及狭隘的“学科情结”，在于还原主义的科学观剥离了科学的人文背景和文化内涵，人为地使科学跟人文割裂。如今，科学教育正在进入重视科学文化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科学教育不仅重视科学知识和科学理智，还很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包括STS、可持续发展、科学人文)，重视科学伦理、科学行为规范、科学态度、科学价值观，致力于帮助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公民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实现根本生存方式的转变，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的转型。
从整体主义角度看科学和科学文化，并且用来引领、指导科学教育，这是一场重要的变革和转型。这是一个视野更宽阔、认识更深刻、境界更高尚的科学教育新阶段。要使科学教育达到这个新阶段，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不但涉及对有关文化的认识，也涉及文化建设问题，对此需要深入地开展研究，需要积极地探索、实践和落实。
在上述背景下，马勇军博士所著《文化视野下的科学过程教育》一书的出版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为这本书可以从科学文化高度拓展视野，提供启示。
该书作者在书中首先提出了“个体文化品性”和“科学文化品性”两个重要概念。什么是“个体文化品性”?该书作者指出：“每个群体都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文化必然是个体价值追求、价值规范与思维行为方式的整体性涌现，也必然依赖于大多数具有符合该文化要求的个体去营造和维护。在群体文化中，受到群体文化浸润，大部分个体身上也会表现出该种文化的特质。”该书作者把个体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称为个体文化品性，认为“与宏观的群体文化概念相比，个体文化品性浓烈地表现出其文化负荷体的个人特征及人格特点”，从而便于跟群体性的文化相区别。什么是“科学文化品性”呢?该书作者认为，个体文化品性“是受多种文化共同影响，不断发展和形成的兼有群体和个性特点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科学文化品性就是个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文化。”
文化自觉需要落实到个体。但是，文化具有群体性、历史性，许多学者因而把它划归于人类学范畴，这使得科学文化的改造、构建似乎难以跟个体直接联系，似乎是遥不可及或者难以下口的事。显然，“个体文化品性”和“科学文化品性”概念的提出，不但避免了跟群体性的“文化”混淆，更有利于解决上述难题。
在此基础上，该书作者进一步提出文化品性建构的科学过程教育观，从文化视角赋予科学历史和科学探究教学新的联系;从文化视角、文化品性建构目标出发，考察当前教材中科学过程的设计和教师对科学过程的教学实施现状，分析科学过程教材设计和教学实施的影响因素，建立科学过程教育的层次理论，提出凸显文化品性建构的科学过程教育改革构想，就使科学文化改造、构建的实践不再是遥不可及或者难以着手了。
该书作者通过对当代世界科学课程改革的研究，提出把科学过程教育和科学史教育的目标聚焦于帮助学生理解科学本质，从而使两者融合起来的主张。在20世纪中叶之前，人们对科学历史过程和学生科学探究过程的关注是分离的。笔者认为，这一主张既有所创新，又有可能收到1+1>2的效果。这样做可能吗?怎样实现这样的主张?该书作者通过理性讨论和实践研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此外，该书作者在书中对科学探究过程及其教育、科学史及其教育，以及科学过程教育中文化品性建构的特征、教学策略、支持与保障体系等问题也作了颇有新意的论述和讨论，对科学课程研究与设计、科学教育实践以及科学教师培养模式的改进都是有价值的。
笔者不揣浅陋阐述有关认识，同时介绍、推荐这本书，如果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关心科学教育研究，关心并自觉地从科学文化高度认识和处理科学教育问题，对我国科学教育改革有所贡献，也就达到目的了。
作者：昊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