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政府机构改革研讨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2010年3月以来，蓬莱市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紧紧围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科学谋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县乡机构改革，圆满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取得较好效果。2011年10月，中央编办何建中副主任和省市编办领导到蓬检查调研，对该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给予了肯定。
政府机构改革研讨论文 篇1：
“大部门制”前瞻
“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这个表述赫然在目。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何去何从，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更引发国内外诸多猜测。
2007年11月13日至15日，第四届“中欧政府管理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等高层官员出席。这次论坛围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提高政府效能”展開，其研讨内容更像是对未来政府改革的思想“预热”。
该论坛的六个议题，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与解决民生问题、政府机构设置与改革、推进依法行政及建设法治政府、政府绩效管理与提高政府效能、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电子政务及政务公开等，几乎涵盖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所有领域。
在论坛致辞中，华建敏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中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还有诸多不适应，必须按照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加快推进改革。”这显示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已全面提速。
机构改革路径
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政府机构改革最为瞩目，也最为核心。
一般认为，“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这无疑是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对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而言，要实现政府向“公共行政”转型，必须对现有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整合；而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也必须在机构改革中体现，否则“转变政府职能”就可能沦为“口号”，变成“空话”。
“政府机构改革是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转变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改革相辅相成。如果政府机构改革不到位，转变政府职能也很难。”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
在此次高层论坛上，部分因为机构改革本身的敏感性，部分缘于改革方案并未定盘，中国的高层官员并未给出具体的机构改革设想。但从相关官员的讲话中，也可窥见机构改革方案的脉络。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姜异康在论坛主题报告中，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为题，提出了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四个重点内容：
其一，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其二，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
其三，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责权限；
其四，健全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管理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机制，完善政府组织法律体系，实现政府职责、机构、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
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无疑属“大部门制”最给人以想像的空间。而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高层决策者明确提出实行“大部门制”，其核心要义不是要增加政府部门和机构；恰恰相反，未来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必然要整合，主要的任务还是裁减政府机构和人员。
“目前国务院有28个部委，加上国务院直属局和直属机构等，共有66个部门。未来要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制’，不能仅仅局限于现有28个部委，要在66个部门范围内统筹考虑。”竹立家认为。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考虑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拟议中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并不会是一个变动很大的方案”。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大部门制”是要“探索实行”，并非全面实施。
整合与精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过５次政府机构改革。其成败得失见仁见智，但是以机构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一直是历次改革的核心。即将进行的第六次机构改革，必然要以准确界定政府职能为前提，实行“大部门制”更是如此。
据记者了解，国务院已于去年初成立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联席会议，并下设若干工作小组，从事有关改革的调查研究和政策制定。但相关的工作进展和调查结果依然处于高度保密状态，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如何有效吸收公众意见，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学界，有学者基于理想的设计，提出了对未来“大部门制”的具体设想。中央党校学者周天勇在提交给前述论坛的论文中，总结了近年来学界对机构改革的理想方案。
在周天勇看来，最理想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除了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公安部等，其他部委逐步向“大部门制”过渡。
比如，可考虑整合石油、电力、煤炭、核能、现有电监会等，建立大能源部；整合区划、规划、建设、国土资源等部门，新设国土建设部；整合现有农业、粮食、林业等部门，建立大农业部；整合交通、铁道、航空、公路、水运、邮政等，建立大交通部等；整合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体育、旅游、文物、社科基金等部门，建立大文化部等。
周天勇还建议，为强化改革的统筹协调，打破部门利益格局，应重建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继续整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同时，建议新设总理预算管理办公室，强化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协调性。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是较早提出建立“大部门制”的学者。在熊文钊看来，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应该继续精简机构。对目前较多的国务院直属局，要大量整合撤并，同时要裁减目前过多的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
据了解，在2008年3月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能源部的成立几乎已成定论，目前尚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能源部的职能范围。而大交通、大国土建设、大农业、大文化等体制的建立，亦或正在研究中，并非没有可能。
（摘自《财经》2007年第2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对 话
“大部门制”改革 如何走出“精简-再膨胀“怪圈
“大部门制”的构想，被普遍认为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突破，它究竟能否破除长期以来存在的行政痼疾，将改革推向纵深？无论从学界到民间，都充满了遐想与期待
●主持人：见习记者 柳 森
●嘉 宾：胡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主持人：自1982年开始，政府几乎每５年就会进行一次机构改革。尽管规模数量总体上有所减少，但是行政成本依然居高不下，效率难以提高，究竟是什么原因？
胡伟：过去，我国行政机构设置主要延续了前苏联的方式，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需要对社会事务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凡有新需要就会增加新部门，于是，“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全部握在手中，机构规模不断膨胀。一度光是机械工业部就有8个，国务院内设机构高达100个。机构重叠、职能交错的问题非常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中央政府加大了精简力度，但大体上仍然沿用了“剪一个、合一个”、“改部为局”等老办法。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中，国务院组成部门被大刀阔斧地从40个精简至29个，但是相当于部级地位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特设机构仍有好几十个，总数加起来依然80有余，换汤不换药。从当时的情况看，可精简空间也已经相当有限，很难再进一步削减。直到今天，“多龙治水”、“三个和尚没水喝”等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改善。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未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控制、一个餐桌十几个部委管、两年前就开始运作的《规划环评条例》遭遇难产，当属其中的典型。
主持人:“大部门制”何以就能解决上述弊端？
胡伟：首先，“大部门制”可以通过整合政府机构内部相同或相近部门，解决目前相当突出的机构重叠、职能交错、权责不明等一系列行政积弊。其次，大部门体制与以往精简机构的思路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过去我们走不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全能政府的观念。只要政府职能没有减少，机构一旦精简，需要管理的事情没人管了，最后还是得再去找人，势必导致机构数量上的循环往复。所以，只有政府机构的功能定位与部门结构相互匹配，才能使机构整体成本下降、效率提高，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可以说，中央此次明确提出“大部门制”，至少从总体上遏制了现行部门进一步扩张的可能。
主持人：有观点认为，只要政府不分权，那么“大部门”充其量是一个加强部门协调的“超大部委”，甚至可能会导致管理混乱。
胡伟：以前，你是部长，我也是部长，我们各自为政，我凭什么听你的。但是有了一个更高的“大部门”，相关部门之间的问题就能在这个更高级别的“大部门”的整体协调下，更快更好地解决。这就能减少扯皮、提高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就不会出现铁路与航空在交通系统对接困难等类似情况。
至于“管不过来”的问题，倒不必过于担心。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先明确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对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在此基础上，理清政府需要履行的功能、理顺各个部门之间的逻辑关系。以规模最小化为指导原则，把现有的部委根据其所属大类进行歸并。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规划思路，可能眼前，我们连这个都无法做到。
主持人：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大部门制”，是同他们完善的政府职能定位、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基础紧密相连的。而我们各方面条件尚未成熟，“大部门制”又该怎么走下去呢？
胡伟：由于国情不同，发达国家的具体制度，很难对我们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在机构设置上一些比较好的经验。比如说，哪些政府职能具有普遍性，哪些领域政府应当逐步退出、还给市场；哪些机构可有可无；如何设置独立监管机构；如何培育、支持非政府组织，等等。
当然，“大部门制”的形成还是要先兼顾到现行体制架构，再慢慢过渡。一开始可以保持原有部门架构不变，在几个相关部门之上增设一个“大部门”。待条件成熟后，再将“大部门”改为“部”，弱化现有部委的地位。推进“大部门制”，必须要进行长远的考量、周密可行的制度设计、分步实施的规划路线。
主持人：但是说易行难，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又会遇到哪些阻力？
胡伟：我估计，阻力主要来自部门利益和人员调整。既得利益的遏制，需要一个合理而适当的安排。一步做到会很困难，但是每一步的工作重点可以有所选择。按照惯例，明显存在职能雷同或者交错的部门、目前条件比较成熟的部门是首当其冲的改革切入口，比如大交通、大农业、大能源等。如果担心直接砍掉“多余”部门会带来既得利益上的问题，采取自然淘汰的人事安排，比如按时退休、不再安排岗位继任人员，不失为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当然，这需要大局上的长远规划，如果延续“去一补一”的人事管理惯性，精简的问题就永远都无法解决。
政府职能的转变注定是一个利益博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过程。所以“大部门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不要太早给予过多乐观的厚望。从更深层次看，“大部门制”改革方向，最终必然会关涉到党和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市场多个层面的权力重置与对接。没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机构四套班子在职能定位上的清晰界定与协同合作，真正的“大部门制”也许很难确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政治智慧与魄力将受到持久而艰巨的考验。改革要敢于动真格，前进一小步也是进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2007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
作者：常红晓
政府机构改革研讨论文 篇2：
蓬莱市县乡机构改革回眸
2010年3月以来，蓬莱市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紧紧围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科学谋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县乡机构改革，圆满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取得较好效果。2011年10月，中央编办何建中副主任和省市编办领导到蓬检查调研，对该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给予了肯定。
一、突出三个重点，确保机构改革的目的顺利实现
为确保机构改革达到预期目的，在上级编制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通过深入基层调查摸底、聘请专家研讨论证、勤到烟台沟通请示、多方借鉴改革经验，顺利启动了机构改革工作。具体实施过程中，突出了三个重点。
一是突出了服务经济发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此，蓬莱市把这次机构改革放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在这次机构改革中，为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蓬莱市借鉴以往在部分科局促进四大支柱产业发展的经验，安排9名骨干人员成立了3个调研小组，利用1个多月的时间，到与新兴产业发展相关的重点部门和重点企业，与主要负责人交流，与一线干部职工座谈，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经过充分论证，在发展和改革局、科学技术局等科局设立了促进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信息技术五个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应机构，专门负责研究国内外相关产业发展动态和政策变化，制定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引进产业项目，服务产业发展。另外，考虑到前期在部分乡镇设立的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对促进镇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比较明显，这次乡镇机构改革，蓬莱市在上级规定的机构限额内，为所有镇街设置了副科级的经济发展服务机构，配备专人制定镇村经济发展规划，盘活现有资源，改变过去无规划招商、无目的发展的状况。这些举措的实施时间并不算长，但已看到一些成效。比如，新能源产业办公室立足行业优势，扶持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特大型鸡粪沼气发电工程技术集成与应用研究”得到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每年可创造经济效益5000万元，成为新能源利用的样板。
二是突出了服务社会民生。经过多年的改革，县乡政府职能有了很大转变，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相对薄弱，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这次机构改革，蓬莱市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在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上下功夫。首先，通过深入基层走访、发放调查问卷、统计分析“网上民声”栏目反映的问题等方式，明晰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最集中的民生问题，聘请有关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研究论证，然后，结合我市实际，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等方面提出解决办法和改革意见。比如，针对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民意诉求渠道不通畅、矛盾纠纷处理不及时”的问题，借鉴烟台市的经验做法，建立健全群众工作组织领导体系，畅通了民意诉求渠道。即在县级设立了群众工作机构，镇街设置了群众工作办，村居建立了群众工作室，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群众工作网络，确保在第一时间了解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另外，这次改革，蓬莱市还在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公共文化、就业服务、应急救助、价格监督等民生方面，调整理顺职能15项，加强部门职能40项。
三是突出了提高行政效能。以往群众办事要跑很多部门、很多地方，审批程序繁琐、花费时间长，群众意见较大。针对这一情况，蓬莱市着重从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和创新服务方式两方面来提高行政效能。在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中，结合部门“三定”方案的制定，从编办、监察局、法制办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门的工作小组，集中两个周的时间，对全市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逐条进行梳理，重点检查省政府公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执行落实情况。经过分析论证，我们依法清理行政审批事项11条，规范审批程序47项，简化审批环节39处，同时建立了科学合理的审批监督机制，有效地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围绕推动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创新，总结推广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的运行经验，逐步在12处镇街和部分村（社区）建立了便民服务大厅，开辟了便民服务窗口，将镇街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市直部门派驻的国土所等机构的所有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统一集中到便民服务大厅办理，实行“一站式”服务，并与县级行政审批机构联网，健全了市、镇、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改变了以往群众办事“东一头、西一头”的局面，极大方便了群众办事，提高了政府行政效能。
二、破解三个难题，确保机构改革的实施平稳推进
改革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为确保机构改革的平稳推进，蓬莱市着力在破解三个难题上下功夫。
一是破解思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经历以往几次机构改革，部分机关干部错误地认为本次改革是“换汤不换药”，因而对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够认识，存在不重视或消极“等靠”的思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蓬莱市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市委主要领导与有关部门负责人约谈等形式，着力要求领导干部端正思想认识，清除狭隘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增强全局观念，增强大局意识，不折不扣地执行改革意见。在此基础上，采取加强学习教育和宣传引导的方法来统一广大干部职工思想。一方面，结合“创先争优”和“一学三促”活动，要求机关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有关机构改革政策文件，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意义和目的要求。另一方面，利用报纸、网站、电视等报刊媒体，宣传中央、省、市改革的精神和做法，逐步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准确定位，为改革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是破解职责关系难理顺的问题。部门之间职责交叉、权责不清和关系不顺，一直是政府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此，蓬莱市采取“两上两下”的方法，严把“三定”方案的制定关和审核关。“两上两下”，即要求各部门根据实际工作，对现有职责进行逐条理顺，着重查找职责交叉、权责不清和关系不顺等突出问题，并上报改革领导小组；改革领导小组对各部门上报的问题进行汇总梳理，找出每个职责问题涉及的部门，分类整理后提出理顺要求，反馈到各部门；各部门按照要求，有针对性地研究上级部门“三定”方案，查找相关法律依据，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职责理顺意见再上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审核无误报编委会研究同意后，召开协调会议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下发到各部门执行。通过“两上两下”，做到了“一个明确”，即明确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比如，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原由农业局管理，主要负责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计划编报和工程监督，而配套资金争取和统筹安排的职能却隶属于财政局，多头管理制约了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开展。为此，蓬莱市将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调整为隶属财政局管理，明确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自始至终均由财政局一家管理，从而理顺了职责关系，有效促进了工作开展。在河道采砂的管理方面，明确由水务局牵头负责，河道内采砂先由水务局批准，并发放《采砂许可证》，国土资源局根据水务局批准的开采范围和开采限量，办理《采矿许可证》，等等。通过机构改革，蓬莱市共理顺职责交叉、权责不清等事项20多条，有效地解决了政出多门、推诿扯皮等问题。
三是破解机构人员难整合的问题。俗话说“建庙容易拆庙难”。部门撤并历来是机构改革的难点。此次改革，上级规定的政府机构限额为24个，而该市改革前有政府工作部门29个，涉及多个部门的撤销合并、许多人员的分流调整，改革压力较大。蓬莱市采取 “两整合、两统一”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整合领导班子，即在确保不超领导职数的前提下，通过人员调整，将原来多个科局的班子成员整合为一套班子。整合职能配置，即将原来多部门的职能归并合一，根据整合后的职能，统一设置内设科室，规范业务办理流程。统一人员调配，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打破撤并前的部门界限，按照“人随职能走”和“人岗匹配”的原则，对所有干部进行统一调配使用。统一办公场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房屋置换、租赁、政府筹建等方式，尽最大可能统一办公区域，实现集中办公。运用这些办法，我们成功将建设管理局、规划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整合，组建了住房和规划建设管理局；将文化局、广播电视局整合，组建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等。目前，这些新组建的大部门均已按照新的“三定”规定履行职责，运行情况良好。
三、建立三个机制，确保机构改革的任务圆满完成
机构改革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关系到广大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为此，蓬莱市建立完善了三个机制，为改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是建立风险评估机制。为确保改革平稳推进，蓬莱市创新工作机制，探索实施了机构改革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在改革前组织有关领导专家成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小组，按照上级要求，结合实际情况，预测县乡机构改革中可能引发矛盾冲突的事项，将其列为重点评估事项，然后明确专人进行研究。经过深入一线调查、广泛征集社情民意、全面分析论证之后，形成评估报告。最后根据评估报告，严格落实维稳措施，有针对性的做好群众工作。在改革过程中，密切关注各种思想动态，重点做好撤并部门划转人员和富余分流人员的思想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确保了各项改革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是建立督导检查机制。为确保机构改革的质量，从纪检、组织、编制、人事、财政、审计等部门抽调人员，成立了机构改革督导检查工作组，采取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对各部门贯彻执行机构改革方案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督查内容主要包括改革方案规定合并和撤销的机构是否落实到位；涉及调整的机构印章、牌子是否更换；政府各部门是否按“三定”规定明确的工作职责开展工作；职责调整中涉及到增加的职能、加强的职能、减少的职能是否落实到位，移交的职能是否与相关部门衔接到位等内容。同时，注重了解和发现各部门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及时上报改革领导小组，研究提出解决意见，排除各种障碍，确保改革期间干部思想不散、队伍不乱、工作不间断。
三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按照“分层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要求各级各部门建立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明确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靠上去、具体抓，规定哪个单位、哪个地方或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直接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在公布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同时，还出台了《关于机构改革中机构变动部门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成立了机构改革资产清算、人员移交、档案保密等方面的工作小组，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工作正常运转。 （作者系山东省蓬莱市编办副主任 ）
作者：王进
政府机构改革研讨论文 篇3：
顺德大部制为县政改革探路
顺德的改革是党政机构改革,而非政府机构改革。熟悉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人都知道,两者虽一字之差,意义却是完全不同,顺德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者。
石破天惊。
用这四个字来形容顺德的机构改革,一点也不夸张。2009年9月16日,当顺德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时,人们感觉到了震撼。
其一是党政联动。顺德的改革是党政机构改革,而非政府机构改革。熟悉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人都知道,两者虽一字之差,意义却是完全不同,顺德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者。
其二是改革力度大。顺德将现有41个党政群机构整合为16个大部门,其中政府部门由29个调整为10个,机构精简近2/3。调整后,设置党委机构6个,政府机构10个,大大低于《广东省市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意见》提出的“由县级市改设的区设24个以内”的机构限额。即使是党政机构合计,也低于这一限额。
其三是运行机制创新。改革后顺德的16个大部门首长全部由目前的区位常委、副区长以及区务委员兼任,改变了过去区位常委和副区长分管和副秘书长协调两个环节,实现扁平化管理。副秘书长也由8个减少为3个。
其四是推进速度快。改革方案之前高度保密,9月16日上午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宣布方案,下午人大召开常委会议任免相关领导。17日上午召开区委和区政府会议,宣布16个大部门班子成员名单,同时这些部门集中揭牌。按要求,全部工作要在10月底前基本完成。
顺德改革推手
顺德的党政机构改革是有来头的。
按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刘海的说法,广东省委、省政府将顺德的机构改革置于全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大局中,是全省体制改革战略部署的一只重要“棋子”。
2007年12月,当年被邓小平称为“娃娃市长”的汪洋开始主政广东。来广东后,52岁的汪洋迅速给原来有点闷的广东搅起一股清新气息,“解放思想”、“杀出条血路”等言论,让人宛然回到广东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心潮澎湃。
在一次和网友的座谈中,汪洋欣然接受了著名网友金心异的建议,重开已经停止多年的特区工作会议,提出特区还要再“特”下去。也就是2008年11月19日在深圳召开的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汪洋提出以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深化各领域改革创造良好条件。在这次会议上,广东省委正式确定深圳、广州、珠海和顺德四个城市进行改革,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
广东要做全国科学发展的先锋,方向在哪里?汪洋举起的大旗是改革。汪洋认为,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好、作用最持久的办法。
顺德作为广东改革的老典型,进入汪洋的视野是在2008年8月23日。当日在深圳举行的一场关于改革理论座谈会上,当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黄挺谈到10多年前顺德进行的那场轰动全国的体制改革时,在座的汪洋马上问道:“顺德产权改革之后,现在情况怎么样?”一个星期后,广东体改研究会的多位专家组成了顺德综合改革调研组来到顺德,并把调查结果向汪洋做了专门报告。
2008年10月16日,汪洋来到顺德,按他的说法是来“报到”的。根据广东省委的安排部署,顺德被确定为全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一批县(市、区)试点单位之一,由汪洋挂点联系。
汪洋关心顺德什么?从他在顺德的讲话中,很容易看出汪洋希望通过顺德,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汪洋说,顺德作为原来的综合改革试点市,过去在行政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都领先于全国、全省。现在,顺德到底还有哪些体制障碍?比如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否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有没有体制回归的情况?在先富起来的地区,体制回归是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为什么机构压减后又出现复归呢?政府职能、改革理念是不是有问题?政府的职能是不是没作出合理的调整?
汪洋还点名让顺德参加11月19日和20日在深圳召开的广东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汪洋四次提到了顺德,他还特意说,邀请顺德的同志参加这个会议,就是要把顺德这块品牌擦亮,来保持顺德改革的持续性。
汪洋选择顺德挂钩,显然是有备而来。
回忆起汪洋第一次来顺德,刘海至今还颇为感慨。当接到省里通知汪洋书记要到顺德视察调研时,顺德方面按照惯例准备的汇报内容是近期工作。但汪洋来的前晚,省里通知说希望准备1992年和1999年顺德两次体制改革的材料向汪洋书记汇报。早在1992年,顺德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按照部门的工作性质和职能,对党政机构实施“撤、并、建”的“手术”,将56个部门整合为28个,机构精简1/2。这是中国最早的大部制改革雏形。
第二天,刘海用了15分钟时间,向汪洋汇报了当年改革的情况。刘海坦言,那时还是不太理解省里的意图。
静悄悄的改革
在汪洋的推动下,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在悄悄启动。
今年1月12日,汪洋第二次来到顺德,勉励顺德要不断强化改革开放排头兵意识,深化包括行政管理体制在内的各项改革,改革要做到有胆有识。根据汪洋的指示和《广东省市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圳等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顺德组织专人研究制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国家行政学院、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有关专家数次来到顺德,就机构改革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在学习考察了香港、新加坡以及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先进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顺德用了半年时间,经过反复研讨和咨询,形成了党政机构改革的初步方案。
6月1日,汪洋第三次到顺德,听完汇报后,他对顺德党政机构改革的初步方案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完善细化改革方案提出了指导意见。汪洋还要求顺德再到香港、深圳学习考察,借鉴经验,并征求中编办、省编办的意见,将方案完善细化后尽快报省审批。
8月5日,汪洋在广东省委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顺德党政机构改革细化方案的汇报。这次会议汪洋明确提出,支持顺德继续开展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综合改革试验工作,要求顺德抓紧完善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后上报省委省政府审批。汪洋说,顺德机构改革代表县级城市,深圳则代表大城市,“如果搞成功了,对广东省下一步的改革有推动作用,对全国都有意义。”
在中编办和广东省编办的直接参与下,几经修改和完善,顺德最终完成了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拟定工作。
8月17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顺德继续开展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综合改革试验工作。8月24日,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肖志恒专程来顺德宣读批复。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在维持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系统及需要全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同意顺德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实行大部门体制。批复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顺德一直承担着全省体制改革的多项重要任务。1992年和1999年顺德先后被确定为全省综合改革试验县、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市。新形势下,顺德区要继续承担起为全省深化县(市、区)体制改革、推进科学发展提供示范的重任。
9月14日上午,在赴京参加十七届四中全会前夕,汪洋批示同意了顺德行政体制改革方案。
9月15日上午,顺德召开党政联席会议,通报改革方案。顺德区四套班子领导第一次了解改革方案。当晚,顺德区长召开会议,向27个职能局行政首长介绍方案。而同时,顺德区委书记召集会议,听取相关专家对改革方案的意见。
9月16日上午,顺德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广东省编制办相关负责人宣布了改革方案。
党政联动改革经验可复制
顺德的这次改革,在政界和学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任剑涛认为,顺德的改革路径切中行政体制改革要害,将顺德改革放在中国2800多个县域背景下,顺德改革意义就越发凸显,任剑涛说,顺德改革经验可以被复制给这些县级行政单位。
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党委和政府在一些管理职能上的重叠现象比较普遍。如何将这些叠加职能整合,顺德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探索。早在1992年,顺德就对市委办公室和市政府办公室、纪委与监察局等进行合署办公。其中纪委与监察局的合署办公现在已经在中国推广,这也是顺德改革对中国的贡献。
这次改革中,党政合署办公也得到了很好的推广。5个党委工作部门,都有一个职能相同的政府机构与其合署办公,做到党政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次改革增加了宣传部与文体旅游局、司法局与政法委、社会工作部与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的合署办公。
改革后的党委工作部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是一个亮点,也是顺德的首创。顺德这次跨党政进行职能整合,将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民族宗教事务局、工商联、残联相关的职责、农业局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责、区民政局双拥优抚、基层政权建设、民间组织管理的职责,整合划入区委社会工作部。
“中国2800多个县,只有顺德敢于没有统战部,没有民政局,没有工商局,这些做法,也是开风气之先。”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说。对于没有统战部,刘海的说法是从实用和操作这个角度,把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和宗教等工作加强到一个新的部门,不拘泥于名称,无论是从人力、决策、执行,都是加强了社会工作,也是加强了统战工作。
把审计和信访划入纪检监察也是顺德的独创。审计是传统的政府部门,把其归入纪检监察,无疑加大了对部门监督的力度。把信访归入纪检监察,更是体现了执政思维的变化,意味着信访真正成为了一种监督力量,而不是现行很多地方的“维稳工作”。
组建一个统揽经济、城市、社会、土地和环保规划的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也是颇有新意,这是对传统行政管理理念的挑战和突破。
广东还把原来省市垂直管理的工商局等9个部门划归顺德地方政府管理,打破了一个地方条块分割的局面。原来省管的工商局、技监局和地税局分别划入市场安全监管局和财税局,原来市管的规划、国土等也划入相关部门。目前只有国税、海关、检验检疫等属于垂直管理。
顺德这次改革还把党政副职逼入了第一线,区委常委和副区长全部兼任大部门首长,还设立了几个和副区长同级别的区务委员,一起兼任大部门首长。这种运营模式显然也可以在中国的县级党政机构中复制。
顺德这次改革还创新了运行机制,全局性重大决策集中由区联席会议行使。联席会议成员由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政府正副区长、区政协主席、政务委员组成。组建区政府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由区政府区长、副区长和政务委员组成,参加区联席会议决策。政务委员按副处级领导职务配备。这样,顺德将使每个部门在区联席会议上都占有席位,拥有发言权,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民主化。
总体来看,顺德的改革只是完成了一个“布局”,在推进改革中还面临很多挑战,其成败还要靠时间来检验。但无论如何,顺德人自我革命的勇气让人称颂,相信顺德能为中国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作者为广东《珠江商报》副总编辑)
作者：林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