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陕西作家驻校现象研究

2022-09-14

作家驻校制度盛行于欧美等国家的高校, 是一些世界知名大学里常见的一种文学艺术与大学教育交相互沟通、相互补充的教育形式。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就有大批作家在大学任教。新世纪以来, 中国当代文学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就是越来越多的作家走进大学, 当教授、院长、主任, 硕导、博导。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镇和高教大省, 陕西作家进驻高校现象更是如雨后春笋, 迭出不断。如贾平凹被聘为西北大学教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院长, 红柯、朱鸿加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担任教授, 高建群做了西安航空学院文学院院长、李春平担任安康学院中文系教授, 肖云儒受聘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和文化产业学院等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几乎都是国内一线作家, 不仅声名显赫, 而且实力超群。新世纪以来的作家驻校现象与民国时期的作家驻校有何不同?这些作家为何要在新世纪前后选择进入大学?知名作家走进课堂对大学正常的教学秩序形成了怎样的影响?作家走进高校与学院派批评家近距离交往, 对他们的创作有无影响?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学者对这些问题从学术、学理的层面展开研究。本论文在文本细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一清理。

一、中国现当代作家驻校现象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现代作家驻校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前, 就有大批现代作家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胡适、林语堂、朱光潜、梁实秋、闻一多、冰心、王统照、沈从文、徐志摩、老舍、钱钟书、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都曾任教大学。他们既是大学教授又是著名作家。这些驻校的现代作家大多具有留学的经历、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 本身就是大学延揽的对象, 且在他们的学科领域取得了不凡的学术成就。如鲁迅既是伟大的作家, 写出了不少经典之作, 同时又是一个杰出的学者。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一部古代小说研究的学术著作, 被誉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之作;闻一多不仅是著名的新月诗人, 而且是古典文学的学术大师;钱钟书作为是著名作家, 不仅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围城》, 而且以其学术巨著《管锥篇》称誉后世。

文学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文学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 还要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师生之间思想情感的交流同样是教学艺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四作家作为新文化的传播者、旧文化的批判者, 不但以文学的方式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 而且还以教师的身份影响了一代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他们的影响下, 这些青年学生充当了反封建的主力军。著名的乡土作家王鲁彦在谈到鲁迅对自己的影响时, 是这样回忆的:“他讲课时, 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 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 无论是评论历史, 或是分析社会, 都能入木三分, 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1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 正是以他们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独具魅力的人格风范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的文学热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大师级的作家走进校园, 给校园带去了最新潮的思想、最美丽的文字、最具吸引力的人格魅力。大师级的作家亲自授课, 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文学学习兴趣, 还促进了学生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些大师级的作家通过亲自指点学生、社团的文学活动, 扶持学生的文学创作, 从而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文学流派。如鲁迅风的乡土小说流派、后期新月诗派、九叶诗派等, 其成员间就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可以说, 现代文学之所以大师迭出、经典纷呈, 就得益于这种作家驻校行为。如在战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 就集中了闻一多、罗庸、杨振声、游国恩、冯至、卞之琳、李广田、沈从文、戴望舒等名动一时的作家、诗人、学者。这些作家、诗人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 不仅创作出了一大批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而且为现代新诗培养了一支生力军。首先, 他们身体力行地指导学生社团的抗日演剧活动, 如在陈铨、闻一多、孙毓棠等的指导下, 西南联大戏剧社演出了鲁迅的《阿Q正传》、陈铨的《祖国》和《野玫瑰、》曹禺的《日出》等戏剧, 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抗日积极性。其次, 他们还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汪曾祺、穆旦、杜运燮、马识途、郑敏等诗人就是在西南联大校园浓厚的文学氛围熏陶下, 在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沈从文、杨振声等名师的认真指导和悉心栽培下, 成长为著名诗人、作家的。对此, 沈从文的学生、著名作家汪曾祺回忆道:“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 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最后, 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还促进了中西文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像冯至、闻一多这些具有留学背景的老师, 亲身在国外接触过系统的西方文学理论。当他们与燕卜荪一起对联大青年诗人进行诗艺指点时, 这些青年诗人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艺术的自觉。于是, 在西南联大东西方诗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西南联大校园里诗人辈出, 他们之间的彼此呼应以及在诗艺上的不断探索, 使得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九叶诗派得以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产生。九叶诗人的成长过程及九叶诗派的崛起过程, 生动地展现了作家驻校对现代文学教育及文学繁荣的巨大历史功绩。

(二) 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作家驻校现象

进入21世纪以来, 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是越来越多的著名作家开始进入大学, 教书育人。比如, 余秋雨受聘上海戏剧学院、王蒙受聘中国海洋大学、莫言入驻北京师范大学、王安忆受聘复旦大学、曹征路受聘深圳大学、台湾作家余光中受聘东南大学客座教授, 金庸受聘浙江大学。毕飞宇受聘南京大学、马原受聘同济大学, 格非调入清华大学、苏童、阿来受聘大连理工大学;东西、凡一平受聘广西民族学院、黄继树、石钟山、衣向东担任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客座教授等。

新世纪以来的作家, 大多缺乏深厚的教育背景, 他们学历不高, 有些作家甚至没有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质疑, 其中有一点就是质疑他们是否能胜任大学的教学工作。民国时期的作家是学者型作家, 既是教授又是作家。新世纪的作家是作家型教授, 有的根本无法胜任高校的教学工作, 因此, 新世纪的作家驻校出现了挂名高校的现象, 作家驻校也呈现出复杂的景观。首先, 我国新世纪以来的作家驻校现象, 是国内高校向西方借鉴和学习的结果。2010年, 复旦大学开始设立“创意写作”硕士专业, 随后南京大学、上海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起而效之。“创意写作工作坊”在英美等国早已存在, 据统计, 目前美国共计拥有大约720个创意写作工作坊。创意写作工作坊的存在成为美国培养作家、诗人的摇篮。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实验, 不过是一种本土化的作家培养模式探索。与“创意写作”模式相适应, 聘请作家驻校便顺理成章。其次, 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大众文化的风起云涌, 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方式、语言、内容、叙事手法等都面临着革命性的变革。到了21世纪,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交流工具的发达, 任何人都可以便利地在网络上上传自己的作品, 由此, 产生了一批网络作家。网络作家的存在, 使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不再具有神圣的光辉。文学成为人人都可以制作的产品, 作家成为网络技术拥有者可以胜任的工作。网络文学的大量涌现, 使传统意义上的作家面临着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为了摆脱身份认同的危机, 有些作家开始尝试文学和商业的结合。新世纪以来一个比较触目的文化现象是, 作家纷纷触电, 走上影视化的道路。2003年, 刘震云的《手机》出版。2007年, 《手机》被搬上银幕, 获得多项大奖。有些作家则选择寄身高校。

关于作家进入高校, 社会上争论不休, 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作家创作乃天才行为, 不是可以培养的;二是认为作家授课对大学文学教育的效果并不比一个教学经验丰富的中文系教授、副教授更好;三是忧虑作家驻校驻而不教, 混取教授荣誉、套取金钱, 搞变相的学术腐败;四是警惕作家驻校和学院派批评家结成利益同盟, 损害文学生态的良性发展。

对于作家驻校这种新事物, 我们应理性分析。首先, 作家入驻高校, 选择学院化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正常的职业流动。是身处大众文化时代作家寻找精神净土的一种努力, 一次突围。1990年代, 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深化, 作家也被推向了市场。一些没有单位可以依靠的作家, 被迫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卖文者众, 而畅销、热销作家全国就那么几个。很多作家由于不适应网络时代的俗文学写作方式, 尽管他们的作品写得好、文学价值高, 但因没有经济效益, 所以出版社不积极出版、推广。这就使作家的创作处于很尴尬的状态。前面说过, 一些作家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便涉足影视创作。1990年代以来, 很多名作家都纷纷尝试影视写作, 以便挣快钱、大钱。而一些葆有文学情怀的纯文学作家, 却不屑于加盟影视创作, 依然孜孜矻矻地探索着文学发展的路径。在大众文化的席卷导致纯文学、纯文学作家边缘化的今天, 作家走进高校, 我认为既是作家向高校寻求生存庇护的努力, 也是高校在文化沙漠化的情形下, 为民族保存文化火种的一种努力。选择驻校对作家而言, 既可以享受高校美丽的校园环境、丰富的图书资源、便捷的信息通道, 又可以使他们接触到青年学生, 接收新鲜的经验, 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当然更重要的是, 相对来说, 高校稳定的工作、较为丰厚的收入, 也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优, 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其次, 新世纪以来, 作家驻校正在尝试走向规范化。现在作家驻校, 很少玩虚应景。如马原、梁晓声等就是彻底调入大学当教师。随着作家驻校制度的健全化、规范化, 作家驻校在高校文学教育、文化建设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渐显露出来。有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 作家驻校是一种全新的文学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学生通过面对面与作家、诗人的对话、交流, 能够直观地获取关于文学的感性认识, 激发自己的文学梦想, 获得作家、诗人的亲自指点, 从而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大学文学教育不仅要教给学生文学史、文学理论、语言学的知识, 还应教给学生创造性写作的能力。但是, 这些问题仅靠体制内的教师显然是无法解决的。驻校作家多为当代文坛的大家, 从他们十多年来的驻校实践来看, 确实给高校的课堂、校园、课程设置带去了不少新鲜、特色的东西。如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80后作家张怡微, 在评价王安忆的小说实践课时, 认为对她的帮助非常大, 她还透露, 王安忆在课堂上很少讲自己的作品, 也很少讲理论, “她大多是拿别的作家的作品文本进行分析, 分析其内在的逻辑, 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3从教与学双方的反馈来看, 作家驻校确实弥补了大学传统文学教育僵化、保守的缺陷, 给大学文学教育带去了来自写作现场、作家本人的直接感性经验, 对传统文学教育构成了一种有益的补充。最后, 作家驻校有助于形成活泼开放的校园文化氛围。作家作为先进、先锋文化的体现着、敏感精细艺术触角的拥有者, 其本人就是一道流动的文化、艺术风景线。作家、诗人走进校园, 使学生在近距离接触作家、诗人的过程中, 直观地感受文学、亲近经典, 向着真善美的方向看齐;作家驻校为大学的人文教育提供了交流、沟通的平台。作家、诗人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 既帮助学生解答了他们人生中、学习中、写作中的困惑与问题, 同时作家、诗人的成就、人格魅力, 也给学生提供了追摹的对象。我们知道, 大学文化建设是目前各个高校提升文化形象、社会影响的重要手段。而要提升大学的文化形象, 光靠专业教师的课堂教学、思想政治教师的专题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而将优秀的作家引进到高校, 通过作家驻校模式的探索, 实现作家与大学文学教育、文化建设的对接, 发挥优秀作家在文学教育方面的专长, 以文学教育为中心, 辐射校园文化建设, 无疑对于提升整个大学的文化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 作家走进大学教书育人, 可以弥补大学文学教育固步自封、与现实脱节的缺陷, 消减大学校园里日益膨胀的功利主义倾向, 使校园里葆有诗意和文化的气息。同时, 在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当下校园环境里, 作家走进校园, 也给学生带来了纯文学的气息。学生通过与作家面对面的交流, 领略纯文学的魅力, 唤起心中的文学梦想, 燃起文学的激情, 在对文学的阅读兴趣中,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因此, 从这种意义上说, 作家驻校给封闭的大学校园带来了一种浓郁的人文氛围和艺术气息, 有助于大学整体文化品位的提升。

二、新世纪以来的陕西作家驻校现象

(一) 新世纪以来的陕西作家驻校现象

陕西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镇和高教大省,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作家进驻高校现象更是如雨后春笋, 迭出不断。如贾平凹先后驻校西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红柯、朱鸿加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担任教授, 高建群做了西安航空学院文学院院长、李春平担任安康学院中文系教授, 肖云儒受聘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和文化产业学院院长、叶广芩担任了西安外事学院的特聘教授、王海则进驻中国海洋大学, 等等。

1995年, 西北大学驻校作家贾平凹首次招收研究生的新闻传出时, 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随后, 陈忠实、朱鸿、红柯等也相继走进高校。陕西作家驻校, 到底怀抱怎样的心态, 有何得失、给高校带来什么影响?《陕西日报》记者李向红、杨小玲曾于2005年3月18日对作家、学生、高校等相关人士进行了采访, 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截止目前, 陕西作家驻校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 其给作家、高校带来的积极作用也正在显现。在走访、调查的基础上, 我们形成一下观点:首先, 作家驻校是一种正常的职业流动, 是作家、高校在双赢目标下的自愿结合。西北大学教授杨乐生认为:“作家进入高校从事科研和教学, 我认为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 是一种健康的、正常不过的职业流动。”4作家需要高校的安静环境, 高校需要作家对高校日益僵化的教学体制形成一种补充。作家成就大小与是否驻校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最终还是用作品说话。著名作家进驻高校, 当然会成为高校的一张名片, 使高校增色。而作家能否利用高校的环境优势写出好的作品, 则是由作家自身的条件决定的。作家选择学院化生存方式, 对卖文为生的作家本人来说, 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在我们对作家本人的采访中, 有不少作家对高校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表示认可, 认为进入高校工作省去了不少麻烦事、简化了生活, 方便他们专心创作。其次, 作家能够胜任高校的文学教学工作, 有利于促进高校学科建设的良性发展。对于外界质疑贾平凹是否能胜任教学工作、研究生导师的问题, 贾平凹是这样回答的:“作家进高校执教有它的好处。因为如果是太正经课, 你可以叫其他老师来上, 大学不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作家上课有自己的优势, 而且研究生有一个指导班子, 不只是纯粹一个人, 况且研究生上课不是灌输式, 怎么不成呢?如果不成, 第一个研究生谁培养出来的?第一个指导老师是怎样产生出来的?”4贾平凹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 在我们对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作家驻校情况进行调查时, 我们也发现, 高校在给作家分配教学任务时, 也充分考虑到了作家的职业特点、知识构成。一般情况下, 驻校作家主要承担的是中文系写作课、作品赏析类课程的教学工作。如朱泓在陕西师范大学主要承担的就是写作课程的教学工作。红柯主要从事的是以西域大漠、天山-关中丝绸之路为主要对象的教学研究工作。由于作家从事的是与他们的专长相一致的教学工作, 所以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了高校教师难以替代的作用。在西北大学对学生进行调查时, 学生普遍认为, 一般教师只会讲一些课本上的内容, 专业性太强, 同时也太枯燥。他们认为相比于专任老师, 作家经验丰富, 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课堂上、校园里所接触不到的新知识。如在教写作课时, 学院派的写作老师没有写作经验, 过多的倾向于枯燥的理论传输, 把写作课变成了写作理论课, 结果学生学了一年, 还是不会写。他们认为, 作家在上此类课程时, 更注重写作经验的介绍。对学生来说, 这些具体的、可感的、带有现场感的东西更能触发他们的灵感, 刺激他们的兴趣。他们认为, 作家驻校, 使他们能通过面对面的与名家交流获得人生的教益、鲜活的文学体验。所以, 他们希望自己的学校能引进更多的著名作家, 也希望著名作家能扎根校园, 培养出更多的“入室弟子”。最后, 作家驻校是否有利于作家本人文学事业的发展, 完全因人而异。大学既能给作家提供稳定的收入、充裕的时间、宽敞的住房、美丽的校园环境等物质条件, 也能提供良好的学术氛围、丰富的图书资源、便捷的信息通道、传播思想的讲台等精神资源。这有利于作家摒除世俗的干扰, 专心写作。但作家本人是否能充分利用校园环境、借力校园智库实现自己文学事业的升华完全是因人而异。比如, 陕西师范大学的驻校作家红柯, 就是作家驻校促进创作的成功范例。红柯在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前本身就有过十多年的教书经历, 教书对他而言已是一种写作的延伸。他认为讲课可以使自己分散的想法条理化、清晰化、系统化。而他的许多小说创作灵感就是在讲课讲到最激情澎湃的时候涌现的。所以, 他认为驻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这种全新角色的体验和感受正是心灵与精神再次碰撞出的火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更是他创作生涯的最高境界。”4然而, 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像红柯这样将教学与写作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在对陕西驻校作家采访时, 有不少作家表示难以接受高校常规性、按部就班的教学工作, 认为很占用时间。有的驻校作家甚至明确要求只带研究生、或开设专题讲座。同时不少作家满怀激情地走进校园, 以为能传道授业解惑, 结果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学生整体知识结构、文化结构、精神面貌的下滑, 他们难免有一种挫败感。再加上高校有高校的一套考评机制, 这套考评机制虽然已经严重窒息了高校的教学科研活力, 但积弊难除, 一时还无法对之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有的驻校作家跟高校是人事调入关系, 这样他们就跟普通教师一样必须接受高校的统一管理。因此, 驻校对这类作家而言, 对其创作的促进作用往往就不大, 甚至还形成了妨碍。如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院的朱鸿就觉得, 给学生上课不但费时而且费力。他在陕西师范大学带的课既不是写作课也不是散文课, 而是与作家所长相去甚远的外国文学课。这样的专业课, 光备课就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与当作家相比, 做专业课教师把属于写作的时间切割得七零八碎, 根本没有整块时间搞创作。此外大学考评、评职, 不把作品计入成果, 这样作家在大学的职称晋升就成为问题。更重要的是, 现在的大学学生变了, 他们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不再葆有理想的纯真、求知的热情, 学生精神上的下滑也令他大失所望。朱泓的心声典型地反映了一部分驻校作家的失落者心态。

(二) 贾平凹驻校行为个案研究

贾平凹是国内最早的“驻校作家”。早在1993年, 贾平凹就驻校西北大学, 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第一位驻校作家。2003年, 贾平凹受聘西安建筑科技大文学院院长。2010年, 贾平凹受聘中国海洋大学驻校作家。2013年, 贾平凹出任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专家。2016年, 贾平凹驻校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第九季“春秋讲学”。贾平凹不但是国内最早的驻校作家, 而且还是国内最成功的驻校作家。自1993年驻校后, 贾平凹相继创作出了《白夜》《土门》《高老庄》《秦腔》《高兴》《古炉》《带灯》《山海经》《极花》《山本》等多部长篇小说。如此强劲的创作势头, 不但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非常罕见,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而且, 贾平凹自新世纪以来, 备受学院派批评家的青睐, 其每一部新作出版, 均得到学院派批评家的高度肯定。如此善意、友好的批评在贾平凹的创作历程中确实值得玩味。如今, 贾平凹驻校已快20年了, 关于贾平凹能否胜任研究生导师的质疑早已平息, 贾平凹带出的博士生也已毕业。这些年来, 贾平凹佳作频出, 依然引领着陕西乃至全国的小说创作方向。因此, 对贾平凹的驻校行为进行分析、总结就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对贾平凹驻校行为的个案分析, 也可以为我们探索作家住校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首先, 作为驻校作家, 贾平凹平衡了教学与创作的冲突, 在胜任驻校工作的同时, 实现了作家到学者的顺利转型。作为国内最早的驻校作家, 贾平凹一直备受社会的关注、饱受公众的质疑。2000年, 贾平凹在西北大学招收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的消息传出后, 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公众纷纷质疑贾平凹的教学能力。在媒体的热炒下, 贾平凹甚至两度现身当年最火爆的电视节目《实话实说》, 以满足全国人民的好奇心、平息全国人民的质疑。当时多家媒体对之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如《贾平凹招研学子实话实说》《换个角度看贾平凹任教西北大学》《西北大学兼职教授贾平凹将招研究生》等。2008年, 贾平凹又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招收了第一位博士生。面对公众的质疑, 贾平凹始终认为, 自己能够胜任研究生、博士生的教学工作。事实也证明, 贾平凹的确胜任了研究生、博士生的教学工作。贾平凹的首位博士生储子淮甚至出版了一本《作家贾平凹》。在这本书里, 储子淮为我们记录了学者、教师贾平凹鲜为人知的一面, 给我们研究贾平凹的驻校行为留下了生动的一页。据储子淮回忆, 贾平凹虽然比较繁忙, 但自当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院长以来, 只要学校和文学院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和活动, 他都会尽量参加、参与。在驻校期间, 贾平凹还给中文系本科学生讲授过关于“文学的语言”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等课程, 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学生普遍认为贾平凹讲课很认真, 板书超工整, 很美观。贾平凹作为一个老师是非常负责、尽责的。他亲自辅导学生的学位论文, 帮助学生确定论文选题、辅导学生的论文写作。如储子淮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来自贾平凹的研究理念和平时上课的重点。据贾平凹的学生回忆, 贾平凹上课主要采取聊天式。在看似散漫的聊天中, 常常有意想不到的见解和智慧流出。与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相处, 也很随意自然, 没有名家大腕的架子, 更像可亲可爱, 时刻挂念的亲人。作为驻校作家, 由于贾平凹在大学里承担的都是与自己的研究兴趣相一致的教学工作, 所以贾平凹做起来得心应手。同时在教学中, 由于与学生的交流、碰撞, 也使贾平凹注意到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 如以前贾平凹不太重视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驻校当教授后, 贾平凹有意识系统地看了大量相关书籍。总之, 在教与学的相互激发中, 贾平凹成功实现了作家、教授身份的合一。作家兼教授, 深化了贾平凹的知识背景、开阔了贾平凹的知识视野, 使贾平凹的创作更具思想的深度。新世纪以来, 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上的不断突破, 在小说艺术技巧上的不断成熟, 充分证明了驻校对其创作的促进作用。其次, 作为驻校作家, 贾平凹不辱使命, 充分发挥名人效应, 扩大了相关学校的社会知名度。贾平凹是国内最早的驻校作家, 西北大学是国内最早聘请作家驻校的大学。西北大学虽然是百年名校, 但在1990年代的市场化浪潮中, 其在与全国同类院校的竞争中, 已不具优势。贾平凹作为当代中国文坛大师级的作家, 不但享有极高的社会知名度, 而且拥有很高的新闻效应。贾平凹进驻西北大学, 引起了社会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使西北大学获得了很高的曝光率。特别是贾平凹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传出后, 贾平凹携西北大学相关教师、研究生两度走进当年最火爆的节目《实话实说》, 使西北大学一时间成为全国关注的中心。据当年报考贾平凹的三名研究生回忆, 自从参加《实话实说》节目后, 他们已经做好了“接待各路”人马的准备, 有的同学更把在《实话实说》里的发言记录在小本本上, 经常翻看, 熟记在心, 以免在不同媒体面前乱了马脚。贾平凹驻校不但提高了西北大学的社会知名度, 而且带动了西北大学的文学教育。以至于有学者认为, 西北大学作家群的崛起与贾平凹进驻西北大学大有关系。2008年12月20日, 在西安召开的“大学教育与西北大学作家群现象学术研讨会”上, 来自全国的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一致认为:“作家需要大学, 大学也需要作家。大学中人才不是教出来的, 而是熏出来的, 大学中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 对作家的成长是有利的。当作家进入大学后, 对学校的文学气氛也是有益的。”5最后, 贾平凹驻校, 实现了文学与学术、作家与评论家间的强强联合, 扩大了贾平凹在文坛的影响力, 推动了贾平凹研究的发展与深化。2003年, 贾平凹就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院长。2006年,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创建了贾平凹文学艺术馆。2015年, 贾平凹受聘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 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从《废都》到《带灯》——贾平凹创作回顾研讨会”。2015年, 贾平凹驻校的西北大学成立了贾平凹研究中心。2015年, 在西北大学贾平凹研究中心的揭幕仪式上, 在谈及创作和评论间的关系时, 贾平凹说道:“我始终认为, 创作和评论是一回事, 都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从事的不同写作方式, 评论和创作一样需要对文字的敏感, 对文学有一种特有的感觉, 然后, 双方互相对质、激荡、影响, 形成文学的命运共同体。”在回顾自己作品的批评史时, 贾平凹说道:“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的第一个作品研讨会就在西北大学进行, 那时全是陕西的评论家……而今天, 除了在陕各位, 还来了几位文坛权威、评论大家, 李敬泽、丁帆、吴义勤、白桦等。”6以上说辞, 既是贾平凹的肺腑之言, 也是贾平凹研究中的实际情况。在贾平凹1993年驻校西北大学之前, 评论贾平凹作品的多为陕西评论家。当时一个颇为困惑的现象是, 贾平凹每出版一部作品就引起全国知名评论家的炮轰。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随着贾平凹驻校学校的增多、驻校经验的丰富, 贾平凹在全国评论界的口碑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评论家对贾平凹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新世纪以来, 几乎所有国内权威评论家都关注、评论过贾平凹的创作。如李星、丁帆、谢有顺、孟繁华、陈晓明、李陀、吴义勤、程光炜、贺仲明等著名评论家均对贾平凹的创作有过很高的评价。2015年, 在北京师范大学为其举办的驻校仪式上, 贾平凹真诚地说, 自己在性格上是有缺陷的, 比较自闭, 他希望通过驻校能够开放自己。1993年, 《废都》出版不久, 贾平凹旋即便遭到全国知名评论家的联合炮轰。当时以孟繁华、陈晓明为代表的新锐批评家联手推出了一本批判《废都》的书。知名评论家的联手批判, 使贾平凹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甚至不得不避身西北大学疗伤。在这次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北京师范大学首任驻校作家贾平凹入校仪式暨从《废都》到《带灯》——贾平凹创作回顾研讨会”上, 孟繁华反思了当年对《废都》的批判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孟繁华的反思, 一方面说明了评论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也受限于特定时代的理论资源、批判资源, 批评也需要与时俱进;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批评家与作家间的微妙关系。作家需要评论家, 评论家也离不开作家。作家与评论家间的对话、交流、碰撞、质疑有利于作家的成长及创作的良性发展。作家驻校固然拉近了作家与评论家间的距离, 有利于评论家的评论更切近作家创作的实际, 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批评家和作家的近距离交往, 必然带有感情、人情的成分。在这种情况下, 碍于人情, 感于交情, 批评家还能否坚守住批评立场的客观与公正?近来, 已有学者注意到学院派批评家对贾平凹的一片溢美、过度吹捧问题。这也从侧面为作家驻校现象敲响了警钟。

三、结语

21世纪以来勃兴的作家驻校现象虽然表面上恢复了1949年以前的作家驻校传统, 但骨子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1949年以前, 作家既是大学教师, 又是著名作家。21世纪以来的作家驻校, 是非大学教师或学生的作家, 成了大学的教授或兼职教授、硕导或博导, 甚至受聘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或研究中心主任。贾平凹如今就在多家大学当兼职教授、带研究生、博士生、当文学院院长。最早接收驻校作家的西北大学, 也已出现了一个西北大学作家群。有学者认为, 西北大学作家群的崛起与贾平凹等作家进驻西北大学大有关系。作家需要大学, 大学也需要作家。作家驻校虽然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重建了文学与大学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但却促进了校园文学生态的健康发育, 实现了文学与学术的强强联合。

然而, 新世纪以来的作家驻校与建国前的作家驻校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如何使缺乏或尚不具备大学授课资格的作家尽快适应大学的教学体制、如何防止作家驻校成为昙花一现的走秀行为, 是摆在目前高等教育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从国家和学校的层面来说, 应该积极探索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作家驻校制度。同时, 要防止作家驻校现象化、虚浮化, 警惕作家与学院派文学批评家结成利益同盟相互利用, 从而恶化文坛生态、损害文学的健康发展。

摘要:作家驻校, 是新世纪以来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陕西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镇和高教大省, 作家驻校现象更是蔚为壮观。虽然新世纪以来的作家驻校与民国时期的作家驻校不可同日而语, 但却促进了大学教育与文学的结合, 弥补了大学文学教育与现实脱节的缺陷, 有助于形成良性互动的校园文化生态;同时, 作家驻校实现了文学与学术、作家与评论家间的强强联合, 有助于扩大作家在文坛的影响力, 推动作家研究的发展。但是, 作为高校的管理者, 要尽量防止作家驻校现象化、虚浮化, 警惕作家与学院派文学批评家结成利益同盟相互利用, 从而恶化文坛生态、损害文学健康。

关键词:新世纪,陕西作家,驻校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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