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秦勉和秦晓的关系
秦晓的远见与寂寞
秦曉的遠見與寂寞
約瑟龍
上周(10月19日至25日)美國股市在高位震盪，短期估計難再有大突破，美元則嘗試新低，而歐元就嘗試新高。港股和中國內地A股上周的表現，同樣因為美元積弱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而顯得格外強勢。美元指數今年內跌至70點的水平，約瑟龍相信應該不會有太多疑問，屆時港股和A股都肯定會見新高。
從三季度的數據看，中國經濟今年保8已成定局。只是關於中國是否應該開始撤出刺激計劃，收緊貨幣政策，則分歧仍大。所以在這個當口上，作為中國央企重要領軍人物的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在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觀點鮮明的文章，自然引起市場的極大關注。
秦曉這篇文章，是以英文形式刊發的，題目是「China must keep its eyes fixed on the exit」(中國必須關注退出策略)。后來《金融時報》的中文網站全文刊發了這篇文章的中文譯稿，題目變為《中國應轉向中性貨幣政策》。
雖然這篇文章的中英文版本的題目，都將重點放在眼前的中國貨幣政策，但是約瑟龍在通讀了這篇文章之后，還是覺得題目有極大的誤導性，并將文章的用意和觀點大大「矮化」及「淡化」了。其實，從文章內容看，秦曉所關心的，絕非僅僅是中國目前的貨幣政策。即使從新聞編輯學的角度說，這點是他文章最具新聞性的地方，但是真正讀懂秦曉的讀者，應該不會因此而錯認這就是秦曉要表達的重點。
那麼真正的重點在哪里呢?約瑟龍以為，秦曉此文的真正重點，在於警醒那些對中國過去的發展模式和美國消費仍抱有幻想的中國官員和商界人士。這點，秦曉在文章的導語里，就清楚表述了——「宏觀經濟數據勝於預期，導致樂觀情緒日益高漲。然而，政府官員和商界人士不能自欺：再走危機前的老路將是嚴重錯誤。」在文章的末尾，秦曉也再次呼應了——「我們必須密切注意美國貿易政策的變化，因為美國的政策將在很大程度上界定全球化的未來。」
約瑟龍以為，秦曉所憂的，是一個攸關中國前途的方向性問題，一個戰略性問題。在此種問題上有錯失，代價將是慘重的。而從現實的情况看，秦曉所憂，絕非杞人之憂，因為巨大的慣性，包括思維的、觀念的、體制的以及利益的慣性，仍在推動著中國經濟沿著原來的老路前行。那些樂觀者似乎對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格局的巨變——美國不願也不能再大幅舉債消費的事實及深遠影響，以及中國過去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和嚴重失衡的后果，仍然視而不見，或見而不憂。
更值得警惕的是，由於觀念上和利益上的原因，很多人正在國內鼓吹，金融危機是市場的失敗，他們積極主張并努力推動中國經濟的「再國有化」——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和監管。
當然，這些令人擔憂的現象，并非是秦曉第一個指出，其實吳敬璉、許小年、陳志武等人，一直在用文章和數據警醒著中國內地讀者。不過，唯獨秦曉是體制中人，是權傾一方的央企高管，是個在朝者，而其他人，則全都是在野者，是無權無勢的書生，最多吳敬璉算是個在朝的學者。但據傳聞說，由於他的敢言和直言，吳敬璉這個曾經推動市場化改革的老書生，在體制內的歡迎度已經越來越低了。
在朝而敢言，可以說是中國官場的禁忌。但在朝的秦曉卻偏偏喜歡思考和發表自己的見解，我約瑟龍覺得，這是秦曉最值得敬佩和最可愛的地方。
而約瑟龍對秦曉的佩服，是從讀他的《現代性與中國社會轉型》一文開始的。這篇文章2008年8月18日發表於中國內地的《經濟觀察報》。約瑟龍覺得，這是一篇極有時代價值的文章。而對於中國能有如此深刻認識的在朝人士中，估計不會太多，即使是在中國內地的經濟學界名人中，估計也只有吳敬璉、茅于軾、楊小凱、陳志武、許小年等人有如此境界。
在那篇文章中，秦曉說：「我認為，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不應被引導到『現代化建設』的路徑上。因為在中國的語境中現代化即是『民富國強』，它的內涵主要是經濟和物質的指標，而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則被抽離。在當今的中國，現代性被現代化所替換并表現為一套『中國現代化的敘事』，這套敘事的話語包括穩定、和諧、民生、國家利益(民族振興)、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辦大事，舉國體制)。在穩定與自由、和諧與多元、民生與民主、國家利益與個人權利、治理的效率與制衡之間應尋求一種均衡，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為后者是現代性社會價值體系和制度中的核心和基礎。」 秦曉的這種認識，約瑟龍只能用黃鍾大呂來比喻。不過，在越來越多中國人陶醉於「盛世中華」和種種贊歌的背景之下，如此思考和言說的秦曉，所能收穫的，注定只有寂寞!
第二篇：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应将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
2010年07月27日 08:48凤凰网财经【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
2条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资料图)
凤凰网财经讯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近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秦晓表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秦晓结合自身长期从事大型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管理的经验，以及自己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思考发表了演讲。他分析了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刻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和引发的争论，提出了政府职能、国有资产和城镇化等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问题。 以下为演讲全文：
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
──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秦 晓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 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此文为作者作为演讲嘉宾在2010年7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第三篇：秦晓鹰 核心价值观
秦晓鹰：“核心价值观”的价值
2014年04月14日09:43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核心价值观”的价值
邓小平自称“以中华民族的一员成为世界公民”，并十分简洁地告诉过国人“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这些都说明，如同社会主义制度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排它性，应该是一种开放、包容、视野开阔的价值体系和文明形态。
面对电脑上蹦出的这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思忖凝视良久。孩子说我在发呆，我知自己是心潮澎湃。
怎么能不心旌摇曳呢?因为这一刻我脑海里翻滚起记忆的波涛。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抓都要硬”，到“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说法;从“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宣传，到“八荣八耻”的推出;从无奈地呼吁成年人“向孩子的真诚学习”，到搀扶老人反遭诬陷引起的哗然;从孙立平教授疾呼展开一场“道德底线保卫战”，到笔者一篇“中国不做奢华大国”的短文竟会有56家媒体转载;从吃穿住行等一切民生领域几乎都遭到“制假售假”祸水的浸淹，到“官腐民败”已是遮不住的事实„„多少人对拜金风潮下的光怪陆离瞠目结舌，多少人为优秀传统道德的岌岌可危忧心如焚。正如邓小平曾经十分严肃地告诫执政党成员所言，如果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富起来了也不好!
这不是老人通常说的气话，而是一段分量很重的话，一段十分冷静并且很有思想含量的话。它的思想含量就在于，它实际表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的道德风尚如同一面镜子，从中不但能看到人心的美与丑，世间的善与恶，社会的文明与粗陋，还能看到一种社会制度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看到这种社会制度在促进人类文明中的能动性。社会的道德风尚甚至可以检验一种制度是否具有朝气蓬勃的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的最核心也是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对社会肌体起到自我净化、自我排毒的作用。也许，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可以理解公众为什么对时下社会风气、社会道德现状抱有相当的失望情绪;还是从这个角度估判，24个字概括的“核心价值观”之问世，应该能给中国公众带来希望。
以笔者个人而言，当凝视、品味这24个字时，第一个感觉是从这些语境平和且内涵丰富的文字中得到了安慰与欣慰;第二个感觉是看到了中国公众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与摸索后，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有怎样的社会道德，以及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了一种阶段性的共识。
的确，近些年来，我们在道德与市场的关系上存在着认识分岐。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就出现了两种水火不相融的观点：一种认为市场经济勾出了人的“欲望心魔”，破坏瓦解了传统道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另一种观点却认为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是发展经济的羁绊，只有除旧，方能布新。应该承认的是，随着拜金主义风气的形成，随着地域式、地方割据式的狭小市场空间的形成，随着劳动密集型的粗放的产业获得几十年的发展，随着“土豪”型人物涌出以及他们对社会公众的影响，这后一种观点逐渐在公众社会生活和潜意识中占了主流。金钱的诱惑和现实中种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把传统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得粉碎。
那么，如今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使燃烧着物质欲望之火的中国人开始有了一点清醒?又是什么力量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寻找失去的人生目标和人生价值的重要呢?马克思说，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摧毁。是的，任何撕心裂肺的道德呼吁，都不如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对国人的冲击来得更有效、更直接。这种严峻形势简单说来有四：一是产能过剩所表现的生产过剩，其实质就是一种经济危机的先兆;二是中国经济面临十分紧迫又十分困难的转型。不转型，经济不能维持国计民生之长期需求。立刻转型，又意味着合格劳动力之短缺、不合格劳动力的大批失业;三是至今仍阴晴不定的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危机，中国进出口这驾“马车”无力驰骋;四是以往的改革红利正在消失，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正是这四大现实的压力，使中国人渐渐走向清醒，也逐步开始明白：市场经济不是赌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更是规则经济、守信经济。只有良好的价值观、良好的职业操守、良好的质量信誉和服务信誉，以及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一个行业才有可能具备永存永续的生存空间。行业信用与职业道德约束不但不是经济的阻力，反而是对大生产之产业链条最有益也最长久的维护与保养。实现利益共享的唯一途径，就是破除小生产者、小经营者以邻为壑的鼠目视野和欺诈心理。一句话，只有严守现代市场经济的行业与职业规则，才有经济的健康发展、个人利益的保障。国家，也才有走向光明未来的不竭动力!
中国人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仅仅是民族的、传统的，也包括近现代的中国人对世界进步文化与精神的引进吸收;不仅仅是一种时下的应对，也包含了对志士先贤探寻文明之路的承认。在这24个字里，我们可以听到辛亥革命的前辈对富国强兵和民主的呼唤，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飘扬的自由平等的旗帜，可以感受到德国人对诚信与敬业的尊崇，可以触摸到不列颠人在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对法治和市场诚信的敬畏，甚至可以听到明治维新时日本人善于借鉴模仿的余响„„邓小平自称“以中华民族的一员成为世界公民”，并十分简洁地告诉过国人“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这些都说明，如同社会主义制度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排它性，应该是一种开放、包容、视野开阔的价值体系和文明形态。
希望在这24个字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熏陶下，不但中国的社会管理和市场经济能够走上有序健康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这一文明的新坐标与道德的新路径，能够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一代新人。他们是恪守诚信、阳光大气、勇于承担并时刻关心着祖国与人类命运的“世界公民”!
第四篇：化学教学论秦晓2013.07.08
1. 化学课程: 为了实现学校的化学教学目标而规定的化学教学目的、内容、范围、分量和进程的总和。
2. 化学课程标准: 是一些国家规定学校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的文件。它一般包括总纲和分科课程标准两部分。总纲相当于课程计划，分科课程标准相当于教学大纲。
3. 活动课程: 是以学生的兴趣、需要和能力为基础，通过学生自己组织的一系列活动而实施的课程。
4. 学科课程: 是根据学校教育目标、教学规律和一定年龄阶段的学生发展水平，分别从各门学科中选择
部分内容，组成各种不同的学科，彼此分离地安排它们的教学顺序、教学时数和期限。学科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权威地位。
5. 化学教学的环节及作用:
(1)设计准备。作用：形成教学的理念和过程原理。(2).设计教学目标。作用：明确教学工作的方向(3). 设计教学策略和方法。作用：实现教学目的。(4).设计教学过程。作用：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5).设计教学媒体。作用：用于负载化学教育信息、传递化学教育信息。(6).设计整合、应用和反馈环节。作用：保证教学效果。(7).设计总成与编制方案。 作用：利于教学使用和总结、研究。
6. 创设教学情景的方法和意义：方法：1.从学科与生活的结合点入手，创设情境2. 从学科与社会的结合
点入手，创设情境3.利用问题探究创设情境4.利用认知矛盾创设情境。意义：1.学习的过程不只是被动的接受信息，更是理解信息、加工信息、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2.认知需要情感，情感促进认知3.适宜的教学情境不但可以提供主动、丰富的学习材料，还可以提供在实践中应用知识的机会4.只有当学习的内容被设置在该知识的社会和自然情境中，才能体会到学习情境的意义!
7. 化学实验教学:是化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学实验教学的设计要服从和服务于化学教学的总体安排。
8. 化学实验探究式教学模式:
模式一：创设情境→明确问题→收集事实→科学抽象→得出结论→交流与应用
模式二：创设情境→明确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得出结论→交流与应用
9. 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特点: 1.化学实验的趣味化2.化学实验的生活化3.化学实验的微型化4.化学实验
的清洁化
10. 化学教师素质构成的因素：1.教师职业的倾向性(职业动机、职业理想、职业观念)2.从事教师职业的
必备知识3.教师职业的基本能力
11. 教师反思的意义:1.反思有利于丰富教师的实践活动2.反思有助于教师的自知和自我理解3.反思能有效
促进教师决策能力的发展。
12. 行动研究:教师对具体的教学情境所做的一种反思性研究。
13. 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是指对在日常生活、社会事务以及个人决策中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和科学方法的认
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品质。
14. 化学探究式教学:符合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所需要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并对 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具有
明显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的教学活动和课程!
15. 教学情景:是知识在其中得以存在和应用的环境背景或活动背景，学生所要学的知识不但存在其中，而
且得以在其中应用。
16. 教学情境的设置方法：教师如何开展行动研究模式:1.反思实践，发现问题2.分析解剖，确立课题3.设
计方案，实践研究4.总结研究，发展理论!
17. 为什么把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作为化学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科学素养是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
质。是基础教育阶段科学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重要归宿。世界变化已使科学素养成为每个人的需要，而不为少数人所持有。科学素养不仅是所受教育程度高低的象征，而是现代社会中人类普遍文明的标志，是培养新世纪中国发展高素质公民的需要!
18. 现代教学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
基本要求：1.以系统观点作指导2.以科学、可靠、先进、合适和完整、系统的教学理论为基础，遵循教育教学规律3.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效果出发。
基本原则：1.整体设计与要素设计统一原则2.静态设计与动态设计统一原则3.理性与操作性、可行性原则统一原则4.规范性创造性统一原则5.最优化与阶段性统一原则
第五篇：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秦晓1)
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秦晓1)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谈到这个话题，要从问题、目标和政策工具组合三个方面展开。
我想先谈谈问题。中国的问题应该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十八大临近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考虑经济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和其他问题。
拐点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三个变化着的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并未显示出越过这个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缩减。这是有争议的，但看看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看看赡养率，就可以看出，是不是到了拐点也许还不好确定，但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三是外部需求结构性调整及长期管制的要素价格难以为继。中国的外部需求在急剧下滑，有人觉得这还是跟美国缓慢复苏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关，但在我看来，它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这些价格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除了经济角度外，从社会的角度看，原有发展模式有着严重的社会、环境代价：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已日益凸显。
根据这些观察，我的结论是，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已经到达了一个拐点，中国已进入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应该总结一下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体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我们需要有思想基础。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逻辑，进行一场有逻辑的改革。这个逻辑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逻辑混乱了，故事讲不清楚了，就会缺乏改革的共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现在大家对增长模式争论较多，有人讲要依靠消费、内需，有的说政府要主导经济，还有的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也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创新的互动，市场和政策的相互回应。我很赞同顶层设计，像一些财、税、价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应该忘记基层的创新，还是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应对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我们要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
政府“脱嵌”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问题的界定：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即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嵌入”和“脱嵌”。
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
从政策上讲，要把财、税、价改革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财政、税收和要素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工具运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我个人认为，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这样比较容易见效，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第一点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形成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单位GDP的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未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第二点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并导致通胀压力;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地区间、垄断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
为了改进质量、调整结构，中国改革应该设定七大目标。第一，经济增长从高速平稳回落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第二，实现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第三，扩大内需、消费，使之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扩大服务业，延长价值链，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值;第五，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推进技术进步;第六降低能耗、材耗和碳排放，实施绿色经济;第七，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些约束条件，即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的能力。
第一，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改革中应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从短期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它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
第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价格，它们之间也是一组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顶层设计就是要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变动对其它因素的影响，以确定改革的次序和力度，使改革的叠加正效应最大化，叠加负效应减少到最小程度。改革应该注意满足上述约束条件。七大目标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即每项指标的变动都会对其它指标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七大目标
下面从政策工具和定量的角度分别谈一下改革的七个目标。
目标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但仍存在争论，即增长回落的性质，是趋势性的，还是周期性的?若是趋势性的，那么新的均衡点在什么水平上?
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 (PPF)。以往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率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水平，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和相应的增长速度，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采用“十二五规划”中的7%。
目标之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造成的。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美国在G20会议上提出，以经常项目下顺差超过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尽管对此仍存争议，但IMF的初步研究也支持这个指标。2011年中国的这一指标降至2.8%，2012年可能会更低。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不超过2.5%。
目标之三：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我们需要将经常性项目顺差占GDP比例控制在2.5%，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也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这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目标，但我觉得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目标之四：发展服务业。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43%，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47%，过去十年来服务业占比平均每年增长1%，经过努力，在未来五年中达到50%是可以实现的。
目标之五：提高劳动生产率。索罗修正的生产函数模型揭示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即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是最根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计量模型，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统计数据。不同经济学家由于采用数据和假设条件不同，所得结论亦有很大差异。但一般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具备可提升的空间。我们提出，在未来五年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提升若干个百分点，具体还需要量化。
目标之六：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GDP构成中含有大量消耗大、产出低的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中国主要产业的单位产品(吨)的能耗、材耗指标比发达国家、甚至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依目前减排规划，碳排放量到2035-2045年方可达到峰值，届时可能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我们提出的指标是，将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提前五年。
目标之七：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中国当下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这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这个指标，国外机构估计中国这个基尼系数为0.47-0.52，已超出了0.45的警戒线。我们建议的指标是在未来五年中基尼系数下降至警戒线之下。
约束条件
接下来再对两个约束条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约束条件之一是就业压力和通胀水平。总体来讲，结构调整和就业通胀，短期内是互为代价的，调结构可能会影响就业或者影响通胀。长期来讲是相关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使失业通胀变成一个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做调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地把通胀、就业压一压，但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着的。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
经济增长放缓主要的代价是就业，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我们提出的失业率控制指标为4.5-5.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但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我们建议的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约束条件之二是财政健康和金融稳定。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同时，它们的健康、稳定状况也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财政)占GDP的比例。我们选取的指标分别是3%和5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控制在2.5%以下。
在财政政策上，我们的几点建议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这个比例从目前的30%提高十个百分点;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同时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收入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其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不仅要监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还要审议其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对于税收改革，我们的建议是：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目前的35%降至接近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即25%;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
我们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及新一轮经济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改革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作为一个较为全面且可行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包括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