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历代服饰范文
中国历代皇帝服饰
礼仪之邦的古中国，礼仪的繁密主要是通过朝廷、皇家表现出来的。皇帝在何种场合穿何种衣服，都有礼仪上的正式规定。每个新建立的朝代都要重新制定本朝的舆服制度，规定服色(即为何种颜色为尊)。人们印象中的皇帝形象，都是头戴旒冕的庄重模样，其实那种妨碍视线，左顾右盼就要敲脑袋的沉重东西，皇帝最不喜欢戴，在平日和后宫燕居时，皇帝自然不会戴那个累赘。所以皇帝的服饰大致可分为礼服与常服。
具体地说，皇帝的服饰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冕服
冕服是帝王、诸侯们参加祭祀盛典时所穿以与冠冕相配合的礼服。采用上衣与下裳分开的服制，衣和裳上分别织或绣着十二章纹饰。周代天子按照祭祀典礼的大小分别有六种冕服，除大裘服是用黑羊羔皮制作的外，另外五种都是玄(黑)色上衣，纁(红)色围裳。战国以后，冕服制度遭到破坏，直到东汉明帝时才开始恢复，以后历代沿用，一直到明代。但历代冕服制度变化很大，如冕服的种类，汉魏以后一般只有一种，但北周皇帝却有苍、青、朱、黄、素、玄、象、山鷩、衮等十二种冕服。隋、唐、宋三代虽然恢复了周代的六种冕服，但常穿的只有衮服一种，明代则只有衮服。冕服的颜色一般为玄衣纁裳，晋珐至南北朝多用皂衣绛裳，唐后期与宋、金、元各朝天子冕服为青罗衣和红罗裳，明代天子一度用玄衣黄裳。纹章则一般天子用十二章，诸侯公卿以下各代各有不同。
弁服
弁服是古代贵族男子的一种常用礼服。上自帝王、下至士大夫都可以穿用。弁服与弁相配，服装上用黑色丝衣，下用红色围裳，与冕服相似，但衣裳上不加章彩纹饰。腰系茅菟草染的绛色韦末韦后，代替冕服的蔽漆。皮弁服用细白布衣，素(白缯)裳，腰下有裥折，下系素蔽膝。皮弁服是天子、诸侯等平时翰会、朔望视朝、田猎、大射礼时穿用的服装，魏晋时形制已有变化，唐以后改为绛色衣、素裳、蔽膝、革带、白袜、黑履或舄，宋代没有皮弁服，明代皇帝又加以恢复，其他为绛纱衣，蔽膝随衣服颜色一致，用白玉带革带、玉钩鲽绯白大带，穿白袜、黑舄。武弁服颜色为赤，称韦末衣、韦末裳、韦末韦后，佩绶和韦末韦后都系有革带，鞋色与裳色一致，一般为有兵事时穿用。 朝服
朝服又称具服，是帝王、后妃、命妇、百官们参加朝会大典时穿的衣服。周代以冕服作为朝服。汉代皇帝的朝服身著青春、夏朱、秋白、夏末黄、冬黑等五色的袍，平时常黑色，服制为上衣下裳不分的深衣制。腰系大带、革带，佩挂蔽膝、佩绶、佩剑，脚穿袜履。这种服装的等级区别有三：一是冠的不同，如天子戴通天冠，太子诸王戴远游冠;二是冠梁的多少;三是佩绶颜色、长度、织法的不同。汉代的朝服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一直到明朝，只是历代的冠制、服制上有所变革。
常服
常服是天子、后妃、诸王、百官、命妇在一般性的正式场合穿的服装。隋唐皇帝、百官用幞头、圆领袍、长靿靴作常服。其等级区别有三：一是服色不同。天子一般用赭黄色或赤黄色袍，三品以上官员服紫色;二是革带带钅夸的质料不同;三是佩鱼制，三品以上用金饰鱼袋，五品以上用银饰。以后各代基本沿用唐制，到明朝有所变化，皇帝用乌纱折上巾，黄色盘领官袖袍，前后两肩各有金织盘龙纹饰，玉带、皮靴。清朝皇帝的常服则有冠、袍、褂、带四部分。冠用红绒结顶，不加梁。袍是圆领、大襟、箭袖、四面开禊的长袍，颜色、纹饰随意所定。褂是圆领、对襟平袖、左右开禊、身长到股的长褂，穿在袍外，用石青色，花纹没有特别规定。
行服
行服是清代皇帝和王公百官外出巡行、狩猎、征战时所穿的服装。特点是便利骑射。行服包括行冠、行袍、行褂、行裳、行带五部分。穿用时，行袍穿在内，腰间系行带，外面罩上行褂，下系行裳。行袍又称缺襟袍，其颜色、质料、花纹随意选用，没有严格的规定。式样是圆领、大襟、四面开襟、箭袖、有纽绊。长度齐膝，比常服袍要短十分之一，最大的特点是袍的右前襟比左前襟和后面要短一尺，以方便骑马，故称“缺襟袍”。行褂又称马褂，既方便骑射，又可御寒。其颜色规定是：皇帝及御前大臣、领侍卫大臣、内廷王大臣、扈从大臣等为明黄色，因而称为黄马褂;亲王、郡王以下文武官员为石青色。
雨服
雨服是清代皇帝和王公百官下雨时所穿的服装，包括雨冠、雨衣、雨裳三部分。穿时雨衣穿在内，雨裳系在雨衣外。雨冠有冬雨冠、夏雨冠两种，用明黄色，皇子以下文武三品官用红色。雨衣的式样和质料有六种，有的是圆领对襟无袖的长袍，类似今天的披风，又有单层、双层两种;有的是对襟带袖如常服褂，其中圆领的长与坐齐，加领的长与褂齐;有的是大襟端袖如常服袍，前加掩裆，其中圆领的长与袍齐，加领的长与坐齐。质料上用毡、羽缎作面的，用月白缎作里，多用明黄色领和钮绊。油绸制作的不加里，多用青色领和钮绊。皇帝的雨衣一律用明黄色，皇子以下到文武一品官、各省巡抚用大红色，二品以下文武官员用青色，雨裳的颜色与雨衣相同。
关于皇帝服装上的装饰，除了质料的不同之外，与他人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帝王服装的装饰上，也就是从色彩、纹饰及佩物上体现出来。
关于色彩
色彩、质料和款式，是服装的三要素。因此，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服装的色彩非常讲究，主要受正色、间色尊卑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古人把青、赤、白、黑、黄五色称为正色，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正色调和成的颜色称为间色。因此，青、赤、白、黑、黄五色一般来说是比较尊贵的颜色。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就产生了用服色来区分尊卑的观念，以赤、玄(黑)二色为尊。但具体这五种正式中，又以哪一种为尊呢?受五行学说的影响，各朝代又不一样。如秦始皇认为：夏是木德，殷是金德，周是火德，殷取代夏是金克木，周取代殷是火克金，现在秦取代周，自然是水克火了。根据五行学说，北方水，色黑，因而秦代以黑为尊，于是乎“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仍然以黑色为主，汉文帝终生都是以黑色缯(纺织品)作为其常服的。但是，由于刘邦起兵时制造“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因而汉文帝祭天的时候，又服赤色冠服。到隋唐时期，黄色又成为帝王服装上的主要颜色，随后，发展成为帝王专用色，禁止民间使用。
此外，朱、紫也长期成为显贵的服色，唐代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服紫色。俗话说：“红得发紫”，也可说明紫色是高官显宦的颜色。
关于纹饰
帝王服装上的纹饰主要的是十二章纹，这是指中国古代帝王礼服上绘绣的十二种纹饰，它们是：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绘绣有章纹的礼服称为“章服”。
十二章由来已久，大约在周代已经形成。然而，章服制度的真正确立，是在东汉初年。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汉明帝根据有关典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规定在冕服中恢复使用十二章纹饰，皇帝用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以下九章，九卿用华虫以下七章。从此以后，直到明清，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一直沿用了近二千年。
十二章纹就是十二种图案。每种图案都各有其象征意义，颇有讲究。
总而言之，无非都是昭示慈善、仁义、清洁、济养、智勇，把天下一切最美好的比喻和形容，统统灌注在这十二章纹里，以显示天子“至高无上，完美德慧”。
十二章纹之制自东汉确立之后，各朝各代都把它作为封建舆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次序和位置安排上有所不同。即使是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皇朝，也都继承了汉族的这一服饰制度。
其中特别是“龙”后来渐渐爬满了帝王袍服。龙在古代神话中是一种瞬息万变、威力无穷、升天潜渊、吞云吐雾、翻云覆雨的神物。古人认为，人间只有皇帝才能象龙那样变幻莫测、神威无限，因而皇帝就是真龙天子，龙的化身。于是，织绣有龙纹的龙袍等就成了皇帝、太子等的专用服装。明代龙袍是皇帝平日上朝处理朝政时穿的常服。清代龙袍则是在吉庆典礼时穿的吉服。这样一来，“龙袍”简直成了皇帝的另一个名字。除了帝后，任何人都不准在“龙”身上打主意。再高贵的王侯也只能穿蟒袍。 关于佩饰
除了色彩，纹饰之外，中国古代还十分重视身上的佩饰。这些佩饰，不仅可以美化自身外形，而且还是一种身份等级的标志。帝王身上的佩饰就更加名贵和丰富。帝王冠冕上的佩饰物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里主要讲帝王身上的佩饰。
古代帝王、百官身上的佩饰最重要的就是佩绶。这是帝后百官佩挂印绶以区别身份地位的制度。早在周代就已出现，到汉代成为官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帝后百官平时在外，必须把官印装在腰间的鞶囊里随着携带，而把绶带打成回环，穿在身前或身后的腰带上，让它自然垂挂下来，以便他人一望便知佩绶人的身份官位。绶的颜色、长度和织法有着明显的等级区别。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佩共同赤缥(月白)绀(天青)四色的黄赤绶，绶长二丈九尺九寸，用五百首(二十根单纺丝是“一首”，首越多，丝越细)织成。诸侯王佩赤黄缥绀四色的赤绶，长二丈一尺，三百首。汉代以后佩绶制度一直沿用，一直到清，只是颜色、纹饰、形制的规定各朝有不同。 古代帝王贵族穿挂绶带、束腰的皮带也是一种重要装饰物。早在商周时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在祭祀朝会时，就将腰带束在冕服之上，前面用来悬挂蔽膝，身后垂挂佩绶。春秋战国时期，受少数民族服饰影响，革带开始使用带钩，用来连接两端和佩挂刀、削、剑、镜、印及其它装饰品，称为“钩络带”。革带的制作也日益精巧，常常镶嵌许多金银珠宝作为装饰。
宋代的革带分成前后两条，腰前的一条两边钻有圆孔，用来穿插扣针，两端钅宅尾用金银装饰，腰后的一条缀着一排带銙。明代则相反，腰前装饰玉銙，后面不装玉，用佩绶遮掩起来。清代的佩饰是清官服饰的一大特点，既有民族特色，又吸收了汉族传统。清代的朝服、吉服、行服、常服中，均有与之相配的腰带，不同等级的腰带，在颜色、样式、质料、做工等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标明尊卑等级。清代皇帝和宗室用黄色腰带，称为“黄带子”，一般用丝线织成，带上装有四块圆型或方型的镂花金属版，版上镶嵌宝石、珠玉等装饰品，带端有带扣，左右还有两个环，用来系挂汗巾、刀觿(解结用的工具)、荷包及佩饰，称作“活计”。其中皇帝的腰带都用明黄色丝带。朝带又分两种，一种带上装圆形龙纹金版四块，饰红宝石或蓝宝石和绿宝石，每块版上要嵌冬珠五颗、珍珠二十颗;另一种带上装方型龙纹金版四块，饰青金石、黄玉、珊瑚、白玉中的一种，每块板上嵌冬珠五颗。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条嘉庆用过的吉服带，带为明黄丝织成，内衬红绸，带上装嵌珊瑚圆版，左右各有一镂金小环，左环挂月白绸，帉，平金绣荷包，平金绣葫芦状烟袋，嵌松石金套觿，右环挂饰没有觿，换上嵌金珐琅革冒刀一，其余与左环相同。此外，清朝皇帝朝服上，还有朝珠装饰，由一百零八颗冬珠组成，串珠为明黄色的丝带。
在帝王的这些佩饰中，玉是最重要的佩饰。天子佩白玉、世子佩瑜玉，诸侯佩山玄玉，卿大夫佩水苍玉，到士就只能佩文石了。
关于冕
冕是皇帝最重要的礼冠。冕的规定形状是前圆后方，前低后高，作俯视状，前后各有十二旒。前古的冕长六寸，宽六寸。到东汉明帝时更定为长一尺二寸，宽七寸，成为长方形。东汉冕上呈黑色，里裹朱色，以白玉珠为旒悬彩色组缨。皇帝在戴冕时，要头戴玉簪，还要以黈纩(黄色的丝绵)塞耳，以防听到非礼之语。唐代的冕根据不同场合之用分为八种，最大的一种冕长二尺四寸，宽一尺二寸。宋代初沿唐制，后更定冕统一为长一尺六寸，宽八寸。顶上是用青罗绘制龙麟图案，里面用红罗绘紫云白鹤。明代又将冕规定为前圆后方，旒珠用五彩玉。清朝皇帝不再戴冕。
冕通常和衮服一起用，合称衮冕，和大裘配用称大裘冕。衮冕用于祭庙、登基、纳皇后、元旦受贺时穿用，唐代还包括战事遣将及征还时用。裘冕一般是祭天地时穿用，东汉用于祭上帝。唐代裘和无旒的冕配用祭天地。宋代在衮冕和裘冕的用途上大臣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祭天在冬季可服用裘冕，而祭地在夏天，则应服衮冕。有的认为裘不如衮庄重，裘应罩在衮服里面。皇帝最重要的礼服就是祭服，因此衮冕、裘冕又称为祭服，次于祭服的就是朝服、常服和杂服，与礼服相对应。
关于冠
冠，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头上戴的一顶帽子而已。然而，中国古代的冠，这顶普通的帽子却非同寻常，它与封建礼仪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具有相当重要的礼制意义。
帝王作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不仅要戴冠，而且比普通贵族所戴的冠更为名贵和奢华，形制也大为不同。据记载，早在西周时代，就制定了详细的冠冕制度。
通天冠是皇帝冬至受朝贺到平日上朝和燕居时所戴，既用于礼节又用于平日。不过皇帝在后宫燕居时多不戴冠，例如汉武帝在内廷头上仅带簪子与丞相公孙弘谈话。通天冠的形制是高九寸，正面竖立，前面是展筒，顶部向后倾斜，后有一个铁卷梁。唐宋时冠高一尺，冠上卷梁二十四道，梁宽一尺，为更为美观，施以珠翠，用玉、犀簪横贯于冠，后面垂着黑巾(黑介帻)。
刘邦在民间时，曾用竹皮做过一种冠，自己戴用，称为刘氏冠。即位后，刘氏冠地位提升。刘邦的后代在祭祀时才用此冠。唐太宗也发明了一种冠，叫做翼善冠，在朔望(初
一、十五)王朝时服用。
弁，长七寸，高四寸，形如倒置的杯子，前部高而宽，后部低而尖，如两手相合状。皇帝服用的弁多为鹿皮制成，叫做皮弁。东汉皇帝在辟雍行大射礼时服用。唐代皇帝在每年初一上朝头戴皮弁，在讲武、出征和阅兵、大射等活动时戴武弁。明代皮弁蒙上了一层乌纱，前后十二缝每缝缀五彩玉一颗，武弁为赤色，也缀以五彩玉。
第二篇：历代服饰观后感
上海博物馆之行——历代服饰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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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满、维吾尔、蒙、苗、朝鲜、土家、彝、藏族等40余种服饰，其中50年代觅来的一套维吾尔族毛织、衣禅衣帽，即使在当地也很难见到，还有彝族的彩漆皮甲、土家族的妇女绣服等，也可以说是当今绝无仅有的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各民族传统服饰绚丽多彩、工艺独特、款式别致。下面跟随我一起参观绚丽多彩的历代服饰吧!
中国少数民族分布辽阔，在生活的自然环境、民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经济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因而就其服饰来说，不仅不同民族其服饰不相同，就是同一民族内部，因为支系的不同而具有服饰的差异。北方气候寒冷，风雪交加，森林草原丰厚，居住在这一地域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 赫哲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锡伯族 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裕固族、撤拉族、保安族、土族、回族、俄罗斯族，他们多靠狩猎、畜牧业、渔业为生，其服饰多有防寒保暖及适应马上生活的功能，款式多为袍式。通常以"宽袍大袖，厚实庄重"概括其特 。而 居住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多从事农耕，如苗族、彝族、藏族、布依族。门巴族、珞巴族、土家族、毛南族、京族、仫佬族、仡佬族、哈尼族、白族、傣族、黎族、僳僳族、壮族、瑶族、佤族、德昂族等，由于气候炎热，服装款式风格多为衣裙式或衣裤式。式样繁多，各不相同。有的民族分布较广，如彝族，分布在四川凉山、云南宁蒗 峨山、江城、巍山、路南，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彝族，服饰也不同。80年代末，云南，分布在西双版纳的潦族只穿小上衣和筒裙，但是在其他地区，如瓤平、元江地区，却有花腰傣、汉傣、水傣、傣卡、傣雅、傣仲等不同支系的傣族之分。其服饰也不相同。在这些风格不同的服饰中，长款比人高.如藏袍。短款则只有l5—20厘米，如峙尼族的叶车人支系所穿的短裤。
由于自然、经济环境的影响 各民族衣料质地不一。北方的少数民族衣料有兽皮、毛、鱼皮、丝绸各种特色材料。由于受丝绸之路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旅多采用丝绸做夏装，显得神秘浪漫。赫哲族善用鱼皮制皮，具有耐磨、保暖、不透水、不挂霜的特点。藏族、裕固族，普米族用羊毛织物氆氇做衣料。侗族苗族善于用鸡蛋清、牛皮汁、猪血浆染而成的亮布制衣。彝族的火草布也独具有特色，透气性强、保暖、柔软、舒适、光泽好姑娘们往往将其衣做为“定情
衣”。
少数民族服饰的另一特点在于他们的制作工艺非常之精美。有些地区的民族逐步接受现代缝纫技术。大多数民族和地区仍然保持古老的染织绣和揉皮工艺。一件绣花衣、一条百褶裙、一顶花帽，就是一件极精美的工艺品。反映着少数民族妇女很高的审美情趣和精湛的工艺水平，倾注了她们的全部的心血。如布依族苗族的蜡染、白族的扎染。中国的织锦艺术起于汉代，流行南北朝至宋代。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如壮、土家、傣、黎族等都有卓越的织锦才能，而且历史久远.流传至今的光色迥异的图案不下百种，如桌子花、大白梅花、韭菜花、棱罗花、荷叶花、狮子花、燕子花、虎皮花、牛脚迹花、鱼尾花。海南岛黎族织锦也很有影响，传说早在夏禹时黎族人民已经学会种棉纺纱。尽管不能把传说当成史实，但却说明黎族人民纺织技术历史很长。这种技术影啊到中原。元代棉纺革新家黄道婆远道来黎族地区，岳又将学就的棉纺技术带回长江下游一带，推动了汉族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刺多，俗称“绣花”。针法有错针、锁针、乱针、剩针、洒针、挑针、锁丝、纳丝、纳金、平金、盘金、铺绒、戳纱、堆花、雏绣等。各民族的刺绣品充分表现出本民族刺绣艺术的潜能。北方民族的挑花、刺绣、风格粗犷、奔放，尤其一些皮革服饰的装饰工艺，别具一格。有极浓的特色，如鄂伦春族的孢皮手套、女袍、皮荷包，蒙古族的皮靴。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的的男、女皮衣和皮裤等，都绣有精美、简洁的图案。颇为精彩的是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民族的女靴，它用各种彩色皮革相拼接镶嵌，组成各种精致图案，异常美观、大方 南方民族的挑花刺绣风格显得细腻规范。在众多的刺绣品中，尤以苗绣最引人人胜，苗绣用色大胆，图案夸张得当一针法特跌，富于巧夺天工之魅力，受到了海内外收藏家的青睐。
在我们注意少数民族服饰的款式千姿百态的同时，一定也会注意到它的鲜艳夺目、层次丰富的色彩。这些色彩同样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上的丰富的色彩感。少数民族服饰之所以具有这样大的魅力，其色彩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色彩习俗，如蒙古族尚蓝、白色，彝族尚黑色，
普米族尚白包，在他们对色彩的追求中，有的明快素雅，秀丽和谐，有的喜欢鲜艳斑斓，对比强烈，还有的凝重深沉，庄严朴实。如朝鲜族善于装饰也是少数民族服饰的特点之。有华贵典雅、珠光宝气的饰品。如苗族、蒙古族、藏族、侗族等民族。用银最多的是苗族，居全国各民旋首位，一套婚礼服的银饰品多达20多斤，价值人民币2 3万元。也有简洁、朴实的装饰，如基诺族用鲜花作耳饰，独龙族、佤族、德昂族等民族用山中的藤条作饰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服饰是一个五彩斑斓的王国，为我们的陈列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同时也由于其展品之丰富给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中陈列设计上带来了困难，要从几千件展品中选出几百件精品，既有代表性，又要有典型性。不仅要突出中华民族服饰整体美，又要体现每一个单元每一个民族的特色之处。
东北地区陈列着蒙古族、满族、朝鲜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等7个民族的服装及饰品 由于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款式都以长袍为主。在中东南地区陈列了土家族、壮族的织锦工艺品。展出的一床壮族织锦被面，一床水族的马尾背带，其花色别致，工艺精美。在西南地区重点突出蜡染、刺绣工艺，陈列了侗族的亮布，布依族的蜡染服装，苗族的刺绣、银饰品，藏族宝石饰品。
服饰是人的第二皮肤。是人类物质文明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的标记，也是一种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除汉民族外，还居住着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其中包括绚丽多姿的服饰文化。它以种类繁多的款式、特殊的面料质感、鲜艳夺目的色彩审美、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它所蕴含着的深沉凝重的文化内涵。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引起了世界服装界、美术界、民族学界的极大关注。
第三篇：中国历代版图
禹建立了夏朝。夏朝虽然包囊了长江黄河，但其活动的主要区域是黄河中下游一带(相当于今山西、河南、河北地区)，都城建于安邑。
汤建立了商朝。商朝的统治区域，以现在的河南为中心。武丁在位时国势鼎盛，势力达于长江流域。曾多次迁都;盘庚时，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在商的周围，还有许多臣服于商的属国，如西北的鬼方，西部的羌方。
周灭商前，周族活动于黄河上游(今陕西、甘肃一带)。周武王姬发灭纣后，建立周朝，定都于镐(今陕西西安附近)，后周朝中央政权衰落，游牧民族入侵，各诸侯国袖手旁观，被迫迁都到更安全的洛邑。
春秋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专政。主要诸侯有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越等。各诸侯互相争霸，形成了春秋五霸。同时各诸侯因称霸需要大肆招揽贤才，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是一场思想革命。凭着百家争鸣的智慧，中国文明历尽磨难一直走到现在。
战国时期，北起长城，南达长江流域的地区，各诸侯国之间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先后出现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但七个国家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不断发动战争，百姓受战争所累，苦不堪言。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嬴政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皇朝。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它成为中国历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它建立的一套行政体制经过不断改进，一直沿用至今。秦北伐匈奴南平百越第一次明确的划定了中国的版图。在北方则是立国不久的匈奴以及东胡和月氏，而西域诸国尚未与秦接触。
西汉是一个锐意进取开疆扩土的王朝，尤其是设置了西域都护将西域纳入了中国版图意义尤为重大，同时西汉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将其半数领土划归中国。在北方强大的匈奴汗国与西汉征战不息最终被西汉所击败。
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即帝位，先后削平王莽以来割据政权，恢复统一，史称东汉。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由于北边匈奴族内部分裂，鲜卑乘机拓展强土，西击乌孙，东却扶余，尽据匈奴故地。其时青藏高原仍为诸羌所居。东北鸭绿江上游两岸则为高句丽国领土。
三国 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魏帝，221年刘备称汉帝，222年孙权建年号，成三国鼎立之势。魏仍以西域长史府领护除乌孙之外的西域诸国。曹魏东北境外为高句丽、挹娄、扶余等，北接羌胡。大漠南北为鲜卑。青藏高原为诸羌地。
西晋结束了三国鼎力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其统一的时间仅仅51年。西晋由于宫廷斗争，引发八王之乱，继而导致五胡入中原，五胡和西晋各王爷各势力相互攻伐，大量汉人和游牧民族被屠杀，甚至有的少数民族惨遭灭族，可以说整个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东晋自西晋末到刘宋初，各族在中原和巴蜀先后建立了多达16个割据政权。公元317年司马睿即晋王位于建康，以建康在洛阳之东，史称东晋。东晋的版图只限于淮水以南、汉水的下游、巴蜀盆地的长江以南。前秦的东北是高句丽、挹娄等国，境外为高车、匈奴等族。西域校尉属国的西北是乌孙国。青藏高原有吐谷浑及宝髻、孙波、女国等羌族聚居。
南北朝 早期公元420年，刘裕自立为帝，是为南朝，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短命的朝代。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完成北方统一，与南朝的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南北朝晚期公元557年，陈霸先废萧方智自立，建立陈朝，陈后主就是该朝最后一个皇帝。550年，东魏高洋废其主自立，建号齐。557年，宇文氏废西魏帝自立，建号周。其时，突厥已臣服西域诸国和塞外诸部，控制了南北五六千里、东西万余里的大片土地。青藏高原则为吐谷浑、宝髻、女国、象雄等。
公元581年杨坚篡周，建立隋朝。隋朝虽然短命，但是它贡献了以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和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后来的唐朝的强盛其实也有隋朝的功劳;589年灭陈后，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583年后突厥分为东西二部，分据隋朝北部及西北部。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唐朝当时的强大，尤其是西部和北部的疆域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唐高祖公元618年即帝位，渐次削平隋末以来割据群雄，至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完成统一。至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灭高丽后，唐版图臻于极盛。吐蕃兴起于七世纪初，据青藏高原一带，连年与唐争衡。唐之西南为濮子、金齿等部。东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为靺鞨、室韦诸部。由于唐末藩镇割据严重，各藩镇互不统属导致唐亡后政权特别多而且小。唐亡于公元907年，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统治黄河流域一带。淮水以南至广东的地区，先后为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所分据，北汉则割据太原;合计而成所谓的「十国」。
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至982年才完成统一。传至1127年金兵破京师，徽钦二宗被掳北去，是为北宋。自十世纪后期至十二世纪初为辽、北宋南北对峙时期。除辽、宋、夏三国之外，其时云南为大理国，青藏为吐蕃诸部及黄头回纥，西域为西州回鹘及黑汗王朝。辽之北则为斡朗改和辖戛斯。
1127年金侵宋军北撤后，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南京，是为高宗，南宋开始。自十二世纪初至十三世纪初为金与南宋南北对峙时期。西夏、大理、吐蕃诸部，疆界与北宋时相若。金兵灭辽后，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行，仍以辽为国号，史称西辽。其时，蒙古高原为克烈、萌古斯等突厥、鞑靼部族所有。
1280年元朝完成大一统之后，建立四大汗国。阿尔泰山以西阿姆河以东是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阿姆河以西则为伊利(伊儿)汗国，花剌子模以北是钦察汗国。其版图东北抵鲸海(日本海)和朝鲜半岛中部，北至西伯利亚北极圈内，西南接尼波罗(今尼泊尔)、缅甸、越南，东南临海，幅员极为辽阔。明1368年朱元璋即帝位后，即北伐中原，元帝北逃，明继续四出征讨，1386年终完成统一大业。1368年元帝被明军追击而北逃后，传至1402年去国号称鞑靼。鞑靼之西则为瓦刺。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永乐十六年(1418年)，东察合台汗西迁至亦力把里(新疆伊宁)。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初期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永乐十九年迁都顺天府(今北京)。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疆域最大时东、南至海，北抵西拉木伦河、阴山，西包西藏、云南，东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及哈密。包括内地两京十三省、南海诸岛，并曾在东南亚旧港等地设有羁縻管理机构，影响力波及整个亚洲和非洲东岸，1662年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岛，正式管理台湾全岛。
清 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即帝位，改国号为清。先后统一东北诸部族，吞并漠南、蒙古，于1644年灭明朝，并不断拓展疆土，于1759年完成统一大业。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及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先后订立条约，划定黑龙江、吉林与俄国远东地区间边界，并划定外蒙古与俄国西伯利亚间边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定盛京与朝鲜之间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
中华民国基本承袭了清朝的领土疆域。直至1946年1月，当时的南京ZF承认外蒙古独立。抗战期间被日本侵占的南海诸岛，于1947年收回。此外，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湾省亦同时归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位于亚洲的东部和中部、太平洋的西岸。周边国家有俄罗斯、阿富汗、缅甸、尼泊尔、越南等。拥有漫长的海岸线。陆地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约占亚洲面积的四分之一。
第四篇：中国历代葬礼
《中国历代葬礼》
《中国历代葬礼》是一部较为系统阐述中国丧葬礼仪的著作，作者万建中。本书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丧礼的形成和发展的总的概述，主要从丧葬礼仪的起源、历代的发展演变和土葬实行的原因来具体分析。第二部分是尸体的处理和亡魂安顿的方法和途径，从属行、沐浴更衣、饭含覆面、报丧、招魂、送魂六个方面来描述，对这些礼仪的起源、发展演变作了介绍，其中还谈到沐浴时所用的买水、寿衣的颜色材料，饭含时所用的食物、覆面的物品以及民间的报丧、招魂、送魂习俗等的内容。第三部分是生者对死者哀悼的治丧礼仪，分为七期、奔丧、吊丧、大敛、丧服、娱尸六个方面。首先谈到七期产生原因，七期之间 分别需要做的事以及民间关于七期的不同习俗;其次是奔丧、吊丧、礼仪，主要从起源，吊丧前的准备和民间的奔丧习俗来论述。再次时大殓，那收尸入棺前的仪式，包括棺材的制作，入棺前的准备。入殓后的禁忌和盖棺后的铭归仪式;接着是对丧服的概说，其中讲到丧服的起源、演变、丧服的五等分类及具体内容、丧服制度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民间丧服的具体形式;最后是带有喜庆的娱尸礼仪，主要从不同地区的娱尸风俗和作者对人们矛盾心理的分析来阐述。第四部分是送亡灵上路的出丧仪式，包括葬日、起灵、哭丧、送丧、路祭五个方面。其中对民间葬时的禁忌，民间起灵前所做的具体准备，哭丧是所唱的挽歌，送丧的过程及所用的器具的规定，《金瓶梅》中关于送丧的描写和不同地区路祭的方式等内容进行论述。第五部分是墓葬礼仪。包括墓地的选择、坟墓的形式、棺訆礼制及演变。用器。下葬仪式和工葬中的各种藏式礼俗六个方面，谈到风水择墓的问题，清代惠陵的选择情况。坟与墓的起源，春秋时墓上修坟的原因，汉唐坟墓的具体情况，棺村的起源及演变，明器的起源及在历朝的表现、下葬前得准备礼仪。民间下葬习俗以及对土葬中仰卧直服葬、屈服葬、俯身葬、二次葬的相关内容的阐述。第六部分是藏后礼仪，首先谈到藏后礼仪产生的原因：接着是对哭丧礼仪中居丧年限的演变。居丧礼仪在历朝的具体体现。居丧礼仪中的具体礼节作较为详细的阐述：再者是对墓后祭祀礼仪的具体阐述，包括儒家经典中的祭祀礼仪如：反哭之祭、虞祭、小(大)祥之祭、裸祭等。其次是岁时祭祀礼仪如：忌日祭、三日之祭、春节祭、清明墓祭。中元节祭等。还有墓祭、祠祭、家祭;再次是对墓后祭礼的书面形式的具体论述兵提供相应的模板，包括祭文、悼词、吊问、、墓志铭和墓碑文等内容;接着是讲祭品的样式，有人性、纸钱、香、哭声、食用物祭品和象征性祭品;接下来是对葬后祀礼中的禁忌的描述，包括祭者祭祀，祭时禁忌、祭仪禁忌、祭品禁忌、祭器禁忌和祭事禁忌;最后是论述葬后祭祀礼仪的意义，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大的方面来阐述，并对葬后的祭祀礼仪给予了合理的批判，号召移风易俗办祭事。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哭丧送丧礼仪和人性人殉的论述。首先是哭丧送丧礼仪，哭丧礼仪是贯穿于整个丧葬礼仪的始终，是生者对死者的一种深切的哀悼的外在表现形式，送丧礼仪是生者送死者亡灵上路时的礼仪。作者在书中提到“有人为博取考的美名花钱请人哭丧，于是职业性的哭丧夫(妇)出现”，并且有的家庭则为显示自己的家族富有、权势，把送丧葬礼中场面的大小作为其家庭地位的象征，是一次家族向世人示威的大好机会。对于以上两个方面，笔者认为这既是一种对死者的不尊重，即不孝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上奢靡风气在丧葬礼仪中的体现。哭丧礼仪本是生者对死者表达哀痛之情的礼仪，是对死者的眷恋不舍，这只有在亲属好友之间才能得到体现，而花钱雇人哭丧，已完全背离了哭丧礼仪的真谛，那些被雇佣的人与死者毫无联系，试问他们的哭丧怎么能真正传递出对死者的哀悼之情呢?不过是流于表面眼泪而已，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而在送丧礼仪中，一些家族为显示家族势力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风靡的社会风气，试想若将这些财物用于发展经济或下层百姓的生活，对社会发展也是一种巨大的推动。从哭丧送丧礼仪中就可看出，人们对死者的祭奠，表面上体现着孝道，而实际上是利用死者来实现他们追逐名利，盲目攀比的目的，是一种对死者的亵渎，把死者作为生者利用的工具。其次
是书中关于人性、人殉的的论述，虽然其篇幅不长，但从中可以看出丧葬礼仪中亵渎人性，草菅人命的本质。书中提到“人性，就是将人作为祭品，即杀人行祭;人殉是将活人作为死者的陪葬物品一起被埋葬，商朝是人性最发达的朝代，西周后则演变成人殉制度”。人性、人殉这种残酷至极的葬后祭祀方式，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思想在丧葬礼仪中的体现，被实行人性、人殉的大多是奴隶、妇女，他们是统治者在鬼魂观念驱使下的牺牲品，他们或是被奴隶主宰杀用来祭祀其主宗、神灵，或是作为随葬品被埋葬。当然这其中也有妇女是自愿殉葬的，在《清稗类钞·贞烈类》中就记载了几位清代妇女殉节的事迹，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地位低下而被迫要求殉葬。从人性、人殉中可看出，当时统治阶层是何等的愚昧无知，他们被鬼魂观念左右，认为人死后和活人一样，也需要享受服侍。在他们的意识中不存在人权观念，充分体现了他们草菅人命，扼杀人性的极端残暴的本性。同时从人性、人殉的行为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奴隶、妇女地位是何等的低下，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受到统治阶级的严格控制，是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观念的牺牲品。而这也不仅在人性、人殉上得以体现，而是贯穿于整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直到近代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传入中国，解放人们思想，这种观念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从上面的哭丧礼仪和人性人殉的制度中，可以看出中国哭丧礼仪中存在一些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曾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当时落后生产力水平的支配下，人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十分落后……
本书对中国葬礼中的各种礼俗都坐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分为初丧、治丧、出丧、墓丧、葬后礼仪五个部分来对中国丧葬礼俗进行分析。书书中大量引用史料，史料来源广泛，不仅包含《礼记》、《三国志》、《元典章》等原始材料，《金瓶梅》、《红楼梦》等古代小说，还参考了许多现代史学家观念或有关丧葬的著作。如在本文第五章所讲到的二次葬礼中，就引用《后汉书》、《隋书》、《贵州通志》等史料来阐述二次葬在在古代明间具体实施状况，而且关于二次葬的起因，作者则是通过宋兆麟先生以民族学的角度来分析二次葬的原因，是死者都有与祖先归葬一处的信仰，而这一观点也被作者引用，作为二次葬的一个终极原因。本书采用史论结合，大量运用史料来印证作者的观点，这就使得本书观点有理有据，而且相对较为全面。本书在论述具体的丧葬礼仪时，不仅谈到该礼仪的起源及演变过程，而且还同时谈到一些民间地区在进行这一丧葬礼仪的具体操作状况，这不仅能让读者能对这一丧葬礼仪能有个总体上的把握，而且还能对民间的具体实施状况作一比较，对作者了解民间各地的礼仪历史也有一定的帮助。如：作者在论述报丧礼仪时，对于其起源，作者就引用《仪礼*土丧礼》与《礼记*丧礼》来产生甚古，还说道报丧的内容，及记诉死者生卒年月，祭葬时间地点等。接着就是关于;历代报丧礼仪的演变，最后就对民间各地关于报丧礼仪进行具体陈述，书中提到浙江一带，广西宁明北宁村，黑龙江一带，旧时的北京以及中国少数名族关于报丧礼仪的规定。由此，读者不仅能够对报丧礼仪的内容及演变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还能对不同地区的报丧礼俗有一定的了解，还有助于读者对民间各地区的丧葬文化历史的认识和掌握。此外，作者在论述每个丧葬礼仪时都将自己的观点引入书中，对该丧葬礼俗作一个评价。这就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仅能看到大量史料，还能看到作者对此的主观评价，这就有助于读者对丧葬礼俗的理解。如：作者在论述娱尸礼仪时，就对人们娱尸的原因及人们的悲喜交加的矛盾心理作了分析，认为人们对死者即眷恋有恐惧，对死者的眷恋其实是对生命的眷恋，而对死者对恐惧则是对死亡的恐惧，并指出人们悲喜交加的矛盾心理的根源在于人们在丧葬礼仪上他们寄托了他们的全部生死观，生之眷恋与死之恐惧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导致人们矛盾的心理。对作者这一观点中，我就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娱尸礼仪，他一方面是在对死者表示眷恋之情，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生者对死亡的恐惧，希望借助一些愉悦的活动来掩饰人们内心深处不敢面对死亡的心情。作者在第六章中还提到了关于葬后礼仪的书写格式，包括祭文、悼词、挽幛等的书写格式、内容、并提供了模板，如在祭文的写作方面，作者介绍了包
括祭祖宗、祭父、祭母等21种对于不同
当然在读完本书之后，我认为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书主要是介绍丧葬礼仪的具体内容， 缺少丧葬礼仪在历朝的演变过程的系统分析，而只是分散地插入到个具体丧葬礼仪中。本本书主要侧重于对汉族丧葬礼仪的描述，而在各少数民族则是在某一具体礼仪上有简略地提到，很多少数民族甚至没有被提及，这不利于读者对少数民族丧葬礼仪的了解。此外，本书在葬法方面的论述也不够完整，只是提及以汉族为首的土葬的相关内容，而火葬、天葬、树葬、崖葬等形式多样的葬法在本书中并未提及。其次，本书在观点上也有一些不够完善。作者在论述土葬的原因时，认为这是汉族人民“入土为安”理念的体现，是最有条件表现阶级和等级差别的丧葬礼仪，同时也是对动物行为的模仿。而我认为除上述三点之外，还有一点是人们受到长期形成的“丧”的理念的影响，在原始社会早期，人死后并不进行埋葬，甚至有时候由于没有食物来源而将尸体吃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已产生鬼魂观念，认为人死后鬼魂会回到肉体。对于死者亲属而言，为体现他们的丧道，就需要好好保存死者尸体，以便死者日后寻找肉体。而只有土葬才能将尸体完整地保存起来，其他形式的葬法，如火葬、崖葬、腹葬等都不能完整地保存尸体。因此，选择土葬还应是生者对死者孝道的体现。此外，关于春秋时在墓上修坟的原因，作者提出三点：1.是方便人们识别墓葬的所在;2.由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及改、经、文的变迁造成的。3.在墓上修坟能体现地位爵位的高低，是身份等级的象征。而在《中国丧葬礼俗》中对此也作了详细的描述，除以上三点原因外，还提出两点1.是中原地区先已存在在墓上建筑的传统，从建筑向坟发展，较为自然。2.认为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交往，尤其是和南方吴国交往，因此受到吴地坟墓的影响。对于以上观点，我认为后者的分析更为全面，在商代时，中国已开始在墓上建造房屋，如殷墟妇好墓和安阳大司空村得多崖墓上都有建筑，这就为坟上建设提供了可能。
《中国历代葬礼》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丧葬礼仪的著作，虽然其中有一些我认为不足之处，但总体上是一本具有相当价值的书。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我获益匪浅，不仅对丧葬礼仪的具体内容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还可以透过丧葬礼仪去分析当时的社会的风尚问题。因此我认为这本书是一部具有相当价值的书，是人们研究丧葬礼仪的必读之书。
第五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观后心得
前几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 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读者思路，使人认识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复杂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太多意义。
举一例，以该书对“贤人”政治的描述来说，钱穆显然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识，以及不谙政治实务的书生意气。我们这个国度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学术、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人，哪里会有各方公认的“贤人”?台湾马英九的忠实拥护者或许会将陈水扁视为贪鄙小人，而对方的铁杆选民则往往将陈视为乡土英雄。在对人和事并没有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呢?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判断哪一位是“贤人”?你?我?还是钱穆?如果“我”认为陈是“贤人”，那么马自然是恶意中伤陈的“小人”.既然应该由“贤人”主导，则是否可以无视马在2008年获得多数支持的实际情况，而陈来执政4年呢?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判断“贤人”权力的“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莫非是一个为皇朝选择宰相的独裁君主?
我毫不怀疑，中国传统政治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部分内容可能至今仍有参照和借鉴意义。然而钱穆显然对“政治”过于外行，这位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钱穆在书中谈到了君权等问题，但现实中的政治并非那样简单。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人治状态，这是讨论君权、政治制度等问题的前提。在人治情况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响到他所能掌控的权力大小。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事例来说明，君主所拥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赋予他的，而是自己与方方面面势力博弈(或曰斗争)赢取的。比如汉代的刘询(汉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载湉(清光绪帝)则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典型。以他们二位的成败经验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力，并非取决于某种体制或机制，刘询的权力不会因为有宰相而减少，载湉的权力不会因为无宰相而增加。即便仅拿清代来说，弘历(清乾隆帝)与载湉的权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无足轻重，只是认为它的位置和个人表现比较起来相对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国皇朝政治体制的发展倾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话，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他获得权力。
我是个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记得以前政治书上有一句话，说近代的中国，农民起义救不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了，唯有工人阶级引导的武装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当时也没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渐渐地明白了，中国人做什么事都需要点体面的理由，就像陈胜吴广起义需要在鱼肚里放纸条，体现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刘备一直说的“我乃汉室宗亲”，没那么点体面的理由，就很难一呼百应。
可我还是相信，那时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过可怕，不分好坏、利弊，把中国以前的许许多多传统文化都给革掉了。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把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优秀的制度都给全部否定了。在书中，作者讲的最多的还是每项制度后面的目的、关联，还有制度最终的发展走向，辩证的讲了各个朝代制度的利与弊。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好的，也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一无是处的，好多问题都要辩证的看待。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