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从表4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改善贡献力很大，相对于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的直接投资显得微不足道。外商直接投资从1995年到2004年基本保持上升的趋势，仅在1999年和2000年有滑坡，但2001年回升幅度较大；而我国对外投资额度却存在先升后降的趋势，这也说明两者差额短期内会进一步增大。
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分析论文 篇1：
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国际博弈及演变
摘要：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要取得突破必须破解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再分配难题。本文通过博弈论方法分析发现，国际金融主导权在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博弈属于典型的智猪博弈；在大国之间的博弈最为激烈，并且是逐步演变的；一战后由于国际金融主导权缺位，国际博弈陷入囚徒困境；二战末期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博弈步入契约博弈的轨道；然而由于美国违约而导致该体系崩溃；但美国并没有因此受到惩罚，反而通过《牙买加协定》固化其利益，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国际博弈演变成了美国金融霸权，这也成为当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最大障碍。
关键词：金融霸权；囚徒困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其焦点和难点在于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博弈或再分配问题。围绕国际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和博弈十分激烈，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最核心的就是需要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适度让权或分权，增加新兴国家的代表权和份额，即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再分配问题。然而在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未发生实质变化，世界多极格局尚未形成的情况下，要欧美让权和分权谈何容易。各国政府和学界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研究以及提出的方案可谓汗牛充栋，但都未能最终被认可或采纳，关键在于对国际金融主导权及其博弈和再分配问题研究不足。王仁祥教授和本文作者在2012年率先提出了国际金融主导权的概念，并对其内涵、特征、要素及形成与转移等问题做了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博弈论方法，进一步研究国际金融主导权在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博弈，以及大国之间的博弈问题，试图剖析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国际博弈过程，揭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本质。
一、大小国间的博弈：智猪博弈
在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深化发展，各国经济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的全球化大潮下，无论大国小国都不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都必须紧密地依赖世界经济而发展。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到底由谁供给或供给多少成为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集体行动逻辑。下面通过构建大国与小国博弈模型，找出其纳什均衡解，分析博弈类型和大国与小国的战略选择问题。
（一）大小国博弈模型
世界各国从体量上看，可以简单地分为大国与小国（或强国与弱国）两类。设想只有大国和小国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着涉及两类国家共同利益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越充分，所有国家都受益。但由于收益和成本在两类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博弈。假定这个博弈满足以下条件：
（1）大国与小国为该博弈的两类参与方，并且双方都是完全理性的，即双方的行为选择（决策）都以追求本国利益（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而且双方对对方的行为选择和效用函數等信息都是知道的，即亥博弈是完全信息下的两方博弈。
（2）大国与小国双方采用的行为策略包括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和不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丙种，总共构成四种策略组合（供给，供给）、（供给，不供给）、（不供给，供给）、（不供给，不供给）
接下来就是要第i个国家上述目标函数的最优解，找到自己的最优战略。
（二）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通过上述（1）和（2）式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拉格朗日函数最优的条件是其一阶偏导数等于零，即
这是消费者理论中消费者在既定收入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假定每个国家购买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如同私人物品一样，且其他国家的选择给定。那么在均衡条件下每个国家自己的最优选择战略，决定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纳什均衡人参与博弈，给定其他人战略的条件下，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个人最优战略可能依赖于也可能不依赖于其他人的战略），所有参与人选择的战略一起构成一个战略组合，就是纳什均衡。也就是说，纳什均衡是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成的）。
上面是从每个国家效用最优化角度考察均衡条件，下面从国际社会总体福利的角度考察帕累托最优解。假定国际社会福利函数如下：
这就是所谓的存在公共物品情况下帕累托最优的萨缪尔森条件。消费者理论的均衡条件要求每个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导致个人边际替代率等于价格比率，帕累托最优要求所有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价格之比。因此，国际社会总福利函数的帕累托均衡条件可以重新写为：
这也表明，帕累托最优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大于纳什均衡条件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也就是说各国通过博弈选择自己最优的选择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条件下的供给水平，即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在各国自愿供给的情况下是供给不足的。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在此假定第i个国家的效用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即
该反应函数表明，一个国家相信其他国家供给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越多，该国本身的供给就越少。假定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大国（j=1）和一个小国（i=2），即n=2。那么，两个国家的反应函数分别为：
由于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博弈，那么两个的预算支出水平肯定不相等，现假设大国1的预算是这意味着小国不仅不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还有可能捣乱（负供给，这里不考虑这种情况），即小国2的供给水平为0，因此可得纳什均衡为：
这表明大国与小国关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供给，不供给），即大国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小国不供给，采用“搭便车”策略分享大国供给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这是一种典型的智猪博弈。由大国和小国组成的相互依赖的国际金融领域，涉及共同利益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小国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加之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需求比大国要小的多，小国没有能力和意愿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也不争取相关的国际金融主导权；大国由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更大，与小国相比别无选择只能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大国掌握着国际金融主导权，而小国不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则无缘国际金融主导权。这也是在当今事关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金融主导权争夺的国际场合听到更多的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声音的缘故。
（三）影响博弈均衡的因素
（1）参与博弈的国家数量
上节分析显示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纳什均衡供给小于帕累托最优供给，这表明每个国家的最优选择，并不能造成集体利益（公共利益）的最优结果。那么影响二者差距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下面通过（16）式反应函数继续分析。现假定所有国家有相同的预算支出水平，则均衡情况下所有国家提供相同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每个国家的纳什均衡为：
这与（13）式的结果一样，表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纳什均衡供给小于帕累托最优供给，并且二者的差距随着参与博弈的国家数量的增加而扩大。国际经济越发达，各国间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各国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大，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由于激励机制的欠缺由主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不足，造成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国际公共产品越不足。这也成为掌握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在边际收益递减法则的作用下，主导权国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意愿减弱。
（2）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
如果一个国家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越大，其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大，这个国家愿意为其支付的水平就越高，这样有助于提高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反之，一国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越低，其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小，这个国家愿意为其支付的水平就越低。假如，效用函数仍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分别表示第i个国家对国内金融公共产品和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β相对于a的比率越大，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需求大于国内金融公共产品的差距越大，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支付水平就越高，供给不足就越小；当a趋向于零时，纳什均衡供给趋向于帕累托最优水平（见（27）式）。
二、大国间博弈之一：囚徒困境博弈
国际金融主导权历来掌握在大国主要是在霸权国家手里，小国成为“搭便车”者，因此针对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博弈主要发生在大国之间。如果大国都选择自己的占优战略而不顾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则大国间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这样不能达到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优。吲要破解囚徒困境，需要有第三方的介入或达成契约，形成契约博弈。在此以一战后国际金本位制崩溃，国际金融体系混乱情况下的大国间国际金融贸易政策博弈为例，构建一个两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大国问战略选择的囚徒困境。
（一）大国博弈模型
假定有两个参与方大国A和大国B，每个国家都知道对方可能的战略选择和支付函数，每个国家在行动前均不知道对方的战略选择，两个国家的行动没有先后顺序。参与国际金融经济博弈的两个国家，在国际金本位制体系崩溃后面临两个选择：本国货币贬值和不貶值。这样两个国家的战略选择构成四个战略组合：（贬值，贬值）、（贬值，不贬值），（不贬值，贬值），（不贬值，不贬值）
如果两国都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不仅扩大出口的效应消失而且引发通货膨胀，每个国家获得负收益a（a<0）个单位；两国都不实行货币贬值政策，既不会增加出口，也不会因此引发通货膨胀，每个国家的收益为0；如果一个国家实施贬值政策另一国不实行贬值政策，则实施贬值政策的国家通过货币贬值扩大了出口，获得正收益b（b>0）个单位，另一国不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的国家因出口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导致出口减少，获得负收益c（c<0，c （二）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解 在大国B选择贬值战略的情况下，大国A选择贬值策略，因为贬值策略比不贬值策略的损失要小（因为c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因为每个参与方的最优选择作为其理性选择的结果，却不是集体理性的最优结果。因为每个国家都选择占优战略的结果都得不到额外收益，反而造成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从集体理性的角度考虑，两国都应选择不贬值战略。 （三）一战后大国间囚徒困境博弈的后果 在每个国家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况下，进行战略选择的结果是两败俱伤，都得到了负的收益，对两个国家共同利益最好的结果应该是都选择不贬值战略，这样就都不会有额外收益，也不会有损失。一战后由于国际金本位制崩溃，国际金融惯例被破坏，国际间的信任关系被破坏，每一个国家都不相信对方不会采取不贬值政策，反而相信对方会采取货币贬值以促进出口的货币贸易政策，因此每个国家选择“以邻为壑”的两败俱伤的贬值政策，也是一种无赖之举，但却酿成了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大萧条的严重后果。 三、大国间博弈之二：契约博弈 经过一次世界大战，在旧的国际金本位制体系瓦解，新的体系又没有形成，国际金融主导权缺位的情况下，国际金融贸易政策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在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的第4年，世界大国的首脑们已经意识到囚徒困境的危害，并聚在伦敦共谋国际经济大事，但因各国诉求差异巨大，无果而终。大国博弈的囚徒困境，不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并最终把全球带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中。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英国和美国就开始布局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着手构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以及以《布雷顿森林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贸易体系。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从囚徒困境走向契约博弈 二战末期，世界格局更加明朗，在布局战后政治格局的同时，美英在构建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方面也积极行动，并分别提出了“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但最终于1944年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以下将统称为《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协定》实际上是国际经济博弈的参与方需要遵守的国际契约，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为国际博弈走出囚徒困境提供了一个制度保障。这为参与方提供了遵守契约的激励机制和不遵守契约的惩罚机制，并促进各国采用合作的态度参与国际经济发展。 首先，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的国际货币制度，即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制度设计，杜絕了以前各国“以邻为壑”的货币竞争政策，避免各国再次陷入囚徒困境博弈，也避免了因汇率大幅波动给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带来的不稳定性风险。美元以固定比价兑换黄金，又解决了国际金本位制下因黄金产量有限而导致货币供给不足的缺陷。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永久性国际金融机构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各项原则的执行和推行，有益于各国政府金融政策的监督和各国利益的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以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为成员国提供中长期贷款以恢复经济发展。战后大部分成员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短缺问题，包括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短期资金用于解决国际支付危机，长期资金用于恢复经济重建，但要获得这些资金必须严格遵守《协定》的各项规定，这就是制度为成员国设计的鼓励其遵守规则的奖惩机制，也是各国从囚徒困境走向契约博弈的保障。 再次，美国掌握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导权，即美国是国际金融主导权拥有国。“双挂钩”的制度设计，使美元成为等同于黄金的国际货币，美国成为国际货币的供给者，而且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绝大部分份额，并拥有否决权，世界银行行长也由美国人担任。这也赋予了美国对成员国短期和长期贷款的决定权。这种制度设计使美国相当于《协定》的最终监督者和执行者。如果哪个成员国不遵守相关规定，美国有权力使该国无法获得其所需要的短期或长期贷款，这种威胁是可置信的，这有助于保障《协定》各项内容的贯彻落实。 但是，该体系设计也存在着制度缺陷。它虽然规定了美国需要保障美元与黄金按规定比价兑换的义务，却对这种义务没有强制的约束措施。对于美国来说没有违规带来的惩罚成本，只有掌握国际金融主导权带来的巨大好处，并且违规（即超发美元以至不能保障美元与黄金按固定比价兑换）会带来更大的好处，这样就会使美国有违规超发美元的动机。这是该体系设计的最大缺陷，最终崩溃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必然的宿命。“特里芬难题”并不是该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因为只要美国遵守《协定》要求，并保障经济增长率与黄金增长率之和大于或等于美元收益率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具有内在稳定性，特里芬难题可以规避。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从共赢走向危机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44年建立至1973年崩溃，在其运行的20多年时间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最初的共赢走向危机。 第一个阶段，从1944-1960年，共赢阶段。二战后，一方面是百废待兴的欧日等国，一方面是生产能力极强的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为欧洲经济重建进行贷款向欧洲发行美元，而欧洲国家通过贷款获得美元购买美国商品和技术，进行经济重建（如图3）。这个时期美国既为世界提供国际货币——美元，也为世界提供商品。美国通过向欧洲贷款增强了对欧洲的控制，扩大了美元的国际影响力，大量的商品出口也创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欧洲国家通过贷款购买需要的设备和技术，迅速恢复了工业体系。美国采取同样的措施，对日本等国进行了贷款和援建。美国和欧日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通过合作形成了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 第二个阶段，从1961-1973年，危机阶段。实际上从1950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份，美国都出现了贸易逆差。战后美国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强，从以前对美国的逆差，转变为对美国的顺差。美国也因美元国际货币低成本印制，乐意用其美元换取其他国家的商品。这时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资金与商品流动方向发生了转变。美国不再是向其他国家贷款，而是直接用美元向其他国家购买商品，从以前的顺差国转变为逆差国。然后，美国又通过发行国债吸引外国资金流入美国，供美国政府消费、科研、国防和越南战争开支。从而在美国与欧日等国家之间形成新的资金与商品的双向流动（见图4）。 由于美国长期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外流，并且国外尤其是在欧洲集聚了数额庞大的美元资产，而且美国巨大的越战军费开支，使国际社会对美国对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质疑，纷纷拿出美元到美国兑换黄金，美元信任危机不断。终于在1971年7月第7次美元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再也无法应对巨大的美元兑换潮，于8月15日宣布停止履行美元按固定比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当年12月，美联储拒绝向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瓦解。1973年，西欧国家实行了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浮动汇率制度。至此，以“双挂钩”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金融主导权地位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国际公共利益的结果。这同时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设计缺陷的结果，因为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发行国际货币美元的权力，却没有监督和促使其信守美元与黄金固定比价承诺的奖惩机制。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从契约博弈走向金融霸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过程来看，美国从未遵守这一国际契约，而其他国家却严格按契约要求行动，美国终止向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本质上就是违约。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并没有丢失。1976年以《牙买加协议》形成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即牙买加体系，除了黄金非货币化和浮动汇率合法化外，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为国际货币，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等核心内容都没有本质的改变。美国不仅没有因美元违约受到惩罚或地位受损，反而借《牙买加协议》将其既得利益合法化，将美国的意志上升为国际协议。虽然也有增加成员国的基金份额，设立特别提款权等内容，但对美国利益都没有丝毫损失。美国以后发行美元完全是美国自己的事情，完全取决于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连本来就比较弱的黄金储备的约束都没有了。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新的阶段——美国金融霸权。 美国凭借不受约束的国际货币美元的发行地位，肆意实施金融霸权，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双重掠夺（如图5）。第一，美国政府通过发行美元和美国国债对世界进行双重掠夺。一方面，美国通过大量印刷美元廉价地换取全球商品和资源，供美国民众享受的低廉而丰裕的物质消费，另一方面又低成本地发行国债吸收各国的剩余资本回流美国，以供其庞大的科研、国防和社会保障支出。第二，美国强大的金融机构对世界进行双重掠夺。一方面，美国庞大的金融资本对外国产业进行投资，甚至控股进而赚取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美国的金融机构通过制造各式各样的金融产品向全世界销售，以吸引世界资本流向美国，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通过危机将风险成本分摊给全世界，次级债券就是其中一种。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本质就是美国金融霸权。 四、结论 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博弈是普遍存在的，既存在大国之间的博弈，也存在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博弈。在大国与小国之间，由于小国能力有限而无力提供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等待成为其占优策略，从而形成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智猪博弈。大国间围绕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博弈是最为激烈的，并且是逐步演变的。一战后，由于国际金融主导权缺失，国际信用关系被破坏，各国纷纷实行“以邻为壑”的国际贸易金融政策，导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形成典型的囚徒困境。二战后期，为避免再次陷入囚徒困境式的国际博弈，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其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国际规则，从而形成契约博弈。由于美国违约美元危机不断，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但是美国美元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通过《牙买加协定》使其利益合法化，演变成了美国金融霸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就是要改变美国金融霸权体制，在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相对衰弱，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明显的情况下，构建更加科学、合理、可行的、由多方共享的国际金融主导权成为改革的突破口和成败关键。 作者：张应华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风险的影响探析 从表4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改善贡献力很大，相对于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的直接投资显得微不足道。外商直接投资从1995年到2004年基本保持上升的趋势，仅在1999年和2000年有滑坡，但2001年回升幅度较大；而我国对外投资额度却存在先升后降的趋势，这也说明两者差额短期内会进一步增大。从平均数来看，外商在华投资为450.1亿美元，我国对外投资平均数为28.7亿美元，这说明我国海外投资不足，外汇储备的积聚只能是加大外汇的机会成本，说明我国企业对于国际市场涉足不深，国外资源和市场占有率很少。相反，外商在华投资的加剧，说明我国实际资源在不断地消失。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结合Lall.s和Streeten.P测算国际收支效应度的L.S模型:B =(X+I)-(Cl+Cr+R+D)，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国际收支关系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先将模型简化为B=(X+I)-(M+R)。其中B代表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收支效应，X为外资企业的出口额，I为外商直接投资额，M为外资企业的进口额，R为外商投资的收益额。代入上面分析数据，我们可以得到B与I的数据对比关系，具体见表5: 从上面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国际收支呈同方向运行，且随着FDI规模的增大，对国际收支的边际贡献也逐渐增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FDI对我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也向我国相关部门暗示，必须把握住资本进出口关，控制､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新动向 就引进外资的角度而言，我国入世的基本承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开放新领域､加深原有领域的开放程度和参加《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协定》，这些承诺将大大改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经营环境，也逐步向外资企业放开了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能源产业的市场，外商直接投资正顺着这些优惠政策，开始以新的投资模式更广泛和深层次地进入中国市场，抢占中国的资源。 (一)外商直接投资削弱了我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商投资变得更有组织､规模性。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将加大进入我国市场的力度，且外商独资比重加大，这些著名企业将通过独立子公司的形式牢牢控制住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逐步挤压民族企业。跨国并购也将成为外资企业的常用战略，他们通过并购开始深入我国高科技技术领域和有着高垄断性的新兴行业，同时国际巨头也会涉足影响和决定我国资本借贷运营的金融行业。这些新动向必然会加大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难度系数。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在遵守WTO相关协议的基础上，加强相关产业､金融等领域的法律完善工作，引导和控制好跨国企业的资本投向。 (二)外资的来源和资本结构变化将进一步影响我国国际收支 根据Edward M.Graham (2001)的研究，中国的FDI可分两类:一类是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另一类是亚洲新兴市场的中小型资本。前一类投资多属市场拓展型，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设立子公司，运用其技术､管理等垄断优势，实现内部贸易和转移定价策略，进而规避税收，占领中国市场而进行的投资。后一类FDI多为出口导向型，这类投资往往通过大力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出口创汇中实现赢利，进而帮助中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市场的开放，国民待遇的实施，靠利用优惠政策为主进入我国的港澳台韩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小型投资会减少，而依靠自身实力进行竞争的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入会增加。这暗示着我国国际收支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跨国公司目前还没有将利润大量汇回，而是用于再投资，因此对我国国际收支并没有太大影响。但利润的回汇是迟早的事情，即我国国际收支的长期风险性较大。因此，我国政府必须现在就做好防范措施，对这类企业的资金来源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严格控制以“内部转移价格”进行资本转移，从而维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凡.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与中国的对策[J].中国改革，2005，(1).[2]彭有轩.在充分利用外资同时注意国家经济安全[J].财政研究，2002，(10).[3]侯高岚.国际金融[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段军山，毛中根.FDI 投资收益汇出与潜在国际收支危机的理论及经验分析[Z].2005 年中国金融国际年会论文.[5]Osiatynski. J.The Collective Works of Michal Kalecki Vol-ume V: Developing Economics，Ox-ford， 1993.[6]Wood-ward. D.The Next Crisis? Direct and Equity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Zed Books， New York， 2001.[7]刘振林.FDI与中国国际收支关系的研究:负面影响及前瞻[J].当代财经，2005，(5). 【责任编辑:高 玫】 作者：卢晓勇 孙 宏 李 红 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新机制 [摘 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机制处于无序状态，各国围绕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机制相互博弈，美国、欧盟、发展中国家都围绕自身利益提出不同的主张，中国由于自身经济地位的提高在国际经融机制的重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关键词]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金融机制；利益；中国 在20世纪70年代，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机制解体之后，世界金融陷入无序状态，为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都提出自己的国际金融机制改革方案。但由于彼此间实力差异、利益的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机制很难达成共识，同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由于内部实力的差异和矛盾，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不得不处于被动地位。中国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已经不自觉地成为国际经融机制改革的核心力量。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必要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务之急是恢复国际经济体系和重建稳定的金融秩序。但是，随着英国经济领导权的衰落，金本位体制的无法恢复，一战前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无法重建，国际金融秩序陷入到无序状态，加速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到来。这次大萧条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混乱，使世界经济变得动荡不稳，各国经济发展都面临巨大困难。 在经历了这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破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定了战后经济优先发展的两大目标。第一个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第二个便是建立稳定的世界货币经济秩序。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就是负责建立这样一个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会议决定的两项重要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固定汇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共同构成了以美元为核心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在一段时间内极大地稳定了当时的国际金融秩序，对世界经济相当长时间的的良性运转和发展不可或缺。 但是由于该体系蕴藏着的两个不协调的矛盾{1}，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全球性持续性通货膨胀的蔓延，又加之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的突然大幅度贬值和石油危机，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国际金融机制走向解体。 二、国际金融新体制建构的阵痛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其他国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来建立新的国际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基于二战后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家实力的。当时经历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满目疮痍，一片衰败，而美国则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黄金外汇储备占世界3/4以上，工业总产值占世界一半以上，经济实力空前强大，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制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提供了强大军事保障。 （二）国际机制的机制惯性 旧有机制的惯性，也就是既有机制的价值。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意味着维持机制比建立机制更容易。利益的互补是机制出现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国际机制的建立可能需要一个霸权国家的积极努力，在没有霸权国家参与的情况下，突发的严重危机的压力，也会促使机制的建立，如国际能源机制。但是即使在存在互补利益的情况下，要克服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也是极为困难的。[1] 然而，一旦一个国际机制被建立起来，它会从其产生的相对高水平和对称的信息中获益，通过这些，还使支持机制的谈判协议更容易达成。把国际机制看成是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实体，而非一个半政府性质规则的制定者[2]，这有助于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有效的国际机制促进官方非正式的接触和交流。 （三）国际政策协调存在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深入，虽然在某些国家、某些领域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局面，在一些领域基于共同的利益会相互合作，但是由于整个世界还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各国都会追求的是相对利益的最大化。尽管提出在一个多元国家体系中，没有霸权国存在就不能实现国际政策协调是缺乏合理性的，可是轻视国际政策协调的复杂性也大谬不然。而国际政策协调在理论基础、经济上的可取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都存在不容易解决的问题。[3] 三、国际金融新机制建构的有限性：各国的博弈分析 国际金融机制是国际权力和利益分配机制一种，实质是各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以金融的方式对世界资源所做的相互争夺和妥协，反映了国际行为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分化与组合，是对世界各种有形与无形资源控制力与影响力的争夺。[4] 由于现存的国际金融机制和相应的结构性权力安排符合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其政治、经济优势还占优的情况下，自然要维持目前的分配格局，并希望长期保持下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七国集团及其执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成为国际金融最主要的治理机制。但是因为其本身合法性和能力的局限，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暴露出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映的是二战后的国际金融格局，无法适应新时代权力结构的变动，仅西方七国拥有接近一半投票权，而且其职能也在发生转变，在国际金融治理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七国集团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发达国家之间采用相互协调的形式，对国际金融进行管理，但是作为一个封闭性的发达国家俱乐部，在其治理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虽没有爆发，但是地区性危机此起彼伏。[5] 为弥补自身在应对国际挑战是能力的不足，同时也随关注议题的扩大，西方国家对其治理机制进行改良，以缓解日益加深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危机。首先，在不影响起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适当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第二，吸纳新成员，以增加以代表性。七国集团唯一的一次扩大是把俄罗斯吸纳进去，但却常常将其排除在核心之外；第三，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以便更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第四，加强与既有机制的联系，以增强其执行力。[6]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解体，但是现存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还是主要借助于其制度成果，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由于当时这些制度的产生主要反映的是美国的意愿，在这些制度下，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美国也保持了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由于国际机制的建立反映的国际权力的变化，新成立的机制自然反映的是新兴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共同点又很少，所以美国不主张成立新的机制，而是借助于其自身可以操控的制度设计。 国际金融新机制重构最积极的倡导者是欧盟各国，特别是法国，主张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对于国际金融体系而言，核心货币的选择是首要，这是结构性权力最清晰的表现，欧盟主张提高欧元的国际化地位；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是因为其地位的重要性，美国不会反对，而是是欧美共治的标志。但是欧盟目标有限，对欧元成为第一货币也不抱期望，其主要出发点是增加与美国竞争中的砝码，让美国有求于欧盟，更何况，欧盟和美国本身就有很大互补性，共识远远大于分歧。 发展中国家是最希望对国际金融机制进行重新建构的。随着经济发展，自身实力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就有国家机制日益不满，主张建立新的机制，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首先，积极参与和创立新的机制。二十国集团虽然是欧盟维护和增加自身的利益最早提出的，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机制，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但反映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而且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的偏好；另外，成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并以此为平台为发展中国家谋取利益；再者，新兴国家不但其发展模式对国际金融机制的改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贡献巨大，而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也显著提高。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彼此间差异巨大，各国利益错综复杂，甚至彼此冲突，各国的出发点也并不相同，除了“金砖国家”少数国家外，很少有发展中国对国际金融机制的重构发挥影响力。[7] 由于位于国际金融体系顶端的是发达国家，处于对结构性权力的追求，不会从根本上变革现存的国际金融机制，反过来还会运用这种权力去反对发展中国家变革的要求。同时，也由于发展中国家本身实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加之彼此之间存在冲突，难以联合，很难想像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有发展中国家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机制，而且这种多国参与也暗含危险，因为具有高度垄断性的结构性权力一旦被分散，会引发恶性竞争，使国际金融又重新陷入到无序状态。 四、中国的建设性作用 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和金融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已经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国际金融机制改革的核心力量。中国引领和积极推进国际金融机制改革，不仅有利于维护本国的战略利益，赢得稳定的发展的国际空间，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本国的实力，成为国际金融强国。 美国作为现有机制的缔造者和既得利益者，不会自挖墙角成为改革的推进者；欧盟有改革国际金融机制的需求，但其方案将优先考虑欧洲的需要；中国、亚洲和众多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曾是美元本位体质下的经济全球化的得益者，但目前是美元持续贬值的主要受害者。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占全球的近80%，中国持有的已超过30%，三分之二是美元。所以，以中国为首的出口导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改革国际金融机制的迫切愿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是现行国际金融机制不稳定的最大受害者，几乎又是唯一有实力与美国平等对话、共同对全球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国家。[8] 注释 {1}一方面，美元作为储备、交易和干预性货币的作用，扩大了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使它在执行对外政策或管理国内经济时，无需顾虑国际收支平衡；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不能让美元贬值，改变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以改善自己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地位。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信强，何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01. [2]同上.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光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49. [4]李天栋，冯全普.次贷危机与国际金融秩序重构的博弈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22. [5]崔志楠，刑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J].世界政治，2011（1）：142—144. [6]崔志楠，刑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J].世界政治，2011（1）：145. [7]张长龙.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经济经融新秩序的困境与出路[J].贵州社会科学，2011（7）：91—95. [8]潘英丽.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31—133. [作者简介]张加博（1987-），山东临沂人，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2级。 作者：张加博 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分析论文 篇2：
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分析论文 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