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刘霓, 黄育馥在《国外中国女性研究文献与数据分析》一书中, 从史学及文学的视角, 对中国女性研究的历史发展和现状进行了梳理, 并分别介绍了女性文学作品及其翻译的研究和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在涉及早期新闻媒体中的女性形象方面, 李文瑾、都凌霄从报纸商业广告的角度分析了在五四民主运动和妇女解放的大背景下, 以《申报》为例, 用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其中的女性形象是否发生了改变。夏晓虹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 除了阐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化及其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困惑之外, 也对晚清女报《女子世界》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 这些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解放思潮的发生与发展, 而对1900年以前中国女性的介绍和研究却很少涉及。只有周莉莉在“19世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女性形象”一文中考察了中美交往初期美国传教士建构的中国女性观。毋庸置疑, 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的发展与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重大的联系, “女性形象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性别观念的变革”。但是, 对十九世纪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却是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解放思潮发生的必要前提之一。分析当时翻译引进中国的西方女性形象对传统女性观的激烈冲击也有助于了解十九世纪中西文化发生的碰撞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近代最大英文期刊《中国丛报》 (C h i n e s e Repository) (1832~1851) 是西方第一份主要以中国为报道、研究对象的刊物。该刊由马礼逊提议, 美国商人奥利芬赞助创办, 裨治文主编, 马礼逊、郭时腊、卫三畏都是其主要撰稿人, 读者主要以在华的西方商人、传教士为主, 但也有及于其他在西方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以及能通英文的中国口岸商人, 内容以介绍中国的社会、文化、地理等相关知识, 对当时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及中国形象的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 “对《中国丛报》的研究尚处于不断开拓阶段, 中西交流互动视角的研究在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的大力推动下已形成体系”。吴义雄的研究则指出, “作为一份由传教士创办发行的月刊, ……以基督教信仰为最高评价标准的西方作者, 对于4万万中国“异教徒”的精神生活的评价是相当负面的。”他认为, 在大量有关中国社会风习的文章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作品”, “他们论述中国妇女问题的目的, 在于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中国的文明程度”, 并指出“这一类的中国报道, 在构建西方人的中国形象方面, 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么, 这些“负面”作品中构建的中国女性形象无疑也影响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形象。
2《中国丛报》中的中国女性形象
《中国丛报》 (The Chinese Repository) 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eman, 1801-1861) 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份英文刊物。它创办于1832年5月, 停办于1851年12月, 共20卷232期。本着“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近地区最可靠和最有价值资料”的宗旨, 《中国丛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详细地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记录均来自早期传教士的耳闻目睹, 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中国丛报》每卷大约600页, 几乎涵盖中国的方方面面, 出版后很快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中国丛报》上各类文章共1378篇, 其中有关中国的文章有514篇, 作为主编的裨治文试图将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传向西方, 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在马可波罗、利玛窦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
本研究收集了十九世纪英文报刊《中国丛报》中有关中国女性描写的报道, 主要集中于裹足、溺婴和守贞三个主题, 反映了中国的女性负面形象。
2.1 裹足
裨治文在《中国丛报》第3卷第12号卷首发表了题为《中国女性之小脚》的文章, 对缠足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概括, 并征引了杜赫尔德 (Du Halde) 等西方研究者的论点。文章的主体部分摘引英国医生库伯 (Bransby Blake Cooper) 于1829年发表的论述缠足问题的专题文章, 从其内容来看, 库伯对缠足的过程和形式进行了非常专业的论述。裨治文在文章开头的一段议论:“在中国的民族性的和家庭内的风习中, 可以发现其道德体系之缺陷的充足证据。不仅其人民的心灵, 而且他们的身体, 亦因其违背自然的习惯而被扭曲和变形;造物主为了其创造物的利益而制定的身体和道德的律法, 在这里被歪曲, 如果可以的话, 还会被湮灭”, 缠足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缠足是历史留给近代中国妇女的陋习, 说明女子纯属男子的玩物, 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占有, 是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标志。在这样的摧残下, 女性的身体先天是畸形的, 心理上自然也是病态的。
2.2 溺婴
美国传教士特雷西 (Ira Tracy) 认识到, 由于女子社会地位的极为低下, 中国的家庭对于女孩的出生是不欢迎的, 中国的父母“热切盼望”的是儿子, “无论是今天还是古代, 女婴经常是父母厌恶的对象, 并受到其他所有家庭成员的蔑视”, 因此, 溺杀女婴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这中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导致的溺婴现象, 受到当时传教士们的普遍注意。《中国丛报》发表的雅裨理题为“福建溺婴纪实”的部分日记可算是一篇代表作。雅裨理是美部会最早多次到福建的传教士, 他在厦门附近的泉州、同安、晋江、南安、安溪、惠安等地长期活动, 所留下的日记对这些地方溺杀女婴的现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据他说, 虽然各地溺婴的具体情况不同, 比例有高有低, 但这些地方的平均溺婴比例达到四成,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39%”。为了支持他的这种判断, 他在文中还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例证, 如有的村庄“三分之一的女婴被杀死”, 有人将自己生的女孩“杀死一半”之类。他总结说, 造成这种野蛮习俗的原因是中国人缺乏基督教信仰, 只有福音才能改变这种状况。雅裨理的这些日记, 作为带有实地调查和民俗研究性质的记录, 以突出的标题发表在《中国丛报》上, 从而使“中国人普遍野蛮地溺杀女婴”这一指控, 以正式的、带有纪实性和学术性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当然, 在溺婴这个问题上, 《中国丛报》也刊发了一些正面的文献, 如裨治文翻译发表了广东巡抚祁在1838年2月发布的一篇劝禁溺婴的告示, 1848年, 又将湖南贵中孚的篇幅较长的“戒溺女文”翻译发表。这些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传教士对溺婴现象的关注。
2.3 守贞
在中国古代被视为模范典型的妇女守贞观念, 也作为负面的事例被报道。裨治文将清初学者蓝鼎元著作中的三个烈女故事翻译发表在《中国丛报》上。这三位烈女分别是江西、广东和福建人, 都是贤良淑德的典型, 她们在订婚后, 遭遇未婚夫病逝的不幸。她们都为早逝未婚夫守贞。其中江西九江的朱姓女子以未嫁之身到夫家伺候公婆, 又对自己的父亲尽孝, 34岁那年患病, 拒绝治疗而死。其余两人均在未婚夫死后殉节, 一人投缳, 一人投井。裨治文在故事的翻译之后加了自己的评论。他说, “这些贞节故事并无中国作者所赋予的道德意义, 而完全是人类心灵愚昧的表现”, 妇女在“迷信的尊崇和引以为傲的谦卑”心态的引导下, “进入了十足的荒谬境地”, 以致自杀殉节, 这只应作为一种“警示”, 而不应作为“榜样”。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 一般妇女都处于最卑微的地位, 没有人格, 没有人身自由。她们没有享受学校教育的权利, “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等封建伦理教条把她们禁锢在愚昧无知中。
《中国丛报》上所披露的这三个方面的确反映了中国女性卑微的社会及家庭地位以及封建思想的愚昧无知, 传教士以此来反映的中国妇女形象无疑是负面的, 特别是在十九世纪, 对于不太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来说, 极容易产生一个印象:中国是个愚昧、无知, 甚至野蛮的未开化社会。而这个结论, 正是传教士想要极力表达的, 他们希望用这些不文明的事例来衡量中国是个不文明的国家, 只能用“福音”来拯救, 以达到传播基督教的目的。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 传教士以中国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阶层作为突破口, 创办女子学校, 推行女子教育;提倡女子天足;帮助一些农村妇女识字等等。客观来说, 传教士的系列活动对近代中国妇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代妇女的解放, 正是以传教士们大力提倡为开端, 亦是推进了近代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动力之一, 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发挥着作用。
3 结论
中国女性研究是海外汉学的研究内容之一, 这不仅是由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妇女的地位和文化曾表现出明显的独特性, 也因为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妇女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 中国的女性问题以及国外对于中国女性问题的研究不仅反映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的历史变化,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扩大。此外, 女性形象是构成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了解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助于中国形象的传播。
但是, 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的思想, 使得女性经常被忽视, 而当时为数不多的积极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科学、文明的宣传上, 对女性形象关注不够。以传教士为主的《中国丛报》撰稿人, 由于其宗教背景所决定的局限性, 使得他们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及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 报道中以负面报道中国女性形象居多, 且并未客观地揭示其深厚的历史根源, 从而对“妖魔化”中国形象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同时对于传入中国的西方女性形象, 若单纯从中国当时的价值观视角看去, 也觉得有伤风化。因此, 不同的女性观成为两种文化冲突的焦点, 在其互动的过程中, 对中国二十世纪女性观的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二十一世纪, 让中国更多地了解世界和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对正在蓬勃发展的海外汉学来说, 女性研究必不可少。对十九世纪女性研究与传播学、形象学的跨学科研究对在当今世界建立并传播公正客观的中国女性形象与中国形象更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并启发我们在研究中应具备的跨文化、跨学科意识。
摘要：女性形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成为不同性别观念交汇和冲突的焦点, 而作为国外中国学研究内容之一的中国女性研究, 逐渐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本研究将以中国近代最大英文期刊《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 中有关中国女性描写的文章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文本更加深入的挖掘与解读, 揭示这些文章中所建构的十九世纪中国女性形象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 从而阐释传教士们对中国女性认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并揭示该形象对中国二十世纪女性解放思潮产生的影响及在中国社会演进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根源, 从而加深对汉学在西方世界发展的思想史根源的认识。此外, 研究英文报刊中的中国女性形象更促进了对传播学领域的女性研究。
关键词：女性形象,中国丛报,形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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