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本文通过对陕西省矿产品企业生产经营、对外贸易、国际地位等方面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矿产品已成为陕西省进口及转口贸易付汇额最大的商品，矿产品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经营日趋灵活，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保障内需供应具有深远意义。并对矿产品企业后续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论文 篇1：
中国投资东南亚红土型镍矿的现状与对策建议
红土镍矿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是生产不锈钢的重要矿物原料。该类矿种在我国的地质储量非常稀少，仅见于云南墨江-元江一带，资源储量仅约53万吨，且镍含量低，硅镁含量高，矿石品质不好。在我国周边的东南亚地区，红土镍矿储量丰富，其中仅印度尼西亚的红土镍资源量达1300万吨，菲律宾520万吨。与之相比，我国的红土镍储量仅为印尼的1/25，菲律宾的1/10。资源禀赋的稀缺，注定了我国的镍资源保障必须走国际化开发之路。
一、中国投资东南亚红土型镍矿的基本情况
（一） 投资案例分析
受国际市场上镍价行情高涨、硫化镍资源危机以及红土镍选冶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推动，东南亚地区丰富的红土镍资源吸引了全球矿业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得益与东南亚国家邻近的地缘优势，中国企业成为了这股投资热潮中的主力军之一。自2005年始，中国企业先后进入东南亚缅甸、菲律宾、印尼以及周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涉足红土镍矿投资项目（表1）。在投资企业性质上，既有金川集团、中钢集团、中国有色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也有青山钢铁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企业，一些地勘单位也参与其中。在投资内容上，大部分企业主要针对收购对象国红土镍矿资源的探矿权以及采矿权，而少量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则开展了地、采、冶一体化开发。投资额度近十亿美元的不乏其例，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瑞末镍钴矿项目、菲律宾诺诺克镍矿项目以及缅甸达贡山镍矿项目等。
（二）投资环境分析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矿业投资环境正逐步好转，为红土镍矿投资热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润滑作用。为振兴经济、解决失业问题、恢复和增强国外投资者的信心，菲律宾政府大力推行“矿业复兴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包括：（1）环境与自然资源部制定矿业复兴计划；（2）将矿业确定为优先发展领域；（3）简化矿业权审批程序；（4）成立了矿业投资援助中心(MIAC)；（5）向市场开放更多的矿地等。特别是2004年12月初，菲律宾最高法院宣布《1995年菲律宾矿业法案》符合宪法，此法允许外国投资者拥有矿业公司100%的股权。此举受到国际矿业界的普遍欢迎，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资本进入。印尼政府也一直在努力完善矿业方面的法律体系。2007年印尼国会通过了新投资法，外国投资者可享受“国民待遇”。2008年印尼议会通过了新的煤炭和矿业法。相比于1967年的11号法，以及1999年的22号法，印尼的新矿业法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新体系，缩小了内外资差异，在结束长期矿业秩序混乱方面是一种进步。
（三） 投资动力分析
红土镍矿主要用于生产不锈钢，受全球不锈钢消费市场扩张的拉动，国际上特别是中国市场对红土镍矿石的需求持续增长。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2008年红土镍矿进口量共计 1170万 吨， 2009年增至1601万吨，中国已成为全球对红土镍矿原料需求最旺盛的国家之一。强劲的市场需求是国内企业投资东南亚红土镍矿山的巨大原动力。
尽管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红土镍矿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强劲，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勘查-选冶-材料产业链条，产业比较优势明显。尤其在下游冶炼领域，我国自主创新“火法”冶炼技术，经高炉冶炼含镍生铁，可直接作为生产不锈钢的过渡产品。近年来，受低碳政策推动，回转窑＋矿热炉工艺可生产10％以上品位的镍生铁。冶金技术的进步扩大了对红土镍矿的市场需求，也大大推动了国际上对低品位红土镍矿的开发利用价值。
二、中国投资东南亚红土型镍矿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投资企业起步晚、竞争力弱
与铁矿石类似，我国在布局全球红土镍矿资源的争夺战中已经起步较晚。日本涉足东南亚红土镍矿领域已近30余年。20世纪70年代期间，日本就在菲律宾成立合资矿业公司，开采含镍2％以上的高品位镍矿，运送回新日铁和住友商社进行冶炼，导致菲律宾的高品位镍矿砂长期被日本企业垄断，而我国只能进口镍含量在0.9％～1.1％的低品位镍矿砂。近年来，国际资本加大对东南亚优质红土镍矿资源的争夺，加拿大Inco公司是印尼最大的红土镍矿企业（PT inco）的大股东，控制着印尼的优质矿山资源。矿业巨头力拓近年也看中了印尼苏拉威西岛的Lasamphala镍矿项目，并计划投资10-20亿美元。
对比之下，我国除金川集团并购的菲律宾诺诺克镍矿以及中冶集团开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瑞末镍矿具有世界级规模外，其他项目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强，至今仍缺乏在红土镍矿领域具有定价话语权的国际级矿业公司。此外，国内企业在获取境外资源的开发机会中，国有和民营企业间缺少协调，没有形成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抱团合作的有序竞争状态，难以形成规模化经营，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开发东南亚红土镍矿资源的整体竞争力。
（二）投资项目存在技术性和非技术性风险
矿业经营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境外投资更是高风险行为。跨国投资东南亚红土镍矿存在若干潜在风险因子，包括技术性和非技术性。投资红土镍矿的技术性风险存在于勘探和冶炼环节，尤其是选冶环节。菲律宾的Coral Bay项目以及澳大利亚的Murrin Murrin项目皆因湿法冶炼效果未达预期而延迟投产。非技术风险来自影响矿山经营的东道国政策、企业管理、财务金融等环节，此外在东南亚国家矿山安保、环境保护、宗教民俗等问题也不可忽略。由于跨国矿业投资复合型人才（即精通外语、专长国际矿业投资、熟悉国际贸易且掌握东道国家法律）的缺乏，国内投资企业面临的非技术性风险非常大，经营成本已成为投资成败的重要负担。
以融资为例，当前中国矿业进行境外并购投资，国企主要以国内银行贷款为主，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直接进行并购融资的情况很少；民营企业融资方式多为民间私募；地勘单位则多依赖少量财政支持和单位自筹资金。可见，融资渠道国内化和单一化与投资市场国际化之间的矛盾，为国内企业投资东南亚红土镍矿潜藏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三）东南亚投资环境具有先天的劣势
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环境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所诟病，尽管近年来法制环境有所改善，但积弊绝非短期内能被消除。以印尼为例，开发红土镍矿可能面临：矿业政策变化快，涉矿法规混乱，如矿业法和森林法规定之间有冲突；基础设施落后，开发红土镍矿所需的水、电、路，特别是修建港口等耗资巨大；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纠纷不断，苛捐杂税众多且腐败严重；办理工作居留手续繁复，外国技术人员办理居留签证需上缴高昂的行政规费及税负；劳工法令过度保障本国劳工利益，常造成矿山管理困难，工会势力更阻碍正常运作等。《2008—2009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印尼排名55位，而菲律宾排名第7l位，指示投资环境总体偏差。
（四）国际镍价走势的不确定性
投资红土镍矿的收益直接受国际镍价市场行情的影响。LME数据显示，从2007至今国际镍价几乎每月都在动荡，2007年冲高至5万美元/吨，2008年底又直线跌至8000美元/吨，2010年在2万美元/吨左右徘徊。镍价格走势诡异而难以预测，为投资红土镍矿的经济收益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国际市场存在红土镍和硫化镍资源开发的博弈，国际市场上的镍价能否在2万美元的基础上往上涨，决定了投资购买国外红土镍矿的中国企业究竟是成功抄底还是高位套牢。
三、中国投资东南亚红土型镍矿的对策建议
第一，发挥政府的法律保障和监管作用。在国际化矿业投资中，提升企业竞争力必须先谋求提升国家竞争力，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必不可少。我国现有的可服务于境外矿业投资方面的法律保障体系分散而又不统一，尤其缺乏一套海外投资法做保障。因此，当前我国境外矿业投资迫切需要政府从财政、金融、税收、保险等环节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此外，政府有必要打造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信息咨询服务平台，形成东南亚红土镍矿矿业投资环境指南等一系列的对外投资服务产品，合理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国内的行业协会或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也应成立相关的监管机构，预防和避免中资企业在境外并购中的恶性竞争，提升矿权收购的议价能力，形成整体竞争力，积极培育在红土镍矿领域具有定价话语权的国际级矿业公司。
第二，建立风险规避措施及风险应急预案。针对东南亚红土镍矿投资的高风险性，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必须重视高度可行性研究，必须重视风险规避措施及风险应急预案的制定。可参考的风险规避措施包括：针对东南亚国家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法规的多变性，尽量有项目所在国政府的参与及政府机构的书面保证，包括一些特许权力及承诺书；针对经营管理风险，可借助国际矿业咨询公司的力量，借助国际大型矿业公司的管理经验，实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针对金融风险，善于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和国际化，采取一些经营管理手段降低汇率风险；针对政府腐败、社区安全、环境保护、民族风俗、宗教事务等复杂问题及其潜在风险，应积极熟悉并顺应东道国国情，借助华商及华裔团体的纽带作用化解风险。此外，针对自然灾害和突发性安全事件，企业也应实现做好应急预案。
第三，优选投资项目，延伸产业链。东南亚红土镍矿山的矿石品质优劣不一，经济价值差异很大。进入2010年，受我国焦炭价格上涨、高耗能高污染小高炉的取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高品位红土镍矿将成为国内市场需求的主流类型。因此，今后投资东南亚红土镍矿应密切关注市场需求，优选高品位的硅酸盐岩型红土镍矿山作为投资对象。此外，鉴于印尼将于2014年禁止红土镍矿原料出口，有实力的企业应延伸产业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实施采冶一体的规模化投资，这将有利于节省运输成本，降低国内能耗，利于构建稳定、可靠、低成本的镍资源战略供应链。
第四，实施“找矿”与“买矿”相结合策略。矿产品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价格涨落是有周期性的。现有的规律是十年为一个周期单位，这一轮的矿产品涨价是从2003年开始的，时至今日处于涨落波动阶段。在红土镍矿产品价格回落的时候，应该选择探矿权的投入，去找矿而非买矿。在价格上升阶段，则应选择买现成矿山来获取收益最大化。因此，投资时机的选择应该和国际价格波动的周期相结合，对价格市场的变动能快速响应，实施“找矿”与“买矿”两条腿走路的战略。这种思路要求矿业公司要密切与地勘单位的联系，进行强强联手和优势互补，从而实现国内企业在东南亚红土镍矿投资中的资源与效益的双丰收。▲
作者：霍晓萍 付伟
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论文 篇2：
陕西省矿产品贸易调查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陕西省矿产品企业生产经营、对外贸易、国际地位等方面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矿产品已成为陕西省进口及转口贸易付汇额最大的商品，矿产品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经营日趋灵活，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保障内需供应具有深远意义。并对矿产品企业后续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物贸易 调查 分析 矿产品贸易
调查显示：矿产品已成为陕西省进口的最主要、占进口总额比重最大的商品。矿产品企业在开展国际市场矿产品贸易过程中，运营模式逐步多样、方式渐趋灵活，拥有较为稳定的客户群和收益，不仅极大促进了陕西省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在不可再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电解铜等大宗金属资源国内持续缺乏的情况下，通过进口、转口贸易渠道保证了国内市场供给，具有十分长远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概况
（一）矿产品已成为陕西省进口及转口贸易付汇额最大的商品
目前统计数据表明，陕西省从事矿产品贸易的企业共30余家，由于国内资源缺乏的现状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对出口的消极影响，原本占比较小的矿产品出口继续保持下降趋势，但矿产品进口及转口贸易发展迅猛。2009年，矿产品进口付汇额达17亿美元，占全省付汇总额的37%。2012年，付汇额53亿美元，占全省付汇总额的53%。目前，矿产品贸易企业在陕西省货物贸易收付汇前20位企业中约8家，预计2013年矿产品进口及转口贸易总额将持续增长，并超过以前各年份。
（二）矿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程度进一步加深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对矿产品的需求剧增，矿产品贸易由顺差向逆差转变。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矿产品贸易不单以出口创汇为手段，更重视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因素，国内逐渐地增加了短缺能源、金属矿产原料等的国外进口量，中国开始从矿产品生产大国逐渐转型为消费大国。陕西省矿产品进口及转口贸易付汇额大幅持续增长，既充分说明陕西省企业利用国际优质矿产资源发展经济的势头良好，也凸显了企业利用转口贸易方式扩大收益能力不断增强。
（三）陕西省矿产品企业进口商品以电解铜产品为主要份额
陕西省矿产品企业进口商品以电解铜产品为主要份额，另外还有镍、铅锌矿等产品。2012年，电解铜全球总产量2013万吨，国内电解铜总进口量340万吨，陕西省某矿产品企业1家2012年电解铜销售量就约达93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6%，年进口量约达70万吨，占全国总进口量的21%，说明陕西省矿产品贸易行业企业集中度较高。
二、矿产品贸易优势分析
（一）矿产品进口贸易方式由单一逐步趋向灵活
陕西省矿产品进口由过去一般贸易进口的单一模式，即进口方主要以进口自用或向国内销售为主，逐步转向进口自用、国内销售、转口贸易、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结合操作的、较为灵活的方式，在矿产品报关进口、转口贸易之间选择的主要依据是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的比价关系，在较为有利的价格上选择适宜的贸易方式。
（二）企业利用金融工具降低成本、获取收益的能力逐步提高
在进行实物进口及转口贸易的同时，陜西省部分矿产品贸易企业设立了自己的期货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期现结合”的专业操作模式，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两个市场间同时操作，在化解和控制市场价格风险的前提下，获得利润的最大化。利用国际结算工具，使用境外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对宽裕且成本远低于境内银行融资成本的资金，极大降低企业采购成本。通过在正常的货物贸易交易中合理、组合使用有关国际结算产品、风险对冲工具，使企业在有效控制贸易项下资金成本的同时及时享受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正面影响。
（三）企业在部分矿产品国际市场已具有一定话语权
转口贸易业务的拓展对促进国内企业国际化、提升企业在行业内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电解铜消费量中，中国消费量895万吨、占44%，中国电解铜消费量中，陕西某公司供应量为93万吨，占10%，以这家公司代表，陕西矿产品贸易企业中又有3家公司，在国际市场商品定价谈判中，逐渐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四）矿产品进口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深入企业经营理念
目前，国内能源及原材料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峻，陕西省矿产品贸易企业已不仅仅停留在资源的进口和使用上，而是利用进口资源，发展循环经济，通过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不仅扩大了进口规模，而且有利于建立生态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些企业逐步致力于发展循环经济，每年推出新的技术改造项目，采用的精馏烟气余热收尘系统技术、消烟除尘设施改造项目等，开创了国际、国内冶炼工艺技术的先河，被列入陕西省发展循环经济试点单位。
三、矿产品贸易劣势分析
（一）矿产品进出口政策有很大的随意性
由于进出口政策还不完善，矿产进出口政策很容易收到行政指令以及人为地干扰。也正因为矿产品的资源形势不能从全局角度加以考虑，因此，也无法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较好的固定地位。
（二）贸易观念落后，交易方式单一
无法在国际上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由于贸易观念欠缺，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均采用单纯的“进口替代”、“调剂余缺”等平衡策略加以解决，而交易方式上则采取较为单一的现货交易方式，这直接造成国际市场发展动力不足。
（三）矿产品出口的创汇效益呈下降趋势
近年来，矿产品出口创汇额逐渐增加，但是出口创汇额仅仅是矿产品出口增量的结果，所付出的代价很大。从最近几年的单位产品创汇效益来看，矿产品出口创汇效益呈不断下降趋势。
四、矿产品贸易机遇分析
（一）国外矿业投资环境为矿业实现国际化合作提供了条件
虽然国内的矿产资源较为短缺，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矿产资源还是较为丰富的。这与陕西省矿业现状实现了很好的互补，也为矿产资源实现国际化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使很多实体经济都受到影响，矿业也不例外。一方面，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很多矿企债务增加；另一方面，矿业企业融资途径少，融资成功率低，很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目前，许多国外企业均出现了现金链断裂的情况，直接导致矿业经济转向了低迷。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国家均采取了保证矿业领域正常运转的有利政策，这也为陕西省矿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以及实现全球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陕西省矿产品企业必须尽快适应环境，努力抓住机遇，与周边国家实现共赢。
（二）金融危机促进了“买方市场”出现
金融危机促进了“买方市场”出现，这为我国获得境外矿产资源主动权创造了条件。金融危机导致矿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很多对于矿产品依赖性很高的国家，经济收入受到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占有重要资源的发达国家希望借助资源开发利用以增加社会的福利，并且积极地为矿产资源寻找新的市场。另外，我国是国际市场大宗矿产品的主要消费国，是世界上矿产品生产的主要目标市场。所以，在金融危机促进形成的“买方市场”背景下，中国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境外矿产资源的主动选择权，这也为陕西省矿产品企业获取价格谈判话语权创造了机遇。
五、扩大矿产品贸易、促进陕西省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矿产品进口满足了国内各项基本建设对资源性产品的需要，转口贸易由于具有破解不同国家间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用缴纳关税和增值税等诸多优势，近年来在全球贸易中发展迅猛。为强化陕西省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下对外贸易经济结构合理调整、在保障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下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对扩大陕西省矿产品进口及转口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国有大型企业应重视使用金融工具规避市场风险
国际贸易存在汇率、价格、运输等多方面的风险。经调查，陕西省部分国有矿产品企业拥有自己的矿山资源和冶炼工厂，具有较强优势，但由于责任承担原因，很少采用金融产品和工具来规避风险。对此，企业应树立积极避险的意识和态度、主动规避风险，扩大利润空间。金融机构应积极推介和宣传自己的金融避险工具，为重点客户选择整套适合的避险工具和方案，为企业成本下降和利润增长服务。
（二）促进陕西省矿产品企业做大做强
促进陕西省矿产品企业做大做强，发挥合力、争取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尽管我国及其他国家多次呼吁建立国际矿业经济新秩序、改革矿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但由于国际市场矿产资源企业多数已有欧美等国公司参股，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参股矿产品企业极其敏感，导致中国在国际市场矿产品定价权方面很难有所建树。但我们仍应理性分析市场，从加强自身建设出发，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培育规模大、实力强的大型企业，发挥合力，争取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
（三）鼓励企业走出去，走合作勘探开发及加工之路
为有效增加国内资源经济的增长点，鼓励企业“走出去”，企业走出去是緩解和解决我国资源短缺矛盾的重要途径。许多发达国家均在积极地探索和开拓海外市场，并将此转化为基本国策，海外市场开拓往往通过跨国公司形式进行国际经营。合作开发可采用就地加工法，为增加矿产品的附加值，可在目的国建立矿产品加工企业。矿产品就地加工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加跨国矿业公司的赢利，而且还可以有效减少初级矿产品及加工这些初级矿产品所用能源的进口，从而降低该类产品加工、冶炼对国内环境形成的巨大压力。
（四）节能环保，绿色低碳开发经营
矿产品企业必须站在战略高度，切实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思路拓宽视野，从全局出发，不盲目上规模和加大产量。通过发展矿产品深加工技术，新材料技术，节能、节材、节水、降耗技术和工艺，降低资源消耗水平；依靠科技进步加快资源的二次开发和再回收利用，形成“开发——消费——再开发”的良性循环，不仅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利用，而且对环境保护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五）利用技术壁垒措施对进口矿产品进行合理调节
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是消除因技术法规和标准的适用而产生的贸易技术壁垒。然而，各国的某些技术壁垒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应该允许各国结合自身情况，设置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等限制措施，来确保进口产品的质量，或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
（六）各部门加强配合、健全进口保障机制
一是协调海关、外汇管理、商务等部门，完善大宗商品进出口协调机制。通过降低关税、取消数量限制、推动进口贸易便利化等措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扩大进口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二是完善进口信息发布机制和渠道，为企业进口提供及时详尽的咨询和信息服务，同时加强对企业行为的引导和监督。三是建立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各司其职，又互为依托、有效配合的协同体系，发挥我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的合力，争取在定价权方面有更多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乐爱山. 矿产品贸易的分析与思考[J]. 中国检验检疫，2012（04）.
[2]何良君. 我国矿产品进出口贸易SWOT分析[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13（11）.
[3] 刘向晚.中国矿产品对外贸易现状及对策[J]. 经济师，2009 （04）.
作者简介：吴华芳（1965-），女，陕西渭南人，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渭南市中心支行。
（编辑：龙大为）
作者：吴华芳
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论文 篇3：
蛋糕还是陷阱：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铝业投资力拓的失败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让人担心的是，在中国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想法：两方企业只有在绝望和选择有限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与中国企业合作，而且西方企业看中的是中资企业的钱，而不是专门技术和声望或者其他什么。
2009年是不折不扣的大单之年。
中石化8月18日宣布，以每股52.8加元的价格成功收购总部位于瑞士的Addax石油公司。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公司进行海外资产收购最大的一笔成功交易。
同日，中石油与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簽署协议，购买后者所持Gorgon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份额中的液化天然气。交易价值约为500亿澳元(约合412.9亿美元)。这是澳洲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协议，也可能是中国油气能源史上最大金额的交易。高更气田曾是中海油折戟之地。2003年10月，中海油曾与高更项目的第一大股东雪佛龙签署意向书，约定中海油将在25年内从高更项目进口8000万至1亿吨LNG，整个项目的交易金额将达220亿美元。
这些似乎仅仅是中国企业在国家力量推动下强力走出去战略的序幕。2月之后，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海外并购案风起云涌。先是中铝宣布195亿美元注资全球矿业巨头力拓方案，若不是力拓毁约，险些成就中国企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接着是湖南华菱钢铁收购世界第四大铁矿石供应商FMG17.34％的股权，成为它的第二大股东；鞍钢入股澳洲矿企Gindalbie；中国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100％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主要资产的交易获得成功；吉利收购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企业澳大利亚DSI公司；中石油完成对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收购；中石化收购Addax石油公司，总价达82.7亿加元(合72.4亿美元)，创下中企海外并购新纪录；苏宁电器注资控股日本老字号电器连锁Laox公司，成为第一家收购日本上市公司的中国企业。
前些年时常在“走不走出去”和“怎么走出去”两个问题上纠结徘徊的中国企业，似乎陡然间增加了信心。据汤森路透集团发表的报告称，从2009年年初起，在全球跨境并购规模同比下降35％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今年的海外收购总额同比增加40％。
商务部统计显示，近两年，中国海外并购势头发展迅猛，已从2002年的2亿美元，迅速上升至2008年的2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总投资的50％，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制造业、商贸、服务等领域。
走出去很容易水土不服
不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并不顺利。麦肯锡的统计显示，过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中，真正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不到50％，而中国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总共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从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受阻，到2009年中国铝业投资力拓而失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屡次受到重挫。这两次交易的失败都不是因为钱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公司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中海油开出了185亿美元全现金收购的优惠条件，而中国铝业则在对方处于危机之时准备掏出195亿美元巨资，但中方却仍然遭受失败。为什么不差钱的中国企业屡次受挫?中国企业怎样走出去才能规避风险?应该借鉴什么经验和教训?
笔者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的跟踪研究发现，自2002年以来，中国企业对海外的投资并购至少有十多起大的交易失败案例。所涉及的中国企业大部分是大型国有企业，所涉及的行业包括石油、矿业、通信、汽车、IT和集装箱运输等领域。从目标国家来看，中国企业投资的目标国家分布较广涉及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芬兰、巴基斯坦、卢森堡等国。
虽然商业性的海外投资出现失败是正常的，但中国企业遭受的许多失败却不是单纯的商业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失败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商业原因。包括：1)投资报价太低，2)市场环境变化。第二类是非商业原因。包括：1)国家安全考虑，2)国内政治压力，3)与当地法律冲突，4)反垄断，5)相关利益团体反对。
实际上，任何一桩对外投资的失败都不是由于单一的原因，尤其不是因为纯粹的商业原因。从上述案例来看，非商业因素的反对和干扰起到了主要作用。为什么中国企业受到如此的“礼遇”?
首先，政治性的阻力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阻的重要特色。近年中国企业大量高调“走出去”，给国际社会带来“突然崛起”的形象，由于对中国企业不了解，许多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感到不安。在笔者看来，对中国企业投资的不安，其实与对中国这个国家感到不安相关联。“中国威胁论”不管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俄罗斯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仍然存在深刻的烙印。
2007年胡锦涛主席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王在国宴上讲话时含蓄地问中国客人：“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它的新角色?”英国女王的看法在西方世界非常有代表性，也是中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当中国企业投资西方发达国家时，“中国威胁”是最容易唤起政治反对的理由。
其次，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这也是引发国外担心的一个原因。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国有企业，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政府的代表。即使国企再三强调作为企业的独立性及商业性考虑，海外仍把国企与政府相关联。不过，虽然国企再三解释，但在具体操作时却常常忽视这个因素的影响。
第三，对于经济安全与资源安全的担心，也是海外拒绝中国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借口。据澳大利亚方面的统计，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已接受了34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这种背景下，澳方对中国企业控制澳洲资源的担心在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对战略性资源的关注具有全球性。在美国，只要是涉及能源、矿产、港口等具备战略意义的资产，就容易引起美国人在政治和国土安全方面的焦虑，从而启动严格的投资安全审查。
第四，中国企业在投资海外时的运作模式，也引起了投资国的担忧。比如在非洲，中国的企业集团通常会带中国工人来修建公路或港口。但在多数拉美国家，这种方案备受争议。巴西前经济部长德巴罗斯表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往往希望完全控制项目，”但“带来大量工人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有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形象不佳；一项早期投资——首钢1993年收购铁矿石商秘鲁铁矿公司——就曾因为工作条件引发的罢工和抗议活动而陷入困境。拉美驻北京的一位外交官表示：“中国人完全没有与公民社会接触，没有与工会及其他组织沟通，说服他们相信中国的投资没有威胁。”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要重视传达
这样的信息：这不仅仅是一项交易，中国的收购者在将来能够为相关各方，尤其是被兼并企业的员工带来更多价值和确定性。
第五，忽视投资所在国的文化因素，往往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通病。不少被投资国抱怨，中国企业就像只会开采资源、赚钱的机器，自成一体，没有努力融入当地社区，也不注重当地的文化背景。这种形象往往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大量失分。
进军海外应“去政府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无法改变的大趋势，与此同时遭遇的大量挫折则显示，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需要调整海外投资的策略了。
笔者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客观地看待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在观念和策略上都不要走极端。在笔者看来，中国企业应该着眼于长期投资策略来建立稳定的资源供应。中国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充当“世界工厂”，长期稳定的资源供应与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投资海外资源类企业应该作为一个长期事业去规划、经营、建设，而不能定位于短期的资源买卖和交易。对企业而言，进行资源投资也是一项资产投资，会获得原材料与资产等不同性质的收益，这种综合性的收益应该成为企业更高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为钢铁企业找到铁矿石这样的简单目标。
中国政府和企业要为改善海外投资环境进行系统性的规划和操作。既然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争取投资目标国社会的认同就十分重要。这方面，除了政府在外交方面提供长期支持外，中国企业更应该有眼光进行长期投资，如学习日本企业寻找智库代言人，建立与新闻媒体的良好关系，向研究机构提供引导性的研究支持，在教育方面提供长期的公益性支持等。这些事情不只是完成一项任务那样简单，还涉及企业认识和观念的变化，而中国企业过去在这些方面一向是忽略的。
中国应该尽量减少对外投资中的国家行为特色。中国很多对外投资都体现了国家目标，这是被外界指责最多的一点。但在企业对外投资的操作上，企业和政府都需要精心筹划，淡化政府特色。不管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在评价日本企业的投资时都高度认同一点，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是私人企业的投资，是商业性的投资。中国企业要避免在海外形成一种形象——大型国企加上大型国有银行联手在全球争夺资源，而要尽量低调、淡化、“去政府化”。对国内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来说，在国内市场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一切资源为我所用”，政府监管和企业市场化经营不需要明确区分，就可以“横行”石油、电信、航空等诸多领域，在行为上也会漫不经心。这些问题在对外投资中都要改变。
选择投资对象不要贪大求洋，要选择有竞争力的合适对象。从此前失败的案例看，中国不少对外投资的目标都是行业内领先的大企业，吃下大企业当然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也更容易引人注目，引发更多的反对。这方面应该学习日本企业的低调以及仔细研究之下的谨慎。投资入股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引发更有利于自己的竞争局面。因此，调整投资目标，寻找合适的对象反而可能成为最优选择。
关注投资所在国的历史文化，尽量融入当地社会和社区。中国企业过去在国内“牛”惯了，基本不太注重文化与回馈社会，也缺乏融入社區的动力和经验。但诸多教训告诉我们，建立与当地社区生活的密切融合，寻求来自当地社会的政治支持，对于企业在海外扎下根十分重要。这是中国企业要重新补上的一课。
学习日本好榜样
中国企业如何更加顺利地走向海外?这方面日本企业的经验可以借鉴。日本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从上个世纪开始，日本企业就大量投资海外，寻求稳定的资源供应。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企业也在海外投资中遇到阻碍，不过日本企业逐渐消除了海外的敌视和警惕，最终在全球对外投资中占据了战略主动，打下了牢固的资源基础和市场基础。
总结起来，日本企业有如下成功的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和政府借鉴。
一是日本企业注重从长期战略来考虑对外投资，奉行资源优先的投资战略，以长期稳定的资源供应为经营目标。在全球铁矿石价格高涨的2007财年(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里，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丸红和双日等日本最大的6家综合贸易公司盈利全都打破历史最好纪录。六大商社2007财年的总盈利达到1.5万亿日元(约合144亿美元)，大约是4年前2200亿日元的7倍。三菱商事总裁小岛顺彦表示，能取得这样的业绩，与公司资源优先投资战略有很大关系。由于着眼于长期战略，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往往也是长期的。
二是日本企业能够主动、有序地融入海外市场。日本企业的协调性强，相互抱团，互相搭台。多年来，到西澳谈判的日本企业主要是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等公司，它们甚至可以联合起来，买下资产后再悄悄分配。日本企业投资海外资源时并不追求控股，往往只占5％－10％的股份，主要不是为了分享股东红利而是影响价格，在价格谈判时日本比其他国家的钢铁企业更了解真实的成本等内部信息。日企并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管理，避免了在当地陷入就业、劳资、土地等问题。在投资策略上，日本企业往往不投资于最大铁矿企业，而是投资于其竞争对手。比如在澳大利亚，日本投资了原第三大罗布河铁矿，然后支持罗布河扩产，这就间接给其他铁矿商造成扩产压力，从而降低了价格。在巴西，日本投资了第二大的MBR铁矿为卖方扶植竞争对手，有效防止了卖方的垄断。因此，日本企业的海外收购往往十分低调。
三是日本公司注重利用智库和新闻媒介来塑造公司形象。比如，在1980年代，为了对不断增长的敌意做出回应，日本公司实施了各种各样的策略，以期被美国社会所接纳。由于多数官方批评都来自国会而不是州及地方政府，包括尼康、索尼、松下和东芝在内的众多日本公司都建立或扩大了驻华盛顿的代表机构，以期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加积极的形象。目前，有37家日本公司在华盛顿设有这类代表处，这使日本成为在美国首都开设代表处第三多的国家。它们试图通过与智库、记者和前政府官员等第三方合作的方式塑造华盛顿对日本投资的主流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的各个智库从198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举办有关日本投资的各种论坛，发表证明日本投资对美国经济有益的研究报告。在许多情况下日本公司都对这类研究提供了赞助，它们或是向智库的这类学术活动提供资金，或是与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相互合作。这类行为至今仍在继续。
因此日本公司得以向人们展示：与许多人所担心的截然相反，在美投资的日本公司经常聘用美国人担任高层管理职务，它们还从美国生产商那里购买货物。美国经济分析局发表报告说，自1982年以来，本田美国供应商的数量已经从40家增加到550多家。本田的情况并非个别，丰田汽车(Yoyotal从北美供应商那里采购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目前超过了110亿美元。
四是日本公司努力将自己整合到所投资的当地社区。日本公司成功缓解了那种认为它们在美投资只是为了给从日本进口产品开辟销售渠道的担忧。在美国各地，许多日本公司都在为地方的社区建设贡献力量。从小联盟棒球队到儿童癌症研究中心，日本公司向各类地方机构捐助了成百上千万美元。日本公司实际是在仿效美国公司的做法——投资、培养社区支持力量、取悦当地政治家以及拓宽与其投资相关联的经济利益。
作者：贺 军 杨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