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小平共同富裕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邓小平围绕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推进共同富裕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改革开放前他就对税收制度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有所认识，改革开放后他关于共同富裕的思考逐步深化，同时领导进行了多轮税收制度改革，二者相辅相成。随着实践发展，邓小平先后形成了用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用税收调节分配和用适应市场经济的税收制度推进共同富裕的思想。
第一篇：小平共同富裕论文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要义·价值·遵循
[关键词]邓小平;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十四五”规划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写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并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和重大举措。习近平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把“关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七个需要说明的重点问题之一进行了说明，并指出“这样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足第一次”。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可以说，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共同富裕已经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得到了更加深远、更加具体的谋划。学好、用好并在实践中发展好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
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但在长期艰辛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中，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提到“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79年又提到过“集体富裕”的概念。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是在1984年11月9日会见意大利外宾时，他指出：“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此后，“共同富裕”成为他讲话、谈话的核心关键词，共同富裕思想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可以说，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领导党和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科学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富裕、怎么实现富裕”两大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共同富裕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科学回答
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宗旨要求。“实现什么样的富裕”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问题。邓小平结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指出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必须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并对共同富裕的性质、特点和根本要求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科学、系统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富裕”的问题。
1.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初期，“贫穷光荣、富裕可耻”的极左思想仍然扎根于人们思想深处，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主体创造性受到严重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难以真正实现。邓小平明确提出：“‘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谬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甚至污辱。向穷的方向发展，这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986年9月2日，他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之一。
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时强调，要真正落实按劳分配原则，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987年4月他又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论述共同富裕，从而否定了那种将公有化当作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的错误观点。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强调：“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984年，他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先富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论，有些人质疑经济特区是不是社会主义，先富起来的人是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故意推波助澜，意欲将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加上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引起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入思考。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至此，邓小平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共同富裕，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共同富裕”来定义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独创的、革命性的理论贡献，标志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
2.共同富裕既要打破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必须打破平均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及“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人们把平均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片面追求所谓的公平，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形成了平均主义——低效率——经济停滞——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长期贫困。平均主义在发展问题上体现为“同步富裕”的“平均发展观”，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忽视了个体差别和区域不平衡，也违背了事物发展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规律。
邓小平历来坚持反对平均主义，认为平均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1975年根据邓小平意见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明确提出：“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1978年9月邓小平在天津考察时指出：“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1981年12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又强调：“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我们犯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错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1986后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强调：“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
共同富裕必须防止两极分化。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是与市场经济问题相联系的，同时包含了对产生剥削阶级的警惕，也就是对两极分化的警惕。这一点，邓小平在1985年就说得更明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后来他又从反面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反对两极分化，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既要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又要防范和避免改革开放过程可能造成的两极分化的风险;既要坚定不移地发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又要防范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可能造成的两极分化的风险，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随着改革开放初见成效而贫富差距有所加大从而导致社会上产生种种议论来说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邓小平逐步认识到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1993年，邓小平在与弟弟邓恳谈话时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强调要通过加强分配制度改革来弥补市场经济的这一弊端。怎么来判断是不是两极分化呢?邓小平是把“两极分化”与“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判断标准就是看收入差距是否影响到阶级关系，是不是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他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邓小平强调中国不容许搞两极分化，“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些论述强调共同富裕既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又必须防止两极分化，为改革开放扫清了“左”的和右的思想障碍，牢牢把稳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3.共同富裕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共同贫穷、两极分化都会导致严重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指出，“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时至今日，纵观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和“东升西降”的大趋势，无疑证明了邓小平的正确性。
首先，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失败或变质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变，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贫富差距开始显现，人们开始担心社会主义性质会变、社会主义方向要变。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86年，面对社会上出现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议论，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其次，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指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同时，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势必冲击我国的現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告诫我们：“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虽然是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贫富分化的现象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就可能出乱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富是对“怎么实现富裕”的创造性回答
怎么实现富裕?怎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走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富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走先两极分化、后共同富裕或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不是走只要共富、不要先富的平均主义道路。
1.共同富裕的根本办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特点不足穷，而足富，但这种富足人民共同富裕”。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虽然整体上的富裕并不一定形成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必然以整体富裕为基础和前提。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质上就是要提高经济的规模和整体发展水平，实现整体富裕。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让全国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邓小平果断推动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时间是从1980年到1990年;第二步是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时间是到20世纪末;第三步是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是到21世纪中叶。
2.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是先富带动后富
允许和鼓励先富。邓小平比“共同富裕”更早地提出了“先富”问题。早在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考察时引用毛泽东的话，第一次明确而响亮地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等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1985年9月2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些论述指明了先富是手段，共富是目的，为了达到共富的目的必须允许和鼓励先富。从极个别人先富起来到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的过程，本身就是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先富与共富实质上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冈此，先富政策将伴随实现共富的整个过程。先富必须是按劳分配的具体体现。邓小平是在落实按劳分配原则的过程中提出“先富”概念的。1978年3月，邓小平强调：“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坚持按劳分配，实质上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但必须承认和产生收入差别，不过这种差别是有合理限度的，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因此，在提出先富政策之初，邓小平就明确界定了先富的条件是“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意即先富是多劳动、多贡献的结果，是按劳分配的具体体现。1979年3月他特别强调，我们所制定的先富带共富的政策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不是离开了这些原则。1983年1月，他再次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条件是“勤劳致富”。
先富带后富是达到共富的捷径。邓小平说：“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先富与共富是局部与整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先富带动后富也是符合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上只要引导得好，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所创造的财富为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发展所必需的物质保障以及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机会，能够帮助后来者更快地走向富裕。先富带后富的方式是多样的。先富如何带动后富呢?邓小平最先谈到的是示范效应：“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后，将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强调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和示范效应。后来他还多次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总之，在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上，邓小平的答案是开放式的，但还不是系统性的。他更多谈到的是缩小区域差别方面，对缩小群体差别方面谈及不多;思路上更多地是强调精神力量和政策调控，在制度建设方面考虑较少。
3.共同富裕需要国家调控
邓小平设想的共富之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始终通过先富政策“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二是始终通过国家调控性的“共富”政策，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就是始终走先富与共富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為主体。邓小平反复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呢?公有制意味着劳动平等，意味着公共占有劳动生产价值，不会导致两极分化。自由的市场经济自发地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市场经济不可克服的弊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基础性缺陷，建设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制度基础。
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邓小平在1984年11月9日会见意大利外宾时指出：“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我们的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在与邓恳谈话时尖锐地提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这些论述强调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解决日益突出的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各级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前面已经提到，邓小平强调各级政府要通过组织对口帮扶、技术转让、税制改革、发展慈善事业等方式，来鼓励、引导先富帮后富、带后富。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也强调政府的调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把东南沿海作为突破口，摆在优先发展位置，作为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客观上很快拉大了东南沿海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因此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战略思想。1986年3月28日，他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强调：“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1988年9月12日，他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他强调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要发挥权威作用，避免出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的局面，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二、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既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实践创新，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将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推进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和“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与发展;推进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科学认识，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又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共同富裕，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共同富裕，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如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中强调共同富裕;在新发展理念中突出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等等。此外，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中也内含着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是“共同富裕理论原则的发展和延伸”。
(二)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取得历史性成就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又指导了改革开放实践。首先，它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扫清了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的思想障碍，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确保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使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其次，它尊重市场价值规律和经济发展不均衡性规律，以理性、科学的态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为防范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的风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解决思路，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比如，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改革开放初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人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他还指出：“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上升40.6个百分点。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认识和把握基本发展规律，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一)坚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共同富裕摆上更为重要的战略位置
邓小平当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加快发展、做大蛋糕，是如何推进先富的问题。他为先富如何带后富指明了方向和原则，但具体思考还不太系统，这也是他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的原因。而今天，先富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带动后富、促进后富，实现共富成为更为重要、更加紧迫的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质上是人民群众期待内涵更加丰富、水平和质量要求更高的共同富裕。“不充分”表明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有巨大潜力，人民群众现实的富裕程度还不够，富裕水平和质量还不高;“不平衡”表明贫富差距，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群体差距等依然很大，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仍然存在失衡现象。这实质上表明共同富裕是蕴涵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之中的内在要求，必将贯穿这个新矛盾的运动发展全过程，且仍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从有关现实情况来看，也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群体差距看，虽然精准扶贫成效明显，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2000年以后连续20年在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2008年达到0.491之峰值，2019年为0.465，贫困人口减少与贫富差距扩大两种趋势并存。从城乡差距看，198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只有1.88，2009年达到3.66的历史最高点，2019年为2.64，城乡差距最近10年在逐步缩小，但解决农村居民劳动性收入增长乏力、农民收入结构明显不合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从区域差距看，东西差距(东部地区人均GDP/西部地区人均GDP)2003年达到2.53的最高值，随着精准扶贫、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实施见效，东西差距总体上在快速缩小，2019年只有1.76，但南北差距在扩大，2009年，北方地区(华北大区+东北大区+西北大区+山东+河南)经济总量占全国43%，2019年下降到35%，差不多只有南方地区的一半。从行业差距看，我国行业最低工资从1978年的391元增长到2019年的39340元，增长100.61倍;行业最高工资从1978年的851元增加到2019年的161352元，增长189.60倍，虽然所有行业工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是行业最高工资增长速度远大于行业最低工资增长速度。人民群众对文化、教育、医疗、生态等方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也还有待提高。
习近平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和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共同富裕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事关国家发展与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心向背，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兴衰成败，必须把共同富裕当作我们的重要使命和奋斗目标，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强谋划和部署，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二)拓展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落实新发展理念，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人民日益增长、日益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拓展了富裕的内涵和外延。物质财富的丰裕，只是生活幸福的基础条件。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习近平提到的“八个更”的期盼，体现了新的发展阶段更加丰富的共同富裕内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基础上，给深圳市率先提出“幼有良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的“民生幸福标杆”，努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建设的标杆效应。
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强调要实现区域、城乡、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的协调发展，缩小差距，防止失衡;共享发展强调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使全体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心议题，予以重点考虑。比如：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必须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作为重中之重;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必须把户籍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等作为重中之重;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方面，必须把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方面，必须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在生态环境方面，必须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等。总之，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完善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富的基本策略，增强系统观念，创新先富带后富、后富赶先富的路径与方式
进入新发展阶段，虽然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居民收入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先富的比例也有了明显增加，但还需要进一步扩大，依然需要坚持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富的基本策略。
一方面，要在先富如何带后富上求创新。邓小平更多的是强调要允许、鼓励先富，对先富如何带后富只提出了一些符合当时条件的思路。后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也作出了探索，但还必须结合新发展阶段的特点与要求在方式方法上大胆创新。比如：在对口帮扶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调动帮扶者和帮扶对象双方积极性，在“输血”的同时更多地提升落后地区“造血”的能力，提高帮扶的效率与效果;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如何更好、更多地向中西部转移，而不是向境外转移;在人才支援方面，如何更好地做到按需派人、人尽其用，特别是培养一批优秀的本土人才队伍;在市场对接方面，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行政干预行为;慈善事业如何实现良性发展，特别是慈善机构的信任机制如何完善、运作机制如何规范化和高效化等，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另一方面，要在后富如何赶先富上多鞭策、多引导、多扶持。要充分发挥后富的主观能动性，不能“等靠要”，不能“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要鞭策、引导和扶持后富主动求变求富，积极创业创富。比如，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城市群布局、产业布局等国家发展规划中适度向落后地区倾斜，在落后地区打造新增长极，为落后地区加快追赶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在落后地区加强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和重大生态工程，为落后地区加快追赶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横向补偿机制，完善用水权、用能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为落后地区加快追赶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鼓励创业创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扶持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创新实现创富。
(四)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创新各级政府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与方式
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谋篇定局、把舵定向作用。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始终把握好贫富差距的度，防止两极分化。
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推进“放管服”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特别是要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降低企业成本和创业门槛，鼓励、引导和支持更多的群众通过创业实现创富。
要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以促进共同富裕为导向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在国家发展规划和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和区域等政策中更多地体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加快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和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初次分配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更加精准，在“削峰填谷”上既不能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能伤及积极性、滋生懒惰汉。今后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大潜力在于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要制定专门的政策，采取有力的措施，尽快取得较大的成效。
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资源统筹，进一步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区域差距中的作用。完善现代税收制度，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完善累进税制，进一步发挥税收在共同富裕中的调节作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拓展投资渠道，拓宽人民群众投资增收的渠道;实实在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降低人民群众投资风险，防止投资失败返贫。加强数字治理，防止扩大数字鸿沟，形成新的两极分化。同时，要加强制度化、体系化建设，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形成长效机制。
作者：梁志峰
第二篇：邓小平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推进共同富裕的思考与实践
〔摘要〕邓小平围绕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推进共同富裕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改革开放前他就对税收制度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有所认识，改革开放后他关于共同富裕的思考逐步深化，同时领导进行了多轮税收制度改革，二者相辅相成。随着实践发展，邓小平先后形成了用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用税收调节分配和用适应市场经济的税收制度推进共同富裕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奋力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际，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需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有效推进共同富裕。
〔关键词〕税收制度;邓小平;共同富裕;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
〔
〔作者〕周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研究员，北京100080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①。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②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再次重中，要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③。当前，在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奋力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际，应当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页。
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注意推进共同富裕。把共同富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的邓小平，围绕共同富裕的实现进行了大量深刻的思考，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其中，有一个方面一直未得到充分关注，这就是邓小平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思考与实践。
一、革命生涯前期邓小平对税收制度与人民生活关系的认识
改革税收制度包含在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最初方案中。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在最先进的国家”采取变革生产方式的措施，第二位就是“征收高额累进税”。①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建设红色政权时即着手建立不同于旧社会的新税收制度。在参加革命工作的早期，邓小平对税收制度的认识主要来自理论经典、中央文件和党内同志的著述。比如，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分别提出“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②和“设立单一的农业经济累进税”③。当时虽然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留守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但他对党首次提出的这项全新税制有所了解，并很快在领导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切实地认识了税收制度与人民生活的关系。
1929年，邓小平赴广西领导百色起义，按照他的部署，当年12月11日颁布的《中国工农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提出“取消一切政府的捐税”，“实行累进税，并由苏维埃政府制定标准”④，并在起义后建立的右江革命根据地落实了累进税制。例如，在农业税方面，以家庭为计算单位，按各人年生产量缴纳5%，有余粮的按累进原则征收，标准为有余谷50—100斤者，征收40%;100—300斤，50%;300—500斤，60%;500—1000斤，70%;1000斤以上，特别征收。⑤在工商税方面，除累进征收营业税，还对过境鸦片课以累进重税。当时，这些对新税制的实践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早的。
进入中央苏区后，邓小平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等重要基层领导职务，管理税收是他的本职核心工作。苏区税制随着革命发展而持续变化，基本过程是由分散走向统一。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9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2页。
④《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⑤《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9页。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制定宪法，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時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①，同时形成的《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都对税收制度作了具体规定。统一累进税以法律形式在苏区全面建立和实行，并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不断调整，这是中国税制的一次重大改革。邓小平所在的中央苏区设定了起征点和累进税率，如农业税以一家人均收获干谷4担以上开始征收，4担征税1%，5担2%，6担3%，7担4%，8担5%，9担6.5%，10担8%，11担9.5%，12担11%，13担12.5%，14担14.5%，15担16.5%。②邓小平是新税制的执行者，也见证了苏区群众对新税制的拥护。毛泽东曾说：“苏维埃采取统一的累进税法，乃是世界上最优良税法。”③
邓小平对税制改革进行深入思考和实践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长征、应对抗日战争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重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实行的税收制度与中央苏区有所不同。邓小平1938年1月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2月即部署晋冀鲁豫根据地创建工作。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冀鲁豫已成长为拥有县城100余座、人口近3000万的大根据地，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的邓小平是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一阶段邓小平的经济建设思想逐渐成熟，他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冷静地提出：“现在我们要扩大军队，保证军队供给，这与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是有矛盾的”，“一些超过可能的规定和制度应取消，因为这会消耗民力。大家应该清查出这些不合理的制度，立刻或逐渐取消之”，“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人民的财富，就可以想得通了，否则就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忽视长期打算”。④他认为“历史上最大的病政之一，是村款的浩大”⑤。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晋冀鲁豫根据地“实行了以县为单位统筹统支的办法，规定村无派款权，改革了这个病政”⑥。他还提出：“我们的税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我们把税收和贸易两个部门，置于工商管理局的单一领导之下，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并使对敌斗争容易得到胜利”。⑦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主要区域，1938～1942年实行的税收制度是合理负担，1943～1948年则改为统一累进税。邓小平对促成该项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合理负担原是抗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提出的，基本方法是把村和户按财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②《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73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
④《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页。
产分成11和19等，分级摊派款项。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比以前的按田赋摊派好，同意采用，还针对其方法笼统、标准模糊的问题，根据实际多次修订细则。实践证明当时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但实行几年后其缺陷已比较明显，主要是按财产征税不如按收入征税合理，负担户口过少，累进率太快，中、富农负担较重。对此，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遵照中央精神作出规定，严格限定负担面不能少于总户数的80%和各户负担总额不能超过本户收入的30%。①1941年7月，邓小平致力筹建的统一全边区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晋冀鲁豫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议定在边区推行统一累进税。他表示：“边区临时参议会通过的统一累进税办法，将于今年在太行区实行，这更确实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负担面有了扩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规定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百分之八十的政策。统一累进税实行以后，不仅可以进一步奠定财政的基础，而且必然提高各阶层的生产热忱。”②
此后晋冀鲁豫派出代表前往率先实行统一累进税的晋察冀边区考察，并选择几个村庄进行试点，再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新的税则草案，送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审查。根据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分管财政工作的戎子和回忆，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逐条审阅并作了一些修改，边区政府即于一九四三年四月正式颁布”③。在最难确定的累进税率问题上，《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最后规定，取消原来的直线上升，而采取抛物线形上升的办法。这个税则有计算方法过于复杂等缺点，但以“钱多多出，钱少少出”④为基本原则，使人民负担更趋公平合理，能有效调动群众生产和纳税积极性。据统计，1942年边区群众人均负担2.9斗小米，占人均总收入的16.96%;改行统一累进税的1943年，人均负担1.63斗小米，占总收入10.5%。⑤1942年和1943年太行区遭遇多种自然灾害，税款中的相当部分又以救灾款的形式返还群众。
统一累进税制在晋冀鲁豫边区全面实行数年，期间进行过修改和补充，总体效果良好。到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根据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的经验，起草了华北区农业税暂行税则草案，中央十分认可，批转各解放区参照执行。中央还于1947年发电指出：“过去各解放区对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还缺少深刻认识，重财政轻经济的现象尚相当普遍存在，晋冀鲁豫的情况要好些。”⑥
通过实行包括统一累进税制在内的合理经济政策，晋冀鲁豫根据地人民的生活
①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片断回忆四、合理负担与统一累进税》，《财政》1984 年第3期。
②《鄧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页。
③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片断回忆四、合理负担与统一累进税》，《财政》1984年第3期。
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页。
⑤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56页。
⑥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9页。
得到明显改善。根据边区政府调查研究室对7个村4415户的调查，1942年总收入折米38832石8斗2升，人均2石2斗1升;1943年总收入47325石3斗3升，人均2石9斗;1944年总收入56344石2斗9升，人均3石3斗7升。①
在进行税制改革实践的同时，邓小平形成了“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经济思想。1944年11月21日至12月7日，太行区在山西省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军事和经济战线的先进人物，规模相当大，实际是对根据地建设的一次检阅。同年12月6日，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北方局工作的邓小平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具体表现”，“环节有三个，首先是扶助贫农、中农上升;第二是奖励富农经济;第三是削弱封建。忽视任何一面都不正确。”②他接着指出：“实行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方向。这个方向，我们各位劳动英雄了解得更好，真正懂得这个方向的正确。”③
“贫的变富，富的更富”，邓小平独特的经济思想跳出了“劫富济贫”的窠臼，摆脱了当时比较普遍的平均主义倾向，如此鲜明的提法亦可谓绝无仅有。邓小平专门在群众集会上提出这个思想是有的放矢，针对的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具体来说，就是没有落实保护和鼓励富农经济的政策，打击富农，阻碍其继续投入和发展生产，导致贫、中农也不敢劳动致富，最终影响整个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思想根植于实践，符合根据地实际，很受群众欢迎。
“贫的变富，富的更富”与“共同富裕”存在内在的承续关系，此后邓小平将这一政策取向继续完善，设置合理的税收制度仍然是重要结合点，其核心是兼顾各阶层合理合法的正当利益，“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④。他在处理农村分配关系时指出：“应宣布保障地主、富农的财产、地权、人权，保障各阶层的正当收入。今后贫农在生产中的困难，不应再用斗争地主、富农去解决。”⑤在处理城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配关系时，他在主政西南时提出：“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主要在税收、劳资和公私等三方面”，“必须认真地实行‘两利’、‘兼顾’的政策，税不应多收但也不能少收的政策”。⑥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他指出，金融税收政策“是关系到团结藏民的政治问题”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税可以轻些”⑧。
①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86页。
②《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页。
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53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页。
⑦《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⑧《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6页。
但是，必须指出，不能认为“贫的变富，富的更富”就是共同富裕思想的原始形态，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思想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立足于丰富的改革实践提出的。
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关于税收制度改革与共同富裕的思考
邓小平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①他于1978年12月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其中以先富带动后富的论述也蕴含着促进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②从那时起，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考逐步深化，同时他领导我国进行了多轮税收制度改革，二者相辅相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一)从1978年到1983年，用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在形成之初，主要着眼于大力发展生产，首先从整体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在南方谈话中回顾：“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
共同富裕首要的对立面是共同贫穷。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④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使中国人民尽快从整体上摆脱贫穷，唯一的道路是打破平均主义的桎梏，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先富”理论提出的原因，也是经济改革启动时的方向。税收制度改革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展开的。
首先，配合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建立涉外税收制度。邓小平援引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指出：“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帐，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⑤我国长期没有对涉外税收正式立法，1979年财政部开始参照国际惯例拟订涉外税法。1980年和1981年，经五届全国人大三次、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64页。
②周锟：《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轨迹和现实意义》，《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5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9页。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84年，国务院发布4个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涉外税收的有关优惠规定。1980年我国恢复征收关税，1985年颁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我国涉外税收机构陆续建立，还与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涉外税收从立法到执行迅速走上正轨，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改革进展。
其次，开启税收制度改革。工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最大，经过三年多的研究和试点，国务院于1981年9月批转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改革正式启动。这次税制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中心环节是将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赋予企业支配税后利润的权利，调动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并扩大税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范围。1983年全面利改税进行第一步改革，大中型国企继续实行税利并存，对利润按55%税率征收所得税;小型国企则主要对利润按8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税后利润原则上归企业支配。这符合邓小平的设计：在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①，“少劳少得，多劳多得”②，“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③。
税收制度初步改革的成效很快显现，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所加强，工商税收连年大幅增长，从1981年至1983年，年均增加59亿元。④如何使用新增的财政收入呢?邓小平认为，“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⑤不过他还规定了一个前提条件：“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鍋饭’。”⑥
通过大力发展经济，获得更多利税用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这既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最初设想，也始终是其基础性内容，日后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实践都体现了这一思想的价值。经过党和政府的长期艰苦努力，习近平于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⑦。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1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2页。
④《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财政》(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35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⑦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
(二)从1984年到1990年，用税收调节分配
1984年，邓小平首次使用共同富裕的概念。11月9日，他在会见意大利客人时说：“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①
这一年，我国开启了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这是在初步改革打下的良好基础上进行的。立足新的实践，邓小平对通过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很有信心，因为改革“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是看生产力能不能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得到提高”，而事实表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改革，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②他始终坚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认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③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敏锐地觉察到，改革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出現两极分化”④。最初他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进行考虑，将“两极分化”定义为“产生剥削阶级”⑤，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则修正为“富的越富，贫的越贫”⑥。这与他40多年前提出“贫的变富，富的更富”异曲同工，反映出邓小平对人民群体之间经济差距的认知。
因此，邓小平在1984年11月9日同时提出：“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⑦1985年3月7日，他进一步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⑧到1990年他更加清晰地表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⑨“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⑩
邓小平用税收调节分配的思路在实践中得以贯彻。也是在1984年，我国在第二步“利改税”改革的同时，全面改革了工商税制，新设置11个税种，建立起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23个税种相互配合的复合税制。其中一个重点是大中型国企除了征收所得税，其他各种利润上缴形式统一改为征收调节税，由此国企上缴利润完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14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1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
④《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7页。
⑤《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7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⑦《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3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2页。
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7页。
全改为征税，调整了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配合工资改革，1985年我国实行了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国营企业奖金税、集体企业奖金税和事业单位奖金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1986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1987年新增个人收入调节税，1988年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税收制度的全面改革，一方面，激发了经济活力，为国家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1984年的工商税收比上年增加120亿元，1985年又增加388亿元，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也由50%左右上升到65.2%①;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工资税、奖金税等调节个人收入的新税种，抑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税收作为调节分配的杠杆作用得以体现，全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升。根据抽样调查，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55.3元，城镇居民可用于生活费的人均收入608元②，1990则分别达到630元和1387元③。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与思考为之后的关键突破打下了基础。
(三)从1991年到1994年，用适应市场经济的税收制度推进共同富裕
经过十几年领导改革的深刻实践，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升华，他关于改革和共同富裕的思考都有了质的飞跃。
改革方面，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已经考虑成熟。尽管在学术界从1990年7月一直激烈争论到1991年底，关于改革目标仍难达成一致，无法得出结论。而邓小平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已明确表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④他还亲自决策浦东的开发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再次起飞，1991年经济增长率恢复到9.2%。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破，为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
在共同富裕方面，邓小平更清晰地认识到两极分化的威胁，明确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⑤因此，他愈发强调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反复
①《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财政》(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35页。
②国家统计局：《关于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1985年3月9日)，《人民日报》1985年3月10日。
③国家統计局：《关于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1991年2月22日)，《人民日报》1991年2月23日。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7页。
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谈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①，“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②。他还把共同富裕与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南方谈话中将二者共同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概括。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改革和推进共同富裕成为新的前沿课题，更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已经在酝酿之中。南方谈话发表后的1992 年3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加快分税制和税利分流改革试点的步伐，探索理顺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的途径。”③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提出：“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④
经过几年的准备，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制度，也为解决十多年来放权让利产生的中央财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我国于1994年在财税方面进行了国家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中，改革国家与国企分配利润的利税分流方案主要包括：强化所得税制，降低所得税率;取消国企调节税;取消税前还贷;承包税后上交利润。改革从根本上理顺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促进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工商税制是最复杂的部分，主要包括：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统一中外个人所得税。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将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收入与承包、承租收入分别实行9级和5级超额累进税率，利息、股息等其他收入则主要采用20%比例税率。分税制改革则重新调整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1994年的税制改革发挥了基础性、方向性的作用，搭建起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负责该项工作的朱铭基于2002年回顾：“1994年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建国以来力度最大、成效显著、影响深远的改革”。⑤
这次重大的税收制度改革与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有什么联系呢?朱镕基曾专门说明，本次改革方案“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确定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设计出来的”，“富裕地区要对贫困地区作些贡献，如果中央不收一点钱的话，那样会富的更富、贫的更贫。邓小平同志有一个思想就是共同富裕。说实话，这是实行分税制的最主要的理由”⑥，“应该说，分税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2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7页。
③《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81页。
④《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
⑤刘克崮：《1994年前后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第4期。
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2页。
制方案有利于比较贫困的地区”①。就像邓小平晚年所说，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②。
三、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推进共同富裕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说：“税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哲学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③税收制度改革的实践，自然不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最主要的来源和落脚点，但无疑邓小平将其视作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1994年后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基本方向是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更向着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稳步前进。2013年《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①2019年，《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要求：“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⑤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到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进一步要求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和精准性”⑥，体现出非常鲜明的政策指引。贯彻这些重要的思想和决定，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应当继续向前迈进。
习近平指出：“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指出，我国当前的发展环境中，“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一个重要问题。⑧客观地说，目前我国税收制度调节分配的效果还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个人所得税主要为间接税(因此要加强直接税制)，且平均有效税率过低，在财政总收入中占比过低;劳动收入征税偏高而资本收入征税偏低;中等收入群体承担税负比重较高;遗产税
①《朱镕基讲话实录》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4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③[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07—508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页。
⑦《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页。
等调节分配的税种还不完善等。因此，在我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生产力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和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合理調节过高收入”，“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有效推进共同富裕。①
在改革路径的选择上，相对于当前世界上流行的单一税制，累进税制的计算方法比较复杂，征收管理的难度也较大，但是累进税的原则毕竟有利于缩小居民经济差距，从历史也可以看出，我国有长期实行累进税制的传统和比较丰富的经验，人民群众的认可度也较高。在累进税制下，高收入群体有较强的避税动机，灰色收入不易征管，这需要通过完善征管制度，尤其是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财产征信机制来解决，而非取消累进税制来回避。至于对高收入群体积极性的影响，不宜过于担心，邓小平所说的“先富”的示范和带动效应，在当今中国社会依然非常强烈。邓小平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国家可以免除政治献金等负面影响，对资本有更强的控制力，理应更好地发挥累进税制的优越性。
回顾历史，着眼未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向2035年的远景目标稳步迈进，我们应珍惜邓小平提供的宝贵思路，切实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完善再分配机制，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并以此支撑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肖雪莲)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作者：周锟
第三篇：共同富裕的底层逻辑
贫富分化是个全球性的大问题。
欧美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程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显著上升，已经接近100年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水平。根据WID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如果按收入高低对人群进行分组，1919年美国收入最高10%人群的收入在全部人口收入中的占比约46%，1980年下降至34%，2019年又回到百年前的水平(45.5%);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迅速扩大，最高10%人群收入占比从1980年的28%大幅提升至42%，较低50%人群收入占比则从25%下降至 14%。其他主要经济体，如欧盟、日韩也经历了非常类似的变化。
贫富分化加剧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何区别，贫富分化的加剧必然引发低收入阶层的不满、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治理上的困难。在中国，减小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的初衷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共同富裕将是全球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在中国尤其如此。
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
除了政治因素，共同富裕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的核心要求。中国现在人均GDP约1万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距离高收入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大概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因此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实质是要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跨入中等收入后，大概率经济增速会大幅放缓，从而长时间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回顾世界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沙特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致富的秘诀是石油储备。这类经验没有代表性、无法复制。第二类是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国家，致富秘诀在于加入了欧盟，当所有生产要素可以在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时，落后地区很快就能致富，这与城镇化是一个道理。然而，在目前逆全球化趋势以及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这类经验也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第三类就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普遍重视科技和教育，通过教育升级、产业升级，挤入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最高端。目前看来，第三条路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那么，如何提升国家的科技和教育能力呢?
对这两项的直接投入肯定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也需要在体制和制度上做深度的改革和优化。然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低收入家庭为生活所困，根本无法负担对人力资本高昂的投入，它们的低投入就会使社会失去了大量获得高级人才的潜能。同时，社会中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群也使产业对低廉劳动力产生过分依赖，企业就没有动力腾笼换鸟，做到产业升级。所以，共同富裕是进入中等收入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一个必要条件。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需求侧来看，大国和小国的发展模式是非常不同的。小国受限于有限的国内市场，要想获得发展，必须依赖全球市场;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需求的主要来源一定是国内市场。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同样一元钱的收入，高收入人群用来储蓄和投资的部分会多一些，而低收入人群大部分都会用来消费。因此，为了提高消费需求，发展国内市场，收入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这也要求共同富裕。
贫富分化的七个驱动因素
那么，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像医生看病一样，先弄清楚病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总体上来看，有七个因素：科技进步、全球化、老龄化、资产泡沫、劳动者权益保障、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其中，前五种因素是全球性的，后两种在中国尤为突出。每种因素的应对方法各有不同，无法用“一刀切”来简单应对。
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同时会淘汰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低端劳动者，从而加重贫富分化。无论在哪个国家，高学历群体的平均收入总是高于低学历的群体，科技是重要驱动因素。
美国普查局提供了2020年度不同學历群体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平均年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上，博士学位可以达到20万美元，而高中以下学历的平均收入只有4.4万美元。如果计算过去20年美国不同行业人均劳动报酬的平均增速，增长最快的是通信、电子产品、金融这些高学历、高技术行业，年均增速在4%以上，排在末尾的是建筑、住宿餐饮、食品饮料这些行业，年均增速不到3%。
2021年，中国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平均月薪约8700元，高中及以下学历者起薪是平均每月约4000元;如果在高科技行业工作，所有学历平均月薪约7600元，在快消或服务行业平均月薪约5800元(数据来自锐仕方达提供的《全国毕业生起薪点薪酬报告》)。随着科技的进步，由于高端人才的收入不断增加，中低端人群的收入基本停滞，自然会加大贫富分化。
贫富差距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化。在过去40年，中国可能是这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变成了所谓“世界工厂”。但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是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失去了工作。
OECD研究了1995年-2015年间欧美日就业情况的变化，发现全球化导致这些国家高端人才的就业机会大幅上升，但中端人才的就业机会大幅下降，其中一部分中端人口转化为低技能人群。这种变化是典型的两头上升、中间下降，自然而然地加重了贫富分化。西方反全球化的思潮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和这种社会结构剧烈变化不无直接关系。
产生贫富差距的第三个原因是老龄化。战后至今，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46岁提高至73岁，欧美日发达国家达到了80岁。然而，很多国家的退休年龄不但没有提高，还发生了下降。根据OECD提供的46个国家平均有效退休年龄，1970年时男性平均68岁退休、女性66岁退休，此后这个年龄一直下降，到2000年后反弹，目前男性平均66岁退休、女性64岁退休。人退休以后就基本没有社会生产活动，因此收入会大幅下滑。
在大部分国家，退休老人的收入一般最多能达到中低收入的平均。比如，在美国，两个年龄段收入最低，一个是15岁至24岁，2020年中位数收入约4.7万美元;另一个就是65岁以上人口，中位数只有4.6万美元;收入最高的是35岁至44岁以及45岁至54岁，中位数分别为8.6万美元和9万美元。全球人口老龄化是个共同的趋势，随着老人的比例在人口结构中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中高收入人群就转化成了中低收入人群，自然会拉大贫富差距。
产生贫富差距的第四个因素是资产泡沫。过去40年中，全球资产价格持续走高，1980年，美国股票市值是GDP的48%，2020年涨至1.95倍，法国从7.79%涨至1.1倍，德国从7.55%涨至59%。资产价格飙升必然拉大贫富差距，因为富裕人群有更多的金融和房地产投资。
这场资产盛宴源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以里根经济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崇尚小政府大市场，主张降低利率，削减税收，从而增强了企业的税后盈利能力，抬高资产的市场价格：1980年，美国一年期国债利率还有12%，目前(2020年)只有0.1%，1980年德国一年期国债利率约9%，现在整个欧元区都是负值。1980年，美国和德国的公司所得税率分别是46%和60%，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分别为70%和56%，2020年，美国和德国的公司所得税率分别降至21%和30%，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分别降至37%和45%。
中国虽然没有零利率，但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长时间内，名义经济增速大大超过利率水平，说明利率被人为压低，可以刺激投资和资产价格的增长，但反过来会抑制劳动者收入和消费。我们用2005年至2020年GDP年均名义增速扣减同期一年期国债利率，中国的差距为9.3个百分点，美国只有1.8个百分点，欧元区1.3个百分点。中国在房地产领域、企业股权领域的造富能力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
产生贫富差距的第五个因素是劳动者权益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有巨大的差距。我们把世界劳工组织(ILO)提供的各国最低工资水平与其人均GDP相比，发现欧盟的这一比值要远远高于美国，德国是47%，法国是54%，美国只有23%。这表示在欧洲低端技能工作的收入高于美国，因而导致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没有美国那么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一个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会力量非常强大，能够在劳资谈判过程中为劳动者争取更大的福利。OECD提供了不同国家劳动者的集体谈判覆盖率(Collective bargaining coverage rate)，德国这一比例是54%，法国是98%，美国只有12%。
上述五个原因在全球具有普遍性。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两个特殊原因，第一个是城乡差别。发达国家由于从事农业的人数非常少，农业和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相差没有那么大，但是中国城乡差距非常大。2020年，农村最低20%群体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只有4682元，城镇最高20%群体的人均收入接近10万元(城乡以及各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CEIC)，差距巨大。改革开放初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约是农村的2.5倍，随着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包产到户、发展乡镇企业，城乡间的收入水平有过短暂的下降，1984年这种差距缩小到1.7倍。然而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全面落地，城乡差距再次拉开，在2009年左右达到最高点(3倍)，最近十年有所下降，目前又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状态(2.6倍)。
为什么城乡差别基本恒定的情况下贫富差距会增大?当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农村时，因为大部分人都一样穷，整体的贫富差距就比较小。城镇化开始时，进入城镇的人员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收入倍增，农村人员的收入则不会上涨那么多，贫富差距开始拉大。2009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增速达到最高点，此时的城镇化率正好在50%左右，当一半人口在城镇、一半人口在农村，就会使城乡差距在整体贫富差距中起到最大的作用。未来，当大部分的人口都转移至城镇，那时的贫富差距又会变得比较小。
除了城乡差别外，中国第二个特殊原因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改革开放40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部、南部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东北、中部、西北、西南。造成这种现象有政策导向的原因：最早的特区，像深圳、厦门、珠海大都在东南沿海;这些特区的周边地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也都走得更快、更坚决。也有产业发展的天然禀赋原因：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抓手是搞出口，嵌入国际的产业链当中，因此沿海城市由于交通和信息上的优势自然就跑得更快些。2020年，上海以7万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第一，是排在末尾的甘肃省的3.5倍。与此相比，美国最富的是纽约州，最穷的是密西西比州，前者人均GDP是后者的2倍。
怎样减小贫富分化?
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贫富分化本身是一个国家经济形势的一个表象，就像人的血压，不是说高了就不好，要一味往低走。重要的是不能走极端，太高了肯定不好，但一个完全平均的社会肯定也是一潭死水。一般来说，经济效率的提高，很可能会使提效的主推动者获益更多，从而导致贫富分化。所以从根本上讲，减少贫富分化的最高境界是提高大多数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让大多数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效率提高中获益。如果仅仅针对贫富分化而出台降低经济效率的政策，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更加贫穷，解决的只是妒忌的心理问题。
从1980年到2019年，世界上贫富差距拉大的地方是东亚、北美、欧洲，但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反之，西亚、拉美、非洲，贫富分化不仅没有上升还略有下降，但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的案例最有代表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身一定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但同时我们把8亿人从贫穷线以下拉升起来，是世界的经济奇迹。
委内瑞拉是一个重要的反例：委内瑞拉石油储量全球第一，但是每年的石油生产量只有沙特的30%。在过去20年，委内瑞拉经济不但没有增长，还有萎缩;在过去10年更是通胀率每年都在200%以上，2018年达到18000%。之所以把一手好牌打烂是因为总统查韦斯及其继任政府为了赢得选举，采取了一系列民粹主义政策：在还没掌握石油开采技术的情况下，将外资企业赶出委内瑞拉;强行国有化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不负责任地提高民众福利，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过分增大转移支付，导致国家外债高筑。
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降低贫富差距便成了一个重要抓手。我们前面的分析说明贫富分化的驱动因素非常复杂，因此针对性的解药也需要一事一议，区别对待。像技术进步、全球化这样的因素，虽然加大了贫富分化，但那是副作用，其主要功能仍然是促进经济的发展，造富全人类的好事。从全球的经验来看，针对贫富分化的三次分配政策，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对重要，第三次其实只有在美国这一个国家起到了比較明显的作用，而在贫富差距更小的欧洲和日本，基本都保留在名义上和道义上。我们把一些国家慈善捐赠金额与GDP做个比较，美国最高，占比约1.7%，其他国家基本低于0.5%，中国目前是0.16%。
针对中国的贫富差距，我们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第一，改革和取消户籍制度，打通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人为阻碍。这项改革可以进一步降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由于经济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收入差距。贫富分化在社会层面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户籍制度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制度，在今天看来既有失公平又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二，针对人口结构老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可以适量提高退休年龄，从而增加老年人的工作收入。根据目前人口的健康状况，把退休年龄提高5岁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可以胜任的。65岁是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
第三，针对资产泡沫带来的贫富差距，首先需要加大利率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其次可以适度加大对财产性收入(金融以及房地产投资)的税收。“房住不炒”是非常正确的理念转型。如果能像新加坡一样，让新进城的农民或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能在城市里比较容易地找到立身之地，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块。
(编辑：王延春)
作者：刘劲 陈宏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