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官员腐败的原因
关于中国官员腐败问题的探究
一杂志上这样写道：“早在十多年前，老百姓中就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处级(其实应该从正科级一把手算起)以上官员全部枪毙，不会有几个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一大批漏网的。”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调侃说法，但也足以说明中国的贪官多得让人触目惊心。
一、官员腐败的表现形式与特点
中国官员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腐败对象的角度出发，大致可分为三种：集体腐败、个人腐败、家属渗透。
集体腐败不以个人为单位，遵循“利益均沾”原则，有福同享、有难同担，其表现形式有集体行贿、集体走私、集体贪赃等，以集体的名义进行经济犯罪或违纪行为。集体腐败因其“抱成一团”的作案特点，风险得到分担，成为当代盛行的腐败形势。根据1994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福建闽江工程局集体受贿案中，原局长章椿宝、党委书记乔延龄等61名各级领导干部涉案，其中厅局级5人、处级25名。这个工程局全年利润为235万元，而违法的金融竟达340多万，相当于当时6000多闽江人辛辛苦苦一年半创造的利润。无独有偶，根据1996年最高法院工作报表，原丹东市市长常义，搞所谓为公谋利，经集体研究协调，从银行拆借400多万，投资走私，在港务局边防武警支队配合下，掩护市属5家企业，共走私汽车272辆，获利4171万元。在1991年案发的原宁夏烟草专卖局局长杨杰贪污受贿案中，杨杰把所属公司的主管都换成“圈内人”而形成了一个犯罪的独立王国，除一人外，各级主要领导全部涉案。
个人腐败的表现形式繁多，有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权色交易、挪用公款等等形式。不少官员深受贪污风气的熏陶，以致产生了及时行乐的念头，可往往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许多官员加速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也就是所谓的“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轻则时常出入相关的色情场所，重则在外包养好几个女人，要想做到金屋藏娇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伴随着权色交易将会产生个人受贿、挪用公款、权钱交易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1990年被判死刑的原首钢北京钢铁公司的党委书记管志诚，贪污受贿150多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为了长期供养十余个“小蜜”。也有不少的官员甚至高级官员，曾经做过很多利国利民的业绩，但在关键的时刻却不能善始善终，最终落得个一无所有的地步。据1997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报道,头顶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优秀企业家、优秀共产党员等耀眼桂冠的陈铭,原是北京电子动力公司(75l)厂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本来兢兢业业、已年近六旬的他,却在临退休前的一年半内,贪污公款574.6万元人民币,最后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家属渗透是一种新型的腐败形势，这种腐败的渗透能力效果之显著令人发指，官员也难以抵挡。行贿人往往会抓住官员的拒绝心态，间接性地通过其家属劝说、受贿等等来达到行贿的目的。据中新社2000年3月13日报道，江西鹰潭市副市长魏时中原来一直很廉洁，为拒送礼，他甚至逢年过节带全家躲在亲戚家中，因为这样做既可以不收礼，又不伤送礼者的面子。在某些人的怂恿下，他的妻子侯水娥后来不干了，她对着丈夫嚷嚷：“你怕什么，别人都这样搞，不搞是傻瓜，有事我来承担，与你没有关系。”在侯的一再煽动下，夫妻双双接受贿赂，不久东窗事发，魏时中被判刑15年，其妻被判刑4年。据《南方周末》报道，原北京延庆县委书记刘金生就是先买通了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才获得顶带花翎，最终获得更多私利的。报道说，此人曾先后送给领导干部子女7辆高级轿车，其中陈公子3辆、副市长王宝森的公子1辆。他还三次请陈公子出国，其中两次到美国、一次到泰国。此外，他也巴结这些公子们，光送礼就达85万人民币。如此手法，让官员们防不胜防、一个个成为了瓮中之鳖。
二、官员腐败对社会的危害
2006年1月18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披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贪污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美圆在逃，其中有的已经潜逃国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可见官员腐败已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具体分析看来，这种不可逆转的后果可具体分为七点：
(一)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根据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统计资料，“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各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比重的13.3%-16.8%之间。
(二)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学原理表明：投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有利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的合作与竞争日趋激烈，投资者一般以经济增长率作为其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因此，人们除考虑市场、利润等因素外，还要求具有廉洁的政府、稳定的政局等条件。由于“贪污犯罪类似于一种不可预见的随机性税收”，必然严重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腐败和贪污受贿的程度越是不可预见，对投资者的影响就越大。“腐败对投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绩效、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腐败抑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机制是影响投资这个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三)损害市场竞争规则。许多腐败分子常常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入股”，以股金、红利作掩护，隐藏非法所得的收入。从而使这些有“股金”注入的企业常常有大笔的“非法”资金，可以以大大低于市场标准的价格补贴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有些情况下，企业可以提供低于制造商成本价的产品，因此比从金融市场融资的合法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这就使得合法企业很难、甚至不可能和这些企业竞争，进而有可能导致把合法企业排挤出有关行业，严重违背了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
(四)破坏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贪污犯罪“产生于权力资本，而权力资本自身具有迅速扩张的递进倾向和极强的示范效应，这是权力资本的形成所需成本极低而收益率却很高的特点所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贪污犯罪所体现的分配原则是按权力分配，即按权力大小和滥用次数的多少决定分配的原则，贪污所得往往与权力大小成正比。
(五) 减少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机会。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总是涌现大量的贪污犯罪，将会腐蚀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使得人们无法根据利润来判断一个企业的业绩。长此以往，腐败分子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良名声除减少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合法机会及其可持续性增长以外，还会吸引国际犯罪组织前来达到一些短线目标，这些都将对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妨碍作用。
(六) 危害公众安全。推进社会服务和进行公共建设时，若贪污则导致监管松懈，检验不严，便会严重危害公众的健康和性命。
(七) 影响政府运作。政府如不能有效的打击贪污，甚至连政府官员也知法犯法，这必然会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使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程序，使政令无法切实执行。
三、官员腐败的原因探究
(一)体制、机制、制度上的缺陷给腐败提供机会、条件。 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许多改革措施还不到位，出现了法律空白和管理漏洞，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交叉，私有制和公有制混合，让贪欲膨胀者通过插手经济活动以谋取私利提供了机会。 用人机制的不完善，选拔干部自上而下的“官主选举”，干部的监督管理机制的缺失，制约机制的无力等等，导致了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过分集中，让贪官提供了腐败的权力条件。
(二)大部分官员自律性极差，心态严重扭曲。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严峻考验和巨大诱惑面前，腐败分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荡然无存，心态严重扭曲变形。特权、侥幸、吃亏、扳本、敛财、好色、失衡、攀比、赌博、疯狂等等心态，不一而足。“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胡长清语)，“50多岁了，不抓紧时间享受就没有机会了”(贾永祥语)，“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查到了，算我运气不好”(李国蔚语)是典型代表。心灵的扭曲，使消极腐朽思想急速膨胀，使他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几近疯狂。
(三)打击力度小。由于反腐人员素质偏低、执法思想认识存在偏差等因素的制约，加上立法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干扰，处罚偏轻等等，导致打击不力，造成犯罪成本很低，使绝大多数腐败分子心存侥幸，胆大妄为。
(四)反腐队伍人员少，力量弱。全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650万余人，国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903万余人，二者共为3553万余人。我国反腐败队伍由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组成，检察机关中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人员近5万人，加上纪检监察机关中专内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共约10万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比为1:355。队伍小，人员少，政治和业务双过硬的人员不多，队伍整体素质不够高，人员又不够稳定。加上体制、立法上的原因，造成检察机关办案力量上的先天性侏儒，基层检察院对副处级以上的职务犯罪无权管辖(实践中连正科级的都管不了)，而有管辖权的上级院又无暇管辖。因此，反腐力量非常弱小，选择性打击便成为常态，使得许多案件没得到查处，留下很大腐败黑洞、真空。
(五)公民容忍度高，反腐败的民间基础薄弱。黑龙江省某区搞了一个调研，结果表明，八成的人对腐败沉默。广州市也搞了一个类似的调查，在最不能容忍朋友的十大缺点中，腐败排在最后一位。这两个调查结果与国际权威机构公布的我国公民腐败容忍度高达8.6相吻合(腐败容忍度以10度计，度数越高表示社会反腐败力量越小。全球腐败程度最低的前十名的国家和地区，其公民的腐败容忍均不超过1.0)。一边是贪官们大肆腐败敛财，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人丧失批评之声、揭发之举。人们痛恨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能搞腐败的人。生活中当涉及私利时，诸如求学、职务升迁等，最先想到的是用腐败的手段进行解决。我国反腐败的民间基础相当薄弱，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三、官员腐败的对策探究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其本质是权力的滥用或不用，它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阻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败坏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下面，针对官员腐败现象提出几点对策：
(一) 积极推进反腐倡廉教育。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打牢廉洁从政的思想政治基础，牢固拒腐防变根基。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手段。”我们必须将教育面向全社会，深入宣传党的反腐倡廉理论、方针政策、基本经验和工作成果，宣传勤廉兼优的先进典型。教育民众做好自身的廉洁自律，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鼓励和支持民众积极参与反腐倡廉活动。通过教育降低公民的腐败容忍度，提高公民的反腐败意识，是廉洁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例如，香港地区经过
二、三十年的教育，公众的腐败容忍度由6.0以上降到1.0以下，对腐败的举报近100%，署名举报达97%，社会效果很好。
(二) 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当前，最主要的是完善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制度。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健全党内监督制度，规范集体领导的体制。完善违纪行为惩处制度 ，健全对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公务员的纪律处分规定，制定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人员的纪律处分规定。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具体制度。
(三) 强化监督，重在制约。加强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权力行使的监督。加强对干部人事权行使的监督。坚持和完善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干部监督工作机制。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的监督，有效防范考察失真和干部“带病提拔”。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加强对司法权行使的监督，坚决防止和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对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行使的监督，保证行政权力依法、公正、透明运行。
第二篇：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
自 考 本 科 生 毕 业 论 文
论文题目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
作者姓名
王霄霄
专 业 名 称
行政管理学专业
准 考 证 号
030112150171
指 导 教 师
王志松
2014 年5月11日
【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行政大国，官员系统庞大，体系尚待健全，官员素质尚待提高，官员腐败问题突出已经成为困扰我国政坛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上以来，虽然经过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在惩治和预防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看到成绩的同时问题依然突出，行政腐败如久治不愈的顽疾，反腐倡廉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本文则是从中国政府官员产生腐败的表现、特点、危害、原因、对策等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大有裨益。 【关键词】政府 官员腐败 反腐 监督 对策
目 录
一、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表现„„„„„„„„„„„„„„„„„„„ 1
(一)政治方面„„„„„„„„„„„„„„„„„„„„„„„„„ 1
(二)经济方面„„„„„„„„„„„„„„„„„„„„„„„„„ 1
(三)生活方面„„„„„„„„„„„„„„„„„„„„„„„„„ 2
二、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特点„„„„„„„„„„„„„„„„„„„ 2
(一)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2
(二)手段呈多样化„„„„„„„„„„„„„„„„„„„„„„„ 2
(三)作案情节、后果严重化等„„„„„„„„„„„„„„„„„„ 2
三、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危害„„„„„„„„„„„„„„„„„„„ 3
(一)政治危害„„„„„„„„„„„„„„„„„„„„„„„„„ 3
(二)经济危害„„„„„„„„„„„„„„„„„„„„„„„„„ 3
(三)社会风气方面„„„„„„„„„„„„„„„„„„„„„„„ 3
四、我国政府官员腐败产生的原因„„„„„„„„„„„„„„„„„3
(一)权力监督体制存在漏洞„„„„„„„„„„„„„„„„„„„ 3
(二)利益至上是官员产生腐败思想的主观原因„„„„„„„„„„„ 4
(三)惩治不力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 5
(四)道德观念淡薄„„„„„„„„„„„„„„„„„„„„„„„ 5
(五)相关法律的不完善„„„„„„„„„„„„„„„„„„„„„ 5
(六)信息的不透明化„„„„„„„„„„„„„„„„„„„„„„ 6
五、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对策„„„„„„„„„„„„„„„„„„„ 6
(一)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制度化反腐 „„„„„„„„„„6
(二)加强廉政思想教育，完善用人机制，以文化反腐 „„„„„„„„6
(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民主化反腐 „„„„7
(四)加强惩戒力度„„„„„„„„„„„„„„„„„„„„„„„ 7
(五)建立健全法制„„„„„„„„„„„„„„„„„„„„„„„ 7
(六)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等„„„„„„„„„„„„„„„„„„„ 8 参考文献„„„„„„„„„„„„„„„„„„„„„„„„„„„„ 8
正 文
提到腐败，过去，媒体与权威人士总会这样说：是个别现象，大多数是好的，主流是好的。最近，有中央领导从刘铁男等案件反思，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领域和行业，某些单位和组织中，某些腐败行为，难道真的都是“个别现象”吗?
腐败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腐蚀政府权威和行业信用，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它使公共权利没有得到合理的发挥，严重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中国政府官员反腐败势在必行。
一、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表现
目前，不少领域存在易发多发腐败现象和问题，这是我国实际国情所导致和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目前存在于不少领域易发多发的腐败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治方面
政治上背离党、脱离群众。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很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按党的组织原则处理党政事务，脱离领导集体的民主集中制，不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工作纪律，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个别少数领导干部自酿的腐败案件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有些行政官员在工作中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行为失范，令不行、禁不止，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存在，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任人为钱不为贤现象日趋严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求是》①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要深入政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还要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二)经济方面
经济上收贿受赂，公饱私囊。一些领导干部、权力部门的干部，长期在岗位权力严重失控，滥用职权，老百姓不给好处就不办事情，“收红包”还美其名曰“劳务费”、“收入提成”，数额巨大的，干脆直接给存折或者支票，行贿还有 ① 李宝善：《求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 2011年 第20期
1 更隐蔽的方式：邀请考察、介绍职业、调动工作、聘任顾问、提供性服务等等;截留、挪用、骗取国家用于基层农村建设和给群众的政策性减免照顾、补助资金。在经济管理、财务管理、支出审批方面，严重违反管理原则和制度，权利失控，独断专行，以权谋私，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资源，弄虚作假。
(三)生活方面等
生活上腐化奢侈、贪图享乐。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带头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拉拢关系。借会议、考察、培训等各种名义，经常公款境外旅游、公款高额消费。有的单位铺张浪费成风，讲排场、搞攀比，办公场所、办公用品越来越高档。一些领导干部道德沦丧，生活出入高档酒店、夜总会和歌舞厅等娱乐场所，找“三陪”、包“二奶”、养情人，把这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视为很正常。
二、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特点
(一)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近几年发生的贪污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较之过去是数倍、数十倍、百倍的增长，有的案件已经是上千万、甚至上亿，令人咋舌。例如，2014年初，总后勤部副部长**在河南的老家被抄，调查人员起获了数百箱的军用专供茅台，还有寓意“一帆风顺”的大金船，寓意“金玉满盆”的金脸盆，以及纯金毛泽东像等等，财物装满四辆卡车，折合下来几十亿人民币，引起很大的轰动。
(二)手段呈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贪污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其手段也在不断翻新，更加多样化。特别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钻法律空挡，走政策边缘，制造模糊行为，浑水摸鱼，猖狂侵吞公私财产的实践突出。如有的利用认亲结友、婚丧嫁娶等传统民俗节日等。但就是最近，媒体还曝光一位县委书记私下里告诉记者，他光是春节就有1--2百万元的进帐。更有县长转书记后，“廉内助”与其感叹：“当书记和当县长就是不一样”。 现在还有一种就是性贿赂，这种非物质型的贿赂犯罪也是屡见不鲜。
(三)作案情节、后果严重化等
由于近些年贪污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涉案金额的不断增大，主体的多元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危害较之过去更为严重，特别是司法权，贪污腐败犯罪无孔
2 不入，某些司法监管公职人员中的司法权的商品化，已经是这一神圣的国家权力受到了玷污，对政权稳固构成严重的威胁。
三、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危害
中国政府官员腐败在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方面对一个国家产生巨大的危害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诱因。
(一)政治危害
在政治方面，腐败会动摇政府合法性地位，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中国政府工作人员想着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在工作互相推诿工作效率随之下降，腐败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削弱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使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纷争、**、乃至四分五裂。薄熙来和陈良宇、陈希同一样，在政治局委员这一级高官中，是极少数，是个别现象，但他们造成的危害，因他们而倒台、出事的官员，贪腐的数目却不可小视，不但影响政治领导人的声誉，而且对党、对国家和对人民等个个领域都有极坏的影响。
(二)经济危害
在经济方面，腐败分子不仅自己通过贪污受贿侵占国家资金，而且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国家巨额资金和大量财产流入不法分子手中。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力进入市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三)社会风气方面
腐败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腐蚀性，个别行政官员的腐化堕落、骄奢淫逸、狎妓嫖娼、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违法犯罪充斥整个社会，会使封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污染社会。
四、中国政府官员腐败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存在和演变都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时代的原因。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相当复杂的。
(一)权力监督体制存在漏洞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与权力监督制约有关的政治、行政和司法的机构
3 部门在不断的调整充实。目前，承担着党内外政治、行政和司法监督，进行反腐败斗争的主要有下述三大机构部门：
1.党的机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2.行政部门，国家监察部和地方省市县监察厅(局)。
3.检察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和省市县检察院设立的反贪污贿赂局，主要负责对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经济类犯罪案件侦查、预审工作的指导;参与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直接立案侦查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
从以上情况看，我国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部门机构已经不少，体系也很完整。但是，由于现有的三大部门机构对于所监督的权力主体，形不成独立的权力制约关系，因此难以收到有效的监督效果。
谁都清楚，失去监督的权力，一定会产生腐败。小平就说过，制度好，坏人不敢作恶，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这些年，反腐败的监督与制度的建设，应该是进展很大，但是，即使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了，无论是官员和百姓都清楚，这个笼子是还太稀松了。正如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所说的，是“牛栏关猫，来去自由”。既然是牛栏关猫，你就指望关在笼子里的只能是圣人，只能靠自律了。而我们的官员，又有几个是不食人间烟火，不中钱弹肉弹的圣人与神呢?只要牛栏关猫，来去自由是个普遍现象，腐败，就肯定是个普遍现象。
(二)利益至上是官员产生腐败思想的主观原因
共产主义理想②是党和干部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奋力前行的指明灯。当今政府官员经不起腐败思想的侵蚀和金钱物质的引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机关和企业单位的某些公职人员由于本人素质不高，受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在金钱和物质引诱面前失去了自控能力。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与政治存在不合理方面，又为这些不坚定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就使得少数公职人员当官做老爷和以权谋私的欲望恶性膨胀起来，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为了私欲不惜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三)惩治不力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
② 周永康：《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人民网 1999年12月28日 第1页
4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生灭兴衰，都与统治阶级的反对与提倡、限制与纵容密切相关。在反腐败斗争开展后的现今，我国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这与打击惩治不严不无关系，以使中国官员的腐败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有的专家将我国查处腐败的情形比喻为“隔墙砸砖头”，砸到谁谁倒霉。还有就是对于已经查出的官员惩处不严，由于腐败大面积的发生，致使案件的查处标准在一些地方不断被放宽。如厦门远华案，贪污5万元以下的免于处理;马德卖官，涉案265人，只有4人被处理。而出现这种情形据说是由于“涉案人员太多，如果全部处理，整个政府就跨了，无法运行，而具体做法只能是抓大放小”。可是这种处理结果与情与理都是对腐败的纵容和鼓励，必然使腐败更加猖獗。
(四)道德观念淡薄
柏拉图说：“人的品性是政治的基础，而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③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资本主义自由化和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对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政府官员摆脱了自己应遵守的各种道德规范的约束。比如某些干部包养二奶、参与赌博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五)相关法律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六)信息的不透明化
③ 何贻轮：《政治学与行政学名人观点揽要》 延边出版社 2002年 第167页
5 无论是机关进入，还是提拔任用、目前尚缺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机制，“靠关系”、“走后门”在一定范围内仍广泛存在。由于“任人唯亲”这一现象还在存在，使得我国的官场腐败甚重;还有一些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共享，使得官官相护，腐败现象此消彼长。
五、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对策
权力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造福人民运用不当则贻害无穷，因此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对权力制约的关键就是建立健全行政监督制度，主要包括行政系统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
(一)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制度化反腐
1.完善体制内监督，在党和行政内部监督机制上，实行由上级的纪检部门对下级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实行政治、行政和司法的独立监督，确保监督的权力保障性;
2.完善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
3.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的舆论监督形式，拓宽监督渠道，发挥广大民众的监督权，提高公民的反腐败意识 ;
4.完善官员财产监督，试行并不断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官员财产进行有效监督，有效遏制腐败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直强调不论是谁，不论职务有多高，只要搞腐败就坚决查处，绝不手软。对薄熙来、刘志军等人问题的查处就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
(二)以德倡廉，完善用人机制，以文化反腐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周礼》曾提出：“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官员只有经常加强廉政文化的学习，才能廉洁自律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此外在政府官员任免上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坚持五湖四海，拓
6 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满腔热情爱护干部，严格要求管理干部，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健全干部管理机制，从而有力的遏制了所谓的“亲情文化”的蔓延，净化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从思想源头上抵制腐败。
(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民主化反腐
在党内民主构建上，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坚决反对“一把手说了算”的领导个人决策形式，积极鼓励和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可以改革领导班子制度，部分班子成员参与决策，其余班子成员行使否决权。根据班子成员所代表机关的性质，只有那些执行机构的代表直接参与决策，而非执行或监督机构的代表不参与决策而只负责监督，并且可以对决策结果行使否决权，从而可以有效分解官员的权力，有效防止专权腐败。
(四)加强惩戒力度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有一计为“杀鸡儆猴”，意为杀一儆百，用惩罚一个人的办法来警告别的人。一方面警告有企图或者正在腐败的人，另一方面也使公民对于反腐败意识更急积极。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可是腐败仍在蔓延，可以看出，惩治力度仍要加强。加大反腐监督和执法力度，推进“责任政府”的建立，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使利益相关者不敢为。对于那些腐败的官员决不能姑息迁就，要从政治上让他们声败名裂，经济上让他们倾家荡产。
(五)建立健全法制
光靠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政策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应当以法律形式将腐败治理法律化，依法防止腐败，依法治理腐败。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远远不够，缺少相应的法律基础。因此，要建立和完善这一方面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一些涉及到有关政府官员行为可能导致的腐败现象，进一步明确腐败的种类，追究方式，惩处方式，受到的惩罚力度。查办腐败案件，措施要实，真管真查，不能心慈手软，防止有案不查，有罪不定，重罪轻判等问题。要排除和抵制各种干扰，保证
7 司法公正性。
(六)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等
实行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保证实现公众对政府官员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打造阳光政府。党的十八大将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对反腐倡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纪委也正在制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体系2013-2017年的工作规划，进一步完善党内反腐倡廉的教育、预防、监督、惩治的制度体系。
总之，通过以德倡廉，以法护廉，以监督保廉，彻底转变政府的职能，为防止腐败筑起了一道思想防线，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建立了一套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从而使为官者、当权者“不想腐败”、 “不愿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进而达到防止权力滥用，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目的，使政府官员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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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贻轮：《政治学与行政学名人观点揽要》，延边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 5.许耀桐：我国权力监督体制的现状和弊端，中国改革论坛网，2014年01月。
第三篇：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当下中国，腐败问题已经为政权敲响了警钟，于是反腐败就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采取“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策略，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反腐决心和查办力度。然而，反腐败的成效不在于查办了多少贪官，而在于社会中还有多少贪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腐败犯罪的原因，特别是社会原因，以便对症下药，提高中国预防腐败的能力。
一、中国腐败犯罪的现状
在过去十年，中国查处的贪官数量堪称“世界之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国每年查处的贪官约四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二千多人，司局级干部二百多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五六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反贪污贿赂工作时介绍，从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涉及1987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368人，司局级干部1029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2人，包括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4年，中国“打老虎”的成绩引人注目，共查办省部级以上高官33人，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
然而，查办贪官的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腐败犯罪的状况，因为腐败犯罪还存在“黑数”，即已经发生但未被发现或未被追究的犯罪数。在中国，腐败犯罪的查处面临“三难”，即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首先，腐败犯罪的方法、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腐败犯罪没有被发现的现象不足为奇。其次，腐败案件的查证主要依赖人证，物证较少，而且犯罪人多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反侦查能力，所以查证也很难。再者，腐败官员多具有广泛的“人脉”或关系网，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或保护伞，因此许多已经获得充分证据的案件也很难对犯罪人进行实质性的处罚。
根据腐败犯罪的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在已经实施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被发现;在已经检举揭发或偶然事件而被发现的腐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查证;在已经获得相关证据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处罚。如果这三个推断比较靠谱，那么三个50%相乘的结果就是：受到处罚的贪官大概只占实在贪官的12.5%。换言之，腐败犯罪的黑数可能高达87.5%。 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所谓个体性腐败，即主要因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低劣导致的偶发性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即主要因为制度缺陷导致的多发性腐败。所谓社会性腐败，即主要由于文化习俗和行为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败。它与制度性腐败往往有常态联系，但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当代中国造成腐败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原因，也有制度原因，还有社会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会中产生腐败的原因。
二、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腐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因此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人轻规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找关系。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
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与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二)送礼成风
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
(三)公私不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四)喜爱特权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上。“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因国家领导人出行而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地追寻这种特权，譬如冒用军警车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警用喇叭、违规办理各种通行证等。一些无法获得这些特殊用品的人还会自我享受特权车的待遇，譬如占用紧急行车道、闯红灯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三、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过去三十年，中国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的复苏和道德信仰的崩溃。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腐败犯罪就处于多发状态。具体说，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仰缺失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烧热血的青年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崇高的理想就逐渐在权力的侵淫和现实的反衬下变成虚幻的口号。无可否认,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信仰缺失。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黯然失色，而复苏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难成大道。虽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许多自称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但其中纯洁的信仰者恐怕为数不多。一些佛教圣地的过度商业化就是例证。于是有人感叹，就连寺庙里的和尚都“一切向钱看”了，中国人的信仰何在!如果平民百姓只信仰金钱，社会中就会有很多的坑蒙拐骗。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只信仰金钱，国家中就会有很多的贪污受贿。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各路官员的信仰缺失确为原因之一。
(二)道德下滑
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道德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倡导文明的行为模式。中国曾经享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但现在却呈现“礼崩乐坏”的态势。在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诚然，过去流行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说法确实有些虚高，但是曾被国人所不齿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主张却已经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扬，甚至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大众心态，就都表明了道德观念的低落。另外，文艺作品的“低俗化”和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也反映了社会道德的迷失。诚然，中国还有助人为乐的好人，也有真心为民的官员，但属于凤毛麟角。在整体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官员群体的自我约束能力就会下降，出现那些“窝贪”和“串贪”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私欲膨胀
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会中应该受到约束，否则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但是也促进了国人私欲的膨胀。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达给人们的消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也就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丰富和扩张。另一方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是也急剧地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们的私欲。于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就去寻找不当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径，包括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去“寻租”。从这个意义上讲，贪官就是膨胀的私欲所催生出来的怪胎。
(四)行为失范
在社会转型期间，主客观的因素导致许多人的社会行为失范。就贪官而言，这种行为失范多始于性行为的纵乱。古人讲,万恶淫为首。此话并非儿戏，实乃经验之谈。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急剧地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一些官员也随波逐流地放松了自身的行为约束，从“讲黄段子”到“包养情妇”再到“开房嫖娼”，于是就出现了重庆区委书记的“做爱视频”和上海法官的“集体嫖娼”等轰动一时的丑闻。性行为规范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个突破了性道德底线的人，往往也就很容易突破其他方面的道德底线，于是，性罪又衍生出他罪，包括腐败犯罪。用老百姓的话说，当官的连那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啊!当下中国许多贪官的腐化堕落都是从性行为失范开始的，多数腐败案件中都包含有“权色交易”的内容。当然，性行为失范的官员不限于男性。男性贪官拥权贪色,女性贪官则一边以色谋权一边又以权谋色，譬如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因此，社会行为失范也是腐败犯罪的原因之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已初见成效，反腐策略也逐步转移。战略重心从查处贪官转向预防腐败;治标之术从杀一儆百转向有贪必肃;治本之道从思想教育转向法律规制。如果说腐败的大官是“老虎”，腐败的小官是“苍蝇”，那么各类民营企事业组织中的行贿受贿者就像是“蟑螂”。中国查办腐败犯罪的重心应该逐渐从“打老虎”转向“拍苍蝇”再转向“灭蟑螂”。反腐败的进程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标为主，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打“老虎”，遏止腐败的泛滥势头;一方面要整顿纪律，转变党风政风。第二阶段从治标转向治本，一方面严查的对象要从“老虎”转向“苍蝇”，特别是那些顶风作案继续腐败的贪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包括保障法院和检察院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和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以及官员财产公示等预防腐败的制度。第三阶段以治本为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法治的同时，腐败犯罪的查办从纪检监察机关为主的“法外查办”转向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内查办”，而查办的重点也要从“苍蝇”延伸至“蟑螂”，以清除腐败的土壤，巩固廉政之根基。
第四篇：一、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完善。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败法》，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不清晰，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此外，一些人们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尤，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弄虚作假、鼠窃狗盗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造成的主要危害
首先，腐败损害经济发展，不少研究成果表明，腐败从多方面会损害经济发展，腐败水平提高会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大大降低。保罗·莫罗的回归分析显示出，腐败指数(从1到10)每低2.4，人均收入增长率就高4个百分点。其次，腐败危害社会秩序。另外，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改革开放开始后，利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时机，一些领导干部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谋取不义之财，从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权钱交易，腐败泛滥，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们对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和政府倒台。
三、当前腐败现象的对策分析
1.紧抓道德建设
在加强政治理论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我们必须有的放矢，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党风党性教育，勤政廉政教育，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 2.引导舆论宣传 遏制腐败.
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我们党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宣传扬善抑恶、以正压邪，反腐倡廉、以正胜邪;同时宣传从严惩处贪官污吏，消除领导干部腐败的案例。通过宣传一方面使反腐倡廉的思想占领导干部的思想阵地，造成一种学有目标，做有要求，赶有方向，比有标准的工作氛围，形成一种掌权为公，用权为民，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时代风尚。 3.营造法律环境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才能取得成效。
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4.建立健全机制 遏制腐败制度建设是关键。 5.提倡民主监督
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要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得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党组织软涣散问题,防止个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
第五篇：试论述中国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及防治对策
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的发展势头迅猛，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
一、中国腐败问题现状与历史回顾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总书记如是说。当前，中国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表现为公款性奢侈消费、经济类犯罪、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行为屡见不鲜，从腐败官员层级来看，呈现由基层到中层再到高层发展发展趋势，涉及经济管理部门、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学术教育界等多个领域、多个部门，腐败官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回顾历史，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几个政治清明、腐败问题较少的极端典型例子，可以为我们今天解决和防治腐败问题提供借鉴，例如“贞观盛世”、“商鞅变法”时期。
贞观年间，当时国家正处在相对和平时期，综合国力积累上升，国家领导者思想开明、国民思想较为自由开放、政治管理体制分权制衡、重视民主等因素，使得当时国家政治清明、腐败问题极少;此外，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时期，秦国的腐败问题也是基本绝迹的，其原因在于，商鞅变法，厉行“法制”，采用严刑峻法的手段规治吏治，对腐败问题的监察和惩治力度极大。一经查出，当事人非死即残，以致吏治严整、官风正直，腐败问题较少。
二、中国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权力过于集中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权力有相当大的部分集中在党员领导干部手中，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过于集权是产生腐败的直接诱因和根本原因。
(二)长期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奖惩制度缺失
权力集中，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中国当前现实恰是如此。当前，政府教育我们，政府监督有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形式，但是仔细分析之，可以发现没有一种监督形式同时做到持久监督和有效监控，所以，制度缺失、监察不力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以及法律威信不足
2011年3月1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此处所指的法律体系还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基本的体系，其中规范性的“细节法律”尚待编写，此外，国民大众对相关法律知之甚少，更无从信
仰法律之说;而对于官员来说，腐败行为的短期收益明显大于成本，即对腐败官员的惩治力度太轻。官员知法犯法，人民不知法不信法，这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四)正值转型期，市场经济缺点在政治领域的映射
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时代在发生剧变。时值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积淀不足，市场经济的“金钱万能”、“利益最大化”等思想不断冲击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反映在人们思想上就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也就为腐败问题的滋生提供了一个“精神支柱”。
(五)传统封建文化残余的影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官”与“民”始终处在两个对立的立场上，为官者忠君而罔民，为民者畏官且媚官，这种“以官为大、官本至上”的官僚主义思想至今残留在人们思想脑海中。官本位文化，使得官员腐败却可以“混得个心安理得”，腐败问题得以在这个“温床”中越长越大。
(六)社会风气重道德而轻法律
道德层面上，人们普遍认为“找熟人”比“打官司”更有利于解决矛盾争端，当发生纠纷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关系、找熟人、走后门”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法律、程序等方式解决，这基本上已经构成一种社会共识。众所周知，在“找熟人”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产生。
(七)官员自身思想素质有待提高
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说过，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掌权者或由于自身思想素质不够高，或由于长期安逸而丧失机警，在行驶权力过程中不断受到公权力的侵蚀而腐化，这是腐败问题产生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八)外部国际环境的侵蚀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世纪，中国的国际化步伐越来越快，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同时，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正受到来自欧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由于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在对方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敌人”，因此也就采取各种手段加以削弱，比如“蛊惑”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思想不坚定者，并为他们的腐败行为提供政治避难等“退路”。
三、中国当前腐败问题的防治对策
防止腐败问题，从来都不是单方面措施能解决的，必须“多管齐下”、全面出击。
(一)短期
1、完善经济制度改革，加强经济宏观掌控，广泛树立诚信、公正、合作、竞争理念;
2、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强化权力制约，实行“精兵简政”;
3、构建完备的监察惩治制度体系，加大惩治力度，同时设立廉政奖励制度等正面长效机制;
4、加强执政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官员思想素质要求;
(二)长期
1、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出台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国民主动“知法信法”;
2、加强社会风气引导，倡导公正清廉的社会风气，培养国民信仰;
3、寻求改革教育方式，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
四、结语
北宋民族英雄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放在今天就是，政治清廉，国防稳固，“中国梦”必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