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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语境下现代文学论文 篇1：
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独立与“双翼”舞动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立的基础，是它的现代性。现代性并非单数。世俗现代性，包含了较多的民间和传统的因素，强调文学的娱乐消费功能。当它从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那里取得话语主导权以后，就会要求把通俗文学纳入现代文学史，从而突破现代文学的“五四”上限。这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解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二是造成处理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关系的困难。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其“五四”上限不宜突破。在坚持现代性标准的前提下，中国现代知识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两翼”舞动，共同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从这样的战略性眼光看问题，急于突破学科的边界，有可能走向学科的自我解构。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学科独立；雅俗互动
中国现当代文学（下文统称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当下正处在重要的调整时期，其范围涉及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其实，各种新的现代文学史构想，都冠以“现代”名称，这说明大家都是在现代文学学科范围内思考问题，都有意把这个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区别开来，都致力于这个学科的发展。因而，本文的讨论也就着眼于这些新的构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存在和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方面。
一、“现代性”的歧义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立的基础，是它的现代性。可是现在引起争议的源头，是现代性并非单数，而是复数，即是说存在着不同的“现代性”。
这个学科创建时，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加白话形式，它的外延则又是由这一内涵规定的，其中包括它的1917年至1949年的时限。新民主主义的现代性，实质是政治革命所追求的现代性。它的基本内容，是要通过社会政治革命，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从而为生产力的解放开辟道路。
新民主主义所规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无法避开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特点，因而按照这种理论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强调政治（无产阶级政治）标准的优先地位，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性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影响了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和选择。更为严重的是，后来一度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的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几乎窒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气，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成了中国“左”的政治理论的注脚。
20世纪80年代初，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启蒙主义关注的首先是人的现代性，它要通过人的现代性和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达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的目标，而不是像新民主主义那样侧重于通过社会制度的革命性改造来解决人的现代性问题，后者实质上是把人的现代性理解为随着社会制度现代化可以自然解决的问题，而这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一种幻想。以这种启蒙现代性的观念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给中国现代文学史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比如评价文学，不再以文学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作为价值尺度，而是以文学承担思想启蒙使命作为标准。对一系列文学现象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对鲁迅创作价值的认定，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指导下的文学史有了明显的不同。现代文学发展的图景也不再呈现为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的不断进步的模式，而是认为中间经历了曲折，到新时期才接上“五四”传统，文学才又迎来了繁荣。
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到启蒙主义文学史观的发展，意味着淡化了文学史中的政治革命因素，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告别革命”的形势是相吻合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清理“左”的观念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所以需要对革命及其遗产进行新的阐释。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把革命解释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淡化其阶级斗争的色彩，增加一些人性的因素，使之能够为当前世俗化社会的一般民众所接受。从这种变化中，我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由经济变革所带动的世俗化潮流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渗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它的一个表现，就是用世俗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双重标准来建构更新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世俗现代性，是经过现代化包装的世俗观念，具有平民化的特色。它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让生活更具乐趣，使人的欲望获得充分释放。一切外在的社会禁忌或使命，无论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启蒙的名义，都暂且放置一边，活着，并且活好，成了最紧要的事。现代传媒对于世俗化思潮的兴起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它用铺天盖地的广告诱发人的消费欲望，营造了一个欲望化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些作家把文学当作展示欲望的手段，直接参与了消费主义的大合唱。相比革命现代性的强调阶级觉悟，启蒙现代性的强调个人独立和权利，欲望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是为不同时代人所共有的，因而也是超时代的。世俗现代性可以因为加入了时尚的内容显得十分前卫，可是它的内质却是可以为不同的时代所共有。比如《金瓶梅》所展示的欲望，晚清的《海上花列传》所展示的欲望，和《上海宝贝》所展示的欲望，在表现人性的原始一面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两样，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由这种与时代联系不那么紧密的世俗现代性参与本来由启蒙现代性主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必然地会给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带来深刻的变动。它强调文学面向市民的娱乐消费的功能，必然会要求把通俗文学包括晚清通俗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而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上限。当然，很少有人主张以世俗现代性全面取代启蒙现代性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世俗现代性要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并且受矫枉过正的历史辩证法的影响，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抬高世俗现代性地位的倾向。这从其主导方面说，，体现了一种合理的反拨，是对过去相当长时期里片面否定世俗现代性、否定通俗文学价值的一种校正，但它所带来的问题，似乎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突破“五四”上限的“陷阱”
启蒙主义文学史观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在认同“五四”作为新文学历史起点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意见一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尽管对许多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但学科的基本结构却没有变动：中国现代文学还是被认为是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新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仍旧被认为是推动文学进步的力量。而世俗现代性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史，明显地告别了“革命”的价值观，降低了“五四”对于新文学发生的意义。
“告别革命”的口号，最早是由李泽厚在1995年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中提出的。他在与刘再复的对谈中说，革命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因而要改良，不要革命。李泽厚的“告别”论，会使革命历史无法从其自身的连续性上得到阐释，从而造成革命传统（正统）的断裂，所以没能得到主流的认可。但主流社会自身其实也在循着从革命到改革的方向调整策略。于是，我们看到革命的传统虽然没有中断，但对革命的阐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的意义更多地被解释成为现在民众容易接受的形式。经过这样的阐释，原初与传统完全对立意义上的“革命”已经变成与传统达成了妥协甚至和解的“革命”，其内涵和基本的精神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基于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世俗化潮流的兴起，反映了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市民的社会地位的提升。在这样的时尚中，降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突破“五四”上限、包容晚清的通俗文学创造了条件。它的积极方面，是使人们认识到“五四”新文学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前缘的，其源头之一就是晚清文学。在长期忽视晚清文学价值的时候，这有一种提醒和反拨的作用。不过，如果反拨过度，对世俗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关系处理不当，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或者脱离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挪用西方现代性发展的模式，以世俗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那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带来的问题可能会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也更严重。它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先说第一个方面，即它有可能解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存在？无非它的对象是现代文学，其性质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本质性差异。可是人们会进一步追问：用来区别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性标准又是什么？如果仅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可以强调它的反封建性，它的白话形式，总之是着眼于它的现代的意识形态和现代的语言形式，虽然要从理论上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容易，但至少可以给出一条理论的边界，提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可是，如果要把这个标准落实到文学史中去，问题就复杂了。仅以现在一般所认可的反封建的内容和白话的形式这两条来说，就不容易明确地在文学史中指认落实。因为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找出一些反封建的思想因素和叛逆激情，非常容易；白话的流行也早已开始，即使是现代的白话，其实也在五四之前的白话报纸中广泛地使用。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历史分界点，即使有了明确标准，也只能看历史的大势，着眼于这个点是不是足以代表文学史的重大转折。稍为具体地说，一是看它变革的力度是不是足够大，大到足以代表一个崭新文学时代的开始；二是看这种变革是不是拥有系统的理论，倡导者是不是自觉地运用这套理论加以推动；三是看它对后来的影响，即此后的文学发展是不是以它为基础，前后是否保持了直接的联系？
按照这样的标准，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中，有可能充当现代文学发生标志的大致有：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在这些重大事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而且影响重大的，还是大家所公认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自觉地针对中国封建文化和旧文学而发动的，它标志着现代性的“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提出的一套系统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有一种“历史断裂”的感觉，而此后的新文学发展又是直接以它为基础的。因此，“五四”文学革命最有资格充当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分界的标志。这已是老生常谈了。要突破“老生常谈”，还须十分谨慎。如果没有经过缜密考虑而简单否定“老生常谈”，或会造成混乱。比如突破“五四”上限，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追溯到晚清，甚至确定为晚清的某一部作品，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它看似创新了学科格局，可是最终会落入一个逻辑的“陷阱”，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解构。
依附于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之上的文化传统，原是一条不间断的历史长河。它可以突变，但不会完全断裂。要在“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之间找出前后的联系，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的理由，那么我们可以按同样的逻辑，把这个起点进一步推向晚明。周作人就曾明确提出新文学的源头在晚明。要在晚明文学中找出一些晚清“起点”论者所看重的“欲望、正义、价值和知识”，也太容易了。晚明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晚明的出版业发达，晚明的名士风度，晚明的欲望叙事，仅就其与此前的社会和文学传统的差异而言，按晚清“起点”论的标准，哪一点不可以作为现代文学发生的依据？按此逻辑，我们还可以把“新”文学的发生标志进一步向前推，一路推向唐宋，推向两汉和先秦。因为仅仅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看问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找到一点现代性的思想情感元素和类似现代叙事技巧的因素也并非难事。于是，问题实际上回到了应该如何看待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前后联系和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之间的关系。为了方便起见，我把我以前一篇文章中的有关意见引述在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的意思是说考察宇宙人生这样的对象，重要的是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是变动不居的，从不变的角度看，则物我皆是无尽的。我认为，考察像“五四”文学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重要的也是你采取什么样的基本态度。如果从不变的角视度之，当可发现它与传统的历史联系，因为历史本来就是线性的、连续的；如果从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则又可以发现它与古典文学及其传统的巨大差异。于是，问题回到了到底应该从变化的方面还是从不变的方面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取决于目的。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证明“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的联系，二是要证明“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对立。这两个命题都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对立的真实。而问题在于，这两个有待证明、并且可以证明的命题，其重要性有没有等级差异？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联系是隐性的，是通过传统自身，的延续性得以实现的，是通过作家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得以保证并体现出来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对立则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所自觉追求的结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无视“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历史联系，但更要重视“五四”文学相对于晚清文学的新变。说到底，晚清文学的价值，要通过“五四”文学的更为成熟的新形式表现出来，而此后的新文学显然是直接在“五四”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现在话题又要回到这一节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上，即逻辑的“陷阱”。我认为，如果仅仅依据文学史前后阶段之间的联系，发现“五四”文学有晚清文学这一个前缘，就断定现代文学的开端在晚清，甚至找到晚清的某一部作品作为现代文学发生的标志，抹杀了“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更为本质的差异性，那末如前所言，按同样的逻辑可以把这个起点一路向前推，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它只能与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南北朝文学、元明清文学并列在一起，成为一个断代的文学，成为“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而不再是一种区别于古代文学并与古代文学相对称的“现代文学”了。
三、“双翼”的舜动
以世俗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作为确定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理论依据所带来的第二方面的问题，是它可能造成处理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关系的困难。
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严格意义上说，是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文学系统。范伯群先生对此有很好的阐述，他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时序的发展上，在源流的承传上，在服务对象的侧重点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如果不看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特点也就会被抹杀，它就只能作为一个“附庸”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这就不能科学地还中国现代文学以历史全貌。我读范先生的大作后的一点感想是，如果看不到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两者的联系，即在同一个时代语境中产生的体现了不同文化倾向的两种文学思潮，就有可能把体现了民间趣味的通俗文学排除在现代文学史的视野之外，忽视乃至抹杀它们对于知识精英文学的推进作用；但如果看不到两者的区别，除了范先生文中所指出的那种令人担忧的可能性外，我还担心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可能倒过来以通俗文学的规则取代现代精英文学的规则，从而颠覆和解构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规范和构架。范先生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先把现代通俗文学的问题放到现代通俗文学的范围里来谈，把现代精英话语建构的文学作为现代精英文学的问题来对待，没有把两者混同，然后再来考虑怎样把两者整合起来。他说，先把通俗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进行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将它整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家庭’中去”，他把这项整合的工作称为通俗文学研究的第二道工序，作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提了出来。
那么，如何着手这第二道工序并把它完成呢？我在读了范先生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史后》后写了一点心得，其中说到：
这第二道“工序”，显然需要根据时代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对价值坐标加以适当调整，而不能简单地改变历史的判断，造成历史叙事的新的混乱甚至更为严重的断裂。这其中，当然包含了许多很有意味的问题，比如通俗文学所体现的世俗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所体现的启蒙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分别对后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评价两者的影响力？又如，20世纪初的通俗文学所体现的世俗现代性与20世纪末的世俗化思潮中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而后者与五四的启蒙精神的关系又应怎样理解？五四新文学批判通俗文学的正当性在哪里，五四新文学又为什么吸收了先于它的通俗文学的艺术因素，而这种从通俗文学中借鉴艺术经验而推动了新文学发展的现象后来又出现过，甚至像张爱玲那样真正把两者融为一体而取得了成功，这又应如何解释？五四新文学受益于通俗文学流行的背景，是不是就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整体地向前推移，不向前推移就难以说明五四新文学与20世纪初的通俗文学的历史关联了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中国知识精英所建构的文学作为一体的两翼，是如何双翼舞动飞翔起来的，也即是如何相互促进，在矛盾互动中共同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细致地研究的，而它们又都是从范伯群先生等人的通俗文学研究中所提出来的新问题。仅这一点，也足以显示范伯群先生这部新书的重要意义。上述问题，需要做专题性的研究，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但有一点我想应该强调，在中国语境中，世俗现代性虽是现代性的一种形态，但它有跨越不同时代的普遍性一面，包含了较多的民间的和传统的观念，与古代的传统容易取得谅解和妥协，而启蒙现代性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为它是直接针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缺陷提出来的，是直接反传统的，因而完全是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而且因其重视人而贴近文学的审美本质。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来说，或者从中国历史的未来发展角度看，世俗现代性可能会经不断的改造，以新的形态延续下去，甚至演绎得更加有声有色，而启蒙现代性却会在启蒙的使命完成后退出现实的舞台，成为一种思想史的遗产。可是不要忘了，未来社会可能存在的那种世俗现代性，一定是在其世俗外表里包含了更为前卫的时代内容，而启蒙现代性的精神则会在这些前卫的时代内容中体现出来，成为其灵魂。任何现代意义上的世俗生活，花样可以翻新，但最终都离不开启蒙现代性的规定。离开了启蒙现代性所规定的人的独立自由精神和人的基本权利，世俗现代性就会退化为古代世俗生活的情调和样式，失去其现代的特性。因此，我们在把握世俗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意义时，要在相对地更具有现代特色的启蒙现代性基础上来整合世俗现代性的丰富内容，而又从世俗现代性的更接近民间和传统的意义上来发掘其资源，从而推进启蒙现代性的民族形态的形成。
对此，范伯群先生曾用了一个形象化的表述：“一体两翼”。“一体”，是指中国现代文学，它显然是一种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对应的现代的文学，我想应该是以最具现代特性的启蒙现代性作为它的思想基础，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上限不宜突破。“两翼”，是指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意思是中国现代文学少不了这两个方面；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我想这“两翼”的共存依据，就是世俗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的缠绕关系。具体地说，晚清的世俗现代性是中国启蒙思想产生的一个文化背景，甚至是中国启蒙现代性的源头之一，但它的现代性意义，则要到“五四”时期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发生时才充分地呈现出来，虽然它的一部分内容被“五四”启蒙运动压抑了。因此，可以把晚清通俗文学视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前奏（梁启超发动的文学改良运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前奏），并从世俗现代性与启蒙现代的矛盾互补关系上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先驱对它的批判。这种批判明显地是出于思想启蒙的时代需要，但其批判本身不应成为抹杀通俗文学中所包含的世俗现代性价值的理由，因为它原是另一种形态的现代性。
“一体两翼”，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两翼是如何舞动起来的？这又是一个须做专门研究的问题，但我想其中的重要一点，是不能仅仅停留在以“旧派文学”的名义在文学史中为其保留一个章节的位置，让它孤独地漂浮在“文学史”的海洋上；更不是以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各自标准相互否定，即用通俗文学的标准嘲笑精英文学的脱离市民大众口味，甚至一度成了直接表达思想的工具，反过来也不能以精英文学的标准指责通俗文学的缺乏思想冲击力度和时代特色，贬低乃至抹杀通俗文学的特有价值。我们需要超越雅俗对立的思维模式，从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的矛盾互动中说明这两翼的舞动，也即是说要在承认它们存在差异乃至矛盾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并清晰阐明知识精英文学是如何吸收通俗文学的观念和艺术技巧，从而丰富和充实了自身的风格，而通俗文学又如何在知识精英文学的压力下追随时代脚步提升了自身的思想艺术，回应了严肃的人生挑战，从而进一步显示出现代的意义，以至后来产生了像张爱玲这样兼具通俗性和精英特色的成功的文学家，又产生了像金庸那样深受现代读者欢迎的可以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学大家。
四、“现代”的价值与“现代”的时间性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全球范围内文明冲突的加剧，中国大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了一股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在这一思潮带动下，激进主义的革命价值观逐渐为注重利益关系协调的温和的改革所取代，并开始了对激进革命历史的反思。反思的内容之一，是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价，改变了激进革命时期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甚至有点矫枉过正地反转过来张扬传统文化，其意当然是为了向内凝聚人心，对外抵抗西方文化的霸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受到质疑，或者超越“五四”文学革命寻找现代文学新的起点，都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趋势。而主张把现代作家创作的旧体诗词也纳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观点，同样地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建者一代，都是反对把现代作家创作的旧体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的。我不想在这里具体讨论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应不应该进入现代文学史，我所关心的是这一主张背后的文学史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上应该是“现代中国文学”。概念中“现代”一词位置的变化，包含着重要的含义，它是强调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现代中国”这一历史时期所有文学都包括进来的文学史，“现代”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价值的标准。这实际上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不应该过分强调它是一种新的文学，而只是现代时期文学的一个总称。这样的文学史观，不仅为通俗文学进入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现代作家创作的旧体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甚至为现代作家的文言作品进入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依据。
放弃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价值的坚守，这原是“后革命”时期降低激进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地位乃至取消它合法性的一种尝试，它反映了一种扩大主体自由的价值取向，换一种时髦的说法，就是体现了一种取消意识形态等级、抹平差异、解构主流话语权威的后现代主义时尚。可是，我想应该充分关注这一概念的内在悖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意图是要放弃对文学进行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可是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取消现代性价值的坚守。说得更确切一点，它仅仅是把价值判断从文学的层面转移到了社会历史的层面，即首先是要确认这个时代的现代性——它是现代的，然后再确认这个现代性的时代中的所有文学现象都是应该进入这个现代文学史的。这其中的悖论就表现在，本来是要取消现代性的价值标准，可是这个概念的成立恰恰又离不开现代性的原则，甚至是完全以现代性的价值为基础的。换一种通俗的方式提问：我们有什么理由规定这个时代是“现代”的，是与“古代”相区别的？无非是根据现代性的标准，哪怕这个现代性的标准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艺术、教宗等众多的领域，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来给这个时代以“现代”命名。既然我们不得不使用现代性的标准来命名一个时代，又有什么理由在文学方面放弃和排斥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再进一步说，表面看来在文学领域放弃乃至排挤了现代性的标准，保证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平等地位，可是我们先已规定了这些文学所借以存在的社会本身必须是现代的，这种现代性就真的能不涉及对文学价值的评判了吗？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本性上说与这个“现代”时期文学没有什么两样、却存在于这个“现代”以前时代里的古典作品排除在外呢？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即中国现代文学，或现代中国文学，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它的存在是离不开现代性的价值评价的。如果放弃现代性的价值评价，它的独立于古代文学的地位就不再存在了，它就只能像上文所说的，成为与古代各朝代文学并列的“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
如果从具体操作的层面上看，放弃价值判断的“现代中国文学”之基本意图其实也是难以贯彻到底的。我们现在实际上仅是考虑到了通俗文学的问题，考虑到了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和文言作品的问题，但我们是不是要以同样的理由让这个“现代”时期的汉奸文学、法西斯文学也平等地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呢？按理应该进入，但实际上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让它们进入，岂不是又改变了放弃价值评价的初衷，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实，问题非常简单，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是一种体现了现代性价值（民族精神自然就在其中）的文学，我们没有必要摆出十分客气的姿态，放弃价值评价的原则，让所有的文学进来。文学史本来就是有所选择的，绝无可能包罗万象，让所有的文学入史。现在的文学史建构实践中，有一种越包罗万象似乎就越有创意的倾向，大家想方设法地追求文学史领域的扩充，争先恐后地要把学科的范围扩大，甚至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包括所有用中文写作的文学。这在实践中无法做到。
既然做不到，我们就不妨改变思路，把越包罗万象似乎就越有创意的这种文学史评价标准纠正过来，理直气壮地坚持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肯定现代文学的根本意义就在其现代的思想与艺术上，坚持现代文学的五四起点，从它与古代文学的差异性中凸显其现代的价值。在此前提下，走一条文学史内涵深化的发展之路，即以新的视野来发掘现代文学的新的意义，使它的历史丰富性更充分地呈现出来。
五、结语：多样性“文学史”
现代文学的学科创新，需要有一种战略性的观念和眼光，即要尊重历史的实在，保证学科的独立性。离开这一原则的创新，就是自我解构，自掘坟墓。
但话说回来，这也不应成为阻碍学科创新的理由。在保证学科独立性的前提下，任何创新都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作为一种可行的方法，我想可以在坚持现代性原则的前提下撰写各种各样的现代文学史，比如现代通俗文学史，现代区域性文学史，现代台港澳文学史，现代华文文学史，各民族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民族文学交流史等等。如果作为一种专题性的研究，也可以单独撰写现代作家创作的旧体诗词史。但在大学用作教科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显然只能是贯彻了经典化原则的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是两个密切关联而又绝对不能等同的概念，一个是观念的形态，一个是客观的实在。作为对客观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文学史的表述，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着眼于不同的侧面，可以从古今联系、雅俗互动、中外交流等方面着手，以多样的形式把客观地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化。这是一个可以发挥创造性的广阔领域，它的前景十分看好。
作者：陈国恩
现代性语境下现代文学论文 篇2：
现代性视野中的新文学景观
随着现代性研究的深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著也日渐增多，逄增玉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版，以下简称《现代性》，同时出自此书的引文不再标注页码）就是试图凭借现代性这一眼光探讨现代文学史的一次有益尝试。
《现代性》一书起首即开宗明义，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内涵做出定位，指出“现代性就是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属性”。恰如福柯所说，“现代性是构成一个时代特征的一组特征”。作者在对现代性做出相对稳妥的描述后，把注意力放在了对两种倾向迥异的现代性的划分中，即所谓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同时指出后者“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为了维护出现于本书中的概念内涵的同一性与精确性，防止可能导致的理解上的混乱，作者将中国现代文学里与西方“美学现代性”含有部分同质性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称为“反现代性”。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是从“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两个方面同时着眼的，而部分论者仅从后者入手的研究视野则难免失之偏狭。毕竟他所谓的欧美资产阶级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品格中客观存在的构成要素，而这些都是不能单纯以西方的“美学现代性”内涵为依据进行排他性分析的。而对以上两种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三个方面的全方位的爬梳与抉微，也是“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论题的应有之义。以剖析现代性概念为起点，作者又进一步发掘出改造国民性、立人以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等现代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与主题模式。
当然，形成《现代性》一书主体框架的动因还在于作者对文学现代性的另一层面的理解，即所谓“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之分。前者强调文学赖以生存的、影响文学发展变迁的外部条件，即文学的“生产”体制和过程；后者则强调文学自身在主题、意向、倾向、价值观、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发生，与整个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和语境内在相关的变化。笔者认为，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两书可以看作是逄增玉所谓“文本之外的现代性”的典型研究成果。正像他自己强调的那样：“本书只着重阐述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内的现代性’，”可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关注点使他对中国现代小说中“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实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
作者首先对两种现代性（即资产阶级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内涵、传入机制及其话语策略进行了溯本清源式的探讨和界说。有人从文化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宏大概念消解和覆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种态度并不客观。正如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①“孙中山、毛泽东都表现了一种克服和超越现代性的巨大努力，这也是后发展国家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②，逄先生在研究资产阶级现代性在“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中的体现时，对从晚清小说中开始出现，经由鲁迅创造的《故乡》结构原型及乡土文学发扬光大，再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继续在吴组缃、柔石、艾芜和丁玲等人小说中流变的这一新文学传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还原，得出以下结论：在以“启蒙”和“反封建”为主题的新文学中，以科学、民主、进步、文明为价值核心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被作为知识分子的外来者带入乡土中国后，一方面，它化为一种“目光”，“看出”了中国存在的现代性缺失，并演化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对立冲突的主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话语，它难免不与本土语境和话语系统冲撞，在难以发生的交流和沟通中丧失升为主流话语的可能，并最终陷入“失语”和“尴尬”的状况，只能形成“看／被看”，而不能形成“说／被说”的叙事关系。同时，作者也没有忽略以蒋光慈的《田野的风》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和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为代表的解放区土改小说中“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中内含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一套具有言说程序、叙事语法并追求实践结果和行动意义的话语。它能够很快找到与乡土中国本土话语的契合点，在彼此的融合相生中成为本土的公共主流话语，通过对乡村结构秩序和公共领域的改造，实现“革命夺权”和“国家重建”的现代性使命，从而呈现为“言说／被说”的叙事关系。他从话语的受阻与融合，介入的失败和成功中，准确地把握到现代性话语歧异在叙事模式流变中的决定作用，这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学者艾恺曾说：“反现代化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③受此观念影响的逄先生正是在参照了美学现代性的三重辩证对立的内涵后，于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中发掘出上述价值内涵的大量存在，从而以“反现代性”这一概念为基点建构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另一类主题与叙事模式。首先他通过勾勒现代中国的“反现代性”文化思潮使“反现代性”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得以还原。进而他不但剖析了废名小说在对乡土礼俗中国的刻写中蕴含的循环时空观和文化民族主义意味；还从沈从文小说中对待乡村与都市的两重价值评判的角度切入，以对比方式互证了其虚构叙事中的“反现代性”。作者还认为张爱玲的“反现代性”体现在她由浅入深地从主题模式到历史观对五四文学现代性话语进行的质疑和拆解。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说废名和沈从文的“反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反智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的话，张爱玲的“反现代性”内涵则相对复杂一些。诚如有人所说：“挽歌的美必然与一种对现代性的焦虑复杂地交织在一起。”④“因为时间不能倒流而产生迷惘和感伤，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反现代性的，但又与现代性化为一体的。”⑤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孟悦在李欧梵启发下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认识到张爱玲正是通过意象化叙述和传奇性写作来营造未“完成”的“现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参差形态”，⑥与本书强调其“反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一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概念的“同体逆向”诠释。正像有的研究者开始以矛盾和游移的心态面对沈从文的“反现代性”，⑦作者也在一篇近作中对鲁迅文本中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话语纠结现象进行了反思，使研究深入到现代性所内含的悖论特征的层次中。⑧
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⑨考察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无疑要对１９世纪以降传入我国的进化论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一番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现代性》一书中的《进化论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章就分别从中国现代作家的忧国救亡精神，人格和思想发展意识，现代文学观念和文本叙事结构中探寻进化论观念的影响与渗透。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演在澄清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新见。例如，作者认识到进化时间意识和新世纪意识，在与革命政治理论相结合后形成的“革命进化论”，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对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事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对于理解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体化发展态势无疑将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然，除了上述问题外，《现代性》一书还就文学研究会，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及文艺大众化讨论与民族形式论争中出现的若干现代性追求、抉择和悖论等问题展开论析，从而为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条重要而又清晰的线索。怎样使现代性研究范式在文本解读方面发挥更大的功能，始终是作者的学术志向所在。《现代性》中对左翼文学经典《子夜》的个案分析可谓史论结合、巨细靡遗的成功范例。作者充分激活了自身的社会科学思维，借助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民族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海外中国学等多学科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成果，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围绕民族资本家典型形象吴荪甫，对《子夜》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文化学阐释。从而雄辩地指出：“《子夜》是一部有关１９３０年代中国民间私人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在面临诸种现代性缺失以及在其他更具强势和优势地位的现代性抉择的冲击下走向没落失败的悲剧性寓言。”
任何著作在有所建树的同时都难免留下几许遗憾，《现代性》一书也概莫能外。依笔者浅见，作者基本上是围绕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来进行现代性话语分析的，这必然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新诗、散文和戏剧的发展与转型和现代性的紧密联系，从而窄化了论题应有的研究视野；同时，书中各章的写作似有笔力不均之嫌，且在论述体系的完整性上也有待改进，例如若能结合民族国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在建国后当代文学中的发展流变继续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在世纪之交更客观地审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注释：
①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页。
②旷新年：《批评空间的开创？》，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③[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页。
④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⑤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文学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⑥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２页。
⑦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⑧逄增玉：《鲁迅启蒙文本中的现代性言说与叙事》，载《文艺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⑨[美]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８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李跃庭
现代性语境下现代文学论文 篇3：
学科调整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问题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性的文学。用来确定现代历史阶段之现代属性的标准，也应该成为确定这一时期的现代性文学的标准。文学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因而具有历史原点的意义。此前文学革新的成就，要通过文学革命更为成熟的创造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左翼文学反映了革命现代性的要求。革命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因而左翼文学事实上改造并融合了五四文学的传统。左翼文学有重大教训，但也有历史贡献和成功的经验。其优秀之作，证明“工具论”的文学观可以兼顾人情与物理，使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达到统一。世俗现代性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世俗现代性看似现代，实则比较传统，反映的是不同时代的民众追求生活享乐和欲望宣泄的要求。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但重要的是这两翼如何舞动起来。港澳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同民族的文学相互之间没有文学标准以外的地住高下。现代文学止于1949年仅是一种照顾教材特点的设计。教材的编写还要在体例上创新，要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将传授知识、提高素质与培养能力融为一体。
关键词：现代文学史；教材；基本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俗化的潮流开始兴起，人们对生活有了新的要求，对历史和传统产生了新看法，这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与以前在学科范围内就某些具体问题，比如对某种文学思潮、某个作家、某部作品如何评价进行讨论或争论有所不同，现在的一些争论，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于何时，其基本属性如何理解，港澳台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新文学与旧派文学或后来的通俗文学的关系怎样处理等，涉及到了学科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如何编写?此外，现在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与以前的大学生很不相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又应怎样编写才能有效地服务于素质教学的目标?最近有出版社约我编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我想到了这些问题，觉得须找出其答案，教材的设计才会有一个整体性。否则即使编出来，弄不好，评价标准前后打架，创新反成了杂凑。本文是就这些问题谈点想法，以求教于前辈和同行。
一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学。这既是指在人们所公认的现代时期的文学，同时又规定了它必须是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时期之所以称为现代的时期，是因为它具备了现代的性质和特点。文学是社会的一部分，用来确定现代历史阶段的现代属性的标准，也应该成为确定这一时期的现代性文学的标准。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的。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区别开来，或者说把中国现代文学从整个中国文学中分离出来，视之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阶段的依据，就是现代性的标准。文学现代性的标准，在内容上强调人的独立精神——人不再像古代作家那样无法真正摆脱封建臣民的意识，不再成为思想的奴隶，而是一个现代的公民，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思考能力。表现现代人的这种现代思想和现代情感的文学，即是现代的文学。在形式上，它首先应该是白话的文学，由白话的语言所规定的一切表达方式，包括新的修辞、新的技巧、新的方法，都是现代文学的基本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五四文学革命，这是因为五四文学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它的划时代性质，不是就文学史上的某一个阶段而言的，而是针对整个古代文学的。五四文学革命依托新文化运动，高举人的解放旗帜，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向封建性的文化和以这种文化为思想基础的文学传统发起了挑战，创造了现代的新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联系是隐性的，是通过传统自身的延续性得以实现的，是通过作家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得以保证并体现出来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对立则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所自觉追求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态度还比较温和。陈独秀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提出“三大主义”，把新文学与旧文学完全对立起来。周作人干脆把新旧文学的对立称为活文学与死文学的对立。这种激进的态度有可以反思的地方，但无疑代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质。不管它存在多少问题，事实上却是它规约了此后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前进的道路。换言之，现代文学后来的发展是建立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起点上，不是直接在古典文学基础发展起来的。它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并在与民族传统的矛盾统一中改造了民族传统，同时也改造了西方的观念，实现了价值观的现代转型。它大量地借鉴了西方文学的形式和表现技巧，并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经验加以融合，实现了艺术风格的现代转型。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造、融合和创新，新文学传统的原点形成了。由这个原点产生了观念意识和表现形式都与古典文学显著不同的新文学。这个原点自然包含了民族传统的因素，新文学也与古典文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前者相对于后者又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二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可能真正断裂的，除非它所依附的民族本身也消亡了。所谓的改变方向或者突变者，是原有的传统的改变方向和突变，而非凭空创造一种与原有传统毫无关系的新传统。改变方向或者突变也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方式，只是它与一般的顺延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以这样的观点看待五四文学与此前中国文学的关系，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必须注意到它与晚清文学的历史联系(晚清文学的小说观念变革、新技巧的运用、文学传播方式的改进和关于欲望、正义、价值的想象，已经包含了某种现代性的因素，其经验相当一部分为五四新文学所借鉴)。其实不仅晚清文学，就连整个中国文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和源泉。另一个方面，又不能不看到晚清文学是士大夫阶层脱离了科举制度以后与新兴的报纸期刊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存在基础是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它后来对商业利益的看重，对市民口味的迎合，虽有现代性的因素，但它所展示的欲望深受旧伦理的规范，停留在“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阶段，或者因为伦理观念的混乱而导致了简单的官能展示。它的正义，体现的只是清官理想。它的价值和知识带有过渡时期的特点。晚清文学是新旧杂呈的，新得不够彻底，与旧的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了过渡时期文学的观念某种混乱和情绪的无精打采。
因此，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可以改写成“没有五四，何需晚清”。“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若作为一种时间性的延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从晚清的时代发展到五四的时代，这无需强调。但若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则“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一个时期里忽视晚清文学价值的倾向是一个及时的提醒，使我们意识到五四与晚清的历史联系。但在另一种语境中，比如当一些人尖锐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想淡化其历史原点意义的时候，我们也不妨说，这不如强调“没有五四，何需晚清”更有意义。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强调的是一个历史发展延续性的事实，它本身并不能保证把新文学的历史原点从五四改写为晚清，也容易使人忽视晚清文学的许多尚欠成熟的方面。“没有五四，何需晚清”，也不是不需要晚清。作为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你哪怕不需要，它也是存在的。这里仅仅是强调，晚清文学的意义要通过五四文学的更为成熟的创新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如果没有文学革命对文学传统的革新，没有五四文学在新的思想和艺术基础上融合中西、大胆创新所取得的成果，没有五四文学的新传统对后来的重大影响，晚清文学探索本身的意义是否能得到确认还是一个问题。大量的晚清作品对当下的读者事实上没有什么吸引力，就是一个好的证明。
三
现代性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显著差异的。五四文学革命所体现的现代性是一种启蒙的现代性。它的特点是推崇理性，把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视为人的基本属性，认为人可以通过独立的思考来探索世界的真相，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启蒙主义促进了人的觉醒和社会的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文学受它的引导，使文学的人学特性得到了充分展现，文学性的因素得到强化，从而确立了现代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
人道主义传统在后来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受到了质疑。质疑的根源，主要是中国社会由于民众普遍的文化低下，难以通过启蒙的方式解决其自身的问题。在俄国革命经验的影响下，信奉革命的政党引导民众走上了社会斗争的道路。社会革命遵循的是革命现代性的原则，它的特点是把革命意识放在首位。对于主导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革命意识就是要求知识分子背叛自己的出身阶级，去表现底层民众的不幸与痛苦，反映他们的反抗和斗争，为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它免不了要批驳五四文学革命所推崇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原则，因为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不一定能够保证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完全符合革命的要求。
革命现代性推动了左翼文学的兴起，并且把文学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由于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思考文学的问题，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相应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左翼文学总体上存在着本质主义思维方式难以避免的概念化、雷同化的毛病，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不强。
但是左翼文学执著于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与启蒙现代性的目标原本没有根本的冲突，而且它与启蒙现代性从社会大系统来思考文学问题的思路是前后一致的。两者的差异主要在实现现代性目标的方法和途径上存在不同：一个选择启蒙，一个选择革命；在文学服务对象上各有自己的侧重：一个服务于启蒙，一个服务于革命。这些差异是关键性的，但两者仍有共通之处。因而左翼文学运动经过了曲折的过程，最终还是策略性地融合了五四文学的传统(这当然是以对五四文学传统进行改造为前提的)。由于跟五四文学传统有这样一种联系，左翼文学的内在构成就不是单一的，而它的理论形态也处于动态平衡过程中。鲁迅就坚决反对教条主义者把文学当成宣传的错误观点，一些优秀的左翼作家，如萧红、叶紫、沙丁、艾芜，乃至丁玲和茅盾，把阶级的意识与个人的生活经验乃至生命体验结合起来，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贯彻了革命现代性的精神，但也融合了五四启蒙现代性的传统。
重要的是如何总结左翼文学的经验，包括它的贡献和存在的局限。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历史局限性的文学观和文学。某种意义上说，局限性本身便是一种特色。左翼文学在特殊的年代追求文学的战斗武器作用，实质上是为新民主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了粗暴的风格。如果仅从文学本身角度考虑问题，当然会觉得它不够优雅。但如果从整个社会的方面看，在民不聊生、国家存亡的时刻，战斗的文学可以激励民气，可以让人民看到民族的希望。牺牲优雅的美比起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来，显然并不是一件天要塌下来的事情。比起审美主义的理想来，革命现代性的目标在当时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因而事实上得到了当时民众的广泛响应。
中国有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来思考文学的地位和功能等问题的传统。历史证明这种“工具论”的文学观是可以兼顾人情与物理的，可以包含审美的要素，使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达到统一。会不会沦为庸俗的工具论，关键在于作家能不能在承担文学的社会使命的同时把握住自己的生命体验而采取一种通情达理的审美态度。
四
现代性的又一种形态，是世俗现代性。世俗现代情，有现代性的外形，但内在的精神却是一般社会中比较世俗化的民众追求生活享乐和欲望宣泄的要求，是人性中最为世俗一面的体现。它看似前卫，实则比较传统，与启蒙现代性所坚持的反传统的立场很不相同，因而它容易与传统达成妥协。换言之，它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它是跨越不同时代的。我们既可以在晚清找到它，也能在晚明的三言二拍、甚至更早时代的作品中发现它的踪迹。如果再抽去其特定的时代内容，仅就其看重世俗欲望的满足一点而言，它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时尚了。
当前世俗现代性影响力的加强，反映了后革命时代的来临。改革开放，在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清理“左”的政治观念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所以需要对革命及其遗产进行新的理论阐释。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把革命的合理性置于更具普遍意义的基础上，把它解释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赋予它“民族精神”的特质。总之，是淡化其阶级斗争的色彩，增加一些人性的因素，使之能够为当前世俗化社会的一般民众所容易接受。从这种变化中，我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由经济变革所带动的世俗化潮流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力，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创作，并使人们重新思考20世纪初以来通俗文学的价值。
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严格意义上说，是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文学系统。不能把体现了民间趣味的通俗文学排除在现代文学史的视野之外，忽视乃至抹杀它们对于知识精英文学的推进作用；但也不能倒过来以通俗文学的规则取代现代精英文学的规则，从而彻底颠覆和解构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规范和构架。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关系，应如范伯群先生说的，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体”，少不了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这“两翼”。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翼，中国现代文学就不是完整的。
“一体两翼”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两翼如何舞动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以通俗文学或精英文学的各自标准相互否定。既不能用通俗文学的标准嘲笑精英文学的脱离市民大众，也不能反过来以精英文学的标准指责通俗文学的缺乏思想冲击力和时代特色，贬低乃至抹杀通俗文学的特有价值。我们需要超越雅俗对立的思维模式，从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矛盾互动中说明这两翼的舞动。也即是说要在承认它们存在差异乃至矛盾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并清晰阐明知识精英文学是如何吸收通俗文学的观念和艺术技巧，从而丰富和充实了自
身，而通俗文学又如何在知识精英文学的影响下提升了自身的思想艺术水平，回应了严肃的人生挑战，从而进一步显示出现代的、审美的意义，以至后来产生了像张爱玲这样兼具通俗性和精英特色的有成就的作家。只有这样，才可能写出一部有新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双翼舞动”的景象。
五
最后还有几点须提出来。
一是港澳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鉴于港澳台文学在20世纪前半叶与大陆文学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相互之间的交流遵循独特的规则，没与大陆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保持同步，所以不易按大陆这一时期文学的叙史方式来描述，可以在教材中把它单独列为一章。至于它们与大陆现代文学的关系，就由教师按照各自的设想加以讨论。
二是不同民族的作家共同创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文学标准以外的地位高下之别。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在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时要坚持国家水平的标准，不宜划出一块“少数民族文学”来做专门的介绍，否则不仅会损害文学_史的有机结构，而且会在观念上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我的想法是在介绍少数民族作家时可以指明他是什么民族，重点则是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方面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出发来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
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下限，以前不少教材多定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新的发展时期，即通常所说的“当代文学”，与一些教材所指的“现代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现在已经有了大致的共识，那就是把两者合并起来，视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至于如何命名，那并不重要。因此，我们事实上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止于1949年仅仅是一种照顾教材特点的设计。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在1949年结束。相反，它要在此后通过新的迂回走向新的高潮。
四是教材的编写要考虑到教学的环节，特别是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要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将传授知识、提高素质与培养能力融为一体，充分发挥教材的综合功能。因此，一个作家适宜只出现在教材的一个地方，一般是他的成就最大在文学史的哪个时期，就在文学史的哪个时期里介绍，再前联后延，以显示这个作家的完整面貌。这有利于揭示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可以使学生对一个作家有整体性的印象。为了强化学生的能力培养，教材的体例似应做一些新的探索，比如可以在每一章中设计问题探讨、拓展指南、导学训练、参考文献等环节。“问题探讨”，可以关注这一学科的研究史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意在让学生理解某一作家、某部作品、某种文学现象，人们对它的看法是有变化的。透过这些变化，可以发现更有意义的东西。“拓展指南”，是与该章教材的内容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的简介，目的是让学生能比较方便地掌握一些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导学训练”，开列与这一章教材的内容相关的若干个思考题，为学生指示思考的方向。“参考文献”，则是提供与思考题相关的研究资料的索引，以方便学生去查找资料，进行独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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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国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