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华盛顿共识”的失误促使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兴起一波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浪潮。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发展观念更具有包容性，即强调公平的发展、民主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关注影响发展的深层因素，包括制度与治理、经济结构的变迁、人力资本与创新，以及资源环境约束；三是反对华盛顿共识推荐的“最优制度实践”，探寻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四是采取“发展诊断”和“因势利导”的方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政策制定框架。面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新一代发展理论需要对现有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并采取更加开放的研究视角，为理解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提供更加有效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超越“华盛顿共识”；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包容性发展；发展诊断
一、“华盛顿共识”的失误与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成为经济发展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和政策制定依据。这一共识代表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一些华盛顿智库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的最初版本包括十项改革建议，其后虽有所修正，但恰如斯蒂格利茨所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然而，华盛顿共识推荐的改革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发展中国家坠入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频发的陷阱中。
华盛顿共识主导下的改革之所以带来严重恶果，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现实世界经济发展的误读，以致产生了一系列政策失误：一是过于狭隘的目标和政策工具，即只关注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和GDP增长，而忽略更加广泛的发展目标与手段；二是秉承“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过度迷信市场可以自动引致经济良好运行；三是忽视实现目标的可行过程，即预先设定了一系列理想的市场制度，但许多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四是采取经济简约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发展，忽略支撑经济发展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因素。
鉴于华盛顿共识的严重失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批经济学家试图摆脱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束缚，探寻更加有效的发展战略，由此推动了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兴起。如果我们将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以“旧结构主义”和政府全面干预论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和政策称为发展经济学的1.0版本，将20世纪80～90年代由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发展理论和政策称为发展经济学的2.0版本，那么，正在兴起的更具有包容性的新一代发展理论则称得上是发展经济学的3.0版本。
二、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主题与主要特征
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潮总是伴随现实环境的变化发生着动态演进。每一代经济发展理论都在发展观念、驱动发展的因素、促进发展的路径，以及指导发展的政策框架方面各具特色，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也不例外。
1.更具包容性的发展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发展中国家不应仅仅关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而应当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的转变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应当包含更加广泛的内容。倡导广义发展观的重要代表人物阿玛蒂亚·森，将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过程。这种实质意义的自由包括免受困苦、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以及接受教育、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自由。自由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手段，促进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斯蒂格利茨也呼吁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范式，该范式拥有更加广泛的目标：提高生活标准，改善卫生和教育的条件；寻求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公正的发展，确保所有群体能享受发展成果；实现民主的发展，公民能以各种方式参与发展决策。在发展经济学家的不断推动下，外延更加广泛、内涵更具有包容性的发展观逐步影响到政策实践领域。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以及促进包容性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策框架。包容性增长被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它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与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平等，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与增长的相互包容。在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三方面作用：一是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二是确保制度和政策的公平性；三是构筑抵御风险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贫困。世界银行认为，包容性增长既强调增长的速度，也强调增长的方式，它要求经济增长的基础更加广泛，增长的成果能够惠及贫困人口。包容性增长的关注点在于促进“生产性就业”，而不仅是直接的收入再分配。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也指出，成功的经济增长战略必须致力于实现机会均等，尽管机会均等并不能保证结果均等，但政府应当努力控制不平等现象。实现包容性发展也要关注环境问题，否则会导致未来被迫进行代价高昂的修复工作。由此可见，强调发展的公平性、民主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成为新一代发展观的鲜明特征。
2.关注驱动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与华盛顿共识仅仅关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同，新一代发展理论更加注重驱动经济长期发展的深层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制度与治理、经济结构的演化、人力资本与创新，以及资源环境约束。
制度是决定一国经济成败的关键，“治理”被视为一个社会广泛存在的制度的核心部分。阿西蒙格鲁将与治理相关的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形成集体决策、制约利益集团的政治制度；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协调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规制制度。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能够促进投资增长、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无效的制度则会抑制这些生产性活动。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从“自然国家”到“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与依靠权力垄断创造租金的“自然国家”不同，在“开放准入秩序”中，所有公民都能建立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实现其利益。由于开放的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垄断租金都不会长期存在。福山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治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他看来，国家能力对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重要。一个强大的发展型政府，能够维持政治秩序，并推行支持增长的政策。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治理改革”应当成为新的发展议程中的重要一环，包括消除腐败、改进法治、提高公共部门的责任和效率，以及确保公民的准人权和表达权。
经济结构是影响发展绩效的另一深层因素。然而，由于旧结构主义学派提出的进口替代战略、政府计划干预等政策并未使欠发达国家扭转贫穷落后的面貌，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逐步走向衰落。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当属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由此决定了该国的产业结构具有阶段性差异。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的动态过程，这种变迁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并补偿风险投资。与旧结构主义不同，新结构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的作用，反而将其视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手段；同时，新结构主义也反对政府无用论，认为政府可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提供新产业信息、协调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创新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鼓励外商投资培育新产业。
促进发展的第三个深层因素就是人力资本与创新的作用。20世纪80-90年代的内生性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掀起了对创新研究的热潮。内生性增长理论主要沿着两条线索探讨了创新的驱动因素。一条线索强调知识的增长来源于私人企业投资产生的外部性效应；另一条线索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会对社会的创新产生正外部性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人力资本匮乏以及企业缺乏研发投入，导致创新动力不足。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的自发运行并不能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因此，政府在增加教育资金投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市场也不能提供充足的技术创新，政府需要对研发活动进行必要的扶持。发展中国家独自从事创新的风险过大，因此可以利用技术转移来推动创新。
最后，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路径选择上，采取了“先增长，后治理”的模式，但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体系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环境成本，因此会误导政府的投资选择，但事后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高昂。如果事先考虑到这些因素，成本将会大为缩减。此外，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补贴，也是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环境恶化的错误政策；补贴将会扭曲经济发展的轨迹，并使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从现实看，发展中国家因受经济能力的制约无需立即采用最先进的环保标准，但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该考虑到环境因素。要克服资源环境约束，除了各国制定有效政策外，还需要进行国际协调，确立全球治理的格局。
3.探寻促进发展的多元路径。华盛顿共识主张一种一元线性发展路径，即存在一条通向经济繁荣的最优路径，这就是美英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国家要无一例外地采纳与之相应的“最优制度实践”。然而，张夏准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发达国家并非使用那些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好政策”和“好制度”而获得发展的。在发达国家崛起时期，它们频繁地使用了“不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如保护幼稚工业、出口补贴等。因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好政策”和“好制度”的目的，实质上是“踢开了发展中国家赖以发展的梯子”，阻止其迎头赶上。罗德里克同样提醒发展中国家避免落入“最优实践的陷阱”。他指出，国际发展机构推荐的改革是以最优制度模型为导向的，然而，对于获得合意的结果而言，不存在唯一的、与具体环境无关的方法。真正有效的政策要建立在各国特定的约束和机会基础之上。
实际上，通向经济繁荣的路径是多元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完全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制度模式，却探索出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战后崛起的道路。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的政策是这些国家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另一个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案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转型与发展创造的“中国奇迹”。雷默以“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一是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并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二是强调发展的公平性，它超越了人均GDP这一狭隘尺度，注重提高生活质量，强调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三是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珍视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此外，斯洛文尼亚、印度、越南、毛里求斯，也都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发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国际发展机构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当更广泛地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尽管应当鼓励制度改革，但并不等于在所有国家强制推行美英发展模式。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用更适合其发展阶段和自身条件的政策和制度，能够使它们发展得更快。
4.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框架。以往的经济发展理论缺乏一种对发展中国家切实有效的政策制定框架，新一代发展理论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提出更具实用性的发展决策框架。
豪斯曼、罗德里克和贝拉斯科提出了“发展诊断”框架，该框架由三个步骤构成。第一步是发展诊断，其核心是识别哪些因素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紧约束”。第二步是政策设计，一旦确定了关键性约束，就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消除这些发展障碍。第三步是将改革政策进一步制度化。经济持续发展需要两种制度改革：一是确保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稳健发展的制度；二是强化国内冲突管理的制度，包括强化法治、巩固民主、建立参与机制和社会安全网络。
林毅夫和孟加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政策框架。该框架包括“两轨六步法”。“两轨”是指：一是一国要确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二是消除阻止这些产业进入和成长的约束。“六步”包括：（1）政府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在与本地有相似要素禀赋且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有过成功的生产经验；（2）优先考虑发展本地私人部门已进入的产业，并消除新企业进入的障碍；（3）对于全新产业，可以引进外资投资于该产业，或者设立孵化计划，扶持本地企业进入；（4）关注本地私人企业自我发现的其他产业；（5）改进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鼓励国内外企业进入，发挥产业聚集优势；（6）为致力于创新的企业提供必要补偿，但要防止寻租问题。
建立发展诊断分析框架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政策清单，而是提出一种关于改革方案的思考方式，使每个国家进行自我诊断，并采取各自不同的、具体解决方案。
三、未来的研究议程
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在诸多领域做出富有建设性的探索，但依然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回答。这一任务又伴随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变得日益迫切。
1.发展理论需要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伯索尔和福山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小政府、放松规制、私有产权和低税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受到批判。未来，新兴市场国家将会用更具弹性的国内政策取代与自由市场模式相关的政策。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任。如何理解这种结构变迁并促进经济转型，无疑将成为新一代发展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2.发展理论需要更好地理解政府、市场和私人部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华盛顿共识一度认为，政府推行产业政策是极端无效的。但始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表明，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实施新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的目标不是“挑选优胜者”或者使生产在部门间转移，而是解决协调问题，并消除制约私人企业投资于新行业的障碍。当然，政府采取适宜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沦为利益集团的“俘获物”，就需要对公共部门进行治理改革，建立“善治”型政府。但是，如何改革政府，促进善治的形成，是所有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
3.发展理论需要研究如何扩大经济机会，以有效缩减贫困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机会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非包容性增长的核心问题。机会不平等尤其体现在教育、健康以及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这些不平等削弱了增长对消除贫困的贡献。要想扭转这种局面，首要任务就是为穷人提供更加良好的公共服务。现实表明，投资于公共服务对于促进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它不仅可以在危机期间发挥“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而且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为更多人创造就业机会。不过，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
4.发展理论需要深入思考在全球化和多极世界格局中如何改进风险管理，更好地实施全球治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风险冲击，因此，必须将风险因素纳入发展决策之中，运用风险预测、政府监管、商业保险和社会安全网等措施来强化风险管理。本轮金融危机也加速了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进程。西方发达国家已无法独自管理全球经济事务，新兴经济体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就是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增加，这一趋势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气候变化领域已然显现。因此，如何形成一套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最大限度容纳各国的利益，从而构筑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也将成为全球发展议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四、总结性评论
由于对现实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误读，华盛顿共识推荐的经济政策收效甚微。与华盛顿共识相比，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首先，对经济发展目标的理解更加广泛，更具有包容性，特别强调公平的发展、民主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其次，不再仅仅局限于改进市场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支撑发展的深层因素，即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要素禀赋与经济结构变迁，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驱动，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再次，反对华盛顿共识的一元发展路径和最优制度实践，主张发展路径的多元化，强调发展中国家探寻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最后，不再提供一个包治百病的政策包裹，而是识别阻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紧约束”，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流派众多，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化，这在深化知识界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同时，也带来更多分歧和争论，因而势必要经历一个范式整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系统梳理，而且需要更加深入的经验研究，这必然要求获取更加丰富、真实的数据，采取更加科学、精准的研究方法，以避免重蹈早期发展经济学仅关注宏大的理论构建而忽视精细的微观研究的覆辙。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也为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若干更具挑战性的研究议题。这就需要发展理论在深刻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深入探寻理解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新的分析框架。为此，发展研究领域要采取更加开放的研究视角，特别是汲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采纳它们提出的改革建议。同时，由于发展具有多维度特征，因此新一代发展理论需要促进多学科的相互交融，将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相关成果整合其中，以适应更加广泛的全球发展议程。
责任编辑：梁洪学
东亚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随着欧元成功实施和拉美国际美元化呼声的提高，东亚货币合作问题一时间成为学术界竞相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指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障碍。
[关键词] 东亚 货币一体化 可行性
在欧元得以成功实施后，世界的目光也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东亚，东亚货币合作问题一时间成为学术界竞相研究的热点。
一、研究回顾
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国外学者多从货币合作的经济条件进行论证。Junichi Goto（1994，2001）研究了东亚地区一体化和货币合作的经济先决条件。Hazel Yuen(2000)采用动态方法，对东亚地区是否是一个最优货币区进行研究。戴金平、熊性美（2001）通过对与欧盟的对比，分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阶段确定与形态选择。杨胜刚、黄文青（2002）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层次进行了研究。张蕴岭（2001）对东亚合作的驱动力、进程、前景、长远目标和可能障碍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阐述。余永定等（2002）则根据最新资料对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二、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研究
最优货币区理论指出，一个经济区域是否能形成货币一体化可以依照经济开放度、金融一体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要素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目标的相似性五个标准来判断。
1.要素自由流动
Mundell（1961）提出应该把要素的自由流动作为形成最优货币区的首要标准。他认为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区域更适于建立最优货币区。我们以劳动力要素流动限制为例对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发现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所遵循的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公约各有不同，并且各国和地区劳工标准存在明显差异。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自由之家”指数明显过低，这导致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存在很大障碍。
2.经济高度开放性
Mckinnon（1963）则主张把高度开放性作为最优货币区的重要判据。东亚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开放度差异过大，必然加大建立统一货币区的难度。同时，东亚地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并不发达，很多还处于讨论和研究阶段，可见区内贸易与投资合作程度依然较低。
3.金融一体化程度
这一标准是1973年由詹姆斯·伊格拉姆（James Ingram）提出的。除香港和新加坡以外，东亚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非常低。同时，东亚各国对资本流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资本项目还远未开放，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加强了。
4.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爱德华·托尔（Edward Tower）和托马斯·威莱特(Thomas Willett）在1970年提出应以政策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确定标准。东亚各国中，真实利率、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净储蓄率差异都较大，这反应了各国政府政策目标的较大差异，可见，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建立还存在政策协调的难题，这也加大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难度。
5.经济发展水平
有些学者认为，相对较为接近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货币区域一体化的形成。而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很大。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是日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均在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还不足1000美元，可见差距之大。这显然对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建立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各项指标上存在较大差距，就目前来说，短期内建立货币联盟还有较大困难。结合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认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大致应有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例如东亚货币基金EAMF（East Asia Monetary Fund）；二是建立起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MR的东亚汇率联动机制EAERM(East Asia Rate Mechanism);三是最终过渡到东亚单一货币区EACA(East Asia Currency Area)。总之，虽然现阶段建立起完善的单一货币区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是可以循序渐进的构建区域货币体系，通过区域层次的货币合作，确保稳定的外部金融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最终实现货币合作的目标。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应对积极参加东亚货币合作并发挥领头作用。中国具备了参加并领导东亚货币合作的能力。中国参与领导东亚货币合作将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我国目前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资本项目的开放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参与领导东亚货币合作，使人民币成为东亚支付货币，是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一极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张蕴岭:东亚合作及其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03.（11）
[2]余永定 何 帆 李 清: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2.（2）
[3]李 晓 丁一兵: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必要性、可行性与路径选择.国际经济研究,2003(4）
东亚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在西方国家，记者是除官员、专家、学者之外的重要智库成员，而在中国，媒体型智库发展处于刚起步阶段。对于记者而言，转型过程中会面临哪些挑战？本文从一名记者参与智库报告创作的经历出发，从四个方面给出了思考。
关键词媒体型智库智库报告记者转型
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鼓励中央重点新闻媒体等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媒体型智库成为中国智库建设热潮中十分重要的一股力量。
中央媒体中，新华社已经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光明日报》已将智库建设列入报社战略布局，确立了“智库化办报”的发展思路。人民日报社旗下人民论坛杂志社定位为“智库型全媒体集团”，并在其官方网站上开设“人民智库”频道。
2015年前后，媒体办智库已是行业的一个趋势，记者该如何适应这次行业变革？媒体型智库的分析师到底需要具备哪些“技能”？
从记者到分析师，表面上看是最终呈现结果的文字差异，比如体例、篇幅、文风等等，但这些差异的背后是两种逻辑思维的切换。作为海洋领域记者，笔者以分析师的身份参与了《2016东亚海洋经济发展分析报告》的主创工作，以及《中国主要沿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评价（2016）》《201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等智库报告的创作、编辑工作。笔者将结合参与这几份报告的经历为出发点，浅析记者转型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一、视角：做好感知“天气”的温度计
在美国，智库被誉为政治的“第四权力”，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等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具有广泛的政策和公众影响力。从这些智库的研究报告来看，其关注的话题往往具有战略性与前瞻性。
视角，是记者写作智库报告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比如，李克强总理在文莱出席第16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峰时会提出，“深化各领域合作，中方将考虑建立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到2015年底，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这种国际的合作机制如何建立？研究的角度可以有很多，但是如何在海洋局势敏感的背景下充分阐释合作共赢的理念，这是一个关键，这也是最终选择聚焦海洋经济的核心考量。
当然，视角选择的另一大主因是对于自身资源优势的整合，这也是媒体智库独特的优势之一。2014年3月24日，新华通讯社与国家海洋局签署《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组建“海洋发展智库”，吸收海洋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专家，为中国海洋事业和海洋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综合内外部因素，最终呈现的《2016东亚海洋经济发展分析报告》第一次系统地对东亚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产业政策以及区域间合作做了较为客观而系统的梳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报告发布之前，笔者专门组织一次专家论证会，邀请了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海洋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对报告提意见，在专家组最终的评审意见中，特别强调了报告独特、新颖的视角。
二、框架：逻辑严谨、判断独立
智库是一个生产思想的地方，智库报告就是传播思想的载体，“自圆其说”是最基本的要求。具体到报告写作上，首先要有一个分析的框架，比如《2016东亚海洋经济发展分析报告》的框架分为序言、第一章“东亚海洋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第二章“东亚海洋经济发展主要特征”、第三章“东亚海洋经济合作进展”、第四章“东亚海洋经济现实问题与发展趋势”、第五章“结束语”。报告用了约3万字篇幅层层递进地分析了东亚海洋经济的全貌，最终为东亚跨海共赢发展描绘框架性发展蓝图。
即便是从事深度调查研究的记者，写作这样的报告也是有挑战的。虽然记者在日常深度调研稿件中也会采用类似“现状、影响、原因”分析结构，但深度稿件与智库稿件二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记者的稿件中往往缺少对策部分，而对策建议恰恰是智库报告的核心所在。《2016东亚海洋经济发展分析报告》第五部分从东亚区域层面、中国国家层面、以及东亚海上合作平台落地的青岛市等三个层面对于如何推动东亚海洋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此外，为了使得智库报告真正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报告以附件的形式专题论述了青岛建设东亚海洋合作平台路径构想。
三、数据：绕不开的一道坎
在智库报告中，仅仅罗列个别数据很难使整篇报告的立论站得住脚。在《2016东亚海洋经济发展分析报告》中，涵盖了13个国家的海洋经济方方面面的数据，很多数据来源不同，需要数据处理才能实现可比性。对于大多文科出身的记者而言，庞杂的数据搜集和清洗整理是最基本的挑战。更严格的挑战在于数据的分析常常用到数量分析工具，在大数据的年代，掌握至少一样数量工具显得尤为重要。
这正是记者需要重点关注的。以经济研究为例，一名优秀的智库研究员至少需要掌握数据抓取、数据清洗、数据库管理、数学建模等技能。比如，2016年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在招聘智库研究员公告中明确提出“有SPSS、Eviews经验优先”。
《中国主要沿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评价（2016）》选择了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应用与创新环境四个维度，对青岛、上海、广州、天津、大连等20个沿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成效做出系统评估，同样涉及大量的数据处理。
笔者参与了《201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专家论证会，由于该报告包括7个子指数，涵盖38个评价指标，想要懂指标处理和指数集成技术方法，进而理解指数的含义并给出修改意见，没有一定的数学能力是很困难的。
得益于目前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记者自学成本大大降低，比如微信公众号“全球深度报道网”就专题推送过一篇介绍顶尖调查记者在数据处理中使用何种工具的文章。四、语言：接“地气”的特点不能丢
“接地气”是记者的优势，也是媒体智库研究成果的一大特征。越是专业性强的问题，越是需要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一般读者并不一定具有相关知识储备，因此语言一定要通俗易懂，有些面向全球发布的报告，甚至应该把读者想象成只有六年级英文水平的孩子。
因此，《201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通篇以全景式自描为主，将很多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的理论用平实的语言表达。
同样，《中国主要沿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评价（2016）》在写作上也不追求看上去“高大上”的学术词汇，报告论述模式以阅读者的理解方式为依据，简单、直接。实践证明，媒体的语言优势是明显的。该报告的解读稿《比一比20个沿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力》在新华社客户端阅读量超过25万次。
值得注意的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研究人员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智库报告以浅显的语言转化，以受众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专业的观点。语言“接地气”的背后是大量的基层调研，而调查研究恰恰是记者的看家本领。
东亚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着眼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忘本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梳理现当代儒学发展历程与新时代儒学发展的现状，揭示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价值和运用价值，探索儒学服务现代治理的现实路径，提出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文化自信；新时代儒学；儒学创新；现代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1]鉴于此，如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忘本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梳理现当代儒学发展历程与新时代儒学发展的现状，揭示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价值和运用价值，提出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的对策建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时代课题。
一、新时代儒学发展的背景与现状
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革新，到康有为挖掘制度变革的传统资源，再到胡适、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近代思想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传统文化逐步丧失自信、制度化儒家逐步走向瓦解的过程。这既为西方文化思潮的引入提供了空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铺平了道路，也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中赋予儒学现代转型与重构的使命。而后，胡适、冯友兰援引西方哲学观念诠释传统典籍，建立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侯外庐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发展作为哲学史发展线索和解释原则，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以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为基础，接纳西方价值并在承续宋明儒学传统中构建哲学/文化新体系，包括儒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几经转换。此外，从陈独秀等人立足现实批判儒家制度化/世俗化后的礼教和帝制，梁漱溟等人弘扬儒学的真精神真价值，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延续批判立场，侧重清除社会生活中的封建糟粕，以及第二代現代新儒家致力学术传承儒学慧命，试图融合儒学与自由主义，沟通学术与政治，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儒学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传承路径几经变迁。尽管坚信儒学价值者有之，但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主导思潮是侧重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而为现代化之路扫清思想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逐步从丧失文化自信的泥淖中走出来。不仅张岱年、任继愈、萧萐父、李锦全、冯达文、郭齐勇等先生为教材编写和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国内学界在学术转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问题意识。张岱年、方克立等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批判儒学蕴含的封建主义，同时肯定和运用其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庞朴先生用唯物辩证法探究儒家辩证法，着力儒学的知识整理与思维分析；李泽厚先生在“西体中用说”新释下引入马克思主义并强调两者的一致性；张立文、牟钟鉴、郭沂等先生侧重从传统儒学出发提出和合学、诚仁之学、新道论等体系[2]（P171）。此外，还有侧重消化运用西学理论方法诠释儒学的丰硕成果，如汤一介、洪汉鼎、陈少明等先生引入解释学进行中国经典诠释研究，陈来、张祥龙、杨国荣等先生援引现象学对儒学功夫论实践的诠释。以上研究也有海外学者的参与和推动，如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先生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思潮，立足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重构儒家文化，积极向西方学界诠释和传播儒学特质；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等先生对中国诠释学建构提出了不同思路；黄俊杰等先生对东亚儒学的研究，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新视野。但需强调的是，以上学者的研究领域不限于此，他们的研究旨趣与研究方法侧重不同也各有特色，但并非截然对立，如陈来先生近期就有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发展的研究。一方面，马、中、西的互融、互通、互释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趋势，超越了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缺乏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对话的立场，多元研究范式并存并相互竞争与融合的格局已经形成；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看，简单利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角度界定评价儒学的研究范式被超越，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开始转换与重构；再一方面，儒学重新紧扣生活、切近社会、融入制度、关怀政治，也成为时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趋势，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例如，黄玉顺先生通过儒学与现象学的对话提出“生活儒学”理论，主张回归生活本源，面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重建形而上学，建构“儒家自由主义”与“国民政治儒学”；林安梧先生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从契约、责任和“一体之仁”诸方面探讨“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法律史与法律文化研究上，探讨古代司法文化对当前司法改革尤其是监察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干春松先生研究制度化儒家的建立与解体，关怀后制度化时期的儒学重建，引发了重建经学、设立国学学科等儒学参与现代文教制度等更细致的探讨；《开放时代》杂志重视以学术关怀社会，组织知名学者围绕“儒学与社会主义”展开研讨[3]（P10）；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等联合主办以“新时代的儒学创新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论坛，提出“新时代新儒学新使命”[4]；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一书出版，“贤能政治”的制度设计成为时下讨论的热点之一。此外，创制“儒教”等特定的“政治儒学”的影响也值得警惕。综合来看，当前儒学研究视域和路径较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更为多元，为儒学重新进入当代社会进行了更深入而有效的探索。但是，在多元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创新的任务更为繁重，挑战更加艰巨，承担的时代使命更为重大。
当前，不仅在学术文化方面中华大地业已成为儒学研究的中心，在社会生活层面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民间儒学形态。一是对经典的诵读，形成声势浩大的读经运动。其中包含各种形式的“书院”建设，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大学生的校园读经与研究，以及针对幼儿的童蒙教育。此外，还有对“四书五经”的经典研读、《弟子规》《三字经》等通俗读本诵读。其中，既有采取批判继承、辩证分析的态度，也有不求甚解、歪曲解读或复古守旧的乱象。二是探寻儒学进入当今社会生活的可能路径，如“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企业儒学”“经济儒学”以及修缮祠堂、续修族谱等开始涌现，试图发挥儒学推进经济发展、凝聚精神力量、参与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推进乡村振兴等功能。三是对儒家礼乐文明的发扬。其中包含对汉服、唐装、茶艺、陶艺等器物文化的继承，对成人礼、结婚礼、民俗文化节庆等典礼的继承，也有强调日常生活礼仪的复归。四是延续儒家的修身传统，强调儒学的价值信仰系统对加强个体修身成德、规范个人言行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个人思想、精神和言行的重要指南。作为生活方式的民间儒学的复归有其合理性要素，需要包容，鼓励探索，但其中也有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之处，亟待规范与引导。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复兴进入新时代。“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被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5]在习近平提出增强文化自信、重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今天，新时代儒学的研究论域至少包括五点：一是习近平关于增强文化自信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学创新发展的原则和方法论探索，三是彰显儒学的意识形态资源，推进儒家精神文化与意识形态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社团和企业文化建构的关系研究，四是儒家制度文化与国家治理、全面从严治党、勤政廉政建设、法治建设、基层善治、企业治理的关系研究，五是着眼国际战略布局，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研究。近年来，理论界就上述论域已经形成了不少新思路新论断。应当说，文化自信引领新时代儒学创新并为我们党治国理政、制度创新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政治环境和理论氛围已经形成。
二、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价值和运用价值
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的整體环境的形成，自有其内在的缘由。笔者以为，其重要缘由当是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价值和运用价值在当代中国日益呈现。
其一，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巩固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6]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契合基本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制度选择，而且也应当与决定精神追求、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并影响治理体系选择的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相结合。正如刘云山所言，“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8]（P4）儒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协调，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术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一方面，站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角度，儒学扎根中华大地，有着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民族视角，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站在意识形态认同的角度来说，从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学中汲取思想滋养，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更加契合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心理，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断创新创造，变得更加丰富饱满且富有民族特色，得到更深层认同与广泛传播。
其二，站在儒学自身发展的视角看，有利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构建当代儒学新形态并实现文化传承创新。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7]“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7]扎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代儒学，一要尊重古今、中外在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差异性，回应、反思和超越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并与西方思潮和现代价值展开对话与竞争。二要注重学术与政治的合作，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发展，延续儒家经世致用、关怀大众、共建社会的传统，“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7]，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化功能。三要立足国情，回应时代关切，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儒学创新发展所赋予的时代主题和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与先进文化中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促进儒学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相融合，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儒学引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方向能够被广泛接纳和认可，实现儒学在文化、制度、生活诸层面的再度融入，为儒学的思想创造和社会实践提供源泉和动力，推动儒学在新时代、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发展。新时代儒学将有别于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传承脉络，也有别于狭义的“大陆新儒家（儒教）”，它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21世纪儒学新形态之一。
其三，从社会需求看，儒学具有服务时代发展和现代治理的现实意义。“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7]“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7]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儒学，不仅具有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价值，也有落实于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层面的具体意义。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7]从个人层面而言，儒学能够成为我们中国人精神滋养、价值指引、心性陶冶的不竭资源。第二，“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6]儒学在漫长的“熟人社会”当中发展出一套调适人我关系的规则，加以损益能够运用于社团/社群的人际交往当中。此外，经过中国企业家20多年实践，“企业儒学”也体现出强大的实用功能和强大生命力。[9]第三，“（儒学）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6]挖掘儒学资源加以思维启迪和行动借鉴，对当下治国理政、面临问题、生活困惑进行有效回应，能够推进面临难题的化解，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治理体系创新、思想文化建设服务。
此外，从全球视野来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6]“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7]就儒学的普遍意义而言，通过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能够弘扬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精神，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融合与互鉴，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新时代儒学形态而言，经过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国新时代儒学，能够积极向世界传递蕴含中国立场、智慧、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中国模式成为解决世界性问题的重要思路之一，彰显当代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优势，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
三、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的对策建议
尽管儒学发展的外在支撑环境日趋完善，其功能意义的呈现验证了其发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儒学热的当下，理论界更要理性地反思。其繁荣背后的隐忧、挑战与困难亟待学界提供前瞻性探索，智库贡献建设性对策，为新时代儒学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新时代儒学的创新原则和发展方向。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重要论述传承和发展了我党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文化观，肯定了广大儒学研究者的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持自信，又是对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满自信，本质上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这意味着坚持儒家文化自信，并非奉行原教旨主义，也不能割裂红色传统，还不能脱离中国实践而流于空疏，而是要构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代儒学。以道德建设为例，“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推而广之，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就是要紧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革命文化基因得到传承与融合，外来文化洋为中用，在参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创造转换，在与新时代社会环境与制度系统良性互动中推陈出新，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现代化建设中古为今用，成为新时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新实学”。
应当说，当前主流的儒学研究与实践是与习近平的文化思想相吻合的。但当前儒学发展的社会思潮更趋复杂，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忙着“创教”和“干政”的部分学人[10]（P52），搞以儒治国、完全回到孔子、全面儒化中国等复古主义，甚至宣扬专制主义、权威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是与时代发展和儒学创新方向背道而驰的。此外，拒斥与马克思主义对话，背离社会主义制度而另搞一套，打着儒家的旗号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试图达成某种不正当政治目的，也将得不到社会政治系统的接纳与支持，甚至影响儒学在当代中国的整体发展空间。“如何进一步厘定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以便充分发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国家建设和改革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当下思想文化领域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5]新时代儒学的发展必须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融合，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
第二，注重学术论证和话语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研究的范式重构，形成新时代儒学的研究范式。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1]“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11]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儒学研究者既要自觉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又要注重学术与宣传的差异性，做到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统一，避免缺乏学理支撑的空洞论调；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在儒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正视研究范式重构的困难，不能将新时代儒学简单理解为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整套概念和命题，又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新时代儒学发展的前景。这种自信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建设、治国理政、建设实践需要儒学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话语，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能够凝聚优秀人才，成果具有广阔社会运用空间；二是这一范式具有理论优势和特色，透过学术论证和话语创新，细化前文提到的研究论域和基本进路，从视角方法、诠释思路、具体研究上推进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合。
具体而言，从视角方法看，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借鉴了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跨学科视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导向、回归实践语境的研究思路，即新时代儒学关注社会存在（尤其是社会政治制度环境）与观念更新的互动，注重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及儒学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对话、批判和融合，回应新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与机遇，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和建设实践中着力探索儒学与当代社会的结合点，能够使儒学现代化的探索显得具体鲜活和切合实际。当然，传统的哲学、史学、文学学科对儒学的深度研究仍具有学术价值，可以在思想创造、知识整理、脉络梳理等层面提供新时代儒学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形成相互借鉴的互动格局。
从诠释思路看，一是要以“马”释“儒”，论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契合之处。如利用国富民强、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文明友善、和谐善治、生态文明等理念，诠释和发展儒学精神。更具体的例子如民本仁政思想的阐发，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待民本仁政思想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诠释民本仁政思想的终极关怀，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沟通儒家的民本仁政的精神追求，以“良政治理”“协商民主”探索民本仁政思想的当代制度建构，以“五大发展理念”探索民本仁政的当代实现路径，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实现民本仁政的文化支撑环境，以此在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社会现实中实现儒学观念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二是以“儒”证“马”。一方面，我们要在融合诠释中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和思想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协商民主”“生态文明”等理论，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吸收儒学思想基础上的重要理论创新，学术界和理论界需要朝着打造融通中外的学术理论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我们要以儒学蕴含的鲜活民族话语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丰富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如共产党人的“初心”，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以及“小康社会”等概念，是蕴含儒家思维方式的政治表达。又如习近平在山东菏泽考察调研时，曾给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他以浅显的对联诠释古代良好官民关系的内涵，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有更高的修养境界和认识，得到了更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认同。
就具体研究而言，理论界同仁要脚踏实地、稳步积累、持续发力，将宏观理论与具体研究紧密结合，将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用具体成果来拓宽新时代儒学的研究论域，支撑其研究进路的可行性，努力形成更多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宏观层面，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各类人才评价体系、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等手段，凝聚优秀力量，推进新时代儒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在微观层面，要直面和持续总结鲜活的实践经验，不仅要重视观念和观念系统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也要重视儒学在具体领域的实际运用和探索发展。如“企业儒学”的新探索，是新时代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将儒家的治国理念转化为现代企业的治理哲学，以儒学之道驾驭现代管理科学之术，不仅因应现代企业实践的现实需要，也为儒学适应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提供试金石。[9]
第三，增强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儒学思潮的能力，扩大新时代儒学的思想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随着传承发展儒学的氛围日益浓厚，越來越多的学者和社会人士都自认为儒家，俨然形成了坚守儒学价值的思想派别和实践群体。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亟待构筑儒学发展的红线、底线与支撑线，既要避免偏离轨道，走向与主流意识形态背离，又要避免走向原教旨主义，走向与时代价值和当代社会系统的背离，还要创造利于其发展的良好政治、社会与制度环境。从更具体的方面来说，一是宣传儒学的价值内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社会政治理想与价值追求等核心精神，增强儒学实践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运用，避免儒学发展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冲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需要在传播媒介和体制机制建构方面进行更多探索。二是彰显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新时代儒学创新的意义，引导人们直面制度背景与问题情境，立足新时代中国实际推进儒学发展，提升儒学实践群体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和参与。例如，宣传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绿色发展、文化兴盛、社会善治的系统工程，将吸引一批有志于推进传统文化复兴的社会实践者的热情参与。又如，对“社区儒学”“企业儒学”文教制度等层面的实践，在规范引导中给予空间，培育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先锋。
第四，细化专题和个案研究，探索新时代儒学服务现代治理的现实路径。一是儒学创新服务中国学术文化建设。我们要将新时代儒学研究引向深入，挖掘更多可供运用的儒学概念范畴、精辟论断和理论体系，为形成更具解释效力的学术概念话语系统服务，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二是儒学创新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核心价值观培育要充分利用儒学的教育手段和情感资源，既善用理性辩说，又要注重制度规约、礼仪习俗的环境营造，置入家庭、社区、企业、政治生活，带动参与和互动，还要形成个体在场感，激发内在情感，激励警示并举，学修并举，在实践中磨炼，做持久功夫。三是儒学创新服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我们要以习近平讲话风格为范例，通过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勤俭清廉等深入浅出的创新诠释，运用古语名言说理、史实典故隐喻、古人榜样感召、阐发古典新意等方法，更新和形成更具共鸣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尤其是深入浅出的叙述话语，滋养公民文化建设和党员干部修养，强化国家民族深层文化认同。四是儒学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创新。我们要积极借鉴儒家制度化的成功经验和制度化儒学资源，梳理全面从严治党、民主协商、人民调解、监察制度、干部示范效应、群众路线、居民自治等理念中蕴含的儒家文化基因，论证蕴含儒学智慧、体现民族心理的制度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与优越性，并创造性地运用于各项制度建构中。五是儒学创新促进基层善治。这将有利于基层问题化解、基层制度创新、基层治理现代化并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六是儒学创新促进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我们要利用传播规律，善用孔子学院，深化各层次各领域交流，通过文学影视、图文动画、学术讲演等载体，用知性讲理、故事寄情、德性感召，传递蕴含儒学理念、价值、智慧的中国声音，尤其要用中国故事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进而化解中国威胁论与崩溃论的影响，增强我国的文化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05）.
[2] 郭沂.当代儒学十家撮要[J].当代儒学，2011（1）：171-196.
[3] 甘阳，等.儒学与社会主义[J].开放时代，2016（01）： 10-80.
[4] 孟志远.新时代新儒学新使命——儒学创新与发展国 际学术论坛召开[EB/OL].中国当代儒学网，http：//www. cccrx.org/news/html/？10000.html，2018-05-31.
[5]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2015-2017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发 布[EB/OL].凤凰网，http：//guoxue.ifeng.com/a/20170920/ 52089329_0.shtml，2017-09-20.
[6]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25（02）.
[7] 习近平论中国传统文化——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选编 [J].党建，2014（03）：7-9.
[8] 刘云山.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几个维度[J].当代世界， 2014（7）：2-4.
[9] 黎红雷.企业儒学的探索[N].光明日报，2017-08-05（11）.
[10] 黄玉顺.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 的传播问题[J].当代儒学，2013（1）：52-58.
[1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 民日报，2016-05-19（02）.
东亚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镇域经济发展;“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乐清市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凭借区位优势，走上了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形成了小型化、多元化、产品特色鲜明的区域块状经济，有学者称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现象，而这种块状经济的承载体主要是镇级区域。所谓镇级区域(以下简称镇域)是指以行政区划确定的乡镇级别的地理空间，包括了建制镇和乡。县级区域是由镇级区域组合而成。探索镇域经济发展规律，对发展镇域经济、缩小镇域区际差距，实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
乐清市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位列全国县市百强，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当前，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发展现象，研究其发生规律，对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县域经济的最终均衡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乐清市镇域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乐清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口北岸。西北为雁荡山山脉，东南为海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陆地面积1 174平方公里，①海域面积270平方公里，现辖31个乡镇。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418.6亿元，工业总产值1 087.92亿元，财政总收入5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 268元，2010年，在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中，乐清市名列第十五位。
一、问题提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乐清市自1992年进行乡镇撤并工作、1993年撤县设市以来，镇域经济在民营经济和城镇化的支撑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有些区域依靠自身要素积累或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镇，而有些区域由于区位因素呈现出相对的衰落景象，镇级区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差异扩大现象。
(一)镇域工业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乐清以工业立市，②根据乐清市统计年鉴，1993年第二产业在国内在产总值的比重为58.4%，2009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60.4%。镇域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反映了各乡镇的经济状况。当前，镇域工业经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2009年，各乡镇工业总产值均值为362 639万元，高于均值的乡镇有7个，比例为22.58%;低于均值的有24个，所占的比例为77.42%(见下页表
1);其中，工业总产值超过54亿元的乡镇有4个，占12.9%，低于18亿元的乡镇有21个，占68.74%。2009年乡镇工业生产总值排位前四位为是柳市镇、北白象镇、乐成镇和虹桥镇，工业产值分别是375.6亿元、182.3亿元、129.6亿元、82.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9%，相比其他乡镇，工业经济聚集明显。在南片区域中，2009年县西8个乡镇③ 的工业总产值绝对数为754.5亿元，占全市总额的69.47%，如果再加上乐成镇，比例将达到81.42%。南片区域工农产值均值是中片区域的5.89倍，是北部区域的28.83倍(见表2)，南片、中片、北片差距明显。因此，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塔”型结构。处于顶端位置是柳市镇，次之是3大集镇，再次之是7个乡镇，最下层的是21个乡镇;从空间分布看，镇域经济发展呈现“县西高于县东”特征，整体呈“南强北弱”格局。
(二)镇域产业特色的非均衡分布
块状经济是乐清县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乐清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活跃的民营经济使各乡镇经济特色进行了分化，形成独特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发展模式。这种“森林”化而非“独木”的经济集群大大促进了乐清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其吸引力越来越强，使更多的同类企业加入到块状经济中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目前，乐清构建了以电器、电子、建工钻头、休闲服装、机械仪表、精密模具、造船工业等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见表3)。柳市的电器、虹桥的电子，芙蓉的钻头、乐成的头盔摩配、虹桥和清江的精密模具、北白象和磐石的服装以及黄华和七里港的造船工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镇域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从户籍登记看，乐清市乡镇人口规模等级普遍不高，分布细碎，集中度不高，但镇域之间差距也是比较明显。2009年，各乡镇人口平均数为39 512人，高于均值的乡镇个数为7个，占
22.5%(见表4)。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乡镇有4个，分别是乐成镇159 552人，柳市镇108 107人，北白象镇105 779人，虹桥镇103 799人;人口在4万～10万之间的乡镇有3个，所占比例为9.68%;人口在2万～4万的乡镇有15个，占48.39%;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镇有9个，占29.03%，其中人口最少是福溪乡6 327人。
2008年，四大集镇① 集聚了477 237人，以12.9%个数比例集中了全市总人口的38.96%。如果考虑外来流动人口的集聚和市内其他区域居民离乡居住但不变更户籍的现象，那么，四大集镇的人口集中度将更高。据统计，2009年全市外来流动人口567 837人，其中四大集镇聚集了417 238人，占全市73%(见表6)。另据保守估计，乐清市山老区人员外出人口约占当地人口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群居住在四大集镇。
(四)镇域城镇化进程的非均衡推进
在城镇地理空间分布上，小城镇② 分布非常集中。全市乡镇分布密度为2.63个/百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镇的分布密度为1.78个/百平方公里。三块平原面积为330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28.1%，集中了21个建制镇中的17个，平原地区建制镇分布密度为5.15个/百平方公里;乐成、柳市、北白象、虹桥四大集镇，均位于南部与中部的平原地区。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上，镇域间分布不均，乐盐片、柳象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在2005年为31.6平方公里，约占全市的7
9.4%。表6表明，作为县域行政中心，乐盐片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05.13平方米，远高于柳象片和虹桥片，但均在国家标准上限120平方米以内(见表6)，而柳象片与虹桥片城市化进程尚待进一步推进。在小城镇的城市化质量方面，乐清市与温州市内其他县市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乐清人”对我市的城镇化建设普遍感到不满。近年来，虽然乐清市各级政府非常努力，但成效有限，城镇的发展呈现“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景象。
二、理论综述：“缪尔达尔—赫希曼” 模型③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区域不平衡增长的分析有某些相似之处，一些学者将两者理论称为“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高大伟、仵雁鹏，2005)。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是同时发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地区由于某种最初契机，获得增长过程中早期优势(初始优势)，就会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优势区域会因市场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两种相反效应：一是回流(吸收)效应，表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受收益差异吸引而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结果造成落后地区的衰退，区域差距扩大。二是扩
东亚区域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探索，沟域经济在北京发展势头良好，模式成熟，在“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历史节点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背景下，有必要对沟域经济现存的问题进行梳理，以便在规划制定时提出相应对策。
融合创新存三大不足
从全市沟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看，模式融合与创新仍显不足，重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沟域经济发展特色不够突出。近年来，由于惯性使然，沟域经济的路径依赖有所显现。
从思维模式看，沟域发展思维往往局限于现有模式，规划按现有模式设计，思路按现有模式实施，建设按现有模式推进，面对新形势、新要求的机遇把握力、立足沟情村情的模式创造力不强。多条沟域尽管特色也很鲜明，但产业同构、同质竞争的现象开始露头。以油葵观光园为例，韩村河、长沟、千家店、珍珠泉、新城子、黄松峪、大华山等乡镇都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基本都停留在观赏、采摘、加工环节，产品类别单一、创意延伸不够，形成地域地标品牌不多、独特性不突出。
从产业链条看，沟域内本应具备的环境、产业、新村和基础设施等四类节点，不同沟域有不同缺项，有的沟域有产业缺延伸，导致农产品销售、民俗经营低端低效；有的沟域有产业缺基础建设、缺新村民居，导致不仅留不住游客，反而留下生活垃圾一片。
从招商导向看，为迎合大休闲时代，有的沟域脱离实际，盲目跟风跟潮，尤其是信从招商导向，将招商对象集中瞄准高端会所、酒庄酒窖等项目上，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被动局面。
其次，沟域经济发展信息不对称。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山区与平原之间剪刀差距依然存在。在山区和城市之间，一边是拥有山吧、氧吧，一边是苦受拥堵、雾霾；在沟域和社会企业之间，一边闲置着自然资源需要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去唤醒，一边闲置着资金需要发展环境激发活力，导致“沟域这边捆着草，企业这边饿着牛”的两难境地。
很多沟域实施了生态保护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但因资金、技术等发展要素短缺，后续产业跟进不及时，有的沟域产业有一定发展，但延伸发展缺少支撑。比如，龙头景区带动型沟域中，像密云县引进中青旅，打造高起点、高标准的“京郊乌镇”的经典沟域不多，十渡、十三陵等沟域节点仍然停留在自然景区的传统经营层面，融合模式、融合现代要素、融合文化创意，提升水平、扩大效益不够。
再者，沟域经济难点问题亟待破解。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北京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等诸多因素，沟域经济面临的难点问题也逐渐显现。
从全国看，贵州、河北、河南等十个省市来京考察学习，并将沟域经济纳入政府工作实事强力推进。作为首创基地的北京，积极适应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新要求、适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形势、建设和谐宜居城市的新任务，沟域经济持续发展，并在全国发挥窗口和示范作用的远景目标和中长期规划相对滞后。
从全市沟域发展现状看，沟域建设热火朝天，但沟域沿线仍然存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因用地指标难以配套，沟域内通讯信号盲区等问题，致使沟域内留不住人、满足不了游客消费需求。
从全年时间节点看，沟域内民俗经营冬、春季节有近5个月处于淡季或“冬眠”期，市民冬季休闲去处相对不多。这些问题都亟待破解。
五个方面对症下药
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沟域经济作为生态涵养区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未来发展中应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实现破题。
一是坚持规划引领。要针对北京山区小流域、小气候、小地质的地域物产和各沟域内人口、资源、环境状况，以及各沟域经济发展现状、承载能力进行全面评估分析，对衔接内部资源和外部需求的路径进行论证分析，对沟域五项工程建设要根据不同阶段，确定不同侧重和标准，坚持因沟制宜，精心谋局，科学设计，确立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编制中长期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沟域规划应从空间上进行延展。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打破镇村限制、区县行政分割，甚至是毗邻河北省部分地区，按照沟域走向，协同规划建设，整合沟域发展要素，调整产业布局，既避免产业重叠、同质竞争，又延长发展半径、形成规模，既促进沟域节点交相辉映，又发挥比较优势。全市沟域可按照“四谷四道四带”布局，分类推进，规模建设。即：“四谷”：以特色产业为主导，构建东部桃花谷（平谷）、西南部生态谷（房山、门头沟）、北部葡萄谷（延庆，延伸到河北怀来、涿鹿县）、北极白桦谷（怀柔）；“四道”：以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为主题，构建北部云蒙风情大道（密云）、西部门头沟爨柏沟古风古韵大道、中部濒水大道（东起密云水库，沿白河、经怀柔琉璃河、延庆妫水河、官厅水库、西至河北洋河）、贯穿怀柔南北的满韵汤河大道；“四带”：以访古、探幽、猎奇、赏景为主线，构建北部长城文化带、中部皇陵文化带（昌平十三陵）、东部顺义舞彩浅山国际慢生活文化带、西部周口文化带（房山）。其他沟域、其他特色园、特色产业带，根据属地，作为“四谷四带四道”沟域的节点或延长线，集中资源和力量，打造北京品牌沟域。
打造精品沟域要从时间上注重持久。突破沟域经济规划的三、五年局限，立足长远发展的远景目标和规划，形成定位准确、布局合理、模式融合、路径可行和特色鲜明的实施方案，有理有序有效地推进。避免朝令夕改，满地开花。
同时，要从时令上注重持续。结合北京夏冬季延时长、春秋季时令短等特点，紧抓北京申办冬奥会的契机，突出冬季特色，以“赏雪景、滑冰雪、吃火盆宴”为主题，以多种模式融合为路径，打造冬季休闲胜地。比如，探索四季花海冬季发展的新途径、新载体，让四季花海的冬季“花海”“hi”起来；探索天河川、白河湾、十渡冬季冰上游乐项目。
二是坚持政策推动。政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沟域经济建设不仅需要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也要适时开展顶层设计，研究新政策、新办法，推动沟域经济建设提档升级。
发展沟域仍然要创新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主要有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村镇建设和社会保障等四个方面15项政策。这些政策，推动了山区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促进了沟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山区农民群众带来了实惠，但每个政策都有时效性，要针对沟域快速发展，探索建立沟域经济建设的长效机制。要结合市级财政支农资金改革，研究多头资金捆绑式集中投放的政策举措。要结合沟域规划、土地、资源、产业基础，研究各沟域招商引资的侧重，明确社会资本投资方向，加快社会投资与政府投资形成合力。要针对沟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不足的问题，探索研究社会资本盘活利用矿场、厂房等废弃、闲置资源的政策意见，高标准、高效益打造沟域，以点带面，形成辐射效应。
并且，还应聚焦政策。农村普遍存在着“三有三缺”，最短缺的是资金，最欠缺的是思路，最受限的是土地，政策就是城市反哺山区发展的“金袋子”，政策就是打开山区发展之门的“金钥匙”，政策就是撬开山区土地“冰封”的“金箍棒”。因此，要吃透政策，挖掘政策中的真金白银，化解沟域建设的资金难题；要用好政策，用政策调动部门、发动群众、吸引社会，集中资源共同推进沟域建设；要用足政策，在城乡一体、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整合部门政策，集中力量推进沟域建设。
同时，更要坚守政策底线。发展沟域经济，坚持生态是红线、房地产是禁区，使沟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沟域新村民居建设，引进社会资金，合作发展产业，坚决杜绝小产权房。
三是坚持统筹协调。发展沟域经济，仅靠沟域自身、山区自身远远不够，仅靠山区县、乡镇党委政府远远不行。在沟域经济建设中，市场是决定性作用，政府是引导性作用，生态是资源性作用，农民是主体性作用，需要“统筹协调”。
既要“统”好方向。结合沟域历史、人文、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将沟域打造成郊野公园，引导沟域经济向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需求。
因此，沟域经济要坚持“555”思路。即坚持五个原则：一是坚持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二是坚持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三是坚持农民主体、富裕农民；四是坚持规划先行、依法推进；五是坚持统筹兼顾、聚力发展。走实五条道路：一是把握沟域经济的地位，走高端发展之路；二是把握沟域经济的要义，走生态友好发展之路；三是把握沟域经济的生命，走特色发展之路；四是把握沟域经济的目标，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五是把握沟域经济的推进方式，走聚力共建发展之路。实施五项工程：推进环境整治、生态建设、基础设施、新村民居和特色产业五项工程建设，使沟域内“景色怡人、产业诱人、环境留人、品牌待人、文化醉人”。
还要“筹”好路径。沟域经济建设必须在城乡一体化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运行。要进一步完善“统一规划、部门联动、政策集成、资金聚焦”的工作机制，加大推动沟域经济发展的合力。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职责，尊重农民在沟域的所有者、建设者、受益者地位，在沟域五项工程建设中，优先让农民参与到能干、会干、愿干的项目中，保护和发展农民利益。要通过折子工程和政府办实事，持续推进沟域经济建设，解决农民和企业不愿干、干不了、干不好的事。要通过规划引领，重点引进有实力、有创新的大公司和规模大、起点高、建设快、带动力强的高端项目，提升沟域经济的发展水平。要通过政策，引导和帮助农民依托农村资源要素，自主经营，创新经营，为市民提供便捷、舒适、生态的休闲服务。
更要“协”好力量。沟域建设需要政府和社会投资相向而行。广泛动员和引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各界力量，以多种形式支持沟域经济发展。协调市规划、发改、园林、水务、宣传等政府职能部门，整合政策、信息、科技等资源，聚力推动沟域建节点、出亮点。调度区县农委、乡镇落实工作责任，使沟域经济的各项工作落实到点、落实到人。协助宣传部门和机构，推广典型，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赢得政府各部门的支持，吸引社会各界的参与。
也要“调”好节奏。发展沟域经济要把握节奏，轻重缓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尊重规律，要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先干能干的项目，不贪大求全，避免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尊重事实，要通过现场调研、汇报会、交流经验等方式，掌握沟域经济动态，及早发现问题，及时研究对策，坚持跟踪指导和检查督导。尊重民意，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农民利益出发，规划建设沟域工程项目，满足农民增收的需求，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需求。
四是坚持特色品牌。沟域经济需要一批吸引力、承载力、发展潜力的品牌沟域支撑。打造沟域经济品牌，培育建设一批休闲特色产业突出、节点靓丽的郊野公园。
形成品牌需要树立超前的运营理念。用乡村休闲酒店的运营管理模式，培育民俗村、民俗户，跳出当前民俗户小、散、低的经营现状。要从转变传统经营为现代经营，适应现代信息发展的新形势，在有条件的沟域，探索与百度、阿里巴巴、中青旅等公司合作，探索开发沟域联合经营、定单经营、阶梯价位经营等等，破解沟域节假日拥堵、平时冷淡的难题。
还要培育延伸产业形态。拓展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延长产业链条，变传统种养为现代休闲，把农业产品转变为市民休闲旅游的购买品；变传统山水为现代节点，把农村资源转变为市民休闲旅游的观光点；变传统村落为现代要素，把农民宅院转变为市民休闲旅游的歇脚点。
更要植入现代的创意元素。保护古村落、古宅院、古商道、古寺庙和传统民俗文化，引进现代技术和创意元素，探索修旧如旧、布新如新，以古朴的外表和灵魂的内在，满足在京高端人群尤其是外籍人群的乡愁心理和休闲享受。
五是坚持改革创新。跳出北京审视山区，跳出山区审视沟域，跳出模式审视模式，及时预防沟域经济发展路径依赖惯性，不断丰富沟域经济的发展模式。
沟域转型发展需要用特色带动方式创新。通过经营理念、产业形态、产品类型创新，满足市民回归自然、感受自然需求和猎奇心理，深挖资源内潜力，延伸产业链条，在既定模式中形成独特、新颖、持续的子模式，保持沟域经济模式的生命力。
也要用融合推动模式创新。沟域经济要兼容并蓄，集各种模式所长，融合、优势发展。每条沟域往往具有多种优势资源，选择主导优势，推进多种模式融合发展，增加叠加效益；以融合模式催生新模式，抓住总部经济转移和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机遇，探索总部经济辐射型模式，探索文化创意和现代要素融合模式，推动原有产业和节点提档升级，实现协调有序发展。
还要用改革实现机制创新。创新沟域经济建设工作机制，探索打破部门分割，建立以沟域为单元，生态治理、设施完善、村庄节点及产业培育等部门资金聚焦的平台，争取每年集中打造一两条品牌沟域。
沟域经济发展模式，为北京沟域经济和生态文明提供了鲜活样本和有力支撑，将在创新中发展，发展中创新，促进沟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特别是美丽山区、美丽北京与北京和谐宜居城市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