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第1篇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诸多可会通之处，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思维方式方面的助力。这种会通的建构首先基于二者于客观世界社会的接触与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对阶级矛盾的斗争分析作为切入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规律以及客观世界辩证法原理，将辩证法和本体论相统一。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万物一体与物相融，突出自身主体能动性，通过实践理性法则以自我修养的形式对自身的道德行为进行约束，形成一种道德价值哲学，这种道德价值与社会政治和人伦关系密不可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在矛盾观上强调两一、万物一体、“复”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定的会通之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会通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作为沟通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桥梁，创造性地对辩证法进行改造，突破了以往黑格尔辩证法仅站在自我意识层面思考的局限，将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连接，把过去仅站在自我意识思考的人从主观世界拉向了客观世界，以此揭示出客观世界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因此，从世界观的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独立于人主观意志之外的物质作为其概念基础，以实践作为沟通主客体的中介，肯定了人的意识能动性。这种实践并不是仅停留在意识层面的实践理性，而是处在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人可以通过实践作为贯通主客观世界的桥梁，以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实践达到了思维和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种实践同时也植根于人类社会之中，以劳动的形式得以体现，而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劳动的剥削引发了马克思对于阶级矛盾的思考，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阶级矛盾进行了分析，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的思考是源于客观社会的，其目的是为解决社会矛盾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虽多表现为一种道德价值哲学，是对内在生命和道德世界的超越性追求，但它为什么注重对道德的追求？作为支撑道德追求的根源为何？其来源便是对天道、对本根的遵循，人道的作用是为了彰显天道，而天道同时需要人来体现，故《中庸》中讲“道不远人”[1]。天道并不是人无法把握的超越性存在，而是蕴含在人的真实生命过程体验之中，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从而尽心、知性以知天，以此达到与天道同齐的层次，修身成圣。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尤为重要，哲人将对天道的敬畏通過道德修养的形式下贯到人的主体上，落实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转化为对内在超越的价值本体追求。但是道德的实现却必然要以落实在客观世界中的形式，在社会政治的关系中以实践的方式才能得以体现。中国哲人的实践虽然也是立足于客观物质世界，立足于社会关系，但其目的并不是如马克思主义一样着眼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是致力于通过道德实践的礼法对自己的实践行为进行规范，从而正心诚意，以此来明内在的明德之心，提升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建立起道德自律法则，实现对内在道德的超越性追求。同时，中国哲人主张只有通过内圣才能外王，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实践的活动即政治的活动”[2]，他认为这种活动是从人本身出发连接着人、事、天这三方面，政治活动的成功离不开对这三者的调和，而要达到这种调和便必须先培养德性主体，中国哲人的实践必由德性实践以达政治实践。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共同的出发点首先都是将人放在客观世界中，放在社会政治之中，以实践作为贯通主客观世界的中介，而正是基于此种共性之上，使得二者哲学有会通之可能性。但由于二者的立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社会阶级矛盾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规律，发现了无产阶级被残酷剥削的事实，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实现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发展。中国哲人们多主张“内圣外王”，通过对自身道德本体的修养和追求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将中国哲学多引向一种道德心性的哲学。正是基于此种背景之下，二者的辨证法既有相似性又有其差异性。但二者哲学的出发点皆是立足于实践，此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原因之一。
二、普遍联系观与万物一体观之会通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万物共处在时间与空间之中，以运动的方式共同构成了变化不息的物质世界。
首先，万物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并与世界相接触着，都是构成世界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以及它们内部各个部分都不能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周围的事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种事物构成了不同层次的系统，低层系统组成高层系统，各层系统纵横相连构成了整个统一的宇宙，由此马克思主义站在科学的层面上系统地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然而，若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这种仅落实在具体物质层面的观点被称为形而下的，并不是中国哲人所关注的重点。中国哲人讲万物一体，更多的是从形而上的最高道德本体上来讲的。万物何以能够一体？皆是源于一理而已。《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三》云：“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阴阳二气与五行化生万物，“五行之殊实即二气之实，而二气之本则是‘一’也。”[3]一便是指太极或天道神明之诚。阴阳二气统一于太极之理，化五行，生万物，万物禀含太极之理，故又万而归一。
可见，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联系的构成系统，由低级到高级构成物质宇宙，中国哲学的万物一体是一种创生的系统，不是从下至上讲的，而是从上至下讲的，一而万，万而一。由一理而生万物，万物又复归一理，这便是万物一体的建构模式，体现了中国哲学圆融的特点。宋明理学虽然是围绕着心性之争而展开的，但关于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却是同一的，只不过他们争论的便是这一理究竟是源于心还是源于性？是源于外还是源于内？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指出，人的良知便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草木瓦石为何能与人同体？就是因为共具一理，这一理便是来自于我心中的良知，万物皆由我心而发，皆在我的本心中得以呈现，故万物本与我一体。可见王阳明强调的“理”虽是从内在的道德本心出发，但是其关于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还是与理学趋于一致的，都是从最高的本体出发来思考人、万物与自然的联系，同时赋予其道德价值的色彩，这正是中国哲学万物一体思考的独到之处。
所以，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科学的层面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从低级到高级，层层递进构成整个宇宙系统，而反观万物一体的思路，其以人作为思考的主体，将道德伦理价值上升到本体的高度，由一理而万殊，万殊又实为一理。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观是朴素的，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系统性，但是这种将人和自然万物、人伦社会以及人内在的道德世界相联的思路，却是真正地将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自身与万物相贯通，正是中国哲人思维独有的境界，在当今的时代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体现了传统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融合与创新，人类的命运是共存的，是普遍联系的，天下皆家，万物一体，整个人类之间的命运是一体的，人与整个世界是不可分离的。
三、矛盾观与两一观之会通
顺着这种联系观的思路，我们接下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辩证法思维的异同。首先，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承认宇宙及世间万物都是以运动变化的方式而存在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里，矛盾作为贯穿事物发展始终的存在，为事物的发展提供动力，矛盾双方对立统一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矛盾观是在实际社会阶级分析中而逐渐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关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看到了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虽然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让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站立起来，转化矛盾力量，实现社会的变革。所以，从这种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首先是根植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并且认为社会是在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矛盾在变化过程中实现质变，产生新质，这一新质可能表面上复归于初，但其实质却已经与过去不同，但它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是前进向上的，是进步的、进化的。这与中国哲学的矛盾观有着较大的不同，那么在中国哲学之中的矛盾观特点又是如何？
对于这一问题，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做了总结，他将中国哲学的矛盾观称为“两一”，将其性质总分为“五项”：“对待之必然、对待合一关系、对待之综合、对待合一与变化，对待与合一之关系。”[4]在其对待合一关系之中又细分为“五项”：一为对待而相依，即对立双方相互依存而存在的;二为对待之交参，即对立面的双方相互包含，矛盾对立的双方都蕴含着其对立面的属性，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三为对待之互转，矛盾双方之间相互转化，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所说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对于这转化的条件，中国哲学则更为细致;四为对待之相齐。即对待无差别，此观念本出自庄子的齐物，认为一切对立区别都可以消除，此即是彼，彼即是此，这其实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矛盾的对立含义，矛盾是相互对立的，互相具备对立面的属性。但不能把矛盾对立的分割线给模糊，完全消除矛盾对立的界限;五为对待之同属，实际上则是，对立包含在统一之中为统一之所属。
张岱年先生对对立的论述明确地揭示出中国哲学矛盾观的主要特点，在其归纳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与中国哲学中的对待之交参颇有相似，都承认对立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来，对立是矛盾双方排斥相分离的属性，统一则是由于二者相吸引、相联结的属性。这实际上是将对立的双方看作两个独立的个体属性，由对立双方联结组合才形成对立统一这一属性，具有主客相分的含义。在中国哲学看来，对立双方实际上只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之显现，即对待之综合。如老子的“有无相生”便向我们揭示出矛盾双方虽然互相对立，但二者任意一方的存在都不能离开对立面而存在，其任一一面的概念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对立面的存在才能成立，正如有无二者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但最终都统一于最高本体的道。故老子又说道：“二者同出，异乎其名。”（《道德经·第一章》）认为有无二者便同出于道，都只不过是道之不同显现而已。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中矛盾双方看似对立，其实是彼此相互依存、互相转化，共同统一于一体的，也就是一物两体之体现，这便是中国哲学矛盾观最主要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其实也有矛盾在同一体内的论述，即内部矛盾，但这与中国哲学的矛盾观实际上有本质的不同。其双方对于统一之概念最主要的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为联结，其对立的两面是各具差异的独立属性，在彼此的斗争中又共同统一于矛盾之中。中國哲学的观念则认为此对立实际为一体，由一体而分对立，对立又构成一体。看似两种属性实际上则为一属性中包含着两个方面，实为一体。正如张载在《正蒙·动物篇》所言：“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物非物也。”他认为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于对立矛盾之中，正因为有矛盾这一属性则物才可以说成物，他承认对立是构成事物的一种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矛盾的普遍性。
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也是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共有的观点，唯物辩证法承认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事物在发展中都存在着矛盾。中国哲学承认矛盾具有普遍性，但两者又有不同之处：中国哲学不言所谓的发展，而是言变化，张载便认为阴阳交感、相吸相排，趋于融合而仍有对立。这与辩证法中对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论述趋于一致。在唯物辩证法中强调主次矛盾问题，矛盾主次方面等问题，认为事物发展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中国哲学中对此类问题并没有过多论述。但张载对待综合似乎是中国人对矛盾中主次问题的看法，认为矛盾一方可以吸收于另一方，达到一个更加圆融的发展，这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到之处。
可见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矛盾辩证法思想可谓是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民族思想当中。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更是发展和融合了传统辩证法思想，在新的时代，发现矛盾解决矛盾，集中精力解决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进行道德文明建设，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会通的体现。
四、“复”与质量互变之会通
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一定的条件究竟要如何满足？其实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哲学早已有了自己的解释和回答。如“福可生祸”“正转为奇”“善化为妖”皆是中国哲学中对于矛盾转化观念的论述。然而，若想要实现矛盾的变易转化，首先则需要量变质变的积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量变质变规律的描述，则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然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如《劝学》中荀子言：“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可见，只有进行量的积累，才会有质变的发生，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一致，都强调质变的形成必然需要量的积累。唯物辩证法把这一过程看作是：“事物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又在新的质变上开始，循环往复。”[5]但它所认为的循环往复实际上是一种上升，一种进步和发展，表面复返于最初，实际上则是一种上升，这与中国哲学的观念大为不同。中国哲学注重量变质变之积累，但中国哲学中更强调一个“复”，认为事物的发展最终会复归于最初的状态，与唯物辩证法中的最初相比，其实质并不相同。“复”是一种真正的复归原始状态。
万物都回归于其最本源的状态之中，相比唯物辩证法则缺少了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万物复归最初，因此中国哲人们多注重事物的矛盾转化问题，如西汉学者扬雄对矛盾转化的过程有着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扬雄极为注重极的概念，认为物极必反，不极则不反。他强调到达极之前必有积渐的发展，即要有量的积累，认为事物在其成长发展的每天都趋向于新的变化，衰退消亡也是如此。他把事物变化的过程都分为九个阶段，这九个阶段便是反复积累的变化过程，揭示了整个过程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完整地展现了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清初的王船山与扬雄的观点相反，他反对物极必反之说，认为相反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一事物的对立都存在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这恰巧与唯物辩证法中矛盾蕴含着事物发展的始终观点相一致，但王船山却认为对立转化是没有极端的，并不需要到极致才可以转化。他的观点有两面性之处，一方面他肯定了对立存在于发展过程之中，这是极具进步性的，但是他却没有看到量变质变的积累和转化的关系，他所认为的对立互转其实也是由更细微的量积累所表现出来的结果。
所以从量质积累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的辩证法都强调量的积累会引起质的变化，但它们仍具有不同之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最终必然归于否定，在进行质变之前必然要有量的积累，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但是总体却是螺旋上升的，在量变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会转化为质变实现事物的发展和飞跃。中国哲学以反复为其对量质变化的核心观念，把量质转化过程给细化成各个阶段，更加细化了量质转化的过程。物极必反，量的积累最终会导致事物的反转，导致质变的转化变化，但最终复归原始的状态，这与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念有所不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为表面上返回于初，实际上已经是由量变完成了质变，开始在新的质变上发展，所以表面上才是最初的状态，但其实本质上是上升了一级，它是一种无穷上升的一个过程，而中国哲学则是复归于本原，真正最本质的一种状态，有一种循环往复的意味。
因此，中国传统哲学讲的辩证法带有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人文理想与道德情操。诸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虽以阴阳五行构成了万物化生的模式，但其最高之理还是道德价值之理，故中国哲学讲的矛盾对立其实质都是一物两体的表现，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便是由包含道德伦理在内的一理而产生万理，万而又归一，在此思维模式下中国哲学的发展观便呈现为一种“复”的形态，它并不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无限向上发展，而是最终复归于初，复归于万物最本始的道上，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往往会呈现循环往复的模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有其进步意义。
五、结语
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得以会通的前提，但二者都不是仅停留于意识领域的纯粹思辨哲学，而是与客观世界相接触，以人与社会为思考，以实践为中介的哲学。但由于世界观的差异，二者辩证法的目的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由运动的物质构成的，其辩证法就是为了去揭示物质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指导人们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其辩证法是带有进化发展意味的。中国哲学的世界观则是一种天人合一、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有情世界观。天地为大宇宙，人身为小宇宙，天地人身虽有大小之别，本质则一。天人合一的目的系指向生生不息的大方向，重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其辩证法带有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人文理想与道德情操。中国传统哲学讲的矛盾对立其实质都是一物两体的表现，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便是由包含道德伦理在内的一理而产生万理，万而又归一，在此思维模式下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观便呈现为一种“复”的形态，它并不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无限向上发展，而是最终复归于初，复归于万物最本始的道上，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往往会呈现循环往复的模式，这正是其辩证法的特点所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便是突破了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局限，并吸收了传统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价值，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对二者辩证法的比较与会通，才能更好地了解二者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共性与特性，深入了解二者哲学的精髓，促进二者的会通，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晓芬，等.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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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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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1.
作者简介：万星伟（1995—），男，汉族，江西南昌人，单位为江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冯小卫）
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第2篇
摘 要：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唯物史观之间有内在的理论渊源关系，是对我党关于发展重要思想理论的科学总结。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唯物史观；继承；创新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展创新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时它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容。
1.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开辟了运用唯物史观解决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新境界。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贯穿着极为丰富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它从社会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出发，科学的回答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人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有机整体和复杂系统；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社会诸领域全面协调的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而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些观点都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就是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根本任务，毫不动摇的加以推进，让发展变成“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就是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开辟了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解决现实实践问题的新境界，从而实现了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的创造性结合。
2.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理论的新概括。社会历史主体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他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没有人，便没有社会。唯物史观所理解的人是现实的人，即在某种具体的、物质的、社会历史的条件下从事某种实践活动的人。马克思把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最高目标。他明确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核心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对社会历史主体理论的新概括。
3.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的发展观，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理论的新发展。唯物史观的根本任务是揭示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进行分析的时候，引入了生物学中的有机体概念，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称作社会有机体。认为有机体经历了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社会有机体是在人们的劳动、实践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结构，概括起来说，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三个层次的因素组成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发展规律，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要求社会发展的全面性，社会系统的有机性要求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而社会系统内在的结构和机制则展示了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机制和形式。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推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共同进步。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是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4.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理论的新认识。唯物史观论述了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唯物史观还认为，人们活动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关系当代人的发展，而且关系下一代乃至人类更长远的发展。唯物史观还探讨了正确处理和解决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与途径。恩格斯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2]。上述观点实际上提出和回答了为什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既要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又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理论的新认识。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党关于发展重要思想理论的科学总结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形成了关于发展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最终形成并确立了科学发展观。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考虑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等发展问题，并且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怎样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实行什么方针等有关发展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曲折探索。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基本思想就是在发展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篇著作和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触及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后来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重大关系问题，对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作了精辟的论述，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1958年，他又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源头。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审慎的科学态度，领导党和人民，果断地提出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响亮地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有步骤地开展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的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全面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同时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多次告诫人们，要尊重经济规律，统筹兼顾，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处处闪现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體，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强调，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提出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和观点。他指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这些来自于实践的理论成果，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指明了方向。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和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重大战略思想，同时提出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总结唯物史观的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不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而且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具有指导作用。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发展观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当今世界最合理、最科学的发展观。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责任编辑 王玉妹]
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第3篇
摘 要：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更远大的现实指导价值和时代意义。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用科学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作出的重大判断，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影响下的战略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坚持问题导向，探索具体化、可操作化和深层次化路径，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特殊价值;实现路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其是对人类社会、自然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过程，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主线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成以符合中国未来发展趋向，契合本土文化和时代诉求的理论内容，进而更好地释放马克思主义的磅礴力量。
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演化过程。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新时代呼唤新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应与时俱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价值和特殊魅力。
（一）中国特色哲学体系构建的应有之意
社会大变革和大发展为哲学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历史上较为独特的发展阶段。可以说中国走的道路是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伟大实践，相应的，这也为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广阔空间 [1]。新时代是一个能够产生新思想的时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结合中国时代的特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丰富中国特色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要从学理层面进行分析，也要在实践层面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样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更具现实指导价值，更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具体创新过程中要从学科、学术和语言三大体系入手，使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获得新发展、新成果，同时要借鉴和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积极与西方哲学学派进行对话，实现中西交流、古为今用，通过融会贯通的方式，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
（二）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现实需求
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价值。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要明确新的历史定位，明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原来的高速增长逐渐调整为中高速增长，不再注重经济总量单方面的增长，而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结构的优化。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减少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将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多元化的美好生活的追求。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应该及时完善[2]。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更加多元化，全面发展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基调，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同时，还应该主动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入手，为其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时代价值。
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创造性转化，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决新时代中国出现的问题，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权体系。
（一）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作出的重大判断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基于辩论唯物主义对中国国情作出的重大判断。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是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很多新特征和新情况。但是整体而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其他判断都要基于这一客观基点。一方面，在改革开放推动之下，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信心和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很多新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正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同时结合当前中国发展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并结合时代发展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和新理论。这些思想理论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结晶，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这些理论思想是指导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的重要指南。
（二）基于唯物辩证法形成的战略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解决好民族化和世界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初就不是单独的为某一民族创立的，其关注点是人类解放，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族解放过程中完全可以对其进行内化，结合本民族的思想意识特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任何其他理论所无法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是其不断展现其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和民族的特殊性问题进行了有机结合。因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命题，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性，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时代发展相结合[3]。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形成战略思维，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通过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找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进而更好地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局限在中国问题的解决方面，更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性意义，开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课题，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更具有指导意义。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有利于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创体系，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有必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寻找具体化、可操作化、深层次化的路径，进而更好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化路径
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进过程中必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融合，必然会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于其是一个持续“中国化”的过程，带有非常强的中国特色和民族化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诉求，希望通过普遍性的哲学理论来改造客观世界。而要想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和作用，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某一民族和某一国家的实际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改变世界的活动，首先都要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内进行。但不同国家和民族拥有不同的发展历史，也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就导致了能够改变世界的各种活动在落实到具体国家、具体民族时，会出现条件、动力、任务、目标等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改造客观世界，也需要与具体的国家和民族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研究某一具体国家和民族的实际，进而创造出具有本民族属性，符合本民族、本国发展需求的哲学。基于此，要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就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而创造出符合中国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在内的多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程，表现出了能够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融合发展与创新，创造出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和国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形式。而中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时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哲学体系，并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多个领域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4]。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操作化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特征，并将实践作为哲学基本范畴。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体现着非常强的实践观。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要以问题研究作为基本前提，根据新的实践对问题加以系统分析，并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操作化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解决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发展的实际问题，这既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属性，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特殊价值的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将现阶段面临的问题转化成为哲学问题，并对其做出精准的概括。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各个领域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从经济领域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但内外部的经济发展环境还受到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全球经济下滑明显，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利。从社会领域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原来很多历史性问题集中显现，这不仅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也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路和执政理念[5]。从文化领域看，当前西方国家并没有放弃对我国的文化渗透，特别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斷发展，为西方文化渗透提供了条件。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不仅影响了青年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同时也不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当前中国发展的诸多领域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打造成为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需求，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理论工作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要始终抱有问题意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涵盖的辩证法、唯物史观、人的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而提炼出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发挥实践作用的新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层化路径
当前在研究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向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程度延展，这样才能更好地成为中国社会实践和当代中国建设的指导哲学，才能够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价值[6]。一方面，要借鉴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度和广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非常多的文化价值和思想理念，这些文化资源完全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养料。因此，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有机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打上更强烈的民族烙印和时代特征[7]。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深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理论创新。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创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有必要引入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探讨和分析，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反思和改革，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引领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非常强的指导价值，新时代要想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引领作用和导向作用，就必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新的平台。理论工作者要结合当前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系统研究并加以创新，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终保持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黄志强，容溶.习近平关于时代问题重要论述的哲学基础[J].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01）.
[2]王海锋.“哲学论争”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基于学术史的考察[J].高校理论战线， 2020（03）.
[3]范玉鹏，周倩.习近平新时代观的哲学底蕴[J].学习论坛，2020（09）.
[4]汪谦干.肩负起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学习习近平关于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J]. 党的文献， 2020（02）.
[5]刘勇.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任务及路径选择[J].学习论坛，2020（10）.
[6]李中建，王海杰.锐意进取，开拓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境界——全国第十三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20（03）.
[7]杜仕菊，程明月.习近平新时代观：理论之源、历史之脉及价值意蕴[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2）.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简介】 孟庆艳（1982—），女，河南兰考人，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基金项目】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2019年校级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立项项目“基于‘四个回归’导向的高校育人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为例”（华水政[2019]242号）。
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第4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作为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扬弃而产生的，它们的流传和发生影响又大致是在同一历史时代，因而二者之间必然有着许多相同点。
1.时代背景相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都产生于19 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产业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 ,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也已发展到了自己的成熟期,社会的基本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出现。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日益激烈,工人运功此起彼伏,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2.自然科学前提相同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像近代早期处于分门别类的研究、搜集材料科学阶段,而是已发展到“整理材料科学”阶段。自然科学是以研究客观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有机化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生理学、胚胎学等已纷纷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当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划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为人们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创立现代西方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前提。正因为如此,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证精神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充分的表现出来。
3.哲学思想来源相同
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是它们的哲学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如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及归纳法等,对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现代的科学主义思潮从孔德实证主义开始贯穿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过程之中。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费希特把客观理性主义转向主观的非理性主义等,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就是从此发源,从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中一支重要的哲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4.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相同
批判、继承和超越。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立场、原则、方法出发来猛烈的批判近代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传统。第一,他们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把世界二元化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传统。第二,批判近代哲学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去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企图使哲学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基础,成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他们要追求绝对普遍的永恒真理、终极存在。恩格斯宣告了这种近代哲学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则宣布大写的哲学死了。第三,他们批判了近代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原则和极端理性主义。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是抽象的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东西,用理性代替了中世纪的上帝,理性成为万能的君主和神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近代哲学家们认为一切都是有理性的,都是符合理性的原则,理想的社会应是理性的社会。近代的资产阶级由抽象的理性主义原则,企图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他们梦想中的理性千年王国,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和先验的理性概念以及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一同被现代哲学所抛弃。
5.哲学理论特征相同
在批判和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后,强调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并且要求将它们看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在抛弃了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和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理性概念后,提出了人与世界的联系和统一,提出了与人相联系的世界相对于人而言才是真实的有价值和意义的;把哲学的目光从形而上学的天国拉回到人间的现实世界之中,哲学向人们生活世界的回归;哲学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真实处境及人的异化、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解放;哲学重视人的实践活动,重视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主张实践高于知识和理论,要求人们积极行动,人应该是行动的人;强调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创造性,强调用人的实际行动或实践活动去改变现实世界;注重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研究,强调理性的人的精神状况的另一面:情感、意志、本能、潜意识等在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对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更注重事物的价值和意义,注重人的个性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审美情趣化。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的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变为现代的语言转向,语言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他们重视语言操作、分析、逻辑的东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共同开创了现代哲学,并且具有其时代的哲学共同特征和理论特质,但是他们是从各自不同的哲学立场、原则和方法出发开创现代哲学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是不容忽视的,不能因为其共性而混淆他们之间的原则性界限。
1.社会阶级基础不同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就其理论的社会阶级基础来说，是以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新哲学来取代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旧哲学，其根本目的是促进无产阶级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由此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才能实现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放。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现实的哲学。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革的上述伟大意义，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由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型所无法比拟的。后者尽管也属于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思维方式转型，但它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围内发生的，西方哲学家们推动这次转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反对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改进”(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一定的自我调整，将其从已经陷入的危机和困境中暂时解脱出来。他们批判和要求取代各种形态的近代哲学的原因 只是由于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本身也已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和困境，难以起到维护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同样需要作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型。
2.社会影响程度不同
在对待社会现实问题时,作为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批判的武器,而且更强调武器的批判,把哲学引向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从而使哲学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是哲学走出了象牙塔。正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从它诞生之后,就传播到全世界,成为被压迫民族和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哲学不再只是哲学,而是投身于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其他哲学所望尘莫及的。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但他们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触及到社会的根基,也不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新的更理想的社会制度。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论多么激烈尖锐,但却是在资本主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哲学仍是哲学,即他们只是哲学理论而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没有超出理论的范围变为真正的物质力量。他们也强调实践,但并不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而是生物的行为主义实践,正因为这一点,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变为彻底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可能成为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社会现实产生那么深远影响的哲学理论,所以他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并不彻底,这是二者根本区别的关键之一。
3.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以前哲学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观、思辨形而上学、传统本体论,但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哲学传统,而是吸收并改造其精华和合理成果,丰富自己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人类优秀成果基础上加以创新。例如：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吸收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思辨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又继承了理性主义传统;在吸收人本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批判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本主义人性论,把人本主义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社会关系去看人、去解放人,从而使人本主义脱胎换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
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第5篇
一、 哲学：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世界观是方法论的根据，二者是相互统一的。
二、 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也就是物质和意识
的问题。
唯物主义：凡是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
唯心主义：凡是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原，坚持意识是第一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论认为：人的意识是世界的本质，客观世界是人意识的产物。 客观唯心论认为：物质世界是由某种非人类、超自然的“客观精神”派生的。
自我理解：人产生的为主观，非人产生的为客观。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是时代精
神的反应，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四、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二者不可分割。
物质是运动着的物质，没有不运动的物质;
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是运动的主体。
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第6篇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解释世界，也强调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改造世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化，不仅要确保理论内容契合大众生活，构筑大众传播平台，科学理顺好生活中的各类关系，还要尝试用哲学对接生活情境，满足现实生活诉求，采用哲学眼光去审视生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活化 生活诉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社会实践、现实生活，通过改变现实世界，实现人类的解放及个体全面发展。哲学不能离开现实世界土壤，其作用的发挥不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和实践相结合。我们要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大众生活，帮助人民群众建构理性思维模式，掌握认识、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并将其运用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解决现实问题。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生活，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论的重要品质，也是回归生活的必然诉求，有利于让大众过上诗意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要坚持内容符合大众生活，构筑适合大众传播的平台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建之初，回答并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并非只是开展纯粹性的理论探索，事实上远离生活的哲学并无多大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是让社会大众掌握哲学后，更好关注生活，引导大众去认知、理解并提升生活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是实践的、充满生活的人文理性，在生活中去理解并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义，才能实现生活理性，从逻辑层面讲，就是更好开展理性生活。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是社会、生活变化使然。当代马克思主义伴随社会发展已呈现出新气象，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类社会问题日渐显现，这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人们的生活，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这一理论武器，发挥其科学指导生活的效能。
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性哲学，其内涵在于批判与实践的精神。倡导哲学回归生活，需要广大哲学工作者将哲学的探索从理论思考转变为现实生活的发现，要将科研精力放在将高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使用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变现出来，让大众更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倡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生活实现和谐衔接，是对哲学原理进行充分的解读和理解后，发现生活的内涵，并接受哲学原理，将其运用到生活中，这样才能被大众所接受，才能很好发挥哲学作用。所以，广大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要善于摆脱传统理论束缚，结合现实生活，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加以创新发展。
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传播平台。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生活，真正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必须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传播平台，让群众近距离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现实情况来看，其传播形式较为单一，这使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较浅，运用效果不佳。当前我们处在信息社会，互联网等新媒体发展态势强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重要传媒载体，这些新媒体改变了大众的信息接受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大众化，不仅需要借助传统电视、电台、报纸传媒，也要利用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体，尝试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传播平台，让大众关注哲学，让哲学融入生活。要学会使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针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加以引导，通过传播平台作用，影响生活各个领域。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生活中，满足生活诉求，学会用哲学眼光去对待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生活化，需要围绕生活、经验展开，实际上，生活不仅包含个人的日常生活，也包含社会生活，比如职业生活、精神生活等。为此，哲学生活化既包含从学习、生活中获取的知识，也包括通过从社会生活中交往、观察获得的生活知识，科学协调好个人与自然、集体、他人及社会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进程中，也要关注以前所获得生活经历、体验，要尝试将日常生活经验作为起点，从家庭、社区中获得认知经验，展开哲学叙说，让大众对生活开展体验与感悟，善于采用理性思考去指导今后生活的创建。也就是从现有的生活感悟中进行感性认知，然后将感性认知提高到哲学层面进行思考与概述，渐渐产生理性认知，将哲学理性智慧融入大众生活，指导其更好开展生活实践。此外，为了让受众能从感性认知与经验来感悟哲学，需要对生活中的感性知識加以超越和提升，进行哲学化的表达，培养广大受众的哲学思维模式，提高精神素养。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不管是采用哪一种方法，都应紧密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设置生活情境，将现实生活中的情境、生活经历等和哲学内容实现紧密衔接。一是彰显受众的主体地位，使受众融入到哲学内容的生活情境设置中。在哲学与生活衔接的范畴内，注重采用多种方式收集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人生、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实现和哲学内容紧密衔接，将哲学内容联系到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通过哲学来指导受众的现实及未来生活。与此同时，让受众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将日常生活中的经历进行描绘，让知识在哲学层面彰显新价值。二是善于探寻哲学内容与生活知识联系点，从感性生活层面探索哲学理性，把抽象哲学内容放入受众熟知的生活情境内。善于从多个视角开展多线条衔接，在生活情境中开展发散思维，将多方面哲学观点、原理及情境等要素开展发散连接，探索多向联系，引导受众从不同视角运用哲学观点，增强思维的发散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生活中，让抽象的理论“接地气”，更符合现实生活需要，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历程中，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
满足大众的生活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衔接，哲学必须立足现实，满足现实需要，更新教育内容、转换教育方式。要采用与广大群众相贴近的方式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群众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诉求。要特别引起关注的是，当下存在不切合群众生活而空谈、断章取义的说教等现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要强调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强调生活逻辑、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理论要指导实践，才能深入到群众生活中，为群众所接受，展示自身的价值。当前，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生活，这和当下对人的生存境遇及生活进行关怀的理念相符。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依据，以生活现实问题为诉求，使受众培养健全人格、提高内在素养，懂得审视社会及自我处境，选择科学发展道路，展示自我价值。
在对受众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中，不仅要面向现实，也要善于立足人类当代实践、科技发展带来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优秀成果转化为优质资源，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生活化气息与时代要义。在问题设计上，不仅要关注理论问题、现实问题，也要关注日常生活、精神层面的突出问题。强调对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关注，能彰显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价值，而强调后者则展示哲学对人的成长、生活需要等的高度关注。这需要引导受众从偶然与必然、逻辑与历史等层面进行深入探索，审视生活问题的理论依据，探索解决问题的观点、方法，实现从哲学层面开展理性探索，科学运用哲学眼光去看待、理解生活，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水平。
（作者单位：河南警察学院）
【参考文献】
①黄禧祯：《生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教育范式》，《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
②刘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生活化刍议》，《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③高家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情理架构》，《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
责编/温祖俊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