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会展示方案范文第1篇
2010年文博会参展方案
义乌文博会组委会：
2010文博会以“提升文化内涵，壮大文化产业”为办展宗旨，突出专业性、时效性、国际性，充分展示浙江省和全国文化产业建设和发展的最新成果，促进文化产品交易，加快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大繁荣，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在义乌市创意园投入运行和创意创新的大环境下，创意园区和文化创意类企业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创意”也将成为本次文博会的一大亮点，也是发展的趋势。本届文博会立足义乌，面向全国，辐射日韩，联动东南亚、欧美及其他国家，届时将邀请近千家中外文化企业参展。通过国际化的标准，市场化的运作、专业化的原则，促进展会与市场、展会与产业、展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努力把2010文博会办成文化产业的博览会、文化成果的展示会、文化产品的交易会，文化发展的研讨会。现制定参展筹备方案如下：
一、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巡展
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于2006年由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杂志社共同发起并会同国内地方相关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举办，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承办，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供项目资助，并得到了众多媒体的大力支持。该奖项旨在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通过表彰中国企业的优秀设计产品，促进设计产业发展，鼓励企业创新设计，推出品牌名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提升国民生活品质，推动中国设计国际化。
本次将组织70件左右红星奖历年获奖产品参加本次巡展。提供300平米左右的展览场地，40寸以上液晶电视1台、DVD机1台、桌椅2套等展示辅助设施;展区须铺设红色地毯，同时提供展品包装箱存放空间。同时产品和展具在北京、义乌之间的往返运费; 3名工作人员往返于北京、义乌的机票费用和在义乌期间的食宿及交通费用;以及可能发生的场地租金、施工管理费、电费、押金等费用。费用分别有：
产品巡展费及展具往返运费：90000元 机票：3000元/人×3人=9000元 住宿：200元/间×2间×8晚=3200元 餐费：200元/人天×9天×3人=5400元 交通：100元/人天×9天×3人=2700元 资料:1000份×10元/份×3天=30000元 布展：50元/平米×300平米=15000元 其他(备用金)：3700元 共计：150000元
(实际发生额以发票为准,实报实销)
二、义乌市创意园入园企业作品展 (一)展品征集
1、展品征集范围 (1)义乌市创意园入驻行业协会优秀行业单位设计作品 (2)义乌市创意园入驻企业优秀设计作品
(3)义乌市创意园入驻院校、研究机构优秀设计作品
2、征集条件
(1)报送的展品必须是精品，要能体现创意设计作品的特色、层次和水平
(2)展品要符合新、奇、特、优等方面的设计思路和设计风格
(3)展品包装精美，有注册商标，有专利权者优先
3、征集数量
每家参展企业的推荐设计作品不设数量限制，最终选取数量由参展筹备领导小组择优选取。
4、参展面积及费用
本展览将要使用100平米左右的展览场地展示义乌市创意园入园各个企业作品。本次展览将以展板的方式把各个作品进行展示，我们计划在这次文博会上将展出200副作品。届时我们也会安排专人进行解说和看护作品，相关费用如下： 资料:1000份×4元/份×3天=12000元 布展：170元/块×200块=34000元 其他(备用金)：4000元 共计：50000元
三、义乌市创意园入园企业联展
设计思路：以“文化义乌、创新义乌、和谐义乌、富庶义乌”为指导，以文化创意特色产业为基础，以“举特色旗、走富民路、建小康市”为主题，以展示义乌文化创意产业风貌，突出亮点为主线，和谐、高效、质优、价廉进行展位设计，突出义乌的地域特色。本次联展园区将集合园区内的大多数企业、机构、院校进行全方位的集体展示，其中分别有工业设计、视觉传达、平面设计、包装设计、室内空间设计、园林设计、商业摄影、品牌策划、企业咨询、管理培训等方面。本次园区参展具体需要费用如下：
1、宣传彩页 2000份×4元/份=8000元
2、纪念手袋 2000个×3元/份=6000元
3、吉祥物公仔 100个×75元/份=7500元
4、其他纪念品 2500份×3.40元/份=8500元 共计：30000元
四、参展经费预算 (一)经费预算
1、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巡展费用 15万元
2、创意园入驻企业优秀设计作品展布展费用 5万元
3、宣传材料、手袋、纪念品、公仔制作费 3万元
4、参展展位费用 26万元(按100个展位计)
5、展品运输费 0.3万元
6、其他费用 0.5万元 费用总计 49.8万元 (二)经费筹措
采用园区与组委会统筹分担的办法筹措。其中，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巡展和创意园入驻企业优秀设计作品展布展费用及所需展位(50个)由组委会解决，共计33万元;创意园入驻企业参展展位(50)个费用由企业及创意园自行解决，共计13万元;宣传材料、手袋、纪念品、公仔制作费、展品运输费、其他费用由创意园自行解决，共计3.8万元。
义乌市科技局
义乌工商学院义乌市创意园
文博会展示方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敦煌文博会;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首届敦煌文博会于2016年9月20～22日在甘肃敦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并发表演讲，还有6位外国政要、前政要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来自85个国家、5个国际组织的95个外国代表团应邀出席，66个国外机构、434位国外宾客参加论坛、年展和演出，国内沿线16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共有23个代表团1500名嘉宾参会。
本次盛会精心设置了高峰会议和5个分论坛、5个专?论坛，推进丝路沿线国家高层次文化交流对话与政府间合作，贡献建设性的智慧和意见;精心策划了文化年展，荟萃了60多个国家8000余件珍贵展品，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一带一路”文明成果;精心创排的经典舞剧2016版《丝路花雨》与丝路沿线国家著名文艺剧目一起，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又一场难忘的艺术盛宴。此外，还有72项系列活动在敦煌及甘肃省内各地举办。中国文化部等有关部委与多国文化旅游部门开展了双多边合作洽谈。甘肃省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18项合作协议，甘肃省及有关地区共签署文化产业项目合作协议近89项，签约金额超过1078亿元。
本次文博会涉及国家之多、规模之大、层次之高，在国内外同类博览会中都不多见。本次文博会以“推动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展”为宗旨，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秉承创新、开放、务实、合作、共享、绿色的办会理念，展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俗风情、现代文化创新成果，通过开展全方位、多渠道、高水平的人文交流、文明互鉴、文化欣赏、互利合作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凝聚共识的《敦煌宣言》，既高度评价了丝绸之路的重大历史贡献，又充分肯定了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历史地位;既深度阐明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目标意义，又彰显了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丰富文化内涵;既达成了四点重要共识，又留下了进一步持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空间。这些成果必将接续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辉煌，开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必将架起一座东西方友好往来、文明交流的新桥梁，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合作交流提供一个重要平台;必将惠及世界更多民众，为构建世界新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文化共识体做出贡献。
一、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成功举办的因素与条件
首届敦煌文博会为什么能成功举办?参与盛会的嘉宾和专家、工作人员普遍认为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与条件。
(一)高度文化自觉与坚定文化自信是争取到文博会重大机遇的重要前提
甘肃文化资源富集，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挖掘整理甘肃厚重的文化资源，探索传承保护、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子，充分发挥甘肃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强国建设和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仅是甘肃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体现着全省的高度文化自觉与坚定文化自信，也正是这种文化自觉与自信，为成功举办首届敦煌文博会创造了首要条件。
(二)顺应国家战略、发挥自身优势是谋划好首届文博会的重要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了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做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更要做到民心相通。敦煌文博会是以“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为主题的高端论坛和文化展示平台，是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行动，是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打造的人类命运共识体。敦煌文博会的成功举办，是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甘肃省政府等主办方共同承担国家使命、文化重任的结果，也是甘肃人民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进取，勇于担当，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做出的重要贡献。
(三)强大学术团队与高效组织领导是设计好文博会主要活动的重要支撑
从一开始谋划文博会，主办方特别是甘肃省主要领导就特别注重依靠专家学者的智慧，决定组建高规格、大规模的专家顾问团，从第一批24人到第二批近50人，以及不断补充，先后邀请70余位专家，最终组成了近60人的专家顾问团。本届文博会通过高峰会议和各分论坛、专项论坛，140多名中外政要、专家学者，围绕“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及敦煌文化的当代价值等主题，在论坛上发表了精彩演讲。参会嘉宾的演讲，既有学术思想的深度交流碰撞，又有面向世界的真诚的建言献策，经过充分交流讨论，在坚持文化多样平等包容、保护传承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加强各层次对话与合作、促进文化贸易与产业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
(四)借部委支持、举全省之力、集各方优势、打好主动仗是推进文博会蓝图从理想变成现实的重要保障
办好文博会，寄托着国家的厚望，承载着沿线各国的期盼，既是敦煌的机缘，更是甘肃的荣耀。因此，甘肃省委、省政府从一开始就把办好文博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国家使命来抓，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积极争取国家部委特别是共同主办各方的大力支持，坚持创新、开放、务实、合作、共享的办会理念，以“一炮打响”的决心、付出百倍努力的代价，确保达到预期效果。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精心部署下，从筹委会到执委会各级各部门争分夺秒、跑步前进。从项目规划到场馆建设，从方案设计到任务落实，无数人殚精竭虑，无数人挥汗如雨……顽强拼搏的干劲、精益求精的努力，创造了敦煌速度和文博会的精彩。
(五)大处着眼、细处着手、整体协同推进，精益求精、全力抓好落实是完成文博会各项任务的重要条件
文博会是国际性的文化盛会，要体现国际水平，落实好文博会的各项任务，无论是顶层设计、规划布局、环境美化、场馆建设、项目推进、宾馆改造、经费筹措等，还是材料起草、论坛安排、宣传报道、宾客迎送、外事翻译、综合协调、文艺演出、交通保障、参观考察、安全保卫、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志愿服务、督促检查等，以及高峰会议、文化年展、分项活动等，文博会筹委会和执委会各成员单位，把责任扛在肩上，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事无巨细，认真履职，大处着眼、细处着手、整体协同推进，精益求精、注重细节、全力抓好落实，一系列举措使首届文博会办得精彩、难忘。
二、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的几点启示
这次盛会的成功举办为我们办好以后的文博会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敢想敢干、据势力争
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是甘肃人民发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敢想敢干，依托文化资源大省的突出优势，借助敦煌文化的世界影响，打造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新性发展的一个范本;是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相对富集地区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为主要抓手，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一次成功实践;是实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共享、建设文化共识体的大胆实验。
(二)群策群力、多谋善断
各级各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精心谋划、精准发力、精益求精，以担当的精神抓责任，以冲刺的状态抓进度，以实战的状态抓演练，以工匠的状态抓细节。不少领导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既以大眼界、大手笔谋划高水平的顶层设计，又以小切口、小节点狠抓任务布局分解，使首届文博会谋得周全、干得漂亮。
(三)严谨严格、只争朝夕
首届文博会担负着国家使命，时间紧、内容多、任务重、要求高，甘肃各方面自加压力、迎难而上，按计划、有秩序、高质量工作，盯紧时间节点，倒排任务工期，强化责任分工。在抓好硬件建设的同时，集中优质资源、聚精会神重点抓文博会内容建设，围绕论坛“谁来论、论什么、论要高”的要求，反复与主办协办各方沟通并专门召开会议。突出文化主题，科学谋划、妥善处理了文化年展与分项活动、国际与国内、全国与甘肃等布展关系，既突出重点又统筹兼顾，既体现国际化又突出以我为主，既体现多样化又凸显敦煌特色。好中选优，统筹安排了文博会期间的文艺演出。实践证明，严谨严格、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确保了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四)同心同德、精益求精
首届文博会是动员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尽全省之力举办的国际文化盛会，文博会的每个细节，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硬件配套、参展布局、环境美化、嘉宾迎送、专家论坛、安全保卫等，还是服务员举止礼仪、志愿者精神状态;无论是领导小组、筹委会成员还是专家咨询服务团，以及建设者、服务者、参加者，每个人都细化岗位职责，齐心协力，做到了精益求精。可以说，文博会的成功是省领导、广大文博会建设者和服务人员同心同德、精益求精，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吃苦在前、无私奉献的结果。
(五)善做善成、敬终如始
文博会的举办，传承弘扬了伟大的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各国文化融合、思想融汇、感情融通，为丝路文化交融搭建相通之桥，为沿线携手发展增添动力之翼，也为甘肃更好走向世界打开机遇之门，会议期间发布的《敦煌宣言》已成为与会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界的基本共识。当然，文博会不能只成为会期的文博会，更要善做善成、敬终如始，使之成为“不落幕”的文博会，使敦煌文博会真正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名副其实的“国家文化名片”。
三、各方面对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的评价
首届文博会参会的嘉宾一致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高屋建瓴，思想深刻，重申了不同文化间平等、合作共享的理念，对与会国借助“一带一路”这个平台应对全球面对的挑战和危机有重大启示意义，也是办好文博会的重要遵循;副总理刘延东的主旨演讲深刻阐述了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明确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的目标与框架;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的致辞感情真挚、视野开阔，既充满文化自信，又勇担文化重任，提升了甘肃的国际影响力。
比利时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德威特说，“中国领导人向我们传递一种信息，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国家都可以借助中国搭建的这个平台聚集在一起，互相讨论、彼此了解。这也表示中国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对我们都有借鉴。”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胡惠林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对加强文化交流、互鉴共进、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有指导意义，“‘互鉴共进’是一个重要命题，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形态都要看到自己的短处，看到别人的长处，才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进行深层次的人文合作交流，实现互联互通。”
大家普遍感到，首届敦煌文化博览会集中体现了高端化、国际化、特色化、专业化的特点，祁述裕、杨刚毅、于丹等知名文化界人士均充分肯定、高度评价。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初步达到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融合、思想融汇、感情融通的目的。从参会嘉宾反馈的评价意见来看，此次文博会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文化引领强
甘肃首次承担国家使命，高规格举办大型国际会议，让国际上具体地了解认识到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就是一条文化之路，在当代是文化、经济、贸易和科技之路的重要枢纽，对甘肃提出的“文化强省”战略具有明显推动作用，效应也势必辐射全国乃至世界，充分发挥了文博会的文化共识体平台引领功能，通过敦煌进一步带动了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文化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二)办会水平精
整个展会起点高、秩序好。此次文博会以高峰会议为引领，以5个分论坛和5个专项论坛为主要学术支撑，以大小12场高水平舞台演出为动态内容、33个各类展示为丝绸之路文化的静态呈现，以签约89个文化项目、签约金额1078亿元的具体合作项目为具体内容，以《敦煌宣言》的发布为完满收官，充分体现了本届文博会作为国家级展会的办会水平。
(三)时代氛围浓
莫高窟的球幕电影，文博会的数字敦煌展，以当代数字虚拟仿真技术在敦煌石窟保护与展示中的最新运用为主要内容，不仅呈现了甘肃悠久厚重的历史资源，也反映了甘肃文化中勇于创新的可贵因子。各国参展的以文明互鉴为宗旨的文化精品，把与会者推向了具有浓郁时代氛围的体验高峰。
(四)工作效率高
此次文博会时间紧、任务重，但组织有序、效率很高，充分体现了主办各方密切配合、承办之地指挥有力、参与工作的所有人员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也体现了主办方承办省很强的会展策划实施的软实力。
(五)服务工作细
整个文博会接待工作，采取“一对一接洽、人盯人服务、个性化兼顾、全方位关怀”的策略，组织严密，计划周到，态度诚恳、话语亲切，体现了甘肃人民勤劳朴实、热情好客的品格，受到了参会嘉宾的一致好评。
四、专家顾问团成员对持续办好文博会的意见建议
如何在首届“开门红”的基础上持续办好敦煌文博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认为，文博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充分交流、碰撞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新的艺术作品。
著名艺术设计家常沙娜提出，我们要很好地借助文博会这个良好的平台和机遇，大力开展敦煌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学部长、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强调，甘肃全省和敦煌市应牢牢抓住这一时代契机，发挥地理文化优势，做好“文化认同与民心相通”这篇大文章，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认为，作为一个样板间，敦煌文博会应发挥枢纽作用，继续把文化交流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全世界，吸引全世界到这里来看文化盛宴。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少雄对敦煌文博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建议，强调除了现有的执委会，还要充分发挥咨询专家的作用，成立专门的文博会专家委员会，制定敦煌文博会的短、中、长期会展发展纲要，负责文博会每年的办会理念、策略、项目以及内容的策划、设计、审核。
此外，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学勤，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中国文联副主席丹增，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文化部外联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蒲通，清华大学教授、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季松，上海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花建，复旦大学教授侯杨方，兰州大学教授丁士仁等专家，从国际大战略、文博大视野的角度对丝路精神和敦煌文博会主题进行深刻阐释，其他参会专家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对策建议。综述如下：
(一)强化敦煌文博会的学术内涵
要大力加强“欧亚学”、“丝绸之路学”、“敦煌美术学”、“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艺术交流史”、“文化艺术会展学”等学科的全方位研究，从而为敦煌文博会提供深厚的学术支撑，也为以后文博会的可持续性举办提供充分的学理条件。建议适当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使专家顾问团各位专家结合各自专长和研究方向，自行组织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适时召开关于“一带一路”等方面的小型学术研讨会，使文博会学术活动“长流水，不断线”。
(二)加大对丝绸之路大历史、跨文化的研究宣传和推介
“一带一路”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课题，需要从人类的大历史、跨文化的大视角，对其进行持续系统考察，探讨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发挥的重大历史性作用，以及甘肃在丝绸之路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技术手段上，可以开发互动式地图，以凸显敦煌、玉门关、阳关等甘肃境内和沿线各国著名的人文景观。
(三)增加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文物展示
截至目前，全国出土汉简73600余枚，而甘肃境内出土的就达6万多枚，占全国总数的82%。如玉门花海出土的汉武帝遗诏、居延汉简、敦煌悬泉遗址简牍等，均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还有，文化部门应该尽最大努力，将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保存的敦煌文书借回来或者进行复制，今后组织一次盛大的敦煌文书合璧展。
(四)建成独特的“敦煌博物馆市”
借鉴德国柏林博物馆岛、法兰克福博物馆大街、日本濑户内海博物馆岛的成功经验，由政府制定倾斜政策，大力整合民间资源，充分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以现有莫高窟石窟群、敦煌博物馆为核心，以筹备新建“丝绸之路博物馆”为抓手，在此基础上筹建10余座民营专题或专业博物馆，将敦煌建设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带一路”博物馆市。
(五)筹建“敦煌艺术大学”
以甘肃省委、省政府为主导，以教育部、文化部为上级直属主管单位，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学术策划实施单位，以敦煌研究院、河西学院、西北师大敦煌学院等院校的相关学科为学术基础支撑，以《敦煌研究》、《丝绸之路》和相关高校学报等学术刊物为阵地，以莫高窟、地方博物馆、敦煌剧场(如《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又见敦煌》剧组剧场)为实训基地，建立以敦煌学、欧亚学、丝绸之路学、设计学、音乐学、舞蹈学、文博学、考古学、旅游学、会展学、文化产业科学等专业为特色，面向海内外招生的“敦煌艺术大学”。
(六)??办“敦煌国际艺术节”
创办面向世界范围的、高质量的“敦煌国际艺术节”，为敦煌文化、丝路文化艺术的展示、交流、交易、传播建构起一个相对固定的高端平台。以“敦煌博物馆市”的建设为基础，逐步建立全国最大的、具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参与的文物古玩展示、收藏、交流、交易的最大集散地。在此基础上，申请国家特批以文化产品产业为主的文化自贸区，全面促进河西走廊博物馆全产业链的建构，大力促进甘肃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七)优化文博会运营与管理模式
文博会展示方案范文第3篇
本届文博会将围绕“文化融合科技，创新引领转型”的主题，举办综合活动、展览展示、论坛峰会、推介交易、创意活动和分会场活动六大系列共百余场活动。本届文博会的主展场将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同时在全市设立14个分会场。除了展览展示，本届文博会还举办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国际论坛等10场论坛峰会，举办动漫游戏、艺术授权等17个专题项目推介交易会，以及“华礼奖”中国礼仪休闲用品设计大赛等14场创意主题活动。
今年北京文博会有百家以上国家级与省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集聚区亮相，带来千余个重大产业项目，面向全球招商。如吉林省展团将带来总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文化产业项目，安徽省将首次推出投资额达12亿元的“老子文化生态园”项目，台湾松山文创区艺术展将展示富有宝岛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文化企业，推介项目、寻找合作伙伴。
本届文博会还将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组委会邀请欧、美、日、韩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及采购商、投资商参展参会，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北京文化企业将举办拓展海外市场推介会，介绍成功经验，助推文化企业“走出去”。 北京文博会已成为国家级文化创意产业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 北京市投资促进局作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媒介，在此次文博会中收获了巨大成效。
在参会的四天中，有不少企业和商会组织到展位咨询有关投资政策及服务的问题，在咨询过程中，大家都对北京市人民政府台资项目审批绿色通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绿色通道”成立于2002年，是北京市政府设立的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综合服务的一站式窗口，是北京市投资促进局的主要职能之一。经过几年的运行，“绿色通道”已成为境内外投资者来京投资咨询的“首访之站”、项目审批服务的“虚拟大厅”、投资信息的“集散中心”。“绿色通道”为在京投资兴业的企业，提供全方位、便捷式、专业化服务。主要职能有三个方面：一是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其中包括：政策法规咨询，投资环境介绍，推介招商项目，寻找合作伙伴。二是提供审批代办服务。其中包括：指导企业设立申报材料的准备并代办手续，指导和代办企业各种变更事项的申报。三是提供经营保障服务。其中包括：及时了解和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帮助企业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同时，受理企业的投诉。
文博会展示方案范文第4篇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把夏代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仅仅根据这些后世文献的记载，很难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如果没有考古遗存发现，没有当世的文献资料，后世著述中的记载只能是“传说”。
20 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经过80多年的发掘研究，新的考古材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历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人们也认识到，《史记》中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绝非凭空杜撰，其中的确传递着一定的历史信息。
在 2000 年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即开始了中国的综合性考古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时期新的年表(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0年)。断代工程的夏的始年,即从禹之受禅为王开始。工程推出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
距今6000-5000年是一个文明起源加速的阶段，距今 5000-4000是初期文明形成的时期，距今4000-221年是王朝文明的诞生和发展的时期，到秦代以后，中华文明进入到了帝国的阶段。
中原起源说、“一枝独秀”：中国的学者们多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描绘为中原“一枝独秀”，“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到边疆，才有了边疆的民族与文明。夏商周三朝都是在中原或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发展起来的。
“区系类型理论”、满天星斗：1981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及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
“多元一体”：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可以用“多元一体”来概括。多元就是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一体是逐渐融合到以中原夏商周王朝为代表的文明当中。先后地融入以中原为中心的大熔炉当中，只不过融入的时间不同，融入的方式有可能也不同，有些是被军事征服，有的是可能通过别的途径，共同构成这样的主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际上就是追溯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文明起源模式之一，可以用“汇聚”和“辐射”来概括。汇聚主要是在夏王朝之前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汇聚，辐射主要是商王朝及其后高度发达的文①明向周围的扩展。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梳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 依据。根据最新的研究所得出的认识，仰韶时代中晚期(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和夏、商、西周王朝的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0年)分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形 ① 王巍：《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2日。
1 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时期。①
中华五千年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很多地方都有所展现，第一是良渚，第二是红山，还有其他一些。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内涵，准确的理解应当是指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在5000年前都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曙光。距今5000年的这些中华文明，是早期的一种区域文明，比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陶寺遗址等。
良渚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基本上认为距今5300多年至 4300 年左右，延续了1000余年。良渚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有古城、大型的墓葬、大量的玉器，展现出当时的宗教、神权、王权、战争等复杂社会形态。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以良渚文化中的发现最为充分。②
红山文化因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年代为距今约 6500—5000年，是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学文化之一。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 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 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红山文明是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红山文明六个主要标志：一是遗址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加，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加剧，以建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集中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四是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牛河梁大型墓的墓主人均为男性，说明红山文化晚期高层统治者中男性占据主导 地位;五是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六是科学和艺术成就超越以往，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展示社会繁荣和红山文化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③
尧都——陶寺遗址的发现:在据古史传说在尧活动中心地区的山西南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约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约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陶寺城址的规模比夏代后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小约100万平方米，但与全国各地发现的早于夏代的城址相比，则要大 1 倍乃至数倍之多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表面，还发现了朱书的“文”等文字，表明当时已经使用了文字。陶寺城址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城内功能分区明显。高级贵族居住区与社会下层居住区相隔绝，并已出现专门为上层贵族所掌控的仓储区和墓葬及祭祀区。课题组认为，至迟在距今 4000 多年前陶寺大城修建和使用的时期，已经进入到初期文明的阶段。④
文明起源的标志: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
①② 王巍：《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6日。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源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31日。 ④ 王巍：《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2日。
2 20 世纪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V .Gordon childe ,1892～ 1957)的新石器时代革命 ———人类知识上的革命 ———城市革命的三段革命论。他的理论强调构成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是人类知识上的革命, 城市形成是文明形成的决定性标志 。这一理论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 例如,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等人在编写《世界文明史》时 ,就明确主张“探讨城市的起源与探讨文明的起源是一样的”
国内学者在讨论中国文明形成问题时, 相继提出不同的判断标准。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并普遍接受的是张光直的“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礼仪中心”六项标准和夏鼐先生的“都市、文字、青铜器”三项标准。实际上 ,张光直先生的六项标准中的后四项标准, 严格说来是与夏鼐先生的“都市”概念属同一范畴 ,完全可以合并在“都市”的内涵里。
“酋邦”、“社会复杂化”和“早期国家”的理论
在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时 ,一些学者开始引入“酋邦(Chiefdom)” 、“社会复杂化(social complexity )” 和“早期国家(early state)”的理论和概念 ,并对一些地区的考古文化与文明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的个案研究。酋邦理论是20世纪西方人类学和社会政治学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它以人类学中具体的民族实例,展现出人类社会由史前向文明转变过程中社会组织结构的某些形态。其中塞维斯(Elman R.Service)的酋邦理论曾在中国学者中产生的影响最为广泛。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是依据社会组织形态把社会划分为 :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国家(state)四种类型, 并把它们视为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社会分层理论则从进化、自组织功能等方面研究社会的分层和累积过程 。弗里德(Morton H .Fried)的社会分层理论,依据社会结构分析把社会划分为平等 社会 (egalitarian society)、等 级社 会(rank society)、分层社 会(stratified)和国家(state)四种类型 , 并把它们作为社会发展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国内学者开始对酋邦理论进行反省 ,提出聚落群的早期阶段仍是部落, 晚期阶段大都是古国, 酋邦和消亡阶段的部落无大区别, 并且主张中国不必划分酋邦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进化过程应当是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初始国家)再走向王国这样三个演进阶段, 并主张这三个阶段中的后两个阶段, 都属于国家形态的范畴, 只是邦国为初始的国家,也被称为早期国家。
考古学的作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文化遗存来进行古代社会的复原重建工作的,在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时,相对于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的不确定性, 它是有确凿根据的, 其作用之重要是毋庸置疑的。
考古学也有局限性。首先,它发现的是局部遗留的文化遗物并非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部, 依据这些局部的文化遗物复原出来的古代社会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极其有限的。其次,它所呈现的面貌是经过历史风尘洗劫后的残存,并非当时的原貌。我们所作的复原和重建,也与当时的真正原貌会有一定的距离。再者,我们在研究某个地区的考古文化发展序列时,往往是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析来建立 当地考古文化发展序列的,这种文化发展序列和当地的历史实际发展进程是否一致,也是值得推敲的。在分析考古资料和运用这些考古资料进行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时,应考虑族群是否迁徙、文化是否移动等诸多因素。①
① 南京大学范毓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3 古史辨派
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以后，《古史辨》又持续出到七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活动，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1957年，徐旭生评价说，“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虽存在有问题，但是取得的成绩很大。“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的时候。„„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①代分开。”
自从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以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出真实的历史讲起，启发人们审慎地将传说材料进行抉择，结合考古发现，仔细地考辨其中的“史影”，从而逐步地“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尹达先生对此有中肯的评论，他说，顾先生“继承了今文学派的传统，吸收了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怀疑古文经书，从而发展为怀疑传统的古史，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②
李学勤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并认为古史辩学派“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大声疾呼要“走出疑古时代”。
陈其泰(1)消极意义：①未能注重结合考古发现来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古书辨”;②有的地方怀疑过头，因而像杨向奎先生所指出的造成“玉石俱焚”。③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有不当的地方。这里应说到三项。一是张荫麟先生曾指出“古史辨派”过分地使用默证法。二是有时对于史料不能做到审慎地处理，抹杀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三是“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愿去分辨”。
(2)积极意义：①“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②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③“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古史辨伪和古书辨伪，作了范围广阔的考辨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④顾氏在学术上“求真”的精神，对于学术问题确实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