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规划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在市场机制的长期作用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偏向出口。出口作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高度依赖出口打破了原有经济结构的平衡，其弊端终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展露无余。本文结合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状况，提出若干针对货币政策的建议，并简要探讨了运用货币政策这一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对改变中国经济窘境，实现经济增长路线回归正常运行轨迹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一、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窘境
1.经济结构中需求结构失衡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三者间的结构比例合理与否关乎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目前，我国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国有资产投资为主要视角，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重点的经济低龄化阶段，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在总体份额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而言，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弱，其对GDP的拉动幅度远不及投资需求所产生的经济带动效应。但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长期作用的结果，短期内难以加以平衡与改变，使得需求结构的调整成为一大难题。
2.巨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
（1）外汇储备脱离最优规模。2012年是我国自1999年持续保持双顺差以来首次实现贸易结构的“一顺一逆”。但好景不长，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再次陷入严重的双顺差泥淖，终使2012年的“一顺一逆”成为昙花一现。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市场所需要的最优储备量，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高效的配置，进而造成大额的外汇浪费；相应地，外汇储备失控的波及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外汇资源的闲置，其对央行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的发挥同样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形成巨大的负担。
（2）货币升值预期持续走高。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以及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升值压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币升值不足的预期，由此引发各路国外资本纷纷涌入中国资本市场，企图分刮人民币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观消费者的投机行为也是导致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混杂便形成了一条恶性循环链，引起国内经济增长速率过高，偏离稳步发展的轨迹，一旦资本撤离中国市场，便会极大可能地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的瘫痪，加速经济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3）货币流动性过剩。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作为通货膨胀的一大诱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内物价的涨势；市场上资金过多、储蓄利率过高、外贸顺差增长迅速都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因素。
二、应对经济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
1.公开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行为，其主要涵盖回购、现券交易、发行银行票据及吞吐基础货币等形式。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业务操作回笼币值高达2000亿元，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资金流动的有效控制。可见，央行通过合理运用公开业务这一手段，对降低货币供应量，为国家经济政策目标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参考借鉴意义。
2.存款储蓄准备金率
存款储蓄准备金率制度是中央银行为协调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促进国内货币币值的稳定的一项措施，其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能力来间接调控货币的供应量，实现银行、企业、股市等机构之间稳定和谐的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从成立至今，累计调整了三十次有余，从2007年到现在就调整了将近二十次，而其中调整幅度最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调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调控上将逐渐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央行主要通过利率政策来对市场利率的水平和结构加以调整，使得利率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为进一步推动并深化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全面开放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场化实现成为可能。
三、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现状的建议
1.以消费需求来稀释投资浓度，实现投资消费的合理配置
在投资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扩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协调投资消费关系的有效途径。而在消费需求结构的盲区，中低收入阶层具有较强的潜在购买力。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内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为采取较为消极的储蓄利率政策，适当缓解居民的储蓄动机，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二为实行信贷消费政策，为居民的消费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2.平衡国际收支状况，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结构性调整
要改变我国国际贸易双顺差的局面，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加强进出口贸易额间的协整关系，实现进出口总额之间的长期均衡。同时严格限制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从源头上将我国外汇储备稳固在有效范围之内，防止人民币的增值幅度脱离预期掌控，避免资源利用的非效率。同时适当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刺激项目建设贷款，实现外资的再投资与再利用，间接影响国际国内的货币供需，使货币保持适当的流动性，分散外汇的持有风险。
3.促进经济转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应该改变过度依赖出口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双向平衡，同时继续采取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改善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非效率资源配置，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要素及路径的良性转变。合理应用货币政策（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工具）来调控就业结构、产出结构，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同时积极迎接新经济的严峻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
参考文献：
[1]张映娜.小议我国当前货币政策[J].财经界，2014（14）
[2]汪洋.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我国区域经济规划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本文就发展绿色金融推进国内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各个行业的转型优化以及国内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究，希望对进一步推进相关领域内的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国内经济
1.现阶段国内绿色金融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分析
1.1经营宗旨与经营目标有待改善
现阶段，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宗旨以及经营目标强调的是股东利益以及利润的最大化，因此绿色金融的发展遇到了缺乏价值驱动因素的问题。再者，国内很多从事环保业务的中小型企业仍缺乏合理的融资渠道，无奈他们只得选择民间借贷融资，这种做法既增加了他们的运营风险，又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失去了对于这类企业发展的制约及掌控作用。
1.2公司结构不完善，绿色金融的发展缺少保障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促使国际金融机构拓展业务时拥有一票否决权或业务监督权。但国内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设置还尚未涉及到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更缺少具备相应职能的机构，因此绿色金融发展进程中很多问题仍得不到有效监管。
1.3专业产品、专业人才、产品和服务相对缺乏
在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项目技术可行性、节能量测算、节能行业政策及技术标准确定等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相关的规程以及标准还未熟练掌握。
2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论述
2.1绿色金融能够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区域经济的发展为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做出的贡献已经得到了相关人士的重点关注。综合相关案例分析，绿色金融决策的制定能够为资源的优化配置打下坚实的基础，既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又能够为各个行业的转型发展创造更加丰富的环境效益。再者，绿色金融业也有助于缓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进而帮助企业运用合法、合理的手段规避风险，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在各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传统金融正在逐渐向“绿色金融”转变，因此金融机构的绿色环保理念、绿色金融战略理念均得到了强化。而这方面变化产生的影响最终将体现在企业生产方式以及经营管理模式的变化之上，能够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基于宏观层面分析，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是社会经济腾飞的重要前提，所以我们需要摆正对于“绿色金融”问题的关注度。
2.2能够促进产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相关措施并优化资源配备来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对相关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最终会使相关产业呈现出可持續发展的新态势。具体来说，绿色金融能够对社会资金流向起到引导作用，進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它还能够以聚集资金的方式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这一环节的支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基于宏观层面分析，在绿色金融的影响下“绿色产业”也将产生规模经济效益，能够助力于劳动力、商品以及技术的空间转移，进而使产业实现整合发展。在上述变化的影响下，市场体系将会愈发完善，政府主管部门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也因此而增加了新的可能性。
绿色金融的引导下，企业管理者以及普通公民的环保意识也能够得到强化，这方面的变化最终将有助于增加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的认同感。现阶段，民众的环保意识正在不断增强，金融业同样需要顺应这一变化，进一步推进自身的优化调整。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需要通过绿色金融业务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进而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另外，发展绿色金融对缓解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保护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企业能够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为环境保护作出相应的努力。
3发展绿色金融，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分析
3.1强化金融队伍建设
金融机构想要发展绿色金融，并让其助力于国内经济的转型发展需要强化金融队伍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是后期各类细节工作优化落实的前提。具体来说，需要选择具有丰富经验的项目经理以及金融分析师参与到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与推广之中，针对特定产品制定出详细的风险管理方案，确保在绿色金融业务领域能够及时完成相应的人才储备。在此基础上，国内金融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绿色金融机构的合作，确保能够在管理理念、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能够得到相应的支持。严格按照上述标准落实相关细节才能够在全新的行业形势下助力于绿色金融的发展，最终让其在国内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3.2进一步推进金融产品的创新
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也是相关领域实践中所必须要关注的一部分工作。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既需要发挥市场机制对企业旅行环境责任的监督和保护作用，又需要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待企业评估上市时，要将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纳入评估体系之中，以此来约束企业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企业需要重视绿色债券产品的发行，如此才能够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低成本、使用周期长的资金。而这方面的实践也能够为以企业为主导的环境保护项目解决好融资难的问题。最后，完善巨灾保险以及绿色衍生产品也是金融机构应当重视的一部分内容，它实现了金融产品对于自然环境风险的有效管理，既能够创造经济效益，又能够为环境保护打下坚实的基础。
3.3推广绿色信贷政策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体现，而实施绿色信贷则能够为绿色产业、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具体来说，在相关领域的实践中可以尝试制定差异化的信贷政策，主要通过降低经济资本的占用指标、信贷规模优化以及贷款利率优化等手段强化对于节能环保项目的扶持力度。此外，需要尝试控制产能过剩、污染严重企业的授信，以此为起点限制对环境产生污染的项目的建设。若能够将环境因素纳入风险评估以及贷款审批制度之中，则有助于对相关风险做好防范。
结语
绿色金融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以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机构的金融机构需要提高对于绿色金融的关注度。以上笔者站在高中生角度，在分析汇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究，希望对进一步推进相关工作的优化落实有所启示。
大庆高新区石化产业促进中心 刘海军
我国区域经济规划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筑经济繁荣多样，建筑经济市场活跃异常，为了促进建筑经济市场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新时期背景下的建筑企业对建筑经济的全面深刻的认识，转变观念，意识到私营建筑经济在市场方面的作用，同时看到国有建筑经济存在的问题，严厉打击国有建筑企业中不正当的损坏国家利益的行为，以促进我国建筑经济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关键词：建筑经济；经济效益；对策
0引言；在建筑经济效益提高过程中，我们必须对当前建筑经济效益的现状及其成因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明确建筑标准在建筑经济效益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应用于建筑经济提高的过程之中，与此同时，还应优化建筑节能，加强成本控制，并致力于建筑施工管理科学化水平的提升，最大化的确保建筑经济效益得到有效的提升。
一、建筑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1在建国初期时，我国经济的所有制大致可以分为五种：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公私合营所有制以及工商业主个体所有制。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到十五大时期，我国经济所有制可以分为公有制及非公有制两大类。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建筑行业也逐渐可以划分为公有制以及非公有制两种类型。建筑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完成建筑指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及有效创造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公有制建筑经济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1.2 同时，私营建筑经济也是深化我国建筑经济改革的结果，它对我国深化公有制建筑经济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公有制建筑经济相辅相成。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公有制建筑经济在我国建筑经济总量中还是处于主体地位，仍然对我国建筑经济起着主导作用。但是，我国公有制建筑经济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建筑企业内部记住不够灵活，权责不明确，经济效益低下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公有制建筑企业的健康发展，对我国国有建筑企业的影响与冲击也越来越大。而且，目前我国公有制建筑市场还出现了出售营业执照与企业资质，提供挂户、压级压价以及拖欠工程款项和农民工工资等突出问题，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那些不正当行为，对建筑经济起到规范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使我国建筑经济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二、浅谈如何提高建筑经济效益的几点看法
2.1明确建筑标准在建筑经济效益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建筑物的建筑经济效益。因而在建筑物建设之前，就必须对其进行精心的设计，并确保设计过程的可靠性、适用性、美观性和耐久性以及经济性，而这就离不开相应的标准，只有严格按照标准，才能更好地將建筑的使用价值体现出来，进而更好地将其经济效益体现出来。因此，各种建筑标准都会对建筑的经济效益带来相应的影响，但也是确保建筑经济效益的重要前提。因而建筑标准在建筑经济效益提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切实掌握建筑标准制定的原则以确保建筑经济效益。为了更好地确保建筑标准在建筑经济效益提升发挥其作用，首先就必须科学的制定建筑标准。具体来说，在建筑标准制定过程中，必须按照相应的原则，尤其是应注重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这一原则，方能确保所制定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由于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环境下，建筑标准在形式上的区别较大，因而建筑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所以我们在制定建筑标准时，必须紧密结合我国建筑业发展的实际确保所制定的标准与我国国情相符，方能在促进建筑经济效益实现的同时将其提高。
2.3致力于建筑质量标准体系的完善是促进建筑标准应用成效提升之根本。为了更好的应用建筑标准促进建筑经济效益的提升，就必须致力于建筑质量标准体系的完善。因而在完善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应尽可能地预防和避免出现建筑质量时候检查的尴尬局面，否则就会难以确保建筑质量，进而降低建筑的经济效益，因而必须从建筑物的规划到设计再到施工和维修的全程贯彻和完善建筑质量标准体系，以确保建筑物有效的进行质量的监督；其次，应将建 筑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作为提高建筑经济效益的首要任务，加强建筑质量的工作必须在整个生产全程进行，实现全面地管控建筑工程质量，并从科学性、全面性、预防性和推进性等多方面开展，方能促进建筑业稳健的发展。再次是始终将促进建筑经济效益提升作为建筑改革的根本性目标，并始终坚持建筑标准化，以实现其对提升建筑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并切实做好修订建筑标准的工作，并致力于建筑质量标准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从而在促进建筑质量提升的同时促进建筑使用价值的提升；最后，将完善的建筑质量标准体系应用于整个建筑工程之中，最大化的确保建筑经济效益，实现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我国建筑经济发展的对策
3.1积极发展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当今世界，我国国内建筑经济行业要想调整企业的战略结构，拓宽建筑企业的经营渠道，优化建筑企业的经济结构，提高自身竞争力，就必须积极参与建筑经济行业的全球化.我国建筑经济行业可以通过工程、贸易、劳务等方面，与国外企业相结合，提高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以及经济实力。国内建筑工程企业不但可以与自己国内其他行业企业强强联合，增加自身实力，走出国门，从而提高我国建筑工程企业的整体经济能力，并且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国内建筑工程企业还可以有效利用国内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通过与国际知名承包商合作，可以有效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以及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同时，国内建筑工程企业还可以利用当今先进的互联网优势，广泛搜集有利信息，可以及时有效地了解国际建筑经济市场的变化及趋势，并根据这些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战略结构。
3.2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我国在发展公有制建筑经济的同时，可以通过以下措施，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强大我国国民经济的力量：促进企业产权的多元化，积极发展国有、集体、个人的多种方式相互渗透的混合制经济。不断解决国有经济涉及面过宽的问题，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逐渐转变员工由单纯的劳动者到劳动者与投资者结合的角色。组建股份合作制经济，把国有中小型建筑企业逐渐改组为国有建筑经济参股的新型公有制经济。明晰产权，实现集体建筑企业的改组。
3.3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要正确处理好国有建筑经济与私营建筑经济的关系，转变对私营建筑经济的认识，要认识到国有建筑经济与私营建筑经济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一方面，要认识到私营建筑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提高私营建筑经济的整体水平，促进我国建筑企业的有效改革，让我国建筑经济健康稳步发展；另一方面，应该适当控制国有建筑经济在我国建筑经济中的总量，协调国有建筑经济与私营建筑经济数量的比例，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国有建筑经济淡出建筑经济，促进我国建筑经济能够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如何提高建筑经济效益进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新时期背景下的建筑施工企业，必须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致力于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对当前我国经济效益的现状及其成因有了一定的认识，明确建筑标准在建筑经济效益提升中的重要作用，致力于建筑质量标准体系的完善是促进建筑标准应用成效提升之根本，致力于建筑节能的优化，致力于建筑成本的控制，致力于项目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的提升，最大化的确保建筑经济效益得到有效的提升，进而在促进建筑经济效益提升的同时促进企业的完美转型升级。
我国区域经济规划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尽管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目前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特征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确立，使我国开始进入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时期。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组织需要新的创新理念、确立新的创新原则与目标，探寻新的创新路径和模式选择。
关键词：农村经济组织；组织创新；产业发展
一、引言
20世纪60至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组织创新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关于农村经济组织发展和创新的研究日臻成熟。
国外的文献对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主要从农业产业链纵向协调的角度对农产品生产、交换和分配影响进行分析。相关文献所研究的组织形式发展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契约制(准)一体化组织，即各个环节上的利益关系由契约联系起来，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农业合作社、新一代合作社和农协等；一种是公司制一体化，各环节内部化到一个企业，所有权由一个主体所掌握，进行统一的指挥和管理，表现形式是股份制企业。
对农村经济组织的不同类型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和契约形式把分散经营的农户与大市场对接起来。因为，即使是发达国家，农户在整个农业价值链上的经营也是相对分散的。而农村经济组织的设计应该考虑要在尽可能低的交易成本条件下达到协调和激励的目的，特别是有效地增强商品契约的稳定性。
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更多地从理论上探讨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一系列问题。研究者们大多认为，农村集体组织的创新是必要的。从农村经济组织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以及各类组织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农村经济组织的确需要制度创新，唯有创新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真正发挥出主体的功能。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形式的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善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农村经济组织创新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建立合作社，合作社是市场中企业组织的一种替代形式，是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特殊经济组织，它的存在有助于完善市场秩序和规则，是政府、公司(私人或公共企业)以及农户都需要的一种组织形式；二是培育和发展按农产品分类的行业协会等市场中介组织。
现行的农村新兴组织形态大致可划分为四类：以契约形式作为联结方式的分包制、以劳动要素之间的合作作为联结方式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土地要素作为联结纽带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以资本要素作为联结纽带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除此以外，由于各种组织形式的相互交叉、相互融合，还存在着许多中间组织形态。
上述文献对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创新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尚存许多不足。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思路拘泥于经济组织本身，大多从产权、制度来研究。从农户本身的经济行为出发的研究较少，从非经济因素角度研究的更少。鉴于此，本文拟在回顾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局限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路径和模式选择。
二、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经济组织建设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包括土改时期(1947-1957)、集体经济时期(1958-1979)、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5)、农村经济组织发展创新时期(1985-)几个重要发展时期。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随着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提出和集体化、公有化的推行，我国逐步进入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导致的分散的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不断涌现，比较典型的形式有公司加农户、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股份合作经营、农业公司等。
1 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形成的“农业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统称。它是以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乡村区域为范围，以管理土地和集体资产、组织本集体成员共同开展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提供其他社会经济服务的集体性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既是合作经济组织，又是社区自治组织。一方面，社区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管理社区集体资产，开办集体企业，组织资源开发，开展非农产业经营，兴办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为社区农民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兴办各种公益、福利事业，维护社区的社会秩序等等，承担政府委托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2 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
为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商品化的需要，1982-1984年，农村供销合作社围绕恢复合作社性质，在组织体制、经营体制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恢复了自身的组织体系，扩大了经营范围，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互助与合作，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城乡资源的双向流通。1995年2月，中央在《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要坚持其集体所有制性质、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综合服务的办社宗旨，坚持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合作社原则，把供销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一直在中国农业银行的领导和系统内开展工作，在解决农民的资金需求，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支持农业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村信用合作社受政府干预和控制很大，不是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1996年，农村信用合作社从农业银行脱钩，也没有理顺内部各机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效的管理体制也没有建立起来，信用合作社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困境。近年来，信用合作社开始按照商业银行的模式进行改革，利润导向明显，存贷款非社员比例增大，已经失去了合作组织“互助共济”的特征。
3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随着农业生产专业化发展和农产品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抵御市场风险，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各地农民按照自愿互利原则，自发组织了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产业依托性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与当地产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法宝。部分地区还初步形成了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以及技术服务等一整套产业链。比较有影响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官民结合”为特点的“邯郸模式”、以股份合作制为特点的“安岳模式”、企业与农民合作的“莱阳模式”等。经济合作组织中，以销售、加工为龙头或产销结合为主的专业合作
社，发展最快、也最为活跃；行业协会次之；各种经济联合体关系比较松散，但运转灵活，效果最为显著。
4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种以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经济联合组织在农村涌现，特别是以股份合作制形式兴办乡镇企业，取得了积极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广大农民又把股份合作制这种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广泛引入到种养业、农业资源开发、乡镇企业以及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革中，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极为关注，并及时给予了肯定和引导。1994年，中央就发展股份合作制的重点、方法、途径和要注意的问题等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要清晰产权关系、转变经营机制、形成积累制度、防止集体资产流失，要引导农村股份合作制健康发展。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5 “公司+农户”为代表的契约型合作经济组织
“公司+农户”是指公司与农户之间通过签约形式，建立固定供销关系的经营模式，是以契约为组织联结机制的组织形态，可以将其称之为契约化或契约型的农村经济组织模式。这种组织模式包括公司与农户合作经营，农民出土地，公司出资金，收益按比例分成；农民出土地、劳力，公司提供生产资料，产后由公司定价收购产品，扣除投人成本后统一组织销售；以及公司与农户挂钩经营，公司提供技术、物资、服务，收取一定管理费的合作形式。到目前，“公司+农户”这一组织形态还演变出了“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以及“合作社+公司”等多种契约型组织形态。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农业商品率还比较低，农户生产自给程度较高，农民自治组织能力也较弱的现阶段，“公司+农户”模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是实现农业一体化经营较好的农村经济组织模式之一。尽管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效能已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证实，从我国农业产业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和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虽然也呈多样化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必然是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我国农村自然因素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别及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因素，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与变迁仍然需以契约、农户和“龙头公司”作为基础和出发点。
三、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发展的局限与问题
我国的农村经济组织两千多年来，基本上是地主制产权与小农经营权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组织。尽管这种组织形式具有经营灵活、权责利清晰且与风险紧密结合的制度优势，但与现代经济组织发展要求相比，依然存在许多发展中的问题：
1 农村经济组织处于农村，市场交易分散，信息流通缓慢，交易对象缺乏，其结果可能会使经济组织的成本高过个人交易成本。农民通过组织起来联合进行交易固然可以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增加交易频率和规模，实现信息搜集和处理的规模经济，但农户参加经济组织所获收益本身就不大，在付出一定的组织运行成本之后还要另外付出委托代理成本。
2 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弱化了经济组织所提供的分工协作功能。农业生产只能在地理空间范围内分散进行，而无法像工厂企业那样进行集中控制；同时由于产权因素和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要求不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需求比较弱，且受自然条件和季节气候的影响而无法进行，而对农民进行的组织协调的成本却相对较高，农业生产无法实现集中的大规模生产。农业生产的这种特殊性使经济组织无法实现高度的专业分工。也无法产生大规模生产所拥有的高效率。
3 农村经济组织的交易对象主要是农产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等。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农产品产量波动大而其需求弹性又比较小，其结果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这样在农产品价格高于契约价格时，农民常常采用机会主义行为，违约将产品通过市场销售，经济组织无法通过交易获取收入，某些生产性经济组织还会因为缺乏原材料而遭受损失。而在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大幅下跌时，农户又倾向于将农产品按照契约协定价格销售给其所参与的经济组织，这样就会使经济组织遭受严重亏损。农产品本身易腐烂、不易储存的特点则加剧了这种情况。
4 在农村经济组织内部，委托代理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由于多数农村经济组织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社员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经济组织的经营绩效难以量化考核，容易诱发作为经济组织实际控制人的经营管理者的偷懒倾向。同时，经营管理者通常只有资产控制权而无剩余索取权，在其行动难以监督、业绩难以考核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败德行为，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损害经济组织其他成员的利益。对于非企业的经济组织，农民纵然有退社自由限制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其他参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在农村的市场范围内，经济组织常常处于相对垄断地位，单个农民的交易成本高，从而使交易无法进行。
5 合作性经济组织通常是一种劳动控制资本的权力结构，参加经济组织的当事人有基本相同的权力和义务，对组织的经营决策有相同的参与决策权。这种决策结构会导致经济组织的决议常常出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局面，造成经济组织对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反应迟缓。
四、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目标
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史表明，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参与市场竞争，保护和提高自身社会经济利益的内在需要和有效的组织形式。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时期，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具有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目标必须作出相应调整。
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是指为适应农业分工深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或强制性的体制变迁推动农村经济领域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以改善农村经济组织的规模、机制和结构，提高农产品流通的效率和效益的探索活动。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农村经济组织结构的合理化。目前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是在我国促进农业现代化，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其创新目标必须符合法制化、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归结起来，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目标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使农村经济组织成为代表农民集体利益，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法人实体。大多数农村经济组织都有自己的财产、名称、组织机构和营业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按照我国《民法通则》中关于法人资格的规定，农村经济组织应当获得法人资格地位。虽然我国在2003年3月1日实施了《农业法》，
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组织原则及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也做出了法律上的规定。但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由于农村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导致其经济组织产权不完备，农村经济组织无法像其他类型的法人主体一样，有处理自己拥有的财产的全部权力，如土地、科学技术等，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农村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还需要在农村经济活动实践中，通过进一步的创新来完善和补充。
第二，使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成为运作规范，内部经营机制健全的经济活动主体。合作经济组织的本质特征是社员联合拥有和控制的经济联合体，其目标虽然是追求公平，为社员提供服务，实现社员的联合自助，但在具体的运作管理上，它又具有企业的本质特征，即追求效率。由于经济组织的非营利性特征，决定了其基于结果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完善内部控制，健全治理结构就成为提高效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的唯一选择。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但由于发展时间很短，内部经营机制还很不健全，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重点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理顺组织内部的财产关系和管理机制，按照股份公司的设置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起完善的治理结构。这样既能维护全体成员和所有者的合法利益，又能够给予经营者充分灵活的经营管理权。同时建立健全合作经济组织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保证金制度，保障合作经济组织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第三，使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成为符合国际合作社原则，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主体。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个体农民联合组织起来的互助性组织，其具有地域性、相对封闭性、自我保护性强的先天性缺陷，限制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同时，由于其实行劳动联合，限制资本，实行民主管理，导致合作经济组织股金集资受到限制，决策迟缓，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要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力一般都远远落后于企业，尤其是股份制公司。目前发达国家的农村合作社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对合作社的组织和运作进行了市场取向的创新。主要包括社员进退的资格受限、社员之间和社员与合作社之间责任、权利义务的双向分配，劳动与资本的联合等内容，促进了合作社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这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四，使农村经济组织真正成为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我国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滞后有关。农村经济组织作为连接小农生产与外部统一大市场的中介，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我国的农村经济组织规模小，业务范围的局限性很大，承受市场风险能力有限，限制了农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创新应该在加强政府扶持的基础上，促进各类合作组织包括农业龙头企业的联合和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利益联结，形成“企业+农村经济组织+农户”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经营链条，促进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农村经济组织在这个产业链条中的主导地位，既有利于保证企业原料来源的稳定性，又可以降低农户分散交易的成本，帮助农户得到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领域的增值利益。
五、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路径与模式选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农村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与创新时期。原有农村经济组织不断变化和各类新型农村经济组织不断涌现。但这些经济组织形式并未真正成为引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它们要么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很快被淘汰；要么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模式，缺乏现实基础和可操作性。
诺斯(1981年)认为，在市场中有效的组织达到的效果是：存在适宜的度量技术和度量标准而减少交易费用；交易者的集中降低了信息费用；交易者之间的竞争约束了机会主义行为；产权结构的有效界定和行使能够降低或完全消除不确定性；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减少了契约关系中的谈判和交易双方认可的交易的合意性。为此，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创新与演进方向也必然是要以效率作为衡量标准，以企业化、产业化作为演进的方向。
企业经营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是指参与交易的各实体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完全按市场机制形成交易，包括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机制也完全由市场主导完成。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资本、技术为纽带，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将农业产业的产前、产中与产后诸环节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联结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或产业链，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过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是实现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联合经营。其关键在于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基础是形成主导产业。要害是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接机制。本质是发展市场农业，使农业向现代化迈进。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化、社会化、集约化和纵向化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过程。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组织所表现的联结方式有多种形式，而股份合作社被认为最有创新意义。股份合作社可分为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股份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组织基础上的股份合作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传统的农村经济组织，相对而言，也具有创新的意义和创新的可能性。近年来发生在村、社范围内社区合作组织的多样化创新，虽然目前从数量上来说还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可以证明农村经济组织创新可有多种模式的探索。如村庄的公司兼并就是其中一种创新表现。通过有实力的企业，对自然村、行政村范围内各项职责和农业生产经营实施全面委托管理，进而一次性地直接改变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管理体制，形成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其主要特征是村庄和托管公司合二为一，主要村干部在公司任职，村民小组建制为分公司，内部通过“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另外还有村庄之间的兼并，包括扶贫式兼并和扩张式兼并等创新模式。
新型的农村经济组织模式无论是通过“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户”还是其他形式的联合方式，都必须构成一体化联合体。从长远看，按照现代企业模式实行公司制度，实行企业式管理，必然会成为“农业企业”或“农村企业”的发展趋势。
六、结论
农村经济组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创新不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还非常有限。因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时期，创新和构建一种和新农村建设相匹配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它既能克服现有农村经济组织的种种弊端，又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反映广大农民意愿，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目的应该是调整农村组织机构，以改变农户因超小规模经营的自我封闭状态，改进组织目标，增加农民的合法收入，优化组织行为，减少农村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保证实现农民各种利益。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目标必须符合法制化、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最终目标是建立精简高效、富有活力、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
任何一种农村经济组织都有其成长的过程，各种新型农村经济组织之间在功能上和适应性上是不同的，也是不可替代的。这种不可替代性以及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和产品特性的不同，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选择是多元化的，只要生产力发展水平允许，农民自己也能够接受，就可以选择最适应某一地区、某一种农村产业发展需要的组织结构模式。
我国区域经济规划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十三五”规划以来，我国区域协同发展面临新形势，对公安机关提升治安治理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虽已建成以打击跨区域犯罪、服务区域警务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但该机制的发展趋势亟待理论解读。文章通过对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生成演化、路径及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分析，助推我国区域安全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
【关键词】区域合作 警务合作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环境，“十三五规划”将我国区域协同发展概括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①面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公安机关亟待顺势完善区域安全与公共服务的职能，提升区域安全治理能力。
警务合作可以理解为区域警务协同治理。自2010年9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先后签署七个区域警务合作协议，初步形成区域警务合作框架。现已建成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对于有效整合资源，打击犯罪和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成效显著，意义深远。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精确度和力度，同时整合了警务资源，形成团队作战合力。但在取得成效和进展的同时，这一合作机制也存在着来自外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趋势和公安改革过程中组织机制变革带来的挑战。因此，在新的“十三五”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亟待对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进行理论梳理和分析。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产生与发展
区域合作的概念早期是在区域经济和区域公共管理领域中提出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国际警务合作。打破警务管理区划的局限，建立区域间的警务合作，是一种发挥资源共享、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并实现合作双赢的良性机制。该机制不仅简单易行节约资源，而且很好的体现整体性治理理念。就区域警务合作演化进程和方式而言，可分为区际警务合作、跨区域警务合作以及区域警务合作等方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区际警务合作就已启动，所谓区际警务合作是指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根据中国大陆同港澳台地区不同的法域规则，为共同打击犯罪而进行的相互合作与协助的警务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香港与广东就启动了警务合作。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2000年以来建立了定期会晤工作机制、联合行动机制、情报交流工作机制等。在两岸四地区际警务合作不断加强办案执法等领域合作的过程中，打击跨境犯罪活动的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了警务战斗力。
相较于区际警务合作，跨区域警务合作经历了从静态打击犯罪的警务模式向动态打击犯罪警务模式的转变。早期的跨区域警务合作体现为个案合作的方式，以1983年“二王”案、2000年张君案为例都采取了个案合作的方式。随着经济社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跨区域犯罪的激增，随之带来了区域间多领域协作模式的丰富。以长三角地区警务合作机制为例，早期的长三角地区警务合作只限于单一警种，即江浙沪刑侦警务协作机制，该合作被认为是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的开端。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不断深入，现行的苏浙皖沪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刑事侦查单一警种的合作，而是在合作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应急联勤指挥合作、情报合作等多维度深入合作。可见，现行的跨区域警务合作是回应警务实践需求，以合作为基调的区域警务战略。
所谓跨区域警务合作是一种横向协作模式，以各自的行政区划为准，依据区域安全问题的性质，分层次和等级的不同行政隶属的公安机关或者内部不同警种和部门之间协同行动，即通过警务合作机制的方式达成区域共同体。由于跨区域警务合作在实践运行中存在复杂性，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逐步形成。在打破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基于区域协同发展大战略背景下，公安机关之间根据特殊地域联系、犯罪同源关系、犯罪发展态势关系、区域应急处理突发事件关系等社会治理任务需求，在自愿合作、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以维护区域安全、打击区域犯罪、创新社会区域治安治理为共同目标，合作各方、整合资源、协同行动的一种稳定而可持续的警务战略合作关系。从当前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发展的情况来看，主要的合作类型种类多元，形式多样。②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断关注和发展区域协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该机制在区域整合的多变性和行政区划非从属性的前提下形成了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协作体系。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路径
从区域警务合作机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该机制经历了从静态合作到跨区域协议互助再到区域警务共同合作的过程。全国公安机关先后建立的七个区域警务合作都是建立在警务协议的制度基础上，通过契约的方式使合作常态化、规范化、信息化。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的路径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制度化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即在上级政策指导下，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出发点，根据区域内公安机关间区域整体利益所达成的共识，在制度和组织资源的基础上推动区域警务合作，进而整合区域资源整体，发挥合作优势。二是非制度化区域警务合作，即在传统警务模式下，办理跨区域案件，基于双方或多方合作，所传承下来的警务合作传统。该传统一部分转化为制度化合作机制，另一部分为传统协助模式，至今在打击区域犯罪、应急处突等区域危机合作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路径来看，该机制发展趋势的理论研究正是应现实的各区域警务合作实践需要而展开的。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理论研究多是基于该机制的警务实践进行梳理，而对国内警务合作已有模式进行理论梳理与发展趋势判断的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亟待在理论上分析我国公安机关面临社会动态治理问题以及对不同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发展进行必要性分析和理论分析，科学阐述这一机制的发展趋势，推动区域警务合作向前迈进。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区域警务合作是时代大背景的产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区域警务合作就伴随地理区位邻近国家频繁的经济往来而产生了，就区域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展开探索。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是基于两国或多国间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这类合作通常采取签署警务合作协议的方式，形成区域一致警务管理对策和方略，共同完成区域治安治理。就警务合作这一事务来看，无论国际警务合作、区际警务合作还是我国区域警务合作，都是由长期以来公安实践不断探索的成功范例发展起来的。目前构建的国内区域警务合作，是一种组织横向架构间的合作伙伴式社会治安治理。因此，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高效运行，一方面在于通过区域防范体系的构建，维护了区域社会安全稳定；另一方面在于不断完善合作的过程中，将区域系统稳定和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社会治安“新常态”要求加强警务合作。区域社会开放程度、经济发展速度、人口流动程度、治安控制强度等因素都是影响治安形势的晴雨表。因此，面对社会治安呈现地缘犯罪同域化动态化的新常态，同样要求进一步务实警务合作。地缘犯罪同域化是指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要面对犯罪以同样速度增长的严峻考验。区域违法犯罪日益突出组织职业化和暴力智能化的特点，流窜作案加剧且时空转换加剧、频率递增。传统警务是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开展的，当地缘犯罪同域化发展时，警务工作就会在打防控治安时面临犯罪同域化而警务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难以突破行政区怪圈。区域警务合作的大力推进，有助于应对地缘犯罪同域化和动态化发展趋势，将警务便利原则发挥淋漓尽致，全方位打击清查区域内各类犯罪，尤其是跨区域违法犯罪。通过合作打破行政区警务下的孤立和各自为政，将警务活动的整体作战能力有效提升，警务的真空地带不再出现。
公安信息化与规范化促进区域警务合作。新时期的公安信息化是基于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的智慧警务，科技的进步为现代警务机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如何真正实现信息情报的生命力和价值，就在于充分的信息交流和情报使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同时，公安的规范化建设是基于科学管理基础的标准化与流程化运行，也为区域警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满足我国区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层级、多动力、多维向的区域警务合作，既是公安信息化的要求，又是规范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从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公安安全产品的需求变化。
区域警务合作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
当前，公安工作站在公安改革的历史起点上，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与我国第五个现代化③相适应的现代警务机制，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是现代警务机制中重要的一项社会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了我国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我国区域警务合作、警种合作机制以及部门合作机制的完善，逐步形成社会治理的整体合力，以区域治安治理为目标的警务合作有效提升了我国公安机关区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警务实战化发展趋势。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框架形成以来，各区域不断完善合作机制，呈现良好态势，有效提升了警务战斗力。同时进一步深入推进区域警务合作，提升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工作以及打防管控的实战能力，进而全面提升社会治安治理能力。在合作层级方面，向一线基层延伸，在各区域交界及次区域地带，尤其是派出所、业务警种和巡特警等基层警种，深入推动小区域合作，凸显小、快、灵的特点，使基层一线整体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整体提升；在合作对象方面，加强同政府相关部门的紧密合作，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警务合作，优化常态合作机制，从四维空间继续拓展警务合作。在合作内容方面，向公安业务横向和纵向延伸，努力拓展到公安机关社会治理、打击犯罪和公共服务诸方面。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治理理论主张治理多中心化，即治理理论中政府权力的特性为主体之间责任界限的模糊。这种多中心化的直接表现就在于社会力量的日渐强大，区域协同的日渐丰富，使得权力合作伙伴关系和依赖关系的多元化治理主体间协作共赢。权力中心多元化，NGO组织、第三部门及私营组织等行使的权力在得到公众认可的前提下，同样可能成为不同社会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多元治理主体在这样的网络中，基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确立共同目标，并依据和整合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合作与对话当中持续增进相互理解与认同，相互鼓励来共同承担风险，最终使公共事务的联合管理得到确立。
社会治理的多样化治理模式特点和优点表现在：一是社会治理主体多元是一个交流、互商以及参与的过程。现代社会逐步走向多中心化，权力和社会利益逐渐分化，政府服务要获得市民的支持，必须选择合作模式。区域警务合作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提升治安治理能力作为关键因素。首先，该机制坚持以公安政策为原则，考虑地区利益的多样性，考虑不同利益主体在该地区的利益需求，实行不同措施。其次，区域警务合作使权力实现途径多元化，区域治安治理主体间因区域共同的社会安全需求而相互依赖，基于区域治安治理进行协商，解决区域面对共同社会安全治理难题，形成共识，整合共同的利益诉求反映到区域安全治理策略中，各自目的的实现是以共同目标实现为基础。再次，交流、互商及参与机制是重要基础，能够保证区域警务合作的健康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实现公共责任的平衡。区域在公安机关的协作关系，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核心理念进行社会治理，不乏为创新之举。
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式微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整体性治理日渐取代强调碎片化和分散化竞争的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在西方政府改革的潮流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有效解决了新公共管理中分散化带来的效率低下等问题。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改革模式，主张从管理走向治理，从部分走向整体，更多地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强调集中与整合。
重新整合是整体性治理的重要思想之一。这一思想也是对新公共管理碎片化的有力回击，即逆碎片化和部门化。以美国国土安全部为例，在应对“9·11”恐怖袭击时期，美国的警务运行模式呈现出极度分散化，也因此在情报研判和应急处置的过程中产生了低效甚至无效，其实质在于警察组织内部跨部门内部协同的工作机制出现了整合效能不足的问题。从整体性治理重新整合思想出发，要求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应为整体公安改革战略服务，必须始终服务于我国公安改革的整体战略，基于公安改革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实现区域警务协同整合与单个地区警务发展之间的统一，适应整个警务系统运行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与改进，实现区域协同作战与跨部门协同作战，从整体把握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追求整体并多元整合的组织结构是整体性治理的又一重要思想。以行政区划为划分基础建立的各级公安机关，都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架构的，同样面对科层制带来的分工弊端。面对警察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整体性组织理念无疑能够带来区域警务合作的可持续性。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向纵深发展同样要符合这一发展大势，整体合作框架具体表现为各大区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突破行政区划的单打独斗，从网络结构中为整体处理各种综合性社会突发事件反应滞后等社会治理瓶颈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形成共同领导多个部门，区域整体绩效评估，区域共享工作成果、风险及责任的工作机制。
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在顺应治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区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创造并管理新的警务合作系统，并不断创新。所以，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在于统筹机制中的整体要素关系，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多方整合的组织结构，从而为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整体性治理策略。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网，http：//www.china.com.cn/，2016-03-18。
②李侠：“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现状与思考”，《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③李景鹏：“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
责编 /张蕾
我国区域经济规划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经济收敛文献总体上反映出一种忽视产业结构与收敛联系的趋势。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是劳动力从低效产业转向高效产业的流动过程，它会不断提高经济体的生产率，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可以从滞后的产业结构变动中获得“后发优势”，从而步入快速的经济增长阶段，并最终与发达经济体实现经济收敛。我国六区域在2002-2008年间总体上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收敛趋势，但从产业水平上看，第一、第三产业表现出了较弱的收敛趋势，而第二产业出现了很强的反收敛趋势。基于产业结构变动视角，本文对于六区域总体与各个产业增长趋势的不一致给予解释，通过使用偏离-份额模型发现如果缺乏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六区域间总体生产率收敛速度平均每年会下降一半以上，这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经济收敛；产业结构；生产率；偏离-份额模型
一、引言
贫穷经济体是否会与富裕经济体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增长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各个经济体之间是否会出现经济收敛。如果用人均福利来替代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水平，那么经济收敛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经济体（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它初始的人均福利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贫穷经济体要比富裕经济体增长得更快一些，因此这两类经济体的人均福利差距会不断缩小。实际上，经济收敛并不是一个现代词汇，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1750年Hume就提出了这种理论，他认为：富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会因为一种“内生衰退”的过程而表现出一种自然放慢的趋势，这就给贫穷经济体创造了迎头赶上并实现收敛的机会。现代收敛理论的研究起源于Gerschenkron（1962），他认为“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可以在技术、经济、制度、知识等多方面模仿发达经济体而获得后发优势，这种优势会使得落后经济体以更快的增长速度不断追赶发达经济体并最终与其实现经济收敛。
尽管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不同程度地预言了经济收敛，但经济收敛是否存在仍需要大量的实证文献予以解答。Baumol（1986）对OECD国家的收敛分析开创了此类研究的先例，至此以后，大量的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Barro and Sala-i-Martín （1991）通过研究不同的经济体（美国各州之间或欧洲各国之间等）证实了经济收敛的存在，他们认为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大约以每年2%的速度收敛。其他学者通过采用不同的实证方法对经济收敛进行了研究，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上都证实了Barro and Sala-i-Martín的看法（Mankiw，Romer and Weil，1992； Durlauf and Johnson， 1995）。此后，Barro（1996）系统总结了各国学者对经济收敛的研究成果，并分别考察了各种因素（人均GDP的初始水平、受教育程度、预期寿命、生育率、政府支出、法律的执行情况、通货膨胀率、贸易条件、政治自由程度、政治权利和民主）对经济收敛的具体效应。
国内学者对经济收敛是否存在有着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区域间并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例如林毅夫等（1998）利用基尼系数分析了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问题，他认为1978-1995年期间我国省际间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都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不过省际间反收敛（经济发散）的趋势并不明显，而三大区域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反收敛趋势。蔡昉、都阳（2000）分别利用了泰尔系数和β收敛检验来分析经济收敛问题，他们认为我国省际间和东中西三大区域间都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但三大区域内部却各自存在着俱乐部收敛。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区域间存在着经济收敛趋势，例如申海（1999）利用β收敛检验法考察了经济收敛，他发现我国省际间存在着β收敛，但是省际间人均收入的收敛速度要慢于人均GDP的收敛速度。刘强（2001）也根据β收敛检验法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发现我国各省在1981-1998年期间的收敛系数β仅为0.0014，即我国各省存在着并不明显的弱收敛趋势；但把这一段时期拆分为两段以后，各省就呈现出不同的增长趋势：在1981-1989年期间，我国省际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收敛，其收敛系数β为0.024，这意味着落后省份以每年高于发达省份2.4%的速度实现着收敛；但1989-1998年间，我国省际间并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即在不同时期，我国地区间具有不同的经济收敛趋势。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经济收敛发生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随着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的改变，学者们对经济收敛的存在与否有着不同的看法。近些年，已经有大量学者开始关注经济收敛的内在形成机制，不过主要都是从资本、技术、制度、贸易等传统角度去思考经济收敛的形成逻辑；但对经济收敛的结构特征却鲜有人关注。众所周知，产业结构的变动就是劳动力不断从传统产业转移到现代产业，也就是从低效产业不断转向高效产业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高效产业不断替代低效产业而实现了生产率的提高，更高的生产率会推动更高的人均福利，贫穷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通常远远滞后于富裕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因此贫穷经济体可以从产业结构变动中获取一种后发优势，即产业结构变动推动了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收敛。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引入偏离-份额模型，并从产业结构角度重新探讨了该模型的意义，以及如何从这个模型出发去研究区域间经济收敛问题。第三部分为计量实证部分，首先讨论了我国六大区域的划分标准和产业结构的衡量基准，并据此寻找模型所需数据然后进行计量分析。第四部分为总结，在此部分中，我们将根据计量的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建立
产业结构变动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一种重要机制”①。贫穷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往往滞后于富裕经济体，而落后的产业结构又是以传统的第一产业为主，所以随着劳动力不断从生产率低下的第一产业移往生产率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落后经济体的生产率会经历一个较快增长的过程，而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已经相对合理，产业结构的变动就会相对缓和，所以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就不会因此实现快速的增长。因此，落后经济体产业结构更快的变动促进了与富裕经济体之间生产率水平的收敛。
为了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所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偏离-份额模型作为研究分析的框架。偏离-份额模型在Dunn （1960）之后得到了充分的应用。这种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地区性经济问题：例如区域内或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失业率或者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本文运用偏离-份额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将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归于以下三种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竞争效应和交叉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测量了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假定各个产业的生产率水平保持不变）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竞争效应测量了一个地区各个产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假定产业结构保持不变）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交叉效应测量了前面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效应是该地区专门从事具有生产优势的产业所带来的。
如前所述，尽管偏离-份额模型最初主要用于分析地区失业率问题，但是本文却根据它的三种效应对其进行扩展，从而用来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收敛的影响。此处，我们将一个地区的产业整体生产率表示为该地区各个产业部门的生产率的加权之和，可见，该地区的产业生产率若要高于其他地区的产业生产率，那么该地区就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一种可能的产业结构是，该地区每个产业部门的生产率都要高于其他地区相应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另一种可能的产业结构是，该地区专门从事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产业部门，从而使得产业整体生产率高于其他地区的生产率水平。下面，我们将依据Kennedy （1971）的方法构造偏离-份额模型的三种效应来解释各个区域的生产率差异。
三、计量实证
（一）区域划分
区域的划分要考虑到省份间的同质性，即区域内部各省份间应该具有类似的产业体系、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水平等，而通常的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方法却显得过于笼统，因为每个区域内部都包括彼此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省份，有鉴于此，本文采用黄作平（1998）的区域划分方法，他认为区域划分应该考虑四种标准：首先，中心-外围标准，即将经济中心以及它所覆盖的外围地区算作一个区域；其次，地理自然环境标准，即应该讲具有相似自然禀赋的地区算作一个区域；再次，行政、经济区域标准，即将一个完整的行政省份以及经济功能相似的地区算作一个区域；最后，目前发展和未来演变标准，即将目前发展水平相似以及未来演变趋势相近的地区算作一个区域。由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制度与中国大陆整体的差别，故将排除这三个地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我国分为六个区域，详细见表1。
（二）数据收集
根据前面的模型可知，我们收集数据的时候需要考虑三个维度：首先，我们只考虑大陆地区六大区域的31个省份（或直辖市）③。其次，由于各个省份数据的局限，我们将只考虑三大产业总体所构成的产业结构，不再进一步考虑三大产业的内部结构。最后，根据偏离-份额模型可知，我们需要收集两类数据：就业人数和各个产业的产值，然后计算出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因此，本文将参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挑选1998-2008年间各个省份的相应数据，其中三大产业产值根据1998年不变价格计算而成，人口分别根据三大产业的就业人口汇总而得。
（三）实证结果
根据第二部分构建偏离-份额模型的步骤，我们首先计算出产业生产率的变异系数。图1描绘了六大区域总体变异系数和每项产业变异系数的变动趋势，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六大区域总体生产率的变异系数从2002年开始不断下降，即六大区域总体上从2002年开始出现了经济收敛趋势，但是三大产业的变异系数曲线却都没有表现出持续的下降趋势，因此从每个产业来看，六大区域并没有实现显著的经济收敛趋势。
图1明确地告诉我们六大区域总体上是从2002年开始进入收敛阶段的，因此以下研究都以2002年为初期，2008年为末期。根据变异系数，我们可以计算出各个产业独自和总体的收敛速度。表2给出了关于我国总体生产率以及各产业生产率的收敛速度，从表看出，六区域在整个阶段实现了较强的经济收敛（每年变异系数都在下降），平均每年收敛速度大约为1.88%，这与Barro and Sala-i-Martín （1991）所发现的2%收敛速度非常接近。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水平差异最终减少了，但是它的变异系数并没有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即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只有微弱的收敛迹象；第二产业没有出现收敛趋势，其生产率水平差异明显扩大了，平均每年扩大的速度为2.08%。
表3给出了六区域各种生产率与相应均值的比率，从总体生产率与均值的比率来看，2002年生产率比值大于1的区域包括华南、长江、华北和东北四区域，这四个区域2008年的比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即这四个区域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都低于六区域的平均增长速度；而2002年生产率比值小于1的两个区域西北和西南却出现了不同的趋势，西北地区2008年的比值得到了提高，这表明西北地区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六区域的平均增长速度；而西南地区2008年的比值却稍微下降了，这说明西南地区与其他五个区域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综上所述，虽然西南地区表现出了反收敛的趋势，但是这种微弱的趋势要小于其他五个地区所表现出的强势收敛趋势，所以六个区域总体才表现出了经济收敛现象。
从第一产业生产率比值角度来看，2002年比值大于1的区域有华南、长江和东北地区，其中只有华南地区到2008年时比值发生了下降，长江和东北的比值都出现了增长，也就是说长江和东北产生了反收敛的趋势；而2002年比值小于1的三个区域中，华北和西北地区在2008年时比值得到了提高，西南地区的比值却相对地下降了。由此可见，六区域并未明确地表现出收敛趋势，这与表2中发现的第一产业弱收敛趋势（每年0.33%）是相吻合的。第二产业方面，初期比值大于1的两个区域，华南在2008年时出现了比值下降，而东北却进一步上升；比值原先小于1的四个区域中只有西北地区的比值得到了提高，长江、华北、西南三个区域的比值都发生了下降，可见只有华南和西北两个地区表现出了经济收敛的趋势，而其他四个区域都产生了反收敛态势，这与表2中第二产业的反收敛情形是一致的。而在第三产业中，2002年比值大于1的三个区域都在2008年时实现了比值的下降，而最初比值小于1的三个区域中也只有西南地区在2008年时仍然出现了比值下降，即五个区域都表现了经济收敛的趋势，而西南地区表现了较弱地反收敛趋势，这与表2中第三产业出现经济收敛现象也是相符合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六区域总体层面和各产业层面的增长趋势，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产业结构在这种趋势下是如何变动的，因此我们将各个区域和全国在2002-2008年间产业结构变动的情况总结到了表4之中。由表4可知全国第一产业的平均份额（即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为45.09%，平均每年下降3.19个百分点，而每个区域的第一产业份额也都表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但是各个区域第一产业占三大产业的份额仍然是最大的，其中西南地区的平均份额达到了59.41%，西北地区达到了53.08%。第二产业全国的平均份额为24.73%，除了东北表现出轻微的下降以外，其他五个区域的第二产业份额都有所上升。在第三产业方面，全国的平均份额为30.18%，六个区域的第三产业份额都在不断上升着。由此可见，六个区域的第一产业份额在不断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分额在不断增加，也就是说，每个区域的劳动力都在不断地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中，即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动，又根据前文可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第一产业，因此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自然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了解了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情况后，就可以开始测算产业结构变动对生产率收敛的作用了。如前所述，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收敛的作用不仅包括产业结构效应，而且还包括一部分交叉效应（交叉效应是产业结构效与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为了估算产业结构变动对六大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我们不能只估算产业结构效应的大小，还需要考虑交叉效应中产业结构变动的部分。在具体的估算过程中，我们通过排除竞争效应和部分交叉效应来测算产业结构变动的总效应。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比较CVt、CVT，t和CVT*I，t三者的变化趋势，其中CVt和CVT，t二者变化的差异便是产业结构变动和交叉效应对区域间经济收敛的作用大小，而CVt和CVT *I，t二者变化的差异便是产业结构效应对经济收敛的作用大小，产业结构变动对收敛的总效应应该居于这两个数值之间。
如表5，在2002-2008年的整个期间，CVt平均每年的变化速度要快于CVT，t和CVT*I，t，其中CVt、CVT，t和CVT*I，t分别每年以1.88%、1.04%和0.96%的速度不断下降，可见排除掉产业结构效应后的生产率变异系数的下降速度明显变慢了，根据数据可知，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收敛速度的贡献大约介于0.86%和0.92%之间，即区域间经济收敛一半的速度都来源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可见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间的经济收敛的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六区域在总体生产率方面具有较强的收敛性，其收敛速度平均每年为1.88%。但各个产业却表现出了不同的变化趋势：第二产业出现了显著的发散趋势，速度平均每年为2.08%；第一产业表现出了微弱的收敛趋势，收敛速度平均每年为0.33%；第三产业也只表现出了微弱的收敛趋势，收敛速度平均每年为1.21%，但它和第一产业都没有实现持续性的经济收敛。通过使用偏离—份额模型，我们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具有显著的收敛效应，这种效应所实现的收敛速度几乎占到了总体经济收敛速度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产业结构保持不变，那么六区域总体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就将减少一半左右。
正如Gerschenkron （1962）、Baumol （1986）等学者强调的，落后经济体之所以具有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是因为它们在落后的前提下获得了某种优势（后发优势），这种优势（落后经济体可以不断模仿、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先进之处）使得落后经济体具备了快速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我们通常把这种后发优势定义为技术的模仿、资本报酬的递减、人力资本的积累、贸易的自由化和先进制度的借鉴，却对产业结构变动这种后发优势缺乏足够的重视，正如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落后经济体的传统低效产业往往占有较大的结构比例，随着劳动力不断从这类产业移往更加高效的产业，落后经济体的总体生产率会不断提高，正如前面所证实的那样，产业结构变动具有显著的经济收敛效应。
从政策含义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劳动力进入更加高效的产业部门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凭借这种产业结构变动促使我国以更快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不过对于我国的不同区域的而言，我国政府要有不同的发展策略，首先，应该努力倡导落后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这样不仅可以促使落后区域实现更加快速地经济增长，而且还可以不断缩小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最终实现区域间经济一体化。对于发达区域而言，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作用已经相对减小，所以对于这些区域应该更加重视能够同时提高各个产业生产率的发展策略，即应该重视教育水平、基础设施、产权制度等经济基础发面的发展。
注释：
① 引自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NESC）（199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Growth in Ireland， NESC， Dublin.
② 其中包括Paci and Pigliaru， 1999； Cuadrado et al.， 2000； Esteban， 2000； Landesmann and Stehrer， 2001。
③ 由于经济制度的差异，故排除掉台湾、香港和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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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ume， D.“Of Money”， reprinted in A.A. Walters （ed.）， Money and Banking， Published by Penguin，1752.
A Study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Based on the Shift-Share Method
GUO Pei-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Key words：economic converge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ductivity； shift-share model
（责任编辑：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