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1 从历史学的学术功能看史学的当代意义
史学的学术功能主要是通过史学的各类文学著作、资料、实物材料体现历史科学的研究价值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学术功能对历史科学本身的发生、发展、完善有其重要作用。历史科学是一门具有广泛横向联系的综合性的基础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涉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过程，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切文献资料和实物，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历史痕迹，都是历史学家探讨的对象。历史学家只有采取科学的态度，利用哲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叙述，概括、分析、总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才能使历史这门科学获得更为长足的发展。从而，充分实现史学的学术功能，丰富各门科学的研究内容及提供方法论等。
2 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看史学的当代意义
2.1 史学具有认识、评价的功能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在回答“历史学是作什么用的”这一根本问题时说：“我的答案是：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3]它使人们“在所有的人都在其中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的这幕宏伟的戏剧的缓慢开展过程之中超越自己的盲目性和短促性。”[4]史学从根本上是关系到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问题。我们不是简单地去叙述历史，而是要到历史中解释、发现、指导自己。史学的认识和评价功能，是指人们了解、认识、概括、评价定位之后的历史知识在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历史认识是人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在、预见未来的必备条件。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改造，总是从对它的认识入手，进而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一向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使历史科学为总体的战略服务。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现代史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的结果。
2.2 史学有借鉴、垂训、治乱兴衰的功能
历史学在充分占有史料并对其进行叙述、整理、筛选形成评价的同时，还应赋予它以哲学的反思，得出结论。从而使当代人从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和经验，不断地完善社会和自我的发展。哲学使历史理性化、思辩化。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观点。正是这种统一使过去的历史获得了当代性即讲出了它的借鉴、垂训、治乱兴衰的功能。中国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史书的修撰，把史学看作是“经世致用”之学。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史学可以帮助统治者建立盛世。他常用“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的名言告诫大臣们重视历史的垂训作用。历史的特有魅力也正在于此。读古人、今人伟大人物的传记，一方面可以了解他们的人生成长经历，另一方面又可以学习伟人的成功经验，借鉴它可以少走弯路。曾有人对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成功人士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有处级以上干部66人，教授、学者40人，成功的企业家35人，他们中绝大多数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可见，历史的智慧可以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
2从历史学的教育与陶冶功能看史学的当代意义
历史学的教育、陶冶功能是运用真实具体的历史形象和客观而有科学的历史评价，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积极的影响，具体说应该包括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和历史眼光的教育及对个人性格的陶冶作用。梁启超曾说:“历史是爱国心的源泉”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增强我们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学习历史，还可以记住我们民族的灾难。了解胜利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学习历史，还可以从一批又一批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的感人事迹中吸取精神力量激发爱国热情。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使自己树立崇高的理想。
3 从历史学的包容与工具书功能看史学的当代意义
史学犹如一部百科全书，还可以成为各门学科的工具书，它为各门学科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养料。不知本学科的发展史是很难把自己的专业学透彻的。如柯林武德说：“政治是可以历史地加以研究的一种东西——也可以有一部战争史——经济活动也可以有一部历史——还可以有一部伦理史——今天再没有必要来论证艺术、科学、宗教、哲学以及诸如此类都是历史研究的固有题材了;”[5]俗话也常说“政史不分家”、“文史不分家”都表明了历史在各学科发展中所起到的工具书作用。除此它对经济、军事、外交等具体工作也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作用，就是对兴修水利、工程建筑，也同样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历史上的水文资料、地震资料均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如何把历史学当代意义更大地发挥出来，这就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和史学工作者的主观努力，肩负起这个责任。“正像哲学甚至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责任感应当是某种指导性和决定性的原则”[6]在21世纪已经到来的今天，为了发展和繁荣我国的历史科学要有开拓进取的精神，要提倡百花齐放，开辟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弘扬史学的学术和社会功能。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的心理需求，关注社会的发展，同时，利用比较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等方法撰写新的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心态史、家庭史、股票交易史、生态变革史等第，这样，就会使人们理解到历史学的当代意义。
摘要：人类社会从蒙昧而古老的远古时代到繁荣而现代的今天, 经历了无数次的变迁, 斗转星移的结果是给一代代的历史学家不断带来新的课题。同时, 历史科学也以其广博、厚重、深邃而散发着它特有的魅力, 它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无数的辉煌和人类过往的足迹, 给后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确分析历史学的功能, 认识历史学当代的意义, 是促进历史科学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使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学对于社会和人的发展之重要意义的必要条件。史学的当代意义可从史学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中得到充分证实。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当代意义,史学功能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243.
[2]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M].498.
[3]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商务印书馆, 1997:38.
[4] 罗素.论历史生活·读书·新知[M].三联书店, 1991:10.
[5]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商务印书馆1997:425～428.
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梁启超; 后期史学思想; 转变
梁启超是近代历史上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他短暂的五十多年生涯中，除了在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建树外，其史学成就也令人敬佩。梁氏史學思想不仅是引领中国传统史学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他的史学思想“庞杂纷繁”，又“变化多端”，经常在中国传统与西来学术之间来回游走，使得后来人对他的史学研究“每每难得要领”[1]12，以至于他自己也宣称“启超之学，则未能定论”[2]90。学界一般性的认识是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分为前期与后期，李华兴在《近代中国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一文中指出，梁启超一生曾有过十次转折，第十次转折是梁“从传播西学，提倡新知，变为鼓吹‘东方文明’，复归‘儒家哲学’”[4]，这与刘东在《梁启超文存》中指出的《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在时间上基本上吻合，如刘东说言，这是梁启超“未竟的后期”[3]。关于这一时期梁氏的史学思想被看作其史学思想的后期，而《欧游心影录》也被看作梁启超后期史学转变的标志。其主要的特征是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与晚清张之洞等人所提倡的“中体西用”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以至于梁启超晚年遭受了很多批评，诸如孙中山、章太炎、严复等名流都斥其为“反复小人”“言屡易端，难于见信”[5]，但仔细考察，在梁启超晚期史学思想的转变，与“中体西用”之学两者有本质性的区别。梁氏后期史学思想，对于西学在批判中继承，对于传统史学在弘扬中批判，其所体现出的梁氏史学二重性远比“中体西用”来的更有远见。本文希望通过对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梳理，勾勒出梁启超在“未竟的后期”所展示的史学二重性，揭示梁启超晚年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的真实态度。
一、梁氏后期史学思想转变的背景与原因
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西方史学思想已经不在是他在高呼“史界革命”时那般神圣与向往，而更多的是对西方史学多了一丝理性的批判，不在将其看作无可替代的学术源泉，而此时的传统史学也重新焕发出新的色彩。对于梁启超产生这个转变的原因，绝不是简单地归结于对西方世界的失望，或者是梁启超潜在的传统史学因子的激发可以解释清楚的。笔者认为，梁启超在后期对于西方史学的态度产生转变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与梁启超所固有思想特性有关。刘东曾将梁启超的思想特性总结为“善变”与“能悔”，“如果没有‘善变’与‘能悔’的品格，也就没有了梁启超这位独特的历史人物，而由此他那段历史也就会失色不少”[4]10-11。从梁启超所留下的千万字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善变”与“能悔”确实是梁启超一生最典型的特质，在梁氏史学思想上，“善变”与“能悔”更是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梁启超史学思想大体上是从传统史学开始，经历了从“贴括之志”“段、王训诂之学”到“南海之学”，再到西方史学，最后回归到传统史学的历程，期间无论是在梁氏史学前期，还是在后期，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从来都是适时他自己认为的“择善而从”的最佳思想，无论世人是理解还是批判。“凡人之行事，善不善，合于公理不合于公理，彼个人之良心，常自告语之……悔也者，进步之谓也，非退步之谓也”[6]76-77，此种“善变”与“能悔”思想的流变从一定程度上为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在梁启超“善变”与“能悔”的思想特质外，“调和”的思想也不应该被忽视。“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7]7调和在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是一种被他自己所称赞的品质，也是大批学者研究梁启超思想的立足点。他们将梁启超的调和思想看作他在思想上寻求平衡的努力，来凸显梁启超在各种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等对立思想之间的来回转变(1)。这种调和思想的内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解释了梁启超史学的“变化多端”，也反映了在梁启超最初学习西方史学的时候，虽然强烈地批判了传统史学的弊端，但却不会彻底地割舍传统史学的因素。这种“调和”的思想也为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对西方社会深入接触有关。学界将梁启超在1919年写成的《欧游心影录》看作进入梁启超后期史学的标志，而《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在参加完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各地之后，所编撰而成的一部游记，而其内容更多的是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在这次考察中，梁启超对于西方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理解，发现以前西方史学思想所形成的以民族史学基调的观念，可能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一个民族，而西方所宣扬的先进的政治经济形式，与现实又相差甚远。而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在继续向西方学习，使梁启超产生了失落与疑惑，从而兴起了从传统史学中重新找到出路的可能性命题。
其三，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世界性的眼光有关。梁启超在欧游期间，考察了多个国家的文化，包括西方的史学，发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性格与文化，在这种多元的氛围中，梁启超拥有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相比较而言，中国当时国内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史学”的弃之不理的做法，让梁启超产生了一种要让中国人明白对于世界文明的责任的想法。“什么是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8]25，而这种责任的基础是将本国的文化发扬光大。在这种眼光的影响下，梁启超后期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回归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四，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的个人对传统史学的学习历程也分不开。梁启超出生于广东一个乡村，其祖父是秀才出身，其父科举不第，二人都谙熟儒学之道。在二人仕途不顺的情况下，都回归家乡，执教乡里。二人成为了乡间民儒的代表，其父更是典型。梁启超成长的环境是中国传统的“世代耕且读”[9]12的乡儒家庭，其祖、父二人对梁启超的培养也是尽心尽力，祖父教授“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使得梁启超成为一个讲究儒学义理的儒生，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学习传统文化。后与梁父一起“日以课之”，因为家境贫困无丰富书籍可读，其父以《史记》与《纲鉴易知录》二书作为教材，为梁启超传统史学学习奠定了基础，使梁启超吸收了充分的传统史学的养分，为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思想源泉。
综上所述，梁启超和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下，为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提供了可能与必然，并不是单纯对西方史学的失望或者是对传统史学的唤醒。
二、梁氏后期史学思想的二重性
梁启超后期史学转变的主要特征是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或者是大体上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因为梁启超在这个阶段，并不是个别学者在研究中所叙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将西学和传统史学强制性的分割成两个部分。此时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更多是基于西学与传统史学两个统合的角度去批判西方史学、去弘扬传统史学，同时梁启超在对西方史学批判的同时继承了其优秀的部分，对传统史学进行弘扬时又剔除了其糟粕的部分。在梁氏后期史学思想中所体现的这种复杂的情绪与视角，我们且将其称为“后期史学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不仅显示于对西方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态度中，也彰显在西学和传统史学在对立中寻求统一的思想中。
(一)西方史学：批判中继承
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对于西方史学的主要态度还是批判，或者说是梁启超在又一次近视整个西方世界后，对于西方史学产生的反思，与梁启超前期宣扬“新史学”时想法不同，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起初梁启超将进化理论运用到史学中，开始建立以西方“民族史学”为营养的新史学，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他认为历史就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进而明白“人群进化之现象”，从而得出進化的“公理公例”[10]。他极力批判传统史学。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传统史学有“四病”“二弊”六项弊端。他说传统史学歌颂的是“朝廷”“个人”“事实”和“陈迹”，而对于“国家”“群体”“今务”和“理想”却丝毫不在意，而且传统史学“不能别裁”“不能制作”，与西学相比相差甚远，猛烈地抨击传统史学的要害之处。在梁启超的心中，西学是“救世良方”，而传统的思想是阻碍民族取得进步的阻碍。
随着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到后期，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态度充满了理性的视角，他发现自己所崇拜的、认知的西学并不是以一个完整的全貌展现给自己，其中很多不好的方面被“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外衣所掩盖，而中国的传统史学思想在片面地对西学吸收对照下，产生了不公正的对待。即使是在被认为“洋溢着对中国固有传统的批判精神”[11]的《新大陆游记》一书中，梁启超也已经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失落，“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12]，在真实的接触下，对于西学的动摇已经昭然若揭。再到他的第二部游记，他对西学态度的转变更加明显。
梁启超的第二部游记，是他退出政坛以私人身份游学欧洲后，将其一路的见闻与思考编著成书，也就是《欧游心影录》。在书中，他再一次地近观了西方社会，如同他在《新大陆游记》中看到的一样，繁荣的背后总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黑暗，这一次，他不再是对西学动摇和失落，而是产生了对西方文化中“物质”和“精神”的深刻探讨。也正是这次欧洲游学，让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正是发生了转变，他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史学对于构建当时的社会可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他开始着手以科学的方法去诠释传统文化的含义。
他发现近代西方社会过度地相信“科学万能之梦”，催生了各种乐利主义、强权主义等不利于社会的思想，称“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精神世界由此产生了混乱，而“精神”较之于“物质”更为重要，“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那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8]，不仅如此，梁启超还称“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中国和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13]819，他认为以东方先哲的眼光去看西方文化，可能得到的结果是认为其浅薄。梁启超在种种的经历与思考中，开始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批判的思维。
但是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批判，并不否认西学当中优秀的成分。梁启超曾宣称“欧洲科学破产”，但他也在文中的注释标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8]5。这种理性看待西学的态度，使得梁启超对待西学在批判中也有继承。这表现在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史学的研究中，他并不抗拒运用西方的理念，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例，使用“公理公例”等词汇与思想，以西学为参照对象，继承西学中优秀的部分，又或者用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传统史学，使传统史学得到重生。总而言之，在梁启超史学的后期，对待西学虽然还是以批判为主，但是其中依旧蕴含着梁启超理性的态度，对于学中优秀的部分同样的吸收运用。
(二)传统史学：弘扬中批判
如同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对待西学的态度，他对于传统史学在这一时期主要的倾向虽是以弘扬为主，但绝不是力求传统史学全面的回归，而是要在经过“史之改造”后，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史学，摒弃传统史学落后的、保守的思想。
自1919年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文完成后，其后发表的文章多数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史学有关。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其中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篇》，其完整地阐述对待中国传统史学的应有态度，并指出正确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在《补篇》全书约11万字中，传统史学的色彩跟以往的著作相比更是非常浓厚，提倡要继承传统史学，而且全书很少提及西方的案例，更体现了梁启超写《补篇》的主旨，是为传统史学正名。这与前期他在如《新史学》等文中所宣扬的有着明显立场转变。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无论是梁启超前期的史学思想，还是后期的思想，他的远见似乎都超越了时代，很难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尤其是在后期。当时中国的学术洋溢着西方的“洋文化”，而梁启超却反其道而行，提出要弘扬传统，可想而知当时的梁启超要遭受多少人的恶意。但梁启超却依旧坚持着自己的态度，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更深层次地去理解，而不是套用着西方史学的外衣，来美化着中国传统史学。就像梁启超曾经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世界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14]240。他指出胡适对于中国的哲学，用西方所谓的知识论去研究，殊不知中国的哲学根本不是以知识论为立足点，到头来结果是将传统中的精华舍弃而造就了“二不像”，西学与传统史学都遭受扭曲。我们先不评论梁对于胡适的评价是错是对，但梁启超对于传统的观念，应该是值得深思的。
前面说到，梁启超后期史学对于传统史学的主要态度是弘扬发掘，但也要有选择的弘扬，对于糟粕的部分，要批判改造。他曾指出，中国学术界缺乏科学精神。他解释道：“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中国学术界正是因为缺少这样的精神，才导致了“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佚”五种病症，“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两千年”[15]282-286。这段话来源于梁启超1922年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而写的讲演稿，文章的主旨是希望科学社为中国文化研究注入新的动力，却也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并希望能克服这样的弊端。这恰好契合了梁启超后期对于传统史学的态度，虽以弘扬为主，但也要求在弘扬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改造，批判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部分。
(三)西学与传统史学互补之可能
勒文森是研究梁启超思想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曾将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转变归结于一种眷恋故土的情感(2)，但是刘东对此就提出了疑议，他认为梁启超并不是单纯地在“恋旧的‘情感’与趋新的‘理性’之间”[4]6来回摇摆，“恰恰相反，那心念倒是来自一种相当精巧灵动的‘交互文化哲学’”[4]29。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说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中体西用”之学相似但却有本质性的不同，按照勒文森的说法，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应当是对“中体西用”的回归，而梁启超思想中传统的因子正好也为此提供了基础，可事实上，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并不是如此，而是在两者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对西学的批判中继承、对传统史学弘扬中批判，同时积极地寻求西学与传统史学互补的可能性。
梁启超在此种“交互文化哲学”的思想的引导下，为实现文化互补设定了四个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8]27，这也是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表现的最明显的特征，认为“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的一文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可笑吗?”[8]26“第二步，要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他的真相”[8]27，在尊重本国传统的时候，必须要借助其他文化优秀的方式来整合自己的文化。“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学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8]27，将自己本国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互补之后，形成新的符合自己民族、符合时代的文化。“第四步，把这新文化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8]27，这也是梁启超对于文化互补的最终设想。
而西学与传统史学遵循上述的思路，梁启超认为两者也会有相互补充的可能性，并且也付诸于实践。上文也提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篇》，完整地阐述对待中国传统史学的应有态度，并指出正确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但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国历史的新做法有着明显的西学治史的途径，又如《先秦政治思想史》，使用“公理公例”等词汇与思想，以西学为参照对象，继承西学中优秀的部分。可见，在梁启超后期史学中，西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由对立开始走向了融合，两者不再是时人所认为的不能共存的“敌人”，这也是对梁启超“国粹派”与“西学派”的回答。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时代背景等因素影响下，梁启超的后期史学看似有较为明显的转折倾向，但实际上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复杂很多。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态度、对于传统史学的态度、对于两者交互的态度，都显示出梁后期史学的二重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对传统史学自觉靠近的同时，对两者采取的“中庸思想”。“‘中’是就空間言，不偏走于两极端，常常取折中的态度。”[16]54传达出的意思有两层，一是这一时期对于传统史学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西学，二是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又不偏不倚，对两者都进行了褒贬，并且两者在平等的地位上可以实现互补。
同时，从梁启超在前后期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态度来看，后期史学较之于前期确实有很大的改变，但也是对前期史学思想的深化，前后期不可分裂而看待，因为在梁启超史学思想中贯彻的主线始终是一脉相承。虽然笔者所论述的是梁启超后期的史学，但涉及的依旧是“充满连续性和断裂性的人生旅途”，“我们必须努力的去保持某种内在的延续，因为正是那延续性本身，才构成自我认同的基础，以及外部识别的前提”[4]2。
李华兴曾说梁启超一生“爱国之心未变，立宪之志未变，新民之道未变”[3]，而对于史学而言，梁启超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在后期，“爱国之心”与“以史救国”始终贯彻如一。起初梁启超学习西方史学，号召“史界革命”，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而批判旧史学，称其不能将史学的功用普及普通的民众，从而学习西方史学，建立可以救中国、激发国民性的“新史学”。他接受西方史学的观念，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他的史学思想处处体现着他爱国救国的热情。到后来，梁启超史学思想的重心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的时候，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更是体现着他的“以史救国”的热忱。在他晚年回顾他的史学生涯时曾这样说过，“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5]346。由此可见，在梁启超“善变”的史学思想中，贯穿着他一如既往的爱国热情。
总而言之，造就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转变的因素复杂，而具体的史学思想内容又有二重性，并且在“连续性”的视角下，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也有继承前期史学观念之处。还要注意的是，任公因为“连续性与断裂性”相交替的一生，很容易导致学者片面地看待其史学思想的某一部分，将其一生中某个片段作为研究对象。在而当下，对于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探究不仅要研究转变的因素和转变的内容，还要在全局性眼光下去看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种种内涵。
注释：
(1)从调和思想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思想寻求平衡的观点，参考刘东先生《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一文，载《中国学术》第32期。
(2)参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刘伟，刘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参考文献：
[1]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
[2]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李华兴. 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J].近代史研究，1984，(2)：198-217.
[4]刘东，翟奎凤. 梁启超文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5]夏晓红. 追忆梁启超[M].上海：三联书店，2009.
[6]梁启超. 自由书[M]//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梁启超. 新民说[M]//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8]刘东，翟奎凤.欧游心影录[M]//梁启超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9.
[9]丁文江，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梁启超.新史学[M]//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冯天瑜. 剪不断理还乱：从梁启超对中国文化两极评断说开去[N].光明日报，2010-08-24(3).
[12]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M]//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梁启超.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词[M]//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梁启超. 梁启超演讲录[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15]刘东，翟奎凤.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M]//梁启超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梁启超.孔子[M]//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Key words： Liang Qichao; later historiography thought; transformation
編辑：黄航
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西方音乐史学研究 研究观念 发展历程
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从《近世西洋音乐史纲》（萧友梅）、《欧洲音乐进化论》（王光祈）等的最初尝试直至今日，其间有过“一边倒”的“借鉴照搬”，有过“一刀切”的政治至上，有过“一阵风”的思潮跟随，终于等到了“百花齐放”的好时代、好氛围。不论是幼苗孱弱、青黄不接还是果实歉收，从事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人从没有放弃过对研究观念的探讨和改进。
一、从模仿到自觉
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1924）和《西洋音乐史纲要》（1937）是近现代对西方音乐史学颇有意义的最初尝试：二者均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移植进来，采用了模仿的研究观念，其中不乏有深刻的观点为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开了一个格调较高的先河；不过这种模仿也带来了“一边倒”的明显弊端，以致作出了极端的评判：认为中国音乐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单音音乐阶段，只是偶含伴奏音乐，完全不能与西方音乐的发展相提并论。[1]
模仿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存在过，甚至形成了“一阵风”式的思潮跟随，只是在向着更加深刻和理性方向发展。比如著名音乐学家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提出的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与体系音乐学（Systematical Musicology）二分法以及德国音乐学家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基础》（1977年）中运用的“系统音乐学”方法，在中国“方法论热”正盛的上世纪80、90年代引起了一股潮流。如刘经树的《简明西方音乐史》正是在这股潮流下产生的优秀之作，该书“集音乐文化史，音乐风格史之所长，……摒弃传记主义的方法及考证的方法。”[2]正如刘经树所言：“系统音乐学彻底取代历史音乐学昔日盟主的地位， 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他认为，中国人受到国情、人文背景的限制，在研究西方音乐时对第一手资料和相关文献的掌握不十分全面，甚至几乎无法进行史学研究起步必需的资料研究（Quellenforschung），对西方音乐史学家的话语只限于重复和转述。鉴于此，他得出结论：结构史、系统音乐学是我国学者进行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唯一选择。[3]
于润洋先生从其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总结了摒弃一味模仿带来的不良后果，使研究更加有效的心得，即：音乐史学研究者需要“提高自己的音乐理论素质”，才能产生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而音乐理论研究者，更应“提高自己的历史素养”，方能使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内涵。总之，音乐学家必须在知识结构上适应这两个要求。”[4]
二、从单向到多元
“文革”期间，江青下发指示，要求编写一本《西洋音乐史》，指导思想则是“一刀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走纯正的政治路线。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这样一本“音乐史”著作当然只能采取“批资赞无”的二元论方法，可以想见，我们的很多研究者在当时的“尴尬”境遇。
这期间产生的《欧洲音乐史》为张洪岛先生所著，该书除受政治氛围的影响和制约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时代印记之外，其重要的特点就是作者热忱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研究，不少观点都较为冷静和客观。
历经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对“历史释义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实证主义”、“系统论”、“新文化史学”等研究方法和观念的引入、推介和实践，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产时期，介绍国外音乐研究动态成为学者们的常态，一批具有创新观念的论文发表出来，如《建国以来的外国音乐研究》（高士杰）、《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与观念的变迁》（李应华）、《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王晡）等等。
至本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05年以来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举办的四届年会研讨议题就可见端倪：
第一届（2005）：西方音乐史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
第二届（2007）：西方音乐作品解读： 历史·分析·批评·方法；
第三届（2010）：学科交叉与比较——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
第四届（2013）：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和西学前沿。
以第三届年会的参会专家观点为例，于润洋认为，音乐现象应从历史和理论两个层面予以关注，并且两者相互渗透、并行发展。贾抒冰提出要拓宽学术研究思路，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实践，并及时、适时发现新问题，努力做到与国际接轨。孙红杰更加强调了促进音乐学各子学科之间的借鉴、沟通与融合的必要性[5]。这些观点无不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多元性”。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将于2016年12月8-10日在中国福州举办，其总议题：“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子议题分别为：
1.西方音乐断代史的界定、特质和理论探讨；
2.国外西方音乐断代史著作研介；
3.断代史和通史比较研究；
4.西方艺术断代史中的音乐史；
5.西方音乐断代史的教学研究；
6.西方音乐断代史中的作曲家、作品、体裁等理论研究；
7.相关姊妹艺术断代史研究借鉴；
8.中西音乐当代史比较研究。
可以预见，以“断代史”为中心的深入探讨，必将产生更加多元化的、新的观念信息。
“多元性”研究倾向从其他学者的论文中也可以得到很深刻的印证。比如韩锺恩教授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反映这一点。韩锺恩教授曾以音乐学写作工作坊名义，于2013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了《尼伯龙根指环》多学科专题论坛。在这次论坛中，将作品分析、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西方音乐史等多学科融于一体，对学术研究中的“跨界”进行了大胆的实践。[6]
三、从史实揭示到意义阐释
“西方音乐史”的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的问题，经历了长期的探讨。整体而言可以总结为“史实揭示”到“意义阐释”的转变。
对于“史实揭示”，也存在“重历史”还是“重音乐”的不断讨论和批判。但更多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意义阐释”的重要性。
史学界对这种观念的论赞不绝于耳：“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7]“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意识就是一种诠释意识，……是一种‘赋予’历史对象以意义的活动。”[8]
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对于“意义阐释”的观念也逐渐明朗，从揭示历史、解释历史到理解历史，是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重大转变，更是“新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9]即如邹建林所指出的，“新史学”研究应当致力于对音乐文本的旧有视域与音乐史学家主体观念的视界融合，即对音乐文本所记述的史实形成新的认识。[10]
许多学者将这种“意义阐释”的观念揉进其学术研究中，比如于润洋先生将这种研究观念称之为“音乐学分析”，他对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前奏曲与终曲的研究即运用了这种方法，他认为音乐学分析是对音乐现象进行的一种综合性、专业性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音乐作品在艺术风格语言和审美上的重要特点，也要研究音乐作品所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还要对其进行史学价值判断，将其音乐本体的性质和其历史的性质有机融合、统一在一起，最终形成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结论。于润洋先生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借用释义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他强调不能单纯考虑历史史实，也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主观认识，而应该不断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并与史实之间有效融合，使主观与客观都能超越自身，产生对音乐作品的新的理解。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决不能将音乐作品的意义永恒化，要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进行研究。[11]
四、从客位观照到主位反思
在对于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中，中国学者逐渐总结出一条经验，即必须从“客位观照”转变为“主位反思”；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西方音乐史”的学科建设拥有自主动力和“中国视野”。
杨燕迪曾指出：“对学科成长的反省应首先是对自身的反省。”[12]
叶松荣曾发文著书专论此观念，即《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与其他学科相互参照中获得的启示》[13]和《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14]。
蔡良玉更是总结了这种研究观念的这种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末，对“主体意识”的呼吁是对此前思想束缚的环形；而90年代末对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中国视野”的愈加强调，则是对“异文化研究”的主体意识自觉。[15]
对于中国与西方在语言和语境上的巨大不同，中国学者也指出了未来之路的艰巨，并表现出强烈的“主位”责任感。
周勤如就曾发感，对外国学术的引入须经翻译，而对翻译者而言，中文与西方语言的重大区别，使得翻译过程中保证信息还原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成为一种挑战；但这却是中国音乐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要着力进行的一项艰巨任务。[16]
无独有偶，高士杰也曾谈到，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史，必然面临西方语境中根本不会出现的问题。[17]
结 语
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观念从其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看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在越来越趋于理性和自主性的观念指导下，优秀的研究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目前两方面的不尽人意之处：
其一，思想与行动的错位。中国文化历来强调“知行合一”，但目前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现状则存在着“思多行少”的状况。比如对于国外西方音乐史学经典和前沿著作的翻译，尽管多年、多次呼吁，但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终究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另外，在与现代科技研究手段的接轨上，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为此，李秀军曾明确指出：“未来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发展，……一定要走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发展道路。”[18]
其二，研究与教学的脱节。研究工作超前于教材的现状是不容否认的，而教材方面的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状况也较为严重。杨燕迪曾尖锐地批评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中抄袭现象严重的不规范、无创新的事实；并指出在音乐史的教学上，有必要从音乐通史概述的不变模式中突破出来，进行一些教学内容创新的尝试。[19]
因此，建设“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不仅要继续保持“研究观念”的不断创新，还要将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才能收到更加良好的效果。
[参 考 文 献]
[1]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1937：4.
[2]刘经树.简明西方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前言.
[3]刘经树.“系统就是历史”—音乐结构史导论[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02）.
[4]于润洋.心境 方法 学风[J].人民音乐，2000（06）.
[5]王 晡.学科交叉与比较——西方音乐学会第三届年会综述[J].人民音乐，2011（08）.
[6]韩锺恩.通过跨界寻求方法，立足原位呈现本体[J].音乐研究，2014（01）.
[7]马克布洛赫，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05.
[8]赵 林.西方宗教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前言.
[9]胡丽玲.变化与涵化——当代西方音乐史学走向[J].人民音乐，2007（12）.
[10]邹建林.论西方音乐史的价值评价之维[J].人民音乐，2001（10）.
[11]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下）[J].音乐研究，1993（02）.
[12]杨燕迪.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0（01）.
[13]叶松荣.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与其他学科相互参照中获得的启示[J].音乐研究，2010（05）.
[14]叶松荣.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15]蔡良玉.超越与深化—对西方音乐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J].人民音乐，2009（05）.
[16]周勤如.古典的，还是经典的？——个必须由中国音乐学者自己解答的问题[J].音乐研究，2011（06）.
[17]高士杰.提升历史意识求索历史之道——读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笔记[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3（04）.
[18]李秀军.从西方近几十年对蒙特威尔第的研究看21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J].音乐研究，2013（03）.
[19]杨燕迪.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黄钟[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0（01）.
（责任编辑：章若艺）
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车文博先生是中国杰出的心理学家、心理哲学家、教育学家。他在哲学与教育学等领域的深厚修为,使他的心理学研究从一开始就站立在比较高的起点上。作为中国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先行者和领路人,在精神分析研究、心理学史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类心理学”与心理学元理论建构等领域均有自己卓越的建树。回顾车文博先生的学术生涯,阐明其心理学思想的贡献,对于今日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车文博;学术生涯;思想贡献
文献标识码:A
车文博先生是继潘菽、高觉敷先生之后的杰出的心理学家、心理哲学家、教育学家。他治学严谨,著述等身,硕果累累,对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车文博先生祖籍山西,1931年出生于美丽富饶的松花江畔吉林省扶余县。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48年考入东北行政学院(后改称东北人民大学,即吉林大学前身)教育系学习,后被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院系调整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由“苏联专家”直接培养,接受了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专业课程的系统训练。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除被借调到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两年外,一直在吉林大学从事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在刘丹岩教授的领导下,与高清海等教授一起参与了吉林大学哲学系和哲学学科的创建工作,为吉林大学哲学系及哲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在吉林大学浓郁的哲学氛围中,车文博先生独辟蹊径,开拓了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确立了吉林大学心理学学科的独特风格。
在“文革”时期,在心理学遭到批判与否定的年代里,车文博先生仍未放弃自己对学术梦想的坚守。他潜心钻研,挫而弥坚,厚积薄发,在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系统钻研西方传统哲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同时,亦坚持对教育学的研究及对教育实践理论基础的反思。1982年,他将自己在1957年初版的《教学原则浅说》进一步补充、修改为《教学原则概论》一书出版,又在2010年的个人文集中以《教学原则原理及实施策略》为题进一步完善。这些著作奠定了他在教育学界理论思想者的地位。同时,他还与高清海教授等人合作出版《欧洲哲学史纲》(1979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1985年,下册1987年)等具有历史变革意义的哲学教科书,使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发展步入了黄金时期。
车先生在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深厚修为,使他的心理学研究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从1979年到1981年,他协助高觉敷先生主编了新中国第一本《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为推动当时心理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上世纪80年代初,精神分析作为西方社会思潮传入我国后,在学术界、理论界及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并一度被视为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禁区”。车文博先生则表现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开创了我国精神分析和无意识心理学研究的崭新局面。他先后出版了《意识与无意识》(1987年)、《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1988年,下卷1989年)、《弗洛伊德主义论评》(1992年)、《弗洛伊德文集》(1998年初版、2000年台湾繁体字版、2004年修订版)。这些著作,代表着中国心理学界对弗洛伊德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准,并在其它相关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至今,车文博先生的学术创作和思想产出又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论文和著作。其中标志性的成果有《西方心理学史》(台湾繁体字版1996年,大陆简体字版1998年)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台湾繁体字版2001年,大陆简体字版2001年)、《20世纪西方心理学大师述评》系列共15卷(1999年,台湾繁体字版2001年)、《心理学思想史(中国卷)》(主编,2004年)、《西方心理学思想史》(2007年)、《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三卷本,2009年)、《当代心理学家文库车文博卷:透视西方心理学》(2007年)、《20世西方心理学发展的轨迹及其未来走向》(1999)、《西方心理学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探析》(2001)、《客观实验范式与主观经验范式的整合——当代西方心理学理论范式发展的走向》(200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人本心理学》(2003)、《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三十年》(2009)以及《车文博文集》(十卷本,2010年)。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弗洛伊德主义新论》(三卷本,300余万字)也即将面世。这些著作与论文系统揭示了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阐发了由自我到超我的天人合一的类心理学思想,将我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研究整体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作为职业心理学家,车文博先生特别重视心理学知识的实践运用。早在1993年,他就提出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心理相融的“五步综合效应法”及中国民心工程的建构问题,超前提出了中国理论心理学学者在祖国和平统一历史进程中的光荣使命和应对策略。这充分反映了车先生一贯坚持理论研究的现实取向,极为重视理论研究的先导性与时代感。他先后出版了《应用心理学丛书》(12卷,1987～1990)、《心理治疗指南》(1990年)、《心理治疗手册》(2000年、2010年)、《实用教育词典》(1989年)、《心理咨询百科全书》(1990年、台湾版分上下卷出版,1993年)、《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2001年)。这些著作具兼容并包,开拓创新,在学科交叉的背景下融知识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它们不仅推动了我国应用心理学的发展,而且系统地阐述了从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换的必然性。迄今,这一认识已成为我国应用心理学及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领域的基本共识。
车文博先生还是中国心理学、特别是中国理论心理学组织建设的重要活动家。他于1978年就被潘菽先生破格提拔为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后改称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分会)副主任,又继潘菽先生和高觉敷先生之后长期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将该专业委员会发展成为中国心理学会中思想活跃、气氛融洽、成果丰硕的专业委员会之一。他又于1984年当选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并在1993年至2001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为中国心理学会的发展献出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他特别重视理论心理学后备人才的培养。他亲手培养的很多学生活跃于中国理论心理学的舞台上,并已成为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学术中坚。他的思想滋养了一代中国理论心理学工作者的健康成长。对于他的学生来说,他是严师,是慈父,是一座可以为之仰止的高山,更是一盏照亮前行路途的思想明灯。
车文博先生以他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赢得了众多的社会荣誉。他先后担任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长期担任《心理学报》编委、《心理学探新》顾问及名誉主编、《心理研究》顾问、《外国心理学》编委、《法制心理学研究》顾问、台湾大学《本土心理学》杂志顾问编辑。曾任第二届亚非心理学大会组委会委员、国际心联第28届大会中国组委会委员、中国空军航空心理康复中心兼职教授和专家组组长、中华心理咨询师国际协会名誉理事长、华人心理咨询师国际协会名誉会长、美国心理学会外籍会员、美国美中精神心理学研究所顾问,并被收入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国际名人词典》第24卷。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两项、全国优秀图书提名奖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两项、吉林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其他省部级奖十余项。1991年被评为吉林省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被评为吉林省荣誉省管优秀专家、2003年被授予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2004年荣任中国心理学会创始会士。
车文博先生执着的学术追求成就了他在中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研究领域的一方独特园地。他是中国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先行者,精神分析研究的领跑者,心理学史研究的创新者,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类心理学”与心理学元理论建构的开拓者。他的学术思想,对于今日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车文博先生的思想贡献首先体现在他对精神分析的研究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弗洛伊德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区时,车先生就开始着手对这位重要人物进行研究。他敏锐地提出,“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正确评价和科学批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而“要做好这一点,就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无意识的实质,并在这一问题上同弗洛伊德主义划清界限”。他先后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报刊发表了数篇关于弗洛伊德主义的文章,以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进行了一分为二的理性分析。在他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并不是科学真理,不值得人们去迷恋信仰,但它也不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可以简单地加以否定。从宏观上说,弗洛伊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也是根本错误的;从微观上讲,弗洛伊德主义确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有值得借鉴和吸收之处。他坚持两点论为弗洛伊德“平反”,肯定了弗洛伊德的三大贡献(开辟了潜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新纪元;开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的新领域;奠定了现代新的医学模式的新基础),指出了弗洛伊德心理学方法论上的局限及理论上的误区。正是常年的坚持所收获的这些成就,使得车先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访问时才有了“中国的弗洛伊德研究可以超越我,但是不能绕过我”的自信。
西方心理学史研究一直是车先生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他卓有建树的另一个学术领域。他独到地开展了对西方心理学从知识史到认识史、从学科史到思想史、从单一文化心理学史到多元文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的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观点。他把现代西方科学心理学思想的发展总结为:一个主导思想:科学主义;两条基本线索: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实证主义与现象学—存在主义两种哲学、构造与机能两种逻辑的对立与融合;三次分化与整合,第一次分化与整合:从19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科学,并出现学派林立的繁荣景象。第二次分化与整合: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50年代,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出现各自内部的分化与学派之间的整合。第三次分化与整合: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既有学科上新的分化,又有同类相近学科的更大的整合;四次范式革命:行为主义革命、精神分析革命、认识心理学革命、人本心理学革命;五大理论范式:行为论、认知论、精神分析论、现象论、生物论;六大基本争论:内容心理学与意动心理学之争、构造心理学与机能心理学之争、说明心理学与理解心理学之争、意识心理学与潜意识心理学之争、元素心理学与整体心理学之争、客观心理学与主观心理学之争。并根据西方心理学的发展逻辑,提出综合主客观心理学范式,建构大心理学观的心理学科学观。车先生在心理学史上的研究成果及创新思想成为新一代心理学家在这一领域内继续前行的坚实的基石和指路明灯。
在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上,车先生也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果。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是国内第一步完整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专著,不仅阐释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性作家,如戈尔德斯坦、奥尔波特、马斯洛、罗杰斯、罗洛•梅、布根塔尔进行了评论,而且史论结合,深刻解析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内在逻辑(从思辨性研究走向科学性探讨、从人本心理学取向走向存在——人本心理学取向、从自我实现论走向自由选择论、从追求个体自我走向超越自我)以及方法论、人性观、教育观、价值观、科学观等元理论问题,客观评价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历史贡献与存在的局限,科学预测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未来走向(建立科学结构,寻求新的方法,明确研究重点,强化理论建树)。被认为“是一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填补国内空白的开拓创新之作”。在车先生的直接关心与指点下,一大批人本心理学研究的专著得以陆续出版,如彭运石的《走向生命的巅峰—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人的消解与重构—西方心理学方法论研究》、郭永玉的《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江光荣的《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罗杰斯的人本心理学》、孟娟的《走向人文科学心理学—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之研究》等,从而将中国的人本心理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车文博先生从事心理学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止于澄清心理学的发展脉络,发掘心理学家的思想内涵,评价其是非功过,甚或对心理学的未来作出科学、合理的预测。“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者说,以史为鉴,让心理学史研究服务于心理学理论建设,进而建构完整的理论心理学体系,促进心理学重大理论问题的合理解决,亦是贯穿于他学术生涯的不变追求。他将理论心理学视为心理学的灵魂、统帅和生命线,对中国心理学的元理论问题如概念、定位、形态、特征、功能、问题、历史经验及未来走向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精辟的见解。他的《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则从“类”心理学的视角,对中外心理学思想史进行比较,最终建立了一套具有整合力的心理学的元理论体系。《思想史》区分了四种古代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希腊文明,并按照每一种文明自身的特征来描写其文化内涵。在进行各种文化背景下心理学思想史比较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而并不是像传统的比较那样,将其他文化置于西方“主流”文化背景下进行,体现了一种文化公正的价值观。正是对每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尊重,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心理学思想史的比较,《思想史》定义了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意义:心理学范式就是人类文明的基本预设,是关于“人—世界”关系的理论模型。从宏观上把握了心理学思想的演化,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心理学理论才可能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图式之下—心理学的元理论。车先生的理论心理学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内涵,并为解决当前心理学研究范式的理论困境指明了新的出路。
车文博先生的学术成就,无疑将成为中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研究的一道亮丽风景。今天,我们回顾车文博先生的学术生涯,体味车文博先生心理学思想的灼灼光辉,借以表达对以车文博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心理学家的崇高敬意。有理由相信,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理论心理学研究一定能走向繁荣,中国的心理学也一定能步入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鼎盛时代!
参考文献
1 车文博.意识与无意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28.
2 车文博.弗洛伊德:冲进人类文明花园的一头野猪?—车文博教授谈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中国新闻周刊,2006,23:68.
3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67-668.
4 高申春.人的尊严与心理学的使命—评车文博教授《人本主义心理学》一书.心理科学,2002,4:458-459.
5 车文博.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
As One of the Words
——Che Wenbo’s Academic Career and Thought Contribution
Peng Yunshi Xie Lip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Key words:Che Wenbo;academic career;thought contribution
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成为大多学者广泛关注的内容。从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实质看，其虽立足于西学东渐的基础，但在研究进程中，更突显了中国“本土化”特色，是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交融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通过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相关概念与理论、现实依据等基本概括，从而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进行深入解读。
关键词：西学东渐 西方哲学 中国化 研究范式
西方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在中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渐渐被接受、辨识、认同与融合。而这一过程实质是西方哲学“转基因”的过程，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特色的文化系统的过程。而在有研究中，将其与西学东渐混淆，西方哲学中国化中的“本土化”、“中国化”特点未能得到体现。因此，对比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中国化，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一、西方哲学中国化相关概述
（一）西学东渐的概念与内容
早期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多从“西学東渐”角度出发，其中的西学囊括多方面知识，其中包括了学术、知识、科学技术与宗教等，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西学东渐，可理解为西方国家所生产的学术、知识、科学技术与宗教等经过某种途径传入中国，而在传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便被叫做西学东渐。假定从世界文化系统视角出发，主要可分为西方、东方两个文化系统，前者以欧洲为中心，后者以中国为中心，在文化系统的碰撞交融下，极大程度上地推进和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从西学东渐具体内容看，主要体现为：（1）近代中国发展中西方文化的渗透与影响；（2）西方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以及心态文化等传播于中国；（3）受西方文化影响，出现中西文化观情况，表现为全盘西用、西体中用、全盘拒绝等；（4）近代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各领域中均有所表现，如中国人风俗习惯的转变、思维模式的转变以及对经济、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影响等[1]。
（二）西学东渐发展特征
西学东渐在中国历史中所表现的实质是一种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又能体现出一定的时代背景，所以西学东渐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西学东渐特征表现为：第一，时代特征。该文化现象在中国的产生，并非体现在单纯的文化交融层面，更被赋予“救亡图存”意义，被用于中国社会危机、时代危机的解决。第二，被动转向主动特点。尽管西学传入中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文化侵略含义，但事实上，国人某种事实上自觉自愿的接受也是西学东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被动接受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该时代背景下，具有特殊性。第二，全面接纳转向为选择性汲取。西学中囊括的内容较多，不乏精髓内容，但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碰撞，有相互融合的，也有相互排斥的，长此以往便出现选择性汲取的概念，避免因固守传动文化而对西学全盘拒斥，同时又避免彻底将中国传统文化改造成全盘西化的情况，此时选择性吸收西学内容成为大多学者与受众青睐的内容[2]。
（三）西方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比较
西学东渐有其自身发展历程，最初传入中国时更为注重的是如何渐入，保证西学的主体性，对于如何使中国文化包容西学以及二者的融合并未给予重视。同时，西学东渐强调实施学描述，忽视中国人主体精神。假设从西方哲学中国化、西学东渐两方面对比，更能将西学东渐的特征表现出来。具体比较有：第一，西学东渐历史实效性属性。从西学东渐的整个东渐过程看，一直保持“渐”的过程，因此使“西方哲学形态”在中国形成，对整个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第二，主体明确。西学东渐所传递的内容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主，逐渐向中国文化中渗透，其中西学为主体。而自进入中国后，西学则可作为“异质文化”，需经过本土文化重新改造，此时便出现中国文化、西方哲学融合的现象，该现象被叫做“西方哲学中国化”。第三，知识传递特点。西学中囊括的内容极多，从表面上传递的为知识理论内容，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而从深层次上看，则为文化交融过程。[3]
二、西方哲学中国化实现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理论依据
从“西方哲学中国化”所表现出的主体性、时代性看，该提法比较西学东渐更加具有说服力，其有特定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首先从理论依据看，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可具体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1）西方哲学中国化在1979年前的研究；（2）1979年与1999年时间段的研究；（3）1999年以后的研究。之所以将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划分这三个阶段，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三个阶段中所体现出的不同的历程特点，如第一阶段中接受与辨识，第二阶段中辨识与认同，第三阶段中认同与融通。通过深入分析，三个阶段各自体现知识型、历史型与思想型特点，其中知识型特点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的解读方面，而历史型特点强调从史学意义角度对西方哲学做断代划分。另外，思想型特点强调以中国文化语境为基点，融入西方哲学内容。这种融合有多种表现，包括：（1）“中国化”中，可通过研究西方哲学，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或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内容挖掘；（2）西方哲学研究最初更加注重保证文本译文的准确性，或客观评述人物学派思想；（3）西方哲学研究最初局限在某一文本或某一学派方面，而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强调从整体角度分析，明确哲学内容在中国所体现的立场、方式与态度等。由此可见，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提出有具体的理论依据，包括知识型、历史型与思想型等，这些均为哲学中国化的主要理论依据[4]。
（二）现实依据
除理论依据外，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有其现实依据，具体体现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层面。以学术研究为例，从整个西学东渐历程看，学术方面的研究均较为明显，如苏联哲学传入，1950年与1951年尤金在华讲学，再如许多哲学著作在华的传播，包括《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以及《简明哲学辞典》等。因西方哲学思想与各类哲学著作的影响，许多中国人也试图编写相关的著作。如1957年人民出版社《哲学史简编》，其中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阐述。综合来看，西方哲学中国化实质为西方哲学思想、著作为中国人辨识接受并与中国文化元素融合的过程。所以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方面，有一定的现实依据[5]。
三、西方哲学中国化范式的解读
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是近年来较多学者研究关注的问题，从这些研究范式中均可发现，研究不再局限在传统单一、片面的层次上，而是更注重整体性，包括文明对话与思想创造、基于“中国化”的西方哲学研究以及哲学的重新构建与创造等。
（一）文明对话与思想创造
所谓西方哲学中国化范式，是指中国人解读、加工后所产生的中国化西方哲学，这一文化基因已被纳入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具体分析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首先表现在文明对话与思想碰撞方面。西方哲学研究中，不再局限于以往的仅将其作为异质元素情况，更倾向于思想碰撞层面。这种思想碰撞表现为：第一，民族文化中西方哲学思想的融入。西方哲学引入后，将不被视为“另类”文化，这种“对话”方式下，是实现不同文明形态交融的关键所在。第二，批判中的创造。不可否认西方哲学中囊括较多先进的文化与科学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中国传统哲学中现代意识的不足，特别是近年来部分哲学研究者，更注重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批判的角度出发，取其中精髓重新创造，对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基于“中国化”的西方哲学研究
西方哲学最初引入中国，大多研究内容更倾向于如何实现“西方化”，研究中注重如何对西方哲学进行复制，而在哲学理论主体自觉意识的强化下，西方哲学不再局限于“在中国”层面，更强调两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中国式的思维。同时，从较多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中能够发现，强调重建或重塑哲学理论形态，当西方哲学思想引入到本土民族中，需重新吐故纳新，在吸收与改造下成为本土民族思想。这些均能反映出西方哲学的引入对中国文化虽然有一定的冲击与影响，但是在引入后也处于被中国化状态，这一中国化过程将使西方哲学思想被更多人接受。此外，通过西方哲学中国化，也意味中国哲学将进一步创新发展，同时也为哲学“世界化”的探索提供新思路。
（三）哲学的重新建构与创造
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以往所表现出的范式停留在“哲学即哲学”思想层面上，而当前研究范式所展现的是“哲学实质为重新建构与创造的过程”。从“哲学即哲学”思想看，该研究范式能够反映出对民族文化无足够的信心，所以需将西方哲学、本土文化进行分离，虽然这种研究展现了对西方哲学的尊重，却完全停留在西方哲学历史性研究层面。直至近年来国人在民族自信、主体意识强化的情况下，注重在研究中将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内容融合，通过文化的重构与再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从目前国内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变化情况看，主要有：①“时代性内容”，将中国时代现实问题与哲学思想关联在一起；②“民族性形式”，通过对比映照中西哲学中的不同特点，研究理解其中统一性的问题；③“人类性问题”，通过对中西文化史、哲学史的研究，探讨人类性问题，而非局限于某一狭隘的思想观点中。
西方哲学中国化所展现的虽然是一种理论范式，但也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理论自觉和主体自觉。在实际的解读与研究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应从中国本土化视角出发，注重將中国成果与特色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范式图谱[J].中国社会科学，2017（1）：63-82，205-206.
[2] 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J].哲学研究，2015（7）：87-92.
[3] 李承贵.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研究——探寻20世纪中国哲学复杂生成的一种视角[J].哲学动态，2015（5）：36-42. [4] 余卫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N].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1）：24-30.
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当前中国社会兴起了历史热，公众对于史学知识需求加大，作为传统的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通俗史学有着许多弊端。在此情况下，借鉴美国公共史学运动的经验，一些学者提出了公共史学概念，力图在历史热的背景下，提倡公共史学，促进史学的普及化。由于通俗史学的弊端，未来通俗史学必然会被公共史学“兼并”，成为公共史学中的一部分。当然，公共史学在美国发展完善，但在中国刚刚起步，还不完善，但未来史学普及化的趋势是向公共史学转变。未来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将从传统的通俗史学转向公共史学。
[关键词]历史热；通俗史学；公共史学
近年来，中国社会兴起了通俗史学热，借助于现代传媒，易中天、当年明月、王立群、阎崇年等人为世人所熟知，三国风云人物、明朝的那些事情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与此同时，各种历史电视剧充斥荧屏，为人们所喜爱；各种历史读物遍布大小书店。历史热的兴起推动了通俗史学的再次繁荣。借助于网络，通俗史学发展迅速，呈现“作者多、作品多、读者多”的繁荣景观，网上的历史小说动辄上亿万的点击量，线下书籍也是成千上万的售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业史学家辛辛苦苦书写的历史作品除了专业人士之外，普通大众并不关注，而随着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历史毕业生的就业也变得艰难起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史学热的兴起，整个社会对历史的兴趣大增，另一方面是历史毕业生就业领域狭窄，而历史学者的著作甚少人问津。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学者借助美国“Public History”发展的经验，近期在中国提出“公共史学”概念，如王希发表在《历史研究》2010年第三期的文章《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以及陈新、钱茂伟等学者发表一系列的文章探讨公共史学的理论、定义、范围和方法等。可以预见，由于传统的通俗史学的缺陷以及新媒体的发展，未来史学普及化的趋势是从通俗史学向公共史学转变。
一、历史热背景下的通俗史学
中国自古便重视史学的教化功能，强调史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因此中国史学普及化的历史久远，早在秦汉时期便有史学普及的雏形。其后由于政治文化需要，通俗史学在民间一直是方兴未艾。至宋时开始出现了商业讲史，出现了在专门的场所向人群讲述通俗历史，以收取费用的职业讲史人，虽然这本质上可归于一种娱乐事项，但可窥见通俗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后，类似于这种讲史形式的娱乐活动在宋之后的各个朝代都有存在，成为中国史学普及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
通俗史学的历史悠久，但其定义却尚无定论，其概念提出于20世纪世纪80年代，通俗史学的名称源自于专业的历史学家的判断，凡是不属于专业历史学家的史学作品都可归入通俗史学的阵营。通俗史学的写作者往往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多数是凭着对历史的兴趣来写作历史，以市场为导向，对历史的写作不是基于历史材料来获取历史事实而是基于市场需求和民众的兴趣来编造事实。通俗史学作品的侧重点往往是历史的真相与细节，注重作品的文学性、娱乐性，对史学的客观性、中立性基本不重视。
在当今通俗史学著作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职业历史学家的或与历史领域相关的学者所写的通俗史学著作，其作品依然坚持着历史学家的求真性和客观性，在基本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更加注重趣味性。如阎崇年先生的作品、纪连海先生的作品等；第二类是由非历史学家但对历史学非常了解的历史爱好者所书写的通俗史学作品，如当年明月所著的《明朝那些事儿》，在照顾了作品的趣味性、语言的幽默性的同时兼顾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第三类则完全是在编造历史，以市场为导向、以普通群众的兴趣为写作指引，对历史进行改编、创造，迎合普通群众的猎奇心理，挂着历史作品的名义，却严重违背了史学写作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对普通社会群体的历史观念有着严重的误导作用，如雾满拦江的《唐朝绝对很邪乎》等。第三类史学通俗作品由于迎合了普通人的娱乐心理，所以影响面较大，借助于网络，这些写手们往往能够在短短一年或这几个月写出数部作品来，而专业史学家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写出一部作品，可想而知第三类通俗史学作品的质量如何。
有学者指出20世纪百年以来，中国出现三次历史普及热潮，第一次是民国时期，“新史学”与白话史学的兴起出现了大批优秀的通俗史学读物，第二次是建国后至文革前，以吴晗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编写了众多普及历史知识的小册子，这一时期史学学术界称之为“十七年史学”，对于其评价依然存在争论，第三次则是20世纪以来。和前两次不同的是，第三次浪潮借助于卫星电视、互联网、博客、中文网站等新媒体，传播更加广泛，受众面更广，当然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大。为何会出现这股日益高涨的历史热潮？其原因可以从中西两个方向得到说明。其一，二战以后，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分别步入了“丰裕社会”，尽管不时地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但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总趋势没有改变。在此背景下，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研习历史，过去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现在通过大众教育，普通人也能享受。过去年轻人上大学选专业主要是根据谋生的需要，而今在谋生之外，兴趣也成为考虑的因素。事实上，在推动战后西方历史教学扩张的两个主要因素——政府投入和学生需求中，后者是更主要的。其二，新中国成立之后60年的建设，我国高校的历史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迄止2008年，全国已有212所高校开设了历史学本科专业。历史学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普遍开设的高等教育科目，相应的高中、初中历史教育也非常完善，这些都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人们对于历史知识的消费。其三，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的个性化得到极大的张扬，与此相应的阅读个性化、多样化随之出现，加上国家对于文化事业的大力扶持，文化市场非常繁荣，各种图书出版物种类繁多，雅俗共赏，而历史类读物因其内容的“真实性”得到众多群众的喜爱，推动历史热潮的发展。
在这个历史热背景下，公共史学的出现有了必然性。首先，目前市面上的通俗历史读物由于作者良莠不齐，作品质量便难免参差不齐，许多作者写手打着“真实”的噱头来吸引群众，然而其内容却是胡编乱造，对历史人物任意评价，对历史事实进行肆意篡改，对历史的细节，后宫的秘事大加描写，以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和客观性，对正确历史观的形成有着严重的误导作用。其次，近年来，随着政府的财政投入加大，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日益增长，中国的教师教育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艾伦·布思说：“历史教师今天被要求在有许多事情要做的情况下，设计出给比从前人数更多、更多样的学生传授高质量知识的课程和教学方案。”在当今社会形势下，人们对历史教师的要求增大，但是高校依然遵循传统的培训模式，注重对学生的传统学术训练，忽视对于学生其它技能的训练，使得学生所接受的培训技能不适应社会的需要。正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历史意识的增强和高校历史教学的问题（曲高和寡，难以满足大众需求以及师资补充不及时造成的空档），，这个空档需要社会来填补，来提供雅俗共赏的讲史形式。再次，当前科技进步飞速，历史阅读已经由读书时代进入读图时代；由纸质化，长篇化进入电子化、短小化；由眼睛看的被动时代进入听、看、评的互动的时代。于是，内容枯燥、文字晦涩的史书不被人所喜爱，人们关注的对象由宏大叙事、探寻规律转向生活化、趣味化。在此情况下，传统的通俗史学读物以及传统的史学培训方法已经难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在此情况下，一种有别于传统史学的新的史学培训方法、史学普及化的理念、史学应用化的方式急需提出。于是，一些专业史学工作者借鉴美国“Public History”，提出了公共史学概念。
二、美国公共史学发展历程与兴起原因
什么是公共史学？公共史学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提出：“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公共史学指的是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和在学术体制外——如在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甚至于在其他私有领域中——（所使用的）史学方法。公共历史学家无时不在工作，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而成为“公共进程”（publicprocess）的一部分。当某个问题需要解决，一项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资源的使用或行动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规划时，历史学家会应召而来，这就是公共历史学家。”据美国公共历史学学会2007年新提出的概念来看：“公共历史是一场运动，一种方法论，一种途径，它可以促进历史领域的合作和实践；从事公共历史的研究者承担着一种使命，既使他们的专业见解有益于公众。”由此可见，公共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根本在于公共史学有自己的方法论，公共史学的目的是促进历史领域的合作和实践，使得历史知识有益于公众。
美国的公共史学运动（Public History Movement）起源于20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美国史学遭遇了一场“史学危机”，传统史学博士培养过多，许多史学博士完成学业后，无法在高校或研究机构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职位，被迫离开学术圈，“这个职业已经忘记了自己专业源于历史社会，博物馆、档案馆、和政府办公室。”因此他们求职的方向不在这个，同时也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史传统史学的训练，其职业培养方向往往与其工作的要求存在极大差距，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根据1977年美国历史学会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当年的毕业生中仅有52%的人获得适合自己工作的职位。为此，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历史系教授，后来被誉为公共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凯利与他的同事，提出了公共史学的概念，借助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于是，他们提出了公共史学这一史学项目，以保住研究生项目，使得历史系继续成为有思想有活力的地方，并拓展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的前景”通过这个试验项目，凯利和约翰逊提出了一些培养公共史学研究生的新方法，在1978年《公共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的创刊号上，凯利提出了“Public History”的概念，并对其作了定义。其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公共史学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开始独立发展，不再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临时性措施。1980年5月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CPH）成立，自此公共历史学家有了专业学术团体。1981-1985美国公共史学委员会发布《教授公共史学》（Teaching Public History）季刊出版。1986年NCPH发布了《美国公共史学教育指南》（Public History Educationin America：AGuide）报告。至2010年开设公共史学专业硕士生项目的高校近90所，至少七个大学开设博士学位项目。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公共史学凭借其对公众的内在关怀和贴近日常生活的特点，逐渐成为了美国史学中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运动。时至今日，公共史学已经不仅仅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加拿大、英国、德国、中国等国公共史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今天公共史学在全世界数百个高等学校开设了史学课程，不仅仅在美国和加拿大，也在澳大利亚、中国、德国、印度、爱尔兰、新西兰和英国。”
不可否认，公共史学运动在最初时候兴起的直接原因是解决历史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培养历史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拓展就业范围。但公共史学运动兴起的深层次原因与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的再次转向有关。20世纪七十年代后现代史学兴起，叙事主义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学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出现了微观史学、口述史学等。而公共史学契合了后现代史学的理念，“它要让读者明白，人们在现实中是如何利用历史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人们可能通过什么样的历史写作或历史教育来改变历史，以此服务于我们所希望和追求的未来。”后现代史学的发展也使得公共史学在面对传统史学的时候有了理论思想的对抗的基础。在公共史学运动的带领下，历史学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大，历史学家可以在很多发挥作用，如“在政府机构帮助政府做出相关的政策分析和评估；研究企业的起源，进行商业政策的分析，书写企业成长的历史；开展口述历史的项目等；为电声、电影和印刷媒体的作品提供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指导；从事历史杂志和历史书籍的编辑与出版等；历史遗址保护；档案和历史资料管理；在大学讲授史学课程，进行通识教育，培养人才等等”。后现代史学认为“不可避免的是，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信念将借助各式各样的历史作品表现出来，这将是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并且，许多小写的历史会有着大写的历史的理想，由此将历史学带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公共史学借助于后现代史学对于传统的现代史学的基本价值的瓦解，避免了被指责因为职业的原因，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会因为客户的压力，社会的需求而难以坚定自己的立场。毕竟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学的客观性是无法达到的，每一个历史材料背后都隐藏着书写者的主观性。同时，美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精神，使得历史学家重视史学的功用性，避免了史学与大众的脱节这也是美国公共史学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公共史学在中国
公共史学在中国依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公共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依然停留在理论阶段，没有具体的实际的公共史学的实践。早在80年代罗荣渠先生等学者曾对美国兴起的公共史学予以关注，目前国内有浙江大学陈新教授、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等人探讨“publichistory”的统一名称、定义范围等。其中陈新教授指出：“所谓公共史学，是指职业史学人士介入的，面向公众的历史文化产品的创造与传播。”这定义了公共史学的参与人、公共史学的范围。在今年，宁波大学举行了公共史学研讨会，展示了宁波大学搭建的中国公共史学网并且决定成立中国公共史学研究会。标示着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在步入正轨，而且也有很多高校看到了公共史学的优势，开设了公共史学的课程。“？？据悉，为将公共历史逐步纳入传统学科体系，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于今年陆续建立了公共史学研究中心、历史教育比较研究中心，各高校历史专业都开始筹划创设公共史学专业硕士点。”
通过国外的发展经验和国内的发展状况来看，未来公共史学会兴起。与现今流行的通俗史学相比，公共史学在史学普及化方面具有极大优势。首先，公共史学由职业史学人士或者了解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史学爱好者介入，他们或接受过职业历史学的系统训练，或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历史学方法的训练，但掌握了职业历史学家具有的理论和方法，养成了一种面对事物的历史性思维。这些掌握了一定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思维的人在面对公众的历史热时，会不自觉的有意或无意的坚守一些历史的底线。其次，公共史学的兴起可解决通俗史学中的弊端，目前通俗史学多数内容庸俗、编造历史事实、史观扭曲，如侧重于宫斗秘史、后妃私事，为了吸引眼球，常常颠覆人们心中所固有形象，如李白是古惑仔、关公好色等等。而公共史学有了职业历史学家的介入，这些会得到极大的改善。最后，因为公共史学倡导大众参与历史，提倡人人都可以是历史学家，这可以提高公众参与历史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质疑公共史学的客观性。有人争议，认为后现代史学认为史学的客观性无法达到，史学和文学本质上是是相通的，人人都可以参与史学创作，会使得历史学的科学性受到挑战，使史学陷入混乱。而公共史学的发展，提倡人人都是历史学家，会不会也会使得历史表现出现混乱状态，出现大批质量低下的作品。对此，王希教授指出说：“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公共史学是这样一种史学：它不是一种完全屈从于官方意志或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史学，不是一种枯燥无味的、板着一副说教面孔的史学，也不是一种调侃式的“娱乐史学”，更不是一种牟利式的“消费史学”，它应该鼓励交流与互动，但又允许独立性的思考；它引发的历史感受与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但又能产生集体的共鸣；它并不毫无理由地排斥官方或个人叙事，但又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精神；所以，一个优秀的公共史学家必须具备高超的专业素养和政治技能，他（她）需要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公众社会进行协商和谈判，需要以有力和有效的方式将基于扎实研究之上的知识和见解补充到公共知识之中；他（她）需要带给公众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而不只是公众期望获得的答案。”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可看出公共史学的目标是宏大的，它提醒了以往被专业史学家忽视的领域，这不是脱离了理性范畴的运动，而是在理性的框架下结合了专业史学和普通史学的优点下的，面向公共、公众，也面向专业史学的一个运动。
诚然，公共史学在中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学术定义、框架、理论基础等均需要完善，这需要更多的对公共史学感兴趣的学者、史学工作者来共同建构。当前，公共史学面临一大批问题，如没有一个专业学术团体，无群体认同感；没有一个专门的公共史学的学术杂志，同行之间交流困难；一些学院派史学家对于公共史学的质疑，认为公共史学家在职业压力下和公共需求下能否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各个高校公共史学课程缺失，公共史学人才没有培养体系，多数参与公共史学的都是凭借自己兴趣摸索前进等等。但公共史学作为一个连接史学与大众的桥梁，必将促进史学的广泛传播，在史学普及化中取代通俗史学，成为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当然这不代表通俗史学的消失，作为一个涵义广阔，包含领域众多的公共史学，通俗史学只是被公共史学以一种兼并的形式纳入了公共史学体系中，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宁波大学教授钱茂伟认为，历史研究的队伍不需要太多，但历史书写队伍越庞大越好。历史专业的学生，要成为公共史学家还是成为专业史学家，可以凭借自己兴趣选择，成为公共史学家的条件要远远小于专业史学家，公共史学家不需要接受长达数十年的史学理论和技能的训练，成为公共史学家，促进史学知识与大众的接触和传播，成为史学普及化工作中的一员，未尝不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的职业。
结语
进入新世纪，市场导向的商品经济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历史学在面对“市场导向”时出现了史学危机，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史学存在的价值和作用产生了怀疑。而高校在面对“史学危机”时候反应迟钝，知识结构与实际运用相脱节，教学实践与培养目标不一致，求职要求与所接受的教育不相符，这使得高校历史学专业出现招生和就业的两难困境。于是，不少高校采取限制招收的策略，减少或者不招历史学学生，人才的缺失又将“史学危机”进一步深化。所幸，自《百家讲坛》、《大国崛起》等一系列电视节目的走红，使得史学受到人们的追捧，然而我们发现参与这股历史热潮的多数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专业历史学家的集体性失语令人深思。一面是史学的热潮，历史学的魅力依然无穷，一面是专业历史学家的甚少参与，这给了公共史学发展的良机。未来公共史学必将在促进历史学毕业生的就业方面，史学的普及化方面做出更大贡献。诚然公共史学的兴起有很多现实的原因，但它却代表了一种史学内部对于自身反思，也是对传统的史学培养方法的反思，更是对传统史学的功能、方法、内涵的反思。公共史学将改变中国史学话语权体系，未来史学话语权将不仅仅掌握在专业历史学家手里，还有更多的非专业历史学家手里。如何在历史热背景下规范即将多元化的历史话语权体系，无论是对于公共史学家来说还是对于专业史学家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无论怎样，在历史热潮的背景下，中国公共史学将会迎来新的发展，中国史学也会迎来新的发展，更加繁荣。
参考资料：
[1]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J]2010年第3期
[2]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学术月刊》[J]2012年第2期
[3]黄红霞、陈新《后现代主义与公共史学的兴起》，《学术交流》[J]2007年第7期
[4]钱茂伟《公众史学的定义及学科框架》，《浙江学刊》[J]2014年第1期
[5]王记录《近十年通俗历史热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2年1月第39卷第1期
[6]Robert Kelley，“Public History：Its Origins，Nature，andProspects，”Th ePublic Historian，vo1.1，no.1（Fall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