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机理包括因应性机理、感应性机理和思想场机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因应性机理，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被有效接受，是由一定的因素引起和推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因应性机理包括动力因应机理、压力因应机理和激发力因应机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 因应性机理； 动力因应； 压力因应； 激发力因应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就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机理，即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内在活动原理。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机理包括因应性机理、感应性机理和思想场机理。在此，我们谨论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因应性机理。

因应性机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被有效接受，是由一定的因素引起和推动的，这些因素是因，有效接受是果。促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主要有动力因、压力因和激发力因。动力因应、压力因应和激发力因应，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因果性。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说因应性机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机理。

一、动力因应机理

动力因应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主要力量。动力因也叫动因，是指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根据或源泉。动力是指引发、激发和驱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者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之间的思想联结，是由主导思想和受导思想之间的互动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由于内在驱动力所驱动。当然，根据压力变动力的原理，外在的压力也有一部分变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接受的动力。笔者所研究的动力，主要是促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发自内心、自觉自愿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动力。这种动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内在超越的需要、自主选择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现实的人的本质体现。需要是接受的基本动因，一个事物能不能被接受，关键还是看该事物能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所以，促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接受的最基本的动力因素应该是需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其生存、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需要作为人类一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一般目的和动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种需要是反映在人脑中的，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1］就个体来说，不为满足自身需要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是无法忍受的活动，一个人离开其需要而去从事活动也是不可思议的。就社会来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社会需要都是一个绝对前提，这个前提制约着该社会形态的一切活动。人的需要是一个客观范畴，这种客观性表现在：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础，是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的满足和新的需要的形成离不开客观存在和实践过程。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也必然与一定的需要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活动，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个人的需要。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作为社会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的需要，更要研究作为个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的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的内在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自我需要。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可以概括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发展和成就的需要。在这些层级的需要中，一般由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开始，向高层次的需要发展。但是，由于人生活的环境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社会化的方向、性质和程度不同，人的需要层级结构也不同。有的人生理需要发展突出，有的人归属和爱的需要发展突出，有的人尊重的需要发展突出，有的人成就的需要发展突出，形成了各不相同的需要层次结构。

就物质需要、政治需要和精神需要三者来说，政治需要、精神需要是更高层次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的精神需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的内在的个人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第一动力源：其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自我需要的广泛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多样性。自我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物质即身体而存在，要保持这种存在，就必须满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又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生物的存在，他还需满足各种自我意识、精神的需求，简单地说，就是满足政治的、精神的需要。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所处的条件不同，就出现了不同的需要、欲望、愿望，因此也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多样性。这种选择的多样性同时也促进了被接受的多样件。其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自我需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实现手段和实现途径。由于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所以人的需求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接受的实现手段和实现途径的多样性，“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2］，由此，构成了复杂的接受活动。其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的需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目的性。任何一种接受无论运用什么手段，采取什么途径，总是力求并达到一定的目的，接受活动的这种合目的性是由需要决定的。需要意味着通过一定的手段和途径，经过一定的时间获得满足，否则它就总是在不停的需要着，这种无法满足的需要不能成为自我现实的接受，也不能使自我存在更加完善和实存，它只能是作为一种幻想存在于接受活动之中，并且最终也会成为接受活动的条件。所以说，需要本身就预示着它的目标性的实现，从而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如果缺乏了一定的目的性，这种接受就根本不能实现。其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需要的层次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层次性。当一定需要得到满足后，便会产生新的需要。但是，需要的这种不断更新并不是在原来基础上简单的重复，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就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一种不断的被接受的状态，开始是可能是局部的被接受，后来逐渐上升到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体系都得到认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作为社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习符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的社会观、历史观，从而更好的融入和推动社会进步十分重要。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从根本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试想，如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没有真理性，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即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者的引导方法再高明，引导手段再先进，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得天花乱坠，恐怕也难以被人民群众接受；即使一时被接受，时间长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得不到满足，人民群众也会对其真理性产生怀疑的，最终还是会摒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够满足人追求真理的需要，才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得以被接受。

二、压力因应机理

压力因应是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自身之外的强制性力量，这种强制力量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不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压力，从物理学意义上来说，是指垂直作用于物体表面的力。若从社会生活角度来讲，则是指客观外在环境对人所施加的强制性力量。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活动的所有压力中，有一部分可以变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的动力，因为有的压力是可以转化为动力的。我们在此所研究的压力，则是不包括转化为动力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仅是指那些强加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的外在力量，迫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不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外在压力来自外在世界的强制性行为，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必须履行的义务、受到的批评与惩罚、社会舆论和来自所在组织或群体的压力。这些外在压力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无论主观上愿意与否，只要处在某一群体和组织中，就必须接受相应的思想传导、约束和行为规范。

压力是一个矢量，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就其来源的方向来看，主要有横向压力和纵向压力。所谓横向压力，是指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处于同一群体、同样地位的各个社会生活成员，形成了一种约定的、既成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既定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要想融入该群体，就必须接受这个群体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已经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某个体或群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要想融入社会，就必须接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意识形态不供社会成员自由选择，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得接受。谁不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同，谁就不可能进入这个社会，所以，意识形态是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所接受。”［3］横向压力方式是借助于舆论的力量，主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需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自身进行权衡利弊，如果不接受，就不能融入所在群体的主流。

所谓纵向压力，是指从上到下强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力量。所谓从上到下，是指来自于社会或组织领导、上级、管理层，来自于学校、老师，来自于家长、前辈等各种“强势因素”的力量，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必须无选择、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压力很重要的是借助于权威的力量，借助于社会强势力量的作用的形成的强制性压力。就拿现阶段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党的任何一员都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思想武装。不管是横向压力，还是纵向压力，都是借助于外在的影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发自内心的驱动，这种因素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往往带有不稳定性，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中的依从性接受方式，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方式中的最低层次，还需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者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引导其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性接受和信仰性接受发展。

三、激发力因应机理

激发力因应，主要是指激励性环境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激励性环境包括激励性自然环境和激励性社会环境，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起根本推动作用的激励性环境是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就其覆盖面而言，可分为两个部分：即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就是通常所说的“大环境”、“大气候”，它一般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及经济生活条件、社会政治制度及现实政治状况、社会文化及各种文化活动、大众传播媒介；微观环境即通常所说的“小环境”、“小气候”，它一般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组织（工作）环境、社区环境、同辈群体环境。激励性环境的激发力因应，既不是从上到下的压力，也不是从内到外的动力，而是从外到内的影响力、促进力。

激励性环境之所以能够产生激发力，是由于它注意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特别是注重大多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而具备了人产生动力的内在机制；它注意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来满足人的需要而具备了人们为满足需要进行不断劳动的动力机制；它注意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而具备了生产方式发展动力产生的条件；它注意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而具备了经济基础发展动力产生的条件；它注意了社会意识作用而具备了产生精神动力的条件［4］。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激励性环境？就宏观环境而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高涨时期、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处于蓬勃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取得明显比较优势时期所在的环境，就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激励性环境；就微观环境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各个具体领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全面彰显、人民群众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时候的环境，就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激励性环境。

激励性环境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激发力主要表现在：其一，渗透作用。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环境既是一种有形的，也是一种无形的渗透力量。激励性环境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感召力，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二，驱动作用。激励性环境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环境，这种环境能够使人们积极奋发，驱动人们开拓进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励性环境，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认同马克思主义、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三，规约作用。激励性环境是一种无声命令，又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一种规约力。激励性环境的规约力通常是通过社会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导者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方向转化。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因应性机理中，动力因应、压力因应和激发力因应并不是截然分开、各自独立的实体。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动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不同阶段或者不同的条件下，这几种因应性机理要么以一种为主、其他为辅，要么以两种为主、一种为辅，要么是是势均力敌，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中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是这三种因应性机理相互依存、共同作用，形成若干个“力的平行四边形”［5］，形成强大的合力因应，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6-517.

［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4.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30.

［4］余仰涛.思想关系学——思想政治工作原理［M］.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51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责任编辑：张俊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说明，“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来，继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郑重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有必要在全面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同时，着力领会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坚持理论创新”，是“决议”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重要一环。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创新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而开创了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内核的人类先进思想体系与代表社会化大生产前进方向的现代无产阶级的结合，在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带领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始成为具有高度能动作用的社会历史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归根到底来自它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实践性与群众性以及时代性与开放性，在于它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背景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借以赢得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强我弱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等甚嚣尘上、流传甚广，大有新自由主义一统江湖、西式民主终结历史之势，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一路向前的强劲发展势头，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让一些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教育启示着人们——现实中过时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真正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在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呈现勃勃生机。“决议”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其中一条就是“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

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習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观点。“两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华诞之际，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自身致力于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两个结合”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上获得了新的历史自觉，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跟以往那些专注于建构体系的学说不同——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品格，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就成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成立18年来的斗争经验，明确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要求进行创新”，“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纵观党史，不难看出，党的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都是同党能否做好“结合”这篇大文章直接关联，而从“不善于”实行这种“结合”到获得对于这种“结合”的“完全统一的理解”（毛泽东语），正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决议”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对新时代这一卓越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应有历史地位、重大贡献、深远影响等的科学界定。

首先，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形态的界定，同时也是对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的明确。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国家，在发展中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特别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为这一壮阔历史进程的根本思想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历史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主要代表形态，这也正是它内在具有的世界意义所在。

其次，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对当今时代精神最为深邃、最为集中、最为全面的反映和汇聚，因此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崭新概括和论断，是在前两次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论述中不曾有過的，反映的是“两个结合”中的“精神”“文化”维度，譬如在精神上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在文化上则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更为自觉的汲取和弘扬。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归根结底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对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的一条红线，当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理论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的”。时代课题的形成，代表的就是时代的声音。时代的声音需要聆听，时代的课题亟待解答。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问题的勇气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代表和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的实际”指的是什么？当然应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矛盾关系的总和，而这诸多矛盾关系又突出反映为若干重大时代课题上，也即“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由于习近平同志在对这些“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而历史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回答的三大时代课题，除了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与前两次“飞跃”根本一致外，在具体涉及的时代课题上也有着深刻关联，如从邓小平理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这一问题的持续回答、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回答，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更加具体到了对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下的“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课题的思考与回答，这其中蕴含的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主线，而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到“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提出，更为集中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着眼实现党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主题主线，这其实正突出反映了作为领导“伟大事业”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结合不断推进的伟大社会革命深入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

这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呢？“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昭示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而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即从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深层次、全局性、长时期的，必然带来执政党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等重要方面的变革与创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上看，每一次理论飞跃的背后，首要和根本的一点都在于历史当事人能够准确地抓住困扰我国社会发展全局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借此确立中心任务，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夺取事业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实践基础，而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邃洞察和准确把握，应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

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路线制定之后，为了确保能够得到全面贯彻，相应地组织路线、制度建设、党的自身建设等也就必然会跟进实施。尽管只是到了党的十九大才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其实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实践中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六中全会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并且首次确立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再到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与逻辑高度一致的发展进程。这也说明，“两个确立”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仅是面向未来讲的，首先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而得出的重大政治论断。

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随即展开，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便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鲜明主题，而作为推动走向“强起来”的最深刻的内在动因依然在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上。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定为逻辑起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然随着人们对这一矛盾演化规律認识的深化以及科学的解答，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继党的十九大对其作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界定以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十个明确”的最新概括，其中，除多条有新的内容补充或完善外，首次单独列入的是第七条——“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第十条——“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从“八个明确”到“十个明确”，数字变化的背后彰显的是：与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相适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形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创新中前行。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不断取得事业胜利的制胜法宝之一。理论创新进展到哪里，理论武装就要跟进到哪里。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理论“飞跃”都来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推动，反过来，全党全国人民又得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光辉指引下，极大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实践中迸发出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力量。“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按照这一要求，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使之转化为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物质力量。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源于科学真理。近代以来，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获得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也是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在保护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泛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度交织，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我们，如何才能透过纷纷扰扰的迷雾，保持必要的战略定力，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要有强大的主心骨，必须得有自己的精气神，为此必须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基础。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开放系统的科学体系，内容博大精深，覆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需要深入系统学、联系实际学、及时跟进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组织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五次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尽管每一次的主题有所不同，但无不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着眼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建设一个坚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举措，无不收到了巨大成效。除了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更多的时候还是要靠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合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抓好日常学习这个环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勉励我们，“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在艰苦的理论学习面前，任何无所作为、悲观失望的消极态度都是极其错误的，任何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主观想法都是很不现实的，唯有站在“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以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的学习态度，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顽强毅力，方能得以走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大厦，逐步得其真髓，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道不远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回顾百年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面，二者实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关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直接等同于它也同步实现了大众化。实际上，从理论武装和教育人民的角度看，“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化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从理论形态上看，如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浓郁而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一点体现在它“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懷以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上，也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朴实和蔼、平易近人的个人形象以及挂露珠、接地气的语言风格上。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本真经念好、传播好，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心中时刻装着老百姓，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善于用深入浅出、喜闻乐见的语言多讲“家常话”。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一项根本性建设，在伟大工程中处于基础性、引领性地位。百年党的奋斗历程深刻昭示，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理论上强党，是确保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也是党走向成熟、继续赢得新的伟大胜利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标志着新时代一个成熟、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已然形成。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不管有什么样的干扰或挑战，哪怕是惊涛骇浪，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语）★

责任编辑 / 汪 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导致中国文化出现危机,中国文化面临着重建的诉求,最终是马克思主义担当起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和转型,其实质则体现了文化的“范式革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化分析理论成为文化重建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文化危机 马克思主义 范式革命

针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毛泽东曾有过精辟概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读马克思主义,已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P534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替代中国文化,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和转型——促使本土文化成为现代性生长的文化母体。

一、危机中的文化重建诉求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导致中国文化出现危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坚定的自信心和优越感,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殷海光将其概括为一种“天朝模式的世界观”:“自我中心的”,“不以平等看待外国”,“在过去,中国人认为凡与中国有密切接触的其他文明都是从中国文明传衍出来的,而且照中国人看来,那些文明不及中国文明”[2]P1-23。这种文化观表现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就是“西学中源说”的盛行。“当时,中国文化并无所谓“危机”一说,也没有文化重建之诉求。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给中国带来沉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也同时发生。中国社会看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由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由“西学中源”演变为“西学东渐”,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动摇了,中国“天朝模式的世界观”破碎了,中国人在深受肉体折磨的同时也经受着精神的挫折。中国人在痛苦中觉醒,开始“开眼看世界”,这是认识西方以及反求诸已的自我觉醒过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逐渐深入过程,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是导致中西方发展不同境遇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的结论。这种观点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如殷海光说:“近一百二十多年来中国一切重大困难都是从文化出了问题衍生出来的。”[2]P18贺麟也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3]P2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挑战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民主政治挑战中国的专制皇权,经济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最终都折射在民族伦理精神与价值信仰的文化层面上,文化危机产生的最深层根源则在于中国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彻底颠覆。

既然发生了文化危机,自然就需要寻求拯救之道。西学东渐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就离不开西方文化这个强大的参照系,文化拯救之道也正是从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中寻求。中国人在认识并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学者往往提出了不同的重建文化途径,如主张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西体中用论和综合创新论等。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文化意义也正是这一文化拯救之“生存”意识的具体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在于文化发展的“范式革命”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启蒙的最终选择,是西学东渐思潮所带来的一次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实质是文化的范式革命。“范式”概念是托马斯·库恩在谈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提出来的。他认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4]P9,指的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和共同的信念,以及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什么是科学革命?库恩讲:“科学革命在这里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积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的范式所取代。”[4]P85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革命,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取代旧有的范式,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行为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基本理论、观念、方法和信念等取代旧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行为方式,以及旧有的基本理论、观念、方法和信念的过程。

将“范式”引入文化研究领域,用以分析文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历史演变,则“范式革命”强调的正是文化中最深层的内核——哲学思想的根本转型。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意义在于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这一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地论述,他在解释“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说:“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1]P697-698可见,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件具有文化意义,它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文化变革。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之历史与库恩所描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非常相似。库恩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科学革命时指出:“科学革命起源于科学共同体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而以前范式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是起引导作用的。”[4]P85中国文化变革的出现,也正是因为一部分进步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根源在于文化危机,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有范式已经不能有效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及引领一条有效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他们提出了一套新的文化范式用来取代旧有的文化范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化西化,主张以西方倡导民主和自由的启蒙理性文化取代中国传统的儒家封建文化,是这样一种“范式革命”的文化实践。而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传入中国更是文化的“范式革命”的具体实践,五四时期流行的“全盘西化”的文化建设范式被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建设范式——即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所取代。从中国传统文化到五四新文化再到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说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本质上是一场“范式革命”。

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理论成为传统文化重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哲学。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现实的所有因素彼此依存,既然在分析中强调运动及其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合乎逻辑地在‘整个生产方式’——一种总体的社会过程——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5]P359这是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分析理论,其核心是“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发展关系,其中经济作为基础,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带来文化的变革,而文化的变革反过来又会推进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总体的社会变革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经济基础的变革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变革。毛泽东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来分析“人的文化创造性活动”问题的,所以他说:“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他们服务的。”[1]P699

林毓生曾经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这种观点与那些强调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改革理论相比,则是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应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6]P43林毓生把这种认识称之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事实上已经不自觉地点出了毛泽东的文化危机拯救之路和其他人的文化危机拯救之路的最主要区别: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主张认为要振兴中国,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最根本的是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入手,而毛泽东则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和危机最根本的是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入手,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变革,只有先实现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然后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变革和重构,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因此,毛泽东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唯物史观”的文化分析理论。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1]P664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既是实践的问题,更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当我们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危机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就是中国文化危机的拯救之道,其核心是通过会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价值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理念来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实现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超越,这是重建中国文化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A].贺麟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张荣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主要从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展开分析，尝试通过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以及形成维护国际法治秩序新智慧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全力探索我国应当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此种情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此诞生，并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更为坚固的支撑。

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现如今，世界的发展方向有了极大的转变，以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等方式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种情况，必然会促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尤其体现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如今我国凭借最好的发展方向与最佳的发展时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涌入至新的时代，力求创造更为显著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正处于伟大的时代。正是由于伟大时代将会孕育伟大理论，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时代的考验，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科学性、创新性的社会主义方式迈入新的征程。虽然当今世界发展面临新的变化，基于新时代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上面临着新考验，但是正如《周易·乾》所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我们党即使面对变化无常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依然能够“迎难而上”，紧密联系新时代发展的大环境，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朝乾夕惕的精神面貌发展这一思想^[1]。

除上述内容之外，在形成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时刻坚持以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贯穿实事求是这一鲜明特质，并将其作为基本准则，要求共产党人将求真务实作为座右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依据，正确把握规律，形成规律性的认知，并以其为指导，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另外，我们党深刻认知与时俱进与开拓创新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认识党的执政规律，在实践中检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将两者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进而树立创新意识，形成新理念、新思想以及新战略，突破成规陈说，善于提出新问题，开拓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新境界。

二、形成维护国际法治秩序的中国智慧

目前，从世界的格局来看，其仍然处于混沌的状态;就现如今的国际环境而言，大环境更加动荡不安，无法形成明确的方向^[2]。当今世界霸权主義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仍旧不断涌现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必须全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以广博的战略视野描绘出更为宏大的发展蓝图，深入探析演变规律，坚信和平、团结的力量能够战胜邪恶势力，习近平总书记表明各国应当捍卫和平、交融利益，明确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命运与共，更应争取实现合作共赢，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为世界的变革贡献力量，提供中国方案，争取在世界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一）提倡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可知，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可以相互配合，而世界各国的价值文化也可融会贯通，提高文化的影响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基于此种情况，三者必须进行通力合作，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避免出现冲突、胁迫等不良现象，明确“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倡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倡导开放融通。世界各国应当“并肩作战”，争取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通过合作促进世界实现共同发展。

（二）提倡可持续的安全观

自新冠肺炎的出现，极有可能助长“右翼极端主义”，也在极大的概率上导致采用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的恐怖分子更加猖獗，国家在控制极端暴力行径方面将会面临极大的难度。除此之外，经由此次病毒的肆虐，我们更应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由此可见，应当提倡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世界各国综合合作，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以及和平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基于上述情况，根据习近平法治思想可知：应当强化法治思维，通过采用法治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构建并完善涉外法律规范体系，从而使得该体系更具系统性、实践性;还需不断增强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以此确保国家能够切实有效地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反制打压，为人民群众带来更高的安全感。

（三）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世界各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针对大国与强国而言，其更需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扮演倡导者和维护者的角色，不可肆意挑唆国家之间的关系，干涉他人利益，应当尊重对方的独立与主权。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伟大的时代所孕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引领中国人民迈入新的征程。与此同时，其也为维护国际法治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魏晓东.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21（06）：43-49.

[2]岑朝阳，沈霄鹏.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J].决策探索（下），2020（11）：4-5.

作者简介：李圆铠 （1998.10——），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广西南宁，学历：本科，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国外区域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即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次飞跃，其产生的重大成果从实践层面看，就是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条正确道路；从理论层面看，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科学理论。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和党的文献的概括看，还是从“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看，都说明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建理论

收稿日期： 2007－09－12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3AKS001）

作者简介： 阎树群(1957—)，男，陕西礼泉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有关党的文献和学术著作中，往往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如党的“十七大”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论断。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成果”是特指理论成果，而不是泛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如果由此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等同于理论成果，那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还包括我们党的实践创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党的文献的概括和“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析，以期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有所助益。

一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与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每一大的阶段必然要经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两个飞跃，产生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崭新命题，是一个通俗性的简洁表述。其学理性表述和思想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毛泽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此作了更精致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才能科学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的“化”就包含着具有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前者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就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否则，离开中国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后者说的是在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前者说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者说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前者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后者体现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种实质性含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讲到了。在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毛泽东的确强调的是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时，为避免发生误解而由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改动而来的。可见，当时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到了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这就是他在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同时，提出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含义讲全了。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在这里，“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新的东西”，表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实质性含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层实质性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双重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这既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应用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体现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在对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飞跃。还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前一年，1937年7月在《实践论》这篇哲学名著中，为了从认识论上清算割裂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剖析长期拒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观点，第一个飞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飞跃是由理性认识能动地到革命实践，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他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意义更加重大，这不仅因为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由实践加以检验，而且因为获得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指导变革世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不例外地遵循着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也要经历这样两个飞跃。不过具体的次序有所变化，由于毛泽东讲的是认识的来源和理论的运用，因此形成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的是理论的运用和理论的发展，因此呈现出认识——实践——认识的状态，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同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引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二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探索的成果，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这两种形态的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预期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中，每一次飞跃都包含着上述两个飞跃，产生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道路”和“理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从成果的层次看，“道路”是实践层面的具体模式，“理论”是理性层面的思想体系;从形成的过程看，先有“道路”，后有“理论”；从两者的辩证联系看，在对“道路”的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理论”，有了科学理论就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发展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具体内容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用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个层面进行明确概括并加以区分。同时由于理论成果是最高层次的成果，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采用简化的办法用“成果”这一概念来指代“理论成果”。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从理论的严密性与成果的层次性和全面性着眼，我们必须同时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必须深入研究这两种形态的成果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二

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进行概括的历史轨迹中，也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这样两项基本成果。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但在党的初创时期，由于革命经验和理论准备都相对不足，因此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总体上处在自发的状态。真正自觉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延安时期的事情。这不仅体现在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而且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成果，这就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正如毛泽东1938年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6］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党章的总纲中不仅写上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在阐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使用了“革命道路”的概念。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中谈到毛泽东的贡献时将“思想”与“道路”并提，指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7］319。不过，当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这一重大变革的评价上还没有使用诸如“历史性飞跃”这样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表述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两个层面。从刘少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论述看，当时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主要理解为毛泽东思想，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7］335。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继找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之后，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在对这一重大成果进行定位时，党的“十三大”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判断，飞跃的成果首先也是从实践探索的成果进行概括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8］在这里，党中央将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概括为找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用思想理论来概括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呢？这是因为第一次飞跃已经产生了系统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而第二次飞跃在当时体现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尚未形成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14年来的基本经验时，肯定了“十三大”这一提法，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9］7。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使之形成科学体系，因此“十四大”在对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概括上虽然沿用了“十三大”的提法，但同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9］13。这已经很明确地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只是还没有用“第二次飞跃”这样的语言来概括它。党的“十五大”再次肯定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论断，但是与“十三大”不同，这次是从理论成果的角度和层次来概括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0］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先后进行过两次概括，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实践探索的成果，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理论探索的成果。归结起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和产生的重大成果，它既包括实践探索的成果，也包括理论探索的成果。前者表现为找到了两条道路即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建设道路，后者表现为形成了两大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

在党的“十七大”的理论创新中，更加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提，这就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实践探索成果和理论探索成果这样两个重大成果。

党的“十七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就是集中了我们党改革开放近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采取“一总两分”的概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伟大旗帜、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是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道路，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新的概括，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凸显出来、明晰起来。

从科学内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统一的旗帜。“十七大”不仅第一次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新概念，而且阐明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科学内涵，“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可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二者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个概念中的两个具体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践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社会主义而言的，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1］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理论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1］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新时期不断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历届党代会阐述的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对旗帜的具体表述也不尽相同，但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也就是说，新时期我们党始终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党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十三大”的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十四大”的主题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六大”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可见，党的“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着一面统一的旗帜，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所不同的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体含义的理解上各有侧重。“十二大”、“十三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三大”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十四大”、“十五大”、 “十六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任务；“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六大”强调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在此基础上，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行整合，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这个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实践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样的科学整合，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的完整的内涵，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同时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囊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取得的全部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在旗帜问题上的一脉相承。

总之，党的“十七大”在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完整概括和科学表述的同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这既总括了我们党新时期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同时又说明了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1.

［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6.

［3］ 毛泽东.论新阶段［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5］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8.

［6］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2.

［7］ 刘少奇.论党［M］∥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M］∥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9］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M］∥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蒋万胜］

On the Forms of Marxist Achievements in Chinesization

YAN Shuqu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了研究成果，也指出了研究不足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 研究生培养模式 综述

根据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简称“通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被确定，2007年开始招生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几年来，学科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就。但由于学科建设时间短，研究生培养还处于积累经验与探索模式的阶段，因此学科研究多侧重于学科的内涵与特点、研究方向等方面，而对于人才培养问题，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研究则不多。因此，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状况，对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关于人才培养目标问题

宋进认为，人才培养不能仅限于二级学科的视野，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视野进行研究生培养，拓宽人才培养口径。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包括坚定的信念、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健全的人格，应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辩证统一，应培养出专业宽、基础厚、能力强的理论人才，使之具有研究、阐发、发展创新、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具体来说，“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应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知识和研究基础，能够从事中高等学校政治教育，能够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从事党务政务工作的合格人才。”[1]梅荣政认为，“对培养对象的素质要求是全面的，包括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2]，研究生不仅要有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要有一定的外语水平。

2 关于人才培养内容问题

马志荣、李莹认为，在人才培养内容上，课程设置存在着课程结构与内容设置不合理、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缺乏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等问题。因此，需要科学设置课程。宋进认为，“在人才培养内容上，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要求，形成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中心，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有机拓展、注重思维方法的学科课程体系。”[3]课程设置应包括学位课、非学位课、必修课、选修课等几个层次。从专业课角度而言，专业学位课应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开设，非专业学位课应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共党史、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等课程的开设，同时经济学、历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也应成为学生专业选修的内容。姚宏志认为，在课程设置上，“既要遵循‘通知’中的有关原则性规定，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科学指南；另一方面，各学科点要充分考虑到本地区、本单位、本学科的实际状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4]这样才能体现各学校的培养特色。

3 关于人才培养制度问题

制度建设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根本保障，因此各学校必须制定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顾钰民认为，无论是对研究生的专业学习、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还是对导师培养研究生的职责、学术规范等环节，还是对研究生的论文发表、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激励保障环节，都应有制度要求。因此，人才培养制度应包括研究生学业与能力、导师工作及人才培养保障制度等，这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5]

4 关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生大多都是跨专业学习，缺少应有的学科基础，因此，知识结构参差不齐。在此条件下，在传授他们基础知识与培养他们专业素养的同时，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研究生培养的根本落脚点。冯秋季、杨冠英认为，应以疑引趣、以难引趣、以创引趣的方式，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兴趣；应指导研究生阅读经典作家著作、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决议文本、学者研究成果、学术前沿动态等，指导研究生懂得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为其夯实理论功底；应指导研究生关注、探寻社会热点问题，通过社会实践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应打造激励创新平台，构建符合创新规律的评价机制。[6]

5 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的不足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学科建设时间短，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还具有不完善之处。第一，人才培养目标缺乏特色；第二，课程设置缺乏规范性；第三，教材建设滞后；第四，导师素质参差不齐；第五，人才质量评价机制尚需建立；第六，学科建设局限于各学科点的自身发展，缺乏学科建设的力量整合。这些方面都制约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制约了学科建设的发展。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维度下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探索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赵付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究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205.

[2]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解读[J].思想理论教育，2006，（6）：28.

[3]宋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多维路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8.

[4]姚宏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述论[J].教学与研究，2010，（5）：85.

[5]顾钰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建设[J].理论学刊，2009，（8）：9.

[6]冯秋季，杨冠英.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思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为例[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3，（4）：113-116.

作者简介：杨松（1964-），辽宁丹东人，沈阳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辽宁沈阳 11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