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经济制裁不仅针对一个国家，而是对多个国家乃至于对国际社会实施的有目标的政策，在国际组织交往时常常会受到资源、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国家化，经济制裁由于战争原因被国际制止，但是国际经济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了。国际法对经济制裁方面没有明确的约束，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强国经常利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干涉别国发展。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会利用经济制裁，这违反了国际法发展的基本要求。分析国际法中对经济制裁方面约束不明确的原因，并分别对国际和美国的经济制裁进行探讨。
关键词：经济制裁;国际法;法律分析
引言
国家要获得一定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等行为受到其他国的制约，这一行为就叫作经济制裁。与战争相比，经济制裁采取的手段比较少，不会造成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损失，但是需要国家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目前，经济制裁已经成为了大国制约本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在西亚战争中，发达国家对叙利亚和伊朗发起了多轮的经济制裁，这种制裁十分罕见并且涉及的经济面十分广，这不符合国际经济法的要求，并且在世贸组织中还会让我国的经济局势更加混乱。
一、国际法中对于经济制裁方面的约束不明确
1.经济制裁中没有规范禁止的内容。在国际法中并没有将经济制约列入到禁止的内容中，这就为大国对他国实行经济制约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连联合国的宪法中就规定了国家出现了经济争端时不能采用FORCE。而这个单词的解释意义比较多，不仅包含了禁止武力竞争，还要禁止强制的经基竞争，但这些都被拒绝了，这就意味着这条法律在联合国宪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被列入到禁止范围中去，只是要求各国不能使用物力手段而非经济制裁手段。特别是在联合国立法的后期禁止经济强制手段被大国反对，委员会最终未能将其列入到联合国宪法的条例中去。
2.世贸组织没有制定经济制裁的合法规定。在国际世贸组织的规则中没有明确的要求经济制裁是否合理。由于世贸组织的主体关系和对象是特殊的，这就决定了其规则只适用于主权国家中。特别是在规范制衡的情况下，世贸组织可能会与国家主权之间产生一定的冲突。在这个条款中，世贸组织需要保护转全国的人权、国家安全、资源清洁等权利，并且还要允许成员国进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其安全条款为了维护世贸组织成员的安全，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不履行义务，一些主权国家可以使用经济制裁。在世贸组织的条文中规定时间模糊并明确的，缺乏对规则内容的界定和保护。
3.安理会决议模糊对经济制裁形成纵容。在外交过程中安理会的决议大多是模糊不清的，不仅仅是语言在法律的界定、履行职责、追求义务等方面都缺乏一定的机制，这就意味着欧美国会曲解安理会的意见，将自身的利益提升到最大化。在《联合国宪章》中规定不能侵犯他国的主权，不能使用物力，但是如果国家内部的事务破坏了世界安全安理会有权利采取一些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的措施就是合理的，这也是安理会纵容的结果。伊拉克未经过允许在禁飞区违反国际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被采取经济制裁，这也是安理会决议的结果。不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叙利亚战争，大国采取的经济制裁有安理会纵容的因素。
二、分析国际经济制裁的合法性
1.联合安理会的制裁。为了保障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需要采取一些合理的武力措施甚至是经济制裁，这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义务，可以利用经济制裁，而非利用物力措施对国家施加压力。一旦某个国家成为了联合安理会的目标在未来可能会受到安理会的联合经济制裁，并且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制裁手段。联合国成立的经济制裁委员会会对某个国家实行制裁，安理会的决议也会受到国际的普遍认可。目前这种合法的经济制裁包括贸易、金融、交通的制裁，在安理会制裁的过程中不能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
2.经济制裁具有报复性。作为受害国在收到经济制裁之后可能会展开保护性的制裁。由于受害国会受到非武力的制裁。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的一定土地，乌克兰对其进行了经济制裁，这种行为是合法合理的。由于在20世纪的初期根据国际联盟一些法律条款看，禁止了进行武力报复，于是就出现了经济制裁的报复情况。美国在国际法中采用的对抗欧式中十分普遍地采用了对抗的策略，并且在这个策略中国际委员会对国家草案进行了重新措辞，保证成员国在受到威胁时可以采用经济制裁的报复措施这是合法的。
3.外交方面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时制裁国的不法行为没有特殊的法律进行制约，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阵营中，许多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美国对古巴的经濟制裁等等都存在了一定的违法行为。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它是欧盟国中卫的主要国家之一，为了维护其安全，欧盟对其实行经济制裁是希望叙利亚成为一个自有民族的欧洲国家，利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叙利亚进行经济制裁。这次的经济制裁时间之长，涉及之广是无法估量的。在这些经济制约中有干涉他国内政、违背他国政权的意义，因此这次违背经济制裁本意的叙利亚战争是不合理的，其制裁的效果也不明显。
三、美国对外贸易采取的经济制裁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在二战结束后其运用经济制裁十分常见。它限制了制裁国家之间相互的交往，并且会利用法律对行为者的经济活动进行制裁，这会引发一些常见的经济冲突。在目前发达国家中十分常见，而美国的经济制裁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的经济制裁发展十分坎坷，从对国内的管辖到对国外管辖不断地转变。尤其是从司法来看，从20世纪前期看，侵占他国领土的行为可以受到经济制裁。在二战之后全球化发展越发激烈，传统的经济制裁不能制约他国的发展，美国想要保住经济大国的地位就需要约束本国的发展，与外国合作，配合美国进行经济制裁，其措施包含出口、再出口、海外银行美国分行的现金资产、金融交易等在美国禁止融资，以及会遭到罚款等行为。
结语
综上所述，自冷战之后发达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国际上的经济制裁也在增加。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际格局向两极化发展，局势越发紧张，尤其是叙利亚的危机、发达国家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等，这些都对国际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美国也对我国发起了多次的经济制裁，对我国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我国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对经济制裁进行立法，防止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制裁干涉他国内政，还要根据国际世贸组织的规则有一些立法，对世贸法中出现的安全条例单独列出，并且制定一些解决经济制裁的条例，可以灵活运用世贸组织的规则，触发一些贸易保护的措施，保证国际经济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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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及时、措施合理得当，经济率先走出低迷。成为当前全球经济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事实有效提升了中国在全球范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如何让国外公众正确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进而改善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还需要结合对外传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综合考量。
应对经济危机事件的
媒介形式和内容
“我国成功应对经济危机”是一个媒介事件，它将通过媒介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向外国公众进行传播。从媒介形式来说，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和态度。常常受到两种信息来源的影响：来自于媒体的信息、自己亲身体验信息。前者构成了“拟态环境”。后者构成了“体验环境”。在拟态环境中，我们根据外国公众的接触习惯划分为中国大陆媒体和非中国大陆媒体；在体验环境中，我们根据接触中国元素的程度划分为直接体验和间接体验。
从媒介内容来说，根据相关研究成果，传播信息可以大致区分为中国硬信息(诸如社会、军事等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娱乐信息三方面。
经过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体验环境对于中国国家形象提升效果最明显。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今后的对外传播过程中，适时增加国际公众对中国体验环境的接触频次，同时加强对目标公众的传播。 此外，国际公众通过接触娱乐信息反而会形成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这表现出当前国际受众接受信息的一种倾向，轻松、趣味的传播方式和内容往往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因此，在和国际公众进行沟通的时候，需要遵循受众信息接受特点。
如何有效对外传播 我国成功应对经济危机
虽然我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软实力逆差”的存在，并不表明这样的媒介事件肯定会在国际舆论场得到认可，我们还需要充分考虑到对外传播的复杂性，才能由成功应对经济危机，走向成功对外传播。
确定目标受众。遵循受众信息接受特点，引导主流民意 根据我国对外传播的实际情况，由于我国国力有限，对外传播很难四面出击、面面俱到，只能有选择地集中力量对重点国家和地区进行传播。不过，即便是选择了重点国家和地区，还是需要对当地普通公众进行细化研究。从近几年的实践看，我国重点对外传播的国家和地区的对外传播对象应以中产阶层的公众为主，这不仅因为这些人群有更多的时间，能听到和看到我们传播的东西，还因为这些人群的意见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大，属于主流民意。
增加媒介体验环境接触，加强对意见领袖的沟通和互动 根据前面对传播形式和内容的分析，增加传播对象体验环境的接触，有利于形成积极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但是，由于体验环境接触不可能像拟态环境那样大范围传播，因此需要寻找到合适的意见领袖，更侧重深度沟通，然后利用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进行多级传播，进而影响到广大普通公众。
由于经济危机的应对策略属于专业性较强的传播内容，因此，可以和全球知名经济学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合作，通过他们的视角和专业解读，削弱了中国官方的色彩，从信源角度增强传播内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然后利用论坛和沙龙的形式，邀请传播对象国家的意见领袖，同时借助大众传媒。多层次全方位进行对外传播。
把握传播内容的平衡原则和动态原则 经济危机是一个周期性的经济现象，而且，本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还在进一步演化过程中，还会有新的问题和现象出现。因此，在对外报道的过程中，一方面介绍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取得的胜利是阶段性的，需要看到未来潜在的问题和困难，在传播内容上掌握平衡的原则，否则就会如施拉姆曾提到的：“大众媒体对某件事物的大肆渲染，到了广大群众至少是安排报道的人，看来一致认为已经宣传过头的时候，就会终于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这是一条共同的规律。”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现象瞬息万变，因此，在对外报道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相关信息时，要及时跟进现实事件的变化，实现信息的动态沟通，不能总抱着一种既定的结论和态度来传播，这样才能让国外公众信任媒体内容，有效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天津财经大学讲师)
责编：贺潇潇
外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是参与方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组建区域经济集团的实践是颇具争议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统计数据对东亚和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拉美地区共同市场 经济绩效
东亚与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点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经济一体化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之一；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则非常滞后，1967年成立的东盟真正开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间是1976年。然而，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两个地区经济整合的绩效却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
区域一体化的贸易绩效比较
1、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显著和直接的效应是由贸易创造效应带来的区域内贸易量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是世界上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1980－2009年的30年间，东亚地区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这一数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欧盟则从41.4％下降到36.6％。虽然在1980年，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还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远远低于欧盟，可是到2009年，却已经超过了NAFTA，目前东亚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约为28％。另一方面，东亚地区也是区域内贸易发展最迅猛的地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1980－2009年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额从773亿美元上升到3，48万亿美元，累计增长约45倍，而东亚与区域外的贸易额仅增长了10多倍，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从22.4％稳步上升到44.67％，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占比则由77.6％降至55.3％。克鲁格曼认为，当地区内部贸易占该地区贸易总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时，这个贸易区才是有效率的。显然，按照此标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率的。
贸易结合／密集度指数是衡量区域内各经济体贸易关系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根据我们的计算，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指数绝大多数都超过1，一些经济体之间的指标甚至超过3。而且，从总的趋势来看，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在从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间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东亚地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密。东盟内部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也是显著上升，到2006年两者都超过了4。在东亚，这四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普遍上升，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签署FTA以及跨国公司加强了域内分工网络等有密切关系。
2、拉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创造效应
拉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区域贸易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各国之间逐步相互降低关税、限制非关税壁垒，以实现区域集团商品的进口自由化，同时成员国还采取提供优惠待遇、将税收列入贸易自由化计划、对区域外商品实施共同对外关税制度等措施鼓励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以拉美自由贸易同盟(LAFTA)为例，该组织11国在1962－1973年12年内，消除了大部分关税和其他限制，互惠贸易协定使得拉美各国在LAFTA区域内的出口和总出口都有明显的增加。LAFTA总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亿美元，在20年的时间里增加9倍多，各国区域内部的出口总量则从1962－1964年的平均6.24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亿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阶段，区域内的出口和区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说明此阶段的贸易额主要是因为一体化协定的签订而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因为排斥区域外国家的贸易导致区域内的贸易转移。安第斯集团内部关税减免率达75％，相互间的贸易额从1969年的0.78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亿美元，约增长17倍多；1960－1980年期间，中美洲共同市场(五国)地区内出口总额从0.30亿美元增至9.94亿，增长31倍，中美洲共同市场地区内部贸易额已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20％；加勒比共同体地区内出口总额从2130万美元增至3.5亿美元，增长15倍。整个拉美地区内出口总额从7.49亿美元增至138.82亿美元，增长逾18倍。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事件和政治动荡导致了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使得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解体或名存实亡。在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拉美区域内贸易下降了36％，恢复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在开放地区主义指导下得到恢复和强化。从1990年开始到2000年，拉美区域内部大部分团体的内部贸易每年的增长率都接近和超过10％。这期间整个拉美区域内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19.5％。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入良性快速发展的阶段。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的幅度超过了对外出口的增长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达到34.3％，高于同期区外出口增长17.5％的增速；2006年区内出口增长为25％，也超过了21％的区外出口增长幅度。然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弱化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封闭性”的同时，也稀释了区域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1997年南方共同市场的区域内贸易额相当于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而2006年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个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间的贸易额大约为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5％左右。而东盟2000年区内贸易比重为24.7％，2005年上升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个百分点。
3、对两地区域内贸易扩大的比较和解释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比拉美的区域内贸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区域一体化组织东盟内部，其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却与拉美一体化组织的水平相近，这说明区域贸易协议并非是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国公司的分散化生产也是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跨国公司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其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体化过程的贸易创造效应需要用更加精确的模型进行测算，但从逻辑上看，由于相互之间降低关税、减少贸易限制措施，两个地理上相邻且贸易密切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而不是贸易转移效应。
在实证研究上，郑昭阳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纪末期，东亚区域内贸易水平比普通标准水平高出115％，而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则分别比标准水平低约11％和30％。他们认为这种较明显的区域内贸易
倾向对日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具有导向性，区域内贸易和一体化构成了互为因果的联系。对拉美一体化贸易绩效的实证研究则有所差异，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测算了南美洲地区贸易协议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安第斯共同体和南锥体共同市场等一体化组织对贸易都产生了显著和正向影响，地区集团内的实际贸易结合度比经济规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禀赋所能解释的贸易结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区一体化协议未能增进贸易，区域内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总体贸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认为，南美的区域贸易协议在1980－1996年内，并没有在总体贸易自由化效应之外增加区域内贸易的广度。
拉美地区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产品，这限制了相互间产品贸易的增长潜力。只有制成品贸易与工业合作才能为拉美地区内部贸易的长期增长提供源泉。从表1可以看出，拉美区域产业关联度比较低，区域内产业分工程度远低于东亚地区，表现在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集团内部零部件贸易比重不仅远低于东亚地区，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只与南亚国家联盟相当。这是拉美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比东亚地区远为逊色的根本原因。
区域一体化的投资绩效比较
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组织成立后，由于投资壁垒的平均保护水平上升，或FDI的数量受到一国国内市场最初规模限制的放松，从区域外流向区域内的FDI会增加，更大的市场使区域成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也有学者从成本角度考虑，认为一旦若干个国家结成稳定和繁荣的贸易区或签订其他经济协定，由于边界更加开放、运输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外国投资者会增加对这些区域的直接投资。在东亚和拉美的一体化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都保持逐渐增长的趋势，可以认为这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1、区域一体化导致FDI增加
东亚的投资政策总趋向是逐渐放宽对投资的限制，从限制性向更为自由化和激励措施中性化的方向变化，各国和地区继续向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开放自己的经济，因而，东亚的FDI增长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总额的10％－20％。
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区内保护水平降低，促使现有进口企业寻找更有竞争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时，随着中国一东盟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撤销，各成员间的贸易更加便利，整个地区成为一个更大的大市场。这些都对外国投资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从中国一东盟吸收FDI的情况来看，2000年以后双方吸收的投资额都有了大幅的增长。从2000－2008年，中国一东盟吸收的FDI从642.56亿美元增加到1529.96亿美元，增长了2.38倍。中国一东盟双向投资效应也逐渐显现。根据统计数据，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从1999的32.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1.06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20％，2008年底，东盟对我国的投资达520亿美元，占我国吸引外资的6.08％。中国对东盟投资从1999年的0.6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4.8亿美元，从2006年起年增长率超过100％。从1999年至2008年底，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52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
拉美国家吸引FDI的历程则经历了三个阶段。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为规避进口税的途径之一，投资在一个产业较为集中，FDI的目标市场是拉美的国内市场；拉美经济一体化是进口替代政策的产物，所以，在对待外资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成立后立即通过被称为“第24号决议”的协议，确立了对待外资的共同规则。决议规定所有外资企业必须在15年过渡到合资企业，即国内企业股本必须占51％以上。这一决议提高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谈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国外投资者和商会的反感。因此，这一时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资间接投资即外债的比重却上升很快。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长达10年的资本外流时期。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走向市场自由化的进程中，各国都逐渐放松了对外国资本的控制。这一时期的FDI主要投资于拉美的自然资源领域，制造业部门的外资企业进行的生产不再仅瞄准内部市场，而且也以出口为目的。服务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也出现了大量的FDI。另一个特点是南南之间(区域内和超区域)的投资也在增加。总之，90年代以来是跨国公司在拉美急剧扩张的时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都在拉美国家设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场占有率空前高涨：它们在拉美地区的销售额从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业的分额高达58％，在服务业的份额占38％，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初级产品部门，跨国公司的份额也达到17％。在拉美地区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国公司的份额从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从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资从778亿美元增加到1196亿美元，年均增长4.88％。这一时期是拉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外资的重新进入对拉美经济的恢复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区域内投资一体化趋势
东亚地区的FDI在逐渐增加的同时，区域内投资一体化，即区内成员的相互直接投资也呈发展态势。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亚10个经济体间的相互投资年均为271.37亿美元，占其引进FDI总额的27.0％，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相应的数字进一步增加为351.36亿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对其他9个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同期由104.5亿美元增长为135.83亿美元，增长了39.98％，亚洲“四小龙”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也由142.33亿美元增长为177.12亿美元，增长了24.4％。这里主要以东亚最大的区域经济组织——东盟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进行分析。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大投资区计划出台后，随着区内保护水平的降低和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的逐步显现，东盟区域内的资本流动也在加剧。1995－2006年东盟接受区内投资总额达到305.13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区内总的相互投资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国有增有减，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增幅较大；危机之后，投资先减后增，2001年扭转了下滑势头，区内的相互投资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达到62.42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57.5％。东盟区域内的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来自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这是因为在东盟各国中，新、马、泰等国属于经济领先的国家，它们国内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所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新成员
国，从而成为新成员国的主要区内投资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新老成员国增进了解提供了一个平台，东盟投资区将使成员国问的相互投资政策更加开放。
东亚区域内，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呈现上升趋势，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东亚区内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和中国的投资基本呈增加趋势。但是，两者的FDI主要来源又有所区别，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大于对中国的投资，中国香港和台湾则是中国大陆的最大外资来源地，其对中国的投资远远大于对东盟的投资。同时，东盟对中国的投资要多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
拉美的区域内相互投资在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也逐渐增多。根据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国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区域化和企业全球化的辅助政策，一方面，一体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区域内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国家采取了增进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战略。数据显示，1990－1994年间，来自拉美国家的FDI总额在拉美大国中均有明显增加。在FDI的数额中拉美国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长2－3倍，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增长5倍，阿根廷则增长10倍。从所占比重来看，拉美国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直接投资均有所增长，其中，多数国家增长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从2003年的70亿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资发生在拉美区域内。目前，拉美国家的区域内FDI投资比重已经从总投资的5％增加至10％，主要归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在拉美地区设立了一大批跨国公司。根据拉美经委会发布的投资报告数据，巴西是拉美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投资国，2008年其28％的投资流向美国，25％的投资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智利对南美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总投资额的72％，主要投资流向国为巴西和秘鲁；哥伦比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40％流入拉美地区之内，主要流向国为巴西、巴拿马和墨西哥。
3、两地区域一体化的投资效应比较
在比较东亚与拉美区域一体化投资效应时，需要回忆一下东亚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与拉美的安第斯条约组织早期的工业合作计划。1976年3月东盟经济部长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合作计划(AIP)，包括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尿素项目、新加坡的柴油机项目、菲律宾的富磷肥项目和泰国的纯碱项目。每个项目投资2，5亿至3亿美元，由东道国负担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员国分摊。1977年第二批AIP项目被提交给吉隆坡东盟首脑会议进行审议，包括印尼的高强度橡胶轮胎、马来西亚的金属切割工具、菲律宾的新闻纸和电镀锌版、新加坡的彩色显像管，以及泰国的钾碱矿和鱼类养殖。由于这些计划实施困难，1980年10月东盟签署了《东盟工业互补基本协定》(AIC)。1981年6月东盟提出一个简化形式的AIC，即东盟工业合资经营计划(AIJV)，它是一种生产一个产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简单垂直分工计划，但主要通过私人投资活动来实现。由于引入市场机制并放宽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励区域外来投资，这个AIJV计划比AIP计划简便易行，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工业合作计划。但其实施进展仍然异常缓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区投资计划。拉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协议性区域分工解决一体化收益分配和规模经济效益问题，因为工业发展部门规划被认为是制订工业计划和实现一体化成员国之间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业合作计划以安第斯条约组织最为庞大，它们将可贸易品的1／3纳入地区投资计划。第一个工业发展部门规划于1972年获准通过，它包括了冶金、机械部门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计1980年约占总需求的1／3)，主要涉及机械工具、采矿设备、电器设备和仪器。争议最多的是石油化工与汽车制造部门的合作计划。经过多年谈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别就石油化工与汽车工业发展规划达成协议，并在1978年进行了修改。第二个工业部门发展规划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具有极高的资金产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业机会，主要是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但这个规划因缺乏技术支持和利益协调困难而无法付诸实施。拉美的经验表明：要按照协商一致的专业化计划来进行生产，规定什么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形成区域内产业分工是有问题的，东盟的地区性行业方案也遭到了失败。小岛清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的有效性似乎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中找到佐证。
20世纪90年代东亚和拉美的区域投资计划更多地转向能源和基础设施，为区域内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则留给了市场力量。但两者相比仍然可以发现三点差别。(1)拉美国家主要投资于邻近国家。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将比在国内投资承担更大的风险，为降低风险，企业将投资于地理和文化条件相近的市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都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并且在一体化贸易协议的作用下，这种投资关系得到了加强。(2)从行业投资来看，目前拉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自然资源的生产部门，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业。因此，主要的拉美对外投资在于寻求市场扩大，还有一些拉美地区内投资仍然以保障原材料产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资源的安全等为目的。这一点与东亚区域之间的投资有较大的区别，东亚的区域内投资有很大部分是出于产业转移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的目的。(3)拉美区域内投资以产业间投资为主，而东亚区域内投资则经历了80年代以前以产业间投资为主向90年代后以产业内投资为主的转变。这反映了两大地区产业分工与资本积累的差异。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区发达和深化，形成了发达的区域生产网络；同时东亚地区的资本形成和积累率也比拉美国家高，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外扩张能力比拉美企业强。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深层动力来自资本的扩张性，而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当前，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推动力量，其推动力量来自资本扩张的本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不足，没有形成足以跨国生产和行销为目的的巨额资本，国内生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产业、产品和工艺技术同构性强，生产分工水平低，无法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关系。这样，彼此间对对方的产品必然不会产生强大的需求，贸易创造效应很小，难以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无法形成旨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协议性分工。同时，发展中国家都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国家，对外部投资的需求很大，而成员国彼此间的投资效应必然很小，即使有协议性分工，也难以执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有关产业分工规划和共同投资的计划最终归于失败也就不难理解。
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绩效比较
1、东亚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自1955年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区，保持了长达35年的群体性持续高增长，从而被称为“东亚奇迹”。其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东亚地区持续进行的产业转移，依托投资和贸易的高速循环，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又把东亚各经济体紧紧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5％－6％的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当时世界经济增长2％－3％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经济率先起飞，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基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抓住美日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70年代起，东盟四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开始吸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投资，发展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大约用了20多年时间改变了落后状况，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1978年开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吸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以及海外华人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也步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保持了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国、越南和中国为例：泰国的贫困率从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的贫困率有所回升，但与收入增长一起稳步地趋于下降，目前处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趋于改善，泰国贫困率会进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贫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经济的急速增长不仅使国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贫困率。贫困率从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成效显著，贫困人口从1990年至2002年减少了2亿人，贫困率从31.5％降低至12.5％。但中国与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状况明显恶化。中国的吉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数则从1993年的0.35扩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学者江崎光男根据CGE世界模型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削减影响的分析表明，东亚FTA一般对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具有正向增长效应，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贫困削减效果也是正的。但对中国而言增长效果却不明显，甚至还有负的可能性，远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长效果大。
2、拉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是促进拉美工业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世纪50－70年代是拉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阶段，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增长。在1950年到1974年期间，拉美主要国家的GDP的平均增长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间，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特别是在1965－1974年期间整个拉美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其区域国家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7％。巴西的发展速度更是达到了10％，哥伦比亚、墨西哥的也达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长率，被称为经济奇迹。1974年到1980年期间的债务危机爆发前，拉美的GDP的增长率也处于相对快速的发展过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间，这个时期拉美一体化还在继续发展，但是相对前一阶段速度有所减缓。中美洲共同市场在20世纪60－70年代也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1960—1969年中美洲6国的实际GNP平均增长率达到5.7％，1970－1979年为5.3％。尼加拉瓜6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高达7.4％，多米尼加共和国70年代也达到了8.2％。
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一体化和增长的停滞阶段。据统计，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长率仅为1.1％，中美洲约为1.2％。这与拉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是密切相关的。90年代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进入复苏阶段，据统计1991－2000年拉美地区的平均GDP的增长率达到3.3％，与整个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长率提高了2.3％。
进入21世纪，拉美一体化和拉美经济增长进入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为－0.5％外，2003年以来整个拉美连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2003年GDP平均增长2.1％，2004－2007年期间，GDP增长率接近或超过5％，其中2004年高达6.2％。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等国因能源价格高涨)有些年份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有的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2003年以来人均GDP的累计增长幅度已经达到20.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达4.8％)。拉美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拉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拉美一体化又反过来促进了拉美经济的增长。
与东亚地区相比，拉美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与经济增长效应差距较大。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与一体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联系，即东亚地区各成员通过投资和贸易联系，促进东亚区域内产业持续转移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同时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始终具有开放性，从而能够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寻求发展。拉美区域一体化战略是一种进口替代政策，是一种扩大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具有区域保护主义的封闭性。这使它们在实施经济一体化政策时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包括以区域内贸易扩散来代替外部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场为了保护2300万贫穷人口的市场，其有效率的出口工业被进口替代工业所取代。社会的精华部分(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中的职工)以牺牲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窟中居民的贫困化为代价大量攫取财富。这是导致区域性战争及共同市场解体的重要原因。
结论
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成效相比，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无论在贸易效应、投资效应，还是经济福利改进方面都不如东亚。究其原因，一是东亚地区一体化是在市场机制或单边投资和贸易政策改变的驱动下，由区域内私人企业通过贸易和投资来主导的，甚至不需要建立区域性的制度安排。而拉美地区一体化由政府主导，虽然制订了宏伟计划，但由于缺乏市场主体——企业的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成效反而不如东亚成功。二是由政府来制定某些产业的国际分工不可取，虽然政府的协调可以避免区域同类产业的恶性竞争。安第斯条约组织和东盟都制订过一体化工业发展规划，但因为投资来源和利益分配问题而无法付诸实施。而亚洲区域国际分工是在市场机制驱动下，企业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形成的产业转移和区际生产网络，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些发展中国家一体化实践有两个主要经验教训：一是区域一体化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不宜期望过高，也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循序渐进，否则欲速不达。这是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是由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分工程度决定的，在工业化程度不高时应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关系的高度一体化。二是发展中国家区域一体化不能搞成封闭性集团，必须对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开放。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盟的合作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即协调一致和开放性。协调一致虽然没有使合作进展变得更加容易，但却保证使它不至于因意见分歧而破裂；而开放性则保证其对地区外经济因素特别是外国投资持开放态度，从而与外部市场联系密切，避免因自我封闭而窒息。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在各国实行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外资和贸易持开放态度，通过市场机制驱动的贸易和投资所带动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的。
(责任编辑：张晓薇)
外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国家审计人员需要履行审计职能，并通过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方式，将经济犯罪治理相关的审计工作落实到位。本文着重研究国家审计功能在经济犯罪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可行性，把握影响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因素，并探索出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路径。
〔关键词〕国家审计 经济犯罪 治理路径
审计机构的审计人员履行审计监督职能，审计监督的行业领域范围较广。目前，国家审计功能在经济犯罪治理中具有威慑作用、警示作用和防护作用。基于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可行性分析，产生的影响因素诸多，本文探索相关治理路径，对期对国家审计人员切实履行审计监督职能提供帮助。
一、国家审计功能在经济犯罪治理中的作用
（一）通过审计立法起到威慑作用
国家审计功能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监督制度，在实际的法治实践中，已经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审计法》等与审计相关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使得国家审计功能在审计监督方面拥有了更加强有力的约束效力，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并且通过审计立法的方式，使得审计职能的履行过程变得更加具有强制性，当出现经济犯罪行为时，即可依据审计法的相关管理条例对其犯罪行为进行强力打击，能够大大提升国家审计在经济犯罪治理中的威慑作用。
（二）借助审计监督发挥警示作用
国家审计功能在治理经济犯罪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根据审计机关以往的工作报告，我们可以发现自审计机关建立以来，已经查处大量的经济违规和经济犯罪案件，并对大量经济犯罪案件直接进行处理和处罚，审计监督职能不仅为司法机关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和线索，而且为司法机关的经济犯罪打击工作指明了具体方向，为司法机关打击经济犯罪提供了有力帮助。综合来说，国家审计在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的表现力，体现了其在经济犯罪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发挥极其重要的警示作用。
（三）通过审计测评实现防护作用
国家审计功能在经济犯罪治理过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防护作用。国家审计单位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可通过审计监督的实际作用对相关部门的经济情况进行把控，及时对企业内部的经营和经济问题进行测评和监督，对企业内部经济控制情况的优劣进行有效评估，及时发现相关企业内部存在的经济经营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办法，帮助企业查找自身内部问题建立自我管理机制，弥补经济漏洞，从源头上遏制经济犯罪问题的发生，对企业经济安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可行性
（一）法律基础
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具有极其明确的法律基础。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有关审计工作的相关法律规定，如《审计法》相关条文明确规定审计机关在自身职责履行过程中，可以申请公安等相关行政机关的配合，《刑事诉讼法》相关条例同样规定对审计过程中所发现的经济犯罪行为可以移交检察院进行审理。以上相关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在一定基础上为审计工作提供了较为切实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审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实践经验
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在坚实的法律基础下，我国地方已开始进行审计功能协助经济犯罪治理的有效探索，并取得较为丰厚的实践经验。如海南省所建立的“三位一体”审计模式有效协调了政府、社会和内部审计三大部门，不仅有效提升了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审计部门督促整改的整体能力，该模式执行以来已帮助海南省政府发现和解决多项经济问题，取得诸多实战成果，也为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协作机制建设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参考和借鉴。
三、影响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因素
（一）审计管理体制
审计管理体制是影响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关键因素。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审计机关是我国政府重要的组成部门，不仅接受政府行政部门领导，而且还接受审计直属部门领导，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审计部门的自主独立性，使得审计部门在进行审计监督的过程中，无法就涉及政府行政部门的经济问题发挥较为强有力的监管作用。双重领导的审计管理体制限制了审计部门职能的有效发挥，不利于审计部门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审计监督的实际作用。
（二）审计操作分工
审计操作分工是影响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又一因素所在。现阶段，我国仍然执行审计操作分工制度，国税系统的审计工作由审计署直接负责，地方的各级审计机构不具有直接审计国税的权限，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审计署的人力精力有限，对于国税审计的精力投入明显不足，这导致实际的审计工作无法保证整体审计内容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国税系统的审计工作执行不到位，也意味着在审计系统中存在一定漏洞，使得部分经济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三）审计技术手段
审计技术手段是影响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重要因素。审计技术手段的落后使得审计监督的实际作用被大大削减，实际的审计工作中审计部门所面对的对象极其复杂，涉及的财务内容及会计资料比较繁多，手工查账为主的审计方式，不仅使得审计工作人员的任务极其繁重，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体测评和核对的准确性。审计技术手段未能及时更新严重影响审计职能的有效发挥，进而无法实现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
四、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路径
（一）战略层面
1.协同战略目标并实现目标审计协同。要想顺利实现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就必须保证协同战略目标并实现目标审计协同。国家审计单位通过进行经济监察的方式协助政府进行廉政建设，而国家廉政监察部门则是通过对公职人员职权监管推进廉政工作，虽然两者在具体执行内容上略有区别，但在战略目标上趋于一致，因此必须要实现国家审计部门和国家监察部门两者战略目标的协同，通过两者的有机协作发挥行政管理的专业技术水平，提升治理腐败的关键能力，最终提升经济犯罪治理的实际效用。
2.交叉职能并构成审计职能互补系统。其是利用国家审计功能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关键举措之一。国家审计机构和国家监察机构均是我国监督系统的关键部门，两者拥有明确的自主职能，但也同样存在职责交叉之处。因此，为了避免两者职能交叉所带来的职责不清问题，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应着手建立相应的审计职能互补系统，切实凸显审计单位在经济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实现权能互补，有效保证审计单位和国家监察系统的高效对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对于经济犯罪治理工作成效的提升。
3.评估外部环境并实现审计子系统协同。其是推进国家审计功能服务经济犯罪治理路径探索的关键所在。国家监督机构在进行经济犯罪治理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对外部经济环境的评估制订与其相匹配的监管策略，因此在进行外部环境评估过程中，为了确保评估工作的高效性和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就必须要保证我国监管系统子系统的高效协同，通过有效协作全面分析我国现阶段经济犯罪治理的外部环境，并根据审计子系统不同职能部门的相关职责，制定较为高效的经济犯罪治理方针政策。
（二）管理层面
1.经济犯罪风险识别阶段的审计协同管理。要想实现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就必须要推进经济犯罪风险识别阶段的审计协同管理。审计单位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关经济犯罪的相关问题，应积极和国家的监察机构进行信息共享和风险识别协作，利用我国监察机构的特殊性，加强对公职角度进行风险识别，通过两者之间的高效配合，严查经济活动开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经济犯罪风险，提升审计子系统的协同管理能力，及时搭建遏制犯罪的应对措施，更加有效地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2.经济犯罪风险评估阶段的审计协同管理。经济犯罪的风险评估至关重要。国家审计机构在发现相关的经济犯罪风险之后，对该类经济风险犯罪的评估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特殊的经济犯罪在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如何进行定性将会影响整个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因此，国家审计机构可通过联合监察机关的方式进行协同评估，利用国家监察系统内部所具有的专业技术以及制度优势，帮助国家审计机构进行犯罪风险评估，提升经济犯罪风险评估的准确性，为后续的经济犯罪打击行动提供准确的参考依据和治理标准。
3.经济犯罪风险跟踪阶段的审计协同管理。通常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更加严重的经济犯罪后果，审计机构在发现相关经济犯罪风险之后，将会对经济犯罪风险人员进行跟踪监控，因此要想切实利用国家审计功能实现经济犯罪治理，就必须要保证经济犯罪风险跟踪阶段的审计协同管理。国家审计机构发现经济犯罪风险之后，必须联合国家监察机构对相关违纪人员进行经济活动和人员活动的双重监察，一方面能夠提升对于该类经济犯罪的风险把控；另一方面能够实现对于该类违纪人员和违纪单位的有效监管，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更严重的经济犯罪情况。
4.经济犯罪风险控制阶段的审计协同管理。经济犯罪风险控制阶段的审计协同管理，对于构建国家审计功能服务经济犯罪治理机制同样至关重要。在经济犯罪风险控制阶段，审计机构有权对该经济犯罪活动中所涉及的资金资产进行处置，通常情况下审计机构不再对该经济犯罪活动中所涉及的相关人员和单位进行处理，但为了保证对于经济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审计威慑力，必须要联合国家监察机构，利用国家监察机构的行政权力对违纪人员和单位进行相关处置，切实提升经济犯罪的处罚和打击力度，同时提升国家监督系统的有效性和协调性。
五、结语
结合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现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审计管理体制、审计操作分工、审计技术手段等。国家审计功能协同服务经济犯罪治理的路径探索包含战略层面和管理层面。战略层面包括协同战略目标、交叉职能并实现审计子系统协同等。管理层面则是从风险识别阶段、风险评估阶段、风险跟踪阶段、风险控制阶段的分阶段及全过程的跟踪审计。
（作者单位：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外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花椒是贵州省重要的特色经济树种，具有悠久的栽培和利用历史。为促进花椒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在深入调查省外及贵州省内花椒产业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贵州省花椒产业的发展现状、发展成效和存在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建基地、搞加工、创品牌、拓市场、强支撑”为主线的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建议。
一、我省花椒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花椒种植资源现状。我省是全国花椒重要的产区省份之一，花椒在全省范围内均有人工栽培或野生分布，“顶坛花椒”已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截止2021年全省花椒种植面积171万亩，其中规模较大的市州有遵义市、铜仁市、黔西南州、毕节市、安顺市。花椒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的县有德江、桐梓、习水、务川、道真。种植品种以红花椒、顶坛花椒、九叶青花椒三类为主，其中红花椒主要分布在务川、德江、威宁;顶坛花椒主要分布在贞丰、关岭;九叶青花椒主要分布在德江、务川、贞丰。
（二）加工和销售现状。2021年我省共有花椒种植合作社和加工企业281家，主要分布在思南、桐梓、贞丰、关岭等县，其中省级林业龙头企业2家（年产值千万元以上）。全省花椒年加工量9.8万吨，年销售额6.26亿元，花椒产品主要为鲜花椒、干花椒、花椒油、花椒粉、花椒精油、油树脂及复配产品等，主要销往省内和省外西南、西北地区。我省顶坛花椒和红花椒市场价格较好，顶坛花椒（鲜椒）的价格基本稳定在15元/斤左右，红花椒鲜椒价格达到20元/斤，高于全国多数省份。
（三）存在的问题
1.种植分散，盲目发展，良种缺乏。一是种植分散。虽然我省花椒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71万亩，但规模化不够，超过10万亩的仅有德江、桐梓、习水、务川、道真5县。种植分散是贵州花椒规模化不高、竞争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二是盲目发展。花椒不同品种对环境条件要求差异大，部分地区在决策前没有進行细致甄别和科学论证，盲目引进外地品种，对种苗质量把控不严，导致种植失败。如花溪区和威宁县前几年种植的九叶青花椒，已出现冻死和灼伤。三是良种缺乏。我省主要种植的花椒品种，红花椒尚无良种，苗木来源主要为采集本地种子育苗和从外省购买种子和苗木;顶坛花椒于2018年培育出第一批良种“黔椒1-4号”，现正在建设繁育基地，以往种植的顶坛花椒苗木来源主要为采集种子自行繁育;九叶青花椒苗木主要来源于重庆江津，由于江津种苗市场比较混乱，种苗来源不清，调入的苗木有些并不是真正的良种正规的育苗公司生产的，而是一些空壳公司从云南等其他地区弄来的，质量差，品种不纯，使一些地方种植的花椒不挂果或产量较低，打击了种植户的积极性。
2.管理粗放，技术不强，产量偏低。一是技术把控不严，造林成活率低。有的因选择品种不当造成成活率（保存率）低，如九叶青花椒不适宜在温度较低的区域种植;有的错过造林季节种植，如红花椒在萌芽后栽种、顶坛花椒错过雨季栽种，都会较大地降低成活率。二是“重新建，轻管护”问题突出。由于经费和认识不足，大部分地区在新造林期间投入大量成本，而第二年及以后管护资金严重不足，加之缺乏技术指导，管理粗放，我省花椒单产远低于重庆、四川等花椒产业发达地区水平。
3.加工能力弱，竞争力不强。一是从事花椒精深加工企业少，规模小。省内仅有玄德生物科技公司一家企业有一定规模的花椒精油加工能力，且与国内领先企业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亟待产能扩容和技术升级。同时由于加工企业规模小、产能小、储存设备技术落后等问题，导致花椒芳香油等物质挥发流失，造成品质和竞争力下降。二是花椒综合利用率低。花椒全身是宝，花椒籽占花椒果实重量的50%以上，可提取食用油、植物蛋白等，中医上也有应用。目前陕西凤县等地已开始对花椒籽进行研究利用。而我省只用花椒皮而将花椒籽丢掉，对花椒籽的利用技术研究较少，也尚未用于生产。三是精深加工能力不足。花椒果皮提取花椒精油后剩余糟粕主要是植物蛋白，可作为保健口服液、动物饲料、生物有机肥等原料。目前国内企业已达到全成分利用，但我省企业受技术和生产设备限制，利用水平较低。
4. 缺乏专业市场和交易平台。我省目前尚无专业的花椒交易市场，花椒交易主要有以下方式：一是目前已规模种植的贞丰、关岭等地的顶坛花椒和德江等地的九叶青花椒，主要靠外地商贩上门收购。二是分散种植的农户就近到集市销售。三是靠近云南昭通、重庆江津的地区，运到昭通、江津等地的花椒市场进行销售。没有专业的交易市场造成我省花椒销售定价被动，难以带动产业规模化发展。
二、我省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
花椒在我国分布十分广泛，目前除东北地区和西藏外，其余省份均有栽培，以四川、云南、重庆、陕西、甘肃、贵州等省份栽培规模较大。我国栽培花椒大致可分为红花椒和青花椒两大类。大体上红花椒分布在温度较低的地区。据《2017年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我国花椒种植面积已超过675万亩，2017年全国产花椒43.8万吨，年产值约120亿元。据《中国藤椒（油）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统计，目前国内每年对花（藤）椒的需求量在60万吨左右，中国调味品工业协会预计花椒的消费每年将以 5%～10%的速度增加，花椒加工制品的需求将以20%的速度逐年递增。花椒已经不仅仅作为传统调味品，其在医药化工行业的需求也每年递增，花椒产品深加工已拓展到杀虫剂、香精香料甚至药品等领域，预计年新增花椒需求在 10 万吨以上。在国际市场上，东南亚和日本的家庭消费市场，年需求的70%以上是从我国进口，国内和出口总需求量在80万吨以上。目前我国花椒总产量为45万吨左右，市场需求缺口大，未来我国花椒产业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
（一）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科学选择发展良种。当前我省花椒呈现红花椒、顶坛花椒、九叶青花椒三大品系共同发展的特点，其中红花椒冬季落叶休眠，抗寒性较好，对光照要求较高;顶坛花椒为常绿树种，冬季持续生长，对冬季低温抗性较差，但抗旱性非常好;九叶青花椒为常绿树种，冬季不休眠，对冬季低温抗性较差，抗旱性也较差。针对各花椒品种特性，综合考虑我省各县（市、区）现有基础、发展潜力和其它产业发展规划，学习重庆、四川先进种植技术，全省统筹规划布局花椒种植品种，划定主要发展区域集中规模化发展。一是在海拨1400米以上，光照在1400小时/年以上的区域，建立以威宁为核心，辐射赫章县、水城县的红花椒发展区。二是在石漠化区域，建立以贞丰为核心，辐射关岭县、册亨县、望谟县的顶坛花椒发展区，既有利水土保持又有利于农民增收。三是北部海拔低于800米湿热地区，建立以德江县为核心，辐射思南、务川的九叶青花椒发展区。四是加快良种培育和推广力度，抓紧完成红花椒优良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加快良种测定和繁育基地的建设，加快顶坛花椒黔油系列良种扩繁和推广示范，尽快建立品质纯正九叶青花椒的采种基地，实现苗木自给自足。
（二）科学制定种植标准，打造高质高产基地。加大花椒基地标准化建设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逐年递增新造花椒基地管护费用，改变我省花椒产业“重新建，轻管护”的现状，引进花椒产业发达地区先进管护技术。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技术支撑，提高种植和管理的技术水平，提高单产。一是完善栽培技术体系。制定贵州花椒培育、加工等地方标准和技术规程，并推广应用。每年投入固定专项经费，用于花椒新品种选育培育、专业技术人员培养、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应用。加大对乡镇农技人员和花椒种植大户、花椒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培训力度，起到以点带面、引领示范、提质增效的作用。二是建立花椒营养监测体系，在摸透花椒基本营养需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花椒最佳营养需肥指标标准，以此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用量，实现化肥农药“双减”和产量品质的“双增”。联合科研院所加大对花椒新品种选育、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轻简管护、烘烤储藏加工等方面的科技投入，着力打造贵州花椒绿色品质。三是坚持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种植、集约化经营，努力扩大花椒种植面积、产量、质量。在威宁、赫章、水城、贞丰、关岭、册亨、望谟、德江、思南、务川、道真、桐梓、习水等县布局花椒产业带。支持在全省花椒集聚区建设花椒产业园区和产业综合体，把贵州建成国内重要的花椒产地。
（三）强化科技精深加工，支持全产业链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选择我省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绿色食品加工企业，支持其拓展花椒加工项目，推进花椒精深加工，开发花椒系列产品。一是对遵义、铜仁等已大面积种植九叶青花椒的区域，进行品质提升改造，通过品种选育、管护、采摘、烘烤等模式的调整，提高其品质（增加麻素和芳香物质），达到延伸加工产业链的目的。支持种植面积较大的务川、德江、贞丰等县引资引技开展花椒精深加工，彻底解决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二是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大力扶持龙头加工企业扩大产能、技术创新，强化产品研发。支持开展花椒在康养保健、生物医药、日化原料、生物农药等方面的功能开发和应用研究，强力推进花椒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花椒产业链，提高花椒产品附加值。三是在花椒种植大户和龙头企业中推行试用多功能花椒采摘机、花椒精选机和花椒烘干等机械，并将其纳入农机补贴范围，解决花椒采摘难、烘烤难和精选难等问题。四是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扶持和奖励，鼓励加工企业投入新产品研发，包括花椒种子和果皮提取后糟粕中蛋白的利用，提高产品综合利用效率。
（四）加强公共品牌建设，大力开拓销售市场。充分利用重庆、四川等花椒消费大省（市）的市场需求，开拓省外市场，打造贵州花椒品牌建设。一是着力打造“黔椒”等贵州花椒公共品牌，申请“贵州花椒”地理标志产品，提高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强化品牌意識和宣传力度，通过主流媒体和各类新媒体宣传推介“贵州花椒”，扩大“贵州花椒”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二是积极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林产业（花椒）和农产品博览会、展销会，加强与花椒消费大省（市）对接、交流，共同打造西南地区花椒经济圈。三是以红花椒、顶坛花椒、九叶青花椒三个发展区域为基础，打造集现货、期货和电商平台于一体的花椒集散中心，把季节性市场拓展为周年供应市场，为花椒行业提供市场准入、销售定价、品牌标准、出口贸易等服务。围绕交易市场，建设花椒存储冷藏库和冷冻库等基础设施，组建加工企业，形成花椒产业园区。创新销售模式，建设特色林产品（花椒）体验中心和信息发布平台，积极与淘宝、京东、盒马鲜生、抖音、拼多多等合作，大力推进线上线下产品销售。四是组建贵州花椒联盟，引导种植企业与加工企业在联盟框架体系下形成合作关系，种植企业为加工企业提供符合要求的优质原材料，加工企业给种植企业提供稳定的销售渠道，双方建立长期固定供销关系，明确市场价格大幅变动时互相支持的契约责任，共同抵御花椒市场价格变化频繁对生产的冲击。学习借鉴江津区收益保险试点模式，在花椒种植主产县（区）积极推行花椒价格保险，财政适当给予保费补贴，扩大花椒保险规模，增强椒农抗风险能力，预防价低伤农的现象发生。
外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在全球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的大环境下，广西发展以金融服务贸易为主的知识型服务业是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的新机遇。研究显示，广西金融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度和竞争力都不容乐观。在发展过程中，广西应通过协调产业发展、培养专业人才及利用互联网数据补足优势等途径有效且高质地提升自身对外开放度和竞争力。
关键词：广西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开放度;贸易竞争力
引言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在供给侧改革政策的要求及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服务贸易进入快车道，其增速已超过货物贸易。与此同时，广西作为中国“一带一路”黄金通道的重要门户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窗口，将服务贸易作为核心竞争力是其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新兴服务贸易中以金融服务贸易为主要代表的技术知识型贸易。
一、广西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一）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缓慢且逆差持续扩大
由图1得知，广西金融服务贸易总额出现逐步上升态势。从贸易额来看，2008—2017年间广西的进口大于出口，长年处于逆差状态。2008—2010年广西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相对较小;2010—2017年广西金融服务贸易差额日益增大，且截至到目前逆差也未呈现缩小趋势。其次，从进出口趋势图可知，2008—2017年广西金融服务贸易进口的增速先急速后缓慢，而出口增速却总体趋于平缓，甚至在2014年进口额剧增的同时出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进口的年度变化率比出口更加明显和剧烈，进出口差额增减趋势由增减明显的进口趋势把控。
出现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相比国内其他沿海地区，广西金融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还处于较弱阶段。广西金融企业参与金融市场竞争的时间较短，经济支撑力度较小，其服务竞争意识都差于大型金融机构，并且其业务多处低端，产品附价值业相对较低。同时，区内机构无法满足内部需求增长从而选择进口，由此造成广西金融服务贸易的进口额远超出口额。
三、广西金融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服务贸易产业发展落后
广西在服务贸易发展过程当中，其产品的单一化是一块顽石。由于广西进入贸易领域更多的是靠政府保护，银行市场竞争相对比较简单化，所以导致最终的产品比较单一，所服务的企业范围也相对简单，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创新力，这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服务的单一使广西现阶段金融服务的资本规模相对狭窄，由此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相对较小，尤其是在以金融贸易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
（二）金融服务贸易行业人才匮乏
在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下对于服务贸易金融技术的要求也逐步提高，但是许多服务贸易金融的从业人员虽然进行过金融相关知识的培训，可是对于新形势下的服务创新产品开发经营理念缺少正确认知，因此创新能力相对较差;而且在金融服务贸易中存在的人才岗位不匹配、复合型人才匮乏，甚至现有人才流失等问题。这些是影响广西现阶段发展金融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
（三）自身各项条件基础较差
关于国际上金融服务贸易水平的比较，主要是從经营规模、贸易结构，以及市场机制适应国际贸易的角度考量。这些因素都是制约广西发展金融服务贸易的难题。广西许多企业资本规模还比较脆弱，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较少，其信用担保以及符合国际要求的服务不符合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标准。这些之所以成为广西现阶段发展金融服务贸易的主要问题，是因为政府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与金融服务提供进出口限制程度相比来说远远不够。
四、有效发展广西发展金融服务贸易的建议
（一）大力协调发展产业联系作用
在全球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的大环境下，广西在促进货物进出口贸易提升地区生产总值的同时，也要握紧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升级机遇，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然而，发展服务业需要各产业间的相互协调和鼎力支持，金融服务贸易更是如此。国际贸易中涉及到的外币结算、运输及投保等都属于金融服务贸易，而广西作为边境地区和西南沿海区，贸易优势毋庸置疑。同时，旅游业也会带动金融服务业务的需求，因此打造以桂林市为主的区内国际旅游业也可助力金融服务贸易发展。
（二）全方位多角度培养专业人才
对于金融服务贸易来说，其有效竞争力是具备高素质的专业金融人才，因此培养专业理论扎实且实践经验丰富、勇于创新、语言多样的综合型高素质金融人才时不我待。首先，对于高校来说，要多角度全方位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就要设置与社会金融机构需求相匹配的课程，重视金融与其他学科内容的相互交融。其次要紧抓社会相关从业者再培训，使其长时间巩固、熟练从业技能，提高金融服务贸易人才最低标准。
（三）利用互联网促进金融服务贸易开放，补足自身优势
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逐步实现金融业的高质量对外开放。从数据来看，广西金融服务贸易出口远低于进口，长期来说会对本区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应通过建立特色自贸区增大贸易出口额，逐步实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以及金融服务贸易的高质型对外开放。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因此，广西要同时做好数据统计和数据公开共享工作。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及共享传播的优势，集合区内公私两者平台，实现广西经济数据指标清晰准确，为中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学术部门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准确信息和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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