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价值范文第1篇
摘要：一直以来，价值论就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它是现代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现代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价值论在哲学研究中并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和重视，这严重制约了其发展进程。价值哲学自诞生以来就吸引了大批哲学家的研究目光。究其原因，主要是价值哲学顺应了哲学发展的趋势及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本文主要研究和探讨了西方价值哲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并介绍了其中主要派别的一些观点和认识，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良好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价值论 西方哲学 起源 派别 观点
1 价值哲学的起源和兴起
价值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哲学家研究和争论的重点问题，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构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差别。具体来说，生活中的美丑与好坏问题就属于价值哲学的研究范畴。古希腊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视野下，哲学家多在美学和伦理学的名义下进行研究与分析，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这种研究视角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没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完善的研究范畴，研究范式相对模糊，研究结果的准确度和可信度不高。随着近代伦理学和美学的不断发展成熟，价值论的研究也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研究方法更为先进，研究过程更为严密，研究思路更为清晰明确，价值论已经初现端倪。
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以经验论知识为基础，就事实与价值的标准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区分，他认为“是”与“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概念，其本质风格也存在差异，同时在进行认知研究时，研究者无法根据前者的合理性去推导后者。休谟的这种价值区分标准得到了包括康德在内的哲学家的一致肯定。同时，康德在进行价值研究时，立足于二元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具体理论，提出了“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事实”两个概念。在他看来，事实的知识属于经验世界范畴，而价值的知识则属于先验世界的范畴，同时价值的知识是出于先验的理性领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知识。而德国哲学家洛采继承了这种划分理论，并将其扩展至世界的划分当中，划分了世界的具体领域。他认为世界是由事实的领域、普遍规律的领域以及价值的领域组成。其中，普遍规律的领域又主要表现为普遍的因果规律，即一些规律都是因果作用的产物；价值的领域包括善、美、神圣思想以及其各自体现的意义。在这三个构成领域当中，价值的领域居于首要地位，直接决定着其他两个领域的发展。同时，其他两个领域所包含的内容是价值领域实现其最终发展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洛采首次将价值论研究提升到哲学研究的首位，这是价值论发展的一次里程碑，具有标志性意义，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洛采在西方被称为价值哲学之父，他直接影响了西方价值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价值哲学作为一种全新哲学被人们认识和了解则起源于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的新价值哲学。文德尔班在继承和发展前人价值哲学的基础上，立足具体的研究实际，逐步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价值论框架。它将传统伦理学、美学、哲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机融合，提出了具有包含性的统一范畴，有利于价值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同时，价值哲学的产生也是哲学在面对危机所采取的自救行动。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由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其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视角都有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过渡期的不稳定性和冲突性。在这一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体系已经逐渐解体，传统的启蒙思想和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辨被人们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在这一阶段大行其道，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和推崇。同时，伴随着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瓦解，哲学研究变得杂乱无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无法有效明确。文德尔班认为哲学研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需要优秀的哲学家去拯救。此外，哲学家在研究时，忽略了哲学本身的中心任务，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为了有效整顿哲学研究，保证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文德尔班对世界进行了重新划分与归类，它将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其中，事实世界是科学研究和其他门类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重点，而价值世界则是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重新焕发出其生机和活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其学生李凯尔德在继承其哲学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将价值范畴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根本范畴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标志着价值哲学的创立与形成。
2 西方价值论的主要观点
随着西方价值哲学的不断发展成熟，各派哲学家立足于其哲学理论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各自的主要观点，并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理论研究体系。各派别虽然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价值论，即主观价值论、客观价值论、过程价值论。
其中，主观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有文德尔班、美国的培里、奥地利的迈农、实用主义理论的先驱詹姆斯等。他们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以主体需求为出发点，要求其研究必须符合主体的情感意志和道德追求，并根据其兴趣所在去理解和阐释价值的本质构成。
美国的培里是新实在哲学的代表者，他同样认可主观价值论观点，要求将价值或善作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进行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的研究。他还认为价值是欲望依附性的一种本质表现与外在特征。在他看来，价值是兴趣的集中反映，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只要看它能够引起人的兴趣即可。一般地，越是有价值的东西就越能引起人的兴趣，而无法引起人兴趣的事物自然也就不具有价值。
杜威是实用主义价值论的代表，他认为价值是必然存在的，但要想对其直接定义则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价值定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反省的过程，反省就必然会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缺乏经验的研究者常常会将评价与定义混为一谈，从而无法准确定义价值。因此，为进一步明确价值的基本内涵，做到科学准确地定义，研究者必须根据事情的最终结果和内在性质进行定义和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实际效果，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体现。
萨特是存在主义价值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要求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应该将价值与存在联系起来，进行对比性研究，深入研究和把握价值与存在的内在关系，认识即存在。他认为自我存在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必须不断完善和整合，更好地追求其意识存在。他的存在主义价值论是由人的价值选择所决定的，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性在价值发展中的作用。
现象学的价值论是由胡塞尔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追求哲学科学性和绝对性的唯心主义学说。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与欧洲的大陆哲学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它要求采用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以便将更好地解决价值论中的一些中心问题。舍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现象学的价值论，他承认价值研究的科学性，要求将这种客观性提升到超验性层面上来，学说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痕迹。
3 西方价值论的问题
西方价值论虽然就价值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科学详尽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涵盖了价值论哲学的方方面面，但其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价值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价值研究就一直以缓慢的速度发展，后代研究者的研究也只是在先人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改造。对西方价值论研究而言，主观价值论一直是其主流发展趋势，他更强调对主体情感、兴趣、欲望的分析与研究。在王玉樑教授看来，西方的价值论实质上是对价值问题的自发性看法，缺乏有效整理和科学引导，他在其《百年价值哲学的反思》中提出“产生这种困境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崇拜自发性。自发是相对于自觉而言。所谓价值自发，就是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认识价值的本质，在理论上陷于混乱，缺乏远大的价值追求。”西方这种研究的自发性来源于其哲学研究的传统，它过分强调人在研究中的作用，而忽略了研究实际的重要性，没有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人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被人为地放大了，不利于其研究的深入发展。在进行价值观研究时，人的主体作用固然可以有效地推动研究活动的发展，但绝不是决定其研究结果的主因。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研究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客观研究实际出发，严格遵守研究规则，减少人为因素对研究的影响。我国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可以借鉴和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研究成果，同时也必须坚持实证主义研究原则，保证其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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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玉樑.百年价值哲学的反思[J].学术研究，2006（4）：5-13.
[3]张彦.当代西方价值排序理论的范式演进：从舍勒、哈特曼到杜威[J].学术月刊，2013（02）.
基金项目：安康学院高层次人才专项（AYQDRW201117）。
作者简介：李力（1981-），男，助教，陕西临潼人，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哲学的价值范文第2篇
--谈如何实现人生价值
“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这八个字是我的人生格言。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一个唯物主义者，我明白，世界上千差万别的食物，各自有着自身运动发展的规律。要想认识我们的世界，就应该认识世界的发展规律，并且遵循这些客观规律，自觉地改造世界。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对哲学中的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有了些许了解。
规律，揭示的是事物运动发展中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着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事情，时常我们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预想目的，这时，如果要达到预期目的，我们就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否则，结果将会让我们大失所望。因此，作为大学生，我们需要正确理解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去思考和把握。
首先，身为当代大学生， 我们需要懂得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以承认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只有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工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该工程造成的水域影响力之大遍及数千物种，正是因为设计者遵循了自然的规律才有三峡大坝工程日后造福子孙万代的丰功伟绩。其次，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既然谋求发展，就离不开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从需求和利益方面考虑，历史必然需要发展。此外，自觉能动性也是人类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人们在各种实践活动中懂得与自然和社会的联系，也明白了自身的需求，从而改变世界。人若想正确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首先要从实际出发，努力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再者，就是实践。实践是人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途径。人的意识正式通过实践而能动的认识世界，又通过实践而能动地改变世界。最后，我们需要的便是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现实中的原材料，人仅凭意识是不会有任何产物的。在意识到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之后，我们应该学会利用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想实现人生价值，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我们应该明白社会历史趋向。选择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多关心当
下的社会现状，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从多方面多角度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
第二， 我们应该明确人生目标。一个实际的目标是必要的。选定一个人生目标后，我们
需要的就是实事求是，不打折扣地为了这个人生目标而奋斗。这是一个把观念化的东西转化为物质的感性活动，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使主观的东西见之于客观，使客观生活发生改变。
第三， 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极其重要的。俗语云“身
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首先就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才能更好地奋斗。
哲学的价值范文第3篇
摘 要：作为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是指核心价值创设与灌输的公共性，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核心价值的公共性立场，对于各种非核心价值的扬弃。多元价值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削弱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提出的现实依据，具体表现在核心价值公共性特质的祛魅、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以及降低社会主义公共人培育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内涵了核心价值的公共性、对话公共性、公共性价值秩序以及公共性价值的灌输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构建主要包括核心价值公共性的诠释和创设，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对话渠道的拓展和构建以公共关怀核心的培育路径和方法等。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多元价值;公共性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5.015
近年来，公共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的生长点，正日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者立足自身学术旨趣，对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研究做出了大量探索，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研究的发展。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与公共性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含义、内容、特征、构建路径等基本范畴的界定仍未达成普遍共识。其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概念的解读和构建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环节。其关涉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展现，内蕴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转型的方向和路径的选择。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意图以多元价值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消解与强化为切入点，尝试对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含义、构建路径等内容进行相应的探讨。
一、主导性的消解：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困境的现实审视
通常意义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探讨，首要的是回归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对“何为思想政治教育”回答。作为一项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核心价值的灌输，确切的讲，“一定阶级和社会核心价值的传创。”[1]核心价值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得以持存的依托相应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解读也必然要立足于核心价值的传创，即核心价值构建与灌输的公共性。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反映，同时也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困境考察的必然结果。
在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削弱是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困境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提出的现实背景。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以公共价值观教育为表现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地引领、整合多元价值，从而导致凝聚社会共识、规范社会成员思想行为作用的弱化。从含义上看，公共性始终是一个意蕴丰富且流动性的概念，但作为人的“类生活”与“社会性”的深刻表达，对人与人的“共在”的关注始终是公共性生成的内在逻辑。目的是寻求“公共生活”合理性。因此，基于人的群际实践本质，公共性自身规定性的获得来源于对私人性的超越，目的是推动以人的类生活为表现形式的人的“类本质”的实现。反映在价值层面，公共性则是以人的类群体价值为本位的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内容、路径等的规定。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关于公共性的教育，其公共性根源于核心价值以全人类自由解放为追求的公共性特质，而主导性则是公共性得以实现的途径和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是进行一定社会主导性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活动，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培育人的精神世界的活动。”[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实际就是强化核心价值构建与灌输的主导性，也就是以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和利益共契为表征的社会共识的达成。目的是推动一种立足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在”基础上的社会共识的达成，也就是公共性。但是，多元价值的兴起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领域的主导作用，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逐渐被边缘化，解构化的倾向。深层次上，则意味着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供给的不足，无法全面地内涵、反映、整合不同社会主体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对多元价值的统摄力日渐不足。具体来说，多元价值背景下，以主导性的削弱为表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核心价值公共性特质的“祛魅”
“祛魅”一词源于马克思韦伯，原意是指世界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理性化过程，宗教神圣性与崇高性的失落，实际是世界理智化进程中核心价值解释、塑造、凝聚功能的解构。“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在多元价值背景下，核心价值的公共性的祛魅主要表现部分社会主体对于在核心价值所内蕴的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和普遍性的漠视。实质则是核心价值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失落。在尼采看来，现代性社会是一个“比较的时代”，多元价值的生成、融合、纷争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相伴生的则是原本不容质疑的、权威性的核心价值被置于多元化的视阈中，以一种可供选择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从一切综合中解放出来的多元性使得精神科学内部不可避免的出現了相对主义。”[4]在这一背景下，核心价值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面前变得缺乏表现力。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这一过程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理论等有关人类社会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真理性等公共性要素的消解。换句话说，由于公共性的祛魅，作为论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论基础的核心价值，也成为了多元价值的中的一环。进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核心价值以一般性价值的面貌呈现在社会主体面前。
2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
所谓构建社会价值秩序作用弱化是指多元价值的开放性、异质性特征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反映社会主体的价值诉求，进而凝聚社会共识。一元化不等同于单一化，共识也并不排斥差异。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强化不是以否定、取消多元化价值为目标。相反，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发挥取决一种综合性的价值体系，表征着不同领域、阶层、职业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的选择，是全面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依托。在前多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得以强化的关键在于依托相对同质化的社会环境。受制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之体现的是一元价值内部的区别与联系。然而，多元价值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局面。一方面，多元不同于多样，二者存在着本质性区别。所谓“元”具有原初、本质的含义。多元化价值代表的是与既有主流价值截然不同价值取向，在价值的理论基础、指向、基本问题等存在根本性区别。因此，不同价值之间的本源性差异使得原本相对趋同的价值体系趋于解体，而不同价值之间建立起共识性的有机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多元价值的“差异性在场”不可避免的导致意识形态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性”成为多元价值时代的常态。各项价值之间的相互斗争，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非核心价值的统摄力，从而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构建和塑造社会共识。
3 .降低思想政治教育培育社会主义“公共人”的实效性
降低社会主义“公共人”的培育实效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具有公共情感、理性和精神的社會主体作用的缺失。作为一定阶级和社会核心价值的传创，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目标在于依托于核心价值实现特定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成员，尤其公共生活的参与主体的养成。然而，多元价值的产生削弱了这一教育的实效性。与核心价值相比较，多元价值描述了一种多元差异性价值共同存在的事实，实际上反映的则是一种个体化生存与社会化生存、私人化生存与公共化生存的分别。然而，与多元价值的兴起相适应的是，这一主体的过分生成通常内涵了个体与社会的分离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缺失就表现在削弱了社会主体的公共性认同，不利于凝聚社会共识与规范主体的行为。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地唤起社会主体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肯，导致民主政体不能通过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来构建和强化自身合理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公共生活能力培育的缺位，突出表现在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所谓私人是作为携带个人内心体验和外部经验进入公共生活的活动者。”[5]以多元价值为表征的私人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个体对于公共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体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屏蔽私人性对于公共生活的入侵，从而唤起社会主体的社会公共善的认同以及引导个体积极主动的参与公共生活，造成公共生活的失落。
二、价值引领与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实质
作为一项价值灌输活动，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提出亦是如此，目的是通过提高公共性供给的方式，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多元社会中统合各种社会思潮的能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核心价值的公共性立场，对于各种非核心价值的批判、整合、引领的属性。在这里，公共性既包括事实上的，即核心价值所具有的以人类自由解放为追求的公共性特质，同时也涵盖了形式意义上的，即以事实上的公共性为依托对各种非核心价值的扬弃。二者表征的是“从价值的公共性到公共性价值”的过程，并最终统一于公共性价值的灌输。
1.核心价值的公共性
核心价值的公共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以持存的基础，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奠定了一种“公共有效性基础”[6]。一般意义上，核心价值体现为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精神和价值内核，其“公共有效性的基础”源自于基于群体共同需要和利益形成的一种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内蕴的公共性向度。首先，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公共性。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公共性“是在化解资本主义弊端中确立起对自身的批判，并通过对现有人类历史公共性的缺点的克服而实现的。”[7]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本质决定了要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实现人的发展。毕竟“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8]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人分离直接导致了人的自身解放路径的丧失。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物化劳动逐渐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统治力量，“人”转化为“资本”的存在。确切地说，是私人资本的存在。劳动成为一种强制性而非自愿的劳动，其结果就是人的自身解放路径的丧失。然而，人的实践本质决定了人不可能永远依附于物的依赖，必然要超越资本主义对于个体的压迫。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内部的是一股自我决断的力量。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超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而转向公有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将摆脱资本主义宰制下的“异化劳动”作为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在思想领域中，则主要是通过构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方式，披露资产阶级的虚假性及其内蕴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公共性路向，引导、激励社会成员投身于社会与自身解放。其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公共性事实。在这里，公共性一方面体现在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则体现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从历史上看，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贯穿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两大的公共性议题，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和根本利益之上的最大公约性集中。以此为背景，核心价值的公共性就转化为建立在争取独立和国家和民族富强之上的公共性追求。具体表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等，强调个体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认同和拥护等。
2.对话的公共性
“对话”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重要内容，指向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依托核心价值对于非核心价值的扬弃。“对话”一词源自于希腊语dialigos，原意“连接、穿越”，引申为两个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商谈。在现代社会，“对话”的公共性源自于多元价值的“共同在场”，内在的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多元化的回应。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凸显从来都不是自发的，而是始终根植于核心价值与其他非核心价值的“对话”过程中。在对话中，彰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的核心价值的科学性、真理性和超越性等公共性特质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要求。无论是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抑或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意识形态的论战都源于“对话”这一公共性事实。例如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的揭示以及列宁对于考茨基否认无产阶级道路的批判等等，都是“对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表现。上述“对话”在相当程度上巩固和强化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在多元社会背景下，面对多元价值的异质性、开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话”更加突出强调了核心价值的公共性特征，强调以一元主导对于多元的统摄。本质上，是以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具有的公度性对多元价值进行扬弃。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话是一种以核心价值为主导的对话，而非“重叠共识”。在罗尔斯看来，所谓重叠共识意味着理性多元基于正义理念之上的共识的达成，而不可公度性是这一问题的前提。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不同于“重叠共识”的关键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根源于对人类全面发展与解放的关注，并以此作为公度性对不同价值进行扬弃。换句话说，公共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度性的根源。立足于從“类”高度关注人类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也必须以公共性价值为依据和尺度来化约各种价值的问题。具体来说，指基于马克思主理论之上对于各项非核心价值的批判，吸收、整合多元价值当中有益的因素，剔除消极、落后的因素。同时，将相对分散的非核心价值以公共性的价值取向和方式进行衔接，推进各种价值之间的协作，进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多元价值时代中的说服力，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
3.构建公共性价值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公共性价值体系可以看作是“对话”的结果。所谓公共性价值体系表征以核心价值为统摄形成一种一元主导与多元价值并存的价值格局，实现一种“异质性”基础上的社会共识的达成。确切地说，通过公共的政治文化与伦理文化的创设来实现从“无序的多元”向“有序多元”的跨越。毕竟多元意味着“交叉着的不同观点的有条理的对话与含混着残章断篇的不和谐的杂烩都同样适用。”[9]换句话说，一个主次分明、多角度、全方位的价值共识的构建必然诉诸于合理有序的价值秩序或格局。与前多元价值时代相比，多元价值时代的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在承载主体、价值诉求、理论基础等方面存在本源性差别。不同价值在摆脱了同质化的价值体系的制约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差异性甚至排他性的价值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要全面、准确的反映不同社会主体的需要和价值诉求，并在坚持主流价值的前提下构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秩序，进而在全社会营造价值共识就必须诉诸于公共性。首先，坚持核心价值的公共性不动摇。核心价值的公共性是公共性价值秩序构建的前提和基础，依托公共性理念，强化核心价值对于不同群体、阶层社会主体的统摄和引领。其次，宽容原则。所谓宽容是指承认多元价值存在的事实和合理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践是社会解释的动力。多元价值作为社会多元化在价值层面的反映，意味着多元存在本身是一种客观事实。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承认多元价值的存在、接纳、尊重而非打压、排斥。这是对社会发展现实的回应。最后，构建多向度的评价标准和体系。这一过程是指以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公共性理念为主线，构建多向度的评价标准，将不同领域、层次等的非核心价值纳入到价值体系当中，实现对多元价值的统摄，发挥核心价值的主导作用。
4.公共性价值的灌输
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的，对于人的培育与塑造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也必然要落实到人的教育过程中。以公共性价值来构建人的成长，促进个体公共性认同以及公共关怀的养成。这一过程内涵了公共性理想信念与公共生活能力两个部分。
多元价值是个体基于自我立场之上的利益选择的必然结果。因此，多元并不天然意味着一种和谐、共生的生存状态，其产生的本身就预示了一种相互区别、甚至对立的社会现实。因而，在多元的纷争中实现和谐有序的“共存”就必然要突破和超越自身相对狭隘的价值取向，即引导个体树立和强化一种公共关怀。首先，公共性理想信念的确立。公共性价值是灌输的公共性的本质目标，实质则是通过核心价值的公共性的传授，引导个体树立以公共性价值为指向的观念和意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托的价值观教育，其公共性导源于对于人类社会以及中国发展命运的深刻揭示。立足公共性价值的灌输，有助于提高个体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制度的认同，增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等的价值体认。其次，公共生活能力的养成。公共生活能力指向的是人在公共领域内的生活与交往。“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公共性价值的灌输必然要体现在个体公共生活能力的达成。某种程度上，价值的多元化与私人性具有同一性，对多元价值超越的本身就意味着对私人性超越，即公共性。这一过程指向的个体在公共领域的生活样态和方式。确切的讲，是围绕着公共事务的公共交往以及对公共产品的使用和共享而结成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强调社会成员对于公共善的认同，实现公共情感、理性、精神及行为的培育和养成;另一方面则关注对“共在他者”利益的维护。具体来说就是规则意识、法治精神以及公德意识及其行为等的培育。
三、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构建路径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构建的实质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问题，即以提高公共性供给的方式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丧失是苏共乃至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其根源在于意识形态公共性供给的不足，苏共无法有效回应开放、异质的多元价值“共在”的社会事实。通过“‘宣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提出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极端错误主张，苏共由此完全丧失了政治优势、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10]当前，如何在多元价值兴起的背景下提高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既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同时也是公共性提出现实依据。立足于这一考量，我们意图从价值诠释、平台搭建以及培育途径等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构建。
1.核心价值公共性的构建和诠释
核心价值公共性的构建和诠释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最基本要求，核心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首先，强化核心价值的共同体色彩。这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扩张扩展背景下人的“类本质”现代性呈现与“异化生存”的回应。“由于利益高度融合，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依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1]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尤其全球化的日渐深入，人类第一次能够真正意义上以“类”的形式呈现自身。但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私人化生存方式一方面不断消解、结构这一公共性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另一方面则以“物”的方式掩盖了人的类本质实现和构建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代社会，核心价值所具有有关人类解放的公共性特质就表现为对人的共同生存、发展的命运揭示。它突出强调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特质。将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归宿。这是核心价值公共性的现代性表现。其次，推动核心价值的共享性转化。所谓共享性是指核心价值能够反映社会主体的需要并为社会主体所共有。核心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共享性价值，但相对同质化的社会环境遮蔽了共享性的出场。正如公共世界是无数视点借以呈现自身的场所，多元世界的聚合只能诉诸于共享性价值，即以人的共同需要为指向的共识性价值来反映、统摄人的多元化共在。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将核心价值转化为社会成员共同目标和追求。从另一角度来讲则是以共同需要的形式对核心价值进行诠释和转化。“所以，要转变大众宣传教育的角度，找到价值观与群众实际利益的关联，增加人民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获得感。”[12]近年来，以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核心价值效果斐然，关键在于其共享性诠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社會主义核心价值以共享性的形式，也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形式进行呈现。具体表现在以富强、民主、自由、平等、爱国、敬业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极大程度的提高了核心价值的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起到了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作用。
2 .拓展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的“对话”渠道
“对话”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重要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得以发挥的内在机制。加强“对话”平台和渠道的搭建，是“对话”作用发挥的依托。立足于对话平台，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得以实现互动，进而发挥核心价值批判、整合、引领的作用。首先，加强官方渠道与大众的对话。所谓加强主流渠道与“大众”的“对话”是指通过官方主流渠道的“下探”，实现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在各种语境当中的全面对接。官方作为是核心价值构建和灌输的主渠道表征着以政府为主导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核心价值的灌输和教育，是确立和强化核心价值在领导地位，统摄多元价值的制度保障。相较于官方渠道，民间更趋向于非核心价值的“共在”场域，是各种社会思潮生成与运行的现实基础。加强“官方”与“民间”对话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跳出既有的思维定式和语境，强化现实关切，推动教育目标、内容、方法的针对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其次，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意识形态虽属于理论领域，但其生命之根却孕育在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是意识形态的居所。’”[13]意识形态虽属于理论领域，但根植于日常生活世界。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指向的是将核心价值的理论研究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一方面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强化意识形态研究内生性特征，加强意识形态研究对日常生活的关照，突出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性。另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有助于将意识形态研究和灌输落实到人的思想行为当中，实现意识形态社会性本质的复归。
3.加强公共关怀的培育
以公共性价值灌输的目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在于具有公共关怀的“社会主义公共人”的养成。其在内在于逻辑对资本主义宰治下人的私利化和个体化的批判。毕竟，多元价值的实质是人的多元，是人的“差异性共在”在价值层面的反映。换句话说，是形式意义上的人的“公共性存在”在价值上的反映。然而，价值的多元必然反映为利益的多元，这是个人基于自我利益选择的结果。这一过程内涵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善抑或公共利益的内在张力。因此，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的内在张力反映了人的“公共性生存”和“私人性生存”的区别。公共性作为以人的“共同生活”为追求价值取向和原则，必然强调一种围绕着公共善的公共性认同与公共性思想观念的达成。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就必然强调一种围绕着公共善的公共关怀的提升，引导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公共事务当中，加强社会公告善的创设。首先，构建以日常交往为主的公共性关怀培育路径，目的在于排除私人性对日常生活和交往的掣肘。关注的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公德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培育，推动交往过程中友善关系和和谐有序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其次，加强构建社会实践平台和渠道的构建，积极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建设，例如社区服务、公益劳动、志愿者活动等。最后，拓展和构建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渠道与方式，改变公民公共参与相对单一的现状。推动个人、企事业单位、农村基层组织、社区等与政府的合作，定期组织公民参与到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决策过程中，如参加听证会、选举、公共讨论等。以提高社会主体参与感的方式，强化社会主体的政治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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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 达]
哲学的价值范文第4篇
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中的人”的论述
“既然年轻黑格尔派认为, 观念、思想、概念, 总之, 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 是人们的真正枷锁, 就像老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1]。“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 人只不过是历史借之达到自己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工具。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 假定出一种抽象的, 孤立的———人类体”[2]。他们忽视了个人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 使得历史成为了没有人的主观作用的外在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 把唯物史观的前提规定为“现实中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 进行物质生产的, 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 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马克思指出, 此中的“人”不是随意的, 不是自然的人, 而是具有现实性的、历史性的人。马恩在面对思想发展和理论活动的需要时, 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彻底的划清了界限, 从人的本质, 和现实的人以及人全面发展三方面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 将“人”推上了历史的、科学的高度, 实现了由唯心向唯物, 由虚幻到科学的转变。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是“以人为本”的哲学起点
(一)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以人为本”的理论前提
“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不是抽象的精神存在, 也不是仅有类本质, 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3]。马克思在《形态》中开篇便指出:“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马克思从这段话中将历史的前提落到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上, 不仅划清了与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历史观的界限, 也科学的阐明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科学的逻辑起点, 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强烈的人文情怀, 肯定人的作用。我国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正是延续了马克思对现实中的人的探究, 肯定了人的历史主体性地位, 肯定了在我国现代“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重要意义, 闪耀着人本主义的光芒。
(二) 从事物质生产实践、处于社会关系中———“以人为本”的实现条件
首先, 从有目的、有需要的劳动是人类特性, 将人类与动物彻底区分开来, 不仅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 更加注重人的社会属性。其次, “现实中的个人”之所以是“现实”的, 就是因为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中, 劳动赖以进行的生产方式、社会交往形式都属于物质范畴。承认了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再次, 现实中的个人通过实践, 能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物质资料和财富。“此处的关键词是‘实践’, 也正是把实践作为立脚点, 马克思在此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等人的旧哲学, 全面建立了新的世界观。”[3]
(三) 人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以人为本”的历史证明
现实的个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人, 首先要解决的是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因此, 人类的首要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创造环境, 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
三、“以人为本”的当代价值
我国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概念的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开辟了“现实中的个人”的科学论断, 这将指导着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具有着无可比拟的当代价值。
(一) “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现实中的个人”, 具有客观实在性和历史主体性。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论指导着我国实践与建设, 我国提出的“以人为本”为核心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产生的新结晶。
(二) “以人为本”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本位, 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反映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取向。“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要始终把最广大的人民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重要的归宿点。”[6]马克思在《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它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 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 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4]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中之一, 同时也要注重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 这就要求“现实中的人”不断应对新的历史条件, 创造新的物质资料, 使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 从“以人为本”的维度, 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 “以人为本”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考察人类原始的历史关系, 从满足生存需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满足需要的活动和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引起的再生产、人口的繁殖、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等四个因素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 由此推断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贯穿这四个因素的始终是“现实中的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生活出发, 要求我们要以批判旧世界、发现和建设新世界为己任, 实现自身和社会的真正改造”[1]。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四)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实中的人”对当代中国建设的启示
首先,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 因而是我又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 明天干那事。”[1]当个人能自由而全面的实现自身的价值, 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自己的职业和劳动时, 将共产主义事业由理想变为现实。
其次,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重视“人的解放”。“正是‘现实的人’的存在和他们的现实活动才造就了‘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7]。社会是现实的社会, 具有历史性, 需要“现实的人”全力以赴。所以, 在当今社会的建设中, 我们不能因为过度着眼于经济的高速平稳发展而忽视了个人的满足与发展, 我们应注重人民的首创精神, 实现我国人民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创造更辉煌的历史。
摘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并将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追溯到处于历史的、现实中的人。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智慧闪光点。本文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寻找“以人为本”的哲学源头, 分析其重要性, 并浅析其对我国当代建设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人为本,当代价值,现实的个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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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价值范文第5篇
其次、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从主客体相互关系来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是人, 是人民群众, 客体是社会主义, 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或者说它的优越性带给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越高越强, 那么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判断便越积极正向,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决定了其价值创造和实现的主体地位, 更是价值衡量和评价的主体, 从现实基础上讲, 承认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从科学内涵去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辅相成, 清晰地阐释了我们的国家理想、社会导向、公民准则, 而人的价值从根本上贯通其中。换句话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虽然以国家层面为统领、社会层面为导向, 但是最终是以人的价值判断为基础, 所以, 以人为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
再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普世价值观的反渗透。 从哲学概念上解释普世价值观, 它泛指在一定条件下、人类所共同认同和追求的价值理念。在这样的价值理念支配下, 推崇世人所必须认同、接受并实践的普世价值。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价值观形成的角度作为研究基础,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进行了严谨的思辨。 普世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 必然来源于相应的社会实践, 这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不同的国家民族都有各自的发展历史和国情, 在此基础上形成与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 因此价值观本身就具有国别、阶级色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与青年座谈时曾强调,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四两拨千斤地驳斥了普世价值观的普世性, 简言之, 任何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要建立在承认、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 并与人类共同文明价值理念相一致,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以国情和历史为依据, 又包含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共性, 深刻体现出人类精神文化领域中一般的规律性和共同的价值诉求和目标。但是目前, 少数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在全世界大肆以普世价值观加以宣传推崇, 实质上是违背了普世价值观与各国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有利于普世价值观的反渗透, 更是深刻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重塑价值观的决心和文化价值观的自信。
最后, 中国圆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形象地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更是包含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方向的指引、 精神的支撑、思想的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承担起相应的重任。可以说, 中国梦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的具体诠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梦层次化的凝练表达, 两者在价值内涵和外延上的相契合、相协调、相一致更是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的思想动力。
事物的发展是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 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下滑、信仰迷失、行为失范的现象不是一天两天, 因此建构社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非一朝一夕就能一蹴而就, 但是只要每个人都能把握好人生的总开关, 在是非曲直面前有坚定正确的立场和主张, 正确处理好利与义, 权与钱、欲与德之间的关系, 就一定会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以三个倡导形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意在让它成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坚持中国道路的精神坐标。改革能否深入成功, 依法治国的理念能否最终转化为实践, 不仅考验党和政府的智慧勇气, 更是需要执政党和成员在思想上、工作上有更大的进步和建树, 以更好更强的精神风貌和执政水平去迎接当前国内外新的机遇和挑战, 因此价值观问题尤其是执政党价值观是优化执政理念、提升执政水平的突破口, 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利器。与此同时, 价值观的问题本身也从属于哲学领域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两大基本问题所衍生出来的首要命题, 所以从哲学角度去解读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实质、目标及品格, 有利于整个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理解, 更有助于增强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关键词：家庭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 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哲学的价值范文第6篇
一、概念范畴研究问题意识及优劣分析
概念范畴研究是对词汇进行研究的方法, 特定的概念表示指定的哲学问题, 是对哲学系统建构的科学定位。就问题意识研究, 中国千年哲学研究衍生出大量词汇, 包括“气、道、理、心”等, 均是哲学概念范畴核心。此研究方法直观展现了哲学问题内部情况, 摒弃了哲学研究, 将概念作为核心研究内容, 这是对哲学进行基本问题研究的方法。将概念范畴作为解析哲学体系重要工具, 保障了哲学体系的相应性, 但存在意识问题不明确、体系建构力不足等问题。概念范畴主要研究文字, 但文字承载了表意、表内两种功能, 可作为概念问题而存在。研究将其作为提出问题的概念, 其重点在于问题本身, 并非概念词汇。应用概念研究哲学问题, 本身便具有角色附带功能, 无法轻易锁定研究内容, 很多哲学问题无法在概念范畴中理清[1]。
就体系建构而言, 个别主张回应问题而产生, 孟子性善论哲学思想所蕴含的内容极易理清, 多维度构建哲学研究体系。若应用概念范畴解析, 则会出现系统性、体系性不足问题, 概念意识不明确, 无法建立完善的范畴逻辑结构。中国哲学家将特定概念作为立场, 其中包括“理学家”、“心学家”等, 将概念作为主张存在一定的落实困境, 受众极易通过概念范畴对主张进行论断、批判。
二、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方法问题概述
(一) 架构功能之差异问题
哲学研究必然具备独立的思考脉络, 使其能够形成体系。哲学研究是在体系形成之后, 使其具备概念范畴, 其中包括伦理学、知识论、唯物主义等, 而不是首先应用概念范畴作为解释框架。西方将哲学体系中的问题意识进行分类, 无法应用解释体系研究基本问题。应用解释体系要尽可能涉及哲学问题, 实现对各架构的相互推演, 中国哲学尽可能的应用更多的解释架构, 与西方的分类有所差别, 甚至在推演关系上也存在不同。中国哲学三大家为儒家、佛家、道家, 并在数千年的发展中逐渐衍生出新的学派, 各学派理论存在一定联系, 新的观点是在哲学家坚持自身立场解决问题过程中而形成的, 中国哲学基本问题, 大都在解释结构之中[2]。
(二) 研究限制及转化问题
西方哲学基本问题、使用经验对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研究造成一定影响。在中国哲学探讨之中, 实践哲学问题深深融合在一起, 具备特殊性。中国形而上哲学具备实践、实证特点, 冯友兰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学思维, 构建新的形而上哲学体系, 但遭到学术批判, 其他学者认为其缺乏中国哲学特征。形而上学研究如何使中西方哲学出现区分, 并可以沟通中西方, 是哲学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就知识论而言, 西方哲学分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 应用知识论讨论中国哲学基本问题, 具有适应性。知识论作为独立的哲学解释体系, 在诠释我国哲学基本问题时极易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当前中国哲学研究内容, 重点在于理解与诠释, 通过建构一个具有当代特征的解释架构, 可规避基本问题影响。
(三) 学派与实践性格问题
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理论有两大特点, 分别为学派性格与实践性格。儒释道三家在哲学源头上具有联系, 但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不同学派经常性发生体系争辩, 应用解释体系理清学派争议, 能够消除差异。实践性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得到了深刻体现, 由于很多哲学性格缺乏实践要素, 致使其存在一定问题。概念范畴研究是处理实践性格的重要路径, 也是完善解释架构的重要方法。
(四) 思辨哲学研究意义
思辨哲学在很多学派中无法被充分展现, 如何构建中国哲学解释架构, 使其具备中国实践哲学特征, 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问题意识研究必然要细致区分中西方思辨形态不同, 把握好哲学解释体系中客观性与主观性, 提高哲学问题的适应性。实践哲学与思辨哲学融合是马哲理念的基本内容, 也是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此类哲学使用必须具备问题意识。
三、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融合发展
(一) 脉络属性区分
从概念范畴切入研究中国哲学基本问题, 应注意研究方法的创新应用, 做好哲学研究理解工作。综合概念范畴论述, 语句脉络一定要清晰、属性一定要全面, 其中需包括问题属性、主张属性。在人性论哲学研究中, 性本善是问题、仁义礼智是材料、主张是性善论。解释体系中包括问题、材料、主张, 应用概念范畴应首先研究解释体系中的上述问题。在不同的哲学理念之中, 同样可能会出现相同的问题, 主张在不同哲学理念中均具有适应性, 荀子性恶论中同样将性概念作为主张。概念范畴作为材料存在, 哲学问题才不会明显。就哲学基本问题模式研究, 实践哲学、思辨哲学中, 均通过命题方式表达哲学观点, 通过命题方式定位问题, 则会使概念文本分析更加清晰, 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极易弄清楚, 这样才能形成更加科学、完善的基本哲学解释体系。将概念范畴应用到主张与问题之中, 也有可能会造成理论混淆, 将其用于分析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 才能更加准确表达概念范畴中的表意功能[3]。
(二) 意义类型区分
就意义类型而言, 概念范畴被赋予的功能是复杂多样的, 通过概念类型区分方式, 可理清其在不同哲学体系中表现的价值, 使研究人员能够更准确理解文本。参照问题意识区分概念范畴, 将其划分为具化表象、抽象价值、类项三个层面。类项是指种类概念, 结合中国哲学研究的不同方向, 谈哲学中的人、鬼、神、修罗、精气、阴阳、法界等。抽象价值是指哲学主张中的仁、义、礼、智、无为、苦、空等。表象为体用、有无、本末等。应用概念范畴讨论哲学基本问题, 其在哲学问题研究中承担核心材料的重要作用, 可加深受众对概念的理解。
(三) 学派差异区分
不同学派之间的概念范畴存在明显不同, 通过学派区分方法, 探讨概念范畴中所展现的共同问题与不同问题, 分析学派之间的共性与异性。在谈论关于界、宇宙等尚未得到实证的哲学观念时, 学派之间无法共用一个体系, 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在对鬼神的看法上, 存在很大的差异, 超越性经验在哲学理念中只能用于想象、思考, 无法共用。就经验现象而言, 学派之间就某一现象发表哲学观点时, 可共用一个概念范畴讨论不同的观念。中国哲学中的价值意识, 在不同学派之间也无法共用, 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特征表现, 即使不同学派共用了相同的概念, 但意指也可能有所不同。
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在相同体系之中, 可能会展示不同的含义, 就学派系统进行区分, 对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才能够明确学派哲学概念的意指, 使其不至于发生混乱。
(四) 基本问题区分
哲学家、学者对同一概念进行讨论时, 哲学问题讨论方向十分丰富, 具有抽象价值的概念问题, 类项讨论内容也会明显不同。概念主要表示文本意义, 与文本脉络方向存在内在关系, 研究脉络中的问题意识, 就是在研究概念的哲学主张与哲学思想。概念无法独立于文本之外, 以文本为基础研究问题, 理解主张, 是优化概念范畴系统的重要手段。
哲学中“道”的概念比较广泛, 其在本体论、境界论等哲学思想中, 均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将“道”的意见置于不同的哲学问题中, 可以不去争论概念性质, 而是要分析其背后所要表达的含义。
综合系统性的研究方法, 将概念范畴与哲学问题进行研究, 能够通过文本脉络, 准确、清晰的表现主张, 定位哲学基本问题。
四、结论
学者应用概念范畴研究哲学问题, 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但此项工作仍需继续, 使其能够具备更加完善的理论特质。研究中国基本哲学问题, 就是找到哲学现代化、国际化出路, 使哲学研究具备问题。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 应用概念范畴研究方法, 提高哲学研究系统性具有可行性, 也是促进哲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关键。
摘要：概念范畴是比较常用的哲学研究方法, 中国实践哲学为思辨哲学、以问题意识促进哲学研究成果。应用概念范畴研究方法, 存在问题意识不足、体系建构缺失等问题, 通过基本哲学问题研究, 能够取得更加具有创造价值的成果。本文通过分析概念范畴中的哲学意识, 探讨了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方法, 并对两者进行了融合探讨, 丰富了哲学研究内容。
关键词：哲学问题,概念范畴,价值系统,解释架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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