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作者简介]范宝舟(1967—)，男，江西彭泽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哲学手讲师，哲
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认识伦等研究。
[摘 要]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现实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以及由它所决定的人们之间精神交往关手等等的一切社会关系，而且，他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描述了未来社会人们之间的理想的交往关系，充分体现了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的统一、物质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的统一、价值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的统一的鲜明特征。
[关键词]马克思交往理论；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物质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价值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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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的本质;科学的性质;科学观;科学教育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是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的逻辑结构、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等方面的基本问题，指导科学认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论。[1]科学哲学的萌芽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其后的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等人对经典科学的哲学探索，丰富了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独立的科学哲学研究开始逐步形成。科学哲学主要研究三方面的内容：(1)科学的本质，即科学是什么;(2)科学的性质;(3)科学观。科学哲学或多或少始终影响着科学教育，传统的科学哲学和新兴的科学哲学对科学教育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正向和负向的影响。达西尔(R.Duschl)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的一篇题为《科学教育与科学哲学：25年互不相关的发展》的论文中指出，从1960年到1985年，美国的科学教育改革只是科学家、教育家和教师的事情，他们没有接受当时科学哲学的新观点，而科学哲学也没有参与到科学教育改革中来。可见，科学哲学对科学教育的影响是较大的。因此，探讨科学哲学对科学教育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下文将从科学哲学研究的上述三个方面展开其对科学教育的影响的论述。
一、科学的本质观对科学教育的影响
因为科学教学中所采用的活动是模仿科学家在探索和发现问题的新答案过程中的实践，那么理解科学自身的本质就显得很重要。然而，科学究竟是什么样的，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为了更好地说明科学的本质对科学教育的影响，也为了让科学教师理解科学的本质及在科学教学中体现出科学的本质，作者采用了科学的三个维度划分，即科学是一个包含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三向度的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的科学教育内容一直把传授和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放在首位，从科学的本质来看，这是片面的，没有反应科学的全貌。[2]从科学本质的三维度来看，科学教育内容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科学知识与能力、探究与思维、态度与精神：(1)科学知识包括：科学事实、科学概念、科学理论、科学模型;(2)探究与思维包括：观察和提出问题、形成假设、实验求证、得出和交流结论;(3)态度与精神包括：求实、严谨、怀疑、创新、坚持、合作。
科学的本质要求科学教师教学时，一定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只有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让学生真正地认识科学的本质。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某些教师并没有真正把握好三者的关系，存在着两种误区。第一，简单地把科学教育看成是知识的传授。这种情况在我国未进行新课改之前较为普遍。例如，我国历次颁布的教学大纲中，教育目的尤其强调基础知识和基础能力的培养，强调基础知识的实际应用。与科学教育相关的科学教科书的主要篇幅都在讲述科学的概念和原理，伴随学生的作业就是记忆、理解、掌握和运用科学知识，然后在考试中得到检验。第二，简单地把科学教育看成探究，仅仅注重探究的形式，而忽略了科学知识的获得。这种情况在新课改的背景下较为普遍，几乎已经把探究看成衡量科学课成败的唯一标准。《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强调的是，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而非唯一的方式。庞丽娟教授撰写的《论科学的本质与科学教育》指出，强调科学探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科学教育都只能和必须通过探究的方式进行。科学教育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取决于教学内容和学生已有的认知发展水平。
科学的本质说明了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广大教师应当深刻地理解科学本质，并把科学的本质渗透到科学教学中去。在中小学科学教育中，使学生认识科学的本质，并把它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已成为国内外科学教育改革的大趋势。[2]
二、科学的性质对科学教育的影响
在科学课程的学习中，科学的性质应该是很重要的内容。它有助于学生对科学有更深一步的理解，树立科学的世界观。科学具有客观真理性、可检验性、主体际性、修正性。
客观真理性强调科学是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它的内容与客观存在的过程或现象相联系。这要求科学教师在科学教学中，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教师及学生的想法观念一定要有所依据，而不是胡乱的猜想、臆断。科学的可检验性强调科学必须在可控条件下可以重复接受实验的检验。科学的这个性质说明了科学命题的结论不是笼统的、有歧义的一般性论述，而是个别确定、具体的命题。它们在可控条件下可以重复接受实验的检验，具有可检验性。科学的主体际性强调科学命题是主体之间达成的共识，科学命题敢于面对持相反意见者的批判。科学的主体际性要求科学课必须重视探究中的交流与表达环节，重视小组间的各种不同意见。科学的可错性是创造它的人易犯错误之本性的反映，但是从实质上看，科学的可错或暂定，在于科学认识的理论结果与不断出现的经验事实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科学家不得不修正或抛弃已有的理论。[3]科学的可错性表明在科学教学中学生的错误观点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学生的观点是对现实的事物或者过程的正确思考，并且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学生的观点是相对正确的。
因此，在科学教育中，教师一定要对科学性质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对科学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才能使学生认识到科学具有的性质，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观念和科学素养。
三、科学观对科学教育的影响
科学观是指人们对科学对象、科学过程的本原和本体的见解或意识，即对科学对象持有的整体观点。科学观不同于上述的科学的本质与科学的性质，它更多地体现出教师或者学生对整个自然界所持有的看法。有科学知识不一定有正确的科学观，没有正确的科学观，即使有科学知识，也可能陷入迷信，甚至是伪科学。所以，建立正确的科学观对于学生和教师至关重要。正确的科学观包括：世界是可被认知的，科学理念是会变化的，科学知识的持久性，科学不能为所有问题提供完整答案。
但有些教师并没能真正地把握科学观。浙江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蔡铁权教授指出，不少教师对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没有真正理解，绝大多数教师对科学还处于一种盲目崇拜的状态;同时又有人采取激烈的建构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不是客观真理，而是科学家头脑中建构的产物。教师在科学观方面的误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科学看作真理的同义语，认为科学是不可错的;第二，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有科学主义的倾向，完全排斥人文学科的教育价值;第三，认为科学是人们头脑中建构的产物，具有相对性。
因此，在科学教学中，科学观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教师的科学观，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提高科学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1] 周青.科学课程教学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4.
[2] 刘克文.试论科学的本质及其在科学教育中的价值[J].教育科学，2003(4).
[3] 李醒民.经验性：科学理论的根基[J].河南社会科学，2009(3).
哲学与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育人功能;思想政治教育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涵义
(一)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种子”在社会科学的“土壤”中长出的果实
哲学和社会科学，两者在本身涵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与成果评价上有所区别，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学问，是从整体上探究世界、创造知识的过程，是强调整体性、理论思维、逻辑思辨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相对，是关于社会的系统知识体系，探究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即社会规律的，是更加倾向于注重客观结构的建构，注重实际运用的科学。
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研究和发现两者的共性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一方面，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上的交叉和方法论上的交融，不仅会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加广泛丰富的理论研究课题，还会带来研究方法上的进步，哲学的研究发展需要社会科学的现实成果支撑，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包含着哲学性。另一方面，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核心本质是以人为本，两者的研究与发展都聚焦于人民这个中心，都是为了不断提高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度和把握程度，为人类创造更加幸福和谐的生活而服务的。
(二)哲学社会科学找得到源头、寻得到基础、握得住方向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不是从西方社会直接引进的，也不是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照搬照抄的，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政治素养、思想文化、道德素质等具体情况，自身孕育出来的，是找得到源头、寻得到基础、握得住方向的。
延续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哲学社会科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智慧源泉、底蕴源泉、力量源泉;基础是矢志不移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不能偏离这条“主干道”，离开了这条“主干道”就失去了灵魂，也是必定要失败的。意识形态关乎到党性和国家方向，关乎道路和旗帜，关乎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和感染下一代;这个方向是“有的放矢”，要拿准了马克思主义这杆箭，对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状况，对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过去正是我们一直做到用正确的箭精准地射中目标，才不断地完成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不断地形成属于中国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浸润在中华民族的源泉中
黑格尔断言：“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创新固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要创造人民群众欣赏不了的“学术时尚”，也不是要打造人民群众无法摸索的“学科迷宫”，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说什么要什么都弄不明白，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无法开展的，我们进行的灌输只会起到“水浇鸭背”的作用，就更不必谈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了。我们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种特色是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具有中国大地“乡土气息”的话语体系。新时代下构建独特的话语体系，必须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获得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生生不息，更好地发挥其育人成才的功能。
二、哲学社会科学拥有育人的“教尺”
哲学社会科学“以人为本”的学科属性，其发展源自于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过程中要发挥其育人成才的作用。
(一)以人为本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它与人的融合性高
1.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民群众。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不是凭空想象或是任意捏造的，不是“思想的思想”的结果，其研究是有现实根据和现实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把构成社会的人和人构成的社会作为其关注的核心要素，研究人的社会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人与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等。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劳动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最终实现自我解放。哲学社会科学若是脱离了人类社会，脱离了人类的劳动实践，便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逐渐失去发展的方向，失去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影响力，并逐渐丧失生命力。
2.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将哲学社会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理论研究成果的来源是人们客观的实践活动。人们通过对实践规律的把握、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实践方式的创造获得了新的认识，用以进一步指导今后的实践，正是在人们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获得了对整个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
3.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发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具有方向性的，其改造人教育人的功能是具有阶级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着眼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建设世界、改造社会的能力。为实现社会个体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全面发展同心同向，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的感染力、引导力、影响力。
(二)鲜明的价值导向性决定了它引领人的方向性强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在于它除了像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传授人们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它引导社会成员形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其理论功能是具有阶级性质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地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扎根于中国大地，其所要建构的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容易理解的具有“本土气息”的独特话语体系;其所聚焦的是如何在是改革开放的新考验、全球化的新挑战、“和平演变”的新形势下引领中国人民的思想、坚定中国人民的立场、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時代的新号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价值导向性在于它促使人民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坚定共同的方向、凝聚共同的力量，为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提供了前进方向和精神力量。
(三)丰富的知识性决定了它教育人的丰富内容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丰富多元的知识内涵，汇聚了各个领域各个方向的优秀成果，其本身的知识性决定了它具有育人功能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所蕴含的关于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认识世界的理论、社会历史形态更替的规律、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等，都是当今时代的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所要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它为我们通过实践去推动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涉及客观物质世界各个领域的理论知识，并引导我们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获得着眼于当前中国实际、结合当前时代背景、聚焦当前历史任务的新知识、新观点、新理念。既为我们奠定学问的基础，又不断地引领我们探讨新学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蕴含了巨大的知识储备和创新能量，是我们不断学习进步的“智库源泉”和“动力车间”。
三、哲学社会科学是多功能的“教尺”
(一)铺设中国青年走向先进的“主干道”
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中国青年提出了要求，提出当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重任、勇于砥砺奋斗、锤炼品德修为，指明了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中国青年如何不辱使命、砥砺前行的奋斗方向。
1.培育中国青年坚定的政治立场。毛泽东指出，青年拥有科学文化知识和政治敏锐性，是走在革命前端的一群人。中国青年在百年前就展现出自己先进革命的本性，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改造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的思想。不断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形成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向中国青年灌输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促使中国青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多元化，国外的各种社会思潮不断企图侵袭我们的思想阵地，我们在接受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坚定自身的政治立场，抵御各种错误腐朽的思潮。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青年思想成熟的过程中要起到立旗帜、把方向、稳基调的作用。
2.锤炼中国青年品德修为。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中，德育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哲学社会科学不但具有价值引导功能，还为当代中国青年的道德品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提供了一套完整系统的评价标准，促进中国青年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评价、自我规范、自我教育。包含国家、社会、人民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是这种价值评判体系的凝练表达，青年处于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丑恶、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要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将这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称”平衡于中国青年的心中。
3.建造中国青年的格局大厦。中国青年不仅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尚的道德品质，在成人成才的道路上，“人生境界”更是通向更高平台的钥匙，处在思潮前沿的青年们要有开阔的人生视野和宽广的人生格局，树立远大理想，既着眼于未来又立足于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中包含的透析时代的锐利视角和观察世界的宏大视野有助于培养中国青年正确的奋斗观、幸福观、价值观，使其在前进道路上走得准、走得稳，不断提升人生境界。
(二)推动社会的“蒸汽机”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来源于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最终能够为人所用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一个个具体的人是如何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而一个完整的社会又是如何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各领域都进行了整体性的分析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进而转化成为巨大的社会物质力量，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探究到的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发展规律，对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是立足当代实际、着眼社会和民族的未来，不断为解决现有社会的基本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自然科学实践水平的高低与同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直接同步的，而哲学社会科学是在一次次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得到检验和发展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来提供发展动力、理论支持和方向把控。
最后，哲学社会科学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过程中起到过实际作用的科学。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欧洲的文艺复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到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思想的先导引发了一个时代的变革。社会的发展自然需要“蒸汽机”“电动机”和互联网的推动，需要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彻底革命，但纵观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伟大的思想理论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形成毛泽东思想，到改革开放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起到了指引作用，说明哲学社会科学在服务社会方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三)彰显文化自信的“扬声器”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过去那种在经济体量、科学技术、军事实力、金融地位上的较量，更加体现在这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上。要实现民族复兴，不仅要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崛起，更要使中华民族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因此，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手段。西方世界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不见刀光剑影，但依旧是一场场腥风血雨的斗争，如果不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旦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的主阵地被其他思潮占据，就会严重干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争夺文化领域的世界话语权，就要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扬声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引领和文化传播的作用，不断传播中國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人民宣扬中国人民的历史底蕴、精神品质、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充分从历史民族文化资源中发掘有益于当代的思想资源，面向中国实际，同时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向世界人民进行阐释和交流，促进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中国在世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以更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充分利用哲学社会科学在育人成人、引领价值、改造思想、传播文化方面的科学功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丛兰.哲学社会科学的涵义辨析[J].西安工业大学学报，2019，39(03)：352-358.
[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中国社会科学，2019(05)：4-22+204.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李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研智库论坛2014”年会上的主题演讲[J].中国发展观察，2014(10)：4-7.
[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7]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六点要求[J].企业与文化，2019(03)：4-5.
[8]邱德胜.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服务属性[J].重庆社会科学，2015(07)：115-120.
[9]江应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01)：17-24.
[10]库恩(RobertLawrenceKuhn).习近平正带领中国以更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N].中国日报，2015-01-12.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代中国人最典型的行为特点，或许“急躁易怒”比较恰当。有一篇题为“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的网文，曾列举了种种“不耐烦”现象：上网，经常狂点“刷新”；跟帖，要抢“沙发”；寄信，一定得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首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而且最好是直达；做事，当然要名利双收；创业，最好能一夜暴富；结婚，必须有现房现车。一旦遇挫，就会表现出愤怒甚至“抓狂”。而宣泄这种愤怒情绪的最常见方式就是骂人，所谓一触即骂，从低俗直白的骂骂咧咧，到含沙射影的伤时骂世，全没了那种小心翼翼地进行印象管理的“小资”形象。
负面心态根源于急劇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许多学者认为，“骂人文化”盛行反映了一种社会负面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源于利益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别扩大。这当然有道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利益结构得到重新调整，社会分层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再分配制度的改革滞后使得共同富裕的合理预期未能实现。那些承担了较多改革代价的个人和群体，或某些劣势积累的“不赶趟儿”者，就会产生相对剥夺的失落感。虽然绝对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相比那些财富增长更快的参照群体，特别是依靠灰色收入或非法手段一夜致富的群体，难免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加之诸如就不了业、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生活境遇问题，遂使负面情绪日积月累，一遇导火索，便会酿成群体性事件。因此，社会管理改革应该从抑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入手，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上述观点虽然不谬，但不免有些就事论事，最多只能解释部分社会负面情绪的来源。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利益均沾即使可以实现，也是一把双刃剑，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并不能消除社会负面情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状况不断改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4年以两位数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民主法制建设也在持续进行，公共参与机制逐步建立，意见表达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但与此同时，各种不满情绪却不断滋生，而且似乎越来越不满意。为什么每个人都烦躁易怒，为什么有钱人也不快乐，为什么有权者会战战兢兢，为什么会有“人人开骂”的现象？尤其是，为什么很多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显然，这并非某个制度的设计出了问题，而是一种时代的焦虑症。这种焦虑症产生的真正根源在于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全球化”和“技术化”让我们高度不确定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F．Ogburn）曾在其著作《社会变迁》（1922）中，提出了一个叫做“文化堕距”（culture lag）的概念。这个概念意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我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之中。我们这个时代大概和美国人一百年前所处的时代有几许相似之处，至少社会改良和科技进步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许多人喜欢用“全球化”和“技术化”来概括当代人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其中全球化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认识，即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技术化则意味着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构社会的物质基础。
由于全球化，我们一直处于现代化的紧迫之中，使得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力被放大。我们紧盯并庆幸于GDP造就的高速增长，我们担心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在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大国形象和话语权。强大的外部压力转变成内部改革的动力，我们等不及检视一次改革的成败就启动另一次改革。改革成就了我们的经济奇迹，也造就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改革心结。各种新奇的洋观念和洋制度被引入，一些久远的旧价值和旧文化借改革话语而复兴。我们追求持续不断的除旧迎新，不惜朝令夕改。我们无法停下来反思，哪些是真正需要的改革，哪些只是为改革而改革。中国正在成为一块巨大的试验田，在播种越来越多的希望的同时，也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我们拿自己的落后对比美国的先进，我们因为欧洲的优点而发现自己的缺点。日本是发达国家，韩国已经崛起，周边的“小龙”们都在跃跃欲试，我们压力无限，需要“只争朝夕”。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不断裹挟着我们走进全新的世界。许多新技术，我们来不及惊诧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不及消化就被更新的技术所替代。正如《美国国家知识评估大纲》指出的：“近几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长途电信价格下降，计算机的普及，全球网络的出现，以及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的发展，创造出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新产品、新服务系统、新兴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当今人们称之为的知识革命。”我们刚刚习惯在家里装固定电话，手机和互联网已经呈普及之势；我们的现代工业体系尚未完善，知识经济的浪潮又席卷而来。我们一边发展公共交通，一边应对私家车的“车满为患”。信用卡替代了现金，多媒体替代了板书，视频聊天替代了面对面交流。每个普通人的每一天生活，都有大量的“高科技”相陪伴。我们在各种大型技术系统——工厂、银行、交通、商场、医院、学校等——之间来回奔波，陷入各种“被便利”的不自主状态。
和谐社会建设同时需要丰裕的物质生活和优雅的生活情调
快速而持续的社会变迁让我们面对社会、经济、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了从容和安全感。我们担心落伍，担心被竞争者超越，担心社会不公平，担心被抛到社会的主流之外，因而烦躁不安。所谓社会负面情绪，正是这种风险社会心态的集体表达，是人们丧失“本体安全”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很多时候，社会负面情绪并无明确的指向，而仅仅是以“非理性狂欢”呈现出来的一种无意识宣泄。尽管我们知道无法让社会变迁暂停，改革的车轮还要继续向前，但人非机器，我们需要喘息，需要调适，需要享受改革的成果也需要消化改革的阵痛。著名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历史上的科学进步并不是连续的，而是以短暂的科学革命与更长时期的常规科学的相互交织构成的。“休养生息”并非只有在一场战争或一次王朝更迭之后才需要，社会的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旧文化的解体与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对新环境的适应，需要留下抚慰伤痛的时间和恢复力量的空间。套用一句电影台词，我们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进行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对效率优先的价值进行反思；不仅需要重建公平的再分配机制，更需要塑造正义的道德伦理。民生问题需要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而民意的凝聚则需要以人为本的改革步调。无论如何，和谐社会建设同时需要丰裕的物质生活和优雅的生活情调，鱼与熊掌要兼得。这才是考验管理者智慧的地方。正如英国思想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进步的艺术在于在变化中维持秩序和在秩序中保持变化。或如笔者在拙作《中国社会管理引论》（1995）中所说：“社会平衡就像一个跷跷板，政府的社会管理就是这个板两端的显在砝码。”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责编/杜凤娇 美编/李祥峰）
哲学与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文章对哲学六种重要期刊在1997～2011年间所刊载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及目录进行了统计分析，给出中国近十五年“技术伦理”研究总的概况、各专题研究情况及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未来走向的推断。
［关键词］ 技术伦理；《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编号：ZX1202）
［作者简介］ 陈首珠，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技术哲学，江西 赣州，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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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调查计量统计说明
技术伦理是一个新兴的具有交叉性质的学科，属于一级学科哲学下面的研究领域，它既属于科技哲学研究范畴，也属于伦理学研究范畴。考虑到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成果一般会发表在相关专业学术期刊上，加上国内还没有出现专门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或科技伦理方面的期刊，所以，本次计量统计从相关专业选择了六种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期刊，即《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原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时间节点从1997～2011年。当然，研究结论的获得仅就这六种期刊而言的，对于这六种期刊，从事科技哲学和伦理学（含技术伦理）研究的人员是比较关注的。由于在中国从事技术伦理研究的人员主要集中在科技哲学和伦理学领域，所选的六种期刊在这两个领域有着很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因此，由这六种期刊综合统计出来的相关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技术伦理研究的大概状况。
为了使得本次调查统计数据更加准确，本次调查统计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首先，分别收集六种期刊1997～2011年每期所载论文目录。由于《伦理学研究》是2002年创刊的，所以它涉及不到1997～2001年的论文目录，其余五种期刊创刊较早（都在1997年以前创刊），因此都能涉及。
其次，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将每种期刊每期目录中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筛选出来。由于六种期刊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技术伦理或科技伦理栏目，所以有关技术伦理类论文目录的收集基本是在“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等栏目中。筛选的原则是：
1. 本次调查收集范围仅限于技术伦理相关的论文目录。考虑到科技伦理的研究范畴是包含技术伦理的，所以，笼统谈科技伦理问题的论文也包含其中，但注意，收集的范围不含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科学伦理、生命伦理等专题，因为严格讲，它们不属于技术伦理范畴。
2. 对于某些文章，如会议消息、通知、短评等，即便与技术伦理有关，也不在统计范围内，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学术性论文。但是，考虑到文章的学术影响力，对于六种期刊中所涉及到的与技术伦理有密切关系的书评、学术会议综述等，如果篇幅较长，学术性较强，则算作论文并进行统计。
3. 在完成每种期刊1997～2011年技术伦理类论文目录收集后，再从中按照科技伦理总论、技术伦理总论、计算机（网络）伦理、生物（基因）伦理、工程伦理、纳米伦理和其他专题共七个专题进行筛选，收集并整理出每一刊物每年每一专题的相关文章目录。
4. 在完成各种期刊上述相关目录的整理后，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得出中国技术伦理十五年总的研究概况和各专题研究情况[1]。
5. 认真阅读统计到的六种期刊1996～2011年刊载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对其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并对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未来的走向进行大胆的推断。
二、十五年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总体概况
首先，考察六种期刊1997～2011年每年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总数和变化趋势(见表1和图1)。
根据表1，1997～1999年六种期刊每年所发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总数涉及10篇，从2000年以后，每年刊载论文总数都达到了10篇及以上，尤其是在2002～2008年，六种期刊每年所发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总数都达到了18篇以上，虽然在2009年论文数量只有11篇，有所下降，但在2010年有关“技术伦理”的论文数又飙升到34篇，这些数据足以表明学者们对“技术伦理”的研究和关注具有持续性。应该讲，近些年“技术伦理”问题是学术界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其次，比较1997～2011年六种期刊历年发表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科研成果的情况。
根据表1，刊载“技术伦理”方面成果最多的期刊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它每年都刊载有关方面的文章，最近一些年，该刊保持每年刊载4篇以上有关技术伦理的文章；《道德与文明》期刊每年都会刊载有关方面的文章，十五年共刊载54篇；《伦理学研究》自2002年创刊以来每年都会刊载“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共发表56篇；另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在十五年内分别刊载49篇和21篇；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方面论文数最少的期刊是《哲学研究》，仅13篇。比较六种期刊，总的来看，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成果多见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四种期刊。
综观国内的研究，学术界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于各种技术的种种具体“伦理问题”的分析、预见与对策研究，以及种种具体“伦理原则”的研究。
三、十五年技术伦理研究各专题研究情况
（一）十五年技术伦理各专题研究总体概况
针对六种期刊1997～2011年所发各专题论文总数进行统计，并对其占“技术伦理”类论文总数百分比进行计算，得到图2。从图2可以看出，六种期刊各个专题在所有年份所载论文总数百分比由多到少的顺序是：科技伦理总论（23.05%）、生物伦理(20.57%)、计算机伦理(17.73%)、工程伦理(17.73%)、技术伦理总论(15.96%)、其他专题(4.26%)，最少的是纳米技术伦理(0.71%)。从发表文章的总数看，科技伦理总论刊载文章数量达到65篇，远远超过其他专题。
（二）十五年技术伦理各专题研究具体情况
十五年每一专题研究的变化情况，可以从该专题每年刊载论文数量及其变化概括性地看出。鉴于此，我们统计了六种期刊每年所发各专题论文总数（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各专题研究在过去十五年内随时间延续的变化情况。
“科技伦理”专题：该专题每年都有文章涉及，尤其从2002～2007年每年都有5篇以上的文章发表。
“技术伦理”专题：从统计情况看，该专题在1998年出现1篇题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伦理意蕴”的文章，严格来讲，还不算“技术伦理”的范畴；1999年，徐少锦在《道德与文明》第3期发表了“深入开展技术伦理学研究”的文章，这是以“技术伦理”为主题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统计六种哲学期刊的角度看）。
“计算机伦理”专题：该专题在统计时包含了网络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等。从1998年以后，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有关该专题的文章每年都有出现。
“生物伦理”专题：该专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99年以后，2004年有10篇该专题的文章发表。
“工程伦理”专题：从1997～2001年，仅在2000年有1篇有关该专题的文章（肖平的“工程中的利益冲突与道德选择”发表在《道德与文明》第4期上）。从2002～2011年（2004年除外），每年都有涉及。2011年《自然辩证法研究》还集中刊发了7篇有关“工程伦理教育”方面的文章。
“纳米技术伦理”专题：该专题十五年来仅有2篇文章发表，分别是李三虎的题为“纳米伦理：规范分析和范式转换”文章（发表在《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6期）和刘松涛与李建会的题为“普雷斯顿对纳米技术的环境伦理审视”。实际上，近些年来，纳米技术伦理问题已经引起国内不少学者的关注。考虑到纳米技术是新兴技术，有关的伦理问题也是一个重要也值得关注的话题，所以把它单独列出来。
“其他”专题：2007年涉及到1篇有关海洋科技伦理的文章和2篇有关传媒伦理的文章；2008年涉及了1篇空间技术伦理和2篇核技术伦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3期发表了1篇有关建筑伦理方面的文章，2010年第5期发表了1篇核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伦理学研究》2010年涉及了1篇医疗伦理和2篇建筑伦理方面的文章。由于涉及不多，在这里，把它们都归到有关“技术伦理”研究的“其他”专题里面。
综合国内学术界对技术伦理的研究来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集中研究了科技、技术、计算机、生物和工程伦理的内涵、性质、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责任伦理和职业伦理范畴内对生物技术伦理、网络技术伦理、工程伦理等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
四、中国技术伦理研究可能的走向
由于传统的技术伦理关系理论，如“伦理道德决定论”、“对立说”、“技术决定论”、“互动论”等等，依然大行其道。所以，历史地看，人们对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伦理应对方式并没有质的改变。这种技术的“进步性”与伦理应对的“不变性”的悖论本身凸显了“问题之所在”、“问题之所是”。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一，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落后的技术被淘汰，新技术不断出现，但也受到社会伦理的考量，在这种新技术伦理实践环境下，重新思考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尤为迫切。新的技术革命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变化，还有很多在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碰撞。学术界必须尽快实现技术伦理研究方法的突破和研究视角的创新，以早日实现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协同发展。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二就是研究的理论成果趋向于可操作性，也就是越来越注重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实现。学术界已有的一些成果更多地关注于种种具体“伦理问题”的预见，种种具体“伦理原则”的提出，而在处理技术与伦理的矛盾关系方面显得不够。技术伦理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它的理论成果应该在社会领域中得到运用，比如技术伦理学要解决核技术、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面对很多技术伦理问题（如核技术伦理问题、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等）已经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当前我国技术伦理建设需要实现社会化和制度化。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三，从当今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发展为成熟的技术伦理学学科。从技术伦理研究的兴起，不难看出它源于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它一般被认为是应用伦理学，试问，它能够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并发展下去吗？技术伦理学的发展前途取决于能否为有关技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伦理思考和（下转第13页）
哲学与科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前提检审、历史结构、方法论原则与价值导向是中国现代管理哲学基础的基本层面。从辛亥革命后的历史与实际出发，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解析为从单极主体性哲学到多元博弈性哲学的结构性历史变迁，阐释了历史辩证法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并将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视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
关键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历史结构；历史辩证法；方法论；物化管理；单极主体性哲学；以人为本
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迈入现代化转型的艰辛道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辛亥革命后现代管理在中国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取得显著的突破与进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阶段性成果。探思中国现代管理的哲学基础，对于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努力是否必要？该新学科的成立是否可能？如何归纳与概括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一系列实际问题具有关键性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前提性：客观性与可能性
探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意在揭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的基本原则，包括其哲学性前提，并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哲学性的反思，从而拓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性视域。首先，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其理论客观性何在？可以这样认识问题：其一，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构建进行前提性的反思，这一前提性的反思则必然要求进入哲学的语境，进入哲学的视域。所谓“哲学基础”，其意涵包括理论前提的廓清、学科内容设定、方法论原则规范与价值导向的反思等基本方面，这些基本方面是由哲学的根本精神所规定的。探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其客观性及其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其客观性而言，管理的行为与活动在以往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可避免，现代管理在今天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样无可避免。因而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作为管理活动与过程的反映与反思，包括对于相应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与升华一样无可避免。就其必要性与可能性而言，没有实践的理论是虚无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有实践的理论还必须有哲学的基础与指导，笛卡儿在《沉思录》中将人类的知识体系比喻为一棵大树，而树根则是哲学。法国学者麦基也曾在《思想家》一书中指出：哲学不过是人类文化的地基。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就在于对知识系统进行前提性的廓清与厘定，并进行反思。这就要求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认真考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设计与内容配置问题。其二，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进行意义性的反思，这也要求必须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置于哲学的论域之中。因为，哲学的根本精神还指向对终极意义的关切，赫舍尔曾写道：“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①所以，任何理论都应当从意义的维度反省其旨归，这一维度也成为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必要性；其三，管理理论与其哲学基础应该在一种思辨的张力中同步生成，没有实践基础与哲学基础的管理理论，是不彻底的、无根基的管理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要求学界必须遵循并探析其隐含在管理实践过程中的哲学基础。
其次，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努力何以可能？或可这样理解问题：一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必然都有其隐蔽的前提与基础，都暗含着某种价值判断与价值导向。因此，尽管目前国内学术界较少论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现代管理过程中的思维、理念与哲学基础在现实中是空缺的，只是意味着其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不过是隐而不显，有待开显、论证、理论化与系统化而已。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然包含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之中并蕴含着其独特的哲学基础，这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构建其哲学基础的现实前提。二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环境与条件已经日趋成熟，主要体现为中国现代管理方面的学术成果日益丰富，并初步形成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为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奠定了现实条件。三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实践性与时代性的特色，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具体化，又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国别化，并贯穿着时代性的鲜明特征。直面中国的、具体的、现实的管理过程中的践行问题，“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服务中心。”②这就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的生成奠定了现实背景，从而，完全可能从时代性与中国化的角度去探思与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历史结构：从单极主体性哲学到多元博弈性哲学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因其突出的实践性而具有明显的历史性质，具有相应的历史形态及其历史结构。因而，沿着实践与历史的维度去剖析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必要的。从实践与历史的双重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情况，宏观经济的管理是从指令型的计划体制模式到博弈型的市场体制模式的转型历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决定性”，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将进一步深化。在从“计划决定”到“市场决定”的转型历程中，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将从单极主体性哲学转变为多元博弈性哲学。就指令型计划管理理论来看，其哲学基础主要包括如下层次：其一，理性管理论。实质上，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其暗含的哲学基础就在于，对于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即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人们是可能以自身的预测、设计、计算、规划、布局去指导、整合、规划、监管以及协调的，换言之，相信存在着某种机构，它具备合理处理供给与需求的信息的权能，其核心的哲学理念是对于人或机构的理性能力的坚定自信，从而把人们的理想追求与社会的实际存在人为地“理性化”与“一致化”了。其二，事先决定论。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供给与需求应该被置入预期的和先期的管制之中，并且这种预先的规划与管制可以有效地规避资本主义市场化管理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缺陷与“市场失灵”，从而更优地实现管理的效能。因此，调配资源的事先计划性被摆置到第一位的地位。其背后所潜藏的哲学基础是强调信息系统的“客观性”与人类活动对于过程的“可控性”，并突出“事先”的优位性。其三，权力主体性。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将指令、计划、规划的主体确立为政府与权力，即以政府与权力作为配置资源、实现资源管理的中心与平台，强调政府与权力在整个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上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宏观管理的活动与理论总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状况，权力驱动的特征在客观的管理实践上则成为最显著的特点。其四，整体优先论。我国指令性计划管理确立并推行的是单一主体性，即在管理实践中践行个体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在个体与集体、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渗透与体现的均是整体重于局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整体论哲学思想。总之，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管理理论，其哲学基础可以被视为“单极主体性”，所谓“单极”指的就是在“预定”与“博弈”中信赖“理性”，在“预期”与“过程”中突出“事先”，在“政府”与“市场”中重视“权力”，在“总体”与“个体”中优先“整体”，即从一种假设的二元性结构出发，并将其中某一者视为基础与核心，而将另一者“依附”于前者的基础之上，以寻求结构的统一。这是典型的基础主义哲学思想。
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前管理理论的校正与纠偏。管理实践持续性的现代化，必将突出“现代”的运动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有学者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内各环节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带动、相互促进”，③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主体多元性、要素互动性、因素复杂化等特征。从哲学角度看，这就必然强调多元、交互的主体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逐步确立了市场模式，其实，市场管理思维的哲学背景就在于强调人类活动的过程性与复杂性，这种过程性与复杂性其实是利益多元性的体现与实现。市场思维认为：供给与需求的问题，资源配置与管理的问题，其流通渠道、过程管理、决策机制、监控体系、反馈模式等都是多元因素参与的，且各种复杂因素都会交互作用，处于变动不居的博弈之中，根本不可能一次性地、也不可能事先地给予绝对的理性化的把握。在这方面，西方学者的思想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例如，哈耶克不仅假定人接受、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最关键的在于，高度现代化时期，信息不再是一种可以提前预知的事物，信息本身就必须通过实践、通过接触，才可能有所把握。吉登斯认为，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面临初级现代化的管理时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到了发达的现代化阶段，计划模式则不可能有效。因此，在不断拓展与深化的现代化历史条件下，在信息总量无限与快速变化的环境面前，理性、预期、政府、权力、整体根本不能单一地发挥作用，它们均只能作为一种元素参与到系统的管理之中，管理的主体绝对不是简单的单极性的，更不能从基础主义的哲学角度去理解现代管理问题，而必须将单极化的基础主义哲学观念发展为多元化、交互性、过程性、博弈性的现代哲学观念，只有在这一平台上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奠定哲学基础。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历史辩证法
研讨并建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应注意这样一个前提：即在与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的比较中突显中国特色。对此，国内学者将其精炼地论述为：“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自身的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在探索和把握管理科学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又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努力实现管理理论的中国化。”④而中国化的现代管理理论所应指涉的背景应含有空间与时间两个层次，空间指的是突出中国的地方性，时间指的是突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这一时代性。由此而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西方管理哲学的思维框架中突围，必须从中国的时代背景与地方背景出发，必须凝聚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与回答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声音。毋庸置疑，历史辩证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
为什么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确立为历史辩证法？首先，根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中国化”性质。由于“中国化”既具有相对性，同时又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涵之一，因此，必须将具有普适意义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作为其参照背景，才能深入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方法论的特色性。一般而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可以概述为两种对峙的方法论原则：一种是经验论原则。这种方法论原则就是将西方管理理论作为纯然合理的体系加以接纳，再以实证化的态度提炼其哲学方法论前提，因此，它采取的是对以往管理理论的无批判态度，坚持并将单一的效率原则、定量计算原则、组织理性化等思想提升到哲学的层面。经验论原则接受并认可日趋固化与物化的管理经验，在物质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突出信息化特征；在人事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构成与之匹配的层级制；在绩效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强调量化效益与物化成果，如此等等。以人为本、人的因素以及管理的适合性被主动忽视。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管理哲学之经验论原则的实质是一种建基于物化基础之上的观念，而“物化的概念存在物只存在于肯定的特征之中，且静静地在其自身的有限中持续着。”⑤因此，这种物化的经验论原则终究是一种对以往事实与过程的潜在肯定与辩护。
另一种则是完全反对前者的超越论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从物化的以往事实与过程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中突围，强调对相应管理理论所暗含的哲学前提进行反省与反思。超越论原则反对经验论对于效率原则、定量计算、物化理念、工具理性的无批判态度，其实质在于揭示并指认现代管理理论对人的压抑与侵吞，将一种诞生于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思绪延续至今。在当代，卢卡奇对物化理念的批判，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数学化的批判，阿多诺对启蒙精神之工具理性的反思，都可归入这一思想框架。
应该说，上述二者均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也是对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哲学回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源出西方现代化背景的方法论原则是否契合中国现代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它们都不契合、不适合中国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践。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其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尽快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并迅速提升生产力水平，依赖并借鉴科学技术，以系统化、信息化的思维对管理对象进行合理化的管控，这是必须经历的、不可绕过的过程。其中可能发生的某些“物化行为”，往往带有必然性，不能简单地否弃，也不要一味地从先验的对其进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道德评估与价值审判。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有自己特定的国情基础，有从实际出发的适合的哲学基础。如果忘记了这“两个基础”，也就是忘记了历史辩证法，忘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其次，也不能简单地认同并接纳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之“经验论”与“超越论”之外的其他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反思的题中之义就暗含着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前提检审与价值反思。一方面，哲学方法论原则必须具有超越性的维度，而不能沦为对日常经验的尾随与附庸，批判与创新精神是必须彰显的，也是哲学反思的意义所在。进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最大意义就是有效支撑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经验论”与“超越论”，构建崭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话语空间。
简要地说，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超越论”的哲学方法论不同，不是从某种既定的价值原则、道德标准出发，其反对外在于现实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辩证法对于实践的进程，对于历史本身有着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并且这种进程有着“回复自身”的辩证逻辑，因为实践本身就会开显出一个价值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即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的思路研究资本主义，强调只有历经资本主义的洗礼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与积极扬弃，从而在历史的现实进程中开启一个价值正当的世界。其正当性与意义性，恰恰内在于历史的辩证逻辑之中。
历史辩证法也拒斥“经验论”的哲学方法论，并不完全认可物化的世界，它强调从现实的空间，经由历史的进程对工具理性、计算思维进行审视。其关键在于，这种审视绝不是先验式的、外在的突围，而是辩证式的否定与扬弃，是历史性的、内在性的否定。因此，必须经历并接纳物化管理的阶段，在物化管理阶段全面深入展开的同时也就孕育着其自身趋于瓦解的历史命运。可见，历史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写道：“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⑥进而，就辩证法的否定性而言，马尔库塞写道：“辩证法的力量存在于批判的确信之中，全部的辩证法都被一种弥漫着本质否定的存在形式的概念联系着。这种概念的内容和运动也是被否定所限定的。辩证法批判所有的实证哲学。”⑦而物化的管理哲学就是实证哲学在管理理论上的思想投射。
马尔库塞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属性，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构筑的历史话语，将辩证法与历史观有机地融合起来。他写道：“马克思精心制作的辩证法，是作为领悟内在对抗性的社会的一种概念性工具。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固定不变的概念分解为矛盾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反映’历史的实际结构和运动；辩证法就是要在理论上再现现实的本质。为了恰当地再现它，为了提供一种合适的历史理论，传统的范畴必须重新加以规定，因为它们隐藏了而不是暴露了发生过的东西。然而，思想结构与现实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只是反映与相符。”⑧奥尔曼则突出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与历史性，他写道：“辩证法是革命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将现在看成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它迫使我们将现在的来源和趋势作为它本身的一部分而加以考察；还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作为这个过程中——其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的行动者与牺牲者，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个过程。在维护‘一切都在变化’这一朴素真理的过程中，未来是作为一种选择被提出来的，其中惟一不能选择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⑨因此，历史辩证法并不否弃超越，只是将超越视为内在于历史进程中的超越。这些哲学性话语，置换于管理理论的语境中，就是说，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基于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局面，正如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国情客观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历史定位”。⑩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背景下，一味根据某种外在的价值标准对管理理论进行哲学性的批判，这种超越论的方法论原则并不适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建与发展；当然，中国的国情与逻辑也要求进一步深入发展现代管理的工具理性，突出管理的效率化与系统性，进一步强化管理理论的信息化运作与思维。
同此，在这一推进的实践进程中，物化管理模式会逐步暴露其自身的矛盾，构建超越于效率之上与计算思维平面上的价值合理性才会被提上历史的议程，并进而现实地予以解决。马克思对此曾概括道：“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1}因而，只有在成熟的历史时段，才会发生实质性的理念跃迁，建立于物化基础上的管理才能真正被内在地超越。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说：“‘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的结束恰恰意味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即物化开始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12}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也说：“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13}。这样，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方法论原则的历史辩证法就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的先验超越论批判方法，也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浅表化的经验论对管理理论的无反思性态度，紧扣时代主题与中国国情，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风格的“中国回答”与“中国声音”，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权变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例外原则）、实事求是（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统筹与可持续原则）等方法论原则，从而形塑并彰显了中国化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特色。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以人为本
有学者指出，现代管理的首要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在管理活动中，人是管理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整个管理过程以及管理对象的其他因素都要由人去掌握和推动，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管理。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人的因素从来都是管理活动与管理绩效的第一因素，是管理实践中的根本问题。”{14}同时，现代管理理论的趋势在于“越来越人本化”。{15}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从哲学的视域来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理应是以人为本，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以人为本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诉求。应当注意到，现代管理理论密切关涉经济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相关。《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集中的表达，其所深藏的价值诉求即以人为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通过揭批资本主义对无产者尊严的虚妄与劳动价值的剥夺以实现其理论的人文关怀向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然成为其价值诉求。
其二，以人为本是对物化管理理论的批判与超越。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是建基于物化这一哲学思想架构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处境下的人们，“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16}从而，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会被物所遮蔽与替代，并受“物”的运动所支配，这是物化的一种典型体现，进而“物”仿佛有着天然的属性或魔力——商品化、市场化，人们活动的社会性表现为一种人与人相对抗的、异己性的存在，这就是人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现象。对此，马克思写道：“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7}马克思认为这一情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体现得最为显著。因此，在物化的背景下，必然忽视人之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反而颠倒性地将物之关系视为基础，这样一来，对物的管理将压迫性地转换为对人的机械性管理，这实际上就是“泰罗制”规范管理体系隐秘的哲学基础。在这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视域中，人被视为“机器”的延伸或单纯的“工具”。卢卡奇引述并认同马克斯·韦伯的看法，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催生了理性、计算的精神和气质，并渗透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法律、行政管理的层制等各个方面。资本主义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用韦伯的话讲，人被困于理性的铁笼。因此，现代西方管理哲学中始终渗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思想底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所给予的深刻启迪是，必须超越物化与管理的一体化结构，以人本精神构建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价值导向。
其三，以人为本是管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沿着历史的脉络，考察了人之发展阶段，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8}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人之解放历程“三阶段论”，即从“人对人的依附”发展到“人对物的依附”，再到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事实上，交换社会、资本主义、市场化社会处于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人与人的关系、人对人的支配，是以物为中介的，因此，是人的关系与交往的全面物化。从实质上说，第二阶段仍然是一个人与人相对抗、人支配人的阶段，只是用物的形式来掩蔽这种对抗罢了。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第二阶段看作是一段必经的中间阶段与历程，其积极意义在于为“自由个性”阶段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自由个性”阶段必然超越资本主义人对物的依附这一阶段性，筑就一条更具人本精神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人民当家作主”，再到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均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精神的时代发展与中国表达。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理应融入这一发展精神的潮流之中，坚持将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导向。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到现实实践这两个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是以人为本并体现从实际出发。
注释：
①A·J·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安希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页。
②王毅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③王毅武、康星华：《现代市场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④王毅武：《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⑤Hegel，G.W.F. Logic：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PartⅠ，trans. W.Wallace，Oxford： Clarendon Press，3rdedn，1975，p174.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⑦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⑧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张翼星、万俊人译，黄振定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⑨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⑩王毅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1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4}{15}王毅武、康星华：《现代管理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页、第65页。
{16}《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104页，第104页。
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