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建设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2024-07-22

大学文化建设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大学行为文化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行为文化是在大学系统中长期形成的、并通过大学各主体的行为活动而展示出来的文化形态的总和,它既具有文化的历时性的特点,又在表现形式及功能上不同于大学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大学人是大学行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大学行为文化体现于大学人为实现大学目标而进行的文化活动中,大学校风是大学行为文化的本质表现形式。进行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加强大学行为文化建设,倡导优良校风的培育。

[关键词]大学行为文化建设;大学人;大学文化活动;校风

当前中国大学已经随着扩招及大调整的基本结束步入了提高教育质量、坚持和谐发展的探索之路,此时大学文化建设的问题引起了高教界及学界的重视,对此问题的探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目前学界对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容并没有权威的诠释,笔者认为,当代大学文化建设是当代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大学物质文化建设、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大学行为文化建设和大学媒介文化建设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资料显示大学精神文化、大学物质文化、大学制度文化的建设基本上已被广泛关注,但是对大学行为文化及大学媒介文化建没的研究成果不多。本文试从理论建构及落足实践的角度对大学行为文化建设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丰富大学文化理论,并对大学文化建设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大学行为文化的涵义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行为的解释是“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活动”,具体而言,行为是行为主体本能地回应内部或外部的某种刺激的活动和自觉地为了某种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此意义上,行为是动物界的共同特征,就人而言,行为是人通过内在的生理和心理作用,而产生的本能和自觉的外显性活动,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和表现。文化行为是相对于野蛮行为、粗俗行为而言的,它是指人类在主观意识支配下,理智地按照某种规范进行并取得成果的客观活动。行为文化,直接源于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的文化行为,是人类长期、丰富、进步的文化行为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具有外显性文化形态的总和。文化行为是行为文化的基础,行为文化则是文化行为的升华。

在由多系统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个生存体系中,每一子系统都有其不同层面的文化形态及独特的行为文化,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专门机构,既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又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在大学系统里,一方面,大学人在大学精神的导引下,遵循大学发展规律,为了实现大学理想而进行着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各种行为活动,这些活动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逐渐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另一方面,没有大学人及其行为活动,作为社会机构的大学就不会存在与发展。因而我们在研究大学文化时,如果谈及大学精神文化、大学物质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就不能不谈及大学行为文化。笔者认为大学行为文化是在大学系统中长期形成的、并通过大学各主体的行为活动而展示出来的文化形态的总和。大学行为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有文化的历时性的特点,又在表现形式及功能上不同于大学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

大学行为文化基源于大学系统内大学人的各种文化行为,大学人是大学行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大学行为文化体现于大学人为实现大学目标而进行的文化活动中,又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反映了大学人所共同具有的理想志向、愿望和行为习惯等,从而在教学、科研、学习、管理等群体活动中形成了一种集体行为风尚,这种集体行为风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校风。关注大学行为文化建设,推动大学文化的整体发展,有必要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关注大学人的素质发展,并依据大学的发展规律加强大学优良校风的培育。

二、大学行为文化的主体

谈行为文化离不开行为文化的主体。大学行为文化的主体主要包括一支具有人格魅力、学术造诣深、善于治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教师、科研人员队伍,一支高素养的行政管理和教学服务人员队伍,一届届朝气蓬勃、志向远大、知识丰富的学生团体。

(一)具有人格魅力、学术造诣深、善于治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教师、科研队伍

“现代大学的本质是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问的高等学府,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问就是治学,这个任务主要是由教师来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行为文化的品味主要是由大学教师的行为来体现,大学教师是大学文化的主要实践者。在现代大学里,教师“在传授高深学问的同时以其人格魅力和治学态度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并指导和帮助学生把外在文化内化为自己的拿而综合素质,使他们成为具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一代新人”。大学教师治学活动的崇高使命是创新文化,所以,他们必须坚持教学与研究的结合,“不仅要高度重视研究教学艺术,更重要的是要研究高深学问,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努力开拓新的境界,始终站在本门学科发展的前沿。这既是大学教育人的基础,也是大学教师的光荣使命”。

大学教师应当既是教师,又是学者。在现代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必须以具有人格魅力、学术造诣深和善于治学育人的大师为核心,“现代大学中的每一位教师都应当是学者,但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能够成为一名大师。作为一名大师,不仅应当具有人格魅力、学术造诣深和善于治学育人,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是国内外知名的某一门学科的学术权威”。梅贻琦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就是说,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教师,没有大师的大学,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同理而知,大学的教师不能只满足于学者的身份,而是应时刻向成为大师的目标努力,才能提升大学行为文化的品位。

必须指出,无论是传承还是创新,大学教师都应当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包括选择和冲撞),使现代大学真正成为多元文化沟通和融合的桥梁。这是现代大学传承和创新文化的关键所在。当前需要强调的是大学教师在从事文化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活动时,治学态度非常重要。“治学态度是一种科学精神,其主要内涵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大学教师的治学态度正确与否,不仅对自己,尤其是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二)高素养的大学管理队伍和教学服务人员

大学管理队伍是由大学的行政、党群部门的各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上至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下至各部门的普通职员一起构成了大学的管理队伍。大学的管理队伍在学校的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决策、沟通、协调与服务功能,其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大学办学质量的高低,而由他们的管理行为所表现的特色也是大学行为文化的重要特

色之一。尤其是大学书记和校长们作为对大学的发展目标、价值追求进行决策的大学行为文化主体,其知识素养与个人魅力,对大学行为文化的建设具有核心领导作用。当前中国各大学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高潮阶段,形势的发展要求高校管理队伍必须从德、能各方面不断学习与进步,以快速提高整体素质,更好地发挥其决策、沟通、协调与服务功能,营造先进的大学文化,促进大学的和谐发展。新期大学管理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包括较强的政治品德素质、娴熟的业务知识素质、先进的管理能力素质及良好的身体素质。政治品德素质指大学管理人员既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又有高度的敬业精神,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在任何关头,高校管理人员都应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来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端正的工作态度、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教师和学生为本,实事求是、廉洁自律、敢于吃苦、诚实勤奋,热诚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服务。业务知识素质指熟悉国家关于教育的大政方针、了解教育理论知识、熟悉具体的业务知识、有比较广博的文化历史知识及经济法律知识,以适应管理工作广泛性的特点和多方面的要求。能力素质是高校管理干部素质的核心,也是区别于其他岗位的特殊要求,是管理干部独立从事管理工作、处理日常事务、解决实际问题、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实现管理目标的根本条件,它包括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较高的写作水平和写作能力、较强的管理能力等。

教学服务人员主要包括在大学图书馆、校医院、食堂、环卫与维修等部门工作的人员。他们是大学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后勤保障,其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作用是其他大学主体小可替代的。尤其是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直接为大学的教师和管理干部提供知识信息支持,他们良好的服务会有效促进大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及管理人员管理素质的提高。

(三)朝气蓬勃、志向远大、知识丰富的学生团体

大学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培养高规格人才,大学的各项工作主要是围绕学生的培养而进行,没有大学生,大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说,朝气蓬勃、志向远大、知识丰富的学生团体是大学行为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生行为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特色表现。不同时代的大学生具有不同的精神风貌,21世纪已经跨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发展,国际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当代大学生不仅肩负着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还肩负着发展人类自身的任务,这对他们的素质与发展提出了相对以往大学生更高的要求:

一要具有务实精神和求实的秉性。因为我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十分巨大,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此重任落在当代大学生的肩上,需要他们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具有务实精神和求实秉性,必须做到扎扎实实学习、多才多艺发展、勤奋诚信做人。

二要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拼搏精神和开拓能力。美国学者柯林·博尔在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未来的人应该具备三本护照,一本是学术性的;一本是职业性的;第三本是证明自己具有强烈事业心和进取开拓能力的。当前,我国大学生群体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不少学生心理素质较差,出现了脆弱、忧郁、焦虑、孤傲、自满等与现实社会发展不太协调的心理问题,需要在对其培养的过程中加以引导和纠正。

三要具有未来意识和善于学习、创造的能力。大学生要树立未来观念,养成预想未来的习惯,学会预测、预见、设计和构想未来的本领,使自己能够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图书资料、计算机和数据库等多种信息媒体,准确及时地寻找到所需的信息和知识,加以理解、消化、吸收、概括和应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

四应强化全球意识和具备国际交往能力。目前世界国际化的进程愈来愈快,国际竞争也日益多元化,大学生必须成为熟悉世界各种事务、熟练掌握和应用多种外语以及计算机等多种信息媒体的现代人才,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应具备合作意识与协调能力。当代技术发展的高度综合趋势以及科学研究的多科性和多领域性都说明了当今社会是高度综合和统一的时代,需要未来的研究者是具有强烈的合作意识和高度的协调能力、具有广博知识和精湛技能的综合型人才。

三、大学行为文化的表现形式

大学的行为文化基源于大学主体的行为,是该所大学的文化底蕴和优良传统在大学主体行为上的集中表现,所以说大学行为文化在表层上体现于大学人的各种具体的文化活动,在本质上体现于大学人在各种文化活动中形成的集体行为风尚,即校风。大学行为文化的建设应通过开展与规范大学活动等措施,强化优良校风的提炼与培育,并不断增强大学校风对大学人的凝聚力,从而使大学人的文化活动和大学校风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大学行为文化的健康发展。

(一)大学人的文化活动

广泛意义上,所有在大学内、大学外发生,有大学人参与、与大学发展有关的活动都是大学行为文化的表现形式。狭义意义上,因为在大学校园内,大学行为文化主体——大学人由大学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大学管理干部、大学服务人员共同组成,他们的行为职责基本是不同的,所以据此认为大学人的文化活动包涵有学习活动、教学科研活动、管理活动、服务活动,以及以职责为纽带进行的大学人之间的交往、生活、娱乐活动等。这些文化活动并非孤立地进行,而是互相交织、互相推动、互相影响,构成了灵动丰富的大学校园文化活动。

有关大学校园文化活动的研究成果可谓卷帙浩繁,在此不必进行泛泛赘述。但从大学行为文化建设的角度出发,当前的大学校园文化活动应倡导“以人为本”原则,强调主体积极参与而不是被动参加;应始终以大学传承创新文化、培养人才、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伟大使命为中心;应调动每一位大学人即所有大学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而不是仅仅以学生和教师为主等。

(二)大学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校风

校风,是指一所学校师生员工所共同具有的思想行为作风,是他们在教学、科研、学习、管理等行为活动中形成的集体行为风尚。大学校风反映着该大学的办学历史、办学传统、管理风格和校园文化特色,既是大学人集体的、稳定的精神状态,又是大学人文化行为活动的结果,更是一所大学不同于其他大学的特色表现。因而可以说大学校风是大学行为文化的本质表现形式。

优良大学校风的形成与否,是一所大学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大学在品牌和形象上的差异,正是各大学的校风长期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大学校风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着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宗旨等办学特色,是该大学的精神风貌的载体,它潜移默化地融入大学人的思想观念、价

值取向、行为规范等人格的各个层面,甚至于人生的各个阶段,对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向心力具有永久性的推动作用。大学校风不是抽象的概念聚集,而是可以切实感知的空间氛围。当我们走进一所尚无具体了解的大学,从其教学、科研、学习、管理、服务的行为活动及精神面貌等方面,就可以感受到学校的风气如何,感受到该大学是否具有高雅殿堂的灵气。

有人认为大学的校风是由大学教师的教风、大学生的学风和考风、管理人员的工作作风等组成的。笔者认为,大学的校风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学风(教风、考风等都是学风在大学不同主体行为上的具体体现),二是大学行政管理及服务人员的工作作风。

学风是指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治学目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治学风尚和治学方法,是大学行为文化主体的群体心理和行为在求学治学上的具体体现。学风的主要内容是教师的学风和学生的学风两项,二者相互影响、彼此促进、互动发展;第二部分是起协调作用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学风,与前述二者共同形成大学的整体学风。优良学风的形成,需要全体师生员工长期的不懈努力,大学要不断探索学风建设的基本规律,认真分析学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关键、难点与焦点,以便为大学学风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具体化、科学化提供现实依据。

因为教师在大学行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重大,有必要对教风加以强调阐述。教风是学风在教师行为上的具体体现,指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教风反映了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修养、知识水平、文化水准以及精神面貌等,主要通过课堂教学、科学研究、敬业精神和教书育人等方面反映出来。大学教师的教风是大学学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教风的形成有赖于大学整体学风的养成,在推动整个教学工作进行时又会对学风及校风产生影响。一所大学只要有了一支好的教师队伍,就会出现一个好的教风,教师好的教风才能引导学生形成好的学风,教风严,则校风正。

高等教育大众化推动了大学规模的大幅扩张及大学使命的多元化,使大学系统变得更加庞大,大学组织的运行结构就更为复杂,大学的管理难度也随之加大。重视大学管理、服务人员的工作作风,可以推动大学的有效管理。学风是大学校风的中心或灵魂,大学管理、服务人员的工作作风是大学校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各级党群行政领导和普通职员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工作精神、工作态度、工作风尚等可称为大学管理、服务人员的工作作风,这也是他们的道德修养、文化素质、精神面貌及管理与服务魅力的体现。大学管理、服务人员的工作作风对培育大学良好学风、形成大学优秀校风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大学校长的工作作风及个人魅力对大学良好校风的培育具有关键作用。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该校的校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的竞争,也是校长素质、能力、办学理念的竞争,优秀大学校风的形成与优秀大学校长的领导密切相关。在师生员工眼里,大学校长就是大学的代表,一个具有崇高品格的大学校长,就是大学的一面旗帜,有号召力、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直接引导大学校风良性发展,是推动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淡泊名利,公正廉明,为人正直,甘于奉献,以卓越的才能和风范领导清华取得了非凡的成功,清华大学的卓越校风也闻名于世。

四、倡导新时代校风,促进大学行为文化的建设

大学行为文化是大学文化的行为载体,是在大学精神文化的引导下、以大学物质文化为基础、大学制度文化为规范的大学主体在大学实践中的行为总和与行为总特征,实践决定一切,大学总目标的实现与大学行为文化的建设息息相关。大学行为文化的本质特色体现于大学的校风,因而,必须倡导与加强大学优良校风建设,才能促进大学行为文化及大学文化整体系统建设的顺利进行。

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及大学的改革,促使大学的校风也在悄然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如:在学生层面踏实学习的人不多,而花前月下、热衷经商、沉迷网络游戏的倒不少,在他们身上一定程度地表现出令人窒息的懒散气氛和精神萎靡;在大学教师层面,学风浮躁、急功近利、学术领域不正之风盛行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大学教师由于受功利思潮的影响,教学积极性不高,学术研究缺乏原创意识和创新精神,甚至抄袭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在管理者层面,很多大学管理者也不满足于潜心学习、工作,在学校事业发展的问题上投入的时间少了,热衷于与老板、老总、官员交“朋友”的多了,于是“官”博士、老总(板)学生日渐增多……

上述大学校风的不正常现象与社会转型期人类精神迷失的大环境有关,也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引发的大学经典精神的失落有关。然而,时代的迅速发展要求大学从人类先进文化的长远发展出发,适时调整发展策略,承担起新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与学术使命,培育与时俱进的优良校风,促进大学文化及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和谐发展。

新时期的大学校风应是追求真理之风、强化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之风、服务社会发展之风和张扬个性之风。

追求真理之风主要指大学人一要有忠于真理的坚定信念和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勇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为发现真理、传承真理、实现真理而奋斗。二要有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要有不惟书、不惟上、不轻信、不盲从的独立学术人格;要有不迷信权威的仲裁、不屈从任何外在的压力并坚持正确主张与思想的坚定信念。缺乏批判精神与怀疑精神,缺乏自由思考、独立探索精神,就很难达到追求真理这一大学教育的最高境界。

强化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之风。学术自由是高等学校区别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事业单位的根本特征,彰显着高等学校的本质,是现代大学具有生机和活力之所在。只有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大学教师才能完全传授一代又一代学生终其一生都需要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知识和方法,从而探求人类最有普遍意义的恒久价值的真理和学理,更多地关注“应当怎样”的理想境界,而不是实际的操作和现实的妥协方案。正因如此,大学有时就像一座“象牙塔”,就是要与现实社会、特别是不够理想的乃至异化的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这种距离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真理。

服务社会发展之风指大学要立足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充分利用学校各学科的技术优势和人才源,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地融入地方经济建设,主动服务社会,履行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应承担的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大学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自身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教育资源得到进一步优化,能进一步为学生创造条件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学习联系实际,把自己融入改革开放的主流社会。

张扬个性之风。创新教育就其根本性而言,就是发展人的个性的教育过程。因为从人的发展来看,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良好的个性品质是滋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土壤。弘扬个性之风,一是充分尊重个体的人的个性,在平等博爱的基础上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人格,承认个别差异,尊重多样化,尊重教师不同的教学和学术风格,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尊重学生的认知方式;二是尊重个体的人的不同需要。在大学,张扬个性主要指尊重教师的基础性需要——物质需要,尊重教师的优先性需要——精神需要,尊重学生的不同层次的需要,尊重学生的态度体验,求得师生身心的和谐发展。

加强优良大学校风的培养、重塑大学行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的方方面面,关乎大学主体一一每一个大学人的行为。在这项系统工程的进行中,既需要凭借大学管理者的引导与推动,更需要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既应考虑到大学的教育理念、管理制度、师资力量、教师教风,学生的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价值取向等等,又要坚决抵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思潮、拜金主义、假冒伪劣、弄虚作假、急功近利等不正之风的时刻冲击等;既要在学校内部形成一个有利于优良校风形成的环境,又要真正把它作为一项系统的综合治理工程而齐抓共管、坚持不懈。

大学文化建设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学校园 短信文化建设

[作者简介]冉毅(1967- ),女,重庆人,长江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重庆 408000)

短信文化是运用手机短信进行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而形成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具有传递信息、交流情感、休闲娱乐和商业贸易的功能,表现出便捷、低廉、时效、含蓄、内敛等特质。短信文化借助移动通信平台,打破了传统信息沟通的枷锁,实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嫁接的一道文化新果。①

1992年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在英国发送成功,拉开了短信文化的序幕②,此后逐渐由一种语言现象发展成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1998年我国开通手机短信业务,1999年实现中文短信,2002年发展为彩信,至此短信已凝聚了文字、图像、声音、数据等多媒体信息传递功能,远远超过网络的普及速度,成为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并驾齐驱的传播媒体,被人称为“拇指文化”。短信文化好比一把双刃剑,在给大学校园注入活力和激情的同时,也给大学生带来了思想困惑,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行为无序和道德失范,成为与大学主旋律不和谐的音符。短信文化的不良影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04年日本NTT移动通讯公司成立“移动社会研究所”,研究手机和手机短信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展了相应的短信文化研究,积极应对不良短信的社会危害,进行短信文化的德育思考。

应该怎样对待校园短信文化呢?是强行阻止,消极观望,还是积极引导,学校教育管理者必须做出选择。鉴于大学在人文素养、高新技术、创新能力和自律意识等方面具备引导、调控和建构短信文化的条件,同时,也因为大学肩负着提高短信文化品位,丰富和提升校园文化的神圣使命,笔者提出大学校园短信文化建设,旨在让手机短信这一文化新时尚成为大学生学习的向导、生活的参谋和成才的助手。

一、大学校园短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1.大学校园短信文化建设还未得到重视。对待校园短信文化现象,应正确认识其存在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作为教育管理者,应该主动研究,探索规律,积极引导,促进其健康、规范发展。近年来的短信文化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偏重于短信文化的成因、内容、写作特点和不良短信危害等方面,校园短信平台和短信文化的建设与利用还未得到重视。2006年我们在西部地区的几所大学进行了学生使用手机及手机短信情况的问卷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大学生手机普及率为93%,手机短信使用率为100%,其中每月发送短信数量在100~500条的同学占43.2%。可见,大学生是使用手机及手机短信的高位人群,校园短信平台和短信文化的建设与利用已成为大学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具有研究的代表性和必要性。

2.手机短信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短信在给大学生活增添情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给学校管理增加了困难。一是短信成瘾。由于部分大学生缺乏自制力,发收短信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有的甚至因为长时间收不到短信感到失落、焦虑,而产生心理疾病。调查显示,有69.59%的学生出现过失落或焦虑现象,其中女生的比例更高,达到84.12%。二是高消费隐患。手机作为一种时尚型、炫耀型的消费品而成为大学生追求时尚、表达个性的一种工具。由于大学生消费心理的不成熟,虚荣心理导致消费攀比。调查显示,有30.43%的大学生使用过2部手机,有11.73%的大学生使用过3部手机,还有7.39%的大学生使用过3部以上。从大学生使用手机的价格统计显示,1000元以下占21%,1000~1500元占37.26%,1500~2000元占20.13%,2000元以上占12.47%。三是逃课和作弊。短信逃课主要表现为隐性逃课,即人在教室心在短信。当课堂内容枯燥时,学生之间运用短信互相逗乐、打趣、打发时间。调查发现,有46.72%的学生有过课堂短信聊天的经历,严重影响了课堂秩序和教学质量。同时,由于短信具有隐蔽性,在客观试题占较大比例的各种考试中,手机短信作弊时有发生。调查显示,有29.68%的大学生有或见过利用手机短信传输答案,有8.47%的同学表示常有此现象。四是不良短信。一些垃圾短信、黄色短信、反动言论短信、恐怖短信和诈骗短信,以及“短信骚扰”成为大学校园手机一族的新烦恼。由此看来,学校短信文化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二、加强大学校园短信文化建设的策略

大学主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大学精神的凝聚和积累,是大学自身发展的文化引领和精神支柱。短信文化作为校园非主流文化,对校园主流文化的影响具有双向性,要使短信文化对校园主流文化发挥促进作用,必须以校园主流文化为主导,使之融合,及时制止那些容易引发思想困惑、道德失范和与主流文化截然对立的短信。加强大学校园短信文化建设应做好以下工作:

1.健全管理体系,建设短信平台。校园短信文化已经成为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学校文化的发展,因此必须把校园短信文化纳入学校宣传工作和学生工作范畴,加强组织管理,积极引导。学校应整合网络技术力量,建立手机短信交流平台,使之成为学校宣传工作、管理工作和学生思想工作的有效途径。就技术而言,北京大学已经开展了“基于短信的移动教育系统结构”的研究,设计了基于短信中心及单机串口通信的短信移动教育系统结构,并利用手机在WindowsS2000实现了基于单机串口的移动教育系统,证明了基于短信的移动教育系统的可行性。学校要充分利用短信交流平台,用先进文化占领短信阵地,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交流答疑,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减轻心理压力,化解心理矛盾,宣泄思想情绪。利用短信平台开展教育活动,比报告、讲座、征文等宣传教育形式,更为时尚流行,方便快捷,易于传播。

2.强化主流文化,引导短信潮流。校园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有替代、引导和升华的作用,浓厚的校园文化底蕴,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德育工作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以先进文化为支柱,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健全人格,使之形成正确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要培养大学生健康的短信文化观念,大力宣传手机短信的道德准则,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培养学生自律、自控的能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另外,学校要广泛开展“共建健康通信、文明使用手机短信”“倡导文明、传递爱心”等为主题的校园短信文化活动,形成与大学文化和谐的短信文化氛围。

3.加强纪律约束,实行技术屏蔽。校园环境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不良短信的防治,除了依靠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外,对制造、传播不良短信者必须加强教育,情节严重者应受到相应的惩罚。同时,应当发挥大学资源优势,运用技术手段控制或截断不良短信,在教室、考场等学习场所实行技术屏蔽,从制度上、技术上控制不良短信的发生。

4.开展创新活动,提高文化品位。为了推动校园短信文化的发展,学校可以开展健康短信征集活动,激发学生的创作精神,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可以利用短信平台介绍短信的语体特征、类型和语言特色,提高短信的写作水平,激发大学生短信创作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之创作出自己的短信作品,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同时,还可以利用短信平台把形形色色的手机短信诈骗方式告诉学生,把短信真伪咨询电话、短信欺诈投诉电话告诉学生,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挽回不良短信给学生造成的损失。

大学是知识的海洋,它不仅能容下人类所有的文化成果,同时也创造着新的文化。手机短信文化作为一种新文化出现在大学校园,既昭示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兴起,也意味着教育者即将面临新的教育挑战。大学教育管理者必须积极探索和研究短信文化的发展趋势,加强校园短信文化建设,掌握短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才能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高效促进校园短信文化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李建华.短信负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与遏制对策[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5):99-103.

②陈赞琴.大学校园手机文化[J].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44-48.

大学文化建设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以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为切入点,通过调查了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状况,结合首要教学原理的原则,设计一款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APP,将传统文化教育同移动学习相结合,旨在推进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的开展,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 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首要教学原理;教育APP

1 引言

当今世界,文化在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产生深远影响,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专题形式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经据典,强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大学生是我国的希望和未来,对传统文化的承袭与发扬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缺乏学习动力、兴趣不足,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情况较差,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必然[1]。

国内有关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包括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从研究内容上分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定义与作用研究、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及策略研究以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三个层面。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播主要通过教材、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来实现,具有许多局限性,比如受众范围小、传播途径较为单一、不方便携带、不能及时更新、内容单一不具体等,这些均限制了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分享途径。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崛起以及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的普及,Application(以下简称为APP)的应用更加广泛。同传统媒体相比,APP具有更大的优势,比如快捷、方便、可分享、种类繁多等。高校学生利用APP获取最新资讯已经成为习惯,更有高校利用APP进行移动教学。

综合以上考虑,利用APP进行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生动、有趣地展现传统文化的特色,吸引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本研究在设计传统文化教育APP时,借鉴美国教育家梅里尔提出的首要教学原理中的原则,即:以问题为中心(当学习者介入解决实际问题时,才能够促进学习)、激活旧知(当激活已有知识并将它作为新知识的基础时,才能够促进学习)、充分展示(当把新知识展示给学习者时,才能够促进学习)、尝试应用(当学习者应用新知识时,才能够促进学习)、融会贯通(当新知识与学习者的生活世界融于一体时,才能够促进学习)[2]。首先,从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现状和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调查出发,找到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以问题为中心,促进传统文化学习;其次,根据调查的结果,在APP设计中针对性地展示有关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达到传递知识的基本目的;最后,在APP中体现与当前时代价值结合的内容,使知识与现实生活融会贯通,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贡献,探索传统文化传播和教育的新形式,更有效地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 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现状分析

本次调查利用问卷的方式展开,内容涵盖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现状、学习传统文化的途径、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三个维度。

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不高

1)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缺乏学习动力,兴趣不足。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戏剧或古典音乐表现出“一般”居多,占到51.8%;而“喜欢”的大学生才为26.7%。40%的大学生平时阅读传统文化的时间不足半个小时,学习两个小时以上的学生仅占16%。

2)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如对中国国画一般在古代被称为“丹青”这一知识,35.6%的大學生“不了解”。

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途径多样  在获取传统文化知识的路径方面,73%的大学生选择通过书籍和网络渠道获取,42%的大学生认为传统文化知识主要来自父母长辈的教导,26%的大学生通过生活经历获取,11.9%的大学生通过其他路径获取。这说明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路径多样,但获取和学习传统文化信息往往是被动的,仍以书本和网络为主。

大学生对传统文化持积极态度  54.5%的大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饱含丰富的精神财富;72.6%的大学生认为,虽然传统文化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但能够较好地保护并健康发展;46.9%的大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将逐渐受到国人甚至全世界人民的推崇。这表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景,大多数学生持乐观态度。

此次调查反映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状况。首先,在对待和评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和意义上,大多数大学生对其持基本认可态度,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能够意识到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其

次,在看待传统文化有效传播的途径上,大多数大学生肯定网络是学习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并对利用APP学习传统文化是认可的;最后,在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上,大学生是希望传统文化能够发扬光大的。

3 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APP设计

需求分析  APP的设计应建立在深入研究用户需求的基础之上,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设计。在前期的调查分析中得知,大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不足,从小接触最多的传统文化教育一般是诗词歌赋和字画,对于诗词背景知识等涉猎较少,需求也就更大。因此,APP的设计内容中要包含更多深层次的知识。除了诗词,大学生对于传统建筑、工艺美术等文化类型了解和接触都比较少,因此应当着重表现多种传统文化内容,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用户分析  传统文化教育APP的目标用户是大学生,首先,大学生是成年人,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较高,已有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这是开展新知识学习的基础;其

次,大学生大多是90后,从小到大接受的新奇事物较多,求知欲望强烈,塑造能力也比较强;最后,基于調查分析得知,相比于书籍,大学生更喜欢利用APP来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传统的学习方式比较枯燥无趣,学习内容也比较单一,无法吸引大学生的眼球,他们的学习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应考虑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和学习特点,找到当代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点,成功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

目标设计  设计一款传统文化类APP,其本质是提供更切实、高效的文化知识教育,挖掘传统文化重要的时代意义,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多角度地展现传统文化知识,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相融合,帮助大学生增强文化认同观念。因此,本款APP的设计目标为:帮助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和常识,重视传统文化,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满足大学生使用过程中的娱乐需要和互动功能;用时代与创新相结合的方式,让古老的优秀文化重获新生,体现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的内容,让大学生领会传统文化的当代精神内涵,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

功能设计

1)学习功能,即提供传统文化多个方面的学习内容,针对每一类型进行背景知识挖掘。比如“戏曲”部分,提供历史发展、专业剧团、角色行当、优秀剧目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此外,传统文化能够给现代生活一定的启示,当人们面对难题时,能够运用人类历史上留存的智慧和力量解决问题,发挥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传统文化精神内涵。这也是本款APP的学习功能要着重体现的。

2)笔记功能。将此APP作为笔记本,随时记录日常生活、学习;随时发表评论,同其他用户交换对传统文化的见解。

3)互动和娱乐功能,目的是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力。传统文化类APP往往比较枯燥,本项功能有利于减少卸载用户,延长传统文化类APP的使用寿命。首先,可以将当日知识卡片作为背景,通过主流社交媒体分享卡片。用户注册登录后,可以随时随地同步笔记内容。其次,设置能量值页,用户首次登录可以获得一粒种子,每日签到可以获得能量值,且根据阅读时间长短获得不同能量值,能量值有助于种子的成长。用户可以收取好友的能量值,添加的朋友也可以收取用户的能量值,还可以邀请好友加入收集能量种树的环节。邀请的朋友越多,收集的能量就越多,成功种树的时间也会缩短;当积累到一定数值,可以在沙漠种树,每当完成一棵树的种植,用户都会获得奖励证书和树木编号。将传统文化作为一颗种子播种下去,意味着大学生应承担起将传统文化播种下去的责任,这将激发用户的动力,增强趣味性。

界面设计  基于前面的分析并满足大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要,设置“传统文化知识”模块,模块包含各种文化类型,像诗词、字画、戏曲、乐曲、服饰、建筑等;设置“知识卡片”模块,用以实时分享心情随笔,记录日常点滴。

1)logo、色彩设计。采用字体logo设计,使设计尽量简洁大方。“三木”成“森”,在“森”字甲骨文的基础上设计logo(图1);且APP使用过程中有为沙漠种植助力的功能,代表大学生应承担起将传统文化播种下去的责任,因此在颜色上选择绿色,寓意传统文化能够开枝散叶、发扬光大。

2)启动界面设计。以氛围营造为主,突出APP的特点,即此APP包含传统文化的多个相关元素。启动页面背景颜色为浅色,采用减缓动画效果展现,下方是一个打开的盒子形状,“诗词”“字画”“戏曲”“乐器”“服饰”“建筑”等字体从屏幕上方随机落入盒子中,然后盒子合成logo图标,即“三木”字样;字体颜色不同,突出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图2)。这样的设计布局简单美观,与APP的主题切合,与logo图形意形相结合,带给用户新鲜的视觉感受。

3)首页设计。内容以“知识卡片”为主(图3),呈现“每日推荐”,推荐古时今日发生的重大事情,或是某位名人的趣事,又或某一重要节日的产生,点击卡片查看具体信息。界面上方为“心形”和“分享”图标:“心形”图标表示珍藏,点击进入笔记页面,可以写随笔、日记,记录心情;点击“分享”图标,可以将当日推荐作为背景图片,通过主流社交媒体分享知识卡片。卡片下方显示日历,可以同步到心情随笔。

界面视觉设计方面,界面背景以黄色为主,如古代书卷的颜色,带有历史风,突出传统文化氛围,在排版上采用宽行距的形式,有助于保护视力,避免用户因为眼睛疲劳而放弃阅读。

4)主要界面设计。以图形图标为主(图4),分别为“诗词”“字画”“戏曲”“乐器”“服饰”“建筑”等图标以及“设置”的具象,逼真地显示目标形状。如“戏曲”图标选择“脸谱”,“工艺美术”图标选择“剪纸”,“建筑”选择“古亭”。点击任何一个图标可以进入相应界面。为保持界面视觉效果的整齐性,“设置”图标位于界面底端且居中,其余八个图标界面左右两侧对齐排列。

诗词界面设计(图5)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首页”“发现”“我的”,图标位于界面下方。界面视觉设计以浅色、黄色为主。

“首页”板块分为三个部分。界面上方设置左右滚动条,内容为当前较火的诗词节目推荐,如《经典咏流传》《为你读诗》等,用有时代价值的创新节目引发用户的共鸣,体现传统文化的时代性。点击图片可以观看最新节目。中间部分为诗词索引,按照朝代、作者、类型、诗集等搜索,如点击“作者”,就能进入按照作者进行索引的界面。屏幕下方是“今日荐诗”,每天推荐一首诗。

“发现”板块的主题是“觅知音”,可以分享自己对诗词的见解,也可以选取有价值诉求、能与当今社会对接的诗词,通过语言和符号相结合的方式,上传自己的创作,抒发自己对诗歌的感受,启示他人。通过点击查看他人评论、点赞或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互动,在互相交流中学习新的知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用户置身于此,如同一场时空穿越,借昨日之诗抒今日之情,古今贯通,源远流长。

“我的”板块是用户个人中心,主要查看个人动态和收藏,以及管理粉丝和关注。

按照同样的设计思路,在APP中还设计了字画、服饰、戏曲、建筑、传统节日、工艺美术界面。在界面设计过程中,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形、布局等,都以用户为中心进行设置,很好地呈现APP的主题和内容。

4 结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几千年来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如今这个繁华浮躁的时代,加上受到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其内涵逐渐弱化,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淡薄。如果不能真正地传承和发展好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会逐渐沉寂。当前手机APP逐渐变成人们身体外的一个“器官”,这也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3]。大学生是我国的希望和未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类APP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帮助大学生构建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观念,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程艳敏.浅谈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J].教育探索,2014(6):30-31.

[2]张红艳.首要教学原理下高校《多媒体技术》课程APP移动学习资源建设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24):50-51.

[3]刘靓,赖守亮.“互联网+”视阈下的漆器APP界面与架构设计研究[D].工业设计,2017(10):100-101.

[4]周塘沂,李馨,魏营.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现状调查与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2014(20):89-90,108.

[5]马玉慧,赵乐,李南南,等.新型移动学习资源:教育APP发展模式探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6(4):64-70.

大学文化建设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学文化场馆;大学生文化需求;文化育人

大學文化场馆具有鲜明的育人特征

一是知识性。大学文化场馆是大学文化系统的重要表征,是一部融思想性、知识性、文化性和服务性于一体的“立体教科书”。通过其展示的载体,如高雅演出、艺术展览、史料展示等,一方面,承载着对师生展示、教育的使命;另一方面,展示过程中也是传播知识、提升文化育人功能的重要窗口。

二是文化性。大学文化场馆最核心的特性就是文化性。作为一所高校文化场馆,其在高校中的首要使命是营造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论是博物馆、艺术馆还是音乐厅,都应将经典的文化作品呈献给师生,滋养师生的人文艺术素养,尽可能满足其文化艺术需求。

三是传播性。大学文化场馆的传播性是指其弘扬和传承文化艺术及人文精神的性质。作为展示优质作品的载体,向在校师生展示和传播高水平的文化艺术作品和优质精神文化成果,培育师生的文化艺术素养,是大学文化场馆的精神核心。大学文化场馆不具有社会上文化场馆的功利性,它更多的是在潜移默化中将所要传播的内容,以契合于师生所接受的方式,源源不断地进行传播。

四是实践性。实践活动是文化场馆发挥文化育人的重要载体,也是深受学生喜欢的教育形式。文化场馆结合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需要,通过高水平的文艺演出、精品展览等,满足学生的文化艺术需求,使学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内化为学生的文化素养,真正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五是开放性。大学文化场馆首要的服务对象是学校的师生员工,但在某种程度上,高校文化场馆实质上是半市场化的经营模式,虽不以盈利为第一目的,但在其运营较成熟以后,可以适当性地对社会公众开放一部分内容,以便让更多的公众享受高雅艺术之美,在艺术的海洋中徜徉。

我国大学文化场馆建设面临的困境与缺失

一是重视程度不够。大学文化场馆作为学校的文化育人传播阵地,须得到学校决策层面和主管部门的重视与关注。但现实情况则是多数高校的文化场馆不是附属于学校的二级行政机构,而是隶属于某个学科院系。大学顶层设计的缺位导致了其受重视力度不够、投入较少、关怀较少。同时,学校的师生对学校文化场馆也知之甚少,不了解其定位和宗旨,平日也很少关注其举办的文化活动。学校行政机关与公众两个层面共同的忽视对大学文化场馆的影响与制约非常大。

二是资源匮乏、互动不够。大学文化场馆由于大多在高校内部,所以与社会上的互动较少,几乎藏于“深闺”之中,鲜为人知,导致其在演出资源上非常匮乏,成为摆设,或为会议室。并且大学文化场馆资金来源匮乏,多数大学文化场馆采取的是“以校养馆”的模式,往往根据学校自身情况来行政拨款,对文化场馆的投入少之又少,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就更加导致了大学文化场馆各方资源拓展的停滞[1]。

三是理念落后、缺乏规范化管理。大多数国内高校文化场馆的工作人员团队不是具有专业化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导致出现日常运营管理上人浮于事、推卸工作、职责混乱、发展落后等现象。除了学校决策层面顶层设计的缺位外,其自身也缺乏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管理,没有统一规范的运营管理团队。

加强大学文化场馆建设的路径及策略

一方面,在发展建设路径上,现代大学中的文化场馆应以立德树人、以人为本、强化服务职能、提升服务质量等为立馆之本。大学文化场馆大多具有“小而精”的特点。同时,因其在高校中的特殊性,在标准规范、组织架构、运营管理、经费资源、社会支持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其发展建设,不能完全照搬社会文化场馆的运营模式。另一方面,大学文化场馆建设重在培育和滋养师生的文化艺术素养,以呈现高水平精品文艺演出的方式,实现文化育人和艺术传播、营建和提升大学文化艺术、艺境,以“文化场”的形态对大学生产生价值的辐射、传递文化的温度、施以精神的影响。所以,要在加强管理机制顶层设计、注重品牌塑造、创新专业化和开放式运营模式、坚持实践育人双向互动、服务创新人才培养与社会公众需求等方面进行运营管理模式的完善;要尤其注重满足大学生的文化艺术需求,提供多维度、全方位的服务。

一是凝练文化特质,实现“育人”的过程。通过举办高水平、经典性、艺术性的演出或展览,向学生传播艺术、普及文化艺术知识是大学文化场馆的职责所在。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的晨兴音乐厅,自建造之初就始终坚持以文艺演出为核心的运营模式,不论其组织架构、管理制度、运行条件等方面,都围绕举办高水平文艺演出这个核心来推进,不间断、持续性地传播文化艺术。

二是组织高雅活动,满足学生文化艺术需求。由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多样的文化艺术需求,大学文化场馆作为高校文化育人、培育人文艺术素养、满足师生文化艺术需求的新阵地、新平台,就要在人文素质教育的视野中,组织展示多样性的文化艺术活动或项目,丰富人文艺术传播的内容与方式,致力于培育和养成学生人文艺术素养的实效。国际一流的大学文化场馆,都无一例外地经常组织丰富多彩、参与性较强的文化艺术活动。这些看似“无用之用”的人文滋养平台,以其独特且极具亲和力和公共性、柔性的服务与展示,让观者在大学文化场馆里感受到文化育人实践的鲜活。

三是鼓励参与互动,亲身融入文化场馆服务体系。将文化场馆举办的活动与引导维护、勤工助学、志愿活动等育人模式有机结合,实现志愿服务、勤工助学的双向互动和实践育人。例如:北大百年讲堂和新清华学堂,都有一支发展较成熟的志愿者管理团队。目前,高校文化场馆志愿者服务是以文化场馆为服务平台,以在校学生为主体,依照个人意愿,在其完成自身专业学业的同时以及接受一定培训的基础上,利用课余闲暇时间为大学文化场馆的文艺演出或文化活动提供义务性质的知识和技能服务,开展文化场馆演出现场服务等其他相关工作。作为大学文化场馆的重点育人服务对象,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意愿和机会参与到大学文化场馆的组织管理与日常运营中,在志愿服务的同时,也能很好地满足自身文化艺术的需求,两者达到完美融合,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育人景观。

综上所述,我国的大学文化场馆,应着眼于大学文化育人的重要使命和历史价值,构建其艺术性、公益性、开放性、可持续性的发展体制与良性运营体制,为满足大学生及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文化艺术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努力建设成为反映大学文化艺术特质和社会审美意识的文化传播平台。

参考文献:

[1] 蔡劲松主编.大学博物馆的当代转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262-263.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陈 栓]

大学文化建设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1930年代的中国文化生态极不平衡,文化区域主要集中在北平、上海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的文化通过主体的集居状态、经验形态和创造心态影响着文学理论的生成,从而形成“京派”与“海派”两种理论形态,两派理论在文体与逻辑形态上差异甚大。

关键词:193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形态;京派;海派

谈文学不能离开文化,因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而文化则是文学理论这一特殊的“精神文明的产物”最为核心的“环境”,因为“文学是文化中的一个部门”{2}。

文学理论的发展根本不可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的文化状况的影响,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1930年代即被人视为与“经济”、“军备”并列的国家“势力”。③

文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物质活动方式,也包括人们的精神活动方式;既包括客体之自然、社会的世界,也包括主体之情感、心理的世界,还包括人类所创造的知识世界,也就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1(客体、物质世界)”、“世界2(主体情感和心理世界)”、“世界3(主体创造的精神世界)”。文学及其理论世界自然属于“世界3”,也就是狭义的“文化”世界。作为由文学主体即文人们创造出来的“世界3”,其存在形态为前两个世界的社会生态状况所决定,亦即由社会客观因素(经济、政治、教育、历史等)和主体经验因素(艺术素养、审美趣味、创造能力等)所决定。

1930年代的中国文化生态极不平衡,其主流文化形态以城市文化形态为主,因为广大农村教育出奇的落后,民众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文艺的创作、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在城市区域内进行。该时期(1938年抗战爆发以前)中国的文化重心是上海、南京、北平(现在的北京)三座城市。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因而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城市,是当之无愧的经济、金融、贸易文化中心;北平虽然在政治上比不了南京,在经济上比不了上海,但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力量上却远远高于南京,也高于上海,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文化中心。这种地域经济、政治、学术的三分格局,在1930年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形态表现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这个鲜明的理论印记表征就是南京文学与学术的乏弱以及上海“海派”与北平“京派”的对立。

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其文学与学术何以乏弱?这与政治中心环境下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限制过多有关。在这样的区域,文人自然不敢放肆,理论领域里的探索不敢乱越政治的雷池。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由于军事强人掌权,其政治模式还基本上停留在“军政”阶段,蒋介石本人又十分崇信法西斯主义,在他直接掌控下的京畿之区,作为国民政府的政治中枢,意识形态管制较严,言论自由十分受限;即使在文艺领域,官方也给文人们制定了大大小小的政治紧箍。这种政治环境不可能不影响文人的创作与思想,不甘受约束的文人都选择了政治意识形态大逃亡:持不同政见的左翼文人跑向上海,自由主义文人北上北平,南京所剩的也就是一些想吃官饭的平庸文人。在此情形下,南京文学界不可能在理论上有什么作为。自古以来,凡政治意识形态管辖过严、政治标准第一且评价标准单一的时代和国度,精神领域必然萎缩,各种理论的发展必然走向穷途末路。

上海和北平的文坛出现“京派”和“海派”的对立;主要是因两地各自的地域文化生态而起。两地不同的文化生态,陶铸着两地的文化精神和文学风气,从而导致两地文人在创作文体、创作风格、艺术追求上的巨大差异。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北京的文人群体追求高雅、纯正、理想的艺术境界和人生旨趣;受殖民主义统治影响下的商业投机习气影响,上海的文人群体追求“名士才情”、“商业竞卖”。当然,这只是就地域文化的整体精神而言,不能一概而论。“京派”与“海派”概念的提出者沈从文对此说得也十分清楚:“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京,也已经有了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才’与‘风气’。”{1}因此,“京派”与“海派”的划分,其逻辑依据不是地域,而是文人禀有的艺术价值观。

抗战以前,中国文艺界的精英集聚区域主要是北平和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文艺精英大批南迁,桂林、昆明、重庆都曾经成为193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文艺中心城市。战时的中国一切以抗战为目标,偶有的理论争鸣与批评也都与战时政治有关,因此,谈及该时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时间上以抗战以前为主,地域上以上海和北平为主。事实上,1930年代文学领域的批评、论争和知识探讨,也主要发生在抗战以前的上海和北平。

先看当时上海的文化生态状况。19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为特殊的一个区域,这一区域的特殊性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政治环境等各个方面均与众不同。

从自然位置上说,上海地处长江口,交通便利,航运发达,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抗战以前,上海在行政区域毗邻国民政府首府所在地南京,属于国民政府治下的亚政治中心区域;抗战以后,南京陷落,成为汪伪政权的首府所在地,上海又成为日伪统治区的一个亚政治中心区域。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治下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主权城市,因为它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区域。“租界”享有独立的政治和司法权,成为国民政府治下区域的政治飞地。无论是“共产党”、“第三党”还是其他政治反对势力,只要逃到租界内,就可以安然无事。以法租界为例:“30年代初期,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各派系、共产党及其他进步人士,在法国当局的‘中立’政策下,把法租界作为政治舞台而激烈较量”,“根据中法条约,法国领事对法租界的法国侨民拥有司法裁判权,一般称为领事裁判权,由领事法庭行使司法权。同时,法国领事还攫取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审判权”,“根据该条约,法租界当局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治安紧急条例》,因此,在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共和进步人士的迫害。”{2}多重政治空间给多重政治势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既藏污纳垢又藏龙卧虎的上海因此成为各种势力尤其是国共两党政治、文艺的博弈中心:它既是左翼文学的大本营,又是民族主义文艺的集结地。

从经济状况上说,上海因其特殊的自然和政治地理位置成为西方资本家在远东投资的最佳场所。上海的工业、企业、金融、贸易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其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日本的首都东京,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其娱乐和消遣条件也比国内其他大城市高得多。这里是花花世界、销金之窟;只要有钱,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从发展历史上说,上海有较长时间的殖民历史。受西方人价值观的影响,上海人在经济上喜欢投机,在政治上倾向自由、民主,在商业活动中喜欢冒险投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放纵和刺激。西方殖民统治影响下的铜臭飘飞、人欲横流,上海人早已司空见惯。受此影响,上海形成了注重实用、势利的精神传统。在这个十里洋场,很少有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见金钱而不眼开,也很少有人能够不趋时媚俗、追新逐奇。

1930年代的上海,其政治与生活上的多元、混杂特征必然影响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上海的商业环境给许多那里漂泊的文艺青年提供了谋生之路,以至于对“海派”文学的商业气息十分反感的沈从文也一度说:“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1}左翼文学家正是“看中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更看中了上海,于是用租界作根据地,用文学刊物作工具,与三五小书店合作,‘农民文学’、‘劳动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等等,随之产生。租界既是个特别区域……商人目的又只在赚钱。与同业竞争生意,若投资费用不多,兼有相当保障,为发展营业计,当然就将这些名词和附于名词下作品,想方设法加以推销。”{2}同样,那些留学归国的前卫艺术家,他们秉持的先锋文学意识,在上海找到了现代派文艺的试验场域。这一时期,上海文艺界的商业化、政治化、前卫化、通俗化等数重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而“海派文学”的滋生,正是以此为文化背景。

再看1930年代北平的文化生态状况。和上海相比,当时的北平是另外一番文化光景。该时期北平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③程度与上海相去甚远:“与上海适成对照的是,30年代的北平经济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以前的状态。除了电车以外,大部分北平人几乎没见过现代机器和现代化的生产关系。该城仅有的一点点工业大部分是一些分布在该市各处的以计件工作为基础的小工厂车间。”{4}以1933年的情况为例,国民政府官方发布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全国12个主要城市之中,“北京工业……大多规模小、资金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5}。到1935年时,北平的“工业始终没有长足的发展,由于聚集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城市商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远比工业要快,据1935年统计,在全市资本总额中,工业资本仅占到5.62%,商业、金融、服务业资本占94.38%,其中商业资本占到50.58%。依然是以消费商品为主,而且其中粮食和副食品还是占主要部分”。{6}这些统计数字表明,1930年代的北平虽然是一个大都市,但决不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因为社会现代化的硬指标之一就是科技和工业生产的现代化。在政治方面,自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平的政治中枢位置自然失去。然而,经济、政治的边缘化并没有导致北平文化发展中的边缘化。抗战之前的北平,其文化综合实力堪称中国的中心。

北平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原因有多种。一是现实原因。国民政府虽然定都南京,但因其政权不稳,它一时还顾不上文化建设,许多重要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仍然留在北平,这就使北平的文化生产力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军地位。二是历史原因。从明清两个朝代再到初期的民国,北平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发展已历数代,积淀已久,底蕴丰厚,其精神地位一时还难以动摇。三是文化自身的原因。文化世界的建构与发展,与物质世界的建构与发展规律并不一样;在物质世界的发展中,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机器设备、实验器具马上就能投入使用,高楼大厦马上就能建造成功。文化的发展过程较之物质世界的发展要缓慢得多,它需要薪火相传,靠一点一滴积累而成;其成也缓,其败也慢,不会随政治改变而立即随之改变。国民政府虽然定都南京,但也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就把南京改造成一个文化大城;北平积累了数百年的文化,同样,也不会因首都的迁徙,大厦将倾,成为精神领域里的破落户,此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当然,京派和海派文学理论形态的差异还受制于京沪两地文人尤其是自由主义文人和左翼文人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差异,也就是文学理论生产的主体世界差异,这种主体世界的差异隐然折射出现代外来文化与中国社会秩序的双重影响。从文学理论生产主体的教育背景来说,京派的自由主义者留学背景多为英美。英美国民价值理念奉行独立、自由、平等,政治变革喜改良而不喜暴力革命,尽管美国是以暴力革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的,但这个国家与英国文化渊源关系毕竟太深,因此在政治理念上多与英国趋同。海派中的左翼文人大部分留学日俄,俄国政治革命当时是“正在进行时”,日俄两国虽有宿仇,却并没有影响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日人在政治理念上多受俄人熏染,苏俄革命思潮对日本影响极大,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苏俄政治与文艺思想多由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从政治出身来说,留学英美者多出身大户人家,而留学日本者多出身草根阶层。大户人家多是“被革命者”,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而草根出身的文化英雄则深受被压迫被剥削之苦,自然极力主张革命。

上海、北平在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物习俗等文化生态方面的差异,以及文学生产主体世界的差异,这两者是如何影响文学生产状态,从而影响文学理论形态的?客观的文化生态是如何通过主体情态对文学理论形态生成造成影响的?弄清这两个问题,对理解1930年代文学理论形态生成的文化生态根基及其互相关系至关重要。在我国的学术环境中,人们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尽管从口头上承认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但在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往往不敢对意识的作用展开分析,生怕被人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从文化创造的实际情形来看,主体在精神文明的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关键;“吾心就是宇宙”、“意之所在便是物”,从精神创造的角度来说,这些命题确能成立。如果不是站在决定论的角度,而是站在实践论的角度考虑,在文学领域里,意识的确能创生“物质”:文学作品的虚构形象、文学理论的设计模式,一旦通过相关手段物化出来,就能成为人类创造的第二世界。在1930年代,上海、北平的文化生态通过影响文学主体的下述成分,从而形成相应形态的文学理论:

一、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集居状态。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商业、金融、贸易城市,又有租界这样的特殊政治——地理空间,它既能给政治受迫害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栖居之地,也能给普通人提供较多的生活和就业机会。所以,早在19世纪末,四面八方的人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上海,虽“沪上开销之大,……而四方之人犹源源而来者,以上海所谋之事多也”。{1}如果“混在杭州城里,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机缘。上海是通商口岸,地大物博,况且又有租界,有什么事,可以受外人保护的”。{2}这虽是小说家语,却也是1930年代大量涌入上海之众生真实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上海是金融冒险家、商业投机者的乐园,也是下野高官、失意政客的寓居之所、持不同政见者的避难空间;是先锋艺术家的实验之地,也是文学爱好者的谋生之所。京派作家沈从文也曾一度漂泊上海,尽管沈氏对沪上文坛的政治性质和商业气味极为反感,但他对上海本身的生活环境却十分怀恋,他在给友人的通信中强调:“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适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心想,我一定还得回去,只有上海地方成天大家忙匆匆过日子,我才能够混下去。”③为什么年青的沈从文只有在上海“才能够混下去”?因为上海数百万人口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的贫民阶层,上海娱乐场所虽多,他们能够去的地方实在有限,于是,大报、小报的花边新闻、桃色事件、文艺副刊等,成为底层民众茶余饭后的主要娱乐对象。写稿件、赚稿费成为有文字写作一技之长的青年们的主要谋生方式,沈从文、曹聚仁、徐懋庸、谢六逸等不同理论倾向的文学青年,在1930年代文坛上都十分活跃,报上曾有专文称沈氏为“多产的沈从文”{1}。文学市场拉动文学消费,文学消费推动文学生产,文学生产的增长吸引更多的文艺之士走向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种种良与不良现象,必然诱发相关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反思,这是文学领域必然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经验形态。两朝古都与现代新城、慢条斯理与行色匆匆、余韵悠长与机器轰鸣:这就是1930年代北平与上海适成对照的文化生态图景。两种文化生态图景的差异实质上是传统手工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的差异,也是两种生活经验状态的差异,“京派”与“海派”的对立正是建立在这种差异状态下文人经验形态的对立。借用德国现代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观点,传统手工文化的特点是“闲适”,现代工业文化的特点是“震惊”。手工文化属于“经验文化”,现代工业文化属于“体验文化”。“经验”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为基础的淳朴生存状态,“体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遭到破坏,信息取代感觉与想象、冲突与对立取代和谐、机器支配人的生活状况。“经验”与“体验”的对立与冲突实际上是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两种文化的对立意识集中在沈从文为代表的“乡下人”文化心态中。谈到“乡下人”或“都市里的乡下人”这种说法,一般人都熟知沈从文的“乡下人”宣言{2},其实在1930年代,京派作家中作出这种思想表述的不止沈从文一人。李广田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件吧。”③李健吾在评论李广田的诗文时则说:“我先得承认我是个乡下孩子,然而七错八错,不知怎么,却总呼吸着都市的烟氛。身子落在柏油马路上,眼睛接触着光怪陆离的现代,我这沾满了黑星星的心,每当夜阑人静,不由向往绿的草,绿的河,绿的树和绿的茅舍。”{4}京派文人普遍存在的“乡下人”心态,实际上是京派文人的生活经验形态在创作或批评上的一种理论折射,一种美学层面的理论还乡意识,这种理论还乡意识的表现,就是京派文人在批评与理论上的诗化风格的追求。{5}

三、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创造心态。地域文化生态对文学理论形态的影响,1930年代的鲁迅已经洞察到这一点:“‘京派’与‘海派’,……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6}鲁迅所说的“居处”,其实也就是地域文化环境,而他所说的“作家的神情”,则是指作家、批评家的创造心态。上海的文人大多生存比较窘困,许多人都有过居住狭小、昏暗、通风差、冬冷夏热的“亭子间”的经历,在那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文人没有条件平心静气地从事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在那个殖民化、商业化的社会里,生存是文人的第一法则;而要生存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走:堕落或走向反抗。大部分文艺青年走向了政治激进之途,他们深知:“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7},更为符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和心理需要。一心为生活抗争奋斗的文艺家只顾得了当下,当然没法“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自然,那种深入细致、富有学理的学术论文在上海文坛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上海文坛所能产生的理论形态,也只能是一些零零碎碎,难见系统。北平远离政治中心,没有花花世界的喧嚣与骚动;虽然其商业水平也相当发达,但影响不了文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北平的文人都是生活处境优裕的教授、学者,他们没有上海穷文人的生活窘境,能够静下心来,一门心思搞学问;他们对文学问题的思考多是从文化精神的层面来考虑,其理论设想大都建立在人类生活常态这一暗含的假定之上,政治意识不强,很少从时局出发去考虑问题。他们谈天说地,谈生活,谈文化,“什么都谈,只除了政治”{1}。“纯正”{2}的审美趣味、高蹈的文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事实上也只能在这种文化情态下才能生成。

与平、沪两地的文化生态、文人情态相对应,京派与海派两个地域文化派别所生产的文学理论也表现为文体与逻辑两个种类的差异。

理论文体形态的差异表现在:海派文人中的左翼文艺家因贴近政治、立场左倾、心态浮躁、情绪偏激等原因,坐不住冷板凳,其理论见解常常是以杂感、小品、随笔等文艺作品的形式体现,左翼批评家的理论文章虽也有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也都近长篇文艺政论;京派文人大都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如上面提到的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等人,他们大都在高等学府供职,远离政治与商业,远离杀戮和恐怖,商业领域里的经济危机、政治领域里的腥风血雨,似乎都与他们无关。所以,他们能够安居于自己的象牙塔内,谈审美,论距离,讲象征,说趣味,构制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即使批评文章,往往也洋洋洒洒,钩深致远;至于专门的学术论文,更是探赜索隐,旁征博引,立论沉实,理足服人。

“京派”与“海派”文人在文学理论的逻辑形态建构方面,其精神差异更大。

海派中的商业主义者,如张资平、叶灵凤之类的人物,其写作目标就是生活目标——赚钱享乐,而不是艺术,这类文人在文学理论上毫无建树,因为他们深知:高头讲章的理论文章根本卖不出去,换不成金币。

海派中的左翼文人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在上海那样的商业环境里,他们从事写作一方面也要顾及挣钱,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因而,其写作的根本目标是政治而非金钱,那当然也不是艺术。左翼文艺家所建构的文学理论特质不在于科学性而在于政治性和斗争性,因此,左翼文学理论一般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即使与纯文艺知识相应的讨论,也往往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最终成为思潮形态。

京派文人大都幽闭于高等学府的三尺讲堂和自己家庭的书斋,他们衣食无忧,不用像艺术领域中的商业主义者那样为金钱而奔波,自然,作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③,他们也没有左翼文艺家的革命冲动。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活动,京派文人都比较讲究秩序,追求典雅和厚重,讲求趣味和水平。他们关注的是艺术自身的存在与文学知识的传授,他们对相关文学的探讨往往出于纯粹的知识与理论兴趣,以及对于文学艺术自身深深的迷恋,他们在文学领域里的理论研究成果,成为较深层次的知识形态。

当然,在纷然芜杂而又丰富无比的事实面前,任何逻辑概括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所谓“京派”与“海派”之说,也只是从两个地域的文学精神与理论形态的总体状况概括而言,理论上的实际存在情况却常常是“斩不断,理还乱”。以象征主义诗歌理论而论,左翼文人穆木天与现代派诗人李金发可谓标准的“海派”,然而,他们在探讨象征主义诗歌理论时,十分严肃认真,李金发的诗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商业主义市侩之气,穆木天的诗论也没有左翼理论家常有的机械左倾之弊。

【责任编辑 付国锋】

大学文化建设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大学语文”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本文认为要着重从强化母语教育、充分利用教材与教师的主导作用等几方面强化大学语文教育,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强化;大学语文;教学;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一笔无法计量的财富。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字,丰富的文化典籍,精彩的文化艺术,智慧的哲学宗教,还有道德伦理等,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精粹和智慧的结晶,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为了民族的振兴、历史的传承和提高人文素质,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大学语文”课程介绍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和杰出的历代作家,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应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学语文”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大学语文”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学生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握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

要更好地发挥“大学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大学语文也要加强课程自身的建设。

1.强化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

“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就是祖国,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

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2.强化大学语文教材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导向性资源平台。

大学语文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为此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现行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古代的經典作品是其中的重头戏。像《大学》《论语》《尚书》《周易》,还有优美的诗词、散文和古典的小说等等,这些作品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能够体现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教师把这些优秀的作品作为授课的媒介,能使学生深刻的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让他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精神修养;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感受到与之相比毫不逊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3.强调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引领者。

大学语文教师是高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

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是大学语文教师要的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授课中,教师要结合社会历史文化去分析作品中包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跳出单纯文学赏析的老圈子,追求别开生面,以开放性的眼光启发学生多角度看待事物。大学语文课堂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联系实际,鼓励创新;不仅立足分析文化现象,更着眼于培育人文精神;不仅帮助学生加深对中国文学、文化史的了解,更教给学生“以史为镜”来分析当下问题,认识当今社会。在教学手段上,要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普及传统文化。以教材为依托,以互动式教学为主,把教学从传统的课堂模式上走出来,提供更加开放、互动的学习空间。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

当然,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我们应寻求一条更加科学有效的路径,让大学语文课程在传承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福贵.大学语文教育的学科定位与功能特性[J].中国大学教学,2014,(1):48.

[2]杨晓敏.高校语文教育与提升学生人文素质探讨[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7(29):12-13.

作者简介:黄丽萍,江西工程学院公共课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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