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功能泛娱乐化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电视是当代社会的重要传播媒介之一，发挥着引导社会舆论、弘扬意识形态、提供文化娱乐、传播内容信息、创造经济价值的多重功能，正如学者高鑫在《电视艺术概论》中所言：“电视将人类带入了一个高度文明的新世纪。”[1]电视剧根植于现实生活完成创作，其受众面覆盖广、观看时间长、美学风格独特、传播影响力大，是电视节目的重要类型之一。我国电视剧创作历来重视对时代特色、现实生活、社会变革、典型事迹、核心价值的反映。近25年来，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以真实世界为原型、以类型化叙事为特色的反腐题材电视剧走入千家万户，用精心雕琢的人物和故事吸引了人民群众的注意力，将虚构时空、现实理想、宏大叙事有机统一，呼应了国家治理中“反腐败”的主流意识形态。
一、起承转合：呼应时代转折与人民心声
正如法国学者丹纳所言，任何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2]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社会转型历程，历届政府都将“反腐败”作为国家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反腐题材电视剧将国家治理和百姓关注的焦点统一起来，以现实问题的艺术加工为路径，形成社会热点与艺术表达的呼应与互动。片中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和事件，艺术地刻画了政府形象和理政手段，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呼应了人民心声，展现出主流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心态的价值融汇，建构了主流文化审核和大众文化审美的通路。从1995年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反腐题材电视剧《苍天在上》算起，我国反腐题材电视剧创作起承转合的发展反映的不仅是电视剧现实题材创作理念、加工手法的日臻完善，也是时代旋律和社会治理在电视剧领域中的具体投射。
（一）起步：形式初创、话题引领
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出现呼应着时代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中相对自由并具有娱乐化色彩的大众探讨下，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反腐”被逐渐“脱敏”，触发了人们对反腐本身的深入讨论。[3]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3年8月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说，如不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4]1995年至2000年间，以《苍天在上》《党员二楞妈》《反贪局长》等为代表的作品在电视剧领域全面开启“反腐”话题，大胆揭露和批判社会中存在腐败现象，尤其是个别党员干部以权谋私的行为，直观呈现了反腐败战线惊心动魄的斗争，弘扬了主流意识形态，取得了良好收视效果。如1995年周寰执导的《苍天在上》，讲述了章台市一起牵涉“副省级”官员的千万元腐败大案跌宕起伏的侦破过程，首播全国收视率即达15.8%，单集收视率最高达39%，成为无法赶超的时代“爆款”。这一时期该类作品以“反腐败”话题引领观看热潮，初步形成了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基本特征：人物和剧情塑造相对刻板化，精心打磨二元对立的“对手戏”，重在对“清官”形象的塑造，针对腐败问题的深入归因和“法治”意识的传播偏少，但少而精的创作规模，极高的关注度和可圈可点的思想价值，使其成为国产电视剧中炙手可热的类型。
（二）承续：立体塑造、弘扬法治
2000年至2004年间，继电影《生死抉择》掀起热潮后，以《绝对权力》《大雪无痕》《红色康乃馨》《黑洞》《至高利益》等为代表的连续剧不断涌现，也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效果，标志着反腐题材电视剧创作进入相对成熟期。从题材上看，“反腐”故事开始逐步切入不同行业和领域;从情节上看，开始关注“权力”观念异化导致的矛盾;从人物上看，扁平化的人物形象向着立体化发展，“清官”和“罪犯”的脸谱化形象被打破;从立意上看，开始从人性自身和制度完善两大方面反思腐败问题的根源。如雷献禾、康宁执导的《大雪无痕》围绕反腐斗争主题，将职工下岗、国企改革、官场角逐、官商勾结等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问题植入故事背景，以“反腐戏”链接公安戏、职场戏、家庭戏、情感戏、法庭戏，最终以主人公周密被判处死刑收尾，同时又留下“东钢”贿赂案主角仍逍遥法外的开放式结局，凭借较为成熟的叙事手法和艺术表达获得金鹰奖、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这一时期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将“法治”作为母题，推动了对依法治国时代主旋律的弘扬。
（三）转折：政策调整、数量减少
反腐题材电视剧因涉法、涉警、涉案，其“双刃剑”效应导致其一方面是弘扬社会正义与依法治国的艺术载体，而一旦把关不严则落入违背法律逻辑和细节真实，沉溺对犯罪过程、钱权交易、畸形情感描摹的窠臼之中，甚至催生现实生活中的“模仿”效应，因而成为始终被从严审查把关的片种类型。其创作的“一窝蜂”现象仿佛正应了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所言，文化商品赢得的消费者越多，其经济回报就越高。[5]但物极必反，2004年4月，國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査和播出管理的通知》，将涉案电视剧调出黄金节目时段，并严格控制其播出数量，要求加强该类电视剧的审查力度，为未成年人成长创造健康氛围，进一步净化电视荧屏，将其负面作用降到最低。2004年至2015年，反腐题材电视剧创作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这一时期其创作数量明显减少，可谓风光不再，仅有《国家干部》《老娘泪》《审计报告》《反腐雄心》等作品余温尚存，而古装剧、都市剧、职场剧、军旅剧等类型电视剧的兴盛进一步蚕食了反腐剧的份额。这一时期该类电视剧偏重规避“媚俗”风险，弱化案件的黑暗程度，刻画腐败危害和反腐决心，重在挖掘片中人性的闪光点。
（四）整合：审慎回归、精品重现
2014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6]的创作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加大反腐败力度，社会对反腐工作形成空前关注。2015年以来，以《人民的名义》《人民检察官》《江河水》等为代表的反腐题材电视剧重归荧屏，标志着该类电视剧创作新局面的产生：立意和剧情不再单纯地停留在为反腐而反腐的格局中，“而是把反腐与重塑社会的公平正义相连接，始终把人民摆在中心位置，重申了人民的主体价值和意义，旗帜鲜明地书写人民至上、人民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摆正了政党、国家机关与人民的关系，通过剧中人物围绕‘人民利益’做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演绎和阐发”。[7]《人民的名义》连续28天位居全国电视剧收视率榜首、单集播放量突破10亿，显示出观众对这类电视剧新作的认同。这一时期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坚持走“既要贴近现实、又要有足够高度”和“少而精”的创作路线，多以双线索或多线索立体支撑叙事架构，重在拿捏“反腐、倡廉、正能量”的尺度，在“法”与“情”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对“德”的呼唤。
反腐题材电视剧的起承转合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和大众文化情感的诉求密不可分，其发展历程显示出：从宏观创作层面理应坚持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水准——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传播真善美;[8]从微观创作层面则应认识到“类型”是“具有联想关系的公认套路”，反腐剧在本质上是一种类型片，[9]重点对其创作规律和特征展开深入剖析。
二、多元融汇：并蓄“类型化”与“兼容性”
从宏观上看，反腐题材电视剧归根结底是一种“类型剧”。学者逢格炜、裴永忠在《当代中国反腐电视剧发展述评》一文中提出，反腐电视剧是人们从题材的角度给出的命名，指出的是正面表现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演剧形式，作为一个电视剧类型，除了思想内容的一致性以外，每部反腐电视剧作在艺术处理上也大致具有类似的共同特征。[10]这类电视剧从现实主义基调入手，在主题设计上多以弘扬法治、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人民至上为根本，在人物关系上多以正反两派建构“对手戏”并由次要人物从中润滑调剂，在情节设置上多以跌宕起伏的正邪较量为主要内容，最终以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正义战胜邪恶为结局。
从微观上看，反腐题材电视剧也是一种“兼容剧”。随着我国电视剧生产创作和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广电学界对电视剧类型的研究不断深入，标定了电视剧创作中多元化类型和元素的运用，发现并分析了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剧类型的边界被模糊的倾向。反腐题材电视剧无论从题材涉及、冲突建构还是人物符号上，均表现出较为宽广的“兼容性”，常常调用多种电视艺术表现手段对戏剧时空展开描绘，是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方法论的“集大成者”。
（一）叙事手段的类型化分析
1.时空与视点运用的共性
时空是建构电视剧的基本要素，时空串联的顺序和方式组织起剧情表述的脉络。反腐题材电视剧为充分描绘多种力量在不同环境下的复杂“角力”，常以纵横建构的时空关系串联起典型的多线索叙事，其“纵”多以时间的线性维度布局场景、展开叙事，其“横”多以平行蒙太奇手段分布空间、植入不同群体及其行动。如巴特尔执导的《至高利益》以多线索的方式展开叙述，从中江工业园区污染事件、国有红峰服装公司官司纠纷、市投资公司三年烂了两套班子等事件切入，涵盖了市委书记李东方、省委书记钟明仁、前任市委书记和原常务副省长赵达功等多种力量的角逐，发挥了电视艺术对时空的省略、放大、平行、对比等处理手法，立体地完成了故事建構。电视剧将全知视角、内部视角、外部视角加以变换、跳转，使叙事视角在不同人物之间流动，令故事描述更加丰满充实，人物塑造更加立体深沉。
2.节奏与悬念设置的共性
反腐败题材电视剧把握了类型化叙事中张弛有度的节奏韵律，重视故事起承转合和轻重缓急的有序组合，利用减速、停顿、突变、加速、延宕、重复等节奏形态，实现流畅生动、扣人心弦的叙事效果，进而达到烘托场面气氛、揭示主题思想、引发观众思考的目的。好莱坞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言：“你不是靠给予信息来保持观众的兴趣，而是靠‘扣押’信息，除了那些为了便于观众理解而绝对必须的信息”[11]。此类电视剧常利用有限时间之内观众所获取信息和片中人物所掌握信息之间的不对称性来建构“信息落差”，营造观众观看时的紧张感和疑问性。如程力栋、英宁、詹成霖执导的《人民检察官》以地方人民检察院办理李瑞军杀人案中的各种疑点和多重阻力为主线，辅以副局长和公诉处处长带领年轻检察官们办案所经历的恋爱、收入、住房等现实问题，灵活运用叙事节奏的变化和悬念的设置与释放，打磨了一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追寻真凶的故事，塑造了中国检察官不忘初心、公正执法、充满生机的正面形象。
3.推理与归因构思的共性
涉案电视剧常以抽丝剥茧、层层揭示为表征的“推理”构思激发观众的思考欲望和参与程度，以众望所归的解决来实现戏剧性的“合题”。在推理过程中，合理利用观众的“窥视”欲望，合理安排不同视点，使观众处于不同角度对信息的掌控和人物身份遭遇的区别的感知，造成好奇心的悬置、满足与释放，在观看中实现自我认知和心理的平衡。同时，反腐题材电视剧强调“罪与罚”在情理和法规层面的归因设置，由情节塑造出“贪腐必然付出代价”“贪腐势必受到惩罚”的中心思想，以人物经历的爱恨情仇映射社会伦理和家国情怀，建立起国与法、人与人、人与法、人与社会的关联，实现对潜在犯罪者的震慑、对普通民众安抚与规训、对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作用。
（二）情节模式的兼容性分析
1.题材元素的兼容
在电视剧类型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已经关注到该类电视剧的题材多样化和杂糅化。就反腐题材而言，其领域常常横跨政治、经济、法律，并牵涉到文化、心理、情感、伦理等其他领域。学者凌燕指出，在电视文化视域中，许多政治经济行为都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一切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与不合法相互斗争、相互依存，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12]学者吴素玲在谈及“公安剧”时表示，该类题材电视剧的定义比较广泛，所有反映犯罪的电视剧都可以划入，如刑侦、反腐、缉毒、大案要案等子类型。[13]学者张雅欣、付晓光将反腐剧归于“现实政治题材”，重在反映国家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展现其矛盾、冲突。[14]学者陈笑春在《法律的电视虚构生产——中国当代法律题材电视剧研究》中则以中国涉法题材电视剧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电视剧文本对法律的制度性规定、基本价值和法理文化的建构。正如腐败本身具有复杂的社会动因，反腐题材电视剧在题材上需汇集悬疑、言情、警匪、伦理、情感、商业、法制、侦破、推理等类型于一体，以兼容式的形态呈现于人们视野之中。
2.对抗元素的兼容
黑格尔曾将“冲突”划分为三种类型[15]：一是由物理或自然情况所产生的冲突，二是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三是由心灵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在当代影视作品中，戏剧冲突经常体现为三种类型：一是人和人、人群和人群之间的冲突，通常表现为承载不同身份、性格、价值观、行为模式的独立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外部冲突，如《国家公诉》中检察长叶子菁和陈汉杰、唐朝阳等人与副省长王长恭集团之间的对抗;二是人和环境（社会）之间的冲突，通常表现为独立个体或群体由于性格、身份、心理、教育、家庭、婚姻等关系造成的与生存环境或社会主流难以融入的冲突，如《忠诚》中烈山县委代书记田立业因个人性格和办事作风与“官场”规则格格不入造成的矛盾;三是人物内心的冲突，通常表现为对公私善恶、爱恨情仇的挣扎与彷徨，如《黑冰》中毒枭郭晓鹏在最后一集中长达10分钟的独白，展现了其对当下处境、行为习惯、等级阶层、生活甘苦、家庭关系、自我认知的感悟与矛盾。正如车尔尼雪斯基所言，“在艺术中，一个至高至善的人，就应当拥有一个生气蓬勃的人身上所体现的那种追求的全部多样性”[16]，反腐题材电视剧可以较好地发掘和兼容这种多样性，为本身扁平化的人物身份增加更多形象上的立体感。
三、镜像隐喻：折射当代社会与文化变迁
学者牟成文在《群体意识形态的概念、特点和功能》一文中写道，意识形态应该是统治阶级、社会利益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和社会关系群体（包括各种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在对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等进行自觉反映时所运用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心理认知、精神指向和理论学说的总称。[17]这一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梳理恰巧指涉了反腐题材电视剧意识形态层面所包括的政治语境、经济背景、社会转型、文化冲突等领域的内涵。
（一）身份、群体与阶层复制
1.知识分子身份与精神的异变
“知识分子”是反腐题材电视剧中的核心角色。从广义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是具备较高受教育程度，从事知识和思想创造、传播、运用的人物，常常扮演着关心社会发展的参与人、人文精神的阐释人、社会变革的先锋者三重不同角色。《论语·子张》曰“学而优则仕”，当知识分子成长为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背景均占优势的公务员、嵌入权力机构之后，如何达成政治环境和精神气质的调和，应成为该类电视剧始终关注的焦点。如《绝对权力》中省委副秘书长刘重天、镜州市委书记齐全盛、副市长周善本，塑造了知识分子步入仕途成为党政干部的正面形象;反之如《国家干部》中的齐晓永等角色则是知识分子“入仕”后精神异变的代表，其精英阶层的能动性在物质力量和不良价值观的奴役下逐步丧失，最终沦为“领导干部犯罪”的标志符号。
2.底层认知、性别支配与阶层复制
反腐题材电视剧不仅展现机关和商海的争锋，更以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变革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疾苦，如《江河水》中濒临破产的港务工人，《忠诚》中轧钢厂工人闹着要归还集资款等。该类电视剧以平民化的视点切入，引导民众正确认知国家政策和社会治理手段，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弥合发展过程中阶层鸿沟、贫富差距等方面的裂纹。值得关注的还有反腐题材电视剧中的性别设置，其共性问题在于女性角色几乎是男性支配下“他者”言说的客体，仿佛是作为“失语”和“无语”陪衬的“圈外人”，反映出“性别支配是当今文化中无处不有的意识形态，它提供了最基本的权力概念”。[18]社会阶层的代际复制是此类电视剧隐藏的又一话题，当市场成为财富分配的主要手段后，各类资源开始重新聚积，贫富差距逐步拉大，优势阶层占有社會中更多的资源、人脉、机会，“身份壁垒”这堵无形的“社会围墙”正逐步嵌入不同的群体之间，加剧了社会上、下层间的差异。
（二）权力文化与社会治理
莫里斯·迪韦尔热在《政治社会学》中写道，“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体的文化体制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19]反腐败题材电视剧中所指涉的官本位文化、圈子文化、权谋文化一方面为戏剧性的酝酿提供了素材和引线，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官僚做派、人情社会的裙带纠葛、尔虞我诈的族群记忆又成为权力文化的负面清单。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权力”，在催生社会意识、实现生产关系方面有着巨大作用，社会政治权力正是在意识形态的叙述和解释中被大众意识承认和接受，从而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20]反腐题材电视剧如何从权力文化的符号和清单中寻找能够“缝合”不同社会阶层的认知、达成意识形态共识的元素，潜移默化地映射社会治理的进展，仍是其除开艺术创作路径之外需要深入反思和进一步挖掘的内涵。
结语
电视剧作为电视文艺创作的重要载体，应当为时代而书写。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变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艺术表现以不在场和缺失的状态出现，或总站在变革之外，一定会离人民越来越远。[21]从这点上来看，反腐题材电视剧这一类型化题材承载了社会政治与文化启蒙和讲述当代中国的功能，诸如《人民的名义》等走精品化路线的作品尚有较好的生成空间。但另一方面，其在创作路线上必须接受政策规约、避免创作失语、防止模式雷同、预防细节失真、规避人物失范、杜绝导向迷失、创新内容套式，以免在工业化的生产和传播中丧失其“灵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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