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1篇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期刊从期刊数量到期发行量都呈现出大幅下滑之势。据人民网对文学期刊进行的调查，目前中国的期刊社一共有9000多家，文学期刊约占10％，而这其中又仅有10％的文学期刊生存状态较好，即不到100家的文学期刊能够维系自身的运行，其余的文学期刊都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文学期刊的日渐萎靡与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文学发展不可能与经济完全同步，但文学期刊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是值得理论界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
学术界对文学期刊萎靡不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占据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第二，消遣、娱乐类的报纸和时尚杂志对文学期刊的冲击；第三，当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远离社会生活；第四，读图乐趣取代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第五，政府对文学期刊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这些分析当然成立。但是，文学理论界在探讨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恰恰忽略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似乎文学期刊兴衰存亡与文学理论没有丝毫关联。
事实上，文学期刊面临大幅萎缩是一个表层问题，其深层的问题是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越来越远离社会文化。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不能仅仅归咎于作家、读者和文学期刊，而是一个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其中文学理论苍白化、文学批评阐释无力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学繁荣取决于多种因素，不仅需要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而且需要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和介入。中外文学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文学理论的关注和介入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而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才是文学繁荣的直接推手，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运动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古典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莫里哀，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歌德，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因此，文学理论积极介入文学创作，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文学繁荣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二
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在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步入文坛，对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们描写人间苦难，反映黑暗现实，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农奴制，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尔基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不到百年时间出过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然而，这样的文学成就并非仅仅是作家努力的结果，而是在文学理论介入和推动下完成的。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坛在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并最终产生了大量以推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己任的理论家，主要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尤其是别林斯基，他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事业和文学的历史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当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发表之后，由于这两部作品辛辣地嘲讽和深刻地批判了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因此，遭到反动文人的恶毒攻击，蔑称其为“自然派”。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仗义执言，发表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和《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等理论文章，指出果戈理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而是对其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并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充分阐明了当时的俄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好作品。其后，别林斯基又写了《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理论文章，深刻地剖析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热情赞扬了果戈理等进步作家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阐明了“自然派”采取对现实批判态度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纵深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广泛地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指导广大读者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鉴赏，帮助读者去领会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培养读者高雅的艺术情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引导，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如果人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那么，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断然不会如此波澜壮阔。
三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对当下的中国文坛是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介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要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阐明文学面临的历史使命，引导作家关注现实人生，引导作家追求高雅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对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进行剖析，引导读者把握作品，培养读者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只有当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出现良性而有效的互动的时候，文学思潮才可望推动文学的发展，文学繁荣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文学期刊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成为沟通作家与读者桥梁和媒介。
然而，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起到这样的的作用，文学理论完全在自己封闭的理论框架内自我演绎。综观当前的中国文坛，文学理论与文学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理论与创作阴阳两隔
当下，中国文坛最奇怪的现象是文学理论的缺席。文学理论的缺席并非是指中国没有文学理论家，没有文学理论文章，而是指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家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传声筒，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二道贩子”。移植而来的文学理论根本不能有效解读当下的文学现象，只能自说白话，只能在话语狂中自我消遣、自我娱乐。
文学理论家们声称“理论就是理论”，“理论与创作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以此来回绝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关注。可以说，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不仅不能阐释和解读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而且使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原创力，甚至导致文学理论家的惰性。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文学创作，是对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因而对西方文学进
行阐释和批评是有效的。但中国文学有自身的传统，中国文学关注的问题有别于西方文学关注的问题，同样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与西方人的审美理论、艺术追求判然有别。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评头论足，无异于削中国人之“足”去适应西方人之“履”，不仅不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繁荣，反而会因隔靴搔痒引起作家的反感。当移植西方理论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理论原创不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贴近现实的批评也只能成为遥远的梦想。
与移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相关的另一种症候则是：文学批评期刊也并没有起阻止文学期刊质量下滑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还加速了文学期刊质量的下滑。文学批评期刊本来应该承担解读作品、引导读者、提升审美水平的作用，而实际上文学批评期刊发表以套用西方文学理论为能事，出现严重的概念化倾向，与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相去甚远。一些以文学批评为业的学者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学悟性和文学感受能力，除了对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名词、概念进行花样翻新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而因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而与作家和读者双重疏离。
2.文学批评伦理全面丧失
文学批评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社会?文学批评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文学批评家的伦理底线何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个不敢追问的话题。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严重庸俗化倾向，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全面丧失，文学批评不仅没有起到正确引导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引导作家追求艺术完美、形成艺术风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读者，将读者引入歧途。究其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自甘沦为一些庸俗作家的吹鼓手，文学批评不是从学理出发，不是处于中立状态，而是成为作家宣传、策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使作品进入市场的必要“程序”。批评家被作家、图书经销商、作品经纪人“策划”，并为他们服务，按照他们的旨意进行所谓的“批评”，文学批评通过倚门卖笑的方式苟延残喘地存在。
文学批评伦理的全面丧失不仅是文学批评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在商业气息充斥整个社会的今天，批评家利用“批评家”的身份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对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手中的笔。然而，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并非是一个枝节性问题，它关涉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涉文学存在的价值等文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神圣性的颠覆，是对人类曾为之骄傲的精神家园的亵渎，其最终后果不仅将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而且会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之中，读者对文学形态的集体想象、对文学的信任怎能不被文学批评掏空?文学期刊怎能不举步维艰?
3.文学期刊担当意识溃泛
如前所述，学界在分析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要么从文学期刊的外在生存空间人手，分析制约文学期刊的各种社会文化环境；要么从文学期刊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人手，认为当前文学期刊陷入困境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与文化市场接轨，没有很好地适应当前文化消费的需要，因而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样的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笔者认为，文学期刊的困境在于办刊思想和编辑理念上缺乏担当意识，因而失去了文学阅读的精英群体。由于在办刊理念上定位在面向大众文化消费，因此文学期刊往往通过期刊改版、变更栏目设置、发表通俗文学作品等方式去适应市场需要，这样就难免导致文学期刊在追求贴近大众生存的过程中变得庸俗化。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场面，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层面的特别眷顾?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刻意追随市场需求?文学期刊在当时受民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担当起了思想启蒙、人生导师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学期刊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因而它成为读者的一面旗帜，成为民众寻求理想和价值的精神家园。
然而，当前的文学期刊在庸俗化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是因为文学期刊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理想、梦想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文学期刊一味媚俗基于对当代读者的一种基本预设：当代读者不需要追问形上问题，不需要理想和信念；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消遣，仅仅是消费，文学阅读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打发时间的方式。这样的预设就难免导致恶性循环，即文学期刊越是贴近大众，而实际上就越远离读者；越远离读者，文学期刊就越陷入生存困境，越来越难以为继。
总体而言，文学期刊陷入生存困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对文学期刊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于重树文学精英价值，重建读者对文学精神的信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仅应该积极反思文学期刊的生存境遇，而且也理应成为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重要推手。文学理论家不应该在转述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自娱自乐，不应该在中国文学作品上随意粘贴西方文学理论的标签，更不应该以解构、嘲弄中国当代文学残存精英意识为乐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具有理想和信念，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精英化，积极探索历史、社会、人生，思考人的终极价值，营造文学引领生活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重建读者对文学的信赖，重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重建理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这样的文学生态一旦形成，何愁文学期刊没有稳固的读者群体?何惧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休闲娱乐报刊的挑战与竞争?一言以蔽之，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根本前提是建构良性文学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高尔基，个性的毁灭[J]，文艺理论译丛。1957(1)
当代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近年来，史料工作日益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史料学转向”的呼声甚高。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新发动”，“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和方法路径主要有三：其一，转向史料（学）研究，开始具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并在借鉴中西史料学技艺基础上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其二，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新史料的发掘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拓新;其三，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实证传统回归。“史料学转向”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拓宽研究版图，反拨空疏学风，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新发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
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新世纪以来，这种学术动向竟成兴盛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在这种大势所趋中渐生变化。
1991年《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曾組织“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刊发了张颐武等人的文章。① 作为对80年代马良春、樊骏等学者“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倡导的响应，这组笔谈较早地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设史料学的构想。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解志熙也曾提出过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 “平常心”问题。此后，重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根基、操作规范的“古典化”等遂成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学术诉求。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学转向”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方面，史料研究的论题被刘增杰、钱理群、杨义、黄修己、洪子诚、吴秀明、王尧、谢泳、李怡等学者不断申述和反复提及，他们或从史料研究的意义价值、文学史写作与史料叙述的关系等各个不同维度切入，呼吁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或身体力行，投身到具体的文学史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中去。一些曾经以理论思辨和前沿批评见长的学者，如程光炜、吴俊等也调整治学理路、转移研究重心，实现由批评家身份向史学家身份的转换沉潜，形成了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乾嘉学派”②。另一方面，一系列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等不同层次的项目基金也开始向史料学选题倾斜，以“文献整理与研究”、“史料数据库建设”为名的课题在数量上有显著增加。《新文学史料》、《史料与阐释》、《现代中文学刊》可谓史料论文专刊，《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刊发与史料相关的文章。有学者统计九家主流文学研究刊物在2007—2017年间刊发史料文章的数据趋势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在近十年间呈现稳步缓慢增长的趋势，从2007年的87篇上升至2017年179篇……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也呈现大致相同的趋势，从2007年的169篇上升至2017年218篇。”③ 上述现象充分表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视史料的研究倾向已然异军突起，并成为一个颇成态势和气候的潮流性现象，且影响和成果仍处于持续扩大的态势之中。
解志熙以“古典化”命名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学术规范的倾向。程光炜以“历史化”指称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状态向实证状态的转变，并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逐渐成熟和高水平化主要归功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化”，而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可以看得清楚的学问。”④ 郜元宝则以“史学化”概括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意识增强、史料研究兴盛的趋势，呼吁文学研究在“由文向史”、“由文向学”的转向之余，“牢牢抓住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⑤ 2017年第10期《学术月刊》更是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为题发表一组笔谈，首次以“史料学转向”一词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生的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学术潮流。这一概念后来又被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沿用。⑥
就“史料学转向”的命名组合方式而言，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书中以“语言学转向”一词来命名西方哲学界从关心理论和观念到关心语言的重大转折，后被广泛沿用至文学理论、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图像学转向”等相类似的说法。所谓“转向”，往往指一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性转折。从这种意义上说，“史料学转向”比“古典化”、“历史化”、“史学化”等概念内涵更深刻。但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究竟为何？至今尚无比较明晰的申述。笔者认为，“史料学转向”至少包含三重向度：其一是转向史料（学）研究，即研究重心转向史料工作，同时在技艺上借鉴中西史料学;其二是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发现新史料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等的拓新问题;其三是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实证传统回归。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使用“转向”一词，毋宁是将之视为一场学术“新发动”。它不仅仅是对于一种过往的，或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更指向未来，内含着对一种理想治学理路和学术形态的期许。
二、转向史料（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史料学转向”首先表现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有了一种史料敏觉性并普遍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即共同意识到史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工程并在治学实践中投入这项工程。具体表现为史料的搜集、整理、汇编等工作开始得到普遍重视，且大规模和系统地展开;开始自觉地将文献史料学的方法（如目录、版本等）视为治学方法;开始在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史料学学科的建设上进行探索。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我们会发现很长时间里，只有少数学者具有史料敏觉性，史料研究工作也多限于局部。如，现代时期，我们最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莫过于1930年代赵家璧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纂。最具史料敏觉性且努力于史料整理的学者莫过于阿英等少数人。50年代初，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叢书、新华书店的《人民文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白皮书”、“绿皮书”等似乎是现代文学文献的系统出版，但其实另有建构新的文学规范、教育青年读者等目的，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献、史料的系统整理。不过，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开始启动。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也开始了较有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等。然而，随着政治、思想领域接连展开的批判运动，刚刚起步的史料工作又被迫中断。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批判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歪曲甚至伪造事实，以至“以论代史”的不良风气，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眼光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资料建设上来了”⑦。于是，史料工作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和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丛书的相继问世;一大批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大量新史料的发掘及作家回忆录、传记、年谱的编撰;版本、校勘、考证等史料整理工作的稳步推进等，无一不在彰显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⑧。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编纂、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更是规模宏大、影响广泛。而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等成果的出现，则标志着80年代的史料工作已逐步从史料汇编走向专著化。但此期的史料工作成绩和价值仍只为少数学者所关注和认可，多数学者都沉浸在方法热或理论、思潮的追踪之中。90年代，受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成绩反而大不如80年代。
新世纪以来，整个学界才有了真正的史料意识的觉醒，才真正有了向史料研究的转向，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共研文学史料的盛况，史料工作也实现了由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全面开花”。如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知识产权出版社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的重版）、《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孔范今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吴俊主编）等大型资料汇编丛书。史料学的建构也成绩斐然，如出版了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等专著。
所谓转向史料（学）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充分借鉴古典史料学或传统朴学的基本技艺。王瑶先生有言：“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⑨ 这是说传统的史料学技艺也应被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
首先，在史料的搜集、掌控上，要借鉴辑佚学和目录学技艺。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常须辑佚的技艺，但与古典文献学不同的是，现当代文学的辑佚主要针对的是“集外文”，即散佚在作家单集或全集之外的文字。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辑佚必须“先刊后书”，即先寻之于报刊，再寻之于他书。这种辑佚也表现出“发现”的曲折性，如需要通过笔名、文学广告等线索去搜辑佚文，同时需要结合考证学的方法，使辑佚免于简陋。目录学实为治学程序之首，现代文学的目录实践较之古典目录，范围应该更广，不只涉及书籍目录，更有报纸、期刊目录，图像目录等。但现代文学的目录形式则不如古典目录形式的多样性，往往有目无录。古典文献目录的功能更丰富，除了对书籍的整序之外，更涉及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知识谱系问题;现代文学文献目录更注重其情报信息功能，即倾向于对知识的控制和检索。所以，现当代文学目录实践还必须向古典文献目录传统回归，从而开拓其研究空间。其次，在史料的整理、鉴别上，要借鉴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技艺。现代文学版本的关注对象比传统版本学更广，除了书籍，还需关注报刊、电子文本等不同传媒载体。版本鉴别的聚焦点除了书刊中的正文本，还有图像、序跋、广告等副文本内容。研究的重心也从版本内容构成转向文本内容构成。校勘学则是文本细部的鉴别技艺，古籍校勘主要是复原性校勘，要求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多法并举;现代文学校勘则既有复原性校勘，更有汇异性校勘，而后者只需采用对校法和汇校法。由于现代文学校勘研究重心的转移，我们更应进行作家本人修改造成的异文的对校和汇校，甚至要关注与版本学相关的文本变异问题。再次，在史料的辨析和利用上，要借鉴辨伪学、考证学的技艺。现代文学史料中存在大量因盗印、剽窃、归属、虚构等造成的伪书和伪事，可借鉴和挪用古典文献辨伪中总结出来的“辨伪律”和辨伪法，也可以总结出适用于本学科的辨伪法，如利用作家手稿、作家自叙、文本互见等方法去辨伪。因为史料学或文献学的学科分支如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都需要考证，所以就不存在孤立的考证学，但也可以把考证学列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有独立的研究内容、规律和技艺等。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既可以吸收传统考据学的家法，更需要利用20世纪已经现代化的考证学技艺，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保障。
三、转向新史料研究
如果说“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从“非史料性”研究转向“史料（学）”研究，那么“转向新史料研究”则是史料学内部的转向，是史料研究自身的“学科突围”。这里的“新”不仅仅是史料内容的新，不仅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对陌生史料、稀见史料的利用和发掘，更意味着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拓新。如在研究对象上由传统的正文本、手稿、日记等常见史料形态拓展到副文本、拟文本、口述史料等新型史料形态;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沿用传统文献史料学技艺之外，加入田野调查、e考据等现代新型研究方法。
学术的发展往往与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宽密切相关。在近现代，史学界新史料的“四大发现”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促进了学术的大发展。傅斯年则在理论层面加以阐发：“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随着史观的变化、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概念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抱定历史不放，忽视新材料的价值，也会造成治学的局限。史家既要重视常见书和普通史料，也要注意发掘和利用新史料。”⑩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意识到了新史料的重要性，早在2009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就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很多研究者在史料研究实践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对现代文学副文本史料的研究。传统的史料研究多关注文献的正文本部分，而副文本即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性文本因素从史料角度来说可能也很重要。当我们将环绕文本周边的这些副文本因素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就能为全面呈现历史现场提供了可能。“副文本具有天然的文献学背景，所以它又可以看作现代文学重要的史料来源地。” 副文本往往极具时效性地记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以其纪实性、真实性的特征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序跋多反映作家与作家、批评家、编辑、出版人的关系，涉及到作家参与的论争等，是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尤其是文事交际关系的重要史料;广告往往会介绍作品内容、特点、装帧、修改、版本、出版机构、发行人等信息，是研究作品生产机制、传播接受的史料依据。“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史料园地，细化、深化了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除此之外，档案、作家检讨书、口述史料等也在近年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都丰富了史料来源，拓宽了史料边界。目前，仍有数目可观的作家日记、书信、录音和档案等史料未被系统整理，转向“新史料研究”的工作仍有探索的空间。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已不满足于袭用传统的文献学技艺，他们或是将旧方法赋予新含义，或是开启全新的研究视域，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投向更深广的文化背景，对作家、作品赖以产生的各种因素和历史关系做综合性分析，往往也推进了史料研究。张均从事的“本事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范例。以往的“本事研究”多见于中国传统诗学研究领域，是研究特定原发性事件被文学作品所改写、增删、挪移、重组以建构新的文本世界的过程。张均将其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选择以真实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如《暴风骤雨》《红岩》《林海雪原》等），考据其叙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探寻其最初的创作缘起和历史事实，细勘本事在进入故事的过程中经历的“凸显、隐匿和移动的叙事调整”，从而在“本事”与“故事”的异同比较中探寻叙事策略和因果机制，在“内”“外”联动、“考”“释”并举中实现文本叙事与历史语境的有效对接。这种研究当然不单纯是史料研究，但从史料学角度看，其实是开启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新领域。此外，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史料考订、程光炜的80年代文学史料的“考古式”研究等，都在史料研究取徑和方法创新上有所突破。
“新史料”转向还应面对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子史料问题。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数据库电子史料纷纷涌现，在为资料的搜集检索提供便捷的同时，也给史料研究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针对日益丰富的多样态史料，台北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于2005年率先提出“e考据”方法，在学界影响深远。他认为，随着图书出版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再加上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许已悄然来临。” 大数据使搜集资料的手段变得更加迅捷，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对“电子史料”的各种局限也应该有清醒的认知。资料的丰富、检索的便捷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速效，但史料的丰富性、芜杂性与学者精力有限性的矛盾也因此越来越凸显。可以说，如何从海量、繁杂的信息中去芜存精，如何提升研究主体精准处理、运用史料的能力，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下史料研究工作的难点。电子史料的出现，对研究者鉴别史料真伪、判断史料价值、宏观加工处理史料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传统史料研究方法现代化和学科化改造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综合、分析和批判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大数据时代下的史料新变。
概言之，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充分发掘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丰富潜质，开拓研究版图，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新时代、新挑战面前，史料研究工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材料”的发现、甄别、整理，还应扩大史料视野，开拓史学边际，尝试新的方法，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献资料的准确呈现、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四、转向实证性研究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按照以往的学术理念，史料工作往往与文学史写作联系更密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则与史料无干。然而，在“史料学转向”的趋势下，严而有据、文则求实的实证性研究诉求应该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层面，乃至作为一种“方法”带来理论创新，即实证性研究可以成为整个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向和趋归。
一直以来，文献史料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及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批评注重时效性，向来以对当下文学热点的即时追踪和敏锐、鲜活的阐发见长。尤其是80年代，批评活跃，往往热衷于凭借西方理论和方法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在扩宽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使得在此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流于空疏浮泛。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批评化”的弊端显而易见。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范和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 有感于学术失范与学风空疏，近年来，在“史料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开始反思和调整，主动向实证研究回归。解志熙是较早尝试将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化用至现代文学文本批评中的学者。他认为，如果在研究工作中“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学科的成熟。”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批评性校读法”，认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固然需要批评家及读者的创造性想象与体会，但也不能脱离语言实际去穿凿附会、望文生义，而应该在文本精读、细读上下功夫，善于倾听作家的“话里”之音和“弦外”之意，才有可能对文本的意义乃至作家的意图做出相对准确的把握和认知。故而，他主张将考据、注释等传统文献学的“校注法”引伸入现代文学批评中，在比对校勘、里外互证中达到对文本的全面解读和价值评析。这种“批评性的校读法”对现当代文学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启发：在保守的意义上，由于这种方法始终坚持对史料的高度把握和还原，注意文本语言意义的解释限度，因而“有助于预防各种主观主义批评的过度阐释以至于逞臆妄说”，弥补了空疏学风造成的游谈无根之弊;而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方法主张对文本上下文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并力图在揣摩特定文本的语言修辞策略基础上辨析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人里的分析。” 他的《考文叙事录》等著作正是这种实证性研究的具体成果。我们提出的“版本批评”，以考识作品版本本性为起始，在此基础上进入文本阐释视域，强调对文本的阐释与批评必须建立在对版本物质形态表征和内容构成特性的考察基础之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性研究的取向。此外，商金林针对文本精读提出的“以献定文” 等观点，也是强调对文本的解读要有相应的史料依据，力图矫治学术研究中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主观主义批评风气。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理论先导、以论带（代）史的风气。上个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建制之初，文学史编纂便被提上日程。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学史写作出现“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倾向，往往先预设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寻找相关的材料去支撑说明之。80年代，曾出现过一段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以论带（代）史的学术风气又有所回潮。只是这个“论”不再是当年的政治理论，而是西方文艺理论。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也多致力于在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价阐释上作“翻案文章”，忽略了对史料的钩沉考证和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梳理。而要反拨文学史著述“重论轻史”、“理念先行”之风，重视史料尤为关键。在这方面，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材料与注释》，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於可训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等都堪称典范。这些文学史著作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发掘、爬梳、整理，占有尽可能详实和准确的文学史料，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对象产生的历史语境，并在史料的甄别比照、选择中构造出用史实说话的文学史线索和秩序。其意义正如於可训所说：“希望通过复活中国史学这种古老的著述体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追求自身的科学性，构造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转向实证性研究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的整体性嬗变，是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和回归，意味着学术研究日趋稳健与沉实。但也需注意，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彻底摈弃批评或者完全搁置价值判断，“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唯有做到多维互补，方能让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体性的批评激情和客体性的学理规范之间达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均衡。
“史料学转向”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在对传统朴学方法的辩证扬弃中进行文学史料的系统发掘、整理和考辨，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夯实学科基础;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是在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新变上锐意开掘，从而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宽版图，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转向实证性的研究则是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强调考据传统和学术规范，反对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有利于反拨批评化、即兴式的空疏学风，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质。因此，“史料学转向”不仅意味着现当代文学学科已进入“自觉历史化”的成熟稳健状态，也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场意味深远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这种学术发动将带来全新的研究契机和厚实的研究成绩。
注释：
① 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史学的建立》;韩毓海：《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建设“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意义》，《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
②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的研究为例》，《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③ 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④ 程光炜：《主持人语》，《文艺爭鸣》2020年第2期。
⑤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⑥ 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⑦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⑧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⑨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⑩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张均：《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附录：《“e考据时代”的出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谢冕等：《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
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20页。
商金林：《现代文学文本精读重在以献定文》，《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於可训：《构建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编纂拾得》，《於可训文集》第4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
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马天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当代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3篇
文学是人学，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以“人”为核心要素之一的人文学科，既与时代文化相切近，更与丰富复杂的人的生活紧密联系。不同于自然科学可在复现中验证定律，人文學科则因不可复现而具有了无限可能性，这赋予了其多样化阐释的可能。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科，具有开放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因之，文学文本的阐释角度、内涵也相应地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在既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多是文学史课本提供单一的“类标准”答案，教师单方面讲授，学生思维走向定向化和同一化的模式。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有效挖掘丰厚的文本内涵面前难以为继，此外，这也极大地阻碍了文学的人文教育和审美价值教育的目标实现。这已引起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所有文学类课程授课教师的警惕和思考，教学过程的改革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置身当下的教学背景，本文将在既有的教学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对教学过程中现有的问题，结合教学实践中的“讲”“说”“论”环节及效果进行阐释。
一、问题意识的养成
面对发展变化的时代文化背景和学生群体，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首要问题在于问题意识的养成，打破传统“以教科书内容为中心”的限制，突破教科书单一化的局限和窠臼。正可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研究型教学过程的重点是：实现从单向的知识“满堂灌”，到在师生双向互动下，学生自主建构知识体系的转变；实现由教师的“知识灌输”到学生的“主动汲取”的转变。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不应只限于文学发展史中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文学思潮等文学知识的讲授，还应包含学生对文学的认识方式的传授与培养。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和授课内容中，最大限度地形成学生自己的文学认知方式，让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不只是知识的单方面灌输，而是让学生在问题意识中找寻到文本潜藏内涵中的“另一种”。在多样化的思维模式中探求多样化的文本内涵。
问题意识的养成首先在于发现问题。以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为例。现代文学起点的划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它关乎文学发展的源流，学界对此颇有争议。基于不同的划定标准，出现了多样化的结论。其中，以1917年“文学革命”为发端的观念自明观点，及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学者从文学生产方式及书写对象变迁等因素考量定为1898年的观点等为主流。对此，授课教师可充分激发学生广泛阅读各家文学史的兴趣，进而查探各类问题的由来，各家结论的依据、背后的文学评价机制及其所负载的文学观念。以此为引，在后续相关文学现象的讲授中，教师应强调对同一问题的差异化论述的关注。在此过程中学生还可发掘许多同类文学现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文学史的把握，文学史的知识传授则是以教科书内容为中心。教科书的编纂者对文本所作的考察往往只代表着多样化思维方式和文本解读中的一种，可用以审视文本但却绝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学生对教科书的内容多是不假思索的认同式接受，而这背后既有文学史知识的匮乏也有对文学史审视视角的缺乏。文学史知识的匮乏一是在于学生主体与教学内容主观互动的缺失。传统的文学史知识的传授往往是仅仅依靠老师讲授来传递，学生自身并未经历过主观体验，也没有经历过情感冲击，因而未能形成有效的记忆而在头脑中贮存下来。二是学生对文学史的把握呈现出零散化和片段化的特征。学生对不同时期文学现象的内在影响、演变和转换机制缺乏整体的把握，未能架构起连贯的文学发展框架，进而缺失了在“文学史”的宏大视野下观照具体作品的思维和能力。相应地，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和不同文本的特质便难以在自觉对比中得以呈现和把握。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承载物，但不应以“一得之见”垄断和限制其余阐释的可能。用好教科书在于以所用教科书作为参照对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涉猎多种教科书，使得具体的文学现象有纵向的历时性把握和横向的共时性比对，藉此把握特定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中的接续和新变，厘定其在文学史发展长河中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在多样化教科书的比照中清晰地掌握“史”的由来和争论焦点。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为此，只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问题的由来、发展演变历程、各种结论有一个清晰和详细的把握，才能在“史”中发现新问题，提升思辨能力。
问题意识的养成还在于解决教学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在问题导向教学中以研究型教学为主，具体而言，就是在教师的问题意识的引导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化探究为手段，为学生提供质疑、陈述、探究的机会和平台。给学生提供质疑和陈述的机会，即给学生创造上讲台陈述自己观点的机会，让学生进行专题发言。在学生的陈述中不仅可以掌握学生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从而为后续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实践提供改进的参考，还有助于促进学生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活动必须与任务或问题进行结合，以探索问题的方式来调动、引导、维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1]让学生带着问题意识进入对文学文本的思考，既有利于加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同时，学生审美体验中的发散性解读也可视作一种审美旅行和精神探微，在共鸣情绪中深化对文学的体认和记忆。在向学生传递文学观念的同时，授课教师也应将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社会现实和文化场域等文学的外部研究加以梳理和传授。通过有意识的问题导向，在启发诱导下，让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使学生在文学发展脉络的系统掌握中走向主动建构知识经验的道路。
二、逻辑思维的训练
教学目标重在培养学生的认知力，而非对特定知识的认知。相应地，教师也应注重学生对主体认知工具的锻造和打磨，让学生能够获益但不受教师知识传授的限制。逻辑思维的训练重在跳脱出“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陈规，实现研究空间的延伸，实现学生思维体系由片面、封闭、单一走向整体、开放、多维的转变和演化。
传统的教学，由于课程设置、教师个人风格的差异性，加之人文学科开放多元的学科特性，往往注重培养感性思维能力，而忽略了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接受对象已步入成年人之列，具备一定的学识储备，教学者应适时、有序地加以引导和训练，进而培养学生的理性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成为能够自主建构知识体系的自觉学习者，而非被动接受者。此外，在学生的感性思维能力之外强化理性逻辑思维能力，也是促进学生人文素养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
构建知识网络，捋清创作思路。对学生逻辑思维的训练应注重将教学内容系统化、有逻辑地加工整理，注重讲授内容的内在逻辑关联。构建知识网络并非简单地将知识罗列在一起，而是需要将学习内容以严密的逻辑体系加以组织加工。在系统性的讲授中，让学生将零散化、碎片化的文学知识体系化，构建知识网络。让学生将知识内容由感性化的认识上升到理性化的认知，并在头脑中形成连贯、系统和整体的知识体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授课教师首先应提升自身逻辑思维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展示知识的内在逻辑关联，建立完整的知识结构。在学生专题发言时强调陈述内容的逻辑性，让学生在“千锤百炼”中逐渐提升对逻辑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视，养成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一步步揭示文本线索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好地进行因果思维的推导，这就需要扎实细致的文本阅读基础。因此，要鼓励学生做细致的文本阅读，从细节中发现人物的内在心理机制和作家创作的动因，而非主观臆测。在深入浅出的条分缕析中把握文本的内在架构。具体做法可为画人物谱系图，捋清人物的内在关系，并以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串联起整个文本，让学生对作品有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把握。在作家创作思路的整体把握中把触文本创作内涵，在教师启发诱导之下，让学生在围绕文本内容自行展开推理的往复训练中完成知识建构，提升逻辑思维能力。
由点及面，纵横延伸。在学生既往的文本分析中，呈现出文学阐释视角单一化、文本内容单薄化的特征。学生往往仅限于单一视角、单篇文本的阐释，一直在单篇文本中来回论说，无法挖掘作品的特质和丰富内涵。要让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拓展，教师还要注重知识传授过程中由点及面的发散性思维的养成。“特色”之呈现正在于“特”字，文本的特殊性须得在对比中方能显现。故而，在文学作品的具体讲授过程中，教师应注重相近文学形象、文学技巧、文学传统的对照式讲解。在两个甚至多个文本的对照中，凸显不同文本、不同作家的创作特色。以沈从文和汪曾祺二人文学观念、艺术风格的辨析为例。二者虽在文学创作中有许多相近相通之处，但在具体创作中却存在多种差异。要明确沈从文、汪曾祺文学观念文学特色的差异，可从“文学是人学”的基本观念和文学的外部研究这些文学研究原理着手，探析不同文化背景、人生经历、趣味秉性的人所具有的独特审美特征，进而探析差异化的艺术追求。尤其是个人文化精神和趣味秉性的差异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审美追求的歧异。沈从文的《边城》《龙朱》《八骏图》流于笔端的是浓得散不开的狂放情感和生命活力，散发着民间野性的躁动气息。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蕴藏其间的则是恬淡静谧的人情人性之幽微。文本氛围的“动”与“静”所表征的审美文化追求可以带给学生全面而深刻的体会，在差异化的比对中加深学生对文本特质的理解和把握。
在横向序列的互文性阅读之外，还需要加之以文学史纵向的梳理和延伸。文学作品的创作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在文学作品的讲授中，不可“就文本谈文本”，须将文本置于文学史的源流中进行追本溯源式探究。将之与文学传统连接起来，以更好地界定该文本的文学史地位和意义，厘清文本对文学传统的衍继与新变特质。例如，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分别形成了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代表的启蒙理性下的批判传统与抒情传统两脉。要想将二者的整体风貌和差异完整呈现，须得对其背后文化传统的承接作细致爬梳。抒情传统和批判传统都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找到共通的文化追求——家园意识，而在当代文学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产生了新变。莫言、余华对批判传统的承继，贾平凹、迟子建对抒情传统的接续都显现出文学传统的内在影响机制。在拓展学生对文学文本的觀照视野的同时，可让学生在常态化的专题发言中尝试运用相同的方式去加以分析。在循环往复的练习中化用成学生日常性的文本分析方式，在学以致用中，更为扎实地掌握系统化逻辑分析的技巧和思维方式。
三、“一”到“多”的转变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虽以具体的内容为基础对象，以教师讲授为主导，但并不意味着教学过程不需要学生的参与。相反，教学过程的改革应积极实现课堂讲授、课外研究、考核方式三者由“一”到“多”的转变。突破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核心”的教学实践范式，实现教学主体和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延伸。
课堂讲授的“一”到“多”。教学过程既包括传授者也包括接受者。在传统的教学实践中，往往是“以教师讲授为核心”，单方面强调教师的教学“授业”能力，使得课堂成为了单方面的知识传输过程。学生并未融入到教学实践过程中来，课堂参与度和体验感较低。针对这一现状，为了实现传授者和接受者的双向互动，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吸收度，有必要实现接受者和传授者的身份转换，实现课堂上学生的“说”与“论”环节的常态化。具体过程如下：教师提前布置好阅读篇目，在规定时间（一般为一周）内阅读完并指定学生就特定篇目进行讲授。在上台讲授的前期准备中，允许学生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和调动各种资源广泛地收集资料、查阅文献，最后汇成多媒体课件在规定时间内做系统、专题发言。在前期资料收集中，首先，学生可以接触和了解学界对该文学文本的研究现状，有利于拓展学生的学术研究视野。在多样化的理论和视角的接触中拓展自身的学术视野，利于实现对文学文本全方位、多角度的把握，进而发现可供进一步研究的角度。其次，学生主体本身也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知识背景，对文本理解也会呈现出差异化的阐释，进而实现文本内涵的充分挖掘。最后，学生在资料收集中必然接触到各种文献资料，这对于学生如何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术论文的撰写规范等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讲授者和接受者身份的转变，是重视、提高学生课堂主体的具体表现，有助于教师更好地获得教学效果的反馈，以便及时调整、更新自身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实现“以教师教授为中心”到课堂上“讲”“说”“论”相结合的转变，有利于实现教学相长，在激发学生课堂参与兴趣、提升综合素质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研究问题的能力。
课外研究方式的“一”到“多”。传统的知识传授仅限于课堂时间，要实现研究型教学过程的实践转换，有必要打破这种单一化的教学方式。就教学时间而言，可以组建课后学习小组。在现代文学中，晚清文学至当代文学形成了多股思潮。学生可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启蒙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启蒙主义思潮”等思潮为核心，划分成多个学习小组进行资料收集，就不同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文学流派、文学观念、代表人物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察。对此类文学现象进行类别化的研究整理，并推选代表进行专题报告。在主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成为知识建构的学习主体而非被动灌输的学习客体。再者是组织团队进行经典话剧的改编与表演、组织课后读书会等。文学创作多是源于作家真挚的生命体验，让同学们进行如《雷雨》《茶馆》等经典剧目的表演有助于其倾注自己的情感体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经此过程不仅有利于加强对所收集资料的消化和思考，还有利于实现文学知识的接收和文学创作的贯通。这种系统性、趣味性的活动形式在增强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兴趣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学生文学创作经验的现实性转化，在具体实践中提升综合能力。将课堂学习时间加以延伸，使学生通过阅读研究文章，参与到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既是对学生学术思维的初步引导，也有利于创造性思维和学术品格的养成。
考核方式的“一”到“多”。既往的课程考核内容多是由日常考勤、日常作业和闭卷考试三部分组成，成绩考核评定呈现出单一化和片面化的特征。教学效果不只在于既定教学内容的掌握，还在于学生对文学作品鉴赏方式运用的检验。在传统的教学实践中，读书笔记和课程小论文成为老师对学生文本阅读情况把握、日常成绩评定的普遍方式。但在读书笔记和课程论文的审阅中，我们发现，学生多是“摘抄式阅读”，对文本的阅读也多是浅涉其表，未能养成文本细读的习惯。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充分激发学生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兴趣，也要促进学生对文本阅读的切实把握和阅读，培养学生对文本细节的把握和分析，实现学生深入阅读且有所得的阅读习惯的引导和培养。在教学过程的改革实践中，要将重点转移到教学参与度和接受度的考核上。要强化课堂讨论的参与度，学生在就具体篇目陈述完后，应要求学生参与到点评的环节中来，并限定时间就具有较大争议性的话题展开讨论，实现知识的碰撞，在交流中扩充文本阐释内涵，进而丰富学生的阐释视角，提升认知能力和文本细读能力，激发学生整体的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文基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侧重于“讲”“说”“论”等教学实践环节的把握，意在探索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改革。在问题意识的牵引中激发学生课堂参与度、体验感，进而走向主体知识的建构。在逻辑思维的训练中，延伸研究空间，锻造具有学生自身特性的认知工具，提升学生认知力。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一”到“多”的转变，以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这些教学实践环节的理解和教学模式的思考，对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意义。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研究型教学模式研究”（编号：JXJG-17-2-2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矫媛媛、侯臣平、潘小刚：《问题导向法在本科生选修课教学中的应用》，《教法研究》，2019年第12期，第180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当代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网络文学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出现很多质疑的声音，而在大量的质疑与争议声音中，网络文学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得蓬勃发展。当代文学作品虽输出了高质量的内容，但却无法满足当下部分年轻人的需求与认知，而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若想真正获得良好的发展，我们就要探究两者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密切关联性，能够看得到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创新发展发挥的引领与促进作用。
关键词：网络文学;当代文学;发展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21.34.001
网络文学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当代文学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关于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考，相关人员需看到二者具备的优势与不足。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应在合理的范围与尺度上，积极融入网络文学元素。网络文学获得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需利用现代化思维、包容开放的心态审视与分析当代文学的发展。在强调保证高质量输出内容时，应积极丰富文学创作主题、写作手法、服务范畴等。正视网络文学兴起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冲击与影响，将二者的精髓与优势进行科学融合，使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都能获得健康、创新性、持续性的发展。即网络文学质量不断获得提升，当代文学创作的主题更加多元化，为大众提供更加丰富的阅读服务。
一、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当代文学发展的相互关系
（一）当代文学创作融入网络文学元素
关于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考，相关人员需对二者的特征与关联性进行全面分析。网络文学具有明显开放性、多元性、灵活性与不稳定性，受众大多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当代网络文学有着鲜明的主题性、时代性与教育性，更易于受到具有独立精神与文学素养人的喜爱。当然，当代网络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会将网络元素与现实社会进行科学融合。
当代文学创作者融入一定网络文学元素后，既可丰富创作手段与思路，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传播渠道。当然，当代文学进行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在积极融入新元素、新理念、新思想的过程中，需保证内容的质感、观点的独特。在寻求满足大众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需展现创作者的独特思路与语言风格，避免出现大量同质化的文学文本。
（二）网络文学引领当代文学走向更加开放与多元的形态
文学发展的助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动人心魄的文笔与文学内涵，二是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与活跃的市场活力。当代文学的发展，既要依靠优质内容的持续产出，还需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与喜爱。互联网时代下，网络文学获得蓬勃发展，在满足年轻人阅读需求的同时，给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而文坛的创新与改革，需在文学创作的主题、艺术表达方式、市场运作等方面做出正确的思考，当代文学应改变传统单一的创作主题，应对社会基层大众的生活、新年轻一代的意识形态、多元社会现状等给予高度的关注，即应不受风格、题材的影响自由化地创作，并发挥网络文学商业运作的优势与作用。基于网络文学，引领当代文学走向更加开放、多元的形态。无论是当代文学的创作，还是基于网络文学的个性化表达，都应在文坛形成开放、包容之象，即允许通俗化网络文学的存在，并从中汲取精华合理地应用到文学创作中，从而促使当代文学的发展获得更多可能性。
除此之外，网络文学的发展平台与运作模式，应为当代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与新方向。通过现代信息传播工具的科学化应用，大力提高当代文学作品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借鉴网络文学的商业运作手段，引领当代文学形成更加多元与开放的发展形态。
（三）当代文学的时尚性与亲民性特征突显
网络文学传播的即时性与便捷性，使作者与读者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网络文学创作者可根据大众的观点与反馈，对文本内容进行更改，或迎合更多阅读者的需求，对网络作品的结局进行更改。相较而言，当代文学与受众的思想交流与沟通展现出一定的闭塞性。即作者需将已创作好的成品呈现给大众，而人们最终阅读的内容完全是作者情感与观点的表达。人们既可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也可从中获得思想的启发，只是双方交流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可换种思路对内容进行生产与传播。通过借鉴网络文学的发展经验，赋予当代文学一定的时尚性与亲民性。如依托网络平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连载，并根据大众的反馈与时代旋律，对相关内容进行合理的优化。
同时，网络文学创作者需借鉴当代文学创作的经验与原则，把握好写作的质量关。在强调网络阅读量与讨论度的同时，需向当代文学创作的艺术高度看齐。而当代文学的创作，应展现出一定的开放型与灵活性，可融入多种思路与主题。即创作者需对当下年轻人关注的话题进行全面了解，并从文学观点出发进行深度性的讨论与阐述。由此，基于眼下有创作价值的话题，形成系统性的创作主题进行写作。真正展现出当代文学的时尚性与亲民性特征，令其更具有生命力与活力的健康发展。
二、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发展所发挥的促进作用
（一）网络文学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新思路
网络文学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文学的话语系统。生活在基层的创作者，将不同的生命体验与民间智慧表达得活灵活现。网络语言、网络段子成为文学创作者写作的灵感与主题，并基于幽默、诙谐的语言进行观点表达。很多网络文学创作者不过度依赖生活观察与经验积累进行写作，而是充分發挥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例如，被很多年轻人追捧与喜爱的玄幻网络小说，为人们架构了虚拟、玄幻、完全脱离现实的世界。从某种角度来说，网络文学的发展为文坛创作提供了新思路与丰富经验。而当代文学若想获得更多发展的可能性，需在创作的主题与表达方式上进行更多的思考。不完全依赖生活经验的积累进行创作，可通过融入现代化的元素实现大胆的创新与文学变革。想象力作为文学创作的新思路与新方式，不仅可拓展文学创作的范畴，还可极大满足新新人类的个性化需求。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应相互借鉴、互相影响，助力我国文学领域健康、多样化的发展。
（二）网络文学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文学体制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每个个体都可成为传播信息与知识的媒介。作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媒体人，可在网络平台发表文学内容。越来越多的年轻文学创作者加入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中。成长在新时代下的自媒体人，他们不受主题、题材的限制进行创作，其更多是为了表达独特的观点或情感进行创作。
例如，目前网络文学中大量人文作品的盛行，标志着大众已形成新的审美与阅读需求。而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各种质疑与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某种角度来说，当代文学的创作内容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基于时代旋律与主题所创作出的作品，无法满足更多人的个性化需求。人类个体作为传播知识与文化的载体，当代文学需合理化迎合当下人们的审美与认知。若想保证当代文学获得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就必须保证其具备一定的市场活力。需积极融入网络文化，并借鉴网络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特色与优势，逐渐从僵化的文学体制转化为多元体制。
（三）当代文学创作与发展方向逐渐趋向通俗化
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人们的生活与情感表达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对接。在传统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创作者更趋向于外部写作动机，即所创作的内容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具有紧密的关系。而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进行不断的融合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文学领域的创作主题变得更加严肃与主流化。
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依托网络平台发布作品时，逐渐形成新的文学创作机制。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为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注入新的元素。而某种角度来说，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较量与争论。而无论是当代文学中大家对通俗化网络文学的借鉴与批判，都使得网络文学的发展更加主流化。从目前网络文学被大量翻拍成影视剧上就可看出，大众审美的走向与标准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现代社会，人们更易于被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语言所吸引，并在天马行空的文学内容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而當代文学创作与发展，既要展现创作者本身的写作意图与目标，还需进行深刻的时代思考。无论是具有创新想法的年轻人进入到当代文学创作中，还是老一辈人的包容与开放，都促使当代文学创作形成了新的模式与方式。在创作内容与语言风格上更加通俗化与大众化，并利用独具风格的语言与观点展现作者的文学创作风格。文学艺术作品的呈现与内涵的表达，与当下大众讨论的热点与时代问题有了更密切的关系。
三、结语
总之，当代文学不断融入网络文学元素的过程中，促使其走向更加开放与多元的形态。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持续保持优质内容的输出，还需积极借鉴网络文学发展的模式，对创作主题进行拓展与丰富。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的优势与作用，科学拓展当代文学推广与宣传的渠道。确保时下更年轻群体积极关注到当代文学的发展领域，使他们成为优质文学作品的受众。此外，网络文学应借鉴当代文学艺术的表达方式，不断提高输出内容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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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聂先泽.新时代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J].北方文学，2018（20）.
[3]申田.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J].青年文学家，2018（8）.
[4]贾茹莲.刍议当代文学发展桎梏与批判性思考[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电子版），2018（1）.
[5]钱昆.略论网络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J].求知导刊，2014（10）.
作者简介：张小俊（1978.12— ），女，汉族，山西晋中人，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 薛晓静]
当代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鲁迅的小说在具体形象的创造中，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为我们当代文学树立了杰出的榜样。本文分析了鲁迅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 小说 当代文学 影响
中职学生爱看文学作品，而对于鲁迅的作品，大多数学生不能理解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中职教师应该巧妙地加以引导，向学生介绍鲁迅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鲁迅及其作品。
一、贴近底层群众
从现代小说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到《孔乙己》《药》《故乡》《长明灯》《伤逝》《离婚》等，在鲁迅的现代小说中，无论是农民、妇女还是知识分子，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物。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小说塑造的狂人形象，其象征意义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封建社会的叛逆者，是一个清醒的启蒙主义者的形象。这篇小说的构思与艺术手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象征主义和意识流手法的典型。它的象征暗示的陈述，狂人梦幻的思绪、浮想，颠三倒四混乱不堪的语言，精神的忧虑，既是“迫害狂”患者的真实的一面，又体现了作者于混乱的整体秩序中的精心细致的筹划。
我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受到了影响，特点之一就是作品的主人公从英雄变为了普通人。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文学冲破了各种禁区与束缚，由政治型转向社会型。作家获得了独立地位，文学创作获得了自由，由于多视角多层次地观察社会，发现了无限丰富多彩的生活元素所构成的动态变化的生活潮流，所以，使文学的表现扩大了。相继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大墙文学、改革文学、伦理文学等，一个个新的文学浪潮滚滚而来。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高大无缺陷的神了，而是冲破阶级斗争框架的普通小人物了。这些人物真正反映出了人们之间的现实关系，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格，写出了人物的命运。新时期小说的人物趋于性格因素的多重结构，十分复杂和丰富，可以说回归了鲁迅小说的视角。
二、正确对待文学遗产的继承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指出，继承中外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也就是要以沉着勇敢、有辨别、不自私的态度，先占有，再挑选，也就是“弃去蹄毛，留其精粹”。而鲁迅本人就是继承中外文学遗产的典范。
择取中国遗产中的精粹，融进外国遗产的新机，将使我们的文学创作更加丰富多彩。我国当代文学中较有成就的作家，多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鲁迅的创作思想。例如王蒙就是一例，他前期的创作主要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到来，他开始向西方学习。但他本着鲁迅“拿来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并没有像欧阳子、王文兴那样生吞活剥，而是吸取了现代派文学中多角度打破时空界限的叙述方法和意识流的表现技巧，使作品方法虽新但不失民族特色。他的《春之声》《蝴蝶》等小说是融中西文化于一炉的代表作品。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些青年先锋小说作家，如洪峰、马原等，他们多吸取西方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使自己的创作更前卫些，但也未失去民族本色。因为他们以本民族立场、思想观点，写本民族的生活，必然要反映本民族的风俗。他们大胆继承外国文学遗产，用创作丰富了我们当代文学园地。这些都是与鲁迅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
三、坚持对人性进行探索
当代作家中，在表现小人物命运的创作中，如鲁迅那样不媚俗，不虚夸，坚持对人性进行真诚探索的人也确实不少。
鲁迅不仅对大陆现当代作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台湾现当代作家也有一定的影响。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就是在鲁迅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在小学六年级时，在一本不知从哪里得到的破旧的书中，读到了《阿Q正传》，这部小说集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也知道了中国的贫困、愚昧、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鲁迅在《破恶生论》中说：“救国之道，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思想一直活在现当代文学中，是现当代文学之魂。通过学习鲁迅小说，可以增加学生对现当代文化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学生学好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辽宁省本溪市机电工程学校）
当代文学教学论文范文第6篇
【提 要】本文以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为主要方法，定量研究了留学生的阅读重点和阅读偏好，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课教材篇目选择问题以及课堂教学中多媒体使用情况，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现当代文学 教材选编 多媒体教学
一、引言
1. 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教材问题
目前国内对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学作品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仅有的这些研究也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方面，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是少之又少。当下，对外汉语教材还存在很多漏洞，如：教材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系统性等。
这是所有对外汉语教材的通病，当然也包括现当代文学教材。在编教材的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因教学的侧重点不同，对篇目的选择也不同。有的是基于自己的教学实践得出的结论，有的是通过研究分析已有教材提出自己的建议。然而，学习者对这些篇目的具体感受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在学习时有什么样的偏好和需求呢？在这方面，很少有学者涉及。因此，我们认为，研究者应该深入学生中去，了解他们学习的兴趣点和难点，从而编出一套更符合学生实际情况、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现当代文学教材。
2. 多媒体教学
媒体技术的出现使现代教育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往往可以使教学事半功倍。 基于现当代文学的特点和对外汉语教学中多媒体的使用情况，我们认为，在文学课上，更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结合已被翻拍的影视作品和由诗歌改编的歌曲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受试为南京师范大学的30名留学生，他们都是汉语高级班的学生，学习汉语的平均时间约为3年。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12个不同国家，都上了一些课时的现当代文学课，有一定的中国文学素养。
2. 研究方法
我们在本次研究中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前期先对该班现当代文学课进行调研，了解老师的教材使用情况和上课模式，然后设计调查问卷。为了保证受试者能够理解問卷，我们将问题和选项翻译为英文，并请英语母语者校读，以确保语义表达正确、没有歧义。在做问卷前，给学生发放礼物，以确保学生更加用心填写。
三、结果和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收回了23份有效问卷，将每一位同学的每一道题的选项输入电脑，并使用excel进行统计，经过整合与分析后，我们得到了以下的结果。
1. 留学生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首先，我们让留学生列举了他们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来的印象深刻的作品，并从中选出他们认为最难理解的作品。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留学生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中，有12篇为现代作品，6篇为当代作品；其中，长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5篇，散文3篇，中篇小说2篇，小说集1部，散文集1部。
关与留学生为什么对这些作品印象比较深刻，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刚学过或是刚读过不久（如《兄弟》），有的是因为文本本身的特点，有的是因为留学生个人的个人偏好（以上两点我们会在后文讨论），还有一部分印象深刻是因为比较难理解，如下表所示：
对比表1和表2可以发现，鲁迅的作品是留学生印象最深刻的作品，也是被认为最难理解的作品。诚然，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作品也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但是鲁迅作品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且语言有时也和现代汉语有些疏离，导致留学生理解的困难。
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不同的学生由于关注的重点不同学到的东西也不同。
例3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他们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最大的收获是“扩大了词汇量”（56.52%）和“学会了新的表达”（52.17%）。从中可以看出，语言不仅是文学阅读的基础，也是留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当然，现当代文学作品所能提供的还不止这些。不少高水平的留学生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一些反映当代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的文学作品，更能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行为逻辑与思维方式。
2. 留学生的阅读偏好
为了了解留学生的阅读偏好，我们让他们根据第一问（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写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并说明原因，得到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此问为主观题，23个受访者仅留下了7个答案。可见，除个别高水平留学生外，大多数人真正喜爱的现当代文学篇目有限。再通过对仅有的几个答案进行分析，不难发现：
一方面，虽然语言是留学生关注的重点（如表3所示），但是极少有人会因为某一篇作品“语言简单”而喜欢它。在所有受访者中，朱自清的《背影》提及率最高（在调查中，朱自清的《背影》是唯一被重复提及的作品），最受留学生的欢迎。通过进一步追问可以发现，《背影》深受留学生们的喜爱，有其独特原因：篇幅短小，陌生词汇少，使之简单易读；在内容方面，父爱主题具有跨越国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共鸣。因此，兼具高可读性和高共鸣性的《背影》成为留学生们的最爱。
另外一方面，虽然很少会有人因为某一篇作品“简单易读”而喜欢它，但是却有大量的受访者会因为某一篇作品“难读”“读不懂”而不喜欢它。兴趣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具有语言障碍的作品留学生根本无法理解、甚至可能伤害学习兴趣，便也不可能出现在答案之中了。
为了更加具体地研究留学生对于某个作者的喜爱程度，我们综合考察了当下流行的教材和各大作家排行榜，选出11位主要作家，使用五度量表法，1到5分别表示“非常不喜欢“到“非常喜欢“。当然，其中也包括“不认识”的选项。
在喜爱程度上，我们借用了“豆瓣电影top100”的排名计算方法，将每一个作家获得的票数、相应得票分数、每一张得票的投票者质量（按照投票者所标记的作家认识数量作为考核标准——该投票者认识的作家数量越多，这一票的质量就越高，在最后呈现的作家综合评分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三项内容进行综合计算，得出以上结果：表5显示，曹禺、沈从文、毕淑敏、龙应台的作品相较于鲁迅、莫言更具有“易读性”，其中的爱情、父爱、母爱、自然之爱也具有跨越国界的高度“共鸣性”，受欢迎程度可能因此较高。而鲁迅、莫言、张爱玲的作品存在大量语言阅读障碍，带有中国特色的批判性思想内容也最难，这也可能是导致不喜欢鲁迅、张爱玲、莫言的得分低的主要原因。然而具体到对于莫言、鲁迅两者的评价上来，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对于莫言，大家普遍呈现出“不喜欢”；然而对于鲁迅，评论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喜欢的非常喜欢，给分相当可观；然而不喜欢的也不在少数，给分较低。
3. 课堂教学与多媒体使用
教材只有和课堂教学相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我们针对教师的授课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表6显示，教师的授课方式还略为单一，以课本讲解为主，穿插拓展材料和小组讨论。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比较低，只有不到一半（48%）的同学认为老师经常使用多媒体进行课堂教学。可见，教师的多媒体教学并没有给大部分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价值和作用。
当被问及“希望老师在课堂上增加什么比例的教学内容”时（多选题），60%的同学选择了“文化知识介绍”一项，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留学生学习现当代文学的诉求与中国学生是相似的，他们希望获得的不仅仅是语言作为工具的属性，还希望能够了解这种语言背后蕴含的文化，透过文化去感受一个时代的特色。有43%的留学生希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增加对字词的解释。因此教师可以结合克拉申的“i+1”公式，在对班级学生的中文水平和学习需求做一个大致了解后，有针对性的选择教材和教学内容。对于中文水平较高、希望了解更多当下中国文化的学生，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更与时俱进的作品，对中文水平还有待加强的学生则可以考虑选择语言更直白晓畅的文本，而不必只一味追求大家之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探讨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材选编情况和课堂教学中多媒体的使用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留学生阅读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语言词汇方面，一些高水平的留学生关注深层文化意蕴；留学生偏好简单易读的作品，尤其喜爱具有跨国界情感意蕴的作品；留学生获得的课外资源有限，教師在课堂上没能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根据以上结果，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 在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初级阶段，教材选择上更应偏重具有“可读性”（语言障碍少）和“共鸣性”（思想内容具有普世性）的作品，旨在打好、巩固语言基础，保护留学生的情感，引发学习兴趣，为下一进阶阶段做好准备。
2.教师应加强引导，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水平，分层次教学。对于高水平学生，教师应注重增加作品的“文化内涵”，篇目选择与课堂教学在保证学生理解的基础上，适当增添有一定深度、难度的作品，增加作品文化内容的“中国特色”，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3.教师应善于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尤其是视频和音乐。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搜集了由中国现当代诗歌改变的乐曲（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并使用会声会影整合诗人的文字介绍、诗歌改编的民谣歌曲、诗中出现的意象图片、演唱视频，制作出一个适合对外汉语教学的音乐视频，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实际自己制作视频，充分调动学生感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信地址：210008 江苏省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